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普里切特）中国今天在庆贺共产党统治三十年的盛大宴会上举杯庆祝它的未来，但是没有提到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主席、总理华国锋赞扬了各阶层人民，从伐木工人直到科学家，但是他只有一次援用了毛的话，华说三十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华主席今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讲话时赞扬了人民的成就。    真正的庆祝日是明天，但是，没有进一步安排庆祝活动，人民将按自己的方式欢度这个假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灯火通明，首都其他所有大的建筑物也都是如此，在气候宜人的晚上许许多多的人在首都街头游逛，观看节日的各种装饰。    今天白天北京到处贴出了推销包括钢琴和箱子在内的中国产品的广告画。    除了昨天的集会和今晚的宴会以外，没有其他的公众庆祝活动，因为政府正在提倡节约，它认为最好不要把钱花在放焰火等方面，而用在实现现代化计划上。    【合众国际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罗伯特·克雷布）中国新领导人今天在庆祝共产党革命胜利三十周年的国宴上祝酒时，几乎未追念已故毛泽东主席。    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向四千名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外交官发表了祝酒词。这次宴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华在一千二百字（英文）的祝酒词中只是提了一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    他的讲话的其余部分是对中国老百姓在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长篇赞扬。    星期一（十月一日）的革命三十周年庆祝日将是中国九亿多人民中大多数人享有的两天假日的开始。    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正式检阅因为花钱太多和浪费而已被取消。    今天北京的公共建筑物四周都有彩灯。    【美联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明天即将进入第四个十年时有选择地赞扬了毛泽东，但是，却提出了主要由于毛泽东的老对手们采取的现实态度而形成的指导原则。    在共产党执政三十周年的前夕，五千人今天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同毛的接班人、共产党主席华国锋一道为这个里程碑干杯。    出席在宽敞的宴会厅里举行的宴会的党的领导人又团结了起来，而且坚信未来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他们在毛逝世三年后遵循的方针，是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制订的，是资历很深的副总理邓小平热烈赞同的。    周恩来的老朋友、党内的二号人物、八十二岁的叶剑英昨天发表讲话，阐述了党的新路线，对毛的早期领导大加颂扬。他的讲话长达四十二页，为给前国家元首刘少奇死后恢复名誉打开了道路。    【法新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华国锋主席今晚在这里的庆祝人民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没有使用“霸权主义”这个词。    华主席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发展同各国的平等友好交往，反对侵略扩张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进步而共同奋斗。”    观察家们还注意到，华主席在谈到毛的时候是很慎重的。他只附带地提了一下这位已故领导人的思想。    这位党的首脑和总理预祝全国人民节日快乐。他首先提到了八亿农民，然后是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代表“祖国的未来”的青年（他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妇女、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宗教界人士”和华侨。中国政界所有高级人物都在巨大的宴会厅里就座了。外宾中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越南国会前副主席、目前侨居中国的黄文欢，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其他知名人物。在国庆节前夕的今天晚上，北京所有公用大楼都是灯火通明。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三十日电】美苏高级官员今天突然在国务院举行会议。    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在下午二时开始举行会议，但是国务院发言人诺尔不肯说明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甚至不肯说是哪一方首先提出要举行会议的。后来，万斯在白宫会见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布朗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合众国际社北京九月二十九日电】北京人民今天已开始用花炮、食物和悬挂红灯庆祝他们革命胜利三十周年的三天半庆祝活动。    这个拥有将近八百万人的首都到处都用红颜色点缀着，为庆祝从星期六（二十九日）下午开始到下星期二（十月二日）的国庆节，悬挂着纸糊的大红灯，灯的形状象深红色的大洋葱一样，上边镶着金边，下边挂着穗穗。    在象豪华的北京饭店这样的大建筑物前面悬挂着几十个红灯，在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上的小商店门前也挂着两、三个红灯。    在商店正门悬挂的巨幅红色横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几个大字。各条街道上以及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前的白色大理石的金水桥上都飘扬着浅黄色、淡蓝色或粉红色的小彩旗。    商店里琳琅满目，以向人民表明，共产党执政三十年给他们带来了消费品。    在北京，水果通常是比较少的，但是，现在，在人行道上的水果摊上以及在新出现的“自由市场”    ——农民们现在在这里为出售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东西——上摆着黄色的大甜瓜和成堆的苹果，而且比平常的大，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在街道拐角处都堆着大堆大堆的蔬菜，引来了急切的顾客，他们站在温暖的阳光下买菜。    服装店也具有庆祝节日的气氛，橱窗光耀夺目，店里摆满了冬装，数量比平常多，有羽绒或皮革外衣、西式皮鞋（今年秋天的新商品）、毛衣和绣花手套等。中国人在庆祝节日时不仅仅逛商店买东西，而且还同家人和朋友一起聚餐，并去逛公园、博物馆和广场。    节日期间的每天晚上，各家戏院和京剧院上演庆祝国庆节目的票子销售一空。最受欢迎的节目中有两个出现了周恩来的形象，很明显，他现在是中国最有威望的革命英雄。

说中国朝着一项宏大的现代化计划前进；亿万中国人民现在开始相信现代化计划终于指日可待了    【美联社北京九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星期一（十月一日）将庆祝它成立三十周年。它所开展的一项现代化运动可能需要它再拿出三十年的精力，这一运动的担子已经使它变得清醒一些了。    没有组织大规模游行，也没有象前几次大庆时那样的全国性的庆祝热潮。    在毛时代的二十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跟着一个又一个革命鼓点前进。    现在，他们又被号召去完成一项新的艰巨使命：在二十一年的短时间内使他们贫穷的、人口过多的国家实现工业化。    但是，亿万中国人民已开始相信，他们长期无法实现的现代化终于指日可待了，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使他们产生希望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个国家现在是由讲究实际的领导人掌管着，他们珍视稳定，把稳定看作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国庆节前，北京的标语牌上张贴交通安全标语。与此同时，共产党发布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新口号，如用“实事求是”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号召。    毛和他的战友们是在革命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他的伙伴们都是些身经百战的坚强的人（其中也有些妇女），他们参加过一九二一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历了三十年代的长征，在艰苦的内战使他们终于开进北京执掌了政权之后又一道分享胜利果实。    在胜利之后的八年中，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在朝鲜同美国人打了仗，同时还在国内进行了消灭贫困和疾病的斗争。    最近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说明取得了以下这样一些成就：一九七八年粮食产量为三亿零四百七十万吨，而一九四九年为一亿一千三百二十万吨；一九七八年棉花产量为二百一十六万吨，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四十四万五千吨；钢产量是三千一百七十万吨对十五万八千吨；煤产量是六亿一千八百万吨对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五十万吨。另一方面，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发射了八颗人造地球卫星，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八年进行了二十次核试验。    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的时候，中国已经被政治斗争、文化贫瘠和公开的贪污腐化弄得四分五裂。    一个月之后，江青和她的三个主要伙伴    ——现在被叫做“四人帮”——被捕。以邓为首的老革命家们重新回到了旧日的地位，但是对未来怀着新的设想。    由于年老而感到时间紧迫，他们开始了一项早就该进行的任务：使中国循着一项宏大的现代化计划前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二十九日刊登格韦茨曼的专稿，题为《卡特将就苏联驻军引起的争端发表讲话》《万斯汇报会谈情况》《据说葛罗米柯矢口否认在古巴的驻军具有战斗能力》，摘译如下：    卡特总统十月一日晚上将向全国发表讲话，谈美国同苏联之间由于美方说苏联的一个战斗旅驻在古巴而发生的僵局。    国务卿万斯昨晚和今天向卡特总统和一些高级官员汇报说，苏联已断然否认在古巴驻有一支战斗部队，并对美国提出的要使这二、三千人的军队失去战斗潜力的建议置之不理。    据政府官员透露，万斯说，葛罗米柯外长在九月二十四日和昨天在纽约会谈时坚持了苏联的如下立场：关于驻军问题的危机是卡特政府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葛罗米柯作出保证    官员们说，他唯一表现出灵活态度的地方，是保证决不使这支苏联军队——他坚持说这些军队只是以军事教官身份驻在古巴的——具有战斗能力。    国务院充满着对这一局势感到阴郁的气氛。一些官员说，这种局面是由于政府对情报界上个月发现在古巴驻有一支战斗部队一事处理失当造成的，并说，这支军队可能在那里驻扎十多年了。    本周末没有安排同俄国人进行任何外交接触。一些官员说，悄悄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机会，在于苏联采取行动把这支部队分散开来，把它的装备交给古巴人，可能还要把一些军队撤走，而且使美国侦察飞机和侦察卫星能够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拍下照片来。驻军问题使美苏关系变冷驻军问题已使苏美关系变冷了，也使战略武器条约有得不到参议院批准的危险。    今天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对这个旅驻扎在古巴一事采取什么行动。新成立的以克利福德为首的杰出的知名人士小组（即“贤人小组”）定于今晚在白宫出席便宴，讨论可能向总统提出的建议。    官员们说，该小组的七名成员和另外一个小组（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腊斯克）明天将同卡特会晤。    白宫一直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政府以外的顾问们究竟起什么作用。    克利福德小组的一些成员说，他们被告知，总统希望他们先提出尽可能完善的一整套建议，然后他再决定怎么办，并被告知，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提出的建议。权衡了一些使俄国人烦恼的步骤已经考虑过的打算中有增加对古巴的军事侦察和采取在政治上使俄国人恼火的行动，诸如对中国作出偏爱的表示等。    然而，卡特不肯同意要把解决在古巴驻扎的这个旅的问题，作为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的那些参议员的主张。白宫发言人鲍威尔今天说：“总统要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下去的决心是毫无疑义的。”    虽然举行过的会谈和关于苏美会谈陷入僵局的报道已经能够构成华盛顿的一场危机了，但是，政府官员有意避免制造危机气氛。    在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说，这种局面是一场“假危机”，并再次要求人们不要把苏联在古巴驻军问题同限制武器条约联系起来。

说苏联在世界上到处伸手，它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使许多国家和人民感到畏惧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评论，题为《干脆视而不见》，全文译载如下：    一个被莫斯科算作是自己版图的国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重新获得解放。中国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个巨人；南斯拉夫成功地获得了解放，因为它的人民是无畏的战士：阿尔巴尼亚也成功了，因为它离苏联较远。然而苏联对阿富汗却不想撒手了；苏联的空降部队已经在边境上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去扼杀阿富汗的叛乱。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在其阵营以外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地位以及对它的友好情谊。埃及已经离开了它。然而，苏联也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某个势力范围——现在不是又听说，苏联又向开罗提供武器了。在东南亚，由苏联撑腰的越南帝国主义，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苏情绪。但是，特别受到危害的泰国却充当了苏联通向越南的空中走廊的支柱。    苏联在世界上到处伸手，它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使许多国家及人民感到畏惧。苏联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一个军事强国，这些国家和人民又怎么能不害怕呢！美国，西方对此听之任之，不想再为西方的安全及自由作什么事情了。当均势已明显不存在的时候，美国已退却到持下面这种看法的地步，就是说美国认为自己的力量还足以威慑苏联，使之不敢采取重大行动。然而，关键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作为苏联对整个亚非地区进行征服及政治渗透的继续而对中欧发动的正面攻击，还不是对西方最重大的威胁，它的目的是要讹诈西欧——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军事优势的庇护之下进行的。    谁注意到这一点，谁就必然会对波恩及其它西方国家首都中所出现的那种严重自欺欺人的作法大为吃惊。只要联邦总理施密特—与勃列日涅夫、盖莱克或者卡达尔会晤，就大吹大擂，说什么这是“缓和”，对所达成的经济或人道方面的具体协议，是不能低估。但这些与面对苏联的压力与讹诈如何确保我们安全的问题却毫无关系，也就是与缓和毫无关系。不管我们是看到了这一点，还是对此视而不见，反正局势在日益紧张。

【路透社伦敦九月十日电】（记者：穆尔）英国的一项报告今天说，由于筹措不到数目并不大的一笔钱来买足够的疫苗，世界上每年大约有一千二百万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    报告说，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婴儿打上预防六种儿童患的要命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肺病、麻疹、百日咳、破伤风和白喉——的防疫针，每年大约只要花三亿美元就够了。    伦敦的保健经济学局的报告说，做这件事要花的钱，比一个象英国这样的西方社会的公众每年花在看电影上的钱多不了多少。    报告说，但是穷国——那里死的儿童最多    ——不是都能筹措起需要的这笔钱的。“富国应当在政治方面采取行动，把贫穷世界儿童健康方面的需要放在它们经济上迫切优先要办的事情之列加以考虑。”    报告说：“目前，世界上每年大约有五百万儿童在还不满一周岁时，就死于可以用打防疫针来预防的一些常见病上。”    “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每年死于这些疾病的大概有一千二百多万。”    报告说，另外大约五百万儿童虽然得病未死，但是却落下了身体上或者脑子上的残疾。伦敦保健经济学局的这项报告，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统计的帮助下写成的。    该局列举了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的运动（是苏联在五十年代最先建议开展的）取得的成就，它说，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预防上述六种儿童疾病的计划显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需要自愿捐款者捐钱。

【美联社波恩九月二十六日电】（记者：罗伯特·里德）显赫的苏联人的叛逃一直是报纸的头条新闻，与此同时，成千普通老百姓也由于担心经济前景维艰而一直在逃离欧洲的共产党国家。    许多叛逃者都是苏联集团社会中的所谓“新贵”——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    他们抛弃了他们的亲人、家庭、工作和安定的生活，以在西方过上没有把握但却自由的生活。    在最近叛逃的人中有：东德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携带着两岁的儿子驾驶着一艘可膨胀的橡皮船渡过波罗的海的一个海湾到达了西德；一名东德潜水员潜游过施普雷河在西岸上陆。现在还不知道今年逃离苏联集团的东欧人的总数，但是，今年八月份，有六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奥地利要求政治避难，是去年同时期要求避难人数的五倍。    同时，还有大约一千三百名东欧人经由南斯拉夫逃往奥地利。这些人是在他们的政府暂时放宽限制，允许其公民不用特别批准就可进入这个离经叛道的巴尔干国家之后叛逃的。    这些规定现已放宽。这样，度假的捷克人、波兰人和其他人就可以到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岸旅行，而不用开车穿过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要求所有外国人用西方货币购买汽油。    同时，西德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要求在西德避难。    东德人可以很快得到西德的护照，并且在西德安家，因为在那里，他们不象波兰人和捷克人，并无语言障碍。西德战后的宪法不承认东德人的国籍，所以从东德来的难民并不被认为是外国人。    今年，东德最引人注目的叛逃发生在九月十六日。当时两家东德人，连同他们孩子，乘坐一个自制的气球飞越边界。    西方观察家们认为，叛逃的人数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人们担心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和苏联集团在偿还西方债务上的困难而带来一场经济的急速衰退。    【路透社莫斯科九月二十一日电】苏联文化界人士今天说，本周叛逃美国的大剧院芭蕾舞演员科兹洛夫，是这个舞蹈团的共青团的一个高级负责人。    这些人士说，由于他表面上持正统的政治立场，他的同事都叫他“共青团先生”。他今年三十二岁。当该舞蹈团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他曾担任过几个独舞的重要角色。    他的妻子也是舞蹈演员，同他一起叛逃。这些人士说，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家庭出身，是作为舞蹈团的“无产阶级代表”被提升上去的。这些人士说，共产党的宣讲人员对其听众说，他的叛逃表明，苏联意识形态教育失败了。

【路透社伯尔尼九月二十八日电】政府今天说，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已被驱逐出瑞士，因为他非法搜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的情报。    联邦司法和警察部没有点这位官员的名，但是它说，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负责领事事务的二秘。他已于几天前离开瑞士了。    瑞士警察发现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情报机关的特务，并在非法搜集有关谋求在瑞士政治避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    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瑞士反特机关从一九四八年至去年年底破获了一百八十八名间谍。这些人当中有六十三名是西方的或亲西方国家的特务，其余都是东欧人，其中包括约四十名捷克斯洛伐克人。

说越从柬掠夺了大量物资，包括艺术珍品；许多证据都表明越南对柬埔寨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必须承担责任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九月二十五日刊登伊·贝克尔发自胡志明市的一篇专稿，题为《代价超过了预计》《河内在柬埔寨的冒险》，摘译如下：    据许多参观者说，到柬埔寨首都金边访问的外宾例行公事地被带去参观前皇家饭店五号房间里纪念波尔布特时代的一位烈士的神殿。这个房间里设置起了三张床，地板上涂了一大摊血迹和头发。    主人告诉参观者说，“这里是英国教授马·考德威尔被波尔布特暗杀队杀害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证明这件事的文件。    这完全是捏造。我所以知道这是捏造，是因为当考德威尔在去年十二月份，在距这个饭店约一英里的座落在柬埔寨首都一个保卫工作远为差得多的地区的一个宾馆里，被身份不明的恐怖分子枪杀时，我就在那里。考德威尔在访问期间一次都没有跨进过这个老的皇家饭店的大门。    然而，包括美国的一家重要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报纸和许多共产党政府都相信越南的这种说法属实，并且重复越南的这种说法。越南人出于要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相信他们今年一月份入侵柬埔寨是正义的这种需要，篡改了历史，把自己装扮成无私的解放者。他们对占领柬埔寨在政治、军事和人力上花费的代价所作的估计是极其错误的，以致看来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好把柬埔寨当时和现在的一切问题统统归咎于波尔布特的四年统治。    越南人目前掠夺柬埔寨，那里发生的饥荒以及最近有许多人死亡这几点，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波尔布特的。在泰国对之进行采访的柬埔寨难民、最近去柬埔寨访问的人以及越南本身的证据都表明，越南人对柬埔寨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必须承担他们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    难民们提出的批评最严厉。来自柬埔寨东部磅湛省的一位名叫韩道的柬埔寨难民说，“越南人把大米、轮胎、工厂的机器、布匹、家俱、车辆的零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抢走了”。韩道说，他看着越南人用卡车载着这些东西沿着七号公路运进越南。    韩道接着说，“越南人的战略是，要做出一种假象，似乎仓库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柬埔寨人民偷走的。在磅湛市，他们让我们从仓库里拿一些东西，用摄影机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然后，他们便撂下了摄影机，把任何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据为己有。船只、汽车全都运到了越南。”    韩道叙述的情况，得到泰国难民营里的其他难民们的证实。来自湄公河东岸的一位名叫吴舒壮的柬埔寨难民说，“我亲眼看到越南人把床、汽车轮胎、一切东西都拿走。”    他说：“越南人用卡车把这些东西运走。他们把大米运走，运回小麦。他们又利用这批小麦在这个市场上换东西。”    越南本身就提供了部分证据。前不久访问柬埔寨的一位外国官员对本记者说，越南人把一批白色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弄到了越南。    这位官员说，“象任何占领军一样，越南人也取得某些掠夺物。”    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的古董商店里，可以看到确凿的掠夺证据。从越南的这些古董店里可以看到的东西来判断，把柬埔寨的艺术珍品偷出来运到越南的现象肯定是普遍的。这些艺术品有普通的木雕佛像、无价之宝的石雕、黄铜制品、舞姿泥人和吴哥时代的半身塑像。    记者就这些珍品的情况和来源向商店营业员提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引起了警察的监视，而在我坚持要提问时，向导就突然结束了那天逛商店购货的活动。    国际社会已对此提出了谴责。它们拒绝承认越南人今年一月份扶植起来的韩桑林政府。    事实证明，波尔布特是一个比越南人所曾预料的更为有力的军事敌手。红色高棉大约有两万军队，其抵抗使越南人无法控制农村。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九月三十日发表评论说：    昨晚宣布的军队任命名单是很长时期以来派系色彩最少的任命。    所有的人选都是从资历和能力出发任命的。没有一    个在政治上与江萨·差玛南总理接近的人被任命担任军队要职。最重要的任命是山吉巴滴马将军担任陆军副总司令。此前他是陆军参谋长，再早的时候是南方的第五军司令。    【本刊讯】泰国《民众之声报》九月三十日报道：    今年军方人事调动只在陆军中作了大的调整，其中有些职务的变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亲江萨总理的原国防部次长巴隆·威拉比上将和原国防部副次长蓬·他纳普上将被免去原职，调驻国防部次长办公室，不再主管要务，等于在国防部休息。

说日本企业通过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让职工参加经营管理，增强责任感，以提高企业的成绩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十七日刊登工藤秀幸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开展新的小组活动，发挥职工创造性和提高士气》，全文译载如下：    最近，“建立热情洋溢的车间”这一作法日趋流行。它是通过小组活动，全面研究人与工作的关系，让职工参加经营管理、增强责任感，以提高企业的成绩。如果由管理系统人员作工作，就不能很好地沟通思想。而且，提出创见和新办法也不会那么活跃。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和谐，而被“权力”之墙隔开。那么，索性在车间内建立小组、把其优点积极地灵活运用到企业经营上来，进行这种尝试的企业正在增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切忌随便乱用小组。重要的是，在理解其特点的基础上，努力“建立热情洋溢的车间”。    最近，车间小组活动的特点是，以早已在车间扎下根的ＱＣ（质量管理）小组和ＺＤ（无缺点）小组为基础，增加进新的目标，或者形成自主管理小组，这种趋向日益加强。    ＱＣ小组于一九六二年出现，ＺＤ运动于一九六五年自美国引进，这些作为车间小组活动的代表，目前仍在展开积极的活动。    ＱＣ小组刚成立时，具有浓厚的学习会的色彩，目的是增强第一线监督人员的质量观念，提高质量管理知识。但目前已在全体职工中铺开，甚至发展成为一支努力改善企业素质的“实践部队”。截止今年七月，在日本科学技术联盟登记的ＱＣ小组已超过十万个，参加人员接近一百万人。另一方面，ＺＤ是一九六二年美国马丁公司为缩短导弹的交货期限而开始实行的一种办法。这一办法的中心是“使职工一开始就确立正确无误地进行工作的动机”。因此，不单要做好工作，而且要“正确无误地做工作”，是这种作法的典范。日本电气公司注意到美国的ＺＤ后，于一九六五年引进了这种作法。马丁公司开始实行的这个计划是以每一个职工为对象的，但日本电气公司则把这种作法同当时已经引进的ＱＣ小组活动结合起来，展开了小组活动。它成了我国ＺＤ运动的起点。    后来，通过全国推进ＺＤ协议会，进行ＺＤ的普及工作，目前有九千多个事业所开展这种运动。依靠全体职工保全设备不过，最近出现了一种动向，即以ＱＣ小组和ＺＤ为基础，开展新的小组活动。第一是解决问题式的小组活动，第二是自主管理式的小组活动。解决问题式的小组活动它是通过小组活动，找出企业内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譬如，富士照相胶卷公司富士宫工厂实施ＴＰＭＩＲＭ活动等就是其中的一例。所谓ＴＰＭＩＲＭ，是指通过全体职工参加，自主地进行生产保全工作（用最少量的费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和设备的能力），为此利用小组形式。历来的主要作法是，设备由安全检查部门进行检查、整备和修理。而ＴＰＭＩＲＭ的特点是，改变了这种作法，每个职工“自己照料自己的设备”。    以一九六六年开始活跃的小组为中心开展活动的企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当然，倘若没有生产保全的知识，小组就失去了作用。因而，也进行“培养人”的工作。例如，以生产线的全体职工为对象，开办了学习会；把生产线各班的骨干人员派往技术研究中心，使其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这已成为出成果的动力。    此外，利用小组进行“无灾害运动”也很盛行。比如，中央防止劳动灾害协会以消灭劳动灾害为目的，提倡开展“无灾害运动”。这一运动是想通过企业中心——生产线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彻底进行安全卫生管理，以消灭灾害。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可能实现无灾害的，因而，现在寄希望于车间内小组活动。当然，就小组进行无灾害活动来说，与为此目的而成立新小组相比，利用既有的ＱＣ小组或ＺＤ小组一起搞的似乎也并不少。独自制定并完成生产指标自主管理式小组活动，其宗旨是，在产量、交货日期、质量、成本、安全等方面，委托给小组以某种程度的权限和责任，使职工感到劳动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积极开展这项活动的是三菱电机公司中津川制作所和饭田工厂。中津川制作所于一九七一年开始自主管理活动。该制作所的ＺＤ运动于一九六七年开始，在开展这项运动的过程中，使扩大职务、充实职务的想法固定下来，同时建立了职工的教育训练和支持自主管理小组的体制。比如，在教育训练方面，实施以变革监督人员的思想为目的领导训练和专门教育、以小组组长为对象的专门教育、以职工为对象的技能教育。并建立起如下支援体制：成立智囊团，全部成员参与商谈自主管理小组提出的工作现场的问题。    而饭田工厂的情况是，各车间的小组由三至四人组成。这个小组独自制定一个月的生产指标，并在每天早晨聚会，制定一天的生产计划。在工作结束时，再聚会十分钟左右，商谈当天的实际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之后，把它记录在自主管理板上。    在这里，把生产、交货日期、质量、改善、安全、士气等问题都委托给小组解决。监督人员则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例如：考虑如何才能减少各程序的时间、把新技术引进到哪个部门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发挥了管理人员的作用。实际情况也就是如此。管理人员介入小组的副作用车间小组活动日趋活跃。    这是因为，小组发挥了巨大企业组织所不能很好发挥的机能。例如，在组成小组的场合，创造性的活动活跃起来。原因在于：“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ＱＣ小组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组成自主管理式的小组等的场合，由于士气高，能够提高生产率。通过参加计划、实施、总结等整个经营管理周期，责任感增强了，这势将提高士气。    车间小组标榜“自主性”。不过，最近也出现了管理人员介入小组的动向。这样一来，很可能成为“矫角杀牛”。大概可以说，管理人员贯彻下述方针是重要的：把对小组提的建议和小组取得的成果有效地利用到经营上。

说中国建国后三十年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终于确定了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去争取实现的坚定目标——“十亿人现代化”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连载该报记者东功、山本岩、浅川健次和丸山宽之分别撰写的一组文章，总题目是《走上“四十而不惑”的道路——满三十岁的中国》，摘译如下：    中国在十月一日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中国在建国后走过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左右摇摆剧烈。但是，看起来，到了三十岁，它终于确定了坚定的目标。这个目标便是华国锋政权提出的“十亿人现代化”。中国从此将从革命与动荡走向建设与安定。但是，在通往“四十而不惑”的道路上，中国依旧要被迫进行反复摸索吗？本文记述了三十岁的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它的未来。要富裕——驻北京记者：东功    有一句话叫“三十而立”。将满三十岁的中国现在争取实现的现代化，说起来大概就是“已经长大成人，想要让老婆孩子过上和世人一样的生活，哪怕打破不许借钱的老家规也要给自己的家盖一幢房子”。看起来，它象是在说，每天都紧张得不得了的日子过够了，至少“到五十岁时要过上富裕日子”。    中国人民大众在一条险峻而漫长的道路上走得精疲力竭，突然环顾四周，发现日本等国家正过着比自己远为富裕的生活。中国人民对于通过“自力更生”的内在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绝望，这正是三十岁的中国所面临的带本质性的转折点。中国现在发生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化，全都可以归结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热情。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看来也就容易理解了。    “民主与法制”——这是最近中国谈得最热烈的话题。脱离上述背景就不能考虑这个情况。这是从三十年来忽右忽左、胜利与挫折、喜悦与苦痛反复不断的波澜起伏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而如今，挡在起跳台前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阶层差别等几千年来渗透到每个角落的陈旧的索质。作为打破这种躯壳，建成有效的现代化社会的条件，民主化也将成为一大关键；而民主化如果搞过火，则又将导致否定社会主义。    “五十岁的过富裕日子的梦想”要成为现实，大概也不会一帆风顺。国庆三十周年的最大仪式不是发扬国威的游行，而是全国运动会，从这里也反映出了新生的中国所要采取的姿态——不要耀武扬威而要欣欣向荣。巨大的中国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正要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去争取实现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至于这个目标什么时候实现，那是其次的问题。市民们尽情享受生活乐趣——驻北京记者：山本岩    在毛泽东去世三周年前后，北京市内几座公园同时举行了“蛇展”。玻璃箱里展出各地的蛇，还有驯蛇表演。北京已经十多年没有举办这种展览了。看的人也非常拥挤，有的是合家老小都去看，也有年轻的解放军和对对恋人，挤得连空气都叫人觉得闷热。    从安徽省来的“蛇宣传队”作了驯蛇表演。这位表演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这一行的专家，就是说“驯蛇者”复活了。不言而喻，连日常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的“政治季节”，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对行人进行了一次采访。最近，北京市民也爽快地接受外国人的采访了，虽然还不到“高高兴兴”的程度。但是，不能特别指望他们对政治问题作出带个性的答复。原因与其说是“四人帮”时代的影响，不如说是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素质。    这一天我问的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几个人都明确地回答说：“世道的确在一点一点好起来。”商店里的商品眼看着多起来了。年轻妇女的服装一天比一天色彩丰富。自由市场开设后，质量好的蔬菜也买得到了。各种服务业陆陆续续恢复了。——市民们非常高兴地看待这种变化，支持现在的政策。    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们存在危机感、焦躁感，而平民百姓们则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迎接三十周年的北京市民们所处的地位，可以归结为这样两股潮流。实利第一——驻北京记者：山本岩    最近，北京繁华的西长安街上出现了卖报的。还留着少年面容的年轻人，不断大声吆喝，招徕买主。这个情景在外国是司空见惯的，在中国则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招呼买主的喊声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国家几乎根本不存在“商人与主顾”的关系。卖不卖，工资反正一样拿——售货员也好，商店也好，甚至搞生产的工厂，都是这样的气氛。    我问了卖报的年轻人，他们说是可以得到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完全是拿佣金，所以，越是卖劲，收入就越多。    最近这种“生意经的恢复”，当然同经济路线的根本性转变密切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观念，按照生产第一的思想迅速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面否定了的“唯生产力论”，从积累财富是先决条件的想法中复萌了。进口需要有外汇，因此，近来中国赚外汇的做法也猛烈到了不顾方式的程度。凡是外国人要去的地方，哪儿都开有卖特产的店。人民公社、工厂也是如此，只要你对中国抱有善意，就领你到小卖部去，作郑重其事的说明是不必要的。    总而言之，中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年计划”，分散权限，在计划经济中大幅度地采用市场经济，把经济路线从思想第一转变到了实利第一。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着现代化迅跑，自由奔放。也许是过分急于要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损失的缘故吧，步子迈得过分大，有关部门不平衡的现象也产生了。    仅就在北京街头的见闻而言，处于经济组织的末端的平民百姓们，看来已经迅速地开始适应变化了。下一代领导人的形象，由革命变为管理关键是群众的自治能力——记者：浅川健次    在中国，谈到老革命家的品质就用这样的说法来表述：总是革命利益第一，本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周总理就是这种革命家的典范，人们至今仍说：“只要有周总理这样的领导干部，中国就会太平。”产生这种周恩来观的背景是两点：一、中国非常强调人的因素；二、中国有办大事要靠英雄豪杰的思想。    实际上，在革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领导干部的素质，不是复杂地分化了吗？社会的领导从革命转到管理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一九五七年前后，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却已开始懂得了这种必要性。    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政策遭到挫折，中国从此陷入了“英雄豪杰”内部争权斗争反复不断的境地。文化大革命理应是为了纠正官僚主义，结果却是（一）掐除了技术专家领导层开始分化出来的萌芽，（二）扩大再生产了明哲保身的官僚层。可以认为，这两个因素正是“四人帮”建立其权力的基础。    这样，中国正在探索今后“不惑的十年”里新的下一代领导人的形象。但是，这不是轻而易举的。    英雄豪杰主义、启蒙主义的领导人形象的对立面，是并非被动的具备了自我管理（自治）能力的群众的群像。将来，这将规定新的领导人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最近高声提倡的人民公社、企业等基层生产现场的自主管理制度将如何进展，值得注意。外交面貌改变，对苏战略带灵活性    靠美日合作推进现代化——记者：青木周三    中国的现代化路线当然给外交政策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美中关系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内容。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它腹背受敌，前有苏联，后有越南——出于安全上的需要而实行的变化。中国想要通过谋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中国首脑肯定作出了这样的决断：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得到美国、日本的技术援助是不可缺少的。    过去，“三个世界论”是中国外交的支柱。这个战略至今也没有放弃。但是，现实是美国    ——超级大国之一——和日本一起，也不妨说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友好国家。    看一下中美、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所象征的最近的中国外交，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种态度：要把国家利益而不是把意识形态置于最优先地位，就是说对外是对苏战略，对内是现代化。    为了推进现代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的最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如何去改善对苏关系和对越关系，对于摸索走向不惑之路的中国来说，是最困难的问题。从对苏战略的观点来说，中国当然不能默视越南统治印度支那。目前不能对第二次中越战争的可能性立即作出判断，可是，作为要以突出国家利益为国策的中国首脑来说，打不打这一仗大概要比上一次更加需要深思熟虑。    不妨说，改善中苏关系是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后最大的课题。至少，在拥有和苏联对等的国力之前，要把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威胁限制在最小限度，理应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精髓。政治体制的去向——驻香港记者：丸山宽之    看来，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现在争取做到的是，把过去“自上而下的政治”改组为开放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解放人民的思想，结果将争取到团结。    通过去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今年六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彻底贯彻了“实事求是”即从实际出发决定事物的正确与否的精神，开展了粉碎“凡是派”的论战。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没有一年不进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有作为的人材被埋没，无声无息；经济活动被搞瘫痪，“四人帮”被粉碎当时的生产水平跌到了和二十年前相同的境地。这些都是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的。    如果把中国为了切断这个斗争的恶性循环而提出的想法加以归纳，那就是：（一）从阶级已经消灭的大前提出发，今后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二）不突出某个特定的个人，政治上建立集体负责制；（三）设立法律这一客观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四）尊重地方上的民意，集中人民的一致意愿；等等。    可以设想，只有把党、政府、人代会的职能分开，采用互相制约方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才能打开。就是说，要把党作为理论指导的核心，而实际事务的处理则交由人民—地方人民政府去办，人代会则对政府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