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新社报道，民主也门两架米格飞机十六日拦截吉布提航空公司萨那至吉布提航班客机，使其在亚丁机场迫降，受到检查：八小时后，客机带着全部五十九名乘客起飞。亚丁电台十七日晚说这架客机偏离了它的正常航线深入到民主也门领空禁区八十公里。吉布提十七日中断了同民主也门的一切空中和海上联系，以抗议这起事件。

【《日本经济新闻》八月十七日报道】题：外务省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极为关心，认为它将影响亚洲的军事战略    中国对前不久的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明了“重视和欢迎”的态度，为此，外务省正注视着中苏关系改善的动向，并在加紧搜集、分析有关的情报。外务省认为，中苏关系一旦正常化，世界战略形势将发生变化，将影响远东地区和亚洲的形势，当然，日本的外交也将被迫采取对应政策。外务省认为，九月下旬，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同吴学谦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外长会谈是衡量关系修复进展情况的一个关键，外务省还在考虑邀请苏联副总理马尔丘克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九月访日，以了解中苏双方的态度。    外务省人士分析认为，“确实可以看出中国重视对苏关系的姿态”，但是，中国恐怕还会暂时观察一下苏联的态度”，对短期内关系的改善持怀疑态度。    外务省人士指出，“中国为了推进经济的现代化，也基本上愿意同苏联和解，求得关系的稳定。”他们倾向于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可能会比预想的要快。外务省似乎还认为中苏两国都从国际战略出发，认识到中苏对立的结果“使美国握有中国牌，捞到了好处”，有一种反省心理。现在，两国都认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可以获得同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在经济合作上，可以从西方阵营获得有利的条件。    总之，外务省认为：“两国关系一旦正常化，现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可能会发生极其巨大的变化。”（外务省人士语）对中苏关系的动向极为关注。苏联将全军约三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在包括蒙古在内的中苏边界沿线，如果这部分兵力可以大幅度削减，就有余力将它转向其他正面，而且，苏联可以借改善对华关系之机，开展同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外交。

【路透社北京八月十七日电】（记者戴维·弗雷泽）中国两位高级领导人的漫画今天出现在一家中国报纸上，西方外交官今天说，这是表明艺术自由的前所未有的例子。    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著名桥牌手邓小平打桥牌和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作音乐指挥的漫画。    西方外交官说，在中国，正面表现领导人的漫画是闻所未闻的。这名外交官说，刊登漫画可能是目前的“第二次百花运动”的结果，目的在于鼓励艺术创作自由。

【合众国际社北京八月十五日电】今天的报纸刊登了中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讲话。这位官员在讲话中说，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改革，减少领导者个人的决策权。    万里副总理呼吁加强民主，这是中国迄今发出的最强烈的加强民主的呼声之一。万里批评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三十多年来所具有的“个人感情和好恶”的特点。    万说，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决策民主化。    他说：“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万的讲话是一场新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这场宣传运动的目的是使中国的十亿人，尤其是使四千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政治改革有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过，要使他提出的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职能同中国政府的职能分开。    万认为，加强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他说，需要采取立法措施指导决策，必须允许自由辩论。    然而万告诫说，自由争鸣“决不是说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五日电】中国报纸今天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名高级领导人要求紧急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开放决策过程的呼吁。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万里副总理的长篇讲话。    万里说，不经辩论、协商或事前分析作决定，曾经使中国吃了许多苦头。    万里说：“首先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    他说：“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    最近几周来，中国许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纷纷表示赞同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包括一些旨在促使党政职能分开和对决策进行监督的作法。    这些改革对于北京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和这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十六日报道】（该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中国一位高级官员在今天刊出的一篇讲话中说，在中国，权力过分集中，他提出中国的决策过程要实行“民主化”。    万里说：“因此，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万里的这番话是同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必要性的官方言论相一致的。但是，对这些言论进行过研究的外国分析家们说，尽管万里号召进行政治改革的话是强有力的，他们从其他方面看到的迹象表明任何这样的改革都将是逐渐进行的，而不会是很急剧的。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八月十七日电】在举世准备庆祝第二十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扫盲节之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出全世界大约有九亿文盲。    尽管科教文组织在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决定退出之后活动经费预算大量减少，但它仍准备庆祝九月八日的国际扫盲节。届时，科教文组织将在巴黎总部颁发一系列扫盲奖。    科教文组织根据最近得到的统计数字，估计全世界十五岁以上的人不会看书写字的人有八亿八千九百万。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妇女。    教科文组织说，全世界的文盲百分之九十八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文盲比例最高，为百分之五十四，其次是亚洲，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三，拉丁美洲为百分之十七点三。    然而，从文盲的实际数目来看，亚洲的文盲人数占世界第一，有六亿六千六百万。    非洲有一亿六千二百万文盲，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地区在内有四千四百万文盲。    另有一百七十万文盲分布在世界各地。

【合众国际社曼谷八月十七日电】在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同其主要亚洲盟国越南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的情况下，印度支那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长今天在河内召开了一次会议。    河内电台说，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外交部长在越南首都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使和高级决策人员。    西方分析家认为，戈尔巴乔夫为同中国和解而作出的新努力使苏越关系变得冷淡起来。    他们说，苏联和越南的报纸在报道戈尔巴乔夫和长征会晤的消息时都没有提到苏联保证莫斯科向北京提出的新建议不会损害越南的利益，这是同过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同之处”。    此外，两国报纸都没有象往常那样提到双方“在所有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也没有热情地描绘双边关系。河内也没有对苏联提供援助表示感谢，而过去则是必定这样做。    越南报纸在报道戈尔巴乔夫七月二十八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时，几乎把关于中苏关系的话全部删掉了，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赞扬中国的段落、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句话以及苏联提出的同中国进行经济和太空合作的建议。西方和亚洲分析家们并不认为莫斯科打算改变其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但是他们认为，苏联正在对河内施加压力，要河内以比较和解的态度同西方支持的柬埔寨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    河内电台说，这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预计要讨论世界局势的“新发展”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今后几年的局势发展”。

【法新社华盛顿八月十七日电】《华盛顿邮报》十七日说，美苏两国正在考虑在对方首都设立“减少军事核战危险中心”。    这家报纸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些中心将定期进行讨论和交流技术情报，并且在容易导致核事件的紧张时刻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昼夜监视。它不同于美苏的“热线”，它是通过就核政策进行对话以达到防止出现核危机，而“热线”是在危机出现后消除它们。

这架飞机是十六日由苏丹南部城市马拉卡尔飞往苏丹首都喀土穆途中被苏丹人民解放军用萨姆—７导弹击落的。机上五十七名乘客和三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路透社伦敦八月十四日电】银行业人士今天说，苏联一家银行作出参加欧洲债券包销辛迪加的决定，进一步表明苏联对最终挖掘数十亿美元贷款的市场以便得到低息硬通货的兴趣越来越大。    苏联上月突然宣布，根据苏联同英国达成的一项协议，苏联将偿还俄国革命前沙皇在伦敦借的债。    西方银行家说。这项协议以及最近公开宣布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帮助北欧投资银行承销九千七百万美元欧洲债券，意味着苏联要加入那些通过在欧洲债券市场向国    投资者发行债券借钱的国家和公司的行列。    他们说，莫斯科决定偿还六千三百万美元给英国是为了加强莫斯科的商业信誉，它还使苏联银行家能在伦敦债券市场上借到钱。    过去英格兰银行实际上禁止苏联在偿还这些债务以前从伦敦债券市场上借钱。苏联最近一直是国际资本市场的积极借款者。    伦敦债券市场的人士说，苏联银行是欧洲债券越来越积极的投资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向西方大银行咨询投资方面的意见。    英国一位老资格的银行家说，苏联银行家看来正在采取中国同行的策略，即先投资欧洲债券，然后再实际发行债券。    债券市场的人士说，通过投资，中国人能够增加接触市场的机会，外界增加对他们银行的了解，有助于他们最终发行债券。

恶劣的热带气候和国内战乱使柬埔寨的吴哥古迹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建筑倒塌，急需修葺，否则将永远消失。

赫尔辛基来讯    仲夏的芬兰，气候宜人，景色秀丽。中国浙江民乐团应芬兰有关文化单位的邀请，从七月十一日开始对芬兰进行了为时三周的访问演出。中国民乐演奏家们行程二千公里，先后在芬兰西部、中部和东部进行了二十一场演出，他们精湛的演出不仅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得到报纸的高度评价。    芬兰是一个夏季文化活动异常丰富多彩的国家，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音乐节、歌舞节和戏剧节多达四百多个。中国浙江民乐团的演出，一致被誉为今年音乐节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在芬兰民间歌舞之乡高斯蒂宁，中国民乐团首场演出获得成功，消息不胫而走，在此后的演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带着录音机，一场不漏地录下了每一首中国民乐歌曲。一位芬兰青年对记者说，“中国民乐团演出场场都有新节目，太吸引人了，丢掉哪一场都会后悔一辈子！”    中国民乐团每到一处，都很快成为当地报纸的头号新闻。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新闻》说：“中国音乐有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即便是民间音乐，也绝无粗糙之处，而是充满了优雅的风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年笛子演奏家蒋国基演奏的那一支支乐曲。《卡依努报》说，“蒋国基热爱大自然，热爱他的笛子，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如此优秀的演奏家”，“在乐曲中，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一只渴望自由、热爱生活的小鸟！”“在他演奏的一段曲调中，竟然听不到换气的间断，原来他用的是鼻、口同时进行的循环换气法！”    高斯蒂宁音乐节主席在民乐团结束在那儿的访问时专门向孙家贤团长祝贺，他说：“我是一个习惯使用褒奖之辞的人，但今天我要说，你们的演出技巧令人惊叹！你们成功的演出再次证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它沟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中国民乐完全可以为欧洲人所接受！    芬兰舆论界还从这一访问来观察中国现行文化政策。《新芬兰报》认为，“中国民乐团的出访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说要百花齐放，但那时只有一个旋律。现在古老的民乐和戏剧都得到了恢复，而且创造了新曲。”

【香港《中报》八月十四日报道】享誉士林的美国老牌汉学家路富得（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十日以九十一高龄在纽约去世。路富得是明史的权威，曾主编英文《明代人物传记辞典：一三六八一一六四四年》，该书集亚洲、澳洲、欧洲及美国等地七十位学者之力撰成，对学子嘉惠极多。此外他还著有《中国人民简史》一书，自四四年出版以来，一直是美国各大学中国通史的重要教材之一。    路氏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北京近郊，父母都是传教士，幼年时曾亲历庚子义和团之乱。后来他先在山东烟台一带念书，然后返美就读于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一九三四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博士学位，次年起即在哥大任教。    路氏是哥大第一任“丁龙荣誉讲座教授”，且担任该校中日语文系（即目前东亚语言及文化系前身）系主任多年，直到一九六一年才退休。

【香港《南华早报》八月三日文章】题：北京的夏季枯燥乏味（记者约翰·马丁）    随着北京进入了燥热的夏季，居民们在开始探讨如何度过他们的业余生活。    青年人和老年人一样，都感到夏天难熬。晚上的活动大体是：同朋友聊天，观看电视上播放的外国电影，在昏暗路灯下下象棋或在举行迪斯科舞会的饭店周围荡来荡去。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抱怨说：“北京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    一位工厂的工程师说：“我们给吊到电视上了。”    如果举家或青年伴侣想出去走一走，他们通常是去公园。在公园里，他们或爬那些奇形怪状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假山，或在湖上划起那些嘎嘎作响的铁皮船，借以自娱。    即使单身汉，要搞张话剧或音乐票也十分困难，但对于他们愉快的业余生活并没构成严重的障碍。一位工人说：“当然，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但是，比起郊区来，还是热闹多了。”

【苏联《真理报》六月十五日文章】题价格这面镜子照出了什么？（作者经济学博士哈斯布拉托夫）    目前，价格是按成本加定额利润这样一个简单公式确定的。其弊病在于：这种做法把那些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和整个部门置于优势地位，实际上是人为地把企业活动的消极方面变成了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粗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办法同集约发展的任务是完全矛盾的，不利于完善计划工作体系和推广科技进步的新成果，也有碍于经济机制本身的改造。    由于成本是确定基础价格的主要标准，所以局部措施不能制止企业随意提价。不少企业使产品稍微改头换面，就能打出“新产品”的牌子，而价格却贵了百分之二十，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轻工产品都打上了“‘新产品”的标记。    怎么办呢？必须坚决打破存在了几十年的价格形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过去的经济机制及其消耗原则。坚决采用能否定“消耗”观点的价格形成的科学方法应该成为主要方针。    首先，必须抛弃确定价格的指令性方法。价格的形成应考虑到产品有效效益的社会消费价值。    必须更积极地制定和推广生产厂家和商业系统之间商定的合同价格机制。为此，应当改行这样一种办法：商业系统的收入将取决于满足居民实际需求的数量和程度。应该放弃商品流转额这一指标，因为这项指标可以依靠提高价格而增长。应该使企业关心不断地降低价格，并使企业从降低价格中得到好处。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章】题：台北陷于进退两难境地（卡尔·戈尔茨坦发自台北）    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造成了这样的气氛：台湾同北京的关系好像在快速运动着，以致外部观察家认为台北可能终于正在回答大陆领导方面过去几年热情的呼吁。这是对形势错误的估计，然而，更真实的情景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国民党正试图找出一种对其目前在台湾享有的实质上比独立更实际的做法，从而证明其更适于同大陆建立一种更开放、彼此有利的关系。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五月间台北和北京的高官坐在一起，讨论将一架改道驶往广州的中华航空公司的喷气式货机归还台湾的问题。    然而，这次事件更重要的是教训，它给台北政府内外许多人的印象是：同大陆直接接触是有好处的。台湾“立法院”一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洪昭南（译音）认为：“这些谈判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好处，而毫无损失。”他说，“因此，许多认为进一步接触不会有坏处的人都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害怕共产党人？”    体育方面发生的事情加强了这种趋势。台湾女子篮球队今年六月初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女篮比赛中，同大陆女子篮球队进行比赛。台北还首次同意派球队到莫斯科参加今年八月举行的女子篮球锦标赛。    今年早些时候，台北曾就中国进入亚洲开发银行问题选择了一项留在该组织内甚至可以不参加正式会议的办法——仍待解决的某种妥协模式。    这些事态发展是在台湾和大陆之间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其他联系情况下发生的。这种联系已经如此广泛开展，以致对政府来说，假装它的政策不是由上层机构作出的，那就越来越显得其虚伪了。据香港分析家估计，去年直接和间接的双边贸易可能已增至十九亿美元之多了。    从台湾经香港或日本到大陆访问的人数估计一年已高达一万人，通过第三国家以正常的邮信同大陆亲人保持接触的人远超过此数。亲国民党的两个小党之一的一位“立法委员”今年四月在“立法院”说，政府应该容许（岛内的）大陆人去大陆“探望亲人和祭扫祖坟”。这番话之所以引起震动，乃因他公开说出了许多人不断在私下所说的话。    因此，国民党面临着日益增强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准许同大陆交往规模的舆论压力。前不久采取的比较实际的做法表明，它正在逐步减少这种压力，但是却面临着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境地。由于它死抱着重返大陆的陈旧目的这一正统观念，因此，凡是可以促使同北京关系更趋正常化的每一让步，均将撕破国民党当前的道理。    从传统上说，台北一直自称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然而，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没有气力了，因为承认台北的国家目前已经减少到二十三个，而且绝大多数是小国。    国民党目前的领导人绝对不会放弃他们对自己长期的共产主义敌人的仇恨。然而，在今后五年内，这将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问题。    看看国民党领导人中年青一代人——大多数在四十至五十岁间    ——对台湾谋求同大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将会更有好处。台北民间智囊机构亚洲和世界学会会长说，“随着一代人变迁的出现，同大陆进行对话势将变得容易一些，因为老一代人的仇恨和苦难亦将消逝。”    这些年青的领导人既有大陆出生的，也有台湾本地人。正如他们没有老一辈人的苦难一样；他们也缺乏蒋及其一代人所怀有的对大陆的强烈感情联系。正是这一代人才有可能调动党内力量将自己的重心移到台湾来，北京统治下的特别自治区地位对这些人将不会有吸引力，但是，在更接近于类似“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同中国打交道，有可能得到他们的赞同。

【台湾《联合报》五月十四日报道】就消费习惯而言，男女在选购消费品时，有相当大的差别。一般而言，男人比女人来得干脆，他们以较迅速的效率，买齐所需的物品，较少见斤斤计较或精打细算的作法。他们不大愿意挤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抢购打八折的卫生纸或几条牙膏。    他们也常随兴之所至，买回一些未必迫切需要的日常用品。如应去买牙膏的，却顺手提了瓶蜂蜜回来。尤其对新颖的包教或新式的产品更较女性愿意去尝试购用。    男人亦较女性有较高的品牌忠实度，总是选购他们较为熟悉的牌子或产品。他们虽然不注重产品价格，却比女性注重产品的特性和其他属性（如食品营养成分的含量等）因而产品的包装除应力求能在陈列架上脱颖而出外，包装上的标志亦应力求明显易懂。以满足男性顾客采购前对产品资料的需要。而理性诉求性质的广告和密集的展现次数，亦较容易让男性顾客认识某一厂牌和产品的特性。

八月九日，广东省江门市外海镇一派节日气氛。五百多名中外嘉宾会集一堂，参加江门外海大桥的奠基典礼，这是江门市空前的盛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和年过八旬的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福田一先生分别从北京和东京专程赶来剪彩，并且在典礼仪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中日合作建设的外海大桥顺利开工。    黄华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应当在经济技术方面友好合作。外海大桥是中日双方共同设计、共同建造的，它的建成将为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增添一颗新的花朵。”福田一先生的贺词说：“我切望日中双方齐心协力顺利完成这项工程，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友好桥梁。”    外海大桥是江门市“七五”计划的一项重点工程，是一座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结构的公路桥，全长约一千七百七十米，桥宽十七米。这项工程由江门市与中日合营的光大熊谷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兴建，光大熊谷公司总承包工程并提供资金，造价成本一亿六千万港元，建成后将由江门市逐年偿还。这种合作方式不但解决了目前建桥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施工技术。桥墩基础施工采用空心钢管桩，桥体部分采用国外先进的顶推法和悬臂拼装法分段建设施工，计划一九八八年建成通车。外海大桥的兴建，对于解决珠江三角洲西部，尤其是江门、中山、珠海、澳门之间日益严重的交通阻塞情况将起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钟平）

【苏联《劳动报》六月十九日报道】苏联财政部国家收入局局长奥尔洛夫就居民购买大宗物品需办理登记手续一事，向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    居民购买价值一万卢布以上的商品或建造价值二万卢布以上的房屋及别墅时需向当地财政局提出申报，填写收入来源表。申请报单包括姓名、地址、固定工作地点、购物用途；收入来源等等。    上述数额外的商品，售货员凭报单提供。而且五千卢布以上都不得付现款。    当地财政局在买主购物后三天内有权请买主澄清疑点，如发现谎报，则给予行政处分或罚款，重犯时，则要追究刑事责任，视情节轻重，处以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课以二百至一千卢布的罚款。

处理税收问题的筹款委员会负责审议税制改革计划，该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核心人物丹    ·罗斯顿科斯基的行动令许多华盛顿权威人士大感意外，他赞同总统提案的主要精神，并要求公众给他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筹款委员会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听证会上听取了约四百五十位人士的意见，然后于九月开始举行逐条审议案文的秘密会议，以便提出委员会自己的法案案文。    筹款委员会的活动同罗斯顿科斯基对美国政治的看法相符。他在七月三十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道：“政治的艺术就是寻找中心……这意味着提案的内容要反映本委员会内外、国会通道两侧（共和党人席位和民主党人席位）的议员的看法和关切。”    十一月二十三日，筹款委员会通过了修正案，最后表决大约于凌晨四时进行，重大问题的表决仍似乎常常于凌晨举行。    正当筹款委员会准备将草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时，共和党议员却裹足不前，感到这一措施对于企业界利益未免过于严厉，总统也表示不赞同修正案，但敦促众议院通过，使审议程序不致于中断。他的解释是，共和党人占主导的参议院讨论税制改革时还可做出变动。但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公然无视总统意见，他们汇同一些民主党人，于十二月十一日否决了一项程序性动议。众议院即使要审议这项法案，也须通过那一项程序性动议，税制改革看来陷入僵局。    里根拒绝接受这令人难堪的失败。他全力以赴，亲自游说，还到国会山去了。总统这样做实属罕见，但他的努力收到成效。六天以后，众议院在第二次表决中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    圣诞节和新年假日之后，焦点移向参议院。根据美国立法程序，众议院那些议会斗争回合，参议员尚须重演一遍。    同时移向参议院的是一支说客大军，浩浩荡荡，他们是受雇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鼓吹者。他们试图为主顾的利益左右正在审议的立法。他们人数众多，表明正在审议的税收法触及面积极广。    一月，俄勒冈州共和党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利用周末休会带领委员会成员为法案的听证会和起草加紧准备。委员会成员返回国会山后拒绝把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和里根总统的提案作为蓝本。    （二）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八月十日文章】题：苏联文化正在解冻（路易丝·布兰森发自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可能正在使俄国文化出现广泛解冻，他的妻子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一点帮助。    迄今这种解冻步子迈得还不是很大，然而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文化冬天之后，最近出现的一些事件是令人惊喜和充满希望的。    被压制的作家的一些禁止出版的书籍和诗词获得了新生：已经在谈论首次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星火》画报发表了一九二一年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处决了的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诗。（传说古米廖夫是深受赖莎·戈尔巴乔娃喜爱的诗人之一。）    在电影界，出现的变化更大些。数十部被查禁的影片已解禁。上月放影了已故的拉里莎·舍皮特科导演的影片《我的祖国》，这部影片的提供者抱怨“愚蠢的官僚主义者”十多年不让这部影片同观众见面。她说，这部影片的罪过是表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后数十万俄国人的处境：贫穷和饥饿。    最能从本质上表明较深刻的解冻的迹象出现在六月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作家协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上。电影工作者协会的老卫士被赶下台，与会代表们选举了五十二岁的克利莫夫担任他们的负责人。克利莫夫同审查部门发生过许多冲突，他肯定会设法保证有更大的自由。    非常保守的作家们选择专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小说家、六十四岁的卡尔波夫担任他们的负责人。卡尔波夫虽然不象克利莫夫那样革命，但他被说成是七十五岁的老卫士马尔科夫的“中间派”接班人。马尔科夫被提升到基本上是作为摆设的主席职位。    不过，有几位直言不讳的作家被选进了六十三人组成的秘书处，他们包括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图申科，他们两位被认为是持异见的诗人。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表现在代表们的发言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首次无须事先得到批准的讲话。报刊上发表了激烈攻击审查制度、官僚主义控制、低劣质量的当代文学和协会领导人的讲话。    同时，已有传闻说，审查机构即文学艺术总局的权限将被限制在查禁色情文学和保守国家机密的范围内。    有一些大胆的剧本也上演了一段时间，最尖锐的一个剧本《良心的专政》剖析了斯大林主义和揭露了贪污腐化行为。    戈尔巴乔夫正在允许文化界有选择地对苏联生活的某些方面和历史进行较多的讨论和批评，这反映了政界的情况。    但是，戈尔巴乔夫虽然想使苏联文化生活更活跃和更可信一些，但仍希望保持严格的限制。索尔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岛》一书是不大可能出版的。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方面的魁首利加乔夫也是一支强大的保守势力。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旁对一位官方不予承认的民族英雄、诗人和演员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逝世六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是对文化解冻的总结。数千名狂热的崇拜者在许多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仍然川流不息地前去对这位得不到官方承认的诗人表达敬仰之情。

【南朝鲜《每经周刊》八月七日报道】一九八五年南朝鲜因交通事故死亡七千五百二十二人，伤十八万四千四百二十人，蝉联世界冠军。    南朝鲜因交通事故死亡和受伤的人数，一九七五年分别为三千八百人和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二人，一九八○年分别为五千六百零八人和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人，一九八五年分别为七千五百二十二人和十八万四千四百二十二人，十年之间分别增加了一倍和两倍。

【路透社伦敦七月三十一日电】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遗产管理人把他在伦敦郊区的住所作为一个博物馆对外开放了。他们还决定放松对这位精神分析学创始人亲笔书信等材料的控制。    弗洛伊德的档案资料是一九五一年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协助下收集起来的。    安娜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也是捍卫她父亲学说最顽强的卫士。    弗洛伊德的大批文件材料现在存放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里。有关学者经常抱怨图书馆负责人不让他们查阅许多对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材料。    纽约精神分析学家哈罗拉·布卢姆本月在博物馆开馆仪式上宣布：“对存放在国会图书馆的弗洛伊德有关材料，我们打算尽快放松限制。”他还说，这批材料将在伦敦的这座博物馆展出。材料中有同病人谈话记录和数千封信件。弗洛伊德是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被纳粹占领后来到伦敦郊外的汉普斯特德避难的。    第二年，弗洛伊德在这里去世，终年八十三岁。他的女儿安娜一直住在这座宽敞的住宅里，直到一九八二年她离开人间。她让父亲的房间保留原来的样子，并准备把它们改建成一座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住所改建成博物馆时，安娜送去了父亲的部分遗物。但大部分遗物仍留在伦敦郊外的这座住宅里。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她留在这里的数百封她与父亲的来往信件。    弗洛伊德在伦敦郊区的这座住宅在改建成博物馆前，内部普遍进行过整修。室内陈设按原来的样子布置。病人求医时，在他的诱导下追述往事时躺过的长沙发是一件最珍贵的展品。    伦敦博物馆的专家修整了数百卷弗洛伊德的内容丰富的藏书，并正在系统研究他在书页空白处写下的大批珍贵批注。这些批注对进一步了解精神分析学大有用处。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十三日电】莫斯科建筑师设计的音乐之家将建在苏联首都中心沙利亚平博物馆旁。    将设有大小音乐厅，供欣赏新作品和专家讨论用的厅和室。音乐之家还设有二十多万册藏书的中央音乐图书馆，二十万册总谱的阅谱馆。    苏联作曲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苏联音乐基金会和音乐出版物的编辑部都将搬到音乐之家办公。

【美国《迈阿密先驱报》七月六日刊登该报发行人迪克·卡彭致里根的一封公开信】题：总统先生：做些好事吧！副题：毒品已把美国引向下坡路亲爱的总统先生：    七月四日的国庆纪念活动是如此热火朝天，蔚为大观；我国人民沉浸在一片爱国主义的热忱之中。这一切，再次显示了您的卓越的领导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重又满怀信心。    然而，就在您同数百万人向自由神像顶礼膜拜之时，另外却有数百万人正在大肆吸毒！他们象苍蝇一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毒品使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毒品毁了无数的家庭，杀戮了无辜的人民。今年以来，仅南佛罗里达州因吸毒死亡的就有三十八人；迈阿密每周都传出吸毒者的噩耗。一九八○年以来，全国因吸毒身亡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二十五以上！    现在，毒品的魔掌正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不管是穷人、失业者，或者是富人；不管是社会上的渣滓，还是社会上包括体育明星、知名演员这样一些精英；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均遭毒品肆虐。美国的大小城市，农村或是市郊，无一能免遭其蹂躏。    毒品泛滥的危险，犹如中世纪时的瘟疫。在美国，今天估计有五十万人注射海洛因；约二千万人吸大麻；五百至六百万人使用可卡因。中学生中服可卡因的估计达百分之十七，其中至少百分之七的人，一月服用一次。有关毒品的案件已占联邦法院诉讼案例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关押的犯人，百分之三十七为毒品罪犯。毒品买卖案例占美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百分之四十。毒品除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以外，还使人旷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降低工作效率，每年给企业造成四十七亿美元的损失。    总统先生，毒品泛滥成灾，祸国殃民，对此，已非通常办事方式可奏效。毒品危机要求您以总统的名义，责成白宫提出如下倡议：    ·立即建立总统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政府高级领导人和私人部门的代表。其责任是展开对付滥用毒品的人的统一行动；    ·迅速对涉嫌毒品的犯罪按有关条例提出诉讼，加强法庭工作人员和扩充联邦监狱；    ·严厉惩处贩卖可卡因和“克拉克”的犯罪分子；对利用儿童从事买卖毒品勾当者应处以重刑；    ·加强教育工作和劝阻吸毒的工作；    ·联邦政府禁毒工作必须切实加强，因为毒品背后连着的国际犯罪网，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    ·生产毒品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可卡因的国家，必须同我们合作切断毒品供给。

【法国《费加罗报》八月十三日文章】题：突尼斯“自负女人”的失宠    消息就象一颗小型炸弹炸醒了夏季午睡中迷迷糊糊的人们。八月十一日下午五点，突尼斯电台转播了官方通讯社突尼斯非洲通讯社发表的一项简洁的公报：“突尼斯初审法庭宣判，由于瓦西拉的过错，总统夫妇离婚，并下令取消她这个‘自负女人’的‘第一夫人’称号，原因是她背着共和国总统和未经总统许可，多次发表的讲话和所持立场违犯宪法。”    这样，这位身为突尼斯国家元首之妻达二十多年之久，而且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女人，便从夫人宝座上摔了下来，因而被赶出了现政权。这消息虽然来得突然，但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年初以来，失宠的瓦西拉就在美国“治病”。而实际上是在发生了使她的某些亲信落入法网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之后，她才选择了‘‘自愿”流放。    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布尔吉巴开展了“反贪污、反公款管理不善”的严厉无情的运动。瓦西拉的两个受她保护的人因挪用公款罪受审，他们是：原突尼斯航空公司总经理穆罕默德·贝勒哈吉和他的女婿、原银行总经理陶菲克·图尔杰曼。这两人都被判以重刑。    瓦西拉感到风向变了，便借口健康问题而离开了突尼斯。此后总统的侄女赛达·萨西便来到布尔吉巴身边，以惊人的魄力来进行“反贪污、反突尼斯公共生活中一切堕落行为的无情斗争”。    官方以两个重要论据来解释总统的这一措施：    ——布尔吉巴要以此来证明他把国家观念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并重申其把公共生活道德化运动推向前进的坚强决心。    ——突尼斯国家元首不能允许自己的妻子作违犯宪法和超越总统夫人身份的讲话。    实际上，他指责瓦西拉对国际新闻界发表的那些讲话，她在这些讲话中对突尼斯的政治领导人议论太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她在对一家非洲杂志记者发表的讲话中，对布尔吉巴确定的继承制度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她说：“我主张修改宪法，以便使人民有选择他们领袖的一切自由。布尔吉巴将不能从地府继续领导国家……”值得提醒的是，突尼斯宪法明文规定总统的继承人是总理。

【美联社伊斯兰堡八月十七日电】新闻分析：齐亚·哈克和反对党准备进行决定性对抗（记者巴里·伦弗鲁）    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和他的政敌准备进行一场对抗，以决定谁来统治巴基斯坦。这场斗争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和凶猛激烈的。拉合尔有四名反对党活动分子被开枪打死，上周各地普遍爆发骚乱活动，这很可能标志着巴基斯坦的局势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边疆邮报》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说：“潘朵拉盒子看来已经被打开。很难用枪弹、警棍和催泪弹把从盒子里跑出来的灾难和祸害再赶回盒子里去。”    由十一个反对党组成的争取恢复民主运动号召明天举行大规模游行，以发动一场全国性新运动，迫使齐亚·哈克下台和为举行选举扫清道路。    居内久的民主声誉上星期三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那一天为了阻挠贝·布托女士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在拉合尔举行集会，宣布取缔政治集会，并逮捕了数百名反对党领导人。    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那次集会原订是在上星期四，即巴基斯坦独立日之际举行的。居内久领导的力量弱得多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原订同一天也在拉合尔举行集会，由于担心群众都去参加人民党的集会而使穆斯林联盟的集会开不成，居内久因而不得不取消了穆斯林联盟的集会，随后又宣布取缔所有政治集会。    当地大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居内久已经失去巴基斯坦人的信任。巴基斯坦人过去认为居内久是致力于民主的。流血事件既已发生，居内久看来要大大依赖齐亚和军方的支持。    齐亚对争取民众支持不抱幻想。不能很快把齐亚一笔勾销，即使他的敌人私下也承认，他是一个有胆有谋的对手。    《穆斯林报》最近发表评论说：“他不是一个受人拥戴的英雄，大概永远也不会成为这样的英雄，但他可能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

【法新社泰国绿山难民营八月十二日电】（记者弗朗西斯·德龙）戴着白手套的游击队员、法国的香槟酒和北朝鲜的巧克力，使西哈努克亲王今年对泰国—柬埔寨边界的视察更富有色彩。    西哈努克在八月十日视察了柬埔寨境内的一个游击队基地后，十一日来到了素林府绿山难民营。    当西哈努克前来视察的时候，他的精锐部队身着以线条作装饰的整洁军服。戴白手套，举枪向他致意。    据接近西哈努克的人士说，战士的新气派给亲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西哈努克每年都要到柬埔寨视察，以便接收象联合国那样承认他的政府为柬埔寨合法政府的国家的大使递交国书。但是，西哈努克在其游击队控制的一个地区内举行接收国书仪式，这还是头一回。它证明西哈努克的支持者在持续将近八年之久的冲突后，实力日益增强。    这次视察于十一日结束。那天，西哈努克会见了绿山难民营的四万五千名难民，这些难民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热情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当许多好心人蜂拥而上之后，西哈努克的双手受了轻伤，一名护士不得不给他包上绷带。西哈努克用高棉语高声呼吁柬埔寨难民联合起来，反对越南人。他说：“不要象宋双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那样。”这是指在宋双的组织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西哈努克亲王向他的人民介绍了他本人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的健康状况。他清点了他的组织接收的现金和货物，还顺便提到了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提供巧克力的事。

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七月十二日宣布基督教社会改革党总统候选人华金·巴拉格尔在五月十六日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于八月十六日就职。    巴拉格尔生于一九○七年九月一日，是位波多黎各出生的西班牙血统的商人之子。他从小在巴拉圭受教育，学哲学和文学。一九二九年在圣多明各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后来去巴黎深造，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    他曾担任过许多政治、外交和行政职务。当过律师，任过驻外大使，并历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部长等职。一九五七年当选副总统，一九六○年八月任总统。后来特鲁希略上台，他于一九六三年流亡美国，三年后回国，在一九六六年的大选中获胜，一九七○年和一九七四年再度当选总统。    这位七十九岁的总统是主要反对党基督教社会改革党主席，不仅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作家，他十四岁时就写了第一部诗集，年轻时成了一名有声望的演说家和散文作家，一共写了三十多部书。他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二年总统任期内发表的讲话已汇编成书。（腊梅）

【英国《情报文摘》月刊八月六日文章】题：莫斯科可能已作出决定：卡扎菲必须下台    今年五月底，卡扎菲曾派他信得过的副手贾卢德少校前往莫斯科。    贾卢德在莫斯科受到了铺红地毯的礼遇，戈尔巴乔夫亲自迎候并拥抱了他，还设宴款待了这位上宾。贾卢德在莫斯科期间，只同最高层人士进行了接触。发表的正式声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打算成交一笔巨额军火交易，至少这是的黎波里方面宣布的消息。随后，此事便无声无息了。    与此同时，在卡扎菲要求以实际行动来显示短命的仅停留在口头上的阿拉伯团结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国家却奇怪地陷入了沉默，非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已得到了莫斯科的建议：让卡扎菲成为孤家寡人。    贾卢德在同多勃雷宁·索科洛夫元帅和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会谈时被坦率地告知，卡扎菲已毫无用处，他现在必须下台。    据认为是背景可靠的人士说，在这次会议上曾公开讨论了利比亚武装部队推翻卡扎菲的可能性。尔后，索科洛夫又直截了当地对贾卢德说：如果贾卢德本人上台并从卡扎菲手里把权力接过来，他就可以得到苏联全心全意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在战略上明显地得利；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苏联阵线将加强；西方肯定将遭受损失。

【《远东经济评论》八月二十一日一期文章】题：队伍分裂副题：布托的人民党受到分裂出来的温和派的威胁    反对党领袖贝娜齐尔·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内的持不同意见分子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内部斗争之后，已经决定与他们的领袖公开分裂，另组一个由信德省前首席部长吴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领导的温和的反对党。贝·布托已故的父亲的几个亲密伙伴——包括许多他的内阁阁员——已加入贾托伊一派。在贝·布托流亡国外期间，贾托伊被认为是巴基斯坦人民党在国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    贾托伊在五月份被解除巴基斯坦人民党信德省主席之职之前，曾指责贝·布托有“独裁倾向”。自那以后他辞去了人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同他的前领袖的女儿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他要自己另建一个政党的决定将损害贝·布托在信德和旁遮普两省的组织，因为此举将把在当地有影响的一些党的首脑人物吸引过去。这一分裂虽然可能不致影响贝·布托要求举行新的选举的鼓动运动，但是肯定会影响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一旦举行大选时的成绩。    贾托伊及其支持者的分裂出去一事，反映出贝·布托没有能力处理她党内的派别斗争，也反映了她想要保持其个人对党的方向的控制。    自贝·布托从国外流亡回来后，巴基斯坦人民党一直在显示人民对它的支持，党的活动的焦点集中在它回来的领导人身上，由此派别争吵复活了，并在人民党的前途问题上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由于人民党自一九六七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党内选举，贝·布托又拒绝接受实现党内民主的要求，因此情况就更加严重。    虽然个性冲突显然是反对党内部问题的主要因素，但是贝·布托和贾托伊两人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明这场冲突。贾托伊和他的大多数显要的支持者同贝·布托一样，是属于政治上活跃的地主家族的，这些家族好几代人以来一直主宰着巴基斯坦的政治。    封建领导人的存在，一直使巴基斯坦左翼支持者感到不快，而这些左翼支持者却是人民党的群众基础。虽然这些左翼人士承认贝·布托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却不准备接受封建政治人物担任党的其他各级的领导。贝·布托看来倾向于支持他们的态度。贝·布托在流亡回来后改组人民党时，完全无视守旧派的利益，任命较年轻的左翼积极分子担任党内要职。    据贝·布托说，这些封建政治人物现在所以反对她，是因为她撇开了他们。但是贾托伊最近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争论之点在于，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权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还是属于那些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牺牲的人的”。    贾托伊最初不愿意攻击贝·布托，提出各种关于集体领导的建议，企图以此求得妥协。他还顶住了他的亲密支持者、前旁遮普省省长吴拉姆·穆斯塔法·哈尔关于公开与贝·布托决裂，“担任巴基斯担人民党工作人员的领导”的主张。    但是贝·布托拒绝谈判的态度显然导致了这位信德省领袖接受建立一个分裂党的建议。    贾托伊的拥护者计划于八月三十日在拉合尔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们将宣布成立新党。这个新党很可能题名为社会民主党，虽然代表大会可能决定用另外一个名称。新党的党纲将与人民党的类似，尽管会带有温和的色彩。由于贾托伊在政治上持温和与妥协的态度，因此哈克总统过去曾两次表示愿请他出任总理，而且贾托伊仍然是军方最能接受的反对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