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报道，一辆装载三万二千公升冷油的油罐车七日冲进西德赫博恩市的一家饭店，至少造成三十人死亡，并引起大火和煤气管道爆炸，警方说事故的原因是车闸失灵。

白宫发言人七日说，格拉斯承认为美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录音声明是被迫录制的。

共同社报道，日政府七日召开的一次阁僚会议一致认为：日有必要为结束两伊战争和稳定海湾局势在非军事领域起到量力而为的作用，并为终止战争后两伊复兴和中东长期稳定尽可能提供合作。

合众社报道，斯总理七日说，如果继续允许印度这样做，就等于把这块领土让给了印度。

【日本《朝日新闻》６月２６日报道】（记者    大阿久）“我只要活着，就始终是一名战士。即便换了衣服，但我的本质是不变的。”２４日，单独会见朝日新闻社记者的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坦率地谈到了他个人的情况。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改革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他一面回顾过去，一面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早点进行改革就好啦！”“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波兰，过去都开展过改革运动，但在途中刹了车。”他认为现在进行改革已经有点太晚了。    关于波兰和苏联两国改革情况的不同，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而苏联则是在上面的领导下进行。”记者问，‘‘团结工会”在历史上不是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吗？他停顿了一下强调说：“‘团结工会’的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工人开始反抗时，还没有‘团结工会’这个组织。我们吸取了运动的积极面，并使它得到了发展。”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正在推进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雅鲁泽尔斯基语）。但是，波兰政府有关人士认为，波兰虽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口号，但在信息公开，选举的民主化等方面，波兰的改革走在苏联的前面。    【共同社东京６月３０日电】正在日本访问的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３０日在东京内幸町的日本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波兰从明年初开始实施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特点：一、加强经济机制；二、遵守经济计划原则；三、开辟竞争的可能性；四、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他说：“通过这些改革，能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建立起有效的经济。”

【共同社东京７月７日电】题：卢沟桥事件５０周年，各地集会呼吁不许战争重演    今年的７月７日是“卢沟桥事件”的５０周年纪念日，当天晚上，各地都举行了思考和平的集会。    在东京举行的集会认为７月７日是“有污点的一天”。去年７月７日成立的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代表理事小川武满，会员约有１０００人）主持召开的集会，会标是“今天，要想想和平的可贵”。由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组成的七七集会实行委员会当晚也召开大会，会标是“为和平而反省战争！卢沟桥事件５０周年”。    参加集会的人有过去在大陆经历过战争的老年人，也有不懂得战争的年青一代，他们都一致从内心表示要保卫和平。    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召集的会议在东京劳音会馆举行，也是为纪念该团体成立１周年。    “冲绳战争遗族的证人”田代秀子在会上说：“为了不再发生战争，我们都来当宣传员吧！”    接着作家野坂昭如讲话，他指出在日本富裕的背后存在着对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侵略。他说：“在七七卢沟桥事件这样的纪念日强调和平是好事。而今天我们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是因为还存在象过去那样的侵略和掠夺。”    最后，会议通过了七七声明，说“不要忘记５０年前历史性的有污点的这一天，我们决心同全世界战死者的遗族一起，为了把这一天作为确认和平之可贵的纪念日而共同奋斗。”    日中友好协会等５６个团体以及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约２００人发起的集会７月７日晚在东京日本青年馆礼堂举行，大约有１０００人参加。    应邀出席会议的作家井出孙六和女演员中野良子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井出孙六写的书《未完的旅程》，描述了留在中国的孤儿们的情况，曾经获去年的大佛次郎奖。他在讲话中谈到留在中国的孤儿和满蒙开拓团的历史，他认为“‘留在’一词推卸了国家的责任”。在中国声誉也很高的中野良子说：“我一定努力，接受来自中国要求交流的希望。”    这次集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呼吁：“在这历史性的日子里，我们要反对阻碍日中友好发展以及不利于和平的动向，为建立世世代代的友好而进一步做出努力。”

【法新社汉城７月７日电】南朝鲜执政的民主正义党的人士今天说，该党将于下周初对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改组，让温和派取代强硬派，以便顺利地同反对派进行关于民主改革的谈判。    这些人士说，党的主席卢泰愚希望改组民主正义党的领导班子，也是为了给他下周从全斗焕手中接过总裁职务后进行的总统选举和大选作准备。    估计总统选举将在今年年底进行，明年初进行大选。    执政党的人士指出，在卢泰愚宣布包括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在内的一揽子全面民主改革建议以后，党内担任要职的人向全斗焕提交了辞呈，这些辞呈现在还在总统手上。    他们说，估计内阁改组会同党的改组同时进行。他们又说，一直是反政府情绪发泄目标的内务部和法务部等内阁长官可能易人。

【美联社华盛顿７月７日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报告说，由于出口收入大幅度下降，第三世界１９８６年贸易逆差增加了两倍。    该基金会在它每月出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忘录》中说，６２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为４８００亿美元，进口总额为５０１０亿美元。贸易逆差达２１０多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的贸易逆差为６０亿美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说，亚洲的出口贸易却增加了，获得一个“丰收年”。

【美《纽约时报》５月２３日文章】题：加利福尼亚采取行动，促进人们从用汽油转而用甲醇燃料    加利福尼亚州为用甲醇取代汽油作汽车燃料今天采取了重要的一步。    州当局宣布同阿尔科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该公司三年内将在加利福尼亚境内所属７５％的加油站销售汽车的甲醇燃料。    州当局还准备资助购买５０００辆使用甲醇燃料的汽车，并希望加利福尼亚人在１９９１年或１９９２年以前购买１０万辆可以使用甲醇燃料的汽车。    州当局促进增加甲醇的使用量是为了减轻该州的严重污染问题，减轻人们所认为的对外国石油来源的危险依赖。为了同样的原因，里根政府和国会议员也在开始要求更广泛地使用甲醇和乙醇作为汽油的代用品    。    甲醇可以用天然气或煤加工制成，在全世界，这两种燃料的供应都非常丰富。    大多数主要汽车制造商现在正在研制能使用甲醇的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研制了一种“可变换燃料汽车”，可以烧甲醇、汽油或两者的混合物。

【日本《朝日新闻》７月７日报道】题：今值卢沟桥事件５０周年，８名原日本兵将作战日记公诸于世，重要的证词相继作出，说我看到了“南京大屠杀”    与１９３７年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屠杀了许多中国人的事件（所谓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原日军第１６师福知山２０团的３名士兵，６日在京都府峰山町会见记者，谈了自己体验和耳闻目睹的屠杀情况，并且公布了生动记录当时情景的作战日记、手记和配有插图的行军笔记。由于心灵上的内疚和时逢成为日中战争导火线的卢沟桥事件５０周年前夕，他们决定把这些记录公诸于世，说“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对于南京大屠杀，生存的一些原士兵带着现场记录会见记者，这还是没有先例的。    提供证词的是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从事机床制造业的东史郎（７５岁）、住在丹后町没有职业的增田六助（７８岁）和务农的上羽武一郎（７１岁）。    他们公开的资料有３２件。据这３个人说，记录包括行军间歇写的作战日记和复员后趁记忆清楚时整理的手记。    据说，东史郎１９３７年应征入伍，属于第２０团第三连，他参加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南京陷落后也进入城内，看到了屠杀现场。日记落款写的是“２１日于城内”。日记中说：“日本兵把中国人装进邮袋，一经点火就跳起来。待凉了之后再拴上手榴弹扔进池沼里，于是人体便在水中炸裂。”    据说同时进城的第４连的增田也目击了屠杀情景。在屠杀当天，以“在城内扫荡”的名义把败兵赶出来，在向营部请示处置之后，全连便一齐开枪射杀。手记中说，“日本兵用土掩埋了中国人的尸体，约有５００人。无论哪个连都作了同样的事情”。资料经历了约５０年的岁月，已经变成了茶色。    参加会见的京都府立大学教授井口和起说：“‘详细记录的屠杀情景与事实相符。这些体验并耳闻目睹了屠杀情况的士兵，通过会见记者的方法从正面公布了现场记录，从正面发表谈话，其意义是重大的。”    这些公开的资料从本月２８日到８月６日将在京都府劝业馆举行的“１９８７年为了和平的京都战争展览会”上展出。

【合众国际社东京７月７日电】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说，金日成主席今天会见了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３天前，南朝鲜一家报纸曾报道这位７５岁的领导人住进了医院。    在东京收听到的朝中社的新闻简讯报道说，金日成接见了正在对北朝鲜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外长穆赫塔尔及其随行人员。    南朝鲜的一家报纸《京乡新闻》４日发表了一则来自一位苏联驻东京外交官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金日成被送进医院。该报还引用日本驻莫斯科外交官的话说，莫斯科的一位脑专家已飞赴北朝鲜首都平壤去为金日成治病。    该报报道，金日成从６月２２日在接见保加利亚大使时昏倒以来一直未公开露面。

【南斯拉夫《政治报》７月４日评论】题：戈尔巴乔夫愈来愈接近邓（作者兰契奇）    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列格·波戈莫洛夫，这几天在贝尔格莱德同南斯拉夫记者谈到苏共中央６月全会决议时，两次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他说，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已取得很好的成果，这对苏联可能也是有益的，因为苏联同样希望把生产者“从行政和党的机构的干预下”解放出来。这位苏联经济权威说，中国另一个有益的经验是经济特区，它可以使经济更加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技术转让，合资经营，使国家更快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苏联人也有类似的愿望。直到去年，苏联对中国的试验一直有很大的保留。转折点始于去年７月底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之行。当时苏联领导人表示尊重中国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虽然中苏两国在发达程度上有差异，但过去也少不了要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进行对比。对邓来说，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现代化是“第二次革命”，而戈尔巴乔夫则在改革和革命之间划上了等号。这两位领导人的观点以很不寻常的方式相互接近了。从本国的情况和条件出发，两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虽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长期的教条主义传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们感到应该强调，追求美好生活并不是修正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    中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自己改革的出发点。邓在改变强制集体化造成的状况时拆散了人民公社。戈尔巴乔夫则在改变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性质。    中国的经济改革还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新闻：改变所有制结构，建立各种混合经济。中国人对万能的国家所有制是理想的所有制形式提出了怀疑。苏联的理论家越来越经常地谈到，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    按照国营企业法的条文来判断，苏联工业改革和中国“城市改革”试验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苏联的中央计划由“自上而下”的计划来补充，而中国人则在谈论宏观计划和微观计划的必要性。双方都主张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把经营情况和收入联系起来，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作用，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消除平均主义，可能关闭不赢利企业，削弱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邓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不使党的领导作用发生问题，虽然都倾向于党政分开。然而，相似之处最突出地表现在战略决策方面。邓和戈尔巴乔夫都坚决重申改革是不可代替的。

【美国《华盛顿邮报》５月３１日专稿】题：只身领略中国风情（作者布鲁克斯·富登堡）    只身游览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看成是全世界最令人扫兴的旅游。但是，我自恃我的耐心和魅力足以应付在中国遇到的一切麻烦，因此，我在去年１０月份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７个星期里，我按逆时针方向从广州到北京到大同，再南折到西安、长沙，最后回到广州。中途曾和一位新结交的朋友戴比去内蒙古游览１１天。    对外国旅游者的收费要高于本地人，这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制度。即使对“外宾”额外索价，但和美国标准相比，中国的价格仍低得近乎荒谬。例如，从广州到北京的硬卧票每张才３３美元左右。    中国人民非常友好，但是，我所碰到过的许多单独旅游的人都说中国的饭店职员相当粗鲁。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中国的饭店中，职员和客人间的关系常处于唇枪舌剑的边缘。在北京一家饭店里，我爬了５层楼，竟发现有３层楼有职员正冲客人大声呵斥。    一名加拿大客人发现了一种对付饭店职员耍态度的方法，这就是以呵斥对呵斥。    不过，也有一些地方能使你避开这些不快。在历史名城西安，金花饭店温文尔雅的职员能为你提供美国一流饭店引以为自豪的服务。我原以为中国人已对纷至沓来的外国人感到厌倦，但是，甚至在与一个主要旅游区只有一个街区之隔的地方，人们还是张着大嘴瞪着双眼好奇地看着我。在“大众”餐馆，邻座经常给我递烟递酒，有时我甚至发现有人替我付了帐单。不过，假如你在地方小餐馆就餐，千万要自备刀叉，某些大众餐馆的筷子用完后并不洗。内蒙古不象内地那样富有色彩，而是简朴的。我和戴比无意中坐上了去阿巴哈纳尔旗的公共汽车。这是非法的。我们不知道官方有规定：旅游者只能从呼和浩特乘飞机前往该地。    在内蒙古停留１０天后，我们折回南方。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乘务员在过道中来来往往，送开水、卖点心和可口可乐，供应盒饭，用脏墩布拖地板；有的旅客玩扑克，有的嗑瓜子并把皮吐在地板上。在小城镇买火车票很容易，但在大城市，买火车票就有点象是徒手格斗。首先你要排长队。当你终于靠近售票窗口时，你还得同四五个不排队买票的人竞争——挤走他们你才能买到票。    怎么办呢？一位出生于西安的美国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吃点镇定药，学会容忍，还要有耐心。”这是一个忠告。在中国，不仅买火车票用得着，其他场合也都用得着。

美政府六日提出的这项建议已于同日提交由关贸总协定倡议召开的多边贸易谈判农业委员会会议讨论。里根称这项建议是「迄今提出的关于世界农业贸易改革的最有进取心的建议」。

南通社七日报道，波第一家核电站在一九八二年动工，将于一九九四年投产。现决定修建第二家核电站，以缓解能源紧张问题。

据这家公司官员说，今年晚些时候，它将派团去南朝鲜、东南亚等地寻求可能的供货者，预计将购买十亿美元物资。日本其它铁路公司也将仿效。

据德通社报道，伊经土耳其的输油管已提前建成，预计七月底正式启用后可将石油日产量从目前二百二十万桶提高到二百七十万桶，从而使其产量超过伊朗。

【台湾《中国时报》７月５日报道】多位学者专家４日齐声为改善劳保制度进言，提出“免费就会浪费”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观点，建议提高自费负担比例，以改善医疗亏损情形。    亚东医院院长汪毓琳说，现行劳保制度管理欠佳，以致有“一人投保，全家吃药”的弊端。    有些民众甚至认为，既然每月缴了保费，到医院拿些平常家庭必备的药品，才符合成本。    消基会董事邱清华表示，劳保制度本身有很大的缺失，不但对疾病预防和身体保健置之不理，甚至连属于身体疾病一部分的精神病，都不在医疗给付的范围，他并戏称，每个医师都是“眼科专家”，否则怎么有办法在极短的时间里诊疗３０位以上的病人。    卫生署医政处科长戴桂英说，欲采行投保者部分负担保费，应考虑下列因素：①能够确实控制医疗费用的支出。②不致因增加保费，使被保险人因经济负担而阻碍就医。③不能因保费提高，就增加不需要的行政费用。    中国医药学院医务管理研究所所长张锦文则说，有些人在月初拼命抢诊疗单，宛如求平安符，到月底没有使用时，则可能转送亲友或竞价求售。证明劳保局在诊疗单的管理上，仍有不够周延之处。

【台湾《自立晚报》７月４日社论】题：赞成设立反贪污局    立法委员赵少康等拟向行政院建议成立反贪污局，目前已获７０余立委联署，预计可达百人，以强大声势，日内即将向行政院提出。    相信本案提出，将获得绝大多数立委支持，行政单位亦应郑重考虑。社会各方，更当同声支持。热烈响应。因为我们的国家承受贪风戕害腐蚀，至深且烈。可说一切政治上的弊害，人民权益的受损，乃至法律削减功能，公道正义陷于泯灭，绝大部分由贪污引发。贪污为今日国家社会诸多失调失控之源，实非反应过当之辞。举例言之，前任及现任司法部长，均对改革司法多方策划，积极推行，这正反证司法贪渎之风日渐，才使他们痛下决心，竭智尽虑以求澄清之道。政府作了千万件福国利民的事，每每因少数司法弊害为之抵销。而司法黄牛、邪僻律师的十分活跃，也可证实金钱竟能左右法律，贪风足令是非变形。又如消弭色情，拯救雏妓，扫荡不良帮派，清除流氓地痞等，皆成效有限，如谓此非执法者与取缔对象中有若干默契，金弹功能超越上级的考核，其谁执信？    无须多所辞费，贪污不根绝，将令公权无力，导致社会脱序，而且自古已然，如今为烈。    因是，立委多人提出成立“反贪污局”案，甚切时要，原则上我们极表赞同，且愿支持。    但设立一机构，是否即可根绝贪污，值得怀疑。政府历来重视肃贪，民国５２年即公布施行“戡乱时期惩治贪污条例”，６２年８月复予修正，加重刑罚，其中第四条列有六款，均得处以死刑，立法不可谓不严峻，规划不可谓不详明，但悠悠２０余年，贪风日炽，从未见有公职人员严重贪污而被处以死刑者。原为加重惩贪的特种刑法，毫不能收惩一儆百之效，肃清贪污，又何能达成原定目标之万一！可以肯定，即使设立“反贪污局”，作风不改，阻力不除，仍属徒然多一个衙门：增添若干支薪人员而已，于事终无补益。    吾人认为，如设立“反贪污局”，首要为事权集中，将现行刑法及反贪条例有关惩治贪污事项，并归该局办理，并使其地位超然，不受行政与党团干预，能客观放手执行职权。其次，必须讲求搜证技巧，香港廉政署具有权力，能随时调阅公职人员银行存款，拥有产业资料，追究其来源，凡不能合理解释者，立即深入查察，依法侦讯，施行后，对肃贪已收立竿见影之效。其技巧高超，足资今后重建反贪污系统参考。

【埃菲社北京６月２５日电】题：中国：控制摩托车“泛滥”的措施    已将自行车换成摩托车的有钱的中国人要在中国各大城市自由通行是很困难的，因为由于生态和安全方面的原因，这些城市都在限制摩托车的使用。    一些城市，如北京已规定的注册名额是微乎其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摩托车在街头泛滥。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改革和个体经营正在使“一些人富起来”，他们现在已实现了用摩托车取代中国传统的大众化交通工具自行车的愿望。但是，这给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污染、噪音和安全等问题。    问题最严重的似乎是该国西南部的昆明市，那里现已开始对私人和公家的摩托车的通行量实行限制，只有那些持有将逐步发行的通行证的人才可在街头通行。    当局认为，最近几年机动车辆的发展已超出了城市街道的容量。约２００万人口的昆明市现拥有１７０００辆摩托车，占机动车辆总数的１／３，但其交通事故却占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总数的２／３，而且在这些事故中，往往有一半的人丧生。    在北京，许多人买了摩托车，但现在只能放在家里，而不能骑上街头，因为要等待着定量发行的、而交通警察却经常要求出示的通行证。

爱迪生成立专利公司的前一年，原居新泽西州的候斯礼兄弟以月租４０美元的代价，在好莱坞租下房屋，成立了第一家“长老电影公司”，而且在创业头一周里，请来一位印第安人和一位女士，迅速地拍出了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她的印第安英雄》。长老公司的业绩虽不理想，却替好莱坞的制片环境拍出了知名度，那群不堪忍受爱迪生“暴政”的英雄好汉们纷纷被好莱坞的阳光、山水和交通发达的地理位置吸引，来此打江山。    黛依达那一代的好莱坞居民都是工作勤奋，但相当保守的庄稼人。面对如潮水般涌进好莱坞的电影从业人员，开放的态度是容忍而又怀疑，等到这些工作时间晨昏颠倒、不修边幅、举止散漫，言行嚣张的人们已经“侵蚀”了好莱坞的纯朴风貌时。他们才满怀敌意地签名请愿，要求法院将这些人赶出好莱坞。    当时，好莱坞居民对待电影明星最恶毒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庄园篱笆上挂着一面“狗与演员不得进入”的牌子。居民们不欢迎影星们置产业或租屋，并将他们与黑人、犹太人划在同一个区域内居住，以免他们干扰“高雅幽静”的环境。    可是，伴随电影而来的商业繁荣却不是好莱坞居民的篱笆墙所能抵挡得住的。低收入的影星们搭建小木屋自成部落；大老板们则入侵好莱坞山区，盖起巨厦城堡。电影工业蒸蒸日上，影星们的势力很快就压倒了好莱坞居民。当初受排挤的人们，如今自己盖起豪华的城堡，也只准同类人士进出。他们五光十色的生活的魅力，反而使好莱坞居民们开始羡慕了。    好莱坞真正成为电影工业的注册商标，还得归功于《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哈利·张德勒。他认为要让好莱坞驰名远近，大而醒目的招牌是绝对需要的。这个构想获得《洛杉矶时报》的支持，于是很快就在李山上搭起１６个巨型字母组成的市名招牌“好莱坞家园”，每个字母约有５层楼高。为使招牌在夜里依然醒目，还安装了４０００盏灯泡。从此，“好莱坞家园”日夜以其醒目的架势，招引着世人。而美国电影业８０年来，也一直沿用这种宣传模式，向各地推销他们的产品。    （四）

【美国《行列》周刊６月２１日一期文章】原编者按：几周前，应苏联的邀请和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行列》周刊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苏联《星火》周刊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各自访问了对方的国家。经事先商定，双方各写一篇访问记，以下两篇文章在《行列》周刊和《星火》周刊上并列发表。我们能实现和平吗？我们的差异如何？沃尔特·安德森    站在伏尔加格勒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纪念碑下，一个问题浮现在脑际：他们能经受和平吗？    虽然苏联自德国的入侵结束以来已为千百万人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但是今天许多建筑物仍然显得破败，食品不足，消费品质量成问题。此外，黑市猖獗，寿命缩短，酗酒和旷工严重。我访苏之日，正是苏联处于关键之时，即那个国家正试图实行一种叫做“公开性”的新政策。何谓“公开性”？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想了解这个问题。    在两周内，我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基辅和第比利斯。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社会的矛盾现象突出。虽然宗教信仰是受压制的，但是象扎高尔斯克的特罗伊茨卡亚大教堂中的安德烈·鲁布廖夫那样的圣像却受人崇敬。虽然我国最优秀的一些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作品——在学校和图书馆里到处可见，但关于美国的直接报道却很少。虽然离婚和堕胎率可能比美国还高，但是家庭联系和相亲相爱的程度令人羡慕。但最大的矛盾现象是战争。    我惊奇地发现，苏联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都怕受到美国的核攻击。一位列车员对我说：“你们的领导人想发动战争。”如果告诉他美国人对他们的领导人也有这种看法的话，他也一定会惊讶不已。    “公开性”不光是指宣传，这是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一大努力，意在使人民参政，在整个制度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共产党员说：“以前我默不作声，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在参政。”    我们所看到的公开性，是报纸上披露了各种消息：切尔诺贝利事件、一艘核潜艇沉没、国内存在着卖淫等。还有萨哈罗夫等政治犯释放了，以前禁止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解禁了。一个作家对我说：“我认为，有了公开就有前途。”    “公开性”遇到的反对来自官僚和习惯势力。莫斯科的一位作家解释说：“有些作家和画家反对公开性是因为他们毕生都支持一种观点。他们的地位很稳固，无人挑战。现在他们遇到了各种思想的竞争，他们怕失去控制，失去轻易地决定人民应当看什么和听什么的能力。至于官僚，他们过去轻松地作出决定，告诉人民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们只怪下面，从不承担责任。现在他们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必须听取意见。这就是说，他们不能做官当老爷了。有人已经丢官了，我想还会有更多的人丢官。”    伏尔加格勒的一名少年对我说：“少数人不喜欢改革，因为他们象我的父母那样，习惯于老一套，习惯于别人为他们作决定。由别人负责比较容易，因为你不用动脑筋。”    在基辅，乌克兰的文化部副部长说：“我们现在有摇滚乐，霹雳舞，电影和戏剧也多了。公开性在发展。”    我发现，苏联人对美国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我记得，在列宁格勒举行的韦思家族画展上，两名聋哑少女用手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一名导演用“我爱纽约”牌打火机悠然自得地点烟。莫斯科的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电台播放的乔治·格什温的歌剧《波吉和贝丝》中的《贝丝，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的曲子。当格鲁吉亚的学生和教师、基辅的一个演员家庭和一名诗人、几乎每个城市的共产党官员展示美国人送给他们的美国礼品时，脸上和声音中都显出得意的神气。他们称赞美国产品的质量，不断提出有关美国的问题。    显然，除了战争威胁以外，苏联和美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我们彼此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我们能够经受和平吗？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巴班斯基对我说：“如果我们一起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试想会取得多大进步？”我们能实现和平吗？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维塔利·科罗李奇    我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参观粮仓的时候，当地的农场主向我解释说粮仓的顶部犹如了望塔，极目远眺，是一望无垠的田野。我表示愿意登高一望。    一个小小的升降舱沿着筒仓徐徐降下，我与两名美国人一起进入舱内。小舱沿着铁壁似的筒仓缓缓上升，升至１００英尺时，晃动几下，戛然而止。正当我们卡在半空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伴跨出小舱，爬上顶部进行修理，很快小舱又继续上升，直达筒仓顶部。    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为了别人挺身而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我国的具有这种精神的一位领导人。他有胆略，敢冒风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幸福。    在我周游美国时，我老是想我们的共同联系，共同责任是什么。也许最大的“超级力量”就是在地球上共同生存，共同工作的力量。我知道这样做并不容易。我记得在亚特兰大机场，当一名妇女听说我来自苏联时，吓得赶紧逃跑，我不知她怕我什么，我只知道她怕。我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敌对的宣传和象《阿美利加》这样的影片造成和加强了这样的恐惧感。今天，我们谈到了“公开性”。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曾几何时，我们的书架上缺少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书籍，禁令使我们的戏剧和书籍出现了空白。公开性不是出于需要，而是理应如此。    我此行中所遇到的美国人使我深感他们是真诚的，非常理解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这种理解最近几年增加了。我在阿巴拉契亚博物馆附近参加了农民的节日活动。与我在一起的还有《根》的作者亚历克斯·黑利。我们在一起聊天、唱歌、跳舞，感觉到了人类生存的共同背景。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所描述的战胜奴隶制的胜利和走向自由的艰难历程；对我来说这就是战胜了有人想加诸我国人民的仇恨。我们从农民的握手和微笑中感受到了欢乐。我想起了在芝加哥、新奥尔良、华盛顿和纽约的聚会。我们远不是对每一件事情都看法一致，但是，我们都开诚相见。这就是我们的公开性的实质。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美国有人对改善同我们的关系不感兴趣，我国也有这样的人，那些主张对抗的人在个人野心和权欲的驱使下，知道如何利用报纸和电视台。但是谋求合作的人们正在努力。如果我们持之以恒，我们将更强大。    改善两国关系对谁有利呢？对我、我的妻子和孩子有利，对新奥尔良的码头工人、伊利诺伊州和田纳西州的农民有利，对苏联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厂工人有利。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２日文章】题：非洲的通讯社在不利的情况下进入第五个年头    为纠正西方通讯社对非洲新闻报道的控制和“消极的处理”而成立的泛非通讯社，前不久庆祝了它成立的四周年——但是庆祝活动是静悄悄的，没有大吹大擂。    这家通讯社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遇到重重困难。    泛非通讯社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为大约３０个成员国服务。    前不久进行的调查结果说，这家通讯社    ——报道“社会与政治上层人物”有关的消息太多。    ——对有关“发展”的消息注意“不够”。    ——农村地区的消息“几乎没有”报道。    发展中国家提出批评的人指责西方通讯社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他们国家的消极方面，忽视了报道有关经济或社会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    泛非通讯社去年秋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份报告说，一些国家的通讯社发给泛非通讯社供发表的许多稿件写得既不通顺流畅，内容又不准确。    它还批评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政治消息的“数量多得令人感到不安”。这篇报告举了突尼斯国家通讯社的这则消息为例：“布尔吉巴总统今天早晨跟往常一样散步。”    缺乏专业技能也使泛非通讯社编辑遇到的问题复杂化了。泛非通讯社公约第８条规定，该通讯社在“发表各国家通讯社发去的消息时不得作任何改动”。这条规定束缚了编辑的手脚。有关部门对第８条已作出修改，现在编辑们可以改写“太长、太没意思或很不通顺的”稿件。    泛非通讯社新闻报道的另一个障碍是，该社记者不得到任何拥有本国通讯社的国家去采访任何消息，因而也影响到该社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美国《纽约时报》６月２８日报道】题：设立政治学和教育奖金    因为诺贝尔奖金不承认在教育和政治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肯塔基州的一位退休实业家捐赠了据说总额为１２００万至１５００万美元，作为设立教育和政治学年度奖金的基金，这两项奖金分别为１５万美元。    查尔斯·格劳迈耶说：“我认为我也许能填补这项空白。”他还说，他的动机是“要使世界成为人类比较美好的生存之地”。于是，格劳迈耶向自己的母校路易斯维尔大学捐赠了这笔基金。    格劳迈耶说：“除去我和我的家庭所必须用的钱以外，其余的钱都积累了起来。我要设法将我不需要的钱用来帮助社会。”    ３年前，７４岁的格劳迈耶向这所大学捐赠了一笔基金，为作曲设立了金额为１５万美元的奖金。数月前，他又向该大学校长唐纳德·斯温建议设立格劳迈耶教育奖金和格劳迈耶改善世界秩序奖金。这两种奖金将于明年春天首次颁发。    格劳迈耶说，这两种新设立的奖金不同于诺贝尔奖金，它们奖励的是创新精神，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成就。比如，就拿教育奖金来说吧，参赛者须提供主张、政策或能加强教学的技术性建议。参赛者不能由自己提名，而必须由院校和教育机构、教育书籍的发行人和编辑或者职业教育工作者推荐。    格劳迈耶在建议设立政治学奖金时说，他希望反映自己的哲学观，即建立“一个将各国人民的安全看作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世界”。

▲日本已发展一种混合式机载导航系统，把日本研制的环形激光陀螺结合起来。它把环形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和美国的星座导航卫星系统用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连接起来。    此系统每飞行一小时导航误差还不到一百五十米，而现用的惯性导航系统的误差为每小时二千米。    ▲美国诺思罗普公司制造的先进的Ｂ—２隐秘轰炸机将于九十年代初期服役。    一百三十二架Ｂ—２隐秘轰炸机将部署在密苏里州西部怀特曼空军基地。美国空军将花费九千万美元改善这个空军基地以适应该机进驻。    ▲美国波音公司为海军研制出Ｅ—６Ａ「塔卡木」（Ｔａｃｍｏ）战略导弹潜艇中继机。这是一种装备机载堪低频通信系统的通信机。当陆基堪低频通信系统被破坏后，通过Ｅ—６Ａ向美海军战略导弹潜艇部队发布命令。    Ｅ—６型机组成员四人，值班人员六人。不加油续航时间十五点四小时，一次加油飞行二十八点九小时。（均据英国《国际飞行》周刊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６月１９日文章】题：一月全会、“教训”和当前现实（作者雅罗斯拉夫·库切拉）    早在６０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完善我们制度的任务。在６０年代期间，这个任务更加迫切，但并没有十分彻底地加以解决。    矛盾提到１９６７年举行的捷共全会上，特别是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交替时期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这次全会使捷共领导发生重大变化，杜布切克取代了诺沃提尼。    然而，首先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过错，当时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被错过了。    许多曾在１９６８年捷共一月中央全会后破坏了上述机会的人，今天作了最充分的表演。２０年前，他们指责苏联共产党搞“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用武力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我们，而今天竟然不知羞耻地、招摇过市地赞同苏联的改革。他们煽动性地断言，（苏联人）今天想要干的，他们在１９６８年就想干了。同２０年前一样，把自己称作是“先进分子”，而把自己的反对者称作是“保守派”。他们没有吸取教训。那些在１９６８年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分子显然是指望他们的同胞们忘掉他们的意图。不，他们的意图并没有被忘掉。    诚然，他们在１９６８年使用过的口号和苏共、捷共今天所选择的口号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关于民主、恢复列宁的原则、发展自治和扩大工会的权限等等。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布拉格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称作是改革和加速发展的动力。然而，１９６８年，右派分子要求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纯粹的”没有“限制”的民主，例如常常要求工会不要共产党员。动员组织在所谓的非党人士俱乐部和２３１俱乐部里的反社会主义势力。    在新制度中，竟然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位置，右派的《文学报》１９６８年第１８期写道：“必须从公共舞台上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排除出去。”这样的“民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动力，而只能变成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就象１９６８年我们这里和７０年代初波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这种“肢解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同苏共今天在改革的民主实践中奉行的公开政策、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自然毫无共同之处。    将右派们的经济改革、自治和社会政策等概念同捷共和苏共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作一下比较，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香港《大公报》７月４日文章】题：日本有成为军事大国危险（作者张成前发自东京）    今年是“七七”事变５０周年，又是中日建交１５周年。按时间顺序的要求，日本应先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然后再为中日建交举行庆祝活动。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就没有建交的基础，今天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又谈何１５周年的庆祝？然而，近来出现的一些动向使人不仅要问，日本当局的反省是否深刻？他们对于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否尽到了制止之责？    东京有人在议论“卢沟桥事变中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枪”，说什么他们在战后已对当年驻扎在中国京津一带的日军官兵“逐一进行了调查，证实没有一个人在当时放过第一枪”，言下之意是中国军队挑起了那次事变，所以才引起了日军的大举进攻，妄图用此手法掩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扩大侵华战争的罪责。而日本政府，对此不仅未加制止，还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听之任之。这同联邦德国当局对纳粹分子的取缔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相呼应，某些人还玩弄“艺术探讨”手法，美化侵华战争。不久前，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纽约日本协会，以介绍电影拍制技术为名，上映了一批战时日本影片。这些影片把两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描写成“悲天悯人”的慈善家。    还有一个动向。一本名为《爱国心与教育》的教科书最近问世。这本书说，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歪曲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如果了解以天皇为中心，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日本的特色，那么每个学生都会自然地产生爱国心”。这本书强调用爱国心来提高国防意识，为此学校的爱国心教育极为重要。并且说，日军的自卫官精神，应成为“日本国民必需的觉悟”。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和亚洲人的关注。看日本当局对此书采取什么态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教科书问题”。    日本当局一再向亚洲国家解释，日本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但分析家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将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第一是，美国的战略要求。五角大楼从与苏联在亚、太地区争夺军事优势出发，不断督促日本加速扩充军备，并提出了由日本分担防卫１０００海里海上通道的要求。    第二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其太平洋舰队的舰艇不时出没于日本海，并在日本北方四岛上建成军事基地。这些在客观上形成了刺激日本扩充军备的因素。    第三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自从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便成了日本的宿敌，并成了扩军备战的藉口。今天，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一方面投美国五角大楼之所好，一方面又利用俄国人的刺激，进行着重整旗鼓的活动。    当然，日本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动向从未加以限制。因为，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军事力量是外交上不可缺少的后盾。

【朝鲜《劳动新闻》７月６日文章】题：朝苏友谊的里程表    １９６１年７月６日缔结的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和发展到新阶段的划时期契机，它是两国人民希望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事业中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坚定决心的表示。    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两国人民的阶级同盟关系和纽带在更高的阶段上得到了加强。    朝苏两国人民是为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在长时间内共同战斗的阶级兄弟和亲密战友。    在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并肩战斗和争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紧密支持与合作的过程中，朝苏友谊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这一条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这种传统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能够不断地加强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可靠保证。    过去２６年的时间证明，这一条约是符合朝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其生命力正日益加强。    我国人民对朝苏友好关系一路上升、日益得到良好的发展感到高兴。    不断加强和发展朝苏友谊是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是我国人民的一致决心。我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今后也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条约的精神，进一步发展同兄弟的苏联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７月７日报道】越南３日致信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总统特使维西将军访问越南，以讨论和解决美失踪人员问题。    越南官员７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越南已同意接待维西，但日期尚未确定，越方希望美方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    美国官员６日表示，越南已同意维西访越，但维西访越只讨论失踪人员问题，不涉及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政治问题。    若在失踪人员等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可能同意讨论两国间的其他问题。

【埃菲社巴拿马城６月６日电】美军南方司令部新任总司令弗雷德·沃纳将军６月６日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霍华德空军基地就职，接替了高尔文将军。    沃纳是美国派驻拉美地区经验丰富的老资格军人，同时也是美国在中美洲地区实践“低烈度冲突”理论的一位有力的推动者。    在就任新职前，沃纳曾于１９８１年担任过萨尔瓦多防御战略方案起草小组的负责人，尔后在１９８３年领导美国陆军在洪都拉斯建立了一个中美洲军事训练中心。在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６年３月期间，沃纳被任命为美军南方司令部驻巴拿马运河区克莱顿堡的第１９３步兵旅司令官兼任负责拉美地区安全事务的司令官。１９８６年８月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驻军部队第６军司令，负责确保十多万人的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后备军的快速调动。与此同时，沃纳在这一期间，从陆军中将晋升为四星上将。    南方司令部是美军在海外四大战略司令部之一。南方司令部总部设在巴拿马运河区，接受五角大楼的直接指挥，并统帅大约两万美军，指挥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陆海空军的军事活动。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６月２８日文章】题：以高技术射击系统代替坦克部队    各国军队首脑正在考虑对陆军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拟议中的改变之一是重新评估坦克作为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战场武器的作用。西德高级军官们已经得知，一项代号为“预见工程”的秘密研究工作的临时性结论认为，目前陆军的武器和结构不能应付来自华约部队的威胁。    “预见工程”是要研究在今后１０年至１５年内可供陆军使用以对付来自华约部队的威胁的各种潜在的反装甲武器。    英国传统上都是依靠坦克来防御华约部队。华约部队把坦克作为攻击的主要武器。盟国目前的中线有７８００辆坦克（其中有７００辆左右是英国的），而华约有１６７００辆。    一位国防部人士解释说：“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新式武器的出现，战场的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新的监测设备已使黑夜变得跟白天一样，使突然袭击变得非常困难。”    “预见工程”只是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若干研究项目之一。所有这些研究都着眼于未来的战争。这项研究探索了四种主要武器系统的不同作用。这四种武器系统是：主战坦克、齐射火箭系统、轻型攻击直升机和制导武器（例如手提式导弹）。轻型攻击直升机和齐射火箭系统作为反坦克系统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未来的投资很可能将集中在这些领域。    有些人主张改变现行的团的建制，办法也许是取消一些坦克团，代之以直升机和导弹。    不存在坦克将消失的问题，但是“预见工程”对军队来说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