据外电报道，被捕者称，他们帮奥纳桑逃跑是因为相信他的奋斗目标。

法新社十五日报道，这个民间代表团将于本周末访喀布尔，同苏联及纳吉布拉政府讨论阿富汗冲突问题。

安理会十五日就敦促以色列停止驱逐巴勒斯坦反以分子一案举行表决，十四票赞成，但遭到美国否决。

河内电台宣布，罗马尼亚总统将于十七日抵越访问。观察家认为，他此行目的是帮助调解柬埔寨冲突。

美联社报道，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阿里亚斯总统十五日说，巴拿马应该举行新总统选举，美国军事干预巴拿马是错误的。

美国海关官员十五日宣布：经过两年侦查，警方破获一个代号为「竹龙」的华人武器毒品走私集团，共有二十人被擒。该集团试图向利比亚出售一千支步枪和从香港走私四十五公斤海洛因。

法国报纸十四日说，经过三年谈判，欧洲与美国的航天局已就欧洲参与美国航天空间站的设计、开发和利用达成原则协议，根据协议，欧洲的航天器可使用美国的空间站。

这是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发表的报告透露的，这表明美国防部重视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

【美联社北京４月１５日电】菲律宾的一位发言人说，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今天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了“友好和坦率”的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当用和平手段解决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争端。    据阿基诺夫人的发言人贝尼尼奥说， 李鹏和阿基诺夫人今天早些时候会见的杨尚昆主席还说，他们将采取措施来减少中菲贸易中中国方面的顺差。    阿基诺夫人是昨天到达中国进行３天的访问的，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受到鸣礼炮２１响的正式欢迎。    她同一周前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会谈了大约２０分钟，然后同李鹏举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    他说，阿基诺夫人多次接到他在马尼拉的助手们通过机动“热线”电话系统打来的电话，都是报告菲律宾首都局势平静的。    贝尼尼奥说，阿基诺夫人“表示希望在不诉诸武力和不单方面采取可能会扰乱这一地区局势的行动的情况下解决斯普拉特利群岛问题”。李鹏“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并乐观地表示这个问题不会扰乱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他说，李鹏答应中国将不支援菲律宾共产党。菲共１０年来一直在进行叛乱活动。    阿基诺夫人重申了她的政府的立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近几个月来，中国对菲律宾政府曾几次称国民党政府为中华民国感到不快。    李鹏宣布，考虑到菲律宾发生了干旱，中国将向菲律宾赠送１万吨大米。

【南斯拉夫《政治报》４月２日文章】题：不同的改革，相同的官僚主义（作者德·兰契奇）    中国宣布要从中央国家机构精简一万人，就是说，每５人中就有一人要离开自己的行政机构。苏联计划在１９９０年以前将各部委的就业人数减少５０％，让多余的官员去从事生产。波兰把在国家机构工作的官员减少了１／３（约４０００人）。保加利亚决定把减少机关人员作为在所有社会部门下放权力的第一个条件。匈牙利在去年年底改组了政府并减少了部委的数量。    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条件各不相同，但是官僚主义的危险却处处相同。戈尔巴乔夫不久前讲过：“‘如果官僚主义再次出来阻止业已开始的改革，对国家将是一次破坏。”    对中国领袖邓小平来说，官僚主义是一种笼罩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瘟疫。它表现为滥用职权，墨守成规，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文山会海，专制主义，腐败堕落等等。    所有视官僚主义为改革的障碍的人都认为，对于精简国家机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尽管实行改革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精简国家机构的情况不同，但是它们都把这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首先是党的职权和国家的职权分开，然后是注意提高国家行政机构本身的效率。还有的国家致力于缩小政府机构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权限，同时提高企业的自主权。中国最近正实行这种作法，而南斯拉夫早在５０年代就这样做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进程：精简、调离和解聘多余的人员。这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已习惯了特权和社会保护的官僚主义自我取缔。多余的官员离开了政府办公室，但是却转而进入了各种代理机构，很少有人到经济部门去，到劳动介绍所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样，精简人员的计划从形式上是能得以实现的，尽管不能保证行政机构将因此而提高效率。    在进行改革的大多数国家里，人们越来越明确认识到，真正的非官僚主义化过程一定要涉及到执政党自己。这种认识通过努力降低党在生产中的作用而体现出来。匈牙利的理论家们指出，党如果给自己背上了过重的包袱，就无暇顾及自己的基本作用——指导社会，从而不必要地为所有的过错而受到指责。还有人干脆预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党本身的改革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塔斯社莫斯科４月１５日电】《苏维埃俄罗斯报》完全同意４月５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对它的批评。这篇文章谴责了尼娜    ·安德烈耶娃写的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真理报》称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是反对改革者的宣言书。    《苏维埃俄罗斯报》今天承认，在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责任心和慎重态度，没有认识到这封信会使人们偏离社会在民主和公开性基础上的革命变革”。    编辑部强调指出，它将在该报上努力“积极宣传改革的、革新的、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的思想”。    与此同时，该报提醒人们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好象因为承认了公正的和原则性的批评，该报今后就会放弃发表论战性的文章。编辑部文章说：“同读者进行直接的和坦率的对话，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报的基本风格。”    《苏维埃俄罗斯报》今天在“党走在改革的最前列”的总标题下刊登了一版读者反应。这些给编辑部来信的人一致积极支持《真理报》的立场，积极支持国家和社会正在进行的改革。    （注：论战详情见今日第四版）

【法新社莫斯科４月１５日电】苏联新闻界今天以低调报道了１４日在日内瓦签署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协议的消息，这显然表明苏联官方不愿意把这项协议说成是胜利。    自苏联军队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进入阿富汗以来，苏联外交部官员第一次透露了阿富汗在这场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情况。    《莫斯科真理报》援引这位官员的话说，阿富汗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大约６００亿阿富汗尼（约１１０亿美元）。苏联今天上午只有两家日报就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发表了评论，但它们的语气相当谨慎。    塔斯社也以低调报道了这些协议，不过，它说，签署这些协议是防止地区冲突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中央社马尼拉四月十五日电】“自由报”今天报道说，太平洋美军总司令赫斯说，万一菲律宾决定美军基地租用协定于一九九一年届满之后不再续约，则台湾将是美军基地的选择之一。    美国驻菲大使馆发言人胡谢尔不愿就赫斯此番谈话发表评论。他说，大使馆目前无法证实其真实性。    该报报道说，这是美国高级军事官员首次提到台湾。    报道说，檀香山《广知报》进一步引据赫斯的话说：“尽管我与中华民国方面并无官方接触，但是。只要撇开政治问题，则无疑的，台湾的战略位置将对我们有利。”

【本报东京４月１５日电】日本《东京新闻》、《读卖新闻》等大报今天就阿富汗问题分别发表社论和述评，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东京新闻》社论：和平还很遥远    美苏对立的因素之一——阿富汗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但是，目前来说，这一协定对阿富汗还只是一纸空文。对协定的签署我们还不能过分高兴。    从阿富汗的角度来看，对未来能抱乐观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因为阿富汗的反政府力量拒绝接受和平协议，准备要为打倒纳吉布拉政权而继续战斗。还应该指出，纳吉布拉政权同反政府游击队的战斗，还有游击队内的对立抗争无休无止，有可能形成如同黎巴嫩一样的局面，即各派力量割据一方，相互争斗而不可收拾。《读卖新闻》社论恢复和平后的东西方关系    苏联长达８年多的武装介入以及众多生命因之而牺牲的状态终于可以结束了。多达５００万的难民也将有可能重返家园，这是值得欢迎的。    美国协助苏联解决苏联挑起的事件，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首次，具有划时代意义。    去年，美苏之间达成了销毁中程核武器的协议。现在，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这使东西方关系冷却的主要因素确实已经排除。朝日新闻》《社论：能实现和平吗？    因正式决定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东西两阵营之间的融洽关系大概会向前发展了，可以肯定，这不仅对美苏之间的裁军谈判，而且对解决两国潜藏在背后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纠纷也带来了解决的势头。    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对已经牺牲了１００多万人的阿富汗国民来说，协定并不意味着战斗的结束，相反，甚至有人估计，战斗将会激烈起来。    在西方国家，多数人认为游击队方面力量更强，纳吉布拉政权的寿命还有半年到１年。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协定中提到的大约５００万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是很难实现的。《产经新闻》述评：扩张主义仍未改变    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决断确实是有“历史性的”意义，似乎值得称道。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苏联结束了扩张主义，转变为“和平主义”，那就过分天真了。需要清楚地看到，克里姆林宫是在充分地计算过“撤军得到的好处”之后，才下决心做出这一历史性的决断。在签署中导条约之后，又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因此，从西方向东方刮去的风，升高了温度，苏联经济改革所必须的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流向苏联会更顺利了。因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除掉了一个改善对华关系的障碍，从而会使中苏关系的改善前进一步。

【香港《南华早报》４月１２日文章】上月底，即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头几天，知识分子发泄了一些不满情绪。人们对此感到惊讶，其实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以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班子本应当预料到这一点。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失望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大体上一直是深受敬重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于１９２１年由１２名通晓马克思教导的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的。但是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同农民和无产阶级相比受到低下的待遇，这是令人痛心的。    邓小平实行改革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境况，农民先朝致富的目标“跃进”了一步，接着是那些经商和从事工业的人。    老百姓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以满足提高生活水平的越来越高的要求，抵消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国家根据其改革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之后，许多农民发了财。然而，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工资却大体上没有变。    但是，政府官员可以享受大房子、佣人、汽车等额外的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员以及一些低级别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却远远没有别人多。    改革政策带来的好处显然没有惠及知识分子。    给大学和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的拨款依然很少。实际上，党和国家答应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这一代人的境况，这只是许下空愿而已。教育经费依然太少。    中国正在争取到下个世纪中叶进入发达国家的前列。这个目标固然可嘉，可是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现在采取的措施却表示怀疑。    中国领导人不能继续无视知识分子的呼吁了，因为没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贡献，很难想象怎样能使改革继续下去。

新西兰海外贸易部长说，去年新与中国贸易额达二点八五亿美元，其中新对华出口二点一亿美元，中国成为其第五大海外市场。

泰国贸易部门报告说，今年第一季度大米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为七十七万八千多吨，但收入却比去年有所增加。

南斯拉夫城市萨格勒布将接受法、英、美、意及东欧等一些国家在该市举办食品加工、建筑、消费品、旅游等八次博览会。

美农业部高级官员说，有可能在十天内决定向印出售一百二十万吨补贴价格小麦。

路透社报道，华尔街股市十五日下降一○一点，东京下降二一七点八点，香港恒生指数下降九十三点，伦敦下降二十四点一点。

路透社报道，欧洲共同市场一个七人代表团为此近日到东京与日本运输省官员会晤。

【美联社北京４月１０日电】俄亥俄州州长理查德·西莱斯特说，俄亥俄州和湖北省的官员今天签署了一项有８点内容的科技协议，这是美国州政府和一个外国政府首次签署的这类协议中的一个。    西莱斯特说，这项协议将使湖北有能力“为自己开辟进入领导地位的真正机会”。他说，这项协议给同外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各州开辟了新的领域。西莱斯特现在在对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

【《纽约时报》４月１日文章】题：使美国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些建议（记者伦纳德·西尔克）    美国是在失去它作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的国家的地位吗？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下去呢？    为解答这些问题，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得出的重要结论有：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如果不进一步改善贸易和提高生产率，它的相对地位“到２０００年将继续下降”。    ——美国工业在技术革新方面依然处于明显的优势，但是它领先的范围缩小了，并且在生产应用的许多方面已被超过。    ——美元依然是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货币，但是它的前途却由于美国已由国际上的主要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暗淡无光。    ——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因为安全义务相对说来是永恒的，而盟国的竞争却加剧了。    这个小组所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方针是，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和通过变消费为节约来改变财力使用的平衡以改善美国的资本状况。    但是这个小组不赞成如下意见：通过削减预算或者增加国内储蓄就能解决这个国家的所有经济问题。它要求制定基础广泛的计划，以提高生产率和使用国家人力资源的灵活性，办法是“提高各级的教育水平，更多地强调数学课与科学课和美国在经济上的不利条件”。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上周发表的两次讲话都着重谈到美国教育系统的失误之处。    他的讲话与这个中心的报告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    他指出一个古怪的现象：知识对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大学是新科学知识的最大发源地，而日本的大学却是很平庸的。    博克问道：“可我们的贸易逆差为什么却那么大？为什么我们甚至在高技术工业的庞大市场也让日本赢去了？”    他的答案是，美国出于一些科学以外的原因在经济上落后了。他说，其中主要的是人们不很愿意储蓄和投资、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劳动力所受的教育与培训很差和管理不善。    最令人惊讶的是，博克批评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失误是该国经济衰弱和工业生产情况不佳的一个原因。他指责说，商学院过分强调金融与分析技能，但对生产却不重视。他批评工学院一点不重视设计与工业工程。

【日本《读卖新闻》４月１４日报道】题：驻当地记者举行座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突出了改革、开放路线的问题所在    编辑部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名特派记者——北京分社的高井和山田、上海分社的滨本和香港分社的原，以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中心，坦率地畅谈了他们的看法。民主化    Ａ：人们感到，去年秋天党代表大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劲头今年继续保持下来，就是决定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与开放路线。    Ｂ：会议上的发言确实是多种多样的。不过，怎样才能落实到政策中去呢？这种讨论说起来只是同一个选区的伙伴之间的交谈，往往只是发一通牢骚而已。这种讨论同向政府负责人提出质询，然后听取负责的答辩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Ｃ：代表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的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我看他们的发言具有“出出气”的一个侧面。    Ｄ：原则上公开，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便不公开。国民最关心的事情是物价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理应作物价报告，但是却完全没有公布。    Ａ：推行民主化的背景好象在于，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产生分歧，在这些集团之间需要进行调整。实行民主化的意图是通过提供准确的信息的办法，设法调整利害关系，名副其实地实现民主。    Ｃ：报道自由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中国的舆论界也积极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无法对选举结果进行分析。    Ａ：今后将会继续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热心于改革的万里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今后将会加强，监督和不平衡的想法正在得到贯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便会从迄今一元化领导型的社会结构中逐步产生出适合于多元化社会的制度。可以说，这次就是为此而迈出的一步。经济发展战略    Ｂ：为推进经济改革而健全法制这次已成为比民主化更大的课题。修改宪法正是为推进经济改革而制定法律依据。制定国营企业法和将海南岛升格为省也是为了推进经济改革。    Ｄ：然而，结果却有些半途而废。企业法将会为推进厂长负责制提供保证，但细节定得不够充分，譬如不让过去一直全面领导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干预生产现场等。    Ｂ：令人觉得，在这个国家里，党政果真有可能分开吗？立法工作的确前进了一步，但能否真正实行，还需要密切观察。    Ａ：潜力是无限的，但怎样才能将群众的干劲激发出来呢？现场的人们仍然是“吃大锅饭”。如果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中止这种恶性循环那便求之不得了。

台报称，由日、美、欧等民间人士组成的「三边委员会」正在东京举行年会，他们支持南朝鲜加人经合组织的要求。

【日本《朝日新闻》４月６日报道】题：时代流行色——黑色    在对流行色敏感的行业界流传着一句近似于信条的名言：在景气时流行红、蓝等色，不景气时流行茶色和灰色，介于这两者间的流动期黑色和白色容易受欢迎。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确实是“颜色紧跟着时代走，时代伴随着颜色行”。    社团法人日本流行色协会说，颜色的流行一般先从时装开始，逐渐扩及到其它商品领域。这是一种模式。该协会说，进入８０年代后，时装开始流行黑色和白色。其中黑色占主流。１９８２年出现了穿黑色时装的“乌鸦派”。１９８３年迎来了黑色套装的全盛期。二三年后波及到了其它生活用品上。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流行色与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捉摸不定的时代”的流行色为什么是黑色呢？某被褥厂家的经营人员说：“大概是感觉到前途不可测，所以才趋向于流行一种怎么解释都可以的颜色吧。”但是，还有一种看法是，“黑色时代”已到此为止了。    流行色协会的调查研究部主任藤田征芳得意地预言：“时装界已开始将流行色转向蓝色，特别是深蓝，还有暗紫红色。追求爱人欢迎的颜色，这难道不是象征着日本社会正逐步从日元不景气中摆脱出来吗？”

【塔斯社莫斯科３月２５日电】题：苏联制订海关检查新规章    现在，可以携带购买的东西或收到的馈赠礼物通行无阻地经过苏联边境。主要条件是，所有这些物品都应是用正当获得的外汇购买的（这是指入境）并且属于个人使用的物品。至于出境，凡是不禁止在苏联民间流通的一切东西都可携带出境。《消息报》今天报道了这一情况和海关检查的其他一些新规章。    报道中特别提到，过去，价值不超过１００卢布的礼物才准通过，现在，对苏联公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实行的限额提高到５００卢布，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提高到３００卢布。取消了对价值在２５０卢布以下的５件黄金首饰出境的限制。    该报指出，过去汽车的进出口事宜较为复杂。譬如说，进口一辆气缸工作容积为１３００立方厘米的汽车过去要花６５００卢布，现在只需征收这一数额的２０％的税。对非机动器具（如拖车等）的税收减少了９０％。汽车备件可以免税通过。

【南朝鲜《中央日报》４月９日报道】在国内首次介绍中共现在书画家的作品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由国际艺术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艺术文化交流展览会，展出了３０名中共现在书画家的５２件书法作品、水墨画和油画等。    展出的作品中有中共美术学院元老、水墨画家宋步云圆的两幅桃画，在东南亚和欧洲闻名的宋雨桂的作品《春溪》等。以画虎闻名的冯大中，应主办单位的要求为汉城奥运会画的《虎图》，以其独特的色彩使老虎带有神秘感。令人感兴趣的是，静物、风景、裸体等油画，是以学院派传统画法为基础并采用了西洋画坛新表现画法。

【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报》文章】题：孤儿在家政学校从事各种手工劳动    在首都圣多明各有一所引人注目的女子学校——梅塞德斯·阿米亚马家政学校，住校和走读的姑娘们每天热情地从事手工和技术劳动。该校创办２５年来，把许多孤儿培养成有用人材。    ６０年代初，不少孤儿和弃儿流落街头，以乞讨或卖身为生。１９６３年２月，一批家庭主妇志愿为她们办起了这所学校，对她们进行正常教育，但特别强调手工劳动。姑娘们学习手工刺绣和机绣桌布、餐巾以及各种手工艺品，使得这项濒临消失的行业得以复苏，年终展销时成了社会上的抢手货。她们还学习裁剪、缝制服装、理发、养花。老师为她们讲解作办公室秘书的知识。教育部还派了一名体育老师教她们打排球、篮球等。家政学校主要吸收孤儿和弃儿，还招收了６０名走读生。前者不交宿费，教育和卫生部给学校补助和奖学金，走读生每月交少量学费。    毕业生中，许多人进入大学深造，有的当秘书和从事其他工作。

【日本《周刊时事》１月９日系列文章之五】题：澳大利亚：杂志王国趣味杂志多（记者岸田郁弘）    澳大利亚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杂志王国。从高级杂志到群众性杂志，周刊和月刊约有１４００种，总发行量为８６０万份。澳大利亚人口约为１６００万人，因此，差不多每两人就有１份杂志。    澳大利亚杂志界的最大特征是面向妇女的杂志作用突出。另一个特征是趣味性杂志一直强烈地引吸着读者。    几乎所有的妇女杂志都刊登明星们的轶事传闻，刊登大量的彩色照片以吸引读者。还有各种各样的趣味性杂志，比如看过就丢掉的群众性杂志，应有尽有。    在普通杂志中，引人注目的是电视节目杂志。这种杂志在“十佳”当中，排在第三位，发行量曾达到过近８０万份。    澳大利亚的另一类杂志被称为“商业”杂志，这是属于高级范畴的杂志，内容以经济信息和国际政治为主。有代表性的商业杂志有７种，总发行量４７万多份。    在杂志界一直居首位的是《妇女周刊》。１９８７年３月底，它的发行量为１１０多万份。这在澳大利亚是独一无二的“百万份”杂志。它在女性读者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妇女周刊》于１９３２年创刊，从１９８２年开始改为月刊，但是“周刊”的字样仍然未改。这份杂志有３００余页，内容有菜谱、儿童服装的裁制方法等家庭主妇需要的知识，还有最新式的时装、周日木工设计以及赛马趣事和知名人士的家庭生活等等。据西维女士说，读者有４００万人，其中１００万是男性。    西维说：“没有什么成功的诀窍。但是，５０多年的历史以及慎重的编辑方针，可能赢得了读者的信任。”这番话道出了这位总编辑的自信心。

安徽怀远县人武部姚常、钱记：本县的农民，特别是一些万元户、专业户，正从事外向型经济活动，但国外信息不灵，经营有一定困难。《参考消息》知识丰富，消息灵通，可是因报上印着“内部发行”，有些乡邮员不敢让农民订阅。请问，农民能订阅吗？答：凡是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都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戏迎农民同志订阅。

辽宁丹东驻军某部王志波：贵报４月２日刊登的《有些代表的发言坦率得令人惊讶》一文，给读者印象至深，引起共鸣。过去，对一些重要决议的表决，形成了单一的模式：“一致举手”同意。这次两会，代表们在讨论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些人坦率得令人惊讶，充分体现了两会生动活泼的民主活跃气氛。湖北襄樊黄友：贵报３月３０日刊登的《物价上涨是好现象中的坏现象》是一篇应时的好文章，虽只有５００余字，但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相信读者会受益良深。广东潮州市苏瑞平：贵报３月２８日刊登的《应更新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一文，读后深受启发。文章指出：“改革的加快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促进了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更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模糊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中肯。我们的实践也说明，正视这个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搞好我们当前的改革同样很重要。

【法新社法国塔卢瓦尔３月１２日电】国际专家们在这里得出结论说，尽管乍听起来让人觉得矛盾，但第三世界的儿童健康水准提高和婴儿死亡现象的大量减少将是降低贫穷国家出生率的最好的办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说：“婴儿死亡同出生率有直接联系，因为如果父母们相信他们已有的孩子能够存活，他们便倾向于少要些孩子。”

《日经产业新闻》三月二十八日报道，川崎重工业公司在播磨工厂安装了有数控装置的超大型、高功能立式车床，用于制作大型隧道掘进用机械，可加工直径十五点二米以下、重五百吨以下、高度四点五米以下的机械或构件。

苏联《科学与技术》月刊第二期报道，法国工程师研制成的这种天线，其传输图象的质量不亚于大型室外天线，并可坐在屏幕前遥控微调天线，使图象变得清晰。

【苏联《文学报》１月１日刊登几位文学评论家的谈话】题：１９８７年的文学：初步的总结博恰罗夫：我先谈这样一点，即这个文学年比日历年开始的早一些，大概可以从１９８６年《旗帜》秋季号刊登别克的《新的任命》开始算起。四种文学层次不寻常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年的情景。第一层是２０年代的作品——皮利尼亚克的《不泯灭的月亮的故事》、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托诺夫的《地基坑》。其次是别克的《新的任命》和其他６０年代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在二十大浪潮的推动下创作的作品。第三层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那些深刻反映停滞时期的作品，它们长期不能与读者见面。我这里指的是普里斯塔夫金的《金色的彩云在这里过夜》、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舒克申的《柳巴温一家》等等。    最后一层是那些没有经历磨难的、顺利到达我们手中的书，例如，格拉宁的《野牛》、贝科夫的《在云雾中》。看来的确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气氛，我们不仅可以用新的目光看待当代小说。而且可以用新的目光看待整个２０世纪的文学。古谢夫：正是这样，可以用新的目光看待整个２０世纪的文学了。那么１９８７年如何呢？是不是面对面就看不清相貌了呢？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着的不是一个文化腾飞的时代，而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在还历史的债。还债是应该的，因此博恰罗夫在这里列举的作品和其他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发表了，我认为这是积极的现象。    去年在我国的艺术中除了《地基坑》之外，没有出现一部杰作。顺便提一下，《地基坑》这部小说反映了我们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西多罗夫说：上面宣布了自由，但在我们这里，在编辑部、出版社和我们自己身上还奴性十足，这是指风格上、思想上、题材上、各方面关系上的奴性。有时对自由毫无准备，这是显而易见的。洛巴诺夫说：我并不因小说《断头台》而感到高兴，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有很大争议的长篇小说，尽管它是面向世界读者的。    我认为，在当代文学所进行的精神探索中真正的内心体验太少了，而“神话学”的习作太多了。更无须提什么臭名昭著的精神“二重性”了，无须提那些认为工业向前发展、精神也会向前发展的人了，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用所谓的道德“更新”来冒充当代的人道主义。

英国《泰晤士报》四月七日报道，英国帝国学院的科学家发阴的这种窗户，通过一个开关可改变其透明度，以适应不同的天气情况。

【科威特通讯社东京４月１１日电】由于这里的一位孟加拉国籍留学生因饥饿致死，日本政府正加速研究如何解决外国留学生的生活困境问题。    通商产业省的人士说，通产省已要求日本的一些公司向这些经济困难的留学生提供住处，并建议成文学者协会管理各个公司的捐赠。    通商产业省说，日本有６４个私人组织向留学生提供帮助，但只有９００名学生每年从中获益。    日本大学中有２２０００名外国留学生，８０％的人是自费。    【科威特通讯社东京３月２日电】尽管日本经济繁荣，但此地的亚洲学生仍然因缺少资金、日元升值和物价上涨而生活窘迫。    观察家们说，这些学生被迫去做临时工、住在窄小脏乱、没有卫生间的公寓以减少开支。    一位政治记者说，在日本的外国学生生活窘迫的状况给前首相中曾根的到２０００年接受１０万名外国学生的计划投下了阴影。

旧帐重提    被劫持的飞机降落的马什哈德城地处伊朗东北部，离伊朗与苏联和阿富汗的边界很近。    ４月５日下午，伊朗这个很少对外开放的机场笼罩着一片紧张沉闷的气氛。马什哈德警方如临大敌，急调警察和重兵包围了机场，封锁了通往机场的所有大小路口。    傍晚６点３０分，劫持者通过机上的无线电用阿拉伯语向机场指挥塔发出了他们为什么劫持这架飞机的第一份声明：“科威特政府必须在１２小时内释放其关押的１７名什叶派穆斯林犯人，否则将炸毁飞机。”    劫机者要求释放的犯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这还要从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科威特在９０分钟内发生那一系列爆炸事件说起；爆炸首先是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开始的，紧接着停放在法国驻科威特使馆门前、科威特国际机场指挥塔的下面、炼油厂附近、电力自来水控制中心和美国移民公寓的门前的汽车炸弹相继发生爆炸。在那次预先策划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中有６人丧生，８６人被炸伤。事后科威特警方在全城进行的大搜捕中逮捕了２５名罪犯，其中１４名在１９８４年２月被判刑入狱，３名被判处死刑，但由于种种原因，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至今尚未批准对他们执行绞刑。    科威特政府确认这１７名罪犯是亲伊朗的、激进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的成员。他们制造这几起爆炸事件的目的是恐吓科威特和警告海湾其他国家不要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一个在黎巴嫩的称之为伊斯兰圣战者的组织和其他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多次采取恐怖活动企图迫使科威特政府释放这１７名罪犯。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４日，４名讲阿拉伯语的男子把一架载有１６６名乘客的科威特航空公司的班机劫持到伊朗，危机持续了６天，机上两名美国官员被杀。最后伊朗警方袭击了劫机者，这些恐怖分子被迫投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日，另一批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入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的车队后发生爆炸，埃米尔受伤，他的５名警卫被炸死。最后，一名伊拉克伊斯兰极端分子以谋杀罪被判处死刑。    在黎巴嫩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曾多次绑架美国人质，要求美国政府向科威特政府施加压力释放那１７名罪犯。    他们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科威特政府拒绝。这一次，劫持Ｋｕ４２２次班机的恐怖分子又提出了同样的条件，科威特方面能答应吗？    （二）

说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具备阶级对抗形式，可是也进行得很尖锐。一些人断言苏“正在朝着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也有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停止前进，或者干脆向后退。《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长篇文章就是类似情绪的反映，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    【塔斯社莫斯科４月５日电】现播发《真理报》今天刊登的编辑部文章，题：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关于围绕改革问题出现的分歧    现在，当我们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的时候，似乎已经作出了回答的那些问题又成了迫切的问题。其中首先是下列问题：能不能不破除旧的东西和不采取根本的措施？能不能只限于完善过去形成的东西？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是否有失去和破坏许多在十月革命以后的７０年里形成的东西的危险？提出了不少难以回答的、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改革是例行的装修。另一些人认为改革就有可能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某种“拆除”，如果说十月革命以后所走的整个这条路都是错误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就站不住脚了。    有人头脑中就出现了混乱和惊慌失措。开展民主化，放弃行政命令领导和管理方法、扩大公开性、取消各种禁令和限制，这些都使人担心：我们是否在动摇社会主义基础本身，是否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呢？    一些人断言：“我们现在正朝着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他一些人害怕了，说：“不要把船摇翻！你们这是在颠覆和摧毁社会主义。”也有这样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停止前进，或者干脆向后退。    今年３月１３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题为《不能放弃原则》的长篇文章就是类似情绪的反映。这篇文章的观点与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不相容的和对立的。    从发表文章使用的标题可以推测出，就已提出的问题必然要进行一场实质性辩论，如果不是马上的话，至少过一段时间也会进行这样一场辩论。这尤其是必要的，因为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在这种关键条件下就只能把这些问题称之为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提出这样的问题决非偶然。首先，不管文章的作者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人为地把几个范畴的苏联人相互对立起来。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整个内容贯穿着两个主要的论点：整个这场改革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否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了？这篇文章号召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出纠正和修改，否则“当局”好象就不得不去挽救社会主义了。    那么，怎么今天又要“拯救”社会主义呢？    或者是要保持专横方法以及敷衍塞责和压制主动精神的作法？要保持官僚主义、不受监督、贪污、受贿、小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现象猖獗起来的状况吗？    或者是要回到民主、社会正义、经济核算、尊重个人的荣誉、生命和尊严为其实质的列宁主义原则？我有无权利在人民实实在在的困难和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面前死抱住３０和４０年代形成的那种态度不放呢？是不是到了明确区分社会主义的实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历史局限的形式的时候了呢？是不是到了以科学的和批评的态度搞清楚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为了改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并吸取对将来有用的严肃教训的时候了呢？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文章实际上赞同第一条道路。关于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问题在今天进行的大量辩论中，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一篇政论文章也没有回避这一问题。文章在声明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１９５６年）以及赞同党在最近文件中对斯大林工作所作的评价的同时，实际上却试图推翻这些事实，使社会主义同道德脱离。    现在，当党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而又直接的答复时，为什么有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提这一问题呢？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为斯大林辩护，从而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斯大林所创造的“解决”争论问题的方法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党的生活与社会生活准则。而最主要的是为专横武断的权力辩护。实际上，这种专横必然只是为了自私自利。    作者关于要以阶级的态度评价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看法的议论也值得注意。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不是问题造成人们的某种辩论态度，而是人们的某种社会属性或民族属性造成人们的某种辩论态度。这样一来，注意的中心就不是说什么和争什么的问题，而恰恰是由谁说和由谁来争的问题。    无疑，在辩论时需要采取阶级态度。但是，甚至在我们不得不同具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的人打交道时，阶级态度也不是易于“取胜”的“贴标签”，而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工具。文章试图在遗传基因里寻找反社会主义情绪的根源。这个态度不是同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曾导致悲惨事件的著名论点如出一辙吗？    《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的出现——这是企图逐渐修正党的决议。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共产党员和编辑应当感觉到对发表的文章所负的责任。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为改革作了大量工作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却背离了这一原则。

【本报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３月１３日刊登列宁格勒大学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题：我不能放弃原则，摘要如下：    我反复读过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除了教人迷失方向，“揭露３０年代苏联的反革命”，说斯大林对法西斯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负有“罪责”外，这些文章能告诉青年什么呢？    就拿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来说。全力以赴地批判抨击正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个人本身，不如说是关系到整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同整整一代苏联人的前所未有的功勋联系在一起，他们今天逐渐离开积极的劳动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也被强装入“个人迷信”的提法中去，而这三大运动曾把我国推入世界大国行列。所有这一切都被怀疑。我同全体苏联人一样，对３０至４０年代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的过错而发生的大规模镇压表示义愤填膺。但是，理智坚决反对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种色彩，现在某些机关报刊已经开始这样做。    我们同青年进行了长时间坦率的谈话，从中得出了下列结论：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我国当时的领袖人物发动进攻不仅有其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原因和道德原因，而且还有其社会原因。试图扩大这种进攻规模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不仅仅是在国外。除了早已选定“反斯大林主义”这个民主口号的西方职业反共分子外，还有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各阶级的后代，他们之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忘掉自己前辈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社会损失。我丝毫也不怀疑：到今天为止，在评价斯大林活动的问题上，１９５６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以及中央总书记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７０周年时所作的报告仍然是我们的科学指南。    不久以前，我的一个女大学生直言不讳的态度使我不知所措，她说什么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都是过时的概念。只她一人这样说还罢了。    我认为，目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的哪个阶级或阶层是改革的领导和动员力量？    第一个是表现得最为深广的意识形态潮流，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显露出来，这一潮流追求某种左倾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仿佛这才是表达脱离阶级积垢的最正确、最纯洁的人道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用“个人的自身价值”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这种“个人的自身价值”具有文化方面的现代主义的探索，寻神派的倾向，专家治国论的偶像，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宣传，在资本主义现实的和虚伪的成就面前进行奉承。正是“左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正在形成伪造社会主义历史的倾向。他们硬要我们相信我国过去的实际情况只有错误和罪行，同时却对过去和现在的成就闭口不谈。    目前在国内进行讨论的主要根本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说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当然，由此也可以得出有关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和实际结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从社会历史世界观这个关键性问题中派生出来的。    正如所想象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今天表现得非常尖锐。    一些目光短浅的文章的作者在道德和精神“净化”的庇护下把科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标准搞模糊了，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而这一切在客观上妨碍了社会意识的改革。

【本报讯】塔斯社４月９日播发了戈尔巴乔夫对乌兹别克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摘要如下：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政府方面对国家情况和改革进程都谈了不少。我也经常，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不得不就改革问题发表讲话。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改革进程呢？坦率地说，我们从经济、社会领域以及道德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实际状况中获得了最直接的动力。    我们坚信，除了在挖掘社会主义本质内部所蕴藏的潜力道路上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外，我们的确是别无他路。我们明白，党应当表现出勇气和决心，消除沿袭下来的并且打上某种条件，特别是个人崇拜时期烙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应当消除关于建设方法的陈旧观念，而总的来讲，主要的是要摆脱歪曲社会主义和束缚人民的创造性的一切东西。    开始的第一阶段的实质就在于此：思考和制定政策。    总之可以这样说，改革的第一阶段的主要结果是，我们有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科学根据的具体的改革纲领。而现阶段的基本点在于，落实政策和决定（这些决定是我们在一些最重大的方面作出的），使这些政策和决定变为现实行动。    改革已在广阔的领域内展开。今天，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使全体大众行动起来了。    计算改革的时间应从四月全会算起：再过几天就是３年了。８年的时间表明，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仍然是思维的改革。    还应该谈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革的新阶段各方面出现不少新问题，老实说这简直把一些人吓坏了。不少人真是惊慌失措了。在思想上出现了某种混乱。有人大叫“救命！”这离鼓吹停止改革已经不远了。    这种情况以及对改革发展中目前阶段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使中央委员会作出结论，改革的思想保障目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中央二月全会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全苏集体农民代表大会上也谈了这个问题。不久前，亦即在４月５日《真理报》那篇众所周知的文章中又阐述了这个问题。    我想告诉你们，同志们，对改革的理解如同对任何革命的理解一样需要坚决地、革命地打破原来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没有这一点，既不能实现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革，也不能实现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改革。

【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四日专稿】题：据说戈尔巴乔夫要击退第二号人物的挑战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戈尔巴乔夫在上月底击退了利加乔夫对他的国内政策的挑战。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特别的会议上赞同对这位第二号官员的温和责备并重申它支持戈尔巴乔夫。    据说，这次冲突是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三月中刊登一篇文章而引起的。这篇文章为斯大林的领导作风辩护，尖锐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据说、这篇文章是利加乔夫赞同和帮助付印的。    这篇文章在西方报界引起了注意，当时苏联党的报纸《真理报》发表一篇占整版篇幅的文章，谴责这篇文章是「企图逐渐修正党的决议。」这两家报纸之间的冲突表明领导班子内部意见非常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