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晚报》六月三十日报道，南破产法将推迟到九月三十日实施，以便让亏损企业在此期间寻求新的财源。

斯里兰卡一官员一日说，斯将支持巴的这一行动。巴是在一九七二年孟加拉国成立时退出英联邦的。

外电一日报道，巴班吉达总统说，那时尼将建立一个美国式的两党、两院议会的总统制国家。

穆萨维总理一日说，德奎利亚尔的这一建议不是解决海湾问题的办法。

据合众社一日报道，美以此抗议巴政府官员参加在美驻巴使馆前举行的示威活动。

红色高棉电台一日说，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首要条件是越南撤军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６月２２日一期文章】题：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的成员都在抵制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不再能发号施令    东欧和西欧对它们各自的超级大国庇护者都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东欧领导人对他的激进改革的抵制不象他在国内遇到的反对那么危险。然而，莫斯科一度曾经可以轻易地发号施令，现在看来似乎再也不可能了。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某一东欧国家首都只要有一步走错，问题都会加剧。兰德公司的罗斯·约翰逊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力促东欧国家效仿他的做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问题就有可能暴露出来。”    在西方，这个‘‘想当年……可将来……”的危机现在已经爆发。和苏联一样，美国过去也能对它的盟国发号施令，尽管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但是，上星期举行威尼斯首脑会议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５个最强的成员国，外加日本，在重要问题上几乎没有给里根提供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在美国政府宣布在波斯湾问题上要寻求一个共同的战略后，它发现玛·撒切尔和密特朗不愿意让他们的舰队受美国政策的约束。它甚至没有能象它预料的那样在美苏关于撤除欧洲中程导弹协议问题上得到热烈的支持。西欧将加紧寻求自己的东西方战略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英国和法国必须带头建立起北约组织的一根“欧洲栋梁”。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其结果不大可能使美国高兴，因为欧洲人将把和解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有些结果已经使美国感到不悦。西德总理科尔正在一项长期“东方政策”的基础上扩大努力，改善其和苏联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盟国虽然“想继续保持这一联盟，但是，它们却不象我们那样害怕苏联。”    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比里根更致力于谋求和平。虽然美国支持欧洲的团结，但是，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愤愤不平地说，欧洲共同体等于是“一个权把我们排挤在外的关税同盟”。    经济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关系。东欧各走各的路    戈尔巴乔夫在促使上了年纪的正统共产党人接受他的改革时会失去很多东西。    对东德的昂纳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甚至连很少有不忠于莫斯科的表现的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反对妥协。只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和匈牙利的卡达尔似乎赞赏戈尔巴乔夫的作法。兰德公司的罗斯·约翰逊说，胡萨克的担心也许是对的，“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放宽限制的作法可能会造成象１９６８年那样的局势”。约翰逊说：“戈尔巴乔夫如果面对那种形势，势必会严厉地予以镇压，否则将会在国内引起真正的反对。”

【法新社北京７月１日电】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１日对中国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将选举更多年轻领导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以恢复这个权力机构的活力。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说，这是一种组织上的改革，目的是为了使党和国家机构更加充满活力，以确保党的现行政策的连续性。分析家们认为，这位老领导的这番话是支持邓小平的，邓小平最近曾经说了好几次，１０月份的党代表大会上将有大量年轻血液流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本报东京７月１日电】新华社驻东京分社今天收到建立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委员会村濑武士先生发来的该委员会就周总理诗碑遭破坏事件发表的声明，声明如下：    ６月２５日黎明，自称日中问题研究会的反华分子用红油漆涂抹了诗碑的正面，诗文数处被用铁锤之类的东西破坏。他们还在诗碑前散发了数十张内容如下的传单：    “粉碎日中政府成员会议！    政府和财界要停止对中共的经济、技术援助！    不准干涉日本内政，不准干涉日本的司法和光华寮问题！    不准干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个内政问题！    坚决反对自卫队同中国共产党赤军的交流！    不要被中共、苏联展开的对日赤化等分裂自由阵营的工作所迷惑！必须认识到，全部责任在容共腐败、推行软弱外交的自民党！    日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庸国！”    发生此事件确实令人不胜惭愧。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１５周年，又是即将到来的芦沟桥事变爆发５０周年。    我们要重申这样的决心：必须遵守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发展日中友好。鉴于事件的严重性，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搜查当局竭尽全力迅速拘捕犯人。我们决心保卫日中友好的象征——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以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件。

【路透社东京６月３０日电】中曾根首相今天要求政府和产业界加强检查以防向共产党国家进行非法出口。    一位政府官员说，在中曾根提出要求的同时，政府正在对可能发生的非法出口计算机微芯片的事件进行调查。    一位发言人援引中曾根今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讲话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自由世界的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现在需要制定一项政策，以防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曾根敦促政府有关机构加强对出口的监督，检查一下现有法律是否得到遵守。

【美联社台北７月１日电】执政的国民党１日宣布秘书长马树礼辞职并任命教育部长李焕接替他的职务。    一些报纸报道说，７８岁的马道说，７８岁的马树礼辞职时要求蒋经国在台湾戒严令行将结束之际挑选一名年轻党员担任这个职务。    马树礼在１９８５年担任秘书长。他在执行蒋经国结束戒严令的计划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们认为，任命７０岁的李焕是决心继续开展最近开始的民主化运动。人们普遍认为李焕比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思想更开放。    政治观察家们说，李焕眼前的任务是改组国民党，在中央委员会中让台湾出生的年轻党员接替许多从大陆上来的老党员的职务。

【美联社台北７月１日电】反对派的一名立法委员今天敦促政府效法南朝鲜的民主试验，加速台湾的政治改革。    持不同政见的民主进步党的于心澄在内阁行政院发表讲话说，台湾当局在实行民主方面应当行动更迅速，因为台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比南朝鲜的条件更为成熟”。于说，台湾所需要的政治改革包括改变确保执政的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议会制，使地方政府实行更大程度的自治，直接选举总统和实行新闻自由。

编者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上绞刑台前侈谈“和平”和“人情”，把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人民欠下的笔笔血债轻描淡写为“不周全”而已，并对解除日本武装耿耿于怀    【日本《每日新闻》６月２２日报道】题：美国发现东条英机“最后一封信”，他致函美国宪兵队长说，“日美邦交”是和平的基石（记者铃木健二发自美国）    经每日新闻社调查，现已查明，甲级战犯、原首相东条英机在上绞刑台之前曾给美国人民留下一封信。这封信是１９４８年２月写给当时远东军事法庭宪兵队长肯华奇中校的。信件对这位中校对战犯采取的“富有人情味”的态度表示感谢，并且批驳了美国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导致和平的手段”这种逻辑。书信是竖写的，写了１１页半信纸。信的开头写道“在同有古武士的遗风的肯华奇中校诀别的时候”。结尾写的是“１９４８年２月于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信中用毛笔书写着他的姓名。    书信对肯华奇中校表示谢意说，这位中校“真正贯彻了美国刑法所规定的在被告被判决以前不算罪人的原则，对我甚至表示了相当具有人情味的敬意”。    信件在末尾反省说，与此相比，日军对待俘虏、被扣留者和占领地原居民的处置却是“不周全的”，“这是重要的失败原因之一”。    信中写道：“如今美日两国国民在战争结束后彼此都有了广泛的接触。这种接触今后将会越发扩大。我也希望这样做。”    东条原首相阐述了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一贯看法。他指出：“远东和平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东亚的人的衷心愿望。世界和平是世界全人类共同的宿愿。地上的生物谁不渴望过安谧的生活？世界上究竟有哪一个国家好战的国民希望无谓地打仗？生物的斗争毕竟来自对生命的威胁，只要是这样，那情况就是严重的。”他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彻底解除日本武装这件事。他写道：“海螺的触角是为护身所需要的。因为有触角就说海螺是好战动物，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东条原首相援引战国时代上杉谦信给武田信玄送盐的逸闻，结束了这封书信。他说：“导致和平的因素是‘对敌人也要给予仁爱’这种不加歧视的博爱。与使用原子弹使几十万人毁于一旦，并以此作为导致和平的手段这种思想相比较，文明岂不是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存在，涉及人类根本的精神文明岂不是正在伴随物质文明的发达而衰落吗？”1938年6月，日军在徐州附近把中国人当刺杀训练的“活靶”。这难道是东条英机所说的“不周全”码？

７月７日就要到了。我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不会忘记５０年前这个悲惨的日子。    在中国有很多抗日英雄，例如杨靖宇将军、吉鸿昌、赵一曼烈士等都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也不会忘记象伊田助男那样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人（见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９日《解放军报》报道），更不会忘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悲惨苦难，例如，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３日的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日本人真不知怎么反省，怎样道歉才好。    我想日本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而没有任何可以为侵华战争辩解的理由。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１９４５年，外国军队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多么大的牺牲，工农业生产遭受了多么大的摧残啊！而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是最惨重、范围最广的！    可是，中国不要求赔款。而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国这些国家剥夺了中国人民多少资源啊！    如果中国向这些国家索取赔款的话，其金额恐怕是达到天文数字了吧。    中华民族有着多么崇高的精神心胸多么宽厚，这使我衷心佩服。我访问中国已经７次了，有很多中国朋友。    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正因为中国人民这么宽厚，日本的经济才可能发展，所以日本人应该报恩。    不要忘记战争的惨痛教训。    我常常考虑现在中国的情况。１９８４年国庆节时我在观礼台上荣幸地听到邓小平阁下的讲话。    我相信聪明的中国人民肯定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到２１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    最后，为了日中两国更加友好的新世纪，我还要拼命，要奋斗。２１世纪的日中友好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两国青年一代的身上。    他们一定会接受先驱者点燃的日中友好的火炬，并把它世世代代传下去，使２１世纪成为日中两国更加友好的世纪。    ７月７日，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人民也要牢记。

【新加坡《联合晚报》６月１４日文章】题：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刊的缺点（作者山叔）    不重视封面设计、印刷不精美、缺少必要的插图，这是中国大陆书刊的３大缺点。    这３大缺点，从这次世界华文书展中不难看出来。例如，三联书店刊行的《文化生活译丛》，每本的封面都是一个模样，摆在一起，叫人简直分不出这本跟那本有什么不同。一本由奥地利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著的历史特写专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与让·诺安著的《笑的历史》，前者内容严谨充实，后者内容生动活泼，但两书的封面几乎是一模一样，根本就没有经过设计。    不仅单行本不重视封面设计，好多期刊的封面也是马马虎虎。象《报告文学》（月刊），内容相当精彩，但印刷却相当粗糙，封面设计尤其令人摇头。有时，一连几期竟然用完全相同的图案（只是配色略有变化），叫人没法从封面上分出这期与那期的不同。    再讲讲插图，并不是每本书都要有图片，但介绍人物的书，总该附上有关人物的照片（或画象）吧！如果是近代、现代的人，多刊一两张人物的生活照片或别的有纪念性的照片，可以使读者加强对人物的印象。可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好多介绍人物的书总是缺这样的照片。    印刷精美、封面出色及插图足够的中国大陆版书刊当然也是有的。中国不乏杰出的美术人才，关键在于重视不重视封面设计。至于印刷水平不高，很大程度上与印刷机陈旧，技术落后有关。印刷术原是中国人发明的，如果印刷术老是落后，实在对不起祖宗。

美国农业部最近说，由于巴西咖啡生产的恢复，本年度世界咖啡产量预计可达九千七百八十万袋（每袋六十公斤装）。

伊朗工业部一日说，项目包括扩建矾土和钢铁工业及炼铝厂、医药厂和造纸厂等，将耗资一千二百六十万美元。

巴基斯坦商业部官员一日说，这主要是从即日起取消对一百三十六种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限制。

南朝鲜商工部三十日说，南朝鲜今年上半年出口达二百零七亿美元，预计全年出口将达四百三十亿美元。

日本大藏省一日说，截至六月底，日本外汇储备达六百九十二亿七千三百万美元。

【纽约《中报》６月１０日文章】题：当前外交和安全困境的突破之道（作者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系教授高英茂）    自从中共在１９７９年大力发动和平攻势后，各方面提出不少解决统一问题的模式构想，综合起来大致有下列１０类：    ①一个中国：中华民国；②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③一个中国：奥运模式；④一个中国：一国两制；⑤一个中国：多体制国家；⑥一个中国：联邦；⑦一个中国：邦联；⑧一个中国：国协；⑨二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⑩一个中国，一个独立台湾。    上列各种模式构想中，极端保守或极端激进的主张，不但缺少台海两岸客观条件的支持，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了解与同情。依目前情形看，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模式，必须符合几个最起码的条件：    ①承认既存之分裂状态，但不放弃长久将来统一的可能性。    ②在统一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以前，须有一段长期和平共存、奠定统一基础的过渡时期。    ③台海两岸关系的安排，须能被中共、国民党及台湾人民所接受或容忍。    ④可以促进台湾海峡地区的安定及繁荣，并得到对西太平洋有切身利益主要国家的了解与支持。    目前，“多体制国家”的理论构想，看来似乎最切实际，又较合理温和。此构想适用在台湾问题上，有下列几个重要特色：    ①高度现实性：它忠实地反映４０年来大陆与台湾长期分裂状态，在一个国家里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同时存在，互相抗衡。    ②国际惯例的支持：分裂抗衡的两个政府分别在其控制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主权。在国际社会上，双方亦分别行使一般“国际实体”的权利及义务，分别享受独立自主“国际法人”的地位。因此，“多体制国家”概念提供国际法理基础，处理一个国家内两个体制并存时的外交承认及其他国际行为，而不涉及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及政治争执。    ③符合“基本国策”：“多体制国家”的构想肯定“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国家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只是在一个国家内出现两个抗衡的政体及国际实体。它既未宣布台湾脱离中国，又未放弃将来统一的愿望。    在各种不同的模式中，“多体制国家”的构想与前中共所要求的“一国两制”还算比较接近。但应注意两者之间有二点重要的分别：一则，基于“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并非平等的二制。二则，中共的“一国两制”只不过是基于北平片面宪法上的诺言。    但是，值得强调此二模式中间也有重要的共同点：（１）两者均维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２）主张在“和平共存”的基础上，用缓进的方法实现将来统一的愿望。正因为此二构想有重要的共识，才有可能被海峡两边接受。    只要“多体制国家”构想符合海峡两边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及基本精神，对于“过渡时期”必要的技术问题的折中及安排，就不难做到。

【台湾《中国时报》６月２７日文章】题：海山远隔姊妹情（作者林海音）    民国３７年底，我们全家返台，只有三妹阿珠和她夫婿秦君一时来不及离开大陆，这一别易４０寒暑。在毫无音讯的岁月里，我总认为这个妹妹恐怕已不在人间了，谁知１０年前我们有了三妹还在人间的好消息。但不久她的夫婿久病故去。她和被列入没资格读大学的女儿相依为命，三妹做打字员，女儿在市场卖菜。直到近年才被允许读大学，娘儿俩的日子总算过得差强人意了。    辗转的通信里，三妹每封信都要母亲多多保重身体，留待将来有见面的一天，但不幸母亲在４年前弃世，我的二妹比母亲更早一年离开人间，这使得独自留在大陆的三妹哭泣了几日夜。生离死别是人间最悲痛的事，做为在台湾过顺利生活的我们姊弟３人，当然更要保重身体，留待和三妹有团聚的一天。    今年是我“人生的开始”的岁数，三妹写了一篇《写给大姐    ——从＜城南旧事＞到城南旧事》的书信体长文贺我生日，辗转寄到我手里，正是我生日那天，没想到她的文章是出我所意外的好，这也是亲情所致吧！信是由大陆依据我的小说《城南旧事》所拍的同名电影谈起。这部电影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影展得最佳影片金鹰奖，使他们举国若狂，我们这里也有报道。她很仔细而又极有见解地写出这部小说改编电影的编导过程，女儿祖丽看了后对我说，实在可以刊出给我们在电影界工作的编导们参考参考呢！正好昨日又读到水晶先生在美国华文报纸刊出的一篇文章《皇帝的新新衣——试评＜城南旧事＞》，也是谈到这部电影的改编，正好和三妹的文章可以印证阅读呢１因此就把这篇《写给大姐》投寄给“人间”了。（《中国时报》文艺副刊，《写给大姐》与此文同时刊出——本报注）

【台湾《联合报》６月２６日报道】新闻局广电处昨天发函通知３家电视台，７月１日起废除实施已３年的新节目播出前必须送审制度。广电处主动废除此项制度，意味着今后电视管理政策将逐渐朝开放方向进行。广电处表示，目前实施的电视新节目，推出前须送审两集，连续剧须送审前３集播出带的规定，７月１日起废除，但是戏剧节目仍维持必须送审剧本分集大纲办法，同时外国影片和电视节目除体育、宗教及新闻资料片不必送审外，其他性质节目仍须事先送审。    此外广电处将建立内容评鉴制度，委请学者、专家不定期评鉴不妥节目内容，评鉴结果除将通知３台外，并将进行议处。

【纽约《中报》６月９日文章】题：对外宣传须真实    海外华人对于中国大陆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进步是会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亦不希望再受到１０年“文革”假、大、空宣传手法的愚弄。注意大陆的各种报刊，会发现昔时恶劣文风迄今仍未绝迹，在“八、二开”及“光明面为主”指导方针下，中国大多数报刊，从中央到地方，仍然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弄虚作假的一面。    举例来说，好几家报纸报道及转载了以下消息：河北省某厂的“环宇”牌彩电，行销英国不算，而且收到其它国家上百万台订单。倘若真如此，倒是说明中国电子工业的长足进步和国际声誉。然而，河北省某日报却指出，国家经委抽查结果，十四英寸“环宇”牌彩电质量不合格。今年２月，电子工业部销售局《电子市场》报对国产彩色电视机进行民意测验，前５名是“长虹”、“上海”、“北京”、“金星”、“牡丹”，全然没有“环宇”牌的踪影。由此可见，某些报纸对“环宇”牌彩电的吹捧是有违事实的。广州的“摩星”牌收录机，一家报纸吹它如何好，参加国际商展，另一家报纸又刊登读者来信揭露它质量低劣，维修服务差。同一产品，两种说法，究竟谁对谁错，令人不解。    此外，大陆读者对某某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说法越来越多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句话有很大伸缩性，有些产品只是作为样品，有些只是试销，有些更是“一次过”而不再被外国客户购买。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首要宗旨。３０多年来，新闻工作都是提供正面报道。说不客气一点，报纸在这里起了欺下瞒上的作用。有些记者纵使写了严重失实的“假、大、空”文章，最多也是内部检查一下而已。如果不在新闻真实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有所触动、改变，记者的虚假、失实报道仍难绝迹。

一九八一年王子婚礼    几乎没有一个王室婚礼能象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和贵族后裔戴安娜·斯潘塞小姐的婚礼那样举世瞩目。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９日，许多国家的总统、总理、大使、将军以及各个团体的代表来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参加婚礼仪式。这一天，世界上有几亿人坐在电视机屏幕前观看世界上最隆重的婚礼。    在伦敦，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成千上万人带着各种睡具，到白金汉宫通向教堂的大路两旁的街道上过夜，以便第二天能一睹戴安娜小姐的风采。    那天，从事天气控制研究的专家们还用人工控制天气为婚礼助兴。婚礼开始时，他们为伦敦市民降下一场倾盆大雨，然后在天空中制造两道巨型彩虹。    当婚礼仪式进入高潮时，一道光柱直射教堂的镀金圆顶，场面蔚为壮观。当华丽夺目的马车载着这对新人从人们跟前驶过时，人们为漂亮的新娘欢呼，这位未来的英国王后也向人们微笑致意。    （四十四）查尔斯王子夫妇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８月１４日文章】题：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摇篮    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势力最雄厚的地区，世界上每５个天主教徒中，约有两个在中南美国家。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最先到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在这两个航海国家里原就根深蒂固，随着拉丁美洲国家于１６世纪沦为西、葡殖民地，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天主教会到新大陆展开传教活动。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主要目的是在掠夺这里的金银矿，它同时也把改造当地异教徒信奉上帝视为一种天职。葡萄牙人也一样热中于使当地土人成为基督徒。在殖民地当局的支持下，教会便能大力宣传天主教信仰，在西半球扩大和巩固其地盘。天主教占优势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各宗教中所占的优势地位，可从一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数目看出来：阿根廷天主教徒人数约２４００万，占人口总数的９４％；巴西天主教徒约为９８００万，占人口总数的８８％左右；智利有天主教徒８００多万，约占总人口的８５％；尼加拉瓜的２３０多万人口中，有９１％信奉天主教。除了天主教之外，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不过它们不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主流。宗教能给穷人和失意者带来超自然的慰藉，因此，基督教会在那些落后、贫穷的南美国家，是能发挥一种协助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的。事实上，在一些国家里，教会与统治者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５０年代，阿根廷的天主教会曾是庇隆政权的重要支柱，而１９５６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也曾为遇刺受伤的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祈祷。不过，到了７０年代，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与教会曾发生摩擦，这也是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兴起的时候。认为应参与政治改革虽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的天主教会，依然坚决反共和恪守传统教规，但在巴西、智利和一些中美国家，许多神父已倾向“解放神学”，认为以拉丁美洲地区的状况，教会单是给受压迫者予精神支持是不够的，教会应参与当地的社会与政治改革。    解放神学在一些拉美国家的教会里造成分裂，例如在尼加拉瓜，天主教徒中一大批继续支持不满桑地诺左翼政府的红衣主教布拉兀，另一批却加入亲政府的“群众教堂”，虽然大多数神职人员仍留在正统天主教会之内，好些神父却已倒向左翼政府，为它服务。    历史上，１９世纪的英国，曾有摩利斯和金斯利等人提倡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以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作指导，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包括劳动人民的贫困问题。现在拉丁美洲兴起的解放神学，也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却不象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那样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些宏扬解放神学的神父，是敢公然提及阶级斗争和无阶级社会的。解放神学的兴起解放神学的主要政治思想，大概是在６０年代在拉丁美洲逐渐形成，它的发展又和美国基督教会一个称为“拉丁美洲教会与团体办事处”的组织，有密切关系。１９６８年，拉丁美洲的主教在哥伦比亚开会，“选择优先照顾穷人”的道路。一般人认为这是解放神学兴起的先声。另方面，总部设在智利首都利马的“拉丁美洲教会与团体办事处”则呼吁教会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种新关系，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地已被接受为一种用来剖析与研究拉丁美洲现实的思想方法。基督教没有理由继续与马克思主义对抗。    这个美国教会组织在拉美地区争取到好些神父的支持，他们认为解放神学能帮助他们与那些对教会冷漠的穷人，进行思想沟通。“革命的战略伙伴”１９７１年，一个称为“基督徒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团体在智利宣告成立。它举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表明它要走的是古巴式解放神学道路。古巴的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他告诉与会的左倾神父，教会需要采取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他说，基督教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战略伙伴。”    解放神学的支持者随即着手组织“基督徒的社会主义”会议。阿斯曼和戈迪列斯两位神父帮忙起草会议文件。在“拉美教会与团体办事处”的协助下，“社会主义的基督徒”首届大会于１９７２年在圣地亚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使那些为协助拉丁美洲人民摆脱资本家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积极斗争的基督教领袖团聚一堂，以便更深入研究那些从事拉丁美洲解放革命的基督徒的具体经验。    这个会议为基督徒订下一套思想行动准则，根据这个标准去判断一名基督徒对革命运动到底是起着一种推进抑或是阻碍作用。会议文件指出，拉丁美洲的革命局面已在２０年前由古巴打开。它认为严肃的革命者应重视无产阶级者的出现以及去动员更多的人民，因为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是植根于拉美地区的生产方式及该地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    尽管拉丁美洲国家一些红衣主教与大主教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徒”运动，作出严厉的谴责，指它是采用马列主义思想方法来解释经济历史。但这些批评未能阻挠解放神学思想的传播。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具有多种形式，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各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基督信徒正视现世生活，在人间建立“天国”。

【法新社莫斯科６月１１日电】以幽默和辛辣讽刺著称的苏联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剧《狗心》于本周首次在剧莫斯科青年剧院上演。    这次演出盛况空前，在三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里，不仅场内满座，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而且还有数千名莫斯科人被拒之剧院门外。    该剧由剧作家亚历山大·切尔温斯基改编。它表现的是一名医生和他的助手为了做返老还童的实验，把一个人的器官移植到一只狗的体内。这只狗不仅神奇般地活下来，而且变成了人的模样，还具有那个人的特性和嗜好。然而，那个人是一名蹲过监狱的酒鬼。这位医生大失所望，便把这个狗变的人闷死，那个人便又还原成一条狗。该剧对伪科学态度进行了尖锐而又诙谐的讽刺。    莫斯科青年剧院院长雅诺夫斯卡娅对记者说，她同切尔温斯基是去年９月５日在她接任剧院负责人后的第二天决定把《狗心》搬上舞台的。她说，如果时间再早些，不会获准。她些还说，把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搬上青年剧院舞台是必要的，“因为青年需要它”。    在青年剧院上演本剧的同时。苏联文学月刊《旗帜》６月号刊登了原著。这是６０多年来此作品首次在苏联发表。    布尔加科夫１９４０年４９岁时去世，生前写有大量作品。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白卫军》，后来他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于１９２６年上演，获得成功，但后来被禁演。１９３２年在任莫斯科艺术剧院副导演期间，写了一部有关莫里哀之死的悲剧，于１９３６年上演，在演出一周后又被禁。他的最著名的幻想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他去世２６年后才在苏联出版（１９６６年）。

【法新社巴黎６月１７日电】法国国际电台是法国拥有听众最多的一家电台（大约有８０００万听众），它想在新上任的董事长、经济学家亨利·泰泽纳斯·迪蒙塞尔的领导下成为法国在外国企业的声音。    法国国际电台每天４８次用１５种语言广播新闻，每周有９６０个小时节目。    它有３３个发射台以及加拿大的电缆网，在巴黎有４３０名专业人员，其中有记者１８０名，还有１００名驻外记者。（英国广播公司在全世界有７５个发射台，美国之音１１５个。）    迪蒙塞尔向法国国际电台的两个托管部（外交部和文化部）提出的５年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超德意志电波电台（西德）和赶上英国广播公司。    董事长强调，“法兰西民族之声——法国国际电台想成为我们的企业之声”，提高技术、增长才干和推销法国产品，这样就能成为“法国在全世界的橱窗”。    因此，８月份以来，法国国际电台承担起了自己的广告管理，它不仅提供广告空间，还提供了对广告节目的支持。    法国国际电台创建了法国国际电台企业俱乐部，为法国企业主和大公共机构的代理人提供该电台的国际经验。    另一项计划是建立“法国国际空间”，用迪蒙塞尔的话来说，建立“流动小电台”，以便能在魁北克、达喀尔、法兰克福、北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播发新闻。    在技术方面，主要想增加在亚洲的发射台。因为“我们在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个漏洞”，法国国际电台从设在法国本土的一个发射台每天对东南亚只广播３小时３０分的节目。    他还希望，法国国际电台用３０种语言广播。从１９８８年起，法国国际电台将用阿拉伯语对中东广播。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５月２８日文章】题：纽约地铁演出布鲁斯歌曲和巴赫作品    小提琴演奏家詹姆斯·格拉赛克在第５３号街地铁站演奏巴赫的作品，演奏得非常好，许多等车的乘客流连忘返，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地铁班车。    一个叫作鸡翼的爵士乐和布鲁斯乐团的崇拜者为这个地铁站的演出付费。大纽约市运输局本周召集想在地铁演出的乐师举行试听会，这实际上使乐师在纽约地铁的演出长期化，合法化。    大纽约市运输局希望提高演出水平。在纽约有许多著名乐师不愿去俱乐部和音乐厅演出，而是争先恐后地到街头和地铁站演出。    在地铁站演出的乐队人数很少，他们都是多面手，每人要演奏好几种乐器。运输局允许经过批准的乐师在２０个地铁站演出。运输局不给这些乐师钱，但这些乐师可以得到听众给的全部收入。    经常在地铁站演出的乐师说，他们在地铁站演出还有其他好处，如可以碰到想要找演奏伙伴的人，有时也能碰到制片人、作曲家和其他知音。    许多乐师宁愿到地铁站演出而不去俱乐部或音乐厅，因为他们在地铁站演出更自由、更快活。

【美联社纽约６月２８日电】据美国人哈里斯的调查，美国现在的离婚率只占现有结婚夫妇的２％左右，８对夫妇中只有一对闹离婚，而不是２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闹离婚。    他说，根据近１０年的人口调查统计，１９８１年的离婚率最高，但是后来３年中逐年下降。

【埃菲社罗马６月２９日电】意大利足协将在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意大利杯足球赛中实行新的积分制，以避免打成平局，力求使比赛富有竞争性。新的积分制规定，每场比赛胜者积８分，输者为０分，如果踢平就罚点球决胜负，胜者得２分，输者得１分。这种制度可以避免球队采取单纯的防御战术，从而使足球比赛更具刺激性。

【香港《明报》６月２８日文章】题：瑞典人口仅八百万缘何成为体育强国    瑞典只有８００万人口，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无论是冰球、足球、排球、滑雪和赛车，瑞典选手都有一定水准。网球更是首屈一指，而乒乓球的水准也直追１０亿人口的中国。    瑞典在体育方面卓然有成，背后当然有其因素。    瑞典人热爱体育运动，从小朋友到８０岁的老太太，都看中体育。提起体育，不得不谈谈瑞典一年一度的盛事——斯德哥尔摩马拉松赛。参赛者以中年人居多，更有六、七十岁的“老伯”和数以千计的女士参加。参赛者多达１．５万多人。斯德哥尔摩人口１００多万，竟然有１．５万多人参赛，瑞典人酷爱体育运动于此可见一斑。赛事举行之日，街道上万人空巷，包括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前来欣赏赛事，估计观众有３０万人，成为斯德哥尔摩市每年重要的“庆典”。    瑞典的传播媒介也重视体育，报章及电视的报道皆极详尽，胜利者被捧为英雄、偶像，难怪瑞典人醉心体育。    瑞典运动方面的成就当然也归功于地利，地大人稀。更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地方政府及各体育部门鼓励运动，使运动观念深植民心。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６月２９日电】参加过最近举行的美国循回田径锦标赛的大多数运动员表示，他们担心参加汉城奥运会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对１９７２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以色列运动员被屠杀事件记忆犹新。    美国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４年奥林匹克队队员、在这次循回田径锦标赛上夺得标枪冠军的阿特伍德说，南朝鲜的情况一团糟，奥运会的形象遭到破坏，“我不想为了某些人的利益到那里去送死”。    美国１１０米栏优秀选手福斯特说，“如果汉城奥运会今天就开幕，那么，我就留在国内”。

【埃菲社洛杉矶６月２９日电】美国正在积极展开活动，争取主办１９９４年世界杯足球赛。美国足球协会顾问认为，美国具备比其它申请国更有利的条件。例如有场地优势，可以提供比国际足联要求的赛场最低限额１２个更多的场地供选择，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与日俱增。此外，球王贝利表示将大力支持美国主办世界杯赛。

【埃菲社马德里六月三十日电】西班牙著名足球评论家埃斯卡廷撰文评美洲杯足球赛时说，在令欧洲人大感兴趣的美洲杯足球赛上，巴西队以五比○大胜委内瑞拉队。固然，委内瑞拉队实力较弱，但巴西队的艺术性表演，射门准确、进退自如，他们采用古典的四四二阵型的进攻战术，的确令人赏心悦目。着眼于一九九○年世界杯，巴西队人马一新。苏格拉底的弟弟身手不凡，两名前锋卡雷卡和穆勒在强大的中场支持下两翼齐飞。巴西队的四四二阵型如一部和谐的机器，不但可以阻「敌」于中场，全队上下还可充分调动，设有「中立」队员，有球者毫不恋球，接到便传给位置最佳的同伴；无球者努力寻找机会得球或制造空间。比赛令人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２６日专稿】题：匈牙利的改组表明匈牙利打算改革经济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班子最近的更迭表明，匈牙利决心比自２０年前第一次进行改革以来的任何尝试都更加大胆地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次改组看来也表明，匈牙利共产党决心维护目前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种种控制措施。    ２４日，格罗斯·卡罗伊被任命为总理，拜赖茨·亚诺什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他们都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同代人，他们一个５６岁，一个５４岁。他们是匈牙利为了使领导班子年轻化而任命的一系列领导人中最近被任命的两个人。最新的改革计划的首要目标是推行一套新的税收体制，目的是减轻工业的负担，鼓励人们采取有效的、有市场观念的管理方法。但是，这套新的税收体制也将使匈牙利（和苏联集团）第一次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套体制的另一个不受欢迎的特点是，它规定要征收西方式的增值税。    这些改革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危险的政治问题。    格罗斯同党内的教条派意见不一致，因为他希望大大护大私营部门。他主张在经济领域采取强硬行动，如关闭没有活力的企业等等，甚至宁愿冒暂时造成失业的风险。他还主张收入应该有差别，奖励那些有才干和努力工作的人。从政治上说，格罗斯和拜赖茨都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即不论进行多么广泛的经济改革，不论在公共事务中如何大力推行“公开性”原则，都必须在党对社会的“领导”下进行。匈允许私营企业增加雇工    【英国《金融时报》６月３０日报道】题：匈牙利允许私营企业增加雇工    据匈牙利一位高级政治家说，匈牙利“第二”经济中的私营公司不久将获准把他们可能雇用的人员增加一倍。    匈牙利国家计划局局长、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毛罗蒂·拉斯洛说，将允许一个私营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多达２４人。他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预计这个新规定将在今年生效。在匈牙利１０年前允许建立私营公司时，私营公司只能雇用３个人。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６月２９日文章】题：伊朗的恐怖主义威胁笼罩着科威特油船改悬美国国旗计划    了解对情报机构现有材料的估价的人士说，伊朗可能正打算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如果美国把它加强在波斯湾地区军事力量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    因此，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在海外的设施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就象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炸毁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兵营、炸死２４１名美国人的那种卡车炸弹袭击。可能遭袭击的目标大概将包括美国基地和大使馆，以及美国人在中东和欧洲经常使用的机场和饭店。    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恐怖主义行动的专家罗伯特·库珀曼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今天搞恐怖主义的元凶伊朗，正计划对美国公民和设施——尤其是在中东，肯定还有欧洲，甚至可能还在美国本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我认为，我们陷于包围之中。”    据报道，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两周前曾向众议院的一个专门小组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增加它在海湾的军事力量，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将是很大的。    在美国宣布它打算让科威特油船在海湾改悬美国国旗的计划之后，伊朗重新对美国目标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就增大了。美国海军还将为科威特油船提供护航。    但是，伊朗认为美国的这项新的海湾政策是个迹象，表明美国现在站在伊拉克一边，从而使人担心：伊朗可能采用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报复。

【美国《纽约时报》６月２４日文章】题：南朝鲜的反对派：派别多分歧大    南朝鲜一致起来反对全斗焕的基本上有三个大的派别，而所有这些派别却总是困于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这些派别中有大学的学生，还有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教士及其领导人、红衣主教金寿焕。此外还有反对党内的政治家，其代表人物是金泳三和他的同事６３岁的金大中。    金大中和金泳三的政治组织本身就是６个月前新韩民主党内出现严重不和的产物。    新韩民主党总裁李敏雨显然在没有同金大中和金泳三商量的情况下宣布，如果全斗焕总统愿意接受扩大政治上的民主的建议，他将同意政府提出的在全斗焕下台以后实行内阁制的要求。    金大中和金泳三认为李敏雨的建议是背叛行为并最终强迫他改变态度。    两金坚决要求修改宪法，保证在明年２月全斗焕下台以后举行总统普选。    今年４月，金大中和金泳三以及新韩民主党在国会的９０名议员中的７３人脱离了该党并成立了统一民主党。然而，金大中和金泳三远算不上知己。自称是反共的保守派的金泳三多年来就是金大中的政治对手。标榜自己是大众派人物的金大中毫不隐瞒他把与金泳三的联合视为权宜之计这一事实。    在本月游行的头几天，当几百名游行学生进入汉城明东教堂避难时，１９６９年被教皇保罗六世任命为红衣主教的金寿焕成了主要的声援者。长期以来，金寿焕一直是全斗焕政府强有力的批评者。他说，他赞成直接选举，但同时他也要求金大中和金泳三不要参加总统竞选。    最近学生队伍内部出现的分歧主要是策略上而不是目标上的分歧。

【本报华盛顿６月２２日电】（记者赵子健）在本月２２日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俄勒冈州农业联合会主席胡卡里说，美国西北部地区的农民指望今年的好收成能弥补过去几年的损失，但新的移民法吓跑了季节工，现在草莓、樱桃等水果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美国西北部、西南部和西海岸地区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农场和牧场。许多“低下”的农、牧工作过去是靠从墨西哥非法越境过来的季节工去干的。以往，每到收获季节，就有“非法移民”到农场主家敲门找活儿做。许多“移民”干惯了，也建立了关系。    自今年新的移民法实行并因此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控制之后，许多季节工不敢露面，急坏了农、牧场的老板们。    在俄勒冈州，季节工的短缺将使成熟的草莓烂掉三成。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局报告说，现在缺２５％—３０％的季节农工。    新的移民法同时也影响到另外一些依靠“非法移民”的行业，如成衣、饭店和公寓的门房等。据说现在这种形势将导致食品价格上升。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６月２６日电】据斯德哥尔摩海岸炮兵部队情报官员说，现在每天有１０艘外国潜艇在瑞典沿海徘徊。他说，虽然这是老百姓看到的情况，但是报告这一情况的人都是诚实的。可是，瑞典国防部发言人否定了这种估计。    自从苏联一艘军舰于１９８１年在卡尔斯克鲁纳海军基地附近搁浅以后，瑞典人一直对潜艇侵入瑞典领海保持戒备状态。    关于发现外国舰只在瑞典领海徘徊的消息使许多瑞典人信心动摇了，他们担心瑞典的中立在战时得不到尊重。

“我们终于在同一条船上了！”（原载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