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十月一日发表一篇题为《成熟的中国朝前看》的社论，摘译如下：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三十而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在这个九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今天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用这句话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了几次动荡变化。它已经脱离封建和半殖民地的落后停滞，成了一个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它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展，但是也受到了一些灾难性的挫折，以致国家摇摆在和平繁荣与混乱的倒退之间。    在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人手中接管政权的时候，国家的生活一片混乱，极其贫困。考虑到这一点，过去三十年的进步是大得无法估计的。中国现在不但有了相当完全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列。    但是过去三十年的黑暗面也十分明显，无法轻易把它们一笔勾销。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大跃进的错误观念（当时过分强调了钢和粮食生产），以及首先是文化革命的流血的十年及其后果，不但妨碍和抹煞了人民在困难条件下坚定地流着汗辛勤劳动换来的许多成果，而且还危及了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生存。    但是现领导已经认识到，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作出恰当的评价，就不能加快进步的步伐。因此，在三十周年国庆的前夕，由中国的年高德劭的老战士叶剑英元帅发表国情讲话，对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挫折和错误作出官方的评价，是恰当的。    这是现在的集体领导的一个果敢的行动，因为这等于是作自我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都先后指导过它的航向——已经成熟了，正在高瞻远瞩。但是前面的道路并不比过去平坦。考虑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的十年破坏，中国为自己规定的目标要达到并不容易。经常提到的四个现代化是唯物的目标，如果没有精神境界的相应的提高，如果不订出一套能防止一九六六年事件的重演的制度，那些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中国必须防止再出现个人迷信和林彪、四人帮之流造成的那种毫无法纪的状态。为此目的，已经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宣布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谁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种步骤现在已经稳步开始了。今天，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高高飘扬的时候，中国正怀着信心瞩目于今后的进步的年代，因为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而且还有在其他所有领域里的进步。

【共同社东京十月一日电】题：中国平静地庆祝国庆节，停止活动，也未发表国庆社论    共同社驻北京记者松尾十月一日电：十月一日是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从去年起国庆节的纪念活动已经开始明显简化，今年的国庆节更加简化了，取消了焰火晚会和游园会等活动。    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三十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华国锋主席主持的庆祝三十周年招待会的消息和这位主席讲话的全文。    但是，没有发表国庆节例行的纪念社论。这可能是为了尽量减少浪费、排除形式、为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而作好充分准备，好象过了一个平静的工休日。    一日，北京从清晨起开始下雨，各个公园和商店街的人都比平常少，最显眼的只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其它重要机关的建筑物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从一日起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室在时隔十三年之后开始向群众开放。    其中还有刘少奇和林彪的照片和油画，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纪念照片中有刘少奇和林彪。刘少奇的另一张照片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到六月的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时的照片，还有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与其他干部合影的照片。陈列室最后部分悬挂着的题为《开国大典》的大幅油画，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发表建国宣言的毛主席并列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宋庆龄等人。    党史陈列馆中，刘少奇和林彪的出现，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忠实于史实的方针搞的，象征着建国三十周年到来后的中国的现代化政策。    【时事社东京十月一日电】题：北京与平时假日一样——中国庆祝国庆节    北京一日电：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三十年。    十月一日，北京没有举行特别的庆祝仪式，虽说是国庆节，但如果去掉那些装饰，大街上的情景同平时的假日没有什么两样。    不凑巧，今天天气阴沉，强烈的北风夹杂着小雨，终日微寒。尽管如此，王府井和天坛公园等繁华街道和公园，顾客与携带家眷的游客非常多。天坛公园的杂技场和魔术棚也都座无虚席。被称为「集体企业」、采取合作社方式的杂技团和曲艺团的表演，为娱乐很少的市民生活增添了光彩。门票的销路也很好。    在时隔十三年后重新开设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室，引人注目的是陈列了刘少奇的照片。    按照「要根据实践实事求是地考虑党史」的原则，也陈列了几张林彪的照片，不过，这几张照片都是同其他人的合影，同刘少奇照片的处理方式仍有区别，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十亿邻人争取安定发展，中国建国三十周年有感》，摘译如下：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的国庆节。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来看，三十年不过是短暂的期间，但在这段期间里，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并已达到宪法上所讴歌的“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赛珍珠的著作《大地》中的饥饿和流浪的农民形象已经消失，衣食住基本得到解决。如果考虑到中国拥有近十亿的人口，可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国际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作为仅次于美苏的大国，获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正在各种问题上发挥影响。不言而喻，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虽然还在发展中，但是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可以肯定将来会大有发展，现在正在致力于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因此，其动向不仅为我国也为国际所关注。    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是使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调整、现代化等重视建设的时期同大跃进、文化革命等重视革命的时期交替进行的。也可以说是重视建设——稳步政策同重视革命——激进政策时期的对调。关于这个建设和革命两种时期在历史上放在何等位置上的问题，中国国内也还在议论不休，不能轻易作出判断。但是，如果单从经济的侧面看，中国在建设时期生产就上升，革命时期就停滞或造成混乱。从革命路线转向建设路线，是在去年二月和今年六月的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具体化了的。目标是谋求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均衡发展，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华政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提出的各种措施，却有几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宣告今后没有必要再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规定要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同时表明强烈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文化革命脱离了防止修正主义的本来目的，整天忙于武斗。对这一点进行了反省。    华政权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同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有非常类似之处。    现在的现代化路线，在很多方面与二十多年以前的八大相同。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在战术上后退到八大这条线，然后重整旗鼓，谋求稳定发展。这决不意味着只是八大路线的重演。尤其重要的是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好转。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美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在国际上被迫处于孤立地位。而现在，中国却同日美两国都建立了协调关系，此外，还加强了同西方国家的广泛接近和交流。虽然同苏联处于对立关系，但是这也以最近开始的副外长级会谈为中心，再次努力改善关系。    一般认为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为每个时期的政治态度都强烈地反映在对外政策上。从这种观点来看，重视建设的现代化政策值得欢迎。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同西方国家怎样加强交流，也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的口号中也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站在我国的立场上所指望的勿宁说是确立稳定的中国，而制度的不同可以不管。因为我们相信，这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合众国际社波士顿九月二十八日电】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对欢呼的工会成员说，当他在几周年宣布他是否在一九八○年向卡特总统提出挑战时，他们将不会感到失望。这些工会成员在星期五决定支持肯尼迪。    在肯尼迪今天发表预示他将要参加竞选的态度最坚决讲话之前，马萨诸塞州的劳联—产联在高呼声中通过了支持肯尼迪竞选总统的决议，并且要求全国劳联也这样做。    肯尼迪说：“你们将在今后几天或几周内听到我对你们的决议的反应，我认为你们将不会感到失望。”    后来，在数十个工会代表跳上桌子欢呼的时候，肯尼迪参议员把人们献给他的一件书有“让肯尼迪在八○年执政”字样的短袖汗衫高高举起。    肯尼迪说：“我刚才还在寻找一件好在参院穿的舒适的衣服呢！”    他还在今天强烈地攻击了卡特政府的能源政策。肯尼迪说：“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本届政府取消了对石油价格的控制，石油公司肆无忌惮地牟取巨额利润的情况。”他谴责政府采取的那种不通过暴利税就拒绝保证在今年冬天帮助老年人和穷人支付燃料费用的做法。    【美联社波士顿九月二十八日电】（记者：迪克·布劳德）今天在马萨诸塞州劳工委员会的一千名会员中的一些人高呼鼓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    常常向挤满人的会议大厅高喊的肯尼迪说，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还不指名地批评了那些声称“我们的问题太复杂千方百计也解决不了”的国家官员。    肯尼迪说：“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美联社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九月二十九日电】（记者：洛兰·奇科斯基）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鲍威尔昨天承认，卡特总统正在动员他的力量来破坏佛罗里达州的活跃的征召参议员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的运动。    鲍威尔到这里来是为在卡特的支持者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的。他说，卡特正在加强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活动，以便为十月十三日民主党的秘密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各县将选出参加州代表大会的代表。    鲍威尔对记者说：“我想，我们将会在这里打一场硬仗。尽管佛罗里达州的秘密会议对多少代表能当选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无影响，但是各种情况的结合使这些会议变得重要了。”    在过去两周中，卡特方面已为罗莎琳、副总统豪代尔、劳工部长马歇尔、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兰德里欧到佛罗里达州活动做出安排。    人们关心的是，该州六十七个县中的每一个县将选谁做代表参加十月十三日举行的党的秘密会议。过去人们认为选举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只不过是十一月十八日州代表大会进行测验民意的假投票以前的一次初步的交锋，但是现在人们把它看作是卡特同肯尼迪第一次较量实力。卡特方面的人希望通过争取大多数代表来打破肯尼迪可能抱有的任何当选总统的希望。肯尼迪方面的人曾说过，代表选举中的激烈场面将会暴露出卡特的弱点，使肯尼迪这位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决定争取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七日电】（记者：阿诺德·萨威斯拉克）福特今天警告人们不要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可能试图让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来代替他已故的哥哥约翰·肯尼迪的“逃避现实”的做法。    福特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没有点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名，但是他说：“如果民主党以怀旧情绪而设法逃避八十年代所面临的问题而退回到六十年代的幻梦中去，那是很危险的。    “怀旧情绪不能恢复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期拥有的军事上的优势。这个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怀旧情绪不能使六十年代初期的领导人回来，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位前总统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说明他反对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除非卡特总统和国会更新和增加美国的武器。    就象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所做的那样，福特要求制造ＭＸ导弹、新的战略轰炸机、加快建造三叉戟潜艇和其他造船活动的速度，并采取其他步骤，包括将国防开支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加百分之五。    福特是在发言的末尾提到政治上逃避现实的问题的。他说：“怀旧情绪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可能成为悲剧。”    他在向民主党人发出警告之前，先告诉共和党人说：“如果我的党内有人认为过去的岁月的简单现实能够帮助一个总统在今天管理国家，那是错误的。”    福特说：“以怀旧情绪管理国家也好、以意识形态习惯性思维方式管理国家也好，同没有经验的人管理国家一样都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

【本刊讯】日本《新潮》周刊杂志六月二十八日一期在西洋新闻阅览栏内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男子女性化》，全文译载如下：    据泰国有代表性的报纸报道，最近，苏联男子显著女性化。因为这个国家参加工作的妇女明显增加，俄罗斯民歌中歌颂的那种充满粗狂味的男子正在逐渐消失。    《曼谷邮报》报道，卡尔·马克思在被问及“男女各自值得称赞的资质是什么？”时，回答是：“男的力气大，女的力气小。”但是，今天苏联的妇女唉叹，“苏联的男子已丧失掉许多男子味”。社会学者们也忧虑地说：“苏联正在逐渐变成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    最近，苏联的一家报纸以《真正的一家之长是谁？》为题，对总计一百个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九十个家庭中的妻子回答说：“是我！”丈夫也表示同意。剩下的十个家庭中，有九个家庭的丈夫回答说：“是我！”而妻子对此提出异议。    只有一个家庭的妻子回答“一家之长是我丈夫”。这家报纸立即对这个家庭给予赞扬，并问，“你想要什么奖品？”，丈夫则对妻子说：“喂！你看要点什么奖品呀，你定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劳动力中妇女所占比重极大，集体农庄中实际上达百分之五十二，工厂也占百分之四十八。今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女性是一亿四千万人，男性是一亿一千万人，平均寿命女的要长得多。    也就是说，在苏联，不论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庭里，常常是女的压倒男的。    今天，在西伯利亚那样大的自然环境中工作的男子被描绘成身体结实的彪形大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然而，苏联女子特别厌恶城市里的男子。不久前《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收到一个妇女组织中的一位姑娘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我经常在街上见到象女人打扮的男人，我们绝对不能把那样的人称为男人。”

【本刊讯】奥地利《人民报》九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气氛暗淡的收获节》，全文译载如下：    波兰最近几天在庆祝收获节，气氛不那么热烈。这个国家的农业连续五年遭到歉收。今年的粮食收成将比计划指标低九百万吨。这对苏联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耕作面积要小得多的波兰来说，就算是严重减少了。    波兰政府对这次减产发表的官方声明说，这种结果是由于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天以及夏天部分地区的干旱所造成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也同样是以此作为歉收的理由。如果只有一年歉收，这种理由也许是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是连续第五年歉收，人们再以此为理由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在波兰——与其他东方集团国家不同    ——个体农业占百分之八十。计划经济的失灵（比方说象在苏联那样），几乎不能作为歉收的原因。但人们也不能把个体经营说成是歉收的罪过，因为在气候条件与波兰一样的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一九七九年里却并没有出现歉收的现象，而这些国家的农业则完全是个体经营的。    因此，在波兰必然有一种只是造成这个国家歉收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机器设备不足或农民缺乏技术训练，或者因为农村的劳动力太少。波兰新的歉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华沙不得不在西方市场上购买歉收的几百万吨粮食。这对波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由于苏联在美国的需要量迅速增加，粮食的世界价格在最近几周里提高了约百分之四十。波兰长期以来一直就缺少外汇。此外，预计今年波兰的经济增长率将只有百分之零点五。所有这些问题在波兰政府和西方经济界人士所举行的会谈中都将要进行讨论。如果波对苏的地位进一步削弱的话，这对西方来说将是不利的。给波兰赠送什么礼物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也许可以找到另一种办法。

说美国成年人有五、六千万未读完中学，其中有四百万是不能读书或写字的文盲    【美联社纽约九月十日电】（记者：米特甘）福特基金会的一份新研究报告发现，有六千四百万美国成年人缺乏运用语言本领。    昨天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所列举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文盲统计数字是对文盲所下的一种新的和更广泛的定义的结果，已不是不能阅读和写字这种意义上的文盲了，这份研究报告题为《美国成年人中的文盲》。这份报告的其它研究成果有：    现在文盲还没有一种单一的和一致的定义，所以对于有多少成年人是文盲所作的估计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把没有读完中学的成年人的人数算文盲，那么就有五千七百万到六千四百万成年人是文盲。要是只把根本不能读书或写字的人算文盲，成年文盲的人数也许只有四百万。美国的人口大约有二亿二千万。    在九个州中成年人至少有半数没有上完中学。

【合众国际社皮克斯基尔九月十六日电】厨师艾克瑙尔星期日打破了世界最长条面包纪录，用一具特别设计的炉烘制了一条一千英尺长的长条面包。    这项创举在数月前已开始筹备，当时面包师、头厨和工程师们聚在一起想办法克服烘制一条一千英尺长面包的技术问题。    以前，纪录在《世界之最》一书的最长条面包是澳洲人烘制的，全长六百八十四英尺。（转载香港《新晚报》）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九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特写报道：    东盟在联大的下一个任务不仅是要将柬埔寨局势公诸于世，还要设法争取通过一项有助于探求政治和平解决的方法的决议案。    目前东盟正着手拟订的建议：将要求先在柬埔寨停火，要越军撤出，然后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成立一个不会仇视任何邻国的政府。    在联合国活动的东盟外交官。必须小心地避免它被越、苏和古巴指为是替中国作事，这对不结盟国家而言，是很重要的。    联大的决议案实际上只有精神与道义上的作用，因此，越南势必会置之不顾，这样一来，这项冲突能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机会就不太大了。“东盟正希望，越南将不再继续认为这种局势是‘无法扭转的’。它曾表明，它愿意听取越南和苏联的意见，并且显然和它们保持比今年初联合国开始处理这问题以来，更加密切的接触。”    “东盟和越南代表之间，还没有进行直接的接触，不过，东盟方面不久可能直接通过中间人，主动向越南等方面进行接触。”    “在东盟方面，正如它过去在安理会上的辩论一样，继续尽力要划清它和中国的界线，以便维护它公正不偏的作法。”    东盟是尽力要使它不致卷入中苏经常出现的对抗之中，并且要表明它的立场，是根据其本身独立的立场决定的。这样的作法，是得到大多数不结盟成员国的同情。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九月三十日电】伊朗的新国防部长穆斯塔法    ·查姆兰今天说，“由于殖民主义者搞了许多阴谋活动”，因此这个国家“决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查姆兰的讲话与过去官方的声明是相矛盾的。官方的声明说，伊斯兰政权将把国王原有的二十八万五千人的军队削减一半。    四十八岁的查姆兰对《世界报》记者说，他打算“清洗”军队并改组武装部队，因为目前军队的体制还是“魔王”（国王）时代的体制。    查姆兰说：“我常对自己说，伊朗不再做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警察，也无进攻任何人的意图，因此没有必要保持一支能应付大规模冲突的军队或武装部队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过去几个月里，严酷的事实表明，殖民主义者搞的许多阴谋活动还在进行。    “即使我们不去损害别人，别人还要来危害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不是不必要的。”    他说，他清洗武装部队将“自上而下地进行”。    查姆兰说，但是，这次改组决不会仿效任何现有的体制。    【路透社德黑兰九月三十日电】查姆兰两天以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前游击队员在任职以来第一次会见德黑兰日报《世界报》的记者时说，这次清洗的目的是要把武装部队的水平提高到伊斯兰和革命的标准。    查姆兰说：“这次清洗将从最高层开始，然后再层层向下展开”。    他作为副总理曾负责建立了革命伊朗的新情报机构。    查姆兰曾主持政府最近对库尔德叛乱分子展开的作战活动。他说：    “当殖民主义者把重型和轻型武器送到伊朗来的时候，解散武装部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我们将需要达到伊斯兰和革命标准的武装部队。”    名义上，伊朗有地面部队二十八万五千人，空军十万人和海军二万八千人。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几十名高级军官被处决，还有许多已逃往国外或被解职。    查姆兰对《世界报》记者说，伊朗不会与其他国家保持任何军事条约。    他说，伊朗希望购买伊朗军事装备的零件，特别是它的美制直升飞机和战斗机的零件，但是只有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购买。    他还说，否则伊朗就会“到别处去购买别的东西”。

【法新社马拉博九月三十日电】马拉博电台九月二十九日晚上宣布，马西埃·恩圭马及其六名同犯已被处决。据可靠消息说，马西埃·恩圭马和其他六名罪犯是在当地时间十五点三十分在马拉博监狱的大院里被枪决的。    观察家认为，马西埃·恩圭马之死使受到十一年独裁创伤并且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绝的人民获得解放。

【美联社伦敦九月二十九日电】伊朗的波斯通讯社今天报道，据阿富汗伊斯兰运动办公室发表的公告说，穆斯林战士攻进了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打死了大使馆的六名雇员。德黑兰电台援引的波斯通讯社的报道还说，喀布尔宪兵司令也被穆斯林战士打死。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九月十六日刊登伊恩·马瑟发自哈瓦那的一篇报道，题为《卡斯特罗照料加勒比》，摘译如下：    有两千到三千苏联战斗部队驻扎在古巴的消息看来使那些相信“加勒比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人有了依据。    根据这一观点，在莫斯科制定了一个大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将一个接一个地使各加勒比政权“不稳定”，直到这个地区处于古巴的控制之下。    这里的无党派观察家认为，这样一个见解是牵强附会的。他们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个地区的政策是争取朋友和影响人民的政策。它与其说是经过协调的，不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有着慈善的外表。    可以在它的医院中看到古巴的革命热情的友好外表。威廉·索勒尔教学医院具有代表性。    该医院专门治疗儿童疾病。该院院长帕斯托    ·卡夫雷拉博士骄傲地概述了他的医院在派医务人员去国外工作方面的记录。    这所医院的十五名医生在牙买加、圭亚那和安哥拉工作。他说，去国外工作非常受欢迎，因为有一个“全国运动”鼓励这一点，因为古巴人感到有义务帮助欠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自己得到了苏联的许多帮助。    卡斯特罗在七十年代初对讲英语的加勒比地区感兴趣。在那以前，据认为存在着太多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障碍。    古巴积极干预了一九七六年牙买加的大选，给曼利以作法上的指导，这帮助使他再次当选。古巴使馆的人员甚至参与了街头的竞选活动。    同曼利一样，圭亚那总理伯纳姆也发现古巴生活的某些方面吸引人，特别是古巴“人民政权”机构实行的教育制度和劳动纪律。卡斯特罗通过派医疗队和派发展渔船队的小组培养圭亚那。古巴在加勒比地区提供的唯一直接军事援助，是向格林纳达提供的。今年早些时候，在格林纳达发生了左派革命。    以格林纳达现任总理毕晓普为首的新宝石运动已同古巴接触了几年。虽然格林纳达革命是土生土长的，但是古巴提供了武器和空中支持，现在据说古巴在训练格林纳达的防务部队。    卡斯特罗还在同圣卢西亚的左派政权和多米尼加岛加强接触。    古巴的影响有限，它几乎拿不出资金来了，它拥有的资金来自俄国人，由于美国对苏联军队驻在古巴一事神经过敏，俄国人不愿意在加勒比地区做得过分。    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例如，牙买加和古巴都严重依赖糖，牙买加出口的一种原料铝土对古巴没有用处。    新类型的进步的加勒比领导人没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实行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他们都愿意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外国援助就向什么地方寻求外国援助。是否会驱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加入马克思主义阵营，这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同样也取决于卡斯特罗。    在中美洲建立左派政权来取代腐败的右派独裁统治可能导致卡斯特罗更积极地干预拉丁美洲。古巴在去年秋天之前同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者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他们的援助大多来自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    后来，古巴开始提供武器和在古巴训练桑地诺游击队员。在革命以后，古巴迅速以教师和医生的形式提供了援助。    如在这个地区的别处一样，卡斯特罗对尼加拉瓜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长远的。这项政策达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牙买加反对党领导人指责苏古对牙进行渗透    【本刊讯】美国《保守文摘》月刊九月份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同牙买加反对党领导人爱德华·西加的一次谈话》，摘译如下：    牙买加反对党领导人爱德华·西加最近指责说，五千名古巴人员在牙买加自由自在地活动。为了探究这一指责，自由作家萨·考斯顿采访了西加。    问：古巴和苏联在牙买加的影响的具体例子是什么？    西加：一、附属于特种部门（情报局）的治安部队正在古巴受训。    二、曼利政府正派牙买加青年去古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灌输。    三、曼利正用古巴提供的武器来装备他的由无知的和未经训练的青年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内卫队，给他们以逮捕权。    四、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长拜访了古巴谍报机构情报总局的新站长卡·迪亚斯的家。这种事情以前在牙买加从来没有发生过。    五、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最近同苏联克格勃的一位高级人员一起视察了牙买加农村。这又是一件在牙买加前所未有的事情。    六、在人民民族党内建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同苏联的关系。两名高级文职人员在这个委员会任职，为该委员会提供公共资金。（在这次采访后，西加透露曼利的人民民族党同苏联共产党签署了一个协定。）    问：古巴的影响在整个加勒比地区扩展吗？    西加：是的。我要补充说，古巴，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正在利用牙买加和圭亚那来达到那些讲英语的小岛。最近开始接受古巴援助的格林纳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岛。    问：你如何形容美国—牙买加的关系？    西加：美牙关系今天比三年前华盛顿新政府渴望同曼利政权建立密切关系的时候更不确定了。曼利政权不是华盛顿起初认为的那种心地纯洁的改良主义政府。它同古巴的关系和它在国内的失败使华盛顿感到失望。虽然我不能评论美国的政策，但是我认为，“安德鲁·扬综合症”——“不用担心加勒比，因为我们有朋友负责”的态度——对这个地区有很大的危害。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九月十七日至九月二十日连载该报副评论委员长荒川弘的文章，题目是《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摘译如下：深思非市场经济的痛苦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的两周多的时间里，我作为经济评论访华团的一员访了北京、西安、上海、杭州等中国各地。从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正进入“经济时代”，确实使人感到已同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极左的“政治时代”诀别了。但是，可以认为，“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第一位”和已经走上“新（经济的）长征”的中国的前途，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通过这次访华首先感觉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常有的保密主义和只说好、只让别人看好的方面的态度，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已不太存在了。有关方面人士相当坦率地暴露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连弱点和缺点也不隐瞒。例如：我们访华团会见副总理余秋里时，会谈了三个多小时，这也可以说是破例的。会谈当中，他相当坦率地讲了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其他从事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干部也是这样。    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认为，其中之一也可以说是“克服国家管理经济病”的问题。    中国经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期间（由文化革命到四人帮统治的时代）基本上是停滞不前，仅从经济上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浪费了时间。    关于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许多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四人帮破坏和妨碍了经济。    的确，不能说四人帮的影响不存在，那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即使承认四人帮的“罪状”，也似乎不能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停滞全都归咎于四人帮的“政治”。    此外，中国革命以后的经济管理体制本身似乎也有问题。我觉得，通过这次访华，这个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解决。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国家管理经济或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病根。    老实说，真未曾想到这次在中国竟能听到和看到英国病（即佝偻病）之类的事情。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中国，许多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国家由上面制定计划，发出指示。各个企业之长从来都没有经营上的责任和权限。生产、分配和资金储备都由行政官僚单方面作出决定。这种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效率降低，企业的自主性丧失，懒惰也随之产生。国有企业利润从来都是全部上缴给国家，相反，即使出了亏损，国家也给弥补，不存在倒闭的问题。干不干活也保证发给一定的工资。由于企业本身不掌握自己工厂产品的需求对象，所以，不管库存多么积压，仍继续生产。并且废品的比率大。要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话，肯定是要倒闭的，而国有企业却不会这样。    其次是，僵硬的国家管理经济造成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因为不能确立适当的分工合作和专业体制。    据说，中国有三十多万家企业和一百万种商品。由北京这个中枢机关来统一并灵活地统制、管理、运营那样大的中国，是非同小可的。    反过来说，上述情况说明，市场结构或竞争原理的机能在中国经济中是发挥得不充分的。即使在政治上把四人帮打倒了，但若不对这些根本上的经济运营的状态动手术，大概就不能进入“经济的时代”。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学者经常说“市场的失败”。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经济和市场结构至上主义常常使经济发生偏差。日本经济的过分竞争等就是一例。所以说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引进某种管理和计划性。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却与此相反。从事具体经济业务的执政者和一部分经济专家们现在好象正在深思也可以说是“非市场经济失败”的痛苦。引进竞争和自主性    中国提出的所谓八字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上述全部内容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经济调整”。    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加强现代化的基础。    关于八字方针中的改革和整顿问题。这个问题与上部分谈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的现状有联系。    首先从简单而浅近的例子说起。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旅行者，在这个广场有国营企业照像馆扎的帐篷。旅客排队等待照相。摄影师在一定的地方架设照相机，旅客相继站在被指定的地方，请摄影师拍照。而摄影师不动。    可是，最近在这里出现了集体所有制摄影部。他们一清早就上班了，自己移动，站在旅客感兴趣的地方拍照。竟有那样周到的服务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同垄断的国营企业照像馆竞争的竞争者。    再举一例。雇用从地方回到城市里的下放青年等，去年五月上海市也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服务性企业，从事修理电扇、收音机以及处理垃圾等工作。可是，过去历来委托国营企业修理电扇，需要等两、三周时间，但现在让集体所有制企业修理，仅需两天时间，并且，修理费也便宜百分之十五。这当然是对国营服务性企业的刺激。    以上的例子都是小规模的，但尽管如此，从这些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想要作什么。也就是说，引进竞争、市场结构、企业经营的自主性等，这就相当于八字方针中的“改革”。    由于在长时期中，对中国经济的素质习以为常了，所以，一鼓作气推进改革、整顿是难以办到的，也有可能使干部和劳动群众发生混乱和感到困惑。    人们经常说，中国的设备和生产水平比日本落后三十年左右。战后日本依靠从美国引进最新技术和设备，赶上了美国，有的也把中国与日本这一时代相对比。但是，我认为，不谈经济结构，单单从时间上、或者数量上的差距来看日中关系是不合适的。战后的日美关系，确实存在数量上的差距，但市场规律和企业经营等经济土壤却是相同的。因此，只要引进最新式的设备和技术，就能够迅速赶上。但是，中国在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业务技术等质量方面（同日本）存在不同和差距，因而，目前中国首先想修整这一点。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时即使引进最新设备和大型机械，但谁去开动、怎样管理、按照什么程序进行经济管理就立即成了问题。    日本经济界在日中狂热时期，一时热衷于销售最新设备。这看上去好象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未必如此。办法是，再稍微适应对方的土壤、注视着事态变迁的阶段进行实实在在的合作。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才是实现日中友好的途径。充实生产基础是先决条件    据说，由于电力不足，有些钢铁厂每月只能开工十天。听到这种情况后，感到社会主义的传家宝——计划经济本身就不周密。另外，当初日本经济界在没有充分掌握中国实情的情况下，就积极地推销各种成套设备，不能不认为这种热情也有问题。    总之，规定了三年的调整期，恢复国民经济平衡，与此同时进行经济管理上的改革和整顿，全面进行经济调整。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恐怕决没有错。    但是，并不是没有问题。使近十亿人口对生活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这从国家管理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负担也很重。可以说经济调整是基于“欲速则不达”的原则而制定的政策。不过，我想这三年将是艰苦的三年。危害现代化的癌症是人口    今后三年左右的“经济调整”期间，对现代的中国建设来说，毕竟将是决定重大胜负的时期。我想在最后指出中国在调整期间所面临的五个课题。    第一是智囊阶层的厚度问题。的确，中国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懂技术的行政官僚。他们强调必须采取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技术和措施。不过，日本战后引进美国等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经济管理方法，并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因，是除了有一部分优秀的技术干部之外，还拥有很厚的教育水平高、具有灵活地吸收和适应能力的智囊阶层。教育工作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从文化革命到四人帮时代，没有抓教育工作。十年来，年轻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很多人在农村生活了七、八年。因此，中国也指出，现在的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青年中存在着教育水平低的问题。    中国如何解决缺少人材的问题，仍然是重要的课题。    第二是仍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可能是由于四人帮时代留下后遗症的缘故，他们担心再次回到偏向极左的时代。    要使采取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积极归队，就需要现在的路线固定和安稳下来。实际上，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稳定这条路线。在这里也有一种苦恼。    第三是路线争论的结束。当然，即使中国经济采用市场结构和竞争原理，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化。对中国来说，如何使计划经济和市场结构协调一致是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中国已经上台的一批技术领导干部和经济专家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原则，目前无论如何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法。凯恩斯的译著转瞬之间就被抢购一空，最近列昂节夫和塞缪尔森等现代经济学家的译著也已问世。大概这就是它的一种表现。但是，对这种态度当然也有反对和不同意见。在不久以前的四人帮时代和锁国时代，这一直被批判为崇洋媚外，被说成是走资派。    第四，提高经济管理效率、自负盈亏、采用市场原则等，当然是以“个体”为主，是以社会权利和政治自由为前提的。而且，这必须用历来被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中国最近经常使用“社会民主”这种说法。不过，在这一基础上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也是引人注目的。    第五仍然是人口问题。看到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人山人海的情景之后，难免要产生这样的印象：无论怎样提高生产也要被巨大的人口漩涡吞掉。或者反而有这样一种感慨：有一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富裕起来，采用了富有国家使用汽车的标准，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呢？据说同中国作战的人会被拖进人海战术。不过，现在执政者正在为中国经济本身不被人海所埋没而拼命奋斗。    尽管如此，近十亿的人口仍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人类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因此，也有人说，中国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所以，中国发生混乱，世界就会混乱。对日本来说，不能不希望邻邦中国稳定，而且要不惜给予相应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