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援引塔斯社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是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对苏进行工作访问的。他的访问事先没有正式宣布。

这是菲军方人士十五日宣布的。外电说里韦拉是菲共的第二号人物。

路透社十五日报道，该报主编指责政府此举是企图阻止报纸批评拉·甘地犯有贪污行为的一个新步骤。

据《东京新闻》十三日报道，竹下给日本公民的头三个印象依次是：难了解、靠不住和过于慎重。日公民希望竹下实行的政策头三项依次是：稳定物价、改革税制和解决土地、住宅问题。

据外电报道，北也门是阿盟首脑会议后同埃及复交的第五个国家。

叙《十月日报》十五日说，同埃及复交的决定比戴维营协议更危险，因埃及同过去相比无任何转变。

合众国际社十五日报道，大约有四十二名持不同政见者开会宣布重建波兰社会党，警察驱散了这次集会。

据塔斯社报道，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这次核爆炸当量为二至十五万吨级。

【日本《朝日新闻》１１月１６日报道】题：中国：显然是政治局起主导作用（记者加藤）    在日前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于１４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１５日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关于政治局全体会议，除极少一部分外，过去从来不公布，因此一直不为人们所了解。这次中国的新闻媒介迅速地报道，是打破前例的。人们认为，这是建立“开放的党”的步骤之一。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决定了上海市这样重要城市的人事和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规则。这向国内外表明，赵领导的执行机构一改过去的模式，今后将以成员变得很年轻的政治局为主，采取集体领导方式治理党。    人们认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将更鲜明地实行“以政治局为主”的做法，逐渐削弱实权人物的那种“一声令下……”的影响，走实行集体讨论决定的道路。

【印报托新德里１１月１５日电】中印官员第八轮关于争论不休的边界争端及其它双边问题的会谈１５日在这里开始。    在为期３天的会谈的第一次会谈结束时，外交部发言人说：“两国代表团回顾了在第七轮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包括边界问题，讨论了其它双边关系问题。”他还说：“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明天将继续进行。”在以后两天，双方还要举行４次会谈。预计这轮会谈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是因为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它与上一轮会谈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双方是在相互指责对方入侵自己领土的情况下举行会谈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１月１２日文章】题：邓为何能取胜（作者约瑟夫·Ｃ．哈施）    人们对今日世界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的邓小平在使中国走上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方面所获得的成功为什么要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大得多。    有许多因素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有４个因素    ——两国的人民、两国革命从胜利到今天所经历的时间、毛泽东的因素和对待农民的态度。某些专家认为，最后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首先，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他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勤劳，能适应变革的环境。邓小平本人就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人，他是一个讲究实效的人，不是空想家。中国人很少坐到深夜，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进行争论。俄国却这样做，即使今天，他们还可能在受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论战的折磨。    其次，俄国制度已经历了７０年，中国制度只经历了３８年。    除去两国的制度所经历的时间不同以外，再说说毛泽东的因素。当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逐步成为一个固定模式的时候，毛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个制度。俄国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清洗运动，但是没有发生象中国的毛分子那样打乱制度的事情。统治俄国的是一个拥有７０年历史的官僚集团。在俄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由于毛及其文化革命的洗劫，中国不象俄国那样等级森严。功绩往往受到重视。能力比政治面貌更重要。现在驾驭俄国的是第三代阶级结构，而目前驾驭中国的是最初那场革命和毛的第二场革命的幸存者。这些人能活下来需要具有很大的敏捷而灵活的才能。传统尚未有时间发挥作用。这些幸存者往往是务实派。他们当时必须争取活下来。    最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基础力量不同。列宁和斯大林是在工厂工人中间建党的。农民当时被看作是敌人。苏联农业从未得到恢复。如果辛勤的劳动不能转变成更多更好的食品，那么俄国的工厂工人还能获得什么刺激？    毛是在农民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他杀掉了大地主，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共产党总是比斯大林的俄国更多地考虑农民的福利。邓发动改革运动之后，首先是在农村搞改革。邓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对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能解放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各地，到处都有购买食品的长队，而在中国就没有。    俄国曾经是粮食出口国。中国曾经是粮食进口国。今天，俄国仍在进口粮食。中国已几乎做到粮食自给。

【泰国《民族报》１１月１５日报道】泰国外长西提接受了越南外长阮基石提出的双方举行会谈以讨论柬埔寨冲突的建议。    阮基石是通过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传递这个建议的。丁儒廉上周在这里出席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一个会议，并在１１日拜会了西提。    西提在回答丁儒廉提出的两国外长举行会谈的建议时说，他们已举行过许多次会谈，对于再进行会谈他并不介意。    不过西提强调说，拟议中的会谈应该取得成果。他指的是能打破柬埔寨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僵局。观察家们认为，西提接受会谈建议一事表明泰国已把新重点放在保持同越南的对话渠道畅通上。

【路透社华盛顿１１月９日电】新闻分析：市场暴跌可能迫使国会重新估价贸易法案（记者罗伯特·特劳特曼）    经济学家们说，股票市场暴跌和美元疲软可能迫使国会重新估价悬而未决的贸易法案。对该法案提出批评的人说，这个法案保护主义的色彩太浓了。    一位经济学家说，国会应重新研究贸易法案，以确保它不致引起１９２９年股票市场暴跌后大萧条的重演。    另一位经济学家说，在上个月股市暴跌后美元比价也下跌了，这可能使得美国没有必要去通过一项贸易法案。    人们指出，大家普遍认为１９３０年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法案造成了全球贸易的中止和萧条。    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戴维·马尔福德上周在联合经济和贸易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要是我们不接受３０年代的教训，我们可能注定要重蹈覆辙。采取保护主义只会招致人们更多地采取保护主义。就业机会失去了，而不是保住了。经济力量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

【日本《世界日报》１０月２７日报道】题：苏联加紧进行取得高技术的活动    据通晓苏联动向的一些日苏关系人士截至２６日向本报透露的情况说，仅去年度，就有３００多个苏联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约９００人）来日本访问。    苏联想要取得日本企业和学术界高技术情报的活动已进一步加强。而对于苏联的这种活动，日本企业和学术界的戒心是极为淡薄的。而且，我国只是按照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在出口方面作了一些限制，并通过外务省对苏联人的入境申请作某些审查，而对他们入境后的活动并没有采取后续措施。这些人士警告说，当务之急是对防止高技术流出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据说，苏联代表在参观企业时不断地提出问题，来日本研修的人甚至放弃休息，十分热心。据说，关西有关高技术的企业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苏联参观者要求分解机器，公开内部，并且执意要求看设计图纸和工程设计，甚至再三想要进入中央设施中央控制室。这些代表团收集高技术情报的工作与驻日苏联通商代表机构密切相关。该代表机构的成员随同临时来访的苏联代表团活动，向代表团成员和研修人员下达具体指示，相互保持联系，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    另一方面，与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有所区别，打着“学术研究”幌子的苏联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访问日本，去年度达到５３０人，比前一年增加近５０％。他们使用由日本方面提供的在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努力收集高技术情报和资料。这种情况正是“给小偷以零花钱”。

【美联社曼谷１１月８日电】题：部族人、基层领导人和政府正在奋力保护亚洲森林资源    亚洲各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植树造林。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亚洲森林资源的高级官员拉奥博士说，中国、南朝鲜、印度、印尼和尼泊尔正在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中国经济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大约５０００万农户可在荒山上建立家庭承包的林场和果园。根据１９８１年通过的一项决议，每一个健康的中国公民每年必须种植３至５棵树。农村地区的学生把植树作为课程之一，参加绿化祖国的活动。中国的空军还派飞机播撒种子。    在南朝鲜，大约２００万人是农村林业协会的成员。这些林业协会是中央政府同村民之间的桥梁。它们植树造林的工作得到国家的补贴。    在印尼，政府通过向居住在森林附近的居民提供补贴种植专供用作劈柴的杂树，从而阻止他们到森林里乱砍乱伐。    尼泊尔中央政府把近几十年来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然而，相比之下，毁坏森林资源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到２０００年，亚洲的热带森林将只剩２７０万平方公里，而１９８０年为３１０万平方公里。    据估计，亚洲每年毁掉的森林达２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以色列的面积。如果泰国和越南等一些亚洲国家按目前毁坏森林的速度继续下去，实际上将不存在森林资源。    拉奥估计，亚洲目前每砍伐掉１０公顷的树木，只有不到１公顷重新种上树。他说：“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现在都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森林资源和植树造林。可是，我们的努力仅达到所需要作出努力的１０％。”

【台湾《工商时报》文章】题：南朝鲜职工卖力工作的七大因素    ２０年来，韩国在经济方面的奇迹已赢得世界的一致赞佩。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韩国人如此卖力，又如此忠于团队？本文愿就其文化形态、心理因素及历史背景等与劳工关系的影响加以分析。忠于团队为荣·勤勉和忠于团队在韩国已习以为常。任何不能恪遵这种准则的人，都难以被他人甚至自己家人所接受。许多大企业上班时间由早上８点半到晚上８点半，有些部门在工作旺季时往往要员工开夜车。这种乐于贡献的意识充分显示了公司所冀望的忠诚感，就塑造人性行为而言，这种忠诚之心绝不是其他任何力量所能比拟的。    培养忠诚心的另一表征是将个人的目标和公司甚至于国家的目标结合为一体。人们都有一致的体认：每人的最大奉献不仅可带来公司财富，也会带来国家的繁荣及个人的收获。忠诚意识的孕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的儒家思想、人性及亲情式的领导乃是培养员工忠诚心的最好温床。创造者的坚定信念·追求成功的坚强意志。布道家的热忱、自我牺牲奉献及前瞻性眼光等，可说是韩国拓荒企业家们共同的特征，而将这种精神个别地传输给基层人员后，更是凝聚向心合作的主要支柱。新员工往往得接受长达数月的教育训练，而这便是灌输创业者的思想和精神的桥梁。家庭亲情主义·公司运作有如家庭，即员工须以忠诚和长期任职以换取安定的职位和归属感。新员工所追求的除了基本的经济报酬之外，还期待额外的福利和津贴。因此，主管们便会善用适当场合表现对员工及其家庭的关心，如办丧事或孩童入学注册时常会发给特别津贴。阶层式组织大部分公司都采用军队式的组织形式。这一方面灌输人们明确的服从领导意识，附带的收获便是培养责任的观念和领导统御的能力。    这种制度的实际运用，便是创造了许多的“长”，虽然最基层的“长”所督导的部属或许不及１０人，却是整个组织安定的磐石。“胡萝卜和棍子”·尽管公司对员工较讲求人性和温和气氛，但对绩效的贯彻却是赏罚分明，雷厉风行。表现不佳者必会受到严厉纪律的鞭策，而表现优异的人则大受奖赏，包括物质的奖励以及接受高阶层主管的嘉勉。团队影响力·韩国人有尽力和团队一致的倾向。大企业里连奖惩都和团体结为一体。公司当局无不设法培养同仁一种归属感的文化，大家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感，甚至特别创立口号或格言来供其结合团队意识。政府关系·韩国政府对工商业有莫大的影响力，称整个工商业为“韩国股份有限公司”并不为过。政府和企业的密切结合使得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充分活用了有限的资源，虽然这也制造了副作用。但是积极贡献面也是有目共睹的。

西德政府人士十四日表示如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它同意使其明年预算赤字超过原订一百七十五亿美元的指标。

本届交易会有四十个国家参加，成交额可望达到七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去年的成交额为十六亿美元。

日《产经新闻》十五日说，它十月底的纯资产总额为四十三点六四万亿日元，比九月份减少九千多亿日元。

印尼官员说，对华直接出口一九八六—八七年度达二亿九千七百万美元，超过前年一倍多。

法新社十四日报道，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决定发行这笔公债的原因。

路透社报道，阿基诺夫人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一。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１１月１０日社论】题：评中共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专题阐述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外引人注目。中共以简明朴实的语言，概括出“分三步走”和着重解决“三个问题”的战略总体规划，无疑显示了难得的清醒、魄力与信心。    中国要实现目标，存在种种困难和矛盾。赵紫阳指出，“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为什么经济效益不高？长期来，中国受苏联经济模式和建设经验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于抓目标（产值）和项目，实际上忽略了提高经济效益所必须的有利环境和能力的培养。赵紫阳提出的必须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正是针对纠正这一偏向。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关键是‘“首要”与“转到”四个字。这说明，中国人已从传统的把科学技术等精神因素列在生产力要素之外的僵化的教义中超脱出来，认识到现代的市场竞争是一场“智力战”，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不行，靠经验也不行，要靠知识，不仅是一部分人的知识水准，而是整个民族的劳动者的素质。这确是一个中长期的着眼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和培养能力的战略思想。略感不足的是对基础理论研究轻带而过，这背后或许有财力不逮的隐衷。    ——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    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能力，是近年中国经济生活不稳定的根本因素。而中国尚属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产业结构。旧的早已落伍，新的有了，但不多。这种结构是无力参与世界性的竞争的。因此，老的要改造，新的要迎头赶上，调整的过程不能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还要使调整后的新的产业结构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迄今还有相当大的封闭性，这不利于提高中国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正是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大环境。    过去几年，中共侧重讲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机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现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一齐讲，改革的目的性更明确。这就形成了建设与改革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更加完整的体系，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成为中国之福音也。

十四年后重返中国    自国旗事件发生的１９５８年到日中邦交正常化，整整花了１４个年头。    我作为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团长，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是１９７２年８月。    关于我访华，签订钢铁协定，日本国内有些右翼分子似乎吵闹了一阵。我到中国去是秘密的，宣传机构谁也没有人注意。可是同中国签署了协定的消息一传出，人们都知道了。当时在东京的小岛社长给我来电话：“现在回日本，十分危险，最好过一阵子。”我回答道：‘‘没有关系，从香港绕道印度回国。”    从印度回国之后，国会传我出席。我不知要遭到什么训责，提心吊胆地出席了。在我面前出现了社会党帆足计议员，他告诉我：“稻山先生，希望你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说出来……。”    提心吊胆的我真是喜出望外，我高高兴兴地讲了许多，他们非常高兴。中国的调整措施得体    由于国旗事件，出口钢铁中断了。但中国的措施是漂亮的。在签订协定的产品中，除正在制造的东西外，已经制成的产品，中国全部接收。取消正在制作的产品，我们也有损失，我们没有说话，对方充分理解这一点，知道我们是讲信义的。    这是两国的信义问题。这一点在宝山钢铁企业的建设方面也是同样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要缩小规模。这时采取的措施也是漂亮的。在新日铁公司内部有人叫喊“吃亏了，吃亏了”，表示不满，事实上从短期看确实如此。但依我看来，中国采取的措施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他国家如果有过火现象，不能象中国那样迅速立即调整。中国立即调整，因此中国了不起——我是这么说的。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发现过火了，马上下令停止。所以能立即采取调整对策，这就是中国政治安定的证据。如果不安定，一旦开步走，就停不下来了。最近经济特区的问题也是如此。恐怕中国今后还会犯错误，调整这类矛盾是理所当然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做不到这一点，明知错了，也无法控制。（中）

【美联社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绿色的小山在路旁每一个角落堆了起来，有些堆得比过往行人还高，废弃的菜叶被扔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使粗心大意的行人饱尝摔跤的痛苦。    这就是每年北京晚秋１１月大白菜大量上市的情景。据市政官员说，本月约有２５万吨大白菜供应给首都５８０万居民。它们从农民那里运出，再用卡车载到市场，不是件容易的事。    北京市成立了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它在墙上制了一个大图表来显示每天大白菜的输入量。    几年前，北京只有大白菜能贮存到冬天。如今由于贮存设备改善了，并能从南方运来蔬菜，所以冬天也能买到胡萝卜、芹菜等蔬菜。    但是，大白菜现在还是北京市民们主要购买的蔬菜。大概是因为它便宜、用途多。一位北京居民说：“说不出用哪种方法烹调它最佳。方法实在太多了。”

【美国《纽约时报》１１月９日文章】题：物价飞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警觉（记者葛钢发自北京）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党代会上，中国领导人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报纸一直在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社论。    人们意识到食品和其它商品的供应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增加了，正在讨论全国各地价格上涨的利与弊。    中国人民喜欢有更多的渠道供应很多食品和其它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乐意出更高的价钱。    甚至坚定的改革者也一直愿意容忍暂时加强对消费价格的控制，以此作为减少消费者的抱怨。    改革者也要求比较高明地控制象货币发行量这样一些可能促使通货膨胀的经济因素。    的确，不管人民对经济改革怎样看，他们把通货膨胀视为举国关注的一个问题。    姚依林副总理上个月说：“价格上下波动的问题仍然是供求不平衡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能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遇到大问题。”但是，大批的、越来越多的献身于改革的年轻党员对政府实行的价格控制政策感到苦恼。他们认为，控制价格除了妨碍广泛的经济调整外，没有任何作用。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政府好象在实行价格控制方面有些麻烦。如果要在价格上涨和什么也买不到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消费者、店主和市场经理好象愿意提高价格。

▲据台《中国时报》１４日报道，蒋经国日前曾召见台‘‘国防部”正副部长、副参谋总长执行官、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等四人询问军务状况。蒋同时召见四位军事首脑，可能与军界高层人事异动有关。    ▲据台《中央日报》１４日报道，台“交通部”１３日说，开放大陆探亲以来，海峡两岸间直接通讯、直接通邮的情况已防不胜防。    ▲据《台湾新生报》１２日报道，国民党中常会１１日通过将经国提议，山关中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会主任。    ▲据台《大华晚报》报道，国民党中常会１１日决定调整台湾警察编制、员额及装备。    ▲《香港时报》１２日报道，国民党有关单位决定协调有关单位和人士成立基金会，为缺乏旅费的返乡老兵募款。    ▲据中央社报道，加拿大温哥华世界贸易中心１１日与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加强提供贸易服务、商品资讯及定期举行会议。此为第二个与台签订合作协议的外国世贸中心。

【德新社汉堡１１月８日电】在汉堡艾姆斯比特尔工人区一幢破旧住宅楼的潮湿的地下室里，一群年轻人围着计算机终端埋头工作。文件夹、电子元件同空啤酒瓶、果酱瓶和过期技术杂志扔得满地都是。这就是“混乱的计算机俱乐部”总部，它跟现代化数据处理中心毫无共同之处。    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在几个月前用他们的家用计算机接通了美国航空和航天局以及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资料库，制造了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    他们调阅了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关于火箭事故的报告，但没有向该局资料库输入新的资料。他们公布了他们的成绩，以便表明秘密资料库可用怎样的方法“接通”、改变甚至破坏掉。    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指控说，汉堡的这些计算机业余爱好者事实上“改变和销掉”了该中心储存的资料。他们对混乱的计算机俱乐部提出起诉。    混乱的计算机俱乐部主任霍兰德说：“我们不是计算机犯罪集团，我们是一个电子消费者协会。”    他说，该俱乐部希望帮助发现和克服目前国际计算机系统的不足之处。３６岁的霍兰德是该俱乐部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的同事大多数在１５岁到２５岁之间。    霍兰德和一位朋友在１９８４年接通了联邦德国邮政局经营的视频文字系统，该系统能使用户把他们的电视机和电话机同跟银行帐户和家庭购物服务中心相连的中央计算机连在一起。    汉堡大学研究信息问题的克劳斯·布尤斯坦说：“他们使人们认识到资料保护的重要性。”    他担心，这种乱接计算机的做法可能会损坏他们所接通的那些系统，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专门的系统。    这些计算机业余爱好者在他们的终端机上乱按一气。碰巧就能发现接通世界各地某一系统的密码代号。    有些罪犯利用这一漏洞接通大型计算机系统并把它破坏掉，或者接通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计算机使自己发财致富。

关于山下藏宝之说始于１９４５年秋。当时一支５万之众的美军向菲律宾群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遏止美军的攻势，保住菲律宾阵地，东京派遣它最卓越的将军、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大将前往督战。    日军当时在菲律宾有３０万兵力，其中大部分手上都沾满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鲜血，他们掠夺了被侵占国的不知多少财富——缅甸和印尼的金条，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的钻石玉器等。    山下无力挽回败局，于是命令将所有财宝分埋各处。除了少数高级军官持有财宝位置图以外，其他知情者统统都随同财宝一起被埋入地下或投入海底了。    日本战败，山下被处死，但是，山下藏宝之说却越传越神。美国为了取得线索，反复提审日本战俘。在马尼拉活跃着一个“藏宝位置图”市场，卖主振振有词，绘声绘色，买主寻宝心切，轻信谎言，结果是屡屡上当，叫苦不迭。    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矢口否认藏宝的存在。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几年前日本人在菲律宾棉兰老岛开办了一个筷子工厂，厂里有一个大厅严禁菲律宾人涉足。几个月后，日本人撇下工厂离开了菲律宾，大厅里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巨大地洞！另外，以商人自称的前日军军官在菲律宾的行动也引起人们的猜疑。    前独裁者马科斯对于这批财宝自然更是垂涎三尺。“他动用了整个军队，仔细地搜寻了全国，并且找到了宝藏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位前总统的一位心腹说，马科斯家族那神话般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它们现在都在国外。”在马尼拉，有很多人赌咒发誓说，在马科斯出走前亲眼看见一架满载黄金的飞机飞往瑞士。    专家们认为，马科斯并未发现所有的宝藏，这也是寻宝热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这一次来的是美国人了——退役将军辛格劳普的手下。    阿福宋这个小山村离马尼拉只有９０分钟的汽车路程。这里的一座绿色平房里住着４个美国退位老兵，每天，他们中的一个穿上潜水服钻进花园中一个挖出的大洞里。沿着木梯，他往下爬５０米，潜入１０米深的水中，想在水中挖洞寻宝。    “日本人用水来保护宝藏，”美国人说。“既然我们已经挖到了水，就表明我们离宝藏已经不远了。”    （二）

苏联现在有了个体劳动法，鼓励有条件的公民加入个体劳动者的行列。莫斯科市某大学教授利诺夫有私人汽车，上班时间灵活，决定申请个体出租车许可证，利用业余时间，体验一下个体出租车司机的生活，顺便了解乘客的情况，现在就请看这位教授的奇遇吧！办证件难如上青天利诺夫教授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同一个电话号码，过了４天，电话才打通，问明了区苏维埃执委会接待办证的日期。那天，排了２小时队，才搞清办证要有一式两份的单位介绍信，信上必须注明被介绍人的工作时刻表；还要汽车检查局的准许证及个人申请。最后由区苏维埃常委会讨论通过。    个人申请好办，单位介绍信看来也不难，可是利诺夫费尽口舌才说服教务处加上工作时间自由掌握这项重要内容。办汽车检查局准许证则要到指定的医院体检，照例要没完没了地排队，还要两张照片和填一份名目繁多的表格。    利诺夫在规定的日子，带着所需的证件再次来到区苏维埃执委会。１小时后，常委们才到齐，然后出乎意料简单地通过了教授的申请。又等三四天，区财务局回文，要利诺夫按规定上两个月的税９３．３４卢布（教授申请了两个月的车证）。至此，马拉松式的办证手续才告结束。利诺夫成了一名合法的业余个体出租车司机。“无证照样赚钱！”利诺夫当个体出租车司机与其说是为挣钱，不如说是“微服下访”，体察“同行”与乘客的情况。    １０月９日晚上，他目睹了个体车漫天要价的情景。    在共青团广场，有几个“同行”从喀山车站到库尔斯克车站（不到两公里）要价５卢布，而且一车要带４至５人。到多莫杰多沃机场要４０卢布。而从这个机场到市中心，居然要５０卢布！    在车站，利诺夫与—“同行”聊开了天。对方得知利诺夫办证纳税后，哈哈大笑：“您的钱是不是多得没处扔了！我没证，照样赚钱，而且比您赚得多。谁爱说我违法就让他说吧！我有车，爱拉谁就拉谁，爱要多少钱就要多少。万一遇上检查员找麻烦，塞给他３卢布就没事了。”    利诺夫不招徕乘客，也不抬高车价，即便如此，扣去汽油钱。一天仍可挣３０至４０卢布。要是节假日按每日干８小时算，一天起码可挣１００卢布。那些不上税和变着法拉客的“个体户”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阔气的食堂经理在文化宫地铁站附近，一人拦住利诺夫的车，问去不去市区边缘的切尔塔诺沃。    这人是市中心某食堂的经理，今年３７岁，党员。他把一台原装录象机小心翼翼地装上车。车一开，他便拉开了话匣子。原来，录象机是外汇商店的货，他没有外汇券，只好用６０００卢布的高价买了下来。    “食堂经理的工资买得起录象机吗？”    “当然不够。不过，我们可以拿。食堂里活重，可全是女工，工资又不高，所以只能让她们拿。尽管公共饮食业抓了不少人，但我不信会有变化。过去偷，现在偷，将来照样偷。”    临下车，经理慷慨地掏出１０卢布，说：“平时给７卢布，今天带了台录象机，加上您人好，多给３卢布。”    这位经理下班天天坐出租车，一趟７卢布，一月２５个工作日，仅出租车这一项费用就要１７５卢布，几乎等于他全月的工资，可见他多能捞！（王南枝编译）

据苏《社会主义工业报》报道，今年四五月份苏多家报纸曾报道，乌克兰有一名叫萨沙的十三岁男孩有超人功能。他一出现，房间里的衣服和家具等就会燃烧起来。经苏当地民警机关侦查，这是个骗局。引起燃烧的原因并非「特异功能」，而是化学试剂。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十月二十九日报道，美国物理学家设计并制造了一种用于Ｘ射线聚焦的反射镜，这种新型反射镜已产生出Ｘ射线波长的清晰太阳图片。

【保加利亚《新时代》杂志第８期文章】题：关于党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改革    目前，党必须更广泛地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式，以深入探讨社会发展的新进程，并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些得到实际生活验证的工作方法是：形势分析。党借助于这种分析尽快地对形势作出判断，从而提出共产党员在创造和采用科技进步成果方面应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求共产党员在确保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方面要发挥个人的表率作用。社会调查。党的这种工作方式对研究党组织的现状和新情况所引起的新问题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调查对弄清人们对执行新任务的准备情况以及劳动集体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和利益，也十分必要。必须结合党在州、乡一级和自治经济组织一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工作的需要来加强社会调查的针对性。专家鉴定。通过专家鉴定可以分析和证明某一种工作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否适用于客观条件。众所周知，目前党的机构和组织（州一级、乡一级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所执行的许多工作计划，都是在单一的条件下制定的，都必须进行改革。对话方式。党在解决每一项重大问题时，都应当同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进行下列工作时，都应当广泛采用对话的方式。这些工作有，提出、讨论和解决关于高速度发展的新问题；讨论和解决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培养和接纳新党员；协调党的机构和组织同经济及社会的机构和组织之间的活动；组织实施党的监督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监督。在基层劳动集体和基本劳动集体中，党的机构和组织在拟订活动计划时，也应当进行更广泛的对话。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的个人总结。要特别注意提高那些选入自治机构的共产党员的个人责任问题。形势要求党采取有效的工作方式，以提高这些共产党员的管理能力和素养。要向共产党员揭示积极参加管理工作的政治含义和具体责任：促进发扬民主、调动劳动集体的积极性、掌握经济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发挥劳动集体成员的创造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共产党员个人总结的内容。

【埃菲社巴西埃尔斯纳１１月１２日电】据巴西卫生当局最近宣布，１名超级男婴最近在巴西东北部皮奥伊州的一个贫穷村子里降生。    这个男婴出生时的体重为７．５公斤，身长为６２厘米，取名为罗南·科斯塔·利马。专家们认为，他肯定将被作为世界超级男婴载入史册。    木月初在里约热内卢出生一个超级女婴，但她的体重比罗南·科斯塔轻，为６．６公斤，身长也是６２厘米。    这个世界超级男婴的双亲是２７岁的玛丽亚。达格洛里亚和若泽·贝洛·德利马，他们在两年前曾生下过一个体重为６．３公斤的男婴，罗南·科斯塔已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十月八日报道，据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人员说，在南极和北极地区大量存在的一种微生物迄今被错误地确定为动物。他们发现这种有机体是一种植物，它很有可能是磷虾的主要食物来源。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一日电】人们今天仍然担心，就禁止中远程导弹协议举行的谈判——下月超级大国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也许已遇到了障碍，但仍有一些乐观的迹象，其中包括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    据官员们说，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苏联不愿意或者无法递交将销毁或拆除的二千枚导弹的具体清单，即「分项数据材料」。这项清单的内容包括武器的各种型号、部署的位置或储存的地点（如果尚未部署的话）。    ——苏联要求检查生产条约所禁止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的工厂，以便确证这条生产线已停止运转。存在的困难是，使用海上发射系统的同样的巡航导弹是在同一些工厂里生产的。根据中导协议，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不在所禁之列。    美国还希望有权核查ＳＳ—２５导弹发射场，因为这种不包括在中导协议中的远程战略武器只要去掉三节燃烧推进器中的一节就可以变成被禁止的中程导弹。    ——新的一种「指令性核查」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核查同导弹部队只有间接关系的一些设施，其中包括工厂、维修站等。    中导协议的草约规定，核查工作只在美国和苏联本土上进行。    苏联人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还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部署了导弹。

【本报莫斯科１１月１３日电】《真理报》、《苏俄报》和《莫斯科真理报》今天以两整版的篇幅摘要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委干部与某些党员在１１月１１日召开的莫斯科市委会会议上的发言。现将市委干部和某些党员的发言摘发如下：莫斯科市委委员科济列夫—达利：叶利钦同志对那些真正能产生效果的方案并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是立刻见效的、能引起轰动的措施，哪怕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措施。他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建立自己的威望。他不愿对客观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清醒的分析。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冒险主义。    从所谈情况来看，我不能认为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行为是偶然性的或只是一种错误。这远不是什么错误，而是蓄意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背上给以一击，甚至在时间上也是预先考虑好的。他的目的在于在政治野心方面捞到油水。叶利钦同志的行为是一种露骨的冒险主义。我认为，他的活动以及他在党中央全会上所持的立场是对改革事业及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的一种背叛，为此我建议解除他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秘书普罗科菲耶夫：谈到勇气，叶利钦足够了，至于政治成熟性，则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有人靠自己的事业来树立自己的声望，而有人是靠贬低自己周围的人来抬高自己。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叶利钦同志的立场的区别所在。你总是在斗争中、在施加压力和逼攻中得利。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扎罗夫：我们需要打破墨守成规，需要干部更新。但后来干部更换变成了体育竞赛。在一次积极分子会上更换了３０％的第一书记，在另一次会上已达５０％，而在第三次积极分子会上已更换了８０％。    在两年期间，没有一个区委第一书记能够直接和市委书记打电话。我们先要向他的助手报告：为什么区委第一书记想找市委第一书记讲话。基洛夫区委第一书记戈洛夫科夫：叶利钦是有经验、有精力、有意志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人，人们跟着他走，但令人警惕的是他武断、忽视继承性原则、不善于珍惜人，对待干部缺乏应有的分寸和尊重，缺乏耐心。应该把他的行动看成是为改革、为全体莫斯科人使绊儿。这种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禁止使用的。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尼古拉耶夫叶利钦身上很快就出现了当时他在党代会上愤怒反对的那种长官意志综合症：言行脱节，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把自己同党的积极分子隔离开来。区党委在这责任重大的时期召开了２５０次全体会议，他只出席了两次。广泛传达到莫斯科人的２６个莫斯科的纲要却是不平衡的，没有仔细研究好，带有广告性质。红卫区委第一书记热尔托夫：叶利钦的声明实际上符合敌人的利益。对自己同事的不信任和怀疑发展成政治行动。涉及区委第一书记的许多评价经常是根据匿名信作出的。市委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斯基捷夫：当叶利钦的组织党务工作部长简直是受罪，他老是要求撤换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又不说明理由。    组织党务工作都变成了“外交人员服务局”，忙于起草各种讲话、无穷无尽的发言。这样就无法同基层党组织和各区委接触。市委常委也没有机会同基层党组织和区委接触。    摆门面的东西很多，莫斯科日占用了过多的党的工作时间、金钱和力量，因而放松了总结选举工作。市职业教育总局局长拉里昂诺夫：叶利钦最初的步骤曾使人产生希望和乐观情绪，但逐渐产生了许多问题。我迄今都不明白他选拔干部的原则。他换了２２个区委书记（全市共３３个区），有时简直是惩罚同志。具体的都是刚才发言的斯基捷夫干的，也许他是被迫的。    市里搞了许多专项目标纲要，缺乏深入研究，彼此互不相关，毫无经济根据，这种做法完全是蛊惑人心。市委书记尼佐夫采娅：我参加了叶利钦发言的那次中央全会。他的发言受到全体中委的谴责，破坏了莫斯科市委的威望。    我们市委常委和书记常同他见面，要是说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政治任务，这种说法是不诚实的，不正确的。也许我们对他的工作缺乏必要的批评性态度。市委书记卡拉巴索夫：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是混乱的、不负责任的、无说服力的，他的思想阐述得很空泛，毫无论据，声明要辞职，这是讹诈，政治上不成熟，仅此而已。    市委常委内部曾有集体议事和批评气氛，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但从种种迹象看，对叶利钦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游戏。一到集体议事原则该起作用的关键时刻，您就把常委丢开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普罗托波波夫：在我们组织内发生的干部大换班是荒唐的，无益于改革。许多人以为改革最主要的是换人。您简直是以换下那些想真心工作的人为乐。“五一”区区委第一书记瓦西里耶夫：他的许多许诺不仅没有化为实际行动，往往还坏了事。又是许诺，又是号召，要减少文牍，党政要分家，但实际上没有行动。叶利钦的任何一次发言都要否定首都发展工作的各个方面，还利用一大堆统计数字，给莫斯科的工作抹黑。我认为，是自我抬高、飞扬跋扈和不愿听取党内同志意见，导致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挑战行径。市公路管理总局局长萨勃林：叶利钦有许多讨人喜欢的特点，但对党的工作者来说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做干部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他经不起任何批评。莫斯科大学校长洛古诺夫：根深蒂固地害怕讲出党员的真话，这就是造成那种产生叶利钦在中央的讲话的气氛的土壤。斯维尔德洛夫区委第一书记基斯洛夫：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事后逞英雄。市委常委的气氛最近一个时期是不顺当，不平稳的，从叶利钦的表现即可看出，他很烦躁。但缺乏勇气去问一问：出了什么事。    市里的工作并不顺心，不仅每个常委可以看出，连中央的干部也可以看出。可是中央的干部最近根本不到市委常委来。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中央部长级干部露过面。鲍曼工学院院长叶利谢耶夫：大家都会同意，叶利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大的教训。    我作为市委委员，不敢说叶利钦的错误与我毫不相干。我参加市委全会，从来没有听过类似今天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些地方已开始丧失原则性。让我们鼓起勇气，及时讲真话，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市委第二书记别利亚科夫：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突然的，我们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不坚定的，是对市党组织的打击。他的发言和辞职声明使人对改革、对国内的变化产生了怀疑。    这一打击恰好发生在十月革命７０周年前夕，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叶利钦本人曾积极参加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打击。他做了很多工作，有创见，对市党组织的工作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这一打击对我们来说就更敏感，后果就更严重。苏维埃区区委第一书记维诺格拉多夫：我是为数不多的老区委书记之一。叶利钦有许多优点，因此才成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他的行动使莫斯科市党组织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现得很不好。要说这是突如其来的，我想不太对头。爆炸是渐渐成熟的，其基础是叶利钦的自负、生硬（而不是坚定），他不善于倾听别人意见。

【日本《朝日新闻》１１月７日报道】题：东欧经济改革的“副产品”——失业者（记者大阿久发自维也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理应“不存在的”失业现象，在经济改革的先行国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已经变成现实。在“大胆地改变”企业结构的过程中，失业问题迟早要暴露出来。    在匈牙利，公开登记的失业者大约有９３００人。从人数来说并不多，但是，《世界经济周刊》最近介绍了这样的预测：“有一天会出现１０万乃至２０万人的失业者”。    现在失业者的大约７０％是低学历的体力劳动者。这个国家现在也在提倡提高质量和技术革新，就业要求有专门的知识。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人，今后还会增多。这是认为失业者会增加的人的论据之一。    全国现在设有４００多个职业介绍所，为被合理裁减下来的人介绍重新就业。但是，在落后的东北地区，有的县的情况特别严重，找职业的和招募职工的比例为１０：１，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作为解决失业的措施，政府决定让失业者管理公园和下水道，收运垃圾，修筑公路，从事这类“公共工作”，每月津贴大约为３５００福林，而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６０００福林。    企业经营者反倒“欢迎”出现失业。在一个经营者与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有人说：“有百分之一二的失业者（人数为５万至１０万），在经营上来说是健康的”。人们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南斯拉夫的南通社报道说，根据今年７月颁布的破产法开始整顿亏损企业，这使南斯拉夫９月份的失业者“至少有５０００人”。工会方面认为，如果７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受到破产法的影响，失业者还会增加。    在波兰，最近发表了经济改革草案。其要点之一是大幅度削减补助费和清理亏损企业。当局说“不会出现失业”，但是，事实上如果许多企业倒闭，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业问题，尽管是暂时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１月９日文章】题：越南在考虑用“资本主义”方法治理灾难深重的农业    由于连续２年歉收，越南在农业上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市场力量和私人的主动性，甚至于达到了有可能向农民个人提供长期使用土地权的程度。    农业部长阮功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想解放生产力。”    去年１２月共产党领导层人事变动以后，农业改革的速度加快了：    ——优先向农业提供投资；    ——３月份，由于撤掉了公路沿线的军事检查站，食品自由交易得到了改善；    ——４月份，政府降低了农业税，并按接近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稻谷。    这些步骤表明，越南官员对于粮食产量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深感忧虑。    越南于１９７９年采取了一种同中国极为相似的合同制。这种合同制鼓励农民为自己多生产粮食，途径是允许农民在完成其向国家交售定购粮合同之后全部剩余归己。    但现在农民遇到了化肥、拖拉机、灌溉用电和农药严重短缺的困难，这些都是由于营私舞弊现象、官僚主义不称职现象、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所造成的。现行的合同制似乎已达到了鼓励农民积极性的限度。    新上台的党领导人向非共产党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求教，得到的普遍回答是：“让农民满意。”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党把增加消费品生产确定为党要抓的第二个重点（继粮食生产之后）。    正在研究的一项方案要求开设农业信贷银行，以便为私人办农场提供资金。另一项方案是建议制定一项法律，保证农民个人在５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使用一块合作社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