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惊奇的进展，而戈尔巴乔夫则只是在修修补补。邓小平的构想如果实现，将是苏联遇到的最大挑战；如果苏联用中国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就意味着承认现行制度中的原则不正确    【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七日文章】题：中苏之间的差别（记者弗洛拉·刘易斯发自巴黎）    中国在邓小平现代化计划的指导下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使西方人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人们在想，苏联是否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两种想法都是以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根子在于两国党都经历过的普遍的清洗运动。    邓先生由于反对左的政策而三次被清洗，最后一次是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洗的，他重新上台以后把他的观点付之实施。邓小平的观点并不是资本主义观点，但的确接受某种程度的市场调节和刺激手段，这对认为绝对平均主义比生产更重要这种严格的正统信念将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因此，他不必因为他的过去而向世人道歉。他本人的主张首尾一致，使他有了某种程度的改革自由。    而苏联的情况不是这样。斯大林清洗掉的人仍然处于无权地位。苏联领导人是一种其办法业已成熟但其原则尚未成熟的制度的继承人。如果他们也用邓先生在中国使用的办法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就意味着承认苏联制度中的原则是不正确的。    俄国人过去曾进行过改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终止了它的实行）的确尝试过使用外资和放松中央经济控制，斯大林本人也曾试图在他的斯达汉诺夫计划中使用有限的刺激。    但是，苏联从不接受北京关于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供求法则”的新说法。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接受这种说法就意味着否定了为把苏联变成一个力量强大无比的大国所作出的努力，任何沿着苏联的晋升途径上来的人连想都不敢想。    邓先生是在文化革命留下的烂摊子基础上起步进行建设的，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拙劣地修补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基本上是健全的制度。实际上，在苏联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均主，购销两旺的黑市市场得到了容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生活中的事实，而有关理论却拒绝予以承认。    邓先生的构想如果实现了，那么这将是俄国人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这将使他们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这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知道如何使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运转的自我吹嘘上的——成了问题。    但是，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苏联这种结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体规定的，人们把它视为典型，只是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邓先生正在建设的是另一种模式的共产主义。    各种奇怪的解释已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一种明确的模式的意义，所剩下的轮廓清晰而透明的模式是列宁主义，苏联珍惜它，中国也很珍惜它。    根据列宁主义原则，采用资本主义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对西方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苏这种国家集中精力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而不要干预别国的事务。如果俄国人也按这个方向跟着中国走，世界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呼吸。

【合众国际社洛桑一月九日电】北朝鲜代表在同南朝鲜代表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中把共同主办奥运会的问题提了出来，虽然这没有列入国际奥委会拟定的议程。    主持召开这次两天会议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明确表示，国际奥委会将恪守它同南朝鲜首都汉城签订的合同。汉城是在一九八一年在西德巴登一巴登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被确定为一九八八年奥运会举办地点的。    北朝鲜国家奥委会副委员长陈忠国承认，平壤现在已降低要求，准备同意只在朝鲜北方举行一些项目的比赛。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将在预定于今年六月十日到十一日在洛桑举行的另一轮会议上加以解决。    萨马兰奇说，这次会谈期间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进展。    会谈气氛是友好的。    萨马兰奇说，已就南北朝鲜运动员在开幕式上一起入场以及北朝鲜参加奥运会期间的文化活动计划这两个问题达成了一般性协议。    此外，在哪些比赛项目可以在北朝鲜举行，哪些项目可能涉及南北双方的问题上也取得很大的进展。    陈忠国对会谈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    他说，平壤代表团提出了“现实而有弹性的建议”，并希望南朝鲜在双方于今年六月再次举行会谈时能在有关在北朝鲜安排比赛项目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路透社波恩—月九日电】西德总理科尔今天对英国国防大臣赫塞尔廷辞职表示遗憾。赫塞尔廷是因在韦斯特兰直升飞机公司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而退出政府的。    在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官员们对赫塞尔廷辞职表示遗憾和不解。    在海牙，荷兰副国防大臣范豪韦林根也对他的辞职表示遗憾。范豪韦林根是赫塞尔廷在武器合作方面的亲密助手。    科尔总理在波恩举行的九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同他合作得好极了，他不再与我们共事，我对此感到遗憾。”赫塞尔廷因致力于欧洲的武器合作而赢得西德报纸的赞扬。    在布鲁塞尔，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说：“真是丢人透了！我们失去了一位为欧洲进行武器合作而奋斗并干得很出色的大臣。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将被排除在一个合作领域之外。”

△日本外相安倍九日抵达华盛顿。美联社说，安倍将与里根等领导人讨论美国在日美贸易中的巨额逆差等问题。    △外电报道，美国防部长温伯格九日说，在过去一个月里，苏联部署的ＳＳ—２５机动战略导弹已从二十七个增至四十五个。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九日晚对西方记者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利施加压力，利很有可能倒向苏联，与苏密切合作。他说利正在考虑冻结美在利的资产。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九日报道，泰国将允许越军追赶柬埔寨游击队时深入泰境两公里，如超过两公里，泰军将进行还击。    △美国务卿舒尔茨九日在华盛顿说，美国决心结束利比亚支持的恐怖活动，并有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说由于盟国不支持，美对利的经济制裁将不足以防止利今后再参与恐怖活动。

【合众国际社达拉斯一月六日电】中国破坏了美国的棉花出口市场，引起了关于政府继续对棉花实行价格支持计划是否慎重的问题。    最近通过的农业法案明确要求逐步减少政府贷款额，因为贷款额往往使美国棉花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    但是，问题仍在于逐步减少贷款额是否足以在一个重要的世界市场上重新得到立足点。    由于价格继续大幅度下跌、中国造成的严重供过于求和其他国家不顾一切以任何价格抛售，这个世界市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希拉里·史密斯和埃里克·韦格尔最近就美国棉花问题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根据经济理论和常识都可以预言，在价格支持可防止国内棉花价格下降到世界市场水平的时候，与美国竞争的外国出口商将占领美国出口市场，国内剩余棉花将增加。”    报告的作者小心地指出，他们不是主张废除支持计划。然而，他们说，虽然价格支持现在使棉花农场主的日子好过了，但是政府储存棉花不能代替出口市场。    史密斯和韦格尔说，主要是由于价格支持，美国棉花在欧洲市场的价格比其他国家生产的棉花平均高百分之十五。    他们说，美国一九八五——八六年度的棉花出口预料会下降到三百五十万包，比往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四。预料一九八五——八六年度的剩余棉花会增加一倍，达到八百五十七万包。    田纳西州孟菲斯全国棉花协会经济处负责人迪安·埃思里奇说，如果认为这项计划使美国棉花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那是荒谬的。他强烈支持继续执行这项计划。    他说：“如果政府不给予某种合作，确实不可能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    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现在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    一九八四——八五年度，它的棉花产量为二千八百七十万包，比美国和苏联合在一起的产量还多百分之十五。美国和苏联的棉花产量仅次于中国。    美国棉花业历来依赖出口大约百分之五十来保持稳定。这是因为美国的棉花支持价格通常可同世界市场价格竞争。    但是中国棉花打入世界市场使美国在全球市场失去很大的份额。史密斯和韦格尔说，任何短期好处都必须同价格支持造成的长期危险加以权衡。    埃思里奇认为，美国棉花遇到的困难是美元比价高和中国这样的外界因素造成的，而不是任何国内因素造成的。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八日电】美国人士今天说，尽管苏联最近的一些言论表示愿意谈判解决阿富汗的和平问题，但美国情报官员业已侦察到，苏联最近几周运进阿富汗的武器“明显增加”。    这些人士说，向阿富汗运输新的武器是最近的事，所以情报界尚未计算出有关武器设备的精确数字。    但这些人士说，在运进的新武器中，特别明显的是新增加的榴弹炮和其他加农炮。    他们又说，也有证据表明，其次是苏联人增加了在阿富汗境内的先进的、名叫雌鹿—Ｄ的米格—２４武装直升飞机以及地面攻击机的数量。    一位人士说：“大炮的数量也明显增加，而且是在最近三、四周之内明显增加的。”    另一位人士说：“我们的情报人员认为，苏联人正在引人注目地增加其在阿富汗的火力。看来十一万五千名士兵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化，但他们所得到的武器弹药越来越多，大炮越来越多，现代化武装直升飞机和其他物资也越来越多。    “这一切表明，俄国人嘴上说的是一套，而把装备运进别国才表明他们的真正意图。这一切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为了取得军事胜利。”    这些人士指出，苏联向阿富汗输送新的武器一事主要是通过侦察卫星侦察到的。    一位人士今天说：“军事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冬季通常没有太多的战斗。但今年冬季我们看到俄国人参加了阿富汗东北地区的某些地面侵略行动。”

【台湾《联合报》十二月六日文章】近几年来，华人及华裔子弟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表现得非常出色，早就引起美国教育界广泛的讨论。最近《新闻周刊》更特地为此作了专题报道，报道引述了一位美国教师的投书：    “要想知道中国学生为什么特别优秀吗？有一天，我的班上有两个学生没交作业簿，一位是中国籍，一位是美国籍，但都有家长来信说明原因。    “中国家长写道：昨天孩子身体不舒服，我让他早些睡觉，所以功课没做，非常抱歉。”    “美国的家长却写道：你出这样难的功课给孩子做，下一次如果再如此，我就不让孩子上你们学校了。”

【香港《镜报》月刊十二月号文章】题：话说美国华人参政（作者麦子）    华人在美国，长期以来，要参与美国政治是十分困难的。这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首先，华人在异国生活异常艰苦，他们只希望工作和赚钱得以温饱。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政治是无暇顾及的，也是漠不关心的。其次，由于美国苛刻的移民法例和种族歧视政策，绝大多数华人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美国政治。第三，老一代华侨由于语言不通，生活圈子狭窄，这也为华人参政设置了障碍。第四，由于历史和地域所造成的原因，华人之间派系繁多，华人社区几乎处于分裂状态，这样，如要争取选票也是困难的。    近年来，美国华人社会结构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一，新移民迅速增加。最近，美国人口参政局一项研究报告说，亚裔美储人现时为五百一十万，其中百分之二十一是中国人。华人人口的增加，为华人竞选和参政奠定了基础。    二，年轻一代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从而加入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最近，《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则统计显示：二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人当中，进入大学或研究所读书的白人占该年龄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黑人占五分之一，华人却占了百分之六十。    三，华人经济力的逐步强大和思想觉悟的日趋提高，使华人清醒地认识到，“单靠经济而没有政治为后盾，这种经济是不牢固的”。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华人参政已经具备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因而，一大批有作为、有卓识的华人先后挺身而出，在美国政坛上扮演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角色。各类支持华人参政的团体也应运而生。    关于华人参政的重大意义，特拉华州副州长吴仙标说得好：“华人参政，不单是争福利，更重要的是争平等，争取后代人的权利”。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也认为：“美国华人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遭受歧视，现在才认识到参政的重要性。”她还深信，“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华人可以完全融入美国政治的主流。”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十二月四日文章】题：外国作家笔下的吴岸（作者林吴）    「在过去五年中，沙捞赵的菲立·丘立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文诗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的诗句，把古代田园诗的形式与取自婆罗洲荒山密林的主题熔于一炉。」    这是新西兰作家詹姆斯·克烈在今年十月三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上所写的评论。此篇文章介绍了马华诗人吴岸的生平与文学创作生涯，并对其诗歌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远东经济评论》为一家世界性的英文刊物，此次为文介绍我国诗人吴岸，在马华文坛上尚属罕见，也足见吴岸之受国际文坛注意。    关于诗人的生平，作者这样介绍：    「丘氏的笔名是吴岸。一九五三年，开始写诗，其时他还在一华文中学念初中。    「丘氏发表的第一首诗作，内容歌颂沙捞越华人铭记在心且引以为荣的历史事件。这首以《石龙门》为题的诗，其灵感来自一八五七年华人矿工反抗第一代布鲁克王朝起义之同名地点石隆门。一九六二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在香港出版。丘氏在文学上此一小小的开端，引起了喜爱文学的东南亚华人的注目。「一九八二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达邦树礼赞》在吉隆坡出版。他的第三本诗著《我何曾睡着》最近刚刚面世。」    对吴岸在诗歌创作上的特殊风格，詹姆斯·克烈这样写道：「许多华人视丘氏（吴岸）为一位不断探求新道路的作家，当地一家权威报纸《南洋商报》的一位评论家称，丘氏「将现代主题与古代诗人的古雅与精炼的风格结合起来」。」    詹姆斯·克烈的文章也略述了马华文学的现状，并提及知名作家方北方、韦晕、甄供、孟沙、钟夏田、晴川、方昂及丁云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十一月七日文章】题：张荔英与她的作品（作者陈世集）    张荔英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浙江名人张静江，学问渊博，书画服人，曾经协助孙文建立事业。    荔英一九○七年出生于法国，在法国、中国、美国受正规教育与学画，英文、法文都很好。    学画的开始是在上海，她父亲聘一位苏联油画画家到家里教授。一九二六年在美国纽约的美术学生联盟进修一年，然后正式在法国巴黎的科罗西美术专科学校和比罗美术专科学校学画，四年的学习成绩斐然。    一九三八年她同夫婿陈友仁从法国回中国作画，因中日战争情势动荡，荔英与友仁在上海沦落日本军之时被捕监禁，历尽痛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得释放赴美转法。    一九五三年，她到我国。是年九月四日至六日假中华总商会开个人画展，同时展出她的自制陶瓷器作品。新加坡的画坛内受她的作品风格冲击的画家不少。    一九五四年，她被林学大聘为南洋美专素描画教授兼英文秘书，一九八一年初退休。    她在南洋美专执教二十六年，又多年担任国庆美展与新加坡艺术协会的艺术作品评选委员，我国每次美术作品联展时都少不了她的杰作。一九八二年，文化部赐予她文化奖。    荔英的画，受各方人士喜爱，法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的人士收藏不少。    她的画概括来讲，是华而不艳，笔情纵容，生气勃勃。晚年的作品更加清丽飘逸。在我国先辈画家之中，她可算为一位成就最高的印象派大师；在国际艺术领域里，她的作品也可以和诸印象派名家并驾齐驱。

【《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一月十五日文章】题：法国的汤姆森财团追求全球支配权（作者托马斯·卡姆）    阿兰·戈麦斯宣布：“我喜欢战斗。”    法国国营的电子工业财团——汤姆森公司的董事长阿兰·戈麦斯说，他执掌汤姆森大权的头三年是“一场为公司争生存的战斗”。    通过采取调整工业结构、组织国际联合、削减职工人数、改变管理方法和加强财政纪律等措施，看来戈麦斯先生正在赢得这场战斗。上星期，汤姆森公司取得了它最为得意的几大胜利中的一次：挫败了一家英国公司，争得了美国陆军的一项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战场通讯系统的合同。    戈麦斯先生并不仅把它看作一项数额巨大的合同，还把它视为汤姆森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标志。    因此，在汤姆森公司准备报告它五年来第一次赢利的同时，戈麦斯已在转向他的作战计划的最终目标：同美国和日本较量，把汤姆森公司建成世界主要电子工业集团之一。    没有人会笑话这一点。几年前，汤姆森公司在国际电子领域中还被认为是个靠法国政府油水很大的合同而养肥变懒的二流角色。另外戈麦斯本人是依靠当时经营沃特曼制笔公司的妻子弗朗辛·戈麦斯的力量发迹起来的。    然而现在，汤姆森公司的声誉正在不断上升。    五十七岁的戈麦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他正在渐渐成为主管法国国有化公司的努力进取的董事长的典范。他说，在他一九八二年接任汤姆森公司的董事长时，这个集团“正濒于破产”。    戈麦斯一接管该公司就马上开始实行了严格的财务控制和预算程序。他把这个集团改组成五个单独的部门，分管十三个方面的活动（预计每个部门都可以赢利），还给这五个部门中的若干部门任命了新的经理。    在生产第一线，他把工人数从一九八二年的十三万人削减到十一万二千人，撤掉了亏本单位，增设了新的单位。他集中力量抓核心项目的生产，并缔结联盟以形成一种全欧性质。这家公司还收到国家投入的大量资本。汤姆森公司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总共亏损三十六亿三千万法国法郎（合四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去年在销售五百七十亿法郎的基础上把其赤字降低到三千五百万法郎，预计今年全集团将能稍有赢利。    汤姆森公司一九八三年购买西德家用电子产品企业德律风根公司一举现在也得益了。戈麦斯说：“只花了两年时间我们就赚回了购买这家公司所花的钱，而且还绰绰有余，同时又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西德市场。”    戈麦斯先生说：“我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经理了，我当初并不是为了金钱才到这儿来的。我是为对付艰巨的挑战而来的。”

【美国《品质月刊》文章】上次回东京时，我丈夫和我买了一台索尼牌的激光唱盘。在小田急百货公司买此唱盘只花了七分钟，其中包括找到正确部门的时间，而店员填写帐单时弄错了名字，必须重写一次，也让我们等了一会几。    在日本，我们住在我公婆家里，是座叫相模厚的偏僻小城。他们急着要看儿子买了什么东西，第二天一早，我丈夫为他们打开了盒子。当他示范如何使用唱盘时，却发现是坏的。    因此，在十点钟小田急百货公司开店之前，我丈夫便准备好好大发雷霆一番。但是，九点五十分，他发泄一通的机会随着百货公司打来的一个电话而消失了    。    电话是我婆婆接的，那边的客气话讲了一大堆。原来是小田急百货公司的副总经理要为我们送一台新的激光唱盘来。五十分钟后，来了一辆计程车，从里面走出了那位副总经理和一位抱着一大堆东西、一个笔记板的年轻职员。这两位客人进门后行了个大礼。当那位年轻人念着工作日志上面记录他们设法弥补错误的过程时，他的头还是点个不停。    这项弥补行动开始于头一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店员发现售货有差错后便通知公司的警卫在门口拦截我丈夫。此项行动失败后，店员便去向主管报告。主管再向上司求援，最后在副总经理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全垒打小组”。他们唯一握有的线索就是一个名字和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的号码。    那位店员记得顾客曾经问到“在美国使用这台激光唱盘有没有问题？”于是，他便打电话给东京附近的三十二家旅馆，询问他们是否有一对北美夫妇住进来。在毫无收获之后，他们便让一个职员留到晚上九点钟，打电话给纽约的美国运通总公司。该公司把我们在纽约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当我的父母亲接到他的电话时，已经过了十一点。我母亲就把我公婆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报告完毕，这位年轻人总算抬起了头。除了换给我们一台二百八十美元的新唱盘外，他们还送了一套毛巾，一盒蛋糕，还有一张肖邦的激光唱片。    三分钟以后，这两位略显倦容的客人向我们告辞，朝门外的计程车走去。突然，那位副总经理转过头来，原来他忘记为昨晚店员写错帐单让我们多等一会而道歉了。他希望我们能够谅解，因为那位店员是头一天刚上班。

莫斯科是俄国和苏联电影的发源地，制片力量雄厚，放映网密布全市，电影是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工具之一。四家制片厂一百多座影院    在全苏十九家电影制片厂中，莫斯科独占四家，都是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厂。列宁山上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规模最大，拍片也最多。这里共有十三个摄影棚，八个摄制组，每年平均拍故事片和电视片五十多部。该厂近年来拍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奖金》、《秋季马拉松》和《红莓》等，在国内外都有影响。    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是全国唯一直接为青少年服务的制片厂。中国观众熟悉的《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优秀影片，为这家制片厂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其余两家是专门拍摄纪录片和科教片的。    电影作为“最大众化的艺术”，在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莫斯科有一百二十多家电影院，均衡地分布在三十二个行政区内，观众席共约十万个。电影院分大、中、小三种。大型影院有二十多家，主要集中在市中心，设备先进，座位舒适，并设休息厅。在开映前，观众可以在这儿跳舞，听音乐，吃点心。中、小型影院就在居住区内，影片更换周期短，有时一天上映几部影片，使观众有选择余地。票价低服务周到    莫斯科的电影服务贯彻以宣传教育为主，赢利为辅的原则，票价很低，头等影院的最佳座位也只六十戈比，普通影院平时只三十戈比，士兵和学生优待，只要二十戈比。莫斯科的故事片出租公司整日繁忙，但却赚不到什么钱。计价出租的影片，故事片每盘每天收费三十戈比，租一部片只要二、三卢布。    莫斯科的电影服务很周到，专有一家《电影周报》向观众预告所有影院放映的情况，并登有各影院的电话。大部分影院设了自动答问机，回答有关片名和放映场次的问题。有些纪录片或艺术片影院的入口处设自动收费机，投进几十戈比，便可入场择席而坐。市中心有一家“复映电影院”，专放刚刚过时的电影，以补一些观众未看到新片的遗憾。有几家影院还可由观众点映影片，几十年前受欢迎的片子也可在此“温故”。懂外语的莫斯科观众和不通俄语的外国人，能够看到用外语配音的苏联片和外国原声片。重视社会效果    苏联一直把电影作为宣传和教育手段，人们既关心电影艺术的发展，把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享受，同时也很注意电影所反映的问题，希望电影能以艺术形式再现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的命运。观众经常通过舆论工具对电影发表感想、意见和批评。七十年代中期，当受到广泛好评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首次在电视台播放时，剪掉了女战士沐浴的镜头，观众纷纷投书《文学报》，表示反对，认为这组镜头能增加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法西斯的仇恨，会增强爱国主义的感染力。这场争论结束时，影片编导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复映时不再剪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首映时，反应热烈，许多影院门前观众云集，终日不散，最后不得不打破常规，连续放映了一个多月，该片被评为一九八○年最佳影片。    在莫斯科的电影院里，西方片的比例不大，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揭露资本主义弊病的作品，并经过精心剪裁，避免副作用。西方有的电影剧本内容好、艺术水平高，但拍得不符合苏联宣传教育的要求，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制片厂就专门根据这种西方脚本拍电影。（海晏）

在那些风和日丽的十月月中的日子里，从于都动身的这一批人热情都不高。陈毅并不是周恩来向其传达这些决定的唯一的一位。周把毛泽东从于都叫到梅坑的总部，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关于毛的反应如何无据可考，但是他对军事方针越来越感到不安。他曾两次提出建议，都被李德和博古拒绝了。两次都提出红军应放弃它的阵地防御的打法，到国民党军战线后面去，越过碉堡封锁线去袭击敌人的后方。一次，他提议向汉口方向挺进，随后再向南京推进。后又建议进袭湖南。他的这些建议等于是白费唇舌。    周恩来详细说明的新计划是：红军向西突击，突破蒋介石在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置的四道碉堡封锁线，然后前往贺龙在这里西北的湘鄂边区建立起来的一块根据地。    周把这个命令传达给分别担任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的林彪和聂荣臻，传达给其他几个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据聂荣臻说，对于这个级别以下的人谁也没告诉。除了这些高级军官以外，大约八万部队（如当时任翻译的伍修权所说的，这是“实际数字”。“我们为了宣传目的号称十万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要干什么。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兵力的实际数目是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各军团的兵力是：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九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中央纵队，有时叫军委第二纵队，九千八百五十三人。这些数字不包括花钱雇来的挑夫，这些人有时只雇用一两天就遣散了。    这八万人当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有一位姓危的女子。她现在已经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妪。她的半辈子时间都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同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讲到她五、六岁时她的父母就把她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危秀英是红区这个“模范县”里参加红军的数万人中的一个。兴国县的新兵组成了一个师。该县人口二十四万，有八万名象危秀英那样的穷苦农民加入共产党和红军。全中国没有哪个县为革命献出这么多的生命——该县有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牺牲了。江西省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三万，占革命中牺牲的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十三）

【合众国际社十二月二十八日电】美政府官员和负责教育的研究机构回顾了一九八五年的美国教育事业，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教育成就不大，进展缓慢，中小学和大学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弊病则日益增加。    学生患爱滋病，带枪进学校，这些问题已不足为奇。许多学校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员短缺的现象仍无改善。此外，还有不少老问题。    例如，全美教育计划机构为了解一下学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搞了一次测验，结果很不理想：    ——参加测验的绝大多数学生从未听说过堂·吉呵德，而且不知道米尔顿和索罗是何许人。    ——对少数民族的作家更是一天所知。    ——三分之二的学生不能确切地说出内战的发生和独立宣言的签订是在那个世纪。    今年，学校中的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很多事件是由学生带枪到校所致。    ——波特兰有一名学生因对学校不满，把他父亲的一挺机关枪扛到学校，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打死了一名管理员，使几人受伤。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最近有一名逃学的学生返校后用枪把两名学生扣作人质，最后本人被枪杀。    ——底特律的大多数中学都使用了机场所用的金属探测器，所有的学生和来客在进校门时，所带物品得经过检查。    那些探测器是底特律教育部门花大约六百万美元买来的。    现在，美国中小学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吸毒、逃学和不守纪律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由于整个社会毒品泛滥，学校无法使学生同毒品绝缘，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也无济于事。许多学校对后进学生帮助不够，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使他们转变，逃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学校中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抓得不够，造成了学生的纪律松懈。

【香港《亚洲周刊》十二月十三日报道】医学科技简讯软骨移植澳大利亚外科医生研究成一种为膝盖动手术的微外科新技术，这可能为复原身体其他部位因生病或受伤而损害的关节开辟一条新的途径。皇家阿德莱德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手术中，把一个死于车祸的人的膝盖软骨移植到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膝盖里。医院的医生设计了一些特殊器械，这样，只要切开一个小口，就可把软骨移入膝盖中。病人四天内就出院，几乎看不到手术痕迹。耳朵回音医生将能利用伦敦大学耳科喉科学院研制的一种新器械发现早期耳聋的症状。当健康的耳朵听到声音时，耳蜗会把它吸收进去，但又会发出一种微弱的原声的回音。基于这一发现，研究人员研制了一种耳机，它有一个小扬声器，能不断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还有一个微型传声筒，能拣拾耳蜗发出的回音。人们对一定频率范围的回音强弱进行分析，便可确定耳蜗机能失灵妨碍听力的程度。生物钟心脏病大多在上午发作，医生现在开始明白其中原因。哈佛医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在对三千名病人作了研究之后发现，动脉中的血块最易在早上六点到中午形成。研究人员认为，身体内的生物钟在血液的化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一天中什么时候人最易出现心脏病的征兆。研究报告说，经常倒班的工作人员生物钟的运行常被打乱，这可能说明为什么这些人心脏病的发病率高。

【印尼《罗盘报》十二月十五日报道】最近加拿大蒙特利尔孔科迪亚大学的科学家利用白鼠对可卡因和海洛因分别进行科学试验。试验了两组白鼠，一组每天定时定量地服用可卡因，另一组同样定时定量地服用海洛因。为期三十天的试验表明，吃海洛因的那组白鼠有百分之三十六死亡。而吃可卡因的那组，却有百分之九十死亡。加拿大国家麻醉药物研究所主任波林博士就此断言：“可以肯定，可卡因是人们最常用的药物，而且也是最有害的药物。”

据英国《自然》杂志八五年十二期报道，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正在同美国国防部谈判研制一台运算速度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每秒达一万亿次。    开发这台计算机的实际目的是要制造一台能够“并行”处理规格为５００乘５００单元图象的每一个象素信息的计算机。这台相对来说小型化了的计算机，可以安装在太空舱或坦克中，并能在最优地回答以视听形式输入的讯号时作出智能决定。    “并行”处理速度将是非凡的，一秒达一万亿次。通用电气公司说，这台计算机的结构是全新的。    它将是计算机开发中的一个里程碑。所用的处理器也是全新的。计算机将拥有四千块半导体芯片，每块芯片上将安装六十四台处理器。    （柯明）

【美联社莫斯科一月三日电】苏联《消息报》今天说，苏联期望在五年内开始生产一种节省燃料的中程客机——图—２０４飞机。    该报说，图—２０４是“新一代”客机，具有由计算机操纵的驾驶系统，构件材料重量轻，还采用了节省燃料的引擎。    《消息报》说，双引擎图—２０１客机外观很象波音—７５７客机。    图—２０４客机的座位比图—１５４舒适，通道也比它宽敞。图—２０４客机可以载二百一十四名乘客，而图—１５４最多只能载一百六十九名乘客。    图—２０４只有两个引擎，分别安装在两个机翼上，而图—１５４的三个内外函道喷气发动机安装在尾部附近。    塔斯社援引这种新型客机的设计师阿列克谢·图波列夫的话说：“这种新式飞机将取代图—１５４客机。    “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图—２０４将承担运载国内和国际航线上大部分乘客的重任。”

一月九日，英国国防大臣赫塞尔廷在内阁讨论如何处理陷于财政困境的英国韦斯特兰直升飞机公司的会议上，因不满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立场与处理方式，愤怒地收起文件，一甩手退出了会场。接着向记者宣布他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韦斯特兰公司在英国都算不上一家大公司，它的财政问题又为何能引起堂堂的国防大臣、执政的保守党未来领袖地位强有力的竞争者挂冠拂袖而去呢？    原来，韦斯特兰公司是英国唯一制造直升飞机的公司，因经营不善，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亏损近一亿英镑，濒于破产。在如何拯救该公司的问题上，以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拉拢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为一方，以英国航空航天公司、法国航空和航天工业公司、西德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和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组成的欧洲集团为另一方，竞相提出了拯救方案。    身为国防大臣的赫塞尔廷，从欧洲利益的大局出发，力主采纳欧洲集团的拯救计划。因为此举不仅可以阻止英国的技术与人材流向美国，而且可以防止美国公司今后垄断欧洲的直升飞机市场。这也是他力主加强欧洲国家间防务合作，改变美欧军火贸易不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步骤。赫塞尔廷的这种立场不仅得到英国军火工业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国防部长的支持。    然而他的立场却遭到撒切尔夫人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政府不干预私人企业事业，该公司的前途“由公司董事会按商业利益自行决断”。而该公司的董事会从商业角度出发，主张接受美国的拯救方案。这实际上是默许美国公司兼并英国公司。    为压制国防大臣放弃相左意见，撒切尔夫人先是下令内阁分歧不得外传，后又支持贸易大臣布里坦出来与赫塞尔廷公开作对，在议会下院代表政府宣布，内阁决定韦斯特兰公司问题由公司自己解决。撒切尔夫人于去年十二月九日又亲自出马，在议会宣布政府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内阁的立场就是整个政府的立场”。一月九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官邸召开今年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再度讨论韦斯特兰公司的命运问题。她提出由于该公司目前正在举行谈判（董事会将于一月十四日作出最后决定），故内阁成员就此问题发表谈话，需事先得到内阁批准，以保证谈话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    首相处理事情的方式引起赫塞尔廷的愤怒，他声称不愿受这种约束，与首相不再互相信任，在这样的内阁里没有体面地位，只得辞职。    赫塞尔廷的辞职，在英国朝野及西欧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原因是撒切尔夫人一事当先，总不顾欧洲利益，一味照顾“英美特殊关系”。难怪连英国的《卫报》都说：“英国已成了里根总统的巴儿狗了。”支持撒切尔夫人的人也都埋怨，每逢要作出决定，首相总是站在美国一边。（何大隆）

【美国《时代》周刊一月十三日一期（提前出版）文章】题：神秘和擅长于谋杀的大师（作者乔治·拉塞尔）    萨布里·哈利勒·巴纳——比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阿布·尼达尔——也许是现在还活着的最麻木不仁的恐怖主义分子。他很少公开露面，关于他的生活的细节是暧味不明的，有时是相矛盾的：一九八四年曾传说他死于心脏病。一年后，在法国、科威特和西德发表了据称是他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表的几次谈话。阿布·尼达尔是化名，意思是“斗争之父”。他在一次谈话中吹嘘说，“甚至连我八岁的儿子比桑也不确切地知道我是何许人。”    阿布·尼达尔在过去十二年把他的称之为法塔赫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改变为一个狂热的、乱七八糟组织起来的恐怖主义帮，有两三百名拥护者。一百多次恐怖主义袭击被归咎于他们。一九八二年六月，阿布·尼达尔集团的成员严重击伤了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阿尔戈夫，这次袭击导致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去年，有三十三起袭击事件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干的，其中包括九月十六日罗马的巴黎餐馆发生的爆炸    （有四十人受伤）、十一月二十三日劫持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客机（五十九人死亡）和两星期前在罗马和维也纳发生的暴行（十九人死亡，一百一十二人受伤）。但是最有理由对阿市·尼达尔存戒心的是他的同胞们。他的组织所进行的袭击中，几乎有百分之七十是针对阿拉伯同伴的，特别是那些愿意考虑同以色列妥协的人，这种妥协可能导致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对一些反恐怖活动的专家来说，阿布·尼达尔和他的集团主要不是一个独立的恐怖组织，而是各个激进的阿拉伯国家，首先是伊拉克，然后是叙利亚，现在是利比的的刽子手。    阿布·尼达尔是作为过去的巴勒斯坦的一个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后裔而开始生活的    。他的父亲哈利勒是雅法的一个著名地主和农业商人，他一度同以色列的传奇式的首任总统魏茨曼有密切联系。阿布·尼达尔的一个哥哥仍然是以色列占领的西岸的一个富商。阿布·尼达尔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上学，但是他的家庭在一九四八年的伴随着以色列成立的那场战争爆发以前逃走了。他的家庭最后在贝鲁特定居了。按照一些说法，阿布·尼达尔在那里上了美国大学，他在那里被训练成为一名工程师。    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以后，阿布·尼达尔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他很快靠个人奋斗发迹，一九七○年开办了驻喀土穆的巴解办事处。大约一年以后，苏丹人要他离开，主要是他想征募当地的巴勒斯坦学生为游击战士。    在一九七一年，阿布·尼达尔被任命为巴解驻伊拉克首席代表。随后两年，他开始建立他自己的组织。一九七四年这个组织正式同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组织决裂。随后不久他的武装人员在一次谋杀阿拉法特本人的努力中遭到失败。作为回答，巴解判决阿布·尼达尔死刑。    从那以后，阿布·尼达尔的追随者杀了巴解驻巴黎、伦敦和科威特的代表。他们还对巴解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办事处和人员发动了袭击。一九八三年四月，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成员打死了巴解的温和派发言人伊萨姆·塞尔塔维，那是在葡萄牙的阿尔布费拉举行社会党国际的一次会议的时候。    从大约同阿拉法特决裂的时候一直到一九八一年，阿布·尼达尔组织似乎主要用各种不同的化名以巴格达为基地进行活动。这些化名有：黑七月、阿拉伯革命旅、社会主义穆斯林革命组织以及最近的黑九月。最初几年，阿布·尼达尔指挥的武装人员以袭击叙利亚大使馆和其他目标著称，推动这些袭击的是叙利亚对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力量的镇压和伊拉克同大马士革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在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一九七七年对以色列进行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三个月后，阿布·尼达尔职业凶手们杀害了埃及一位报纸主编，并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劫持了一架喷气式班机。一九八一年，由于伊拉克讨好美国和西欧，阿布·尼达尔恐怖活动的基地开始转移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西欧对巴解温和派代表的暗杀活动急剧增加。阿布·尼达尔组织开始在欧洲城市对约旦官员和外交官发动一系列袭击，并发动大量反犹太人的狂暴行动。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他们袭击了在维也纳和罗马的犹太教堂，用炸弹炸了巴黎餐馆和熟食店。    虽然有迹象表明阿布    ·尼达尔的总部现在设在利比亚，卡扎菲上校正在承担为阿布·尼达尔的组织提供每年估计一千四百万美元的经费，但是西方的一些情报机构指出，法塔赫革命委员会仍在大马士革设有一个办事处以及在黎巴嫩的由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设有一个训练营地。    给阿布·尼达尔笼罩难以捉摸的迷雾——以及刀枪不入的神秘色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恐怖组织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组织结构。他吸引年轻、热情和没有经验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他进行恐怖战争的步兵。目前，象阿卜杜勒·阿齐兹·迈尔祖吉和本·艾哈迈德·绍瓦勒（他俩是维也纳袭击事件的幸存者）之类的小伙子一般是由有训练的、掌握战略和后勤的专业计划人员从幕后加以指导的。不管这样的年轻武装人员被打死多少，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核心总是保全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暗处发动袭击。

上个月，里根政府要求国会在十年内拨款四十二亿美元，在美国的三百多处驻外机构安装防范恐怖分子活动的设施和进行反恐怖主义活动的训练。    目前，美国已涌现出一批专门设计保安设施的建筑师。广告中可以见到五花八门的保安设备，如套有防爆罩的闭路电视摄相机、拆除炸弹用的机器人，能够在疯狂撞击或枪林弹雨下坚持十五分钟不破的安全门和防弹汽车等。    总之，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加剧，美国国内的反恐怖活动行业也日益兴旺发达。    据统计，绑架、暗杀、爆炸、劫机等重大国际性恐怖活动，平均每十起事件中就有一起发生在美国境内。与此同时，美国的反恐怖活动行业的营业额已达每年二百亿美元以上。    十年前，加利福尼亚一位电子技师开始为他开办的停车场设计一种自动售票机。    成功后，他继而为其他停车场以至旅馆、飞机场设计旋转式关卡。现在，他的生意主要是出售由他发明的一种液压动力路障。不用时，路障伏于地面，车辆畅通无阻；使用时，只消一秒钟的功夫，路障就可以从地下翻起近四十英寸高，足以拦住任何车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些重要政府机构建筑前都安装了这种装置。单此一项，这位技师估计能有一千万美元的年营业额。从他开办的公司来看，与反恐怖活动设备相关的生意每年要增长四成左右。    据统计，包括防盗和防止工业间谍活动在内，美国私人保安业的规模已大大超过美国政府在警察部队和治安方面的拨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破坏活动总是在政府目标和工商企业之间选择薄弱环节，政府加强了防范措施，私人机构就被突出出来；私人机构急起直追，政府设施又成为弱点。这种“交替上升”的格式致使反恐怖活动业经久不衰，并以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迅速发展。    （本报特约记者赵子健华盛顿来讯）

【路透社伦敦一月九日电】扬格今年五十四岁，精力充沛，面色黝黑。评论者说，他是一位温文有礼但机警过人、富有魅力的人物，并且坚信军事力量是外交政策的基础。    他支持欧洲共同体，但权威性评论者把他列入玛·撒切尔政府中的自由派一边。    扬格出身于一个靠酿造啤酒发财，并有悠久的跻身议会历史的家庭，是苏格兰莱基地区子爵爵位的继承人。    他的曾祖父曾是保守党主席，在戴维·劳埃德—乔治任首相时充任议会事务负责人，并且是一九二二年迫使劳埃德—乔治下台的策划者。    扬格十九岁时应征入伍，加入了同联合国军队共赴朝鲜战争的英国部队。他还曾在驻扎德国的英国军队中服役。    他作为玛·撒切尔政府中来自苏格兰的大臣，一直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他的故乡苏格兰的政策。评论者们说，他在内阁是苏格兰利益的坚定的维护人。    一九八二年，他扬言如果苏格兰唯一的炼钢厂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倒闭，他就辞职。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他一直是议会议员。他曾于一九七四年在玛·撒切尔前任爱德华。希思担任党的领袖时，在希思手下短时期担任过党内影子内阁中的国防大臣。    撒切尔夫人担任保守党领袖以后于一九七五年让扬格担任她的国防事务发言人。    扬格总是对国防感兴趣。扬格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初期就曾警告说，英国本土后备役军队中几乎无一兵一卒有作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