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社报道，墨政府最近将把这批存放在华雷斯军火库的导弹还给美国。它们是一位墨西哥人买美国废木料时买来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有线电视网十四日公布的民意测验还表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美国国民比十年前不诚实，而国会是最不诚实的机构。

拉美社十五日报道，厄瓜多尔总统因要处理国内事务，将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以液态氮代替液态氦作超导冷却剂，成本降为１／１０，效率提高２０倍；超导技术突破将使输电效率大大提高，可能使数字电子学发生革命    【美联社华盛顿２月１５日电】（科技记者沃伦·利里）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物理学家们在超导性能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这预示着今后电力输送效率将大大提高，而输送成本将大大降低。    官方的全国科学基金会说，休斯敦大学和亚拉巴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很高的、可以称作突破性的温度上使物体出现了超导现象（即物体在无阻状态下传输电流的能力）。    研究人员把出现超导现象的温度提高到了－２８３°Ｆ（即－１７５℃），比两个月前提高了差不多１００Ｆ    （３７．８℃）。    在超导情况下传输电力，距离可以更远，效率也会更高。    １９１１年发现超导现象后，科学家们曾认为，物体只有在接近绝对零度（－４５９．７Ｆ或－２７２℃）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超导现象，因为在这种温度下，分子的正常运动已经停止。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用新的导电材料和新的技术进行实验，目的是提高超导现象温度，以便应用更为便宜和方便的冷却剂。    联合倡议进行这项研究的全国科学基金会说，以保罗·储为首的休斯敦大学研究小组和以Ｍ·Ｋ·吴为首的亚拉巴马研究小组最终跨越了这一禁区。它说，《物理评论通讯》杂志已同意发表这项研究成果。    全国科学基金会宣布，研究小组使用了新合金和新技术，在正常气压下提高温度。    迄今为止，人们不得不用昂贵而又难以处理的液态氦做超导体的冷却剂，但两个小组的研究人员成功地把冷却剂换成了温度较高的液态氮。    基金会说，液态氮的温度为－３２１Ｆ（－１９６℃），用它作冷却剂，成本可降至液态氦的１／１０，效率可提高２０倍。    专家们说，使用液态氮将会大大加快使这项技术付诸实际应用的速度。    其他专家说，超导性能完善之后有许多实际用途，包括将发电厂发出的电力输送给远方的用户，因为超导传输能量没有损失。    超导现象的另外一些用途可能包括：制造悬浮火车运行所需要的大功率电磁铁，为物理学家们制造新一代“粒子加速器”和改进医学上的磁共振成象系统。    这些专家说，从较小的规模上说，超导技术可能使数字电子学发生革命，从而造出计算速度更高的电子计算机和更好的通信系统。

【路透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一位巴拿马执政党民主革命党    党员今天对记者们说，美国对巴拿马和其他小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同台湾而不是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    巴拿马立法议会议员劳尔·蒙特内格罗说，大多数议员赞成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巴拿马是承认台湾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仅有的２３个国家之一。这２３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    蒙特内格罗说，他希望美国参议院中民主党现在占多数这个事实会有助于巴拿马摆脱这种压力，并使该国同北京建交。

【路透社伦敦２月１５日电】正当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为争取第三次蝉联首相而努力时，经历了几十年经济衰退的英国，今年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长期的失业最终出现下降的迹象。工人的生产率迅速提高。１９８６年第四季度出口增加。玛·撒切尔的支持者们宣称她的强硬的右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    分析家们认为，由于国家现在正处于消费开支突然增加的时候，所以，如果玛·撒切尔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大选，经济形势对她是有利的。许多人认为她将会那样做。    亲玛·撒切尔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说：‘‘看来英国的经济终于有了转机。”    支持这一结论的有这样一些因素：    ——过去６年中每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６％。    ——过去７个月中，失业人数减少了约１０万人。分析家们认为，尽管失业人数仍然徘徊在３１２万、或占整个劳动大军的１１．３％，这个数字上，但到今年年底，失业总人数将下降到３００万人。    ——一些分析家预料，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４％，从而使英国成为主要工业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１９８６年最后一个季度除石油以外的出口额比１９８５年全年的平均出口额高８．５％。

【日本《宝石》杂志第８期文章】题：下届是“后藤田内阁”（作者    小堺昭三）    中曾根阵营已经预备了一张王牌，准备在中曾根不可能继续延长任期时使用。这张牌就是指名让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接替中曾根任自民党总裁。    中曾根为了使自己继续保持对政局的影响，有意扶植后藤田。后藤田虽是田中派，但现在同中曾根的关系却极亲密。    从中曾根来说，过去人们曾把中曾根内阁称为“田中曾根内阁”，如能实现后藤田政权，那将是对试图东山再起的田中的报答。    在永田町，情况瞬息万变，即使一位出乎人们意料的人物出来当总裁，也绝非不可思议。中曾根对后藤田评价一直很高，由后藤田接班的可能性极大。

【美联社芝加哥２月１５日电】一些研究人员说，科学家们正按照人脑的原理来设计能识别文字和图象、帮助截瘫病人走路、甚至协调军事行动的装置。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的吉布森说：“由于对人脑的了解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知道怎样才能制造出更好更快的计算机。”    吉布森和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佩利奥尼斯在参加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期间，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他们的研究情况。    佩利奥尼斯说：“神经科学将是带动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领域。”标准计算机和人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一次只能计算一步，存储器和计算硬件是分开的。在人脑中，神经细胞可同时沿着许多“轨迹”处理信息。    他说，计算机芯片叫做“神经芯片”。    他说，五年内，微小的神经芯片就可能很好地协调几种肌肉，使截瘫患者能象正常人那样站起来，甚至能拄手杖走路。十年内神经芯片能使截瘫患者丢掉手杖。    佩利奥尼斯说，研究人员用其他技术已经能使某些截瘫患者拄手杖行走，但是神经芯片要比目前需要的笨重设备更灵活、快速和便宜。用这种技术还能制造出能看、有知觉的机器人。    他说，这些象脑似的计算机还可能迅速工作，足以估计敌人的进攻并协调反应，这种计算机可能用于导弹防御系统。

【法国《解放报》２月１０日文章】题：阿拉伯世界不再对开罗不满（作者夏隆·科昂）    伊斯兰首脑会议表明，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准备同意让埃及回到阿拉伯世界，而且是在开罗希望的条件下回到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联盟中有５个成员准备效仿约旦，同埃及恢复联系，这５个成员是：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摩洛哥。    因此，它们将同苏丹和阿曼重聚，后两个国家在埃及于１９７８年同以色列缔结和约后未曾同埃及断交。    在开罗市中心，人们可以看见埃及这种逐步回到阿拉伯世界的象征。在尼罗河畔，两座雄伟的大楼相对而立：一座是外交部所在地，埃及国旗在屋顶高高飘扬。另一座是阿盟总部所在地，屋顶只飘扬着阿盟的绿旗，旁边有２２根旗杆是挂成员国国旗的，１９７８年以来，上面就不挂旗了。然而２月２日，在由穆巴拉克主持的伊斯兰医学国际会议之际，这些旗杆上又都升起了国旗，包括埃及的国旗。１９７８年关系破裂以来，这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一位埃及高级官员说：“以后将举行别的会议，甚至阿拉伯联盟将在这里举行全体会议。”    那么在尼罗河彼岸摩天大楼上飘扬的以色列国旗呢？“它将继续飘扬”，这位官员简单地回答。

据《朝日新闻》十六日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向联合国部队首次派遣数名电子计算机技师。

【路透社北京２月１３日电】新闻分析人们认为，在胡被解职之后，中日关系将会冷淡下来（记者马克·奥尼尔）    外交官们预言，在胡耀邦被解职之后，同时在使人想起两国历史上的共同悲剧的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时，中日关系今年将会冷淡下来。    在日本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占领中国部分领土期间，有数百万中国人死亡。北京的一座抗战纪念馆正在兴建，预定今年７月    ——日本全力入侵中国５０周年竣工。    中国官方报纸本周发表了３篇涉及日本这个敏感问题的文章。其中的一篇说，东京允许军费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１％的限额，从而违背了它许下的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    另一篇文章说，日本１１日纪念建国日是重温战前日本帝国的旧梦。    第三篇文章警告东京要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解决同台湾在一座学生宿舍楼的产权问题上发生的纠纷，否则双边关系将会紧张。    一位亚洲外交官说，日本对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忧心忡忡。今年的周年纪念日还有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５０周年（１２月）。    今年还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６０周年。中国将摄制２０部故事片和纪录片来纪念建军节，内容将包括抗日战争。    一位亚洲外交官说，中日关系一直是敏感的和不稳定的。“但对中国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国家。”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直非常有限。    一位外交官说：“日本企业家在短期内采取谨慎态度是正确的，但在长期内，他们必然会采取积极态度。”

【《美洲华侨日报》２月９日报道】民主进步党“外交友好访问团”６日下午假中城“东园”餐厅举行华文记者会，就该党成立以来的情势，设立海外党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回答记者提问。    访问团的２０名成员出席了记者会，但主要由民进党三名中常委谢长廷、苏贞昌及洪奇昌回答记者提问。另外，只有尤清与康宁祥回答部分问题。    谢长廷在回答记者关于民进党对台独的看法时强调，民进党已明确在党章中表明，台湾未来的前途要以台湾１９００万人民的幸福为依归，故而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该党，与“台独革命组织在手段上已划清界线”。但他又说，民进党认为，台湾当前比较迫切的问题，是“在分离前提下的民主化问题”。    以下是部分问答摘要（问——代表各华文报记者）。    问：迄今国民党尚未正式解除党禁，民进党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究竟如何？洪奇昌：民进党从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宣布正式成立，１１月１０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往后每个星期按正常的党务活动举行常务会议，接着在去年底选举中收获颇大，均表示其为一个得到人民认同和支持的政党，已经成为事实。    问：台海两岸亲属互访为国民党所阻，例如费希平立委的女儿便不能到台湾探亲，民进党以前似乎说过要解决这类问题？谢长廷：费希平女儿被拒绝到台湾，只是个案。事实上还有许多类似的案子，譬如我这次来美后才知道，有许多乡亲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基于人道立场，人民自由出入境是我们的主张，它是民进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非陈情、质询就可以解决的，海内外应该发动签名、游行示威，尤其发动舆论界的力量才能奏效。    问：据《美洲华侨日报》七日报道，台湾内政部将设立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的审议委员会，你们的看法（怎样）？苏贞昌：政党的成立，无需国民党批准，我们也不会因为国民党作了什么，就阻碍了我们的决心。张俊雄：很多人因国民党提出开放党禁，就认其开明，但这些目前都还没有具体化。如果国民党把戒严体制的内涵改成正常体制的内涵来继续运作。那么它便是开倒车。    问：民进党的出访是否意味着要促使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如加入联合国？谢长廷：我们要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避免台湾问题变成中国内政问题的事实，以免台湾成为地方政府。尤清：民进党的外交政策是从全球性来考虑。我们今年将会到东南亚、欧洲等地访问。    问：台湾目前投资意愿低，外汇存底太高，民进党有何解决之道？尤清：国民党没有把建设台湾列于优先地位，因此出现了外汇存底膨胀的现象。    至于如何提高投资意愿，我们在（去年底）选举时就提出了，要当局运用外汇存底率先投资公共建设，这样的话，才能提高投资意愿。

【台湾《联合报》２月１日报道】执政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昨天透露，今后执政党将加强发展“政党外交”，以增进    界各友邦国家的实质关系。    目前与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者虽仅余２０多国，但近年政府大力推动“经贸外交”，扩大争取与国际间的联系以来，欧陆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在华设立商务代表办事处，或相对等的科技、文化中心，部分机构并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交地位。    马秘书长强调，执政党除了由政府部门继续加强“经贸外交”外，并支持各主要民间社团，透过相关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民外交”事务。    据了解，执政党在过去的一年中，默默推动的“政党外交”已获致良好的成效。我国外交政策今后将继‘‘经贸外交”、“国民外交”后，‘‘政党外交”将是我国介入国际棋盘的一个活棋。

【台湾《中国时报》２月１３日报道】中华民国政府正在密切注视巴拿马国会新任议长迪亚斯及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戈麦斯等访问中国大陆一事。不过，权威的外交界人士似乎都不认为巴拿马会放弃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而转与中共“建交”。    巴国国会中不乏主张与中共“建交”者，但是，去年８月，巴国前国会议长访问中国大陆后，巴国总统曾郑重致函我国家元首，表明巴国政府无意与中共“建交”。    中共驻巴拿马‘‘新华社”显然是促成巴国议长访问中国大陆的直接邀请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邱进益１２日在答复记者询问时说：“我们一直在密切注意此事”。

十五日一份研究报告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七○年至八五年在这类发展项目方面投资四千三百一十亿美元。

两国外贸和银行界代表十五日签署的有关协议说，科威特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向苏联外贸银行提供这笔贷款。

埃及    电力部长十五日说，这些钱将用于建设今年七月开始执行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发电项目。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二月九日报道，法国萨伏特公司同苏签定了向苏转让镍镉电池生产技术的合同，总额为一点七九亿法郎。

【香港《中报》２月１２日文章】题：“中共迫害知识分子”？（作者田华）    近一个时期，围绕着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逐出中共这个事情，许多文章大发不平之辞，指中共容不得不同意见，迫害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又面临一场“文革”那样的厄运。说者也许是想主持公正，但笔者思来想去，总觉得就这样简单轻率地为中共此举“定性”，本身就有失公允。    我想提出四个问题，与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朋友们一起探讨。第一，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逐出党，主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另有它因？不错，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不应忘记，三人都是党员干部，而且是在社会上较有名气、有影响的党员干部。以这样的身份，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场合、相当广的地区发表了大量言论，攻击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中共的领导，主张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这就很有点令人不可理解了。若说是关心国家的命运吧，谁都看得见，中国的命运正在一天天好起来。中共下台，全面搞资本主义，中国的命运就能比现在更好？这恐怕不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沿着这条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一下中国应走何道路，相信并不难得出结论。若说是三人因提出不同意见而为中共不容吧？也不对。偌大的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总不至于只有他们三人提过不同意见吧？为什么独三人为中共所不容？事情很清楚，中共逐方、王、刘三人出党，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身为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却又在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上与党分道扬镳。第二，一个党的党员该不该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都赞同的。同理，一个政党的党员也必须在该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总不能因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就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表言论，尤其是发表与其所属政党宗旨根本对立的言论。如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倒要怀疑，这个党是否存在一批可以不受其所属政党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该党的党纲党章是否因人而异？我们知道，大凡加入一个政党，总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同这个党的纲领、路线。方、王、刘三人入党时恐怕也不例外。如果入了党又不愿赞同这个党的政治原则、立党要旨，并且不愿接受党的批评指正，也只好请他们离开党好了，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党概莫能外的事情。第三，中共对方、王、刘的处理是迫害知识分子吗？三人被开除党籍后，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做研究员，王若望继续当他的作家，刘宾雁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也未见被夺。三个人不仅没有被下放、劳改、蹲牛棚，甚至连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的身份都没有改变。这能称之为“迫害”吗？再看大陆整个知识界的情况。最近、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中共高层均反复强调，不会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中共现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党内，反自由化主要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搞大批判、大揭发、“人人过关”、“上挂下联”那一套！继续鼓励科学、文化、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的探讨。在党外，反自由化根本不涉及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些做法，与１９５７年“反右”有很大的不同，与“文革”更有本质的不同。把此次反自由化与前二者相提并论，恐怕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事实上，有心人也不难发现，大陆各方面知识分子近期来仍相当活跃。第四，此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演变成知识分子的又一场灾难吗？从常理上说，中共是一个建党６０多年、执政３０多年的大党，吾人相信其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视为儿戏的。过往这个党确实有过许多错误、挫折，但也正是这些挫折、教训，使中共日趋成熟。反右、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共自己总结的；现行的开放、改革、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共自己提出的；几年来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成绩，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得到的重视，也是有目共睹的。    说中共突然要改弦更张，重复自己过去的错误实践，打击迫害知识分子，这实在有悖起码的事理逻辑。我们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共不进行此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任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造成人民思想混乱，甚至造成分裂而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四化建设怎么搞？人民生活怎么提高？知识分子又怎么施展其抱负才华？果真出现那样的局面，恐怕香港、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一切有识之士都会摇头叹息的吧！

【共同社北京２月１４日电】题：新华社报道胡氏消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赠送花圈    新华社２月１４日报道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当天在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赠送了花圈。    报道关于胡氏的消息，这是在１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以来的第一次。    据北京的中国人士说，新华社报道胡氏的消息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胡氏辞职并不是象从前那样，下了台的领导人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并不是那样的政局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５名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已发生重大变化。这次送花圈的顺序为“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

【香港《天天日报》２月７日社论】题：“高度自治”与“高度自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忠诚地为港人指出：香港的“民主化”实际只是处于一个似是而非的境况。在“民主全无教育，喧闹倒有几番”的情形下，硬来一些急进的“民主方式”，除了适足为野心分子‘‘以少数操纵多数”之外，（关于这种“假民主的特色”，我们以前已经有所论列，于此不赘。）亦只足引起北京的疑虑。    而且我们还可以指出，就是声声“民主”之辈，对于“民主”的认识，也不见得就比一般普通市民为多。有不少表现，看起来比普通市民还要冲动，还要反理性。试问“民主”是否会因这些人的阔论狂言而真正有所裨益于香港？与其香港随时会坏在急进派、迂阔派的手中、口中，为甚么我们不加以扬弃，而宁可慢一点来，宁可逐步进行？    意气用事的“民主促进者”如果多的是，我们以为，香港的民主将往何处去？    不是“北京赶我们”，而是光怪陆离的“民主促进者”赶我们。一些人的幼稚盲进，会使明日的香港变为今日的菲律宾，试问港人将何以堪？    “高度自治”一朝变为“高度自乱”，试问是谁之过，是谁搞的？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１月２１日电】南斯拉夫电影业在摄制１０年左右以历史和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影片之后，现在又转向拍摄对社会批评和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了。    电影界人士说，目前这股拍摄社会和现实主题题材的浪潮虽然微不足道，但反映了１９８０年铁托去世以后文化更为开放的气氛。其中一些影片还获得重大的国际奖。    在最有希望的导演中，埃米尔·库斯图里察曾因《父亲外出经商》一片获得１９８５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该片以批评的姿态处理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和莫斯科分道扬镳的题材。    另外一些导演，如拉伊科·格尔利茨、斯尔德扬·卡拉诺维奇和约万·阿钦等人，都已不再拍７０年代那种高亢的和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影片了。    城市生活、英雄光环的暗淡、阶级差别、令人讨厌的政客和性爱取代了前１０年统治南斯拉夫影坛的高洁的游击队员形象和浴血奋战的场景。    格尔利茨最近拍了一部名为《插足者》的影片，描述一个失业的律师，因抢劫未遂而被捕入狱及出狱后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的景况。他的妻子同他离了婚，勾搭上了一位政界名流。这位政客捏造了一项政治罪名，对他进行陷害。    格尔利茨说：“电影在下意识地注视着社会的命运。电影不能变革社会，它能做的只是在前进的路上留下一些变革的迹象，让人们知道一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地点的生活。”    南斯拉夫在７０年代曾出现过一段繁荣时期，商店里堆满了进口货，国内出现了一股去意大利的购货热。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外债支撑起来的傻瓜天堂，后果是背上了２００亿美元的外债，通货膨胀直线上升，去年竟高达１００％。格尔利茨说：“电影反映了目前的这种情况，它总是处在生活和艺术的十字路口。”    约万·阿钦执导的场场爆满的《水中舞蹈》，把５０年代的南斯拉夫描绘成一个阴暗的警察的国家，影片中一些主要的共产党人成了伪善者。故事讲的是四个纨袴子弟同一个姑娘相好，姑娘受到勾引，怀了孕，最后被一名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分子抛弃。去年，当局批评了这部影片，说它抛弃革命，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念。    南斯拉夫在六十年代拍了一系列涉及基层社会和政治内容有争议的影片。官方的《战斗报》在１９６９年对这些影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称这是一股“黑色浪潮”。    １９７２年末，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一场反自由化运动中清除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同时致力于改变南斯拉夫电影业的面貌。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月１２日文章】题：美国主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    东部地区有三Ｋ党无形帝国骑士团。该组织新的领导人已把总部移到了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北方第一个属于梅森一狄克逊系统的三Ｋ党组织，人数已降到数百人。    南部地区有以下一些组织：美国统一三Ｋ党它是美国三Ｋ党中最大的派别组织，人数可能有４０００。领导人叫罗伯特·谢尔顿，他长期从事三Ｋ党的活动。该组织活跃在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密西西比州。白人爱国党前身为三Ｋ党联盟骑士团，据点设在北卡罗来纳州。三Ｋ党骑士团由戴维·杜克创建，七十年代中期三Ｋ党再度兴风作浪，皆由他一手掀起。这是美国三Ｋ党中最好斗的一个组织，但现在领导集团已经分裂。总部设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坎比亚，在芝加哥也很活跃。全国联盟一个新纳粹团体，由威廉·皮尔斯领导。皮尔斯著有一本题为《特纳日记》的书，描述了一场种族战争。该书后来成了“教团”这一组织从事犯罪活动的行动指南。    中西部地区有以下组织：地方团队美国各地都有其分会，组织松散，但吸引了农村许多农民。它宣称联邦储备体制和所得税不合宪法，其领导人还把抗税理论同反犹理论结合起来。目前，地方团队的组织都给自己安了一些别的名字。全国农业新闻协会该组织出版反犹小报，上面还刊登新纳粹主义广告。最近，科罗拉多农民利昂·西尔克曼成了该组织的头目。西部地区有三个组织：雅利安人联盟、领导人是爱达荷州海登湖的理查德·巴特勒。他是一个借宗教之名，行白人至上主义之实的重要人物。该组织从白人犯人团伙中招募成员。它要求白人移民去西北太平洋建立家园，并出版一份新闻稿式的小报来宣传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每年，还举办新次由新纳粹、三Ｋ党、地方团队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参加的“世界大会”。教团一个最为激烈的新纳粹组织。其中一些人同雅利安人联盟有联系。    １９８４年，该组织曾杀害了丹佛一个从事广播事业的犹太人，并动用装甲车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尤凯亚劫掠了四百万美元的财富。白人雅利安抵抗力量领导人是前三Ｋ党大头目汤姆·梅茨格，加利福尼亚州福尔布鲁克人。该组织目前制作一套宣传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电视节目，叫《种族与道理》。

美国空军中的一些领导人对此起初也莫衷一是。当然，他们肯定，美国空军并没有发射什么足以引出不明飞行物故事的新式武器。但他们中有些人并不完全排除天外来客的假设，也并不完全排除不明飞行物是来自苏联的秘密武器的可能性。于是，他们着手审查来自各方面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证据。    １９５０年初，他们进行的大部分调查证明，那些不明飞行物完全是一些正常的东西：天体的一部分；气球；星星……美国空军方面于是表示，美国空军对不明飞行物的出现不负有任何责任，相反，美国空军的调查可以消除人们对美国安全的担心。    杜鲁门总统坚持要亲自发表讲话，宣布某些宣传媒介的说法是胡言乱语。但杜鲁门的讲话却产生了极坏的结果：许多美国人由此却更相信不明飞行物，认为军方和政府在竭力掩盖真相。    美国空军的高级领导人们感到厌烦了，于是决定把不明飞行物问题推给某个大学研究机构。但一些有影响的大学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１９６６年６月，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教授詹姆斯·麦克唐纳主动表示愿意效劳。他在大气物理学方面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曾坚信不明飞行物来自外星球的论点。他的这种观点难道不会影响他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吗？美国空军方面对此感到失望。幸运的是，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物理学家爱德华·康登愿意承担有关任务。康登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合作者之一（第一批原子弹就是出自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同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合同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签字，研究工作于１１月１日开始。合同规定，研究不明飞行物的工作应本着完全客观的精神进行，研究人员应由那些对不明飞行物没有成见的人组成。这一规定就等于排除了詹姆斯·麦克唐纳参加研究委员会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他仍两次被邀请在博尔德汇报他个人的研究成果。    （二）

据美联社报道，连环画在日本的魔力几乎已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当然并非人人阅读连环画都是为了乐趣。高级主管上下班时坐在火车上，会随意翻阅色情连环画，家庭妇女在家中会沉迷于爱情连环画，而大学生在考试前则忙于阅读“简易物理”连环画。    连环画家西诺达说，日本人不分男女，从小就养成看连环画的习惯，很难再戒掉。由于阅读的人太多，连环画实际上已变成日本的新闻媒介了。    东京一家出版公司说，目前在全国最流行的连环画杂志每周出版一次，销量有时达到４００万本。而美国《新闻周刊》在全球各地的销量只不过３５０万本。    据估计，去年日本连环画共售出１５亿本。    据日本刊物研究中心统计，连环画的销量占所有书箱和杂志销量的三分之一。    至于中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阅读连环画的习惯。据专家估计，连环画对学生的影响可能超过电视对青年人的影响。    专家说，这是一个视觉时代，而连环画比电视机更容易携带。大多数是３００页至６００页，虽比一个大城市的电话簿厚，但体积较小。    专家说，学生阅读连环画的兴趣是很强烈的，在看完某一类之后就转至另一类。譬方说，他们对游泳很有兴趣，就拼命阅读游泳之类的连环画。如果他们想将来当律师，他们就会选看有关律师的连环画。    最近日本的学校开始实验连环画模式的教科书。出版商将一本包含六大集的日本第十一世纪的古典名著“ＧＥＪＩ故事”以连环画的模式编印，结果大受欢迎，共售出４００万册。家长和教师都承认连环画的教育价值。    成年人也开始发现连环画的教育价值，目前最流行的连环画是关于知识方面的。譬如说，公司的经理人员阅读的连环画，内容就包括各种管理技术。妇女也可阅读到有关烹饪的或离婚法律的连环画。除了富有教育价值的连环画之外，另一类淫亵或色情的连环画亦受成年人欢迎。    暴力也是连环画的一个主流。许多商人或学生在火车上都会暂时沉迷于杀头、折磨或宗教自杀的暴力世界中。由于连环画的泛滥，一些社会批评者对日本自称无文盲感到怀疑。（白玫）

【英国《泰晤士报》２月６日文章】题：英国慈善组织掀起一场制止自杀运动    英国慈善组织５日掀起一场制止青年人自杀率大幅度上升的运动。在过去１０年中，英国青年人自杀率上升了２４％。    由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有４１６名２５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杀，慈善组织打算向英国各地的９００所学校和青年组织播放一套电视录象节目。    这套录象节目提出三个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杀感的普遍情况。文学作品随着提出讨论诸如孤独、横行霸道、不正当性行为和种族歧视等问题并寻找和提供解决的方法。    慈善组织希望通过引起年轻人讨论和认识问题这个途径来缓和最近几年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    慈善组织的顾问、精神病学者吉姆·伯利说，离婚率高、青少年酒精消费量上升以及社会压力日益增加都是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但是，尽管成年人中间自杀同失业有明显的联系，然而对青少年自杀的问题还没有得出一般结论性的解释。    巴特西一家慈善机构把许多容易引起孩子们神经突然坍垮的压力归咎于现代节奏飞快这个原因。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书。该书全文或摘要收入了列宁有关揭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原则、特点、动力和世界性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文章。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十一日报道，新加坡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将在二十日开幕，为期十天，共放映五十三部来自中国、苏联、美国、印度、法国、英国、瑞典、意大利、匈牙利、土耳其、日本、香港、菲律宾、台湾和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影片。在影展期间，将主办多项座谈会。

据日本《朝日新闻》五日报道，日本文部省不久前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全国三百三十四所私立大学共有学生二十六万六千名，其中的二十所大学是所谓巨大规模学校，这些学校学费涨价幅度最大，文科的入学费、听课费、设施设备费等加起来高达八十万日元，涨价幅度为百分之二十九；工科则更高，竟达一百零九万日元。

【塔斯社莫斯科２月１３日电】苏共中央举行了同群众性新闻和宣传工具领导人的会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向会晤参加者讲了话。他说：    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展民主。既在经济中发展民主，也在政治中及党内发展民主。当然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不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是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不是背离民主，而是要有更多的民主，不是不要社会主义道德，而是为了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这就是改革的实质。    我们需要同人民对话，需要进行广泛的协商。要使党和人民的行动紧密一致。不同的人对改革本身及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的理解水平是不一样的。直接公开反对改革的人并不多。也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按新的方式工作，不会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作。这样的人应当教，应当帮助。    社会中正在发生深刻的、真正根本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要求花费大量的力量和精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顽强地同惰性和因循守旧作斗争，要求干部在心理上进行变革，要有新的思维和新的工作作风。    报刊因其潜力大，因其对新的先进的东西十分敏感，也因其拥有批评、公开性和宣传好经验这样的强有力的杠杆，在这方面可以做不少事情。    宣传改革条件下的生动的工作经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新生事物的萌芽要扶植起来是不容易的。    它往往会被不守纪律、不负责任和没有主动性这样的杂草所“淹没”。坦率地说，宣传工具对新生事物的萌芽的关心是太少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献身于改革的人是有的。这是一些当代英雄。应当使他们大显身手，以便他们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们，激励人们去为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进行斗争。我们还应当支持那些能加强社会主义和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的东西。不要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不要使他们陷入惊慌失措。我们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和优秀集体啊！可是，他们上过报没有呢？    应当爱护新事物的幼芽，以便使它们能够扎根，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然后繁衍成大森林、小树林。人民是改革的主角。人民和劳动人民应当成为报刊和电视上的主要人物。    关于公开性和批评的性质这样一个问题，是同党对先进经验的关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所说的，公开性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使已开始的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之一。    我们认为，我们的新闻界总的来说为确立公开性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条准则做了很好的工作。    现在来谈一下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目前一直是有争议的。批评是一味苦药，可是良药苦口医人病。见了苦药人们会皱眉。但是，为了能好病还是得服。有些同志认为，可以把批评按时间分成几部分，这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对的。还有的同志干脆认为，停滞现象已经消失了，应当“刹车”，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是不对的。    减少批评的转数，就是阻挠前进，会有害于改革。这是不能允许的！    如果我们不进行批评，不参加批评，特别是不听取下面的批评，不检查我们的政策，不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也不预防这些现象的发生，那我们还怎样生活下去呢？我个人想象不出，没有这一点还会不会有民主。民主就应当从这一点开始。同志们，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项原则性政策，这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准则。所有的人都应当明白这一点。    另一方面，是批评意见的深度、分析性、真实性和建设性。    这方面我们还不是什么都已搞得很好了。在改革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民主化的条件下，批评的标准和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批评应当永远是有党性的批评，应以真理为依据，而这一点则取决于编辑人员的党性。改革既涉及到编辑人员，也涉及到整个报界。    批评也是一种责任，批评越尖锐，就越应当负责任，因为不管哪一篇文章，并不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是个人各种想法和奢望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事业。报刊和电视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应当激发人们进行严肃的思维，去工作，而不是去反驳。    报刊应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使游手好闲者、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者、压制批评者不得安宁，要更加积极地帮助那些为改革而斗争的人。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委。拿起一张区一级的或市一级的报纸来看，你就会看到区委或市委的情况、它们的政治面貌、对改革的态度。    改革应团结和动员人们，而不是瓦解他们，不是使他们感到委屈，对自己失去信心。社会的革新——这也是为人的尊严而斗争，为人的高尚地位及其荣誉而斗争。如果某个政论家不是在进行批评，而是在贬低人格，那就特别不可容忍。这样的政论家自认为是民主的捍卫者、反对旧事物的斗士，而自己却在给别人贴侮辱性的标签。我们的时代不允许任何人有这种权利。    简言之，批评只有在完全以真理为基础时才会成为非常有效的改革工具。我坦率的向你们说，任何不客观的片面批评，任何不准确的批评，都不利于改革。这种批评只会对反对改革的人有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你们还经常按老的方式写东西。哪个地方缺点钉子，你们就怪罪市委。路上有个水洼，你们就怪罪州委。交通出问题，你们就说共和国党中央不管事。不要把一切都算在党委的帐上。    我们是应该有人来对此负责。经济人员、工会以及苏维埃都应负责。要更加严格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那部分工作负责。不能用党的大伞来掩护所有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加速事业前进得更快。二十七大极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劳动，只有人的劳动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人的社会地位。既然如此，就应该排除任何平均主义。    遗憾的是，在我们社会中还有人想少干活多拿钱。如果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和干活懒散的人拿钱一样多，那还算什么社会公正？    但报上却时而表现出这种情绪。有些报纸似乎又在开始同落后的观点一唱一和。同志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人们对国家事业的贡献看得高于一切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有才能的作家或科学家、任何一个诚实而热爱劳动的人吗？在这方面我们要十分明确。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    电视上曾批评过一位集体农庄主席。但不是批评他的主要问题——农庄亏损、领导上的外行，而是把摄象机对准他家房子的屋顶。看呀，他修了屋顶。这算什么，难道农庄主席的房子应该没有屋顶吗？    看来还应该谈一个情况。我同意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记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和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文章。    还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吧。为了迎接十月革命７０周年，不要把进行过这场革命的人冷落起来。必须以那些为革命和社会主义而牺牲了的人为榜样来教育大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问题的这个方面。    不应该忘记那些名字，更不应该不道德地忘记或闭口不谈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生活、坚持信仰和劳动的人民的各个生活时期。    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历史。有过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国家还是前进了。这是生活，是现实。这是具有各种矛盾——有成就，也有失误——的人民的命运。    党已经对错误和失误以及我们的错误认识作出了评价。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党依然生活和战斗着。先驱者的使命落到我们肩上。这里的辩证法多么复杂，应该看到它，同志们！    社会总是极其敏感地对政论的艺术感染力和道德色彩作出反应。任何疏漏和在选择事实方面任何偏见都是极易被发现的。换句话说，任何不真实都会产生不正常的反应，都会触及人的社会自我感觉。这是无法回避的。    文学使社会对改革有了准备，震动了社会良心。一些政论家大胆地提出了今天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已经具有党和国家决议效力的主张。    如今条件变了，此时来看政论作品的创作热好象都合法了。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政论作家往往没有新意，而是急于要把过去没说的话讲完。    二十七大认为，艺术反映的真实性问题应是所有知识分子队伍的注意中心。在转折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客观地全面地观察现实。真实性应当是全面的。这样它才具有建设性的品质。在今天的谈话中，我可能把一些问题提得尖锐了，不过只有一个目的：校正我们运动的全部坐标，使行动更和谐。

【法新社巴黎２月１４日电】（记者皮埃尔·博塞夫）戈尔巴乔夫为在苏联实行民主改革而采取的行动在东欧引起不安。大多数东欧领导人都是在已故勃列日涅夫主席支持下取得现在的职位的。    苏联集团各国领导人大都７０多岁了。他们靠着僵化的官僚主义那一套上升为国务活动家。然而，今天在苏联，这套官僚主义的东西已被宣布是过时的了。    他们目睹苏联政策在短命的安德罗波夫政府和契尔年科政府时期发生的种种起伏变化，而始终镇定自若；但如今他们遇到了某种新的东西。    匈牙利是华沙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毫无保留地赞成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戈尔巴乔夫新计划的国家。    匈牙利人对这些计划表示热烈支持。他们自己就实行了一些谨慎的改革。    所有专家都认为，他们的改革在某些方面要比苏联计划实行的变革走得远得多。    戈尔巴乔夫曾在讲话中提到，苏共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鼎盛时期结束以来在理论概念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苏联集团内只有很少几家报纸刊登了他的这一部分讲话，而匈牙利报纸则属于这样做的少数报纸之列。    在东德，这段话被删掉了。被删掉的还有拟议中的苏联选举制度改革的细则。    这似乎是要强调东柏林同苏联的改革保持距离。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勃列日涅夫扶植上台的党的领导人常讲要汲取１９６８年自由化时期的“教训”。捷共各报对戈尔巴乔夫讲话的重要段落作了释义性报道，没有刊登原话。    保加利亚领导人也向保加利亚人封锁戈尔巴乔夫提议改革选举制度的消息。    但是保加利亚领导人说这次中央全会可能是对苏联盟国的“强有力的推动”，并对此给予赞扬。    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批评更坦率一些。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居然允许企业“自己管理自己”——戈尔巴乔夫说他希望能这样做，但要规定一些限制——这是“不可思议”的。    波兰领导人欢迎苏联的改革。华沙电台在苏共全会之后说，波兰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主张改革的”。    对戈尔巴乔夫批评得最厉害的是阿尔巴尼亚，这是预料之中的。在地拉那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明“苏联修正主义失败了”，它等于是在苏联经济中引进“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

【南斯拉夫《政治报》２月１４日评论】题：不同的东欧    东欧通常被认为是相当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这些国家走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执行相同或相似的对外政策。    现在，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很不相同。    这种不同，与其说是由于产生了离心倾向，不如说是由于其中每个国家对社会主义改革看法各不相同。对匈牙利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对他们自己进行的改革的“支持和肯定”。波兰人感到，戈尔巴乔夫更加开放和公开工作的政策，最象他们在五年前宣布的民族谅解政策。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发生的变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东德的报刊根本不报道戈尔巴乔夫对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说了些什么，而是强调苏联对东德计划经济的效率的看法。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可以表明，民主德国可能在苏联改革的影响下很快放弃严格集中化的经济。保加利亚人大谈改革，并对戈尔巴乔夫大唱赞歌。尽管如此，他们却在贯彻所宣布的改革方面碰到了困难。经济情况在恶化，除其它原因外，是由于对改革的抵触很大。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难题似乎更大。他们直到不久以前才公开使用改革这个词。但是看来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对改革的联想必然会联系到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只有罗马尼亚力图给人以没有发生混乱和出现问题的印象。它是唯一公开反对改革的国家。东欧国家以前围绕着选择民族道路问题发生过分歧。而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坚持民族道路的名义在维护被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停留在三四十年代水平的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