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报道，这是英联邦秘书长兰法尔二十日在接受英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

香港《星岛日报》十九日报道，台行政院说，这三项原则是：「一、不与中共通商为政府的基本政策；二、我国进出口业者不得与中共或中共设在其它国家、地区的机构或人员接触、商谈、交易、签约或有其他商业行为，违者依法究办；三、我国出口产品，运往贸易对手国或地区后，受货人转运其他地区，政府不如限制。」

【路透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北朝鲜主席金日成今天到达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外交官员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许多十分敏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援助和汉城奥运会问题。    金日成在北京火车站同前来欢迎的中国共产党代总书记赵紫阳紧紧拥抱。    当金日成走在站台上时，一群儿童向他欢呼歌唱。    一些北朝鲜学生和外交官见到他们的伟大领袖时激动万分，他们一边挥动花束一边高呼“万岁”。这种欢迎场面是几年来对访问北京的外国领导人的一次最高规格。    【法新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北朝鲜主席金日成今天抵达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分析家们说，此行可能使中朝两国关系得到加强。    他在火车站受到了数百名北朝鲜人和中国总理兼中国共产党代总书记赵紫阳的欢迎，他和赵紫阳总理热烈拥抱。在驱车离开车站之前，金日成主席同车站上载歌载舞欢迎他的中国青年握手。    【合众国际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北朝鲜主席金日成今天到达北京，在北京火车站，有数百名挥舞花束的儿童、２００多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北朝鲜学生以及５０名外国外交官聚集在站台上欢迎这位伟大领袖。

【本报东京５月２０日电】（记者李守贞）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今天在国会答辩时说，日本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制度，日本政府不能对大阪高等法院关于“光华寮”的判决进行干预。    这是他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社会民主联盟议员田英夫的质询时讲的。田英夫在会上指出，日本国会是日本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所批准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项国际条约应优先于一切国内法律，国内法律必须服从国家之间的法律，法院是国家机关之一，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日本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    中曾根在答复田英夫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时说，日本实行自由主义体制，个人持什么思想是宪法所允许的，但是军国主义作为一种势力最近在日本国内明显抬头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时事社北京５月２０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２０日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代总书记兼总理赵紫阳将从６月４日至２１日历访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５国，然后将于６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自６０年代形成中苏对立局面以来，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历访东欧５国这还是首次。去年９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访问了中国。    以此为开端，中国同东欧各国以恢复党的关系为中心，出现了改善关系的动向，因赵总理的这次出访，这一动向将告一段落。    此外，对于赵代总书记是否有可能顺便访问莫斯科这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位发言人再次引用赵紫阳自己去年向苏联方面表明的“在最近时期难以访苏”的见解。    在此间的观察家中曾有人认为，赵代总书记在结束东欧五国之行的归途中，可能以给飞机加油等方式在莫斯科停留，并与苏联方面举行会谈。但是中国方面却选择了在阿富汗等问题上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的巴基斯坦作为赵代总书记从东欧归途中的访问国。这便清楚地表明，实现中国党政首脑访苏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

【印度《印度斯坦时报》５月１９日报道】外交部长蒂瓦里６月１２日前后访问北京。蒂瓦里先到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关于南南合作的会议，然后在回国途中访问北京。    他很可能带去拉吉夫    ·甘地给赵紫阳的信息，向赵紫阳保证印度仍然愿意寻求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要求中国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再求助于局部军事入侵。    估计这位外长会请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套新建议供印度考虑，以便使对话继续进行。    苏联对形势的估计也排除了中国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的可能性。苏联的这种估计已经告知印度领导人。    苏联领导人也感到有必要更加认真、“更加现实”地谈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但是不愿意支持任何一方提出的要求。

【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１９８７年第１１期文章】题：社会主义是否需要竞争（作者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杰列兹·帕尔捷罗维奇教授）    经营生产资料、消费品、劳动力的市场将成为商品生产者竞赛的主要舞台。    不过，这种市场不是自发的，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组织的。    在劳动态度方面的竞争作用很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作人员竞争的问题，他们力图干劳动条件好和收入较高的工作。这就又增加了这样的刺激，即刺激人们更好地劳动和提高业务能力。    可以说，竞争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经济关系领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充分地扩大自己的自主性，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增强主动性和社会主义企业心。    人们担心，展开经济竞赛会不会招致通常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如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失业或是为了维持高价而销毁一部分产品？这里耍十分明确地说，不是所有竞争都会产生这些后果的威胁。    遗憾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常把“竞争”这个名词同形容词“私人资本主义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竞争变成了吓人物。    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情况下，除了残酷的、往往无人性的、危害社会的表现之外，它也起着重要的积极的效果：如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节约原料资源。    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有害社会的后果是能够克服的，而能保持它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我有意利用了“社会主义竞争”这个术语。我看不出它不能获得公民权的理由，就象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或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已获得公民权那样。

【塔斯社莫斯科５月１９日电】题：阮文灵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的讲话    作为过去４０年最血腥的和长期的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比任何人都知道和平的价值，他们希望同所有国家，首先是同邻国建立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在实施亚太地区战略方针方面同苏联相互配合的同时，在平等、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同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话，以共同寻求政治解决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以及柬埔寨问题。    在过去８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不断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建议。政治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撤出越南军队和消除波尔布特罪恶集团，停止对柬埔寨内部事务的干涉。    越南认为，长远利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越南准备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揭开新的一页，准备同它们对话和会晤，以便解决双方感兴趣的全部问题，从而尽快使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符合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符合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利益。    【塔斯社莫斯科５月１８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正在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会谈。    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指出，柬埔寨问题能够而且应当根据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并考虑到该地区业已形成的现实，在民族和解政策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苏共和越共领导人重申了苏联和越南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和使之得到改善的一贯方针。

【法新社新加坡５月２０日电】新加坡议会２０日通过一项法案，将使医生能从意外死亡的人身上取走一些重要的器官。此项法案的目的是要解决移植手术中肾脏等器官短缺的问题。    人体器官移植法的条文适用于永久居住在新加坡的２１岁至６０岁的人，精神不健全者，穆斯林和外国人除外。该法案将在６月之后生效。    那些拒绝捐赠器官的人如果生病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不予优先考虑。    卫生部代理部长在议会说，尽管政府大力提倡捐赠器官运动，但只有２７０００人保证提供肾脏，而运动的目标是要达到８０万名捐赠器官的人。    去年，只有１人自愿提供，而２１８名患者因肾病死亡。新加坡每年大约有７００人意外死亡，他们的肾脏本来是可以提供使用的。

【日本《朝日新闻》５月１９日报道】政府首脑１８日就中国再度在京都中国留学生宿舍“光华寮”问题上批评日本政府的态度一事说，“从三权分立的立场出发，政府不能对审判说三道四，但司法也是国家机构之一。由于（光华寮一案）已成为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不能佯装全然不知。（政府是）有办法的”。这番话表明，政府的意向是：将考虑以不介入司法的形式采取某种对策。这位首脑避免谈及具体的解决方法。

【路透社雅加达５月１９日电】印度尼西亚官员今天说，尽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政治关系因多年的怀疑仍处于冷淡状态，中国还是打算作出巨大努力来促进同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贸易。    印尼工商会主席苏坎达尼·吉托萨佐诺对记者说，北京将于下月派一个贸易代表团来雅加达。中国４５家公司将参加６月２０日开幕的雅加达交易会。这将是印尼于２０年前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以来中国公司第一次参加这种交易会。    苏坎达尼说，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迄今一直进展良好。印尼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３．１亿美元，进口额则为１。１４亿美元。    中国贸易代表团人员将会见印尼一些内阁部长。自１９８５年７月印尼同中国国际贸促会在新加坡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中国商业界人士对同印尼贸易的兴趣越来越大。

【新加坡《联合早报》５月１２日文章】题：访修葺中的芦沟桥（路透社记者马克·奥尼尔）    八年抗战，军民死亡不计其数，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应忘记的。    中国政府正动用４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修葺芦沟桥，使这座建于１１８９年的大桥重显英姿，并在附近兴建一所纪念馆，展出抗战文物。    修葺队的副队长刘建文说：“每个人都不应忘记这儿发生的事。”    他说：“很多年青人已忘记了战争。他们应该紧记全国怎样团结一致抗日。我们不应忘记过去的创伤。”    修葺大桥只是政府纪念抗日战争的众多项目之一。    纪念南京大屠杀等活动，计划在１２月举行。在那次屠杀中，在六个星期内有３０多万人在屠杀、劫掠、奸淫和恐怖中丧生。    芦沟桥附近的纪念品商店主管说，“七七芦沟桥事变”那年，她在北京城念书，还是个小学生。她说：“我们那天听说日本进侵，又恨又怕。”    负责修葺工程的刘先生说，军国主义也给日本人带来重大创伤。    他又说：“过去的事不应影响现在。我们是日本的近邻，应该学习他在经济上的成就。”    他的办公室外，４０名石工正辛勤的雕凿白石头，准备将来放在桥上。他们参照的是一幅１９世纪的大桥照片。    ４００头石狮子用麻布和稻草包裹着，到６月会被放回桥上的原来位置。    一个香港来客觉得修葺大桥有另一个意义，他说：“在这儿死去的士兵，包括一个著名的将军，都是国民党人。芦沟桥战役象征着国共合作。”    芦沟桥纪念馆将摆放国民党军队及共产党军队在战时的文物。

【美国《商业周刊》５月１５日文章】题到中国收回香港的时候，日本可能将拥有合资企业副题：现金充沛的日本正在大量买进香港的企业和不动产    如今，香港对日本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在各处的建筑工地的竹制脚手架上都写着日本承包商的名字。香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工厂、银行、甚至零售商店。香港总商会会长麦理觉说：“他们是香港市场上效率最高、最咄咄逼人的国际供应者。”    日本大规模卷入香港已多年，可目前的大量投资似乎是无止境的。这反映出日本为了应付日元升值正在寻求对外投资的机会和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而且可以避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在香港的投资额一直保持在５５亿美元左右，而日本投资在过去的五年里则增加了一倍多，达到２９亿美元。日本公司一方面数量增多，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商业影响。承包商熊谷建筑公司说，它将公开出售其香港子公司的股票并同香港的房地产大王李嘉诚以及中国支持的公司搞联营。    由于大的日本承包商有能力通过日本银行和贸易公司提供低息资金，因此他们能在香港的大部分最大的建筑工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熊谷公司正在帮助建设中国银行总部大楼和一条横穿港湾的隧道’这两项工程的费用共为５．２５亿美元。    另外，日本的投资者们还在争夺香港主要的商业性的房地产。澳大利亚企业家艾伦·邦德于５月初向日本的房地产大王高桥春彦出售了他正在营造的一个综合商业大厦的５０％的股权。通过交付１６００万美元和同意提供至少１．２８亿美元的长期贷款’高桥成为香港最赫赫有名的一家房地产的部分所有者。香港税率低并且没有繁琐的办事手续，也正合咄咄逼人的日本制造商和银行的胃口。在香港获准营业的２５家日本银行大约拥有１２５０亿美元的资产，几乎比１９８５年翻了一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这个殖民地回归中国的时候，香港大部分企业和不动产都将属于日本。

国际铝锌研究机构十九日说，今年第一季度世界锌的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点五。

肯农业部长十九日宣布，政府计划到二○○一年使其咖啡产量从目前的每年十二万吨增加到三十万吨，为此将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产。

【纽约《北美日报》５月１４日社论】题：邮政编码与现代化    据报道，中国的邮电部已经决定，今年内将在全国展开邮政编码的宣传推展工作。中国终于和世界上先进国家一样，将采用编码制’这样可以根据划分好的邮区建立信函分拣中心，用现代化的信函分拣方法加快信函投递。既方便人民生活，又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显然是件令人高兴的大好事。    用自动分拣机分拣信件，其速度可比手工操作提高１０至２０倍。相比之下，手工分拣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差错多，传递周转的时间长，特别是近年来商品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和工商业有关的函件大增，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今日的形势，采用分拣机分拣早已是极为迫切的需要。    一个国家要现代化，通讯领域必须首先有高水平的发展。如果中国仍然维持手工作业的通信方式，显然是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与别人竞争的。比如一家中国公司参加外国某项建设项目的投标，同招标公司方面的信函来往如果比外国竞争者慢，最后一定吃亏是必然无疑之事。道理再简单不过，似乎人人都可以明白，但在中国这样旧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家里，新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总是困难很多。１９８０年第一次推行邮政编码时就有不少人投书报纸，声称太麻烦。国外现代化通信手段日新月异，中国仍靠大量投入人力、实行手工作业的通信方式早该淘汰了。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和经济水平，短时间内家家装上电话显然不可能，但实行邮政编码制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看社会大众能否抛弃旧习惯，接受新事物了。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５月７日文章】题：中国的公司因人们对艾滋病的担心而受益（记者约瑟夫·里夫斯）    由于世界各地人们普遍担心染上能致人死命的艾滋病，上海胶乳橡胶厂拥挤的过道里又增添了一批新顾客。这家工厂是中国５家主要生产避孕套和外科手术用手套的工厂中最大的一家。    现在，对艾滋病的恐惧使得欧洲和美国公司的代表来到中国，希望能得到避孕用品的供应。上海胶乳橡胶厂技术科长说：“过去，我们只向东欧出口一些避孕用品。而现在我们的产品已销到西德、荷兰等西欧国家和美国。”上个月，荷兰一家公司向这家工厂订购了７００万个避孕套，几天后，美国纽约州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来到上海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去年向美国出口了１２０万个避孕套。这只是这家工厂生产的２亿多个避孕用品中很小的一部分，预料今年的出口数量将猛增。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的一位官员说，今年外国公司前来购买避孕套的订货已增加了９倍。这位官员说，就连国外的现有订货也很难满足。    化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中国１９８６年生产了大约８亿个避孕套，今年计划生产８．４亿个避孕套。他说，这个数字基本上能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上海胶乳橡胶厂技术科长说，他的工厂可以扩大生产来满足有限的出口。

【加拿大《环球邮报》５月１１日文章】题：陶瓷业正在复苏（记者詹姆斯·腊斯克发自厦门）    自１７５９年韦奇伍德陶瓷业革命之后，中国的瓷器落伍了。尽管中国有几世纪的技术，高质量的原材料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今日在世界陶瓷市场上却并不太景气。虽然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瓷器都出口，但是北美中产阶级十分可能用国内或日本制作的餐具吃饭。中国制作的瓷器，图案常常是老式的，质量常常不稳，市场推销技术常常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即使如此，英国陶瓷专家、现任美国国际瓷窑公司亚洲业务主任的弗兰克·亨歇尔认为，中国将是世界生产大部分盘碟和瓷器的地方。他在参观中国陶瓷公司正在厦门兴建的一座耗资５４００万美元的新工厂时说：“这是世界上留下来的唯一生产陶瓷器的地方。”美国国际瓷窑公司拥有中国陶瓷公司４０％的股份。    新建的工厂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它投产时，每年将生产１１００万件杯子、茶碟和餐具以及２８．５万件瓷抽水马桶和脸盆，这将是老厂产量的一倍。亨歇尔深信，公司在向北美和西欧出售其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所有竞争者在劳动和原材料的成本方面都比它高。日元不断升值使得那些他预计会同他进行最激烈竞争的工厂陷于瘫痪。

【香港《明报》５月１８日报道】题：驻港英军将逐步撤出部分任务或转交警队    英国驻港三军司令潘雅文少将昨日说，由现时至１９９７年，英军将逐步撤出香港。至于英军现时所执行的任务，在过渡期内可能有一部分要由本港警队负责。警务处副处长白立本向本报记者表示，港府正在检讨有关问题，他相信警队有能力应付这些转变。    潘雅文少将昨日主持香港军团（义勇军）结业礼后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驻港英军将于１９９７年前逐步撤出香港，但具体撤军计划仍未订出。他说，有关撤军问题，他没有跟中国讨论过。    潘雅文少将又透露，财政司翟克诚目前在英国，本周将与英政府就本港防卫军费协议举行会谈。    由于驻港英军将逐步撤离，他们现时所负担的工作，部分可能要由本港警队负责，本港警队的工作和规模会否需要作出转变，以作配合，警务处副处长白立本表示，港府已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香港商报》５月１３日报道】题：港督说将采取步骤保障香港贸易利益    港督卫奕信爵士昨晚说：香港基于保护主义要挟着全球的贸易体系下，将采取所有步骤去保障贸易利益和证明自由贸易体系的好处。卫爵士在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庆祝成立２０周年晚宴上致词时说，政府已密切监察各地的发展，尤其是美国。    他说：“在过去几年，本港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制造业有非常良好的发展。由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间的五年，本港贸易总值增加一倍。”    卫爵士说，虽然政府对制造业的一贯政策是尽量不予以干预，但这并非是一种完全放手不管的政策。    他解释说：“香港的运作宗旨是认为政府倘若对市场运作加以干预，或试图策划不同工业的资源分配，是弊多于利的。”    不过，卫爵士指出政府了解到需要提供制造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建设，例如提供足够的水源、能源、工业用地、交通和通讯设备等。    但他指出香港的经济并不单靠内部的基本建设提供动力，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经济的成败往往系于人。    他说：“不过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们必须计划未来。”    卫爵士进一步说：“工业的增长需要适量的并备有恰当技术水平的员工。因此，政府一向重视人力教育及训练计划。”    卫爵士说：“技术上的革新，减低成本，品质设计及有效的管理，都是保证我们制造业继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据法新社报道，二十日伦敦市场上的可可价格已降到每吨一千二百五十九英镑，为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拉美社二十日说，这主要是世界咖啡价格下跌所致。今年以来每吨咖啡价格已降至一百零四美元，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合众国际社伦敦５月５日电】同世界各地千千万万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的人不同，罗伯特·阿特金斯认为电视连续剧是“了解不同社会的一个窗口”。    他说：“看起来世界上没有哪个电视连续剧演的不是关于家庭的——家事、家庭里的紧张关系、家庭问题等等。”    阿特金斯的同事多萝西·霍布森表示赞同地说：“电视连续剧演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问题——人际关系、感情问题和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    这些看法是在国际电视连续剧节发表的。这次国际电视连续剧节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举行，是由阿特金斯上个月在伦敦的英联邦学会组织的。    阿特金斯说：“电视连续剧无论演的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事还是富人居住区的事，重要的都是非常明确的一套社会习俗，各个角色都是按照得到普遍承认的规则行事的。”    但是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阿特金斯认为，通过研究这些差异，从这些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中“可以了解一些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的情况”。    阿特金斯说：“在英国和在美国，电视连续剧充满了权力、色情、暴力和要超过别人的个人奋斗。”    而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总的说来是新旧观念的斗争，农村与传统的观念同城市与西方观念的斗争”。    在阿特金斯组织的国际电视连续剧节上放映的有加拿大、尼日利亚、香港和英国的电视连续剧。

在一次难得的机会中，记者采访了帕斯卡尔·哈吉，哈吉今年６０岁，以前曾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现在在地拉那大学教授宪法。哈吉否认阿尔巴尼亚有劳改营。但是他承认罪犯被送到“劳动中心接受改造”。    哈吉还说’阿尔巴尼亚对类似叛逃者家属这样的人有一套国内流放的预防措施，措施就是把他们从边界地区迁走。    在宗教活动受到禁止以后，这个国家的２１６９座教堂和清真寺全部关闭，但哈吉说，“有一些因其文化价值一直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尽管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但以伊斯兰取名的却很少，主要是因为政府在１９７５年发布过一项命令，所有的居民都要采用“美好的阿尔巴尼亚名字”。甚至基督教徒墓前所竖的刻有十字架的碑也被统统搬掉。哈吉说：“有人佩戴圣像和十字架并不犯法，不过人们反对这样做。”    此外，每个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仰是自由的。    他说：“我们的宪法并不禁止宗教思想，但对举行弥撒、洗礼和宗教葬礼这样的宗教活动是禁止的。    “我们认为，宗教——任何宗教    ——是毒害社会的，起着不利的作用，妨碍进步。”    哈吉认为，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天主教可能是最危险的宗教，因为他们“接受一个在历史上起过不好作用和只支持帝国主义的中心梵蒂冈的指示”。最近当约翰·保罗二世要求基督教徒为阿尔巴尼亚这一教会祈祷时受到了地拉那的激烈攻击。    一位在去年１２月移居国外的阿尔巴尼亚人说：“人们仍在家里点燃起蜡烛来做祈祷。他们没有忘记万圣节，仍保存着圣像和十字架。”    要走出这个国度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阿尔巴尼亚人不许作为旅游者出国旅行，获准移居国外的人寥寥无几。政府沿边界架设了铁丝网和埋了地雷，并有哨兵日夜巡逻，那些哨兵奉命可开枪击毙越境的人。    在萨兰达这个沿海城市，晚上探照灯不断地照射海滩’相隔３英里的希腊科孚岛上的居民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沿海一带战壕和钢筋水泥碉堡里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完）

柏林作为世界名城，已经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普朗克、爱因斯坦和科赫的名字，都同柏林紧紧联系在一起。１９４９年民主德国诞生之后，作为共和国首都的柏林相继成立了民主德国全国科研机构，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使柏林成了民主德国的科学技术中心。人才荟萃民主德国科学院、建筑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一批全国性的科研机构都设在柏林。整个柏林集中了全国科研力量的约２０％。    柏林还拥有以供堡大学为首的９所著名高等院校。这里雄厚的师资力量同时也是一支重要的科研队伍。此外，柏林还拥有现代水平的实验室多处。    目前在柏林各单位里集中了共２０．６万名左右的高校毕业干部。他们正在为争取尽快把柏林建设成为进行科学研究、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制、微电子和其它关键工艺的开发和使用中心而努力。科拉同生产紧密结合目前柏林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同工业企业之间签署了２７０多项合作合同，它们正在从事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６７５个项目的研究工作。柏林的许多企业都参加了这些合作项目。    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间，民主德国科学院同企业合作进行重点项目研究的人员中，有２０％是同柏林各有关企业合作的。今年又同一些企业签署了１３０多项合同，共同对３５０多个项目进行研究。    在柏林高等院校学生中，有２／３左右参加科研活动，２０００多名青年科研、教学人员和学生，同一些企业的青年发明家、技术革新能手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组织了青年科研集体。硕果累累科研同生产相结合，在柏林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深分裂炼油工艺、聚氨基甲酸酯等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制成功，为集约发展生产创造了前提。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同企业合作，在激光技术的应用，光电元件和光导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仅在１９８６年里就提供了７００多项重要科研成果。（王德峰）

【法国《费加罗报》４月２２日文章】题：大学生和优秀运动员：最终应当协调起来    布鲁诺·玛丽—罗斯（２１岁）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２００米赛跑运动员。埃里克·内斯（２２岁）是法国最敏捷的５０公里竞走运动员。象另外１１名“高水平的运动员”一样，他俩准备在一所大学现有的独一无二的“运动研究”系接受培训，将成为里昂全国应用科学高级研究所取得高等教育文凭的工程师。    现在，观念发生了变化。运动员不再一定是那种被人贬低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了。包括中学在内，设置了一些专业，这些专业是按平等的比例把体育课与知识方面的训练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那些优秀运动员——无论他们是否已被确认——再也不满足于把一切都寄托于他们的体育才能上了，他们也不再满足于一辈子当“体操教授”。奥利维埃·罗萨尔是那样地埋头于大学的学习，以致使这位国际级的排球运动员在考进全国应用科学高级研究所之前先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    有人估计，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著名运动员占６０％至７０％。这是一个极好的平均数。尽管如此’但一个人要同时从事两方面的活动：大学的学习和体育训练，这几乎是吃不消的。    高等教育部长和青年与体育工作部长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当比赛“季节”结束时，能使运动员用大部分时间学习大学课程。所有大学都已按章程同意为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他们自己可以决定哪门课上，哪门课不上，或推迟参加考试。所有的人也都可以延长其学习时间，错开上课时间。但是，这最后一项“优待”往往表现为负担加重和疲乏。因此，大学和那些有名气的学校必须确实着手为“他们的”运动员制定一些能体现每个人特点的课程。    在这期间，那些官方机构——首先是全国大学体育训练联合会和大学体育俱乐部——正在努力制定一整套高等教育的安排，从而给优秀运动员提供起码的帮助。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５月１５日报道】美国的阿瑟·利特尔公司将于６月开始实施日美共同调查超导技术市场和应用情况的计划。这项调查要分析评价超导研究的现状，探索未来的市场。    调查计划的主题是“超导技术对产业何时作出何种贡献”，将通过采访等方式了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研究现状，予以评价和分析。    调查研究工作在日本和美国同时进行’内容是：（一）超导材料技术的动向；（二）应用技术开发的动向；（三）对产业的影响；（四）各产业部门应采取的经营战略方针。    关于材料技术的动向’要了解高温超导材料的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特别是要预测材料达到实用化的年代。    关于应用技术，就发电、输电、贮电等有关能源领域和约瑟夫森器件等电子仪器与通信这两个领域探索将来发展的可能性。

【南斯拉夫《经济政策》周刊４月１３日报道】法国一家公司最近设计了一种被称为“Ｓ一２０００”的机场用新型消防车。这种消防车可在３分钟之内迅速扑灭机场发生的火灾。车重２８吨’但车速相当快，起动后３０秒之内时速可达８０公里，正常开动后时速为１０５公里。    该车带有一个能盛９１００升水和１２００升乳化剂的大罐。    消防车喷射枪喷出的泡沫在１４巴的压力下，泡沫柱可达９０米长。喷射枪每分钟能喷射４８立方米的泡沫。手动液压控制使用了先进的组合式动力操纵杆，喷出的泡沫呈抛物线状，并且不断变换着速度。一种叫作“分力”的装置可以把发动机的能量同时传给水泵和车轮。这样，只用一个发动机就可以把水泵和消防车启动。

【共同社东京５月１８日电】日立制作所中央研究所成功地运用薄膜化的超导陶瓷材料开发了对微光产生反应的开关元件。    在原理实证试验中已经确认，同以往那种使用硅酮半导体元件的开关相比，使用新超导物质的元件开关速度提高了近两位数。    据认为实用化的可能性很大。    试制的元件是一种厚２微米的非晶质薄膜，它是用喷溅法使钇、钡、铜、氧分子附着在基片上制成的。    这种薄膜在液态氮中，在零下１８８摄氏度下电阻为零。每平方厘米可以通过３０００安培的电流。

据美联社报道’一些科学家说：“人体的一些化学废物，即为生命过程提供动力的每天数百万次化学反应所留下的废物，可能存在有益的用途。”    他们说，决定黄疸的黄色染料早就被视为无价值的人体废物’现在看来具备有益的功能，可以减轻癌症、衰老、炎症和心脏病对组织的损伤。    试管的研究表明’称为胆红素的胆汁色素（它使皮肤变黄），是氧化合物的一种强效拮抗剂’氧化物在多种疾病和症状中起作用。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和旧金山校园的科学家们说，试验结果进一步证明，科学家们应该研究人体内化学过程的其他“废物”，以了解它们是否也有其他功能。    这些科学家以前的研究表明，另一种化学最终产物尿酸，在血浆中可充当一种保护剂。胆红素的试验是为了检验一位研究人员亚历山大·格莱泽提出的一种假设：一些代谢副产品可能起着保护剂的作用。领导胆红素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员罗兰·斯托克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根据胆红素的化学性质，我们知道，胆红素具有一些迄今未描述过的性质。”（柯）

【香港《明报》五月八日报道】美加州两名男子发明了一种「孕妇电话」，让成孕六个星期的胎儿’可在母体子宫内，聆听慈母的呼声。这种新发明，外型像一个放大了的医生听诊器，传声筒与听筒利用一条柔软的黄色胶管连接，孕妇只需将听筒放在腹部，即可向胎儿呼唤。一项调查显示，曾在母体子宫「聆教」的儿童，他日在与人沟通方面，总比一般婴儿为佳。

【本报伦敦５月１８日电】（记者程克雄）英国６月１１日大选，即改选议会，赢得议会中多数席位的政党将上台执政。从最近一段时期的民意测验和５月７日的地方选举结果来看，玛·撒切尔首相的保守党可望得到４０％以上的选票，而稳拿５０％以上的议席，连续第三次执政。    为什么获票４０％以上可拿到５０％以上的席位？原因在于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这种制度不是按获票比例分席位，而是看谁在多少个选区获票占第一位。在一个选区，一名候选人只要得票数超过其余候选人，不论其是否过半数，即独占这一选区的议席，而第二名以下者所得选票统统白费。    这就是所谓“赢家独占”，或称简单多数制。    在这种制度下，一个政党只要选票集中的选区多，就可多得议席，有时会产生看来奇怪的结果。例如１９５１年大选，邱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获票４８．０％，少于工党的４８．８％，但议席反而比工党多２６个，因而得胜。工党１９７４年２月取代保守党，情形亦与此类似。    在上一次的１９８３年６月大选中，保守党赢得议席６１．７％，多达３９７个，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多１４４席，是第二次大战后第二个最辉煌的议会选举胜利，然而，保守党获得的选票仅４２．４％。    相比之下，作为新兴第三大势力的社民党自由党联盟在１９８３年获票２５．４％，但由于选票分散，所得议席仅寥寥２３个，占３．５％。工党获票２７．６％，得议席２０９，占３２．１％，占了便宜，因为它在工业较集中的北方和大城市有一些据点，票数集中。    由此可见，在现行选举制度下，反对党分裂成两大派而两派又都不能超过保守党，就会使保守党占最大便宜，继续称霸英国政坛。    这样的选举制度不利于新党、小党，社自联盟在今天发表的竞选宣言中说它既不公平又不民主，让少数选民支持的政党霸占多数议席，因而主张改革为西欧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它还主张废除首相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确定大选日期的特权，要求改革为议会固定任期制。    然而，从现有制度得到好处的保守党和工党都反对这种改革。除非社自联盟有朝一日上台执政或者在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中享有很大发言权，否则这样的改革是难有实行之日的。

【香港《文汇报》５月２１日文章】题：中国虽赢球特色未现港队中场线不敢恭维    中国终于凭唐尧东一个头槌顶入空门，以１比０击败了香港队。香港队的失球，是守门员与后卫之间的默契不够的结果。    赢球的中国队，其实整场表现也未有突出之处，地球渗入传球准确性差，远吊传中也难把皮球踢起，技术发挥得也不好，还未能脱离心理性影响，离冲出亚洲的水准还有一段距离。而主将马林在这样一场重要赛事中，竟然沉不住气，由日本球证赶出场，既影响整队实力，也影响国家声誉，实在非常不智。    总括来说，这场球比赛前被预料为“一场闷球”来得较好看些，但是紧张而不大精彩。

【香港《星岛日报》５月２１日文章】题：高丰文：从中路抢攻入球郭家明：犯错的一队输球    中共以１比０击败港队，教练高丰文在赛后表示，中共吸收了上一回合的经验，已懂得针对港队的弱点，加上发挥了本身体力上的优    势，所以能够胜出今仗。对球员的表现感到满意，他们在场上跑动积极，能够限制对方进攻，右路发挥比较好，但中路“包抄”能力仍有问题。    高丰文认为他们下半场战术运用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基于上半场已能站稳阵脚，所以下半场在防守之外，便稍为加强攻力，主要从中路抢攻取得一记入球。    香港队教练郭家明认为，中共球员整体比较平均，所以他们获胜亦属合理；对本身球员表现也感到满意，可惜一次犯错而以一球受挫。    对于马林被罚出场，郭家明认为他表现不智，因为会影响到下一仗对日本时不能上阵。不过他的离场确实使港队争得不少攻势，可惜未能掌握时机。

【香港《明报》５月２１日报道】在昨日中港赛事中，中国队球员的表现较两年前放得开，该队并没有完全主守，并且利用麦超、朱波上前助攻，加上李辉间歇在中路作个人缓进突破，争取得主动，而且中国队戒掉急进的踢法，尽量保持主动权在自己脚下，更成功的是将首回合缺阵的李辉派遣上阵，凭他控球能力强而控制节奏，收到明显效果。实际上香港队在上半场也有３次机会，可惜未能象两年前５．１９之役射球入网，否则战情会急转直下，

【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一日报道】中国队以一比○击败香港队，打开了进军汉城奥运会的第一道大门。    中国队虽在主场赢球，但表现仍与上仗一样——未见突出。中国队较多利用边线突破，可惜中路破关力弱，未能构成威胁。而中国队较为成功的一点就是在进攻之时突然将路线改变，下半场的入球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严格来说，中国队的破关招式仍单调，事实上，若非港队守卫百密一疏，中国队实在难越雷池半步，中国队赢体力及身材而已。    另一点要指出的是，中国队射手马林被罚出场，不单打乱了中国队的部署，险些儿使中国队阴沟翻船！    香港队在马林被罚出场之后，在最后二十分钟攻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只可惜前锋球员的射门术实在太差，实在可惜。    总的说来，港队球员在拚尽之下，虽败犹荣。中国队虽能出线，但要冲出亚洲，仍需努力！

【香港《新报》５月２１日报道】香港队教练郭家明表示，香港队因一次疏忽而输球实属不该。赛前他已吩咐球员开赛一段时间必须最小心应付，上半场做得很好，但在下半场开赛不久因一次忽略而输了球。    郭家明指出，马林被罚离场之后，香港队取得优势，中国队也于此时放弃进攻，使港队越踢越好，攻门机会也多，可惜未能把握好时机。    如能尽快入球，此仗谁胜谁负亦难逆料。    郭家明指出，中国队上半场明显表现出仍有心理压力及患得患失的表现，不过整体演出已有进步，全队表现得很平均，后卫组织颇佳，中场则以段举及唐尧东最出色。无论如何，中国队在奥运外围赛东亚第４组已出线，将与第３组的日本对垒，中、日两队都是有分量的球队，双方将会有恶斗，希望中国队能再次取胜，进军汉城奥运会，为中国人争光。

【英国《卫报》４月２９日评论】题：所谓“倒戈尔巴乔夫”运动乃是西方的一种幻想（作者马丁·沃克）    这也许只是一种想入非非，也可能是人们企图使之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情报分析典型例子。但是，美国预料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在政治上失势的方法显然是有些古怪。这种预测是上个月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当时，基辛格对乔治敦的一个思想库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我们在那时听说，国务卿舒尔茨在访问莫斯科的前夕，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提供给他的分析更为悲观。    现在我听说，英国的内阁大臣也在发表类似的议论，还听说，特别明智、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西德前总理施密特也赞同基辛格的估计。    但是我在驻莫斯科的西方书面材料分析家中，找不到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前景如此悲观的人。    第一个问题是要找出可以用来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机制。根据宪法，有权能够把人选进政治局，或把他们从政治局除名的唯一机构，是由３０７人组成的整个中央委员会，而其中的４０％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党的选拔系统以后提升的新人。    此外，今年１月，这个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计划，正如去年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了经济改革计划一样。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获得的支持是那样多，因此不可能发生象１９６４年推翻赫鲁晓夫那样的政变。    在推翻赫鲁晓夫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苏联在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丢尽了脸’军人和克格勃没有理由要支持他。很难认为军队是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建议的热情支持者，因为，如果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得到了赞同，他们就将面临大量复员的命运。但是，由于军队在阿富汗受到遏制，军方在苏联主要机构中的地位现在特别低。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从４１人减到了３０人，此外，他们之中只有受人尊重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在政治局中占有一个候补委员的席位，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然而，有一些压倒一切的理由能说明军队为什么也将成为戈尔巴乔夫最热情的支持者。无论戈尔巴乔夫在何时谈论经济改革和进行科学技术革命的必要性，苏联的全体官员都有充分的理由赞同。    我的突出印象是，虽然人们抱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减少了他们的伏特加和工资袋里的钱，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必须这样做。虽然党内的中层人士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职务和他们长期领取的额外津贴，但他们也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必要性。    这不是滋生反对派的肥沃的土壤’但是，可能潜藏着某些更为危险的东西——人们对改革无动于衷和淡漠，它可能妨碍经济的发展。    我本人的猜测是，戈尔巴乔夫将会在１９９６年３月在他６５岁生日的时候自愿交出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他将体面而光荣地告老还乡’撰写他的回忆录，使他的后继者能够汲取他的经验和智慧。    他这样做将会给苏联一份无价的礼物，这就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权力交接——再不是抓住权力不放，至死方休，再不会发生克里姆林宫政变，权力将从一位令人尊敬的公仆的手里传到另一位公仆的手里。

【意大利《共和国报》５月５日报道】题：杜布切克致信戈尔巴乔夫说“克里姆林宫现在在追随我”    杜布切克写给戈尔巴乔夫一封长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高级党校前校长米兰·许布尔最近在布拉格证实了这一点。许布尔说，杜布切克在一封长信中分析了６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向苏联领导人解释了１９６８年的改革的意义。    杜布切克说，布拉格当局对现实作了不正确的、片面的描述，这些并不能改变他的结论，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按照“布拉格之春”的榜样进行改革。    关于有这么一封信的传闻在戈尔巴乔夫同胡萨克正式会谈之前已经在流传，但这次是第一次得到可靠人士的证实。据许布尔说，除去杜布切克之外，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集团的另外一些人物也致信戈尔巴乔夫，他们表示支持苏联的改革，并强调说，他们准备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行动。    另一方面，苏联的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政界人物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希望，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目前的布拉格领导集团实施戈尔巴乔夫指示的一系列改革会遇到困难，因为这些改革太象１９６８年８月被消除掉的那些改革。从政治上说，这无异于含糊地给那些被定为“右的改良派”的人平反。    布拉格也有一些消息说，党在同杜布切克政府时期的一些人物进行接触，这些人在改革的那几年里陷得不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