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不大可能留下权力真空    【美联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他是苏联老人领导集团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去世的第五位高级成员。    六十年代，他在共产党领导集团中分管地方国防工业，他指导苏联的宇航计划，第一次把人送上太空，他大力发展核武器，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获得了同美国的军事均势，因而出了名。    乌斯季诺夫是一位保守的强硬派，据说，在勃列日涅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去世前，他在政治局里起着关键作用，而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先后上台，他也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西方外交官今天说，他的去世不大可能给克里姆林宫留下权力真空，因为塔斯社发表的病情简报表明，他从十月份就开始患肺炎，从那以后一直卧床不起。按照先例推算，罗曼诺夫是头一个可能接替乌斯季诺夫的人，因为一九七六年格列奇科元帅去世时，乌斯季诺夫是治丧委员会主席。法新社：可能触动领导层权力平衡    【法新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苏联最高领导机构内的权力平衡可能因为老资格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逝世而被打乱。自从契尔年科上台以来，领导机构内的权力平衡一直未被触动过。    乌斯季诺夫元帅享年七十六岁，他是元老派、统治苏联的保守的领导人当中的一个。这些领导人包括吉洪诺夫总理、葛罗米柯外长和契尔年科本人。    人们最常提到有可能接任国防部长的是政治局委员罗曼诺夫。自从一九八三年六月以来，他一直是主持工业和军备工作的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担任过这个职务。    如果罗曼诺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将不得不辞去主持工业和军备工作的中央书记职务，而且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势。路透社：几个可能接任的人选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西方军事分析家今晚说，现在尚未有明显能接替已故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人，但是他们提出了几个有可能争得这个职位的人选。    这些专家是研究苏联防务问题的驻莫斯科军事人员，他们说，如果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国防部安排一名文官当部长的话，那可能会挑选罗曼诺夫任职，因为他是负责国防工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    这些专家说，六十一岁的罗曼诺夫在防务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因为他在调到莫斯科之前曾经是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而列宁格勒是修建军工厂的主要城市。    这些专家说，如果莫斯科希望挑选一名军人来接替乌斯季诺夫的话，这个人物可能是索科洛夫。    阿赫罗梅耶夫（六十一岁）是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他是为了接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而被提上来的。这些专家认为，阿赫罗梅耶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时间之长还不足以成为国防部长，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一日电】美国今天说，它至今未见莫斯科有任何表示意味着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之死将影响美苏两国下个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记者问国务院发言人休斯，苏联有否建议将会议准备工作推迟，休斯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    休斯还说，美国可能从驻莫斯科使馆派一名官员作为代表参加乌斯季诺夫的葬礼，而不是从华盛顿派遣高级官员。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不管任命谁接任苏联国防部长，苏联的军事政策都不会有什么突然改变。    他们说，苏联政策的变化历来非常缓慢，从一九八二年勃列日涅夫主席去世以来，莫斯科对美国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乌斯季诺夫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族，一九二七年入党。    一九二七年起在高尔基州和伊凡诺沃州的工厂里当过钳工和内燃机操作工。一九三四年从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毕业后，历任设计工程师、副总设计师和厂长。一九四一年起任苏联武器装备人民委员，一九四六年起任武器装备部长，一九五三年起任苏联国防工业部长。一九五七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一九六三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二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起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九六六年主席团改名为政治局），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为苏共中央书记。长期主管国防工业。一九七六年以来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国防部长。    据外电报道，乌斯季诺夫在主管军工生产期间，苏联制造了中程核导弹、ＳＳ—２０三弹头制导导弹。在使苏联导弹处于先进地位和实施载人空间飞行计划方面，乌斯季诺夫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乌斯季诺夫起了很大作用，他出任国防部长后的第四年——一九七九年，苏联向阿富汗派去了八万军队。（王南枝）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一日电】题：苏外交和国防政策不会因乌斯季诺夫之死发生根本变化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与吉洪诺夫总理、葛罗米柯外长一起，是契尔年科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他的死虽然不会立即导致契尔年科政权发生混乱，但无疑是个增加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对苏联现政权说来，如何掌握军队和保持集体领导体制的平衡，是个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苏联领导体制是靠“双重结构”来维系的，即由契尔年科等元老掌握党、政、军和外交大权，由“年轻新手”戈尔巴乔夫、罗曼诺夫从旁协助。契尔年科本人健康状况不佳已使苏联面临着能否“顺利交班”的重大考验，而人们注意的是，失去乌斯季诺夫之后，元老们的统率力和新老合作体制将会受到什么影响，以及年轻领导人之间的竞争会如何展开。可以肯定，乌斯季诺夫之死将加快契尔年科政权交接班的速度。    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期间，苏联军队在核力量、常规作战力量和海军力量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大飞跃，达到了“与美国对等”的程度。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军事问题在东西方外交和美苏关系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在契尔年科政权中分别主管外交和军事问题，据认为，这表现为“对美强硬路线”。在当前形势下，人们很难预料苏联在对美外交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和今后在政策上有何变化。但此间外交人士认为，乌斯季诺夫是按苏联传统战略行动的，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英国《泰晤士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文章】题：在中苏之间的主动行动之后可能接着就签订贸易协议（该报驻北京记者）    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今天到达北京一事，是在中苏关系的艰难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最近几周，两国都一再表示希望改善关系，而阿尔希波夫为期八天的访问预料将导致双方签署一项贸易和经济关系协议。    中国领导人由于撒切尔夫人访问的成功和她对他们的领导的赞扬而感到高兴，他们不大可能不利用这次机会明确表示他们的稳定的、讲求实际的、政治上老练的态度，即需要保持和平以实现繁荣。    这次访问不大可能减少中国所说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    阿尔希波夫是否将同这里的领导人讨论最近宣布实行的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这还要等着瞧。    【美联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记者：葛锐克）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今天同中国官员就经济和科技交流交换了意见，他说这对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意义重大”。    眼下还不知道这位七十七岁的来访者在宣布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去世后是否会缩短访问。    阿尔希波尔在抵达时发表的声明中说：“在苏联，人们将我们这次访问看作是苏中关系最近明显出现的一种积极趋势。”    他对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积极趋势”没有详加阐述。    外交官们注意到，在阿尔希波夫的一行人中没有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这表明对中国所说的阻碍改善关系的重大障碍的问题不会作实质性的讨论。    预料现在指望从日本和西方得到工业技术的中国人，不会要求苏联给予重大的援助。    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外交分析家说：“现在苏联人不过是又一个竞争者而已，中国人现在能指望从他们希望的任何方面得到援助。”

【英国《金融时报》十二月二十日报道】题：撒切尔夫人的友好言辞    撒切尔夫人给赵紫阳的礼物不是通常的陶器或者灶具古玩，而是英国制造的价值一万英镑的中英文字处理电子计算机。据称这种计算机在技术上是一项突破。    把西方语言译成中文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制造这架电子计算机的费伦蒂公司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处理程序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一位说汉语的操作员先在键盘上把英语变成拼音，拼音是用西方字母表达中文的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然后计算机的图示系统记录下拼音，并在屏幕上显示出相应的中文符号    号。    有时候会显示出一个字的十几种不同的字义以供选择。这种处理方式比通常的文字处理时间要长一倍，即使如此，比起一般的翻译机器的文字处理仍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发明这种机器的是在香港出生、现在住在曼彻斯特的雷蒙德·吴。吴将留在北京对中国总理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机器的训练。

【香港《东方日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报道】题：澳督重视港协议葡候解决澳前途    澳督高斯达将军，昨日就中英签署协议圆满解决问题发表谈话，强调此是历史性大事，不只东南亚重视，全世界也重视，此协议是以平静心情谈判而获得，对澳门并无影响，但澳门不能如目前一样长期下去，葡国是基于与中国合作及友谊，在澳门负起管理责任，并无物质利益，因历史及文化关系，而接受此责任，所以随时等候解决此问题。    葡国对澳门不会固执，如双方认为时机成熟，即可解决。    目前葡国政府对澳门稳定非常乐观，澳门目前安定繁荣，乃符合中国对外开放及进行四化政策。    澳门主教高秉常及工商界人士对中英签署协议深表乐观，因香港繁荣对澳门也有好处。

由李翰样执导的电视影片《火龙》，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开镜，轻松到拍了两个镜头之后，女主角潘虹叫副导演周七月去问李翰祥：「摄影机里究竟装没装胶片？」    早晨，李翰祥来到溥仪故居的拍摄现场，已在场等候的梁家辉便走上前去说道：「我的头套今天还没做好！」李导演说：「溥仪没有白头发！昨天晚上李淑贤特别叮嘱过我，你现在的黑发就很好嘛！」    潘虹慢步走到李翰祥跟前，告诉他现有的几套服装都不合适。李导演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的穿着，道：「你自己这件上衣就蛮好。」接着扯下自己脖子上的丝围巾儿，递给她说：「戴上这个，准保挺精神！」    由于是开拍之初，不免缺这少那。李翰祥即刻派车从他在北京的新居里拉来了地毯、窗纱、茶几、甚至一匹唐三彩马。但见他左呼右唤，奔前跑后，等到一声「开拍」令下，拍摄现场已基本秩序井然了。    开拍的第一场戏，是婚后的李淑贤下班回家，在大门口即发现厨房中烟雾弥漫。她冲进去一看，原来是溥仪正在「生火」做饭，由于笨手笨脚，炉子不冒火苗只冒烟。    正式拍摄时，摄制组七八个人，在一间小厨房里，「造烟器」是一只真火炉，生着火后在炉口塞一块破布。片刻之间，房子里烟已浓得连人都看不清。潘虹从房外跑来推开门，刚一伸头，就被呛得直咳嗽。这个镜头拍了三四次，待屋里的人走出来后，副导演周七月笑着边揉眼睛边说：「我们都快成烤鸭了！」    李翰祥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擦擦眼角，便向记者讲起《火龙》的故事：在一间医院的病房里，溥仪病危卧床，待李淑贤奔去叫大夫时，他已与世长辞。一条白被单蒙在他身上，在火葬场里，他被火化了。就在那熊熊的烈焰里推出片头字幕《火龙》……    「我准备拍一部格调轻松的片子，把溥仪塑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的后半生活中，摘取一串欢乐的浪花，让观众在欢笑中喜爱这个人物。待他有了一个悲剧的结局，人们便会回味、深省，会说：噢，原来如此！」李翰祥谈起《火龙》，总是神彩飞扬。由于忙于工作，他一直到下午四点还没顾上吃午饭，依旧兴致勃勃地跑进跑出，定机位、找角度、给演员们说戏。「你要这样笑。」李翰祥告诉潘虹：「进门看见溥仪生炉子没有生着自己却抹了个花脸，原以为失火的紧张心情放松了，随即嘘了一口气。突然觉得刚才跑得太狼狈，看他那样子也实在逗人，于是——哈，哈哈——，哈哈哈哈。」李翰祥笑得弯了腰，双手还拍了一下大腿。潘虹笑了，却是被李导演的姿势逗笑的。她道：「我笑得不好看，还从来没这样大笑过。」话虽如此，她静静体味后，在正式拍摄时，只见她在推开的门口静立了一刹那，整个身子像绷紧的弦突然变松了，顺势靠在门框上轻轻摇了摇头，随即笑了，浅笑、无奈的笑、轻笑，接着爆出一阵大笑。（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李翰祥又叫李黑。他在一篇文章中借姜南的口形容自己说：“李翰祥，你黑咕隆咚的，拍黑白片正好。”    那是三十年前他头一回拍电影，担任大配角，在化妆的时候得到的评语。    当年演大配角的李翰祥，今日却是一位拍了一百多部电影，得过无数次奖的名导演。    李翰祥初从上海到香港时前途茫茫，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夜里，连饭也没得吃。于是他借了纸、笔、画夹子去当“街头画家”。这“街头画家”的工作使他得了“阻街”的罪名。在香港“阻街”一律罚二十大元，李翰祥没钱交罚款，坐监七天。    李翰祥拍电影到底是主张慢工出细货呢，还是拍得又快又好？    他说：“大陆过去有个口头禅叫‘多快好省’。我认为这是对的。一部电影如果拍得太慢，一定坏得多。作为一个导演，这么多年我没有墨守成规，我有我个人的风格。我拍《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没有人拍过。而且我拍得不慢，拍得不费钱。”    上述的两部大片李翰祥在十个月之内完成。他说：“这样大的两部戏，这样多人，每一个镜头，每一天我要用九百多人以上，差不多用足了一百天，我就把它控制好，当然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    那么，李翰祥是怎样选演员的呢？他说：“我着重演员的气质、外型和他个人的修养。选演员的时候我凭剧中人的角色去选，我不去看他的眼他的嘴，有很多人眼睛不大但很会演戏。我凭感觉把演员分类，像《三国演义》的张飞、《水浒传》的李逵，都是一类型的。”    李翰祥离开台湾到大陆拍戏。他说：“对政治来讲，我爱国，但是我不左不右，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们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选择。”（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台湾《经济日报》文章】题：阿拉伯的虔诚信徒（作者：刘威驿、陈启明）笔者这次赴沙特阿拉伯，恰巧碰上了朝圣期，看到了回教世界最虔诚、狂热的场面。    今年为回历一四○五年，而朝圣期则为公历的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九日。    全球各地回教徒于此期间拥到麦加朝圣（总人数在百万人以上），以完成其一生至少到麦加朝圣一次的愿望。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接待这批临时增加的一百多万朝圣客，特别在吉达及麦加两地郊区搭了大量帐篷。一眼看上去，都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身披白长袍、种族和肤色各异的朝圣客，他们来自中东、北非各回教国家，东南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甚至连苏俄及我国新疆也有回教徒设法来此朝圣。    朝圣客在朝圣期间，斋戒沐浴，以清心寡欲。不分贫富和身份高低，男性一律身披简朴的白布袍，女性则披黑色纱布，以示在真神安拉面前众生一律平等。沙国各电视台，每天现场转播几十万人在古兰经声浪中跪拜、触摸及亲吻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盛大场面。每一名朝圣客的面孔都流露出无比的虔诚、庄肃的表情。圣地麦加距吉达约六十公里，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通麦地那、利雅得和塔伊夫等大城市。另一圣地麦地那则距吉达约七百公里。    回教徒不管身处何地，每天都要朝圣地麦加的方向祷拜五次。    由于要朝同一方向祷拜，所以每天每一地方的祷拜时间都不一样。    在跪拜时刻，沙国所有街道、商店、机关，一律掩上大门，停止工作，直到祷拜完毕才开门工作。假如有人敢例外，不但警察干涉，邻居及行人都会交相指责。此时，守候在门外的外国人或非回教徒，只有袖手旁观，静候他们祷拜完毕。    每次祷拜时间约三十分钟，有三个人以上则由其中一人充当祭司，诵念古兰经及指挥大家跪拜动作。礼拜堂中，则更是满地挤满人，列队跪拜。公车在郊外行驶途中，也按计算好的时间，由司机领队下车跪拜。

【以色列《晚报》刊登对达赖访问记】题：山村佛地（作者：罗恩·阿尔卡莱）    达兰萨拉和西藏首府拉萨无法相比。这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僻陋的小山村，座落在喜玛拉雅山麓下的一条峡谷中。这里与拉萨隔着崇山峻岭，多少年来，这些天然屏障象城墙一样把外国人阻隔在外。有几千名西藏人流落到这个偏远的小村庄，象这样的流亡群体在印度还有很多，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向往世界屋脊的那块故土。    鳞次栉比的茅舍建在山坡上。三条平行的街道穿过村中心，寺庙和达赖的宫殿就建在这里。自从西方游客发现达兰萨拉以来，这里的许多商店和客栈就应运而生。有几家商店专售纪念品，当地西藏人手工制作的各种毯子和银器，还有从西藏走私出来的各种工艺品在这里最受欢迎。    虽说达兰萨拉是一个穷山僻壤，但有一种魅力吸引着不游少客。他们迢迢千里来到这里，花钱订下房间或者整幢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游客中有热衷冒险的青年人、浪迹世界的流浪汉、“嬉皮士”，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也有一些西方人是正正经经来求佛的，他们想逃避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到这里探求人的本性，借助佛教的精神和神秘的东方教义来发现自我。开始他们要端庄地坐在那里沉思冥想，忏悔以往，净化灵魂，最后披上袈裟，剃度受戒，或者在寺庙供职，或者走街串巷，手里摆弄着念珠法轮之类的东西，据说这样可以摆脱世俗的欲念。    达赖喇嘛致力于维护他的流亡社团。许多西藏人居住的地区逐步发展成了农业定居点，建立了工业和手工业作坊。    达兰萨拉的这座寺庙很简陋，只能供养为数不多的喇嘛。    世俗的节日规模很小，几乎是象征性的。一些习俗已经消失，例如很难找到多妻或多夫的家庭。    人死后按印度的习惯实行火葬，而不是按西藏的风俗把尸体肢解后喂兀鹰。    达赖喇嘛遵循古老的传统，但对西方世界是开放的。他建立了一个图书馆，里边收藏的全是有关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籍，专供那些对西藏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研究之用。    达赖喇嘛说：“我们的确希望有朝一日流落异乡的西藏难民能够全部返回故土。但是他们已在异乡扎下了根，而且有了第二代、第三代。这些后代更了解的是印度而不是西藏。如果再拖很长时间，那么这种联系或许只是文化上的而不再是民族上的了。这些问题只有时间能作出回答。”

【香港《快报》文章】题：访北京宋庆龄故居（作者：曾慧燕）“宋庆龄故居”座落在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是一个颇佳的风景点。    我作为赴京采访中英会谈的香港记者，先后两次瞻仰了“宋庆龄故居”。除了得以缅怀国父国母的丰功伟绩外，更可游览“故居”内的秀丽景色。    “宋庆龄故居”附近的环境十分幽静。它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庭院，门前垂柳青青万千条，朱漆大门上，悬着一幅黑底金字大匾，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    入门右侧，葡萄架下的一块大理石上刻着故居简介。    这里原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父亲醇亲王载澧的府邸，即摄政王府花园。    我沿着小径到达故居的主楼，也就是宋庆龄生前起居之处，即“生平展览第一室”。这里原为宋庆龄的大客厅，题额为“濠梁乐趣”。跟着是“第二室”，原为大餐厅，题额为“畅襟斋”。宋庆龄生前曾在这里会见及宴请来自世界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在这两个大厅内，展出了她生平的历史照片三百四十六幅和三百六十八件实物，不但再现了这位“人中之杰，女中之杰”光辉灿烂的一生，也真实地纪录了她自本世纪初开始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的历程。    参观完展览厅部分，继而步入中院，来到宋庆龄的起居室部分，这里的摆设据说仍保持着她生前居住时的原状。这里有小客厅、小餐厅、理疗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像前供奉着鲜花。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走进卧室，迎面的一张普通办公桌上放着她日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眼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工作人员合绣的象征吉祥和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床的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一九二七年访苏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简朴的卧室、不成套的家具、普通的写字台、陈旧的打字机、巨大的书架，给人的印象是“伟大山自平凡”。    穿过卧室的东门，便是宋庆龄的书房。这里陈列着她珍爱的极为丰富的藏书，不愧出身于书香之家，望族之门。据说，宋庆龄虽然荣居高位，但作风朴素，平易近人。饮食从不拣择，一般是二菜一汤，早餐则吃些点心。她喜欢穿的一件背心，是阿姨用二十六块碎布拼缝而成的。一位叫李燕娥的妇女在她身边工作几十年，两人结下深厚感情，亲如姐妹。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一再嘱咐要把她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走出主楼，可看到秀丽的南湖，该湖畔的鸽子房也是参观的一个内容。那里饲养着近百只鸽子，是宋庆龄生前的宠物。因为孙中山生前甚喜鸽子，而且洁白的飞鸽是和平的象征。所以她在孙中山逝世后，仍坚持养鸽。隔着南湖，有一组古老的建筑与主楼相对。那是原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和东边假山上的扇亭。故居的纪念品部就设在南楼的一层。

【新加坡《联合早报》十二月六日文章】题：理查三世被“判”无罪    五百年前，理查三世在生时，据说曾扣押并把两个十多岁大的侄儿关进伦敦塔，因为他们的存在，妨碍到他登基继位。    十二名陪审员接受伦敦周末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邀请，在一个模拟的法院中，前后聆听证人供证四小时，然后作出一致的判决，认为理查三世无罪。    “理查三世审案”中的法官和律师，都是英国司法界著名人士，证人有历史学家和法医。    在理查三世时代，王子失踪之谜，轰动当时英国人的视听，成为英国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两个失踪的王子，一个是十二岁大的爱德华五世（还未加冕），另一个是他的十岁大的弟弟，也称约克公爵。英国史家对理查三世是笔下无情的。他在一四八三年夺得王位，当时，他三十岁，掌权不过两年多，便在博思沃特战役中，遭亨利七世的军队杀死。    莎士比亚是后来另一位都铎王朝君主伊丽莎白一世的忠实臣民。他写了一部戏剧，把这位国王描写成一个贪婪、暴戾、懦怯而又驼背的人物。身为牧师兼历史学家的托马斯·莫尔在亨利七世统治下，干脆记载理查三世下令暗杀两位小王子。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    一四八三年四月九日，英王爱德华四世驾崩，太子爱德华五世年纪尚幼，因此，王叔格洛斯特公爵理查被宣召到伦敦任摄政王。    是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子和他的母后动身前往伦敦，途中遭理查拦截押走。爱德华从那时起便遭理查“监护”起来。事情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王子加冕登基之前。太子一边啜泣，一边被送进伦敦塔，一座中古时代的堡垒，位于泰晤士河畔。    王太后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身边还有另一个年纪较小的王子。到了六月十六日，她也把他送到伦敦塔去。    六月二十五日，格洛斯特公爵宣布王后和爱德华四世的婚姻无效，因为国王据说在这之前已有另一项婚约。这样一来，太子的身份，便不合法了。格洛斯特公爵于是自称为王，于七月六日加冕为理查三世。    大约过了二百年，有一天，一群工人在伦敦塔内动土挖地，挖出一个箱子，里面有两具骨骼，可能就是两个王子的遗骸，后来，这两具遗骸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一九三三年，法医曾进行检验，发觉死者的年龄和王子的符合，而且两人属于近亲，但死因却不能确定。莫尔在他的《理查三世的一生》这本书中，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是在国王的命令下遭人下手窒息而死的。可是，在审讯中，安东尼·波拉德这位中古史学者受到盘问时，承认他曾批评莫尔的记载“有许多可能是错误的论据，很难使人相信。”    其他史学家也注意到缺乏物证，无法证明理查下令暗杀。    可以说的只是他的同代人鉴于他具有强烈的野心和目标而这么假定而已。陪审团最后作出无罪的宣判。但这次的审判是否能把理查三世涉嫌犯罪的问题了结，还是一个疑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很多古老的树至今生长很旺盛。其中有一棵红杉树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生长的，人们认为是最长寿的树。然而，最近科学家在这个地区又发现了一种高达三百米的针叶松。它的年轮最多者竟有四千六百圈，这说明，此种树已经生长了四千六百年。    对于这种古老的，而至今仍活着的树，科学家正在研究。因为它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如：过去几千年中的气候情况，每年的降雨量，还可以用这种树的年轮与古时候印第安人砍下的树的年轮相比较，弄清印第安人在各个时期生活的地区。（摘自香港《明报》）

塞费尔特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用诗歌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以及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战斗。    诗人一九○一年出生在布拉格日什科夫的一个工人家庭，家境贫寒。    国难家愁以及革命风暴的熏陶，使才思敏捷的塞费尔特在学生时代就倾向革命。他未读完高中便投身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为工人阶级左翼报刊撰稿，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二十年代初期，塞费尔特还与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沃尔凯尔等组织文学团体，为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奔走。他亲身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呕心沥血。他二十岁步入诗坛，于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泪城》。这部诗集是诗人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它讴歌工人阶级的斗争，向往光明美好的新社会，凝聚着诗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热爱。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不仅看到“穷人的泪水可汇成河流”，而且相信《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新世界一定会实现，他从革命胜利的苏联看到“共产主义的新星”已照耀人间。诗人在《佳音》一诗中，热情赞美“在东方美丽的国土上，公平的社会在诞生”，欢呼“革命国土的人民光荣”。他在《大众之语》一诗中赞美工人阶级象浩瀚的大海，是摧毁旧世界的闪电雷鸣和创造新世界的主人。    塞费尔特的这部诗集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他被誉为无产阶级诗人。    三十年代末期，厄运又降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在《一九三八·九月三十》一诗中，表达了对被强盗掠夺的国土，对那里的山峦河流，一草一木的无限深情。他用激昂的诗句号召人民“不要忧伤”，“不要哭泣”。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践踏捷克国土的岁月中，诗人大声疾呼。燃烧在诗人胸膛中的爱国热情，铸成一首首赞颂祖国光荣历史，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英雄以及赞颂赋予他灵感和生命的布拉格城的动人诗篇。诗人这个时期的作品汇集在寓意深刻的诗集《灭灯》之中。这些表达人民反抗心声的诗作，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激励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打击侵略者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布拉格人举行起义，用石块筑起街垒，几乎赤手空拳同法西斯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诗人兼记者塞费尔特是这场人民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他把战斗胜利的捷报和歌颂人民英勇战斗的诗篇送到群众手中。他的不少诗是在枪林弹雨下写的，有的甚至不知道能否把它写完。诗人以极大的热情讴歌参加街垒战的战士，他还以无限感激之情歌颂在捷克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刻援助他们赢得解放的苏联红军。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不管前进的道路怎样坎坷，诗人始终和人民紧紧站在一起，歌唱新生活。他一九五四年创作的诗集《母亲》荣誉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国家奖金，一九六五年因《孤岛上的音乐会》等诗集再次获得哥特瓦尔德奖金。一九六六年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他的回忆录《世界如此多娇》脍炙人口。塞费尔特的诗具有独特风格。它既有鲜明深刻的思想性。又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它继承了捷克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诗歌大师聂鲁达等人所代表的战斗诗歌传统，又成功地吸取了民歌的养料。它的语言清新简洁，声韵优美和谐，感情朴实真挚。它是捷克人民本世纪斗争的画卷，反映了这个民族对自由与独立，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刘天白）

据西班牙《终极日报》报道，西班牙文化部今年七月十二日首次设立西班牙全国文学奖，奖金为五百万比塞塔（三万美元），目的是鼓励西班牙作家通过灵活运用四种官方语言来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这项奖被认为是西班牙官方的一项最重要的文学奖，仅次于享有西班牙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塞万提斯文学奖。    西班牙首届文学奖已于十二月七日揭晓，荣获此奖的是西班牙颇有名望的多产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他为获奖作品是小说《两个死亡者的玛祖卡舞曲》。这部小说主要描写西班牙内战时的加列戈族的不开化的农村生活，书中虽然人物众多，但是作者通过巧妙运用加戈列语，把人物描写得非常深刻。    塞拉现年六十八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九三六年写的诗歌，六年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家族》问世，这部小说，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坛上的地位。这部小说同他一九五一年所写的小说《蜂房》都被改编摄制成电影。（丽珍）

【路透社布鲁塞尔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外交官说，共同体国家文化部长今天开会讨论建立一笔共同体范围的基金援助欧洲一蹶不振的电影业。    欧洲各国除法国外电影观众日益减少，上映美国影片的比例日益增加，部长们受到压力，要他们批准一项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试验计划。这项计划将为合拍四十部影片提供部分资金。    欧洲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到八十年代末闭路和卫星电视的发展要求共同体每年制作约十二万五千小时的新节目。但是，英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电影界每年只拍摄五千小时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许多国家政府担心差额可能被美国影片填补。他们说，欧洲委员会已制定了另外几项计划，包括建立一笔政府间基金或者一笔由共同体委员会管理的基金。    法国官员说，法国电影业在欧洲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从一笔电影特别基金得到约二千万美元的援助，从电影票税中分得报酬，还有政府的直接捐款。外交官说，英国负责艺术的国务大臣高里勋爵今年六月在卢森堡举行的第一次文化部长会议上说，电影业的解决办法是“走出去竞争。”    然而，一个外交官说：“英国电影走出去了，进行了竞争，而且输掉了。”

【本报特约记者李守贞报道】最近胡耀邦总书记设家宴招待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欢迎她创作以战后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孤儿为题材的小说，并表示为她的创作提供方便，对此山崎非常感激。    山崎丰子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她的作品《华丽家族》及根据此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已为我国人民所熟悉。    山崎丰子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大阪。一九四五年毕业于京都女子专科学院国文系，随后进入日本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她在副部长井上靖（当代日本著名的小说家）的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处女作《暖帘》。这部长篇小说是描写海带商人生活的。获得成功后，进一步激发了山崎的创作积极性，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一九五八年，她发表了《鲜艳的商店幌子》，这部小说使山崎获得了日    本第三十九届直木文学奖。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山崎在这一年年底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在第二年发表的《盆地》获得了大阪府艺术奖。一九六一年，山崎与杉本龟久雄结婚，当时她已经三十七岁。婚后的生活不但没有影响山崎的创作，反而使她对社会的观察更加敏锐和深刻，以后，她着意在作品中揭露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及其种种丑恶现象。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她发表的《白色的巨塔》，揭示了日本医学界的现状和围绕医疗事故进行的一场裁判。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揭露政界与资本家狼狈为奸大发战争横财的《华丽家族》和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发表的《不毛地带》，都从某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揭露其黑暗，从而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在出版了《不毛地带》以后，山崎便东渡美国，一边在大学里讲学，一边酝酿新的作品。一九八三年，山崎发表了长篇小说《两个祖国》。这是一部描写居住在美国的日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生活和为日美开战而苦恼的小说。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视系列片《山河在燃烧》，从今年五月起公开播映到现在，每周一次。    山崎为创作以日本战后遗弃在中国的孤儿为题材的新小说，已在中国采访和体验生活七个多月，我们相信山崎一定会通过她的新作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据伦敦出版的《世界纪录大全》说，三十八岁的文莱苏丹国统治者穆达爵士是目前世界上最富的人。    穆达爵士从出售原油所得的年收入达二十七亿英镑，他还有一百亿英镑的外汇储备。这位苏丹本人实际上有权处理所有这些财富。    苏丹王宫的觐见室有十二个世界上最大的烛台，每个烛台上有巨大的水晶。王宫有一千七百八十八个房间，为了庆祝文莱从英国独立于去年建成，耗资二亿四千三百万英镑，它比前世界最高纪录保持者——罗马的梵蒂冈宫殿还多三百八十八个房间。    （译自德新社电讯）

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与行政权力，但是近代的几个国王是通过在庞大的王室和部落领导人之间进行磋商和达成一致意见来实行统治的。内阁——虽然传统上不是由国王就是由王储领导，但往往起决策中心的作用。在阁员中，出身平民的与出身王室的人数比例约为三比一，但重要职位，如国防、内政和外交大臣都由亲王担任。宗教领导人会议——由全国大约一万伊斯兰宗教领导人组成。它有一个二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通过宗教警察来严格实施公共道德准则。军队——由国防军和治安部队组成，包括由苏丹亲王领导的五万一千人的国防军和由阿卜杜拉亲王领导的二万五千人的国家警卫部队。两支部队的开支约占国民预算的三分之一，他们的领导人在政府内部拥有很大势力。    商业——沙特阿拉伯商会有十八个分会，约有十万商人，他们作为一种院外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加强中产阶级对王室和王国的支持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师志云）

悭吝人一个悭吝人问自己的未婚妻：「亲爱的，您想在圣诞节前得到什么礼物？」「我还没考虑好。」「行啊，我可以再给您一年时间考虑。」笔迹    「您填的姓名上，ｉ字缺一个点，表格作废！」墨守成规的失业登记处职员对一位失业者说。    「您给加上这一点不就完了嘛！」    「不行，笔迹不一样。」长大当圣诞老人    「我长大后要当圣诞老人，」七岁的孩子说    「为什么？」    「因为他一年只工作一天。」（摘自美《读者文摘》）

横贯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车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陆路火车。它在七天内从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到日本海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途经七个时区，全长五千八百一十英里。火车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和长着白桦与松树的密林。铁路还绕过贝加尔湖到达离苏中边境仅二十五英里的车站。村里是一座座木房，后院是水井，门外是厕所。这表明，苏联在核武器和航天技术方面虽然先进，但它的一些人民却仍象一个世纪前那样生活。    上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时代》周刊的南希·特拉弗由一位同僚陪同携苏联外交部许可证从莫斯科登车踏上了横贯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一路上同苏联公民进行了广泛交谈。    这列特快虽说不上豪华，但车厢整洁，女列车员管理有方。虽然餐车的吃食比较便宜，一份黑鱼子酱一点五美元，猪肉六十美分，奶酪十九美分，但大多数旅行者都自带面包、奶酪、香肠和泡菜在车厢    里就餐。不出售伏特加酒，但是许多人自己带酒。    全程八十四个车站，每到一站人们纷纷下车，看看车站小卖部出售些什么。对铁路沿线的居民来说，这趟列车提供了外部世界的缭人心扉的景象。他们在餐车外排着长队购买诸如法国白兰地酒、苹果和巧克力这类精美食品。在一个车站上，我们遇到一位叫瓦连金的年轻建筑工人，他刚刚在波兰边界地区服役期满。    他同另外两个建筑工人一起很希望同两位西方妇女谈话。瓦连金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们在报上看到的都是些坏情况：许多人失业，人们露宿街头，如果老板不喜欢你，可以把你辞退。”他说，苏联的制度好一些，因为它保证住房、工作和医疗。他认为美苏不会打仗。这里的青年不怕爆发核战争，也不多想这个问题。老年人才感到担心，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争，亲眼看到亲人在战争中死去。”更使瓦连金关心的是阿富汗战争。他当兵时曾在机场服务，抬过在阿富汗打死的苏军士兵的尸体。他说：“当一位母亲突然领到独生子的尸体，你能想象得出她是什么感情吗？这些妇女哭得太可怜了。”    谈话反映出苏联老百姓一般都看不到苏联社会的缺点，至少在外国人面前是如此。瓦连金说：“我在这里生活感到高兴，我们正在建设新世界，未来是美好的，我们将实现共产主义。”其他人也同样乐观。一位五十岁的陆军军官说：“你们国家拥有更多的产品，你们比我们发达，但是我们正在超过你们。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就会完全象你们一样生活。”一位乘务员说：“我们的制度更好。我们可能住的条件不好，吃的不好，但是这里的每件东西都属于我们国家，都由大家共享。”    在新西伯利亚，一个货栈上放着土豆、甜菜、胡萝卜和葱头。一位上年纪的妇女问我们：“你们政府让你们来这里吗？他们允许你们看看我们生活有多么好吗？我真感到意外。美国没有面包吃，是吗？电台说，美国人非常饥饿，不得不吃草。这里的生活比较好，对吗？”她不相信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苏联人高。    我们遇到的人几乎都批评里根总统，指责他想同苏联打仗。有两个人对他们报纸上的报道表示审慎的怀疑，但连他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侵略国家。”一位中级官员说，在阿富汗作战的苏军是喀布尔政府邀请去的。我们碰到的旅游者没有人想听我们介绍美国情况。火车上听到的情况，跟苏联报纸或电视上说的没什么不同。（沈楟林译自美《时代》杂志）

引子；大麻风波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一天，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的座机降落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上。他作为阿盟代表，到联合国来参加会议。    弗朗吉亚在旅馆刚坐下，一名随从匆匆赶来报告：包括总统在内的整个代表团成员的行李都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检查。    弗朗吉亚愤怒了！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来道歉，并转达福特总统对弗朗吉亚的邀请，请他去华盛顿访问。弗朗吉亚破口大骂，说是他不能去华盛顿玷污自己的皮鞋。    回贝鲁特后，弗朗吉亚立即召见美国大使，对他说：“你立即向华盛顿报告，说是黎巴嫩总统让你回去休假！”不久，美国大使离开了贝鲁特。    原来，美国情报局收到了美国驻黎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说黎巴嫩毒品走私猖獗，仅弗朗吉亚的儿子、当时任部长的图尼·弗朗吉亚每年走私大麻的收入就超过三亿美元。大使馆得到可靠情报，前往联合国参加会议的弗朗吉亚的座机将用来走私大麻！    今天，毒品、武器和政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伊朗：二百五十万人吸毒    不久前，伊朗内政部长努尔宣布：将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修一条五百公里长的界墙，预计耗资十八亿美元，五年完成。修墙是为了阻止毒品沿着“金色新月”之路（阿富汗——巴基斯坦    ——伊朗）运进来毒害伊朗人。    统计数字是惊人的：四千万伊朗人中有二百五十万人吸毒，年龄大部分在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    伊斯兰革命初期，豪富们发现，麻醉品走私是把财产转移到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去的可靠办法，他们把资产和金钱倒换成大批的毒品，运往国外。    另一方面，革命后国内出现的混乱结束了对种植鸦片的禁令，特别是在同阿富汗相邻的地区，鸦片种植业重新繁荣起来。德黑兰革命卫队司令莫扎米上校不久前透露，今年头八个月内，查获鸦片八吨，海洛因五百公斤，大麻三吨，另外还有若干吨麻醉药丸。这些毒品如果都抛售出去，价值二十亿美元。    今年五月二十日，伊朗当局宣布，仅在德黑兰一地，一年内就有五千人死于吸毒。因吸毒被处死的人，估计占霍梅尼执政以来被处死人数的六分之一。海贝尔走廊：海洛因就是武器    居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之间、海贝尔走廊南面的自由区的部落，不受两国任何法律的约束，以贩卖武器、大麻和海洛因为生。这个边境地区内最有名的城市叫达拉，是盗匪云集的场所，十公斤大麻换一支手枪，一公斤半海洛因换一支冲锋枪。    早在五年前，海贝尔走廊这个地区就已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洛因产地。原因当然是政治方面的，首先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抵抗战士迫切需要武器，他们以生产和经营海洛因获取金钱购买武器。美国国内消费的海洛因有百分之九十来自海贝尔走廊，其中的百分之六十是通过中间商和情报局人士用武器交换来的。在海贝尔，一公斤海洛因卖二百美元，但是运到纽约街头，一公斤高达一百万美元！黎巴嫩：大麻、政治和武器三位一体    一位专家评论战争同麻醉品的关系时说：“麻醉品的生产在人们需要购买武器的地方繁荣起来，阿富汗和黎巴嫩的战争正是通过大麻和鸦片得到它所需要的金钱。”    六十年代的一天，在黎巴嫩贝卡谷地北端的古城巴勒贝克，第一架专机在第一个专用机场跑道上徐徐降落。飞机装运了成堆成堆的大麻，在当局“发觉”之前从从容容地飞上云端。当局的“疏忽”是故意的，因为除了国家官员之外，任何一个农民、小贩或者吸毒者，都不可能在贝卡修建跑道并拥有专机。按照法律，除了大麻之外，一切农作物在巴勒贝克都可以种植。但实际上，除了大麻之外，一切农作物都无关紧要。大麻吸引了所有的人：农民、商人、政治家、掮客、吸毒者和武装分子。    武器、大麻和政治三位一体已成了今日黎巴嫩的象征。武器通过由各派民兵控制的沿海六个非法港口源源运到黎巴嫩的土地上，一袋一袋的大麻又通过这些港口运往埃及、欧洲、塞浦路斯、土耳其、约旦和以色列。这些交易的幕后，可能是民兵的头目、议员和部长。有人估计，黎巴嫩种植的大麻，三分之一运往以色列，剩下的部分中，一半销到埃及，另一半运往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埃及：毒品走私得到权贵支持    走私大麻的黎巴嫩商人，同埃及的中间商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某些人还在萨达特时代担任过要职。戴维营协议之后实行的开放政策为毒品贸易打开了大门。一个叫穆斯塔法的大商人花十万埃镑举行婚礼，邀请了所有知名的歌手和艺术家为他捧场，并且每位应邀者都被奉送一大包大麻作为礼品。后来，埃及的检察官对五个最大的毒品商提出起诉，把他们送到了法庭，他们的钱财、子女和妻子都被“监管”，那些支持过他们的权贵则逍遥法外。    一九八一年，埃及逮捕了一名经营大麻的商人，他的年收入高达三亿埃镑。被捕的原因是参与了从以色列走私武器，并用来制造骚乱。    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兄弟阿斯迈特·萨达特被指控经营大宗的毒品交易。    在埃及政府对走私毒品采取严厉措施之后，商人们开始另谋出路，利用亚非国家的某些外交官，通过外交包裹走私毒品。（喻开元）

【德新处波恩十二月六日电】十二月五日外交部的许多公务人员为第三世界吃斋饭。外交部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小组“第三世界促进会”，在外交部提供五马克一顿的“斋饭”（水和面包）来代替正常的午餐。规定所得收入用于在第三世界所从事的项目。    据新闻处的消息说，该促进会在成立四年间，在六千名公务人员中为发展项目募集了大约十万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