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九月十日电】题：万斯就北约政策发表声明，万斯重申美国决心保卫欧洲    下面是万斯声明的全文（本刊有删节）：    西欧的安全同美国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重要的事实在四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我们战略理论和我们防务计划的基础。我们的盟国同我们一样认为，为了我们共同的安全，需要共同作出努力，我们的防务是不能分开的。对于美国决心以所有必要的手段——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帮助保卫欧洲这一点不应有任何怀疑。我们在欧洲部署的大量军队就是这种决心的一个具体表现。    正如卡特总统在纪念这个联盟成立三十周年时所讲的：“国会和美国人民对北约的坚决支持表明他们深信北约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北约的基本战略是灵活反应。卡特总统几次表示美国支持这种战略。这种态度现在没有变，我们也不打算改变。    现在北约内部进行的防务努力表明盟国决心共同对付新的挑战。为了改进北约的常规力量和更有效地使用共同的资源，这个联盟正在执行一项长期的防务计划。我们正在合作执行使我们战区核力量现代化的计划。我们正在制定联盟对未来控制武器谈判的一致立场。    同时，美国正在进行一项使我们战略力量的所有方面现代化的全面的和积极的计划。我们决心保持战略力量的平衡，这一点可以从总统最近宣布的一件事中反映出来。总统上周宣布，我们将开始全面研制机动基地形式的新ＭＸ导弹，这种导弹完全可以按照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进行核查，又能保证我们陆基战略力量可以长期保存下来。    我们的战略武器现代化计划表明我们不仅决心保持战略力量的平衡，而且还决心保持在我们或者我们的盟国遭到任何程度的攻击时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在规模和目标方面都能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采取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现代化的计划正是因为各盟国谋求通过保持我们作出反应的全部各种抉择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来遏制侵略。为了遏制侵略，北约必须具有——并且必须让人看出它具有——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灵活性和决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华约看到发动或者继续一场冲突要付出的代价和欧洲区域性常规冲突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危险。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卡特政府设法抵消前国务卿基辛格讲话的影响，今天重申了它对欧洲防务承担的义务。    政府奉白宫之命以万斯国务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    基辛格在上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认为美国对保卫欧洲的保证越来越值得怀疑了，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日益扩充。    他说，美国在某些危机中可能拥有的唯一报复办法将要在一次全面的核武器交战中把苏联的城市夷为平地，而在这场交战中，美国的文明也将完结了。    官员们说，他的讲话轰动了西欧，并促使政府作出了回答。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记者：罗伯特·卡伦）在今天早上举行的一次白宫高级会议上，卡特政府就苏联部队进驻古巴问题制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白宫发言人说，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他们讨论了万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昨天进行的为时两个小时的讨论。在今天早上的会议结束时，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作了汇报，但是白宫官员们遵照政府作出的使谈判内容尽量保密的决定，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会议的细节。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卡特总统的最高级对外政策顾问们今天在白宫开会讨论苏联在古巴驻有军队一事，但是一位发言人否认有什么新的紧急感。    万斯国务卿取消了计划好的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同参议员们的会谈而到白宫去参加上述会议。    万斯今天还就上述军队问题和其他对外政策问题同他的前任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午餐会。基辛格曾批评卡特政府对苏联旅所采取的立场。    午餐会后，基辛格博士对记者们说，他全力支持万斯为谋求结束苏联作战部队留驻古巴的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基辛格博士重申他的这一论点：苏联的作战旅就是参议院反对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理由。他说：“一个作战部队的留驻就是反对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理由。”    基辛格博士还说，当他还是国务卿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到表明该旅在古巴的任何情报。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题：白宫九月十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秘书鲍威尔是发言人，他谈了以下的问题：    卡特听取了关于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就苏联一个有三千人的旅进驻古巴问题于九月十日进行会谈的情况汇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记者：吉尔摩）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今天说，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辩论至少要到十月十四日才能在参院举行，如果苏联驻古巴的作战部队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就可能要到明年才能举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托尔在参加了这个组织每周举行的午宴后说：「如果今后两个月内在古巴没有任何行动，那么辩论可能要到明年才能举行。」    他说，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示意要把条约提交参院的时间推迟两周，大约要到十月九日才提交。贾维茨是参院外委会中高级共和党人，外委会目前正在举行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听证会。    托尔说，这将意味着参院最早要到十月十四日才能开始考虑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如果古巴问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辩论将会推迟到明年进行。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记者：安德森）权威人士今天说，苏联在公开场合下匆匆地拒绝了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在古巴驻有一个战斗旅的指责，而在私下里采取一种不那么好战的立场。    这些人士说，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举行的秘密会谈同克里姆林宫公开指责美国的抗议“毫无根据”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些人士说，多勃雷宁对万斯作出的反应比苏联共产党《真理报》头版社论所采取的方针要温和一些，而且争论的味道要少一些。    政府的外交战略显然是要避免一次类似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公开对抗。虽然政府缩小了苏联武装部队的危险性并且拒绝把这件事与一九六二年的对抗相比较，但是卡特总统以下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认为形势是严重的。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十一日电】（记者：安特维尔）今天在华盛顿出现的迹象表明，可能会很快解决苏联在古巴驻军这个爆炸性问题。    一些美国官员解释说，既然莫斯科坚持说它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没有战斗部队，这可能意味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迅速解决。    虽然有些人说，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否认苏联在古巴驻有一个战斗旅一事也许使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了，但是这些美国官员对莫斯科的反应持有不同的看法。    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在同路透社记者谈话时说，《真理报》的说法可能是表明苏联愿意用一种保留面子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号。    这些官员们说，如果苏联领导人承认在古巴有战斗部队，他们就不可能同意解散这支部队或者把它调回苏联。

【路透社新德里九月十一日电】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要求修改同印度签订了三十年的条约。根据该条约，这个王国在执行其对外政策时要征求它的大邻国的意见。    二十四岁的国王在接见《印度快报》记者时说，两国迄今没有什么分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保留一个可以使人随意解释的条约”。他的谈话是今天发表的。他说，自从印度和不丹于一九四九年签订这项条约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还说，“当然要使它适合今天的情况。”    去年不丹把它驻新德里的使团升格为大使馆，此举反映它希望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不丹国王在出席不结盟最高级会议后回国途中在孟买停留。他否认他的国家在柬埔寨代表权问题上采取了同印度不同的立场。他说，“印度根本没有表态。如果我们表态，你怎么能够责怪我们呢？”    他说，“要是不丹不要求让波尔布特的代表出席会议，那就等于赞同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干涉。”    【法新社新德里九月十一日电】不丹国王旺楚克要求修改一九四九年签订的印度不丹条约，“因为自从签订这个条约以来，局势已发生了变化。这个条约是英国遗留下来的东西。”    他在出席不结盟最高级会议后回不丹途中在孟买接见两名印度记者时强调说，“不丹和中国之间迫切需要有一个标定的、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    国王说，如果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边界（现在是“未定界”）能够适当标定，那将在取得印度密切谅解的情况下进行。他还说，“关于不丹正转向中国的说法纯属胡说。不丹同印度的关系很好。只要印度尊重不丹的愿望，这种关系将继续发展。”    国王说，西藏牧民到不丹领土放牧是季节性问题，已经有几年了。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九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祖科尼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指责意大利两家公司助长中国的“侵略”》，摘译如下    ：    在克里姆林宫的眼里，将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意大利企业是“北京扩张和侵略政策”的同谋，这是在具体地促使“不可避免的战争”更加临近，莫斯科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中国所奉行的明确路线，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因此，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苏联的宣传又对中国政府向欧洲制造商、特别是向意大利武器制造商们要求提供各种武器和战争物资一事展开了严厉、直接和强有力的论战。这种论战由于中国发动对越南的进攻而大大加剧了。再次论战是明确的，提到了某些眼看就要被拖入中国的计划之中的公司：阿古斯塔公司，这是一家以许可证制造飞机的公司，北京要求它提供直升飞机，同时还有塞莱尼亚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制造先进技术电子产品的公司，中国人要向它购买先进的导弹导航系统。    克里姆林宫的矛头除去指向这两家意大利公司以外，也还是针对着英国的飞机制造业的，它将提供一定数量的垂直起降的“鹞”式飞机，美国武装部队也在使用这种飞机。这些公司假装相信中国的可能接受的说法，即这些武器只用于防御目的。塔斯社说，但是，怎么能相信呢？事实表明，中国没有任何防御的必要，因为没有任何人要进攻它。    实际上，意大利和英国打算向北京出售的这些武器将有助于造成一场又一场的侵略，甚至使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左倾的预言成了真事。因此，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花会从意大利军火工业中开始爆发。    莫斯科重新挑起的论战使人想起了去年底的论战，其高潮是莫斯科和罗马互换信件，甚至葛罗米柯外长访问罗马时，苏联政府极力要阻止意大利政府向中国出售武器。今天，这一论战正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就边界问题将要开始进行谈判的前夕开始的。几天以来，苏联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刻薄地攻击中国和中国人，像“连珠炮”一样，这是为了为这样的事作准备：这里的许多外交人士预料，这种谈判将会失败，失败的全部责任自然将归罪于中国人以及像意大利人或英国人这样一些向中国人提供武器援助的人。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七日刊登一篇题为《毒品充斥西德市场》的报道，摘转如下：    西德是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国家。但是，最近却得到了一个并不光彩的称号——西欧最大的海洛英走私市场。    今年以来，西德警方已缉获海洛英一百一十六公斤，数量之多超过西欧其他各国缉获的总和。去年，西德由于服食过量毒品致死者，起码有四百三十人，相当于一九七○年的八倍有多。今年头七个月，已有三百三十五人死于同一原因。因此，估计今年全年会创新的高峰。    波恩警察局估计，按人口平均计算，西德目前的吸毒者比例已超过美国了。一位高级反毒官员抱怨说，西德大多数人民和政界人士，尚未理解到毒品问题的危险性。而现在，问题已接近无法控制了。    各地警方纷纷请求联邦当局，通过更加严峻的反毒法律，提供更多的反毒人员。    八月间，西德反毒组与美国宪兵合作，在西德南部的奥班海姆城，逮捕了二十九名非法拥有海洛英的人，其中包括二十四名美国大兵、二名土耳其移民工人和三名西德妇女。    据报道，这个贩毒集团的首脑，是一名二十四岁的西德妇女。反毒组同时缴获市价十六万四千美元的海洛英。    警方说，西德人贩毒和吸毒人数，以最近两年增加得最厉害，毒贩和吸毒者以西柏林、汉堡和法兰克福等大城市最为集中。    联邦的统计数字表示，西德已查明的吸毒者有四万三千人，但警方估计，实际的吸毒人数约为这个数字的两倍。吸毒者中绝大多数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人。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十六日刊登保罗·沃尔发自纽约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困难时刻，“斯大林同志”作为英雄重新出现》，摘译如下：    今年是斯大林诞生一百周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数百万份办公室用的台历，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那一页的下面，用五个小号铅字提到这件事。    但是个人自发的对斯大林的怀念之情去年在苏联越来越强烈。看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可能达到高潮，这将使苏联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威望黯然失色，十二月十九日是勃列日涅夫七十三岁诞辰周年。    今年三月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二十五周年纪念，莫斯科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位年青战士站在克里姆林宫墙旁边的斯大林小型半身像前的照片，半身像前放着一小堆红色的麝香石竹和郁金香。这些花是人们在夜间放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涅基佩洛夫在纽约出版的流亡者季刊《大陆》最近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谈到人们私自大量散发各种样式的斯大林的肖像的情况；他们把肖像贴在卡车、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的挡风玻璃屏上，甚至放在被这位已故独裁者清洗的人们的家里（涅基佩洛夫住在莫斯科附近，是监视赫尔辛基人权协议执行情况小组的成员）。    看来，斯大林这位残酷的暴君被遗忘了。人们记得的是，斯大林是战时国防委员会的主席，象征着胜利、秩序和纪律。去年讲俄语的旅行者已经谈到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老战士大量出售纪念斯大林的圆形小徽章的事情。    在斯大林死后重新出现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军队中特别明显。去年当时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庆祝苏联红军建军六十周年时，谈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时在场的六千多名军官立即站起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停顿了约一刻钟才继续讲话。    当今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难得受到军界自发的雷鸣般掌声的欢迎。    今年早些时候勃列日涅夫视察中苏边境的部队，并向太平洋舰队旗舰的官兵讲话时，必定考虑过使自己起到军事领导人的作用。    莫斯科现场观察家一致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威望，不仅在军界、而且在一般老百姓中都已大大下降。涅基佩洛夫这样说，“斯大林的每张肖像都首先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肖像的‘否定’”。    今年收成不好的前景以及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使现任领导班子呈现的暗淡图景更加不妙，和斯大林时代的权力和显赫形成鲜明对比。    斯大林时代的残暴并没有被遗忘。在俄国历史上一再发生残酷镇压的事情，但是对残酷镇压的记忆从来没有削弱俄国人的爱国主义。

原文提要：在美国许多城市中，流氓的年龄越来越小，作案的胆量越来越大——往往只是为“寻求刺激”就大打出手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八月二十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集团：他们又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坏》，摘译如下：    在芝加哥，从一辆过路的汽车射出的十三颗子弹把一名青年打死，警方认为这是流氓之间的一场斗殴。    在洛杉矶，一件与流氓有关的疯狂杀人案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死或受伤。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五名与流氓集团无关的人在流氓集团的相互残杀中丧命。    这两个城市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全国各地当局为之震惊的一种趋势：青年人行为放荡的现象激增。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在全国一千座人口在二万五千以上的城市中，街头发生的暴力犯罪案件几乎有一半是青年小集团作案的，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哈佛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中心的米勒领导了这次调查。他说：“从现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青年集团和青年流氓组织在严重犯罪活动中的百分比越来越高。”    虽然流氓集团活动在纽约、费城等一些城市已经减少，但是其它城市发生的麻烦却在增加。到七月末，芝加哥的流氓集团暴力活动已使四十五名青年丧生，这将近去年死亡总数的两倍。在波士顿，警方正对一百多个流氓集团进行镇压，这些流氓集团是这个城市主要案件百分之二十的作案者。在洛杉矶地区的一个郊区公共游乐场，流氓集团在一天夜里斗殴，一名青年被打死，六名受伤。    这种案件增多对于花了几年时间来减少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社会学专家和警察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在许多城市，把暴力活动增多归罪于讲西班牙语的青年人，有时候，他们的人数超过黑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黑人中的青年流氓集团遍布各地。    社会学专家们在造成这种犯罪活动不断增多的原因方面有分歧。大部分犯罪活动的作案者主要是城市和低收入地区的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男青年。    米勒说：“开明派说，这样的犯罪活动是由于失业、歧视和贫困而无所事事的青年造成的。保守派则把犯罪归咎于道德堕落以及父母和学校的放纵。”    执法官说，现在的流氓集团活动同电影里    ——如《西边的故事》——所描写的流氓集团不一样。今天的流氓集团一般来说比较小，而且组织得也没那么好。    在东部的一些城市里流氓集团叫“帮”。现在这些组织最小的成员只有十岁，人数从三人到十二人不等。他们通常没有什么识别标志和把头，而且不让其它的集团进入他们的“地盘”——象一条街，一个街区、一幢楼甚至是一层楼。    尽管组织比较小，但是许多集团不见得比以前的一些大组织好惹一些。    警宫发现这些集团根据不同的时代采取不同的战术。一些年青的扒手由于弄到汽车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的作案已“机动化”——他们走着去抢，然后乘由他们的同伙驾驶的等在近旁的汽车逃跑。在一些城市里，青年人打开救火的水龙，淹没大街，然后抢劫那些抛锚的汽车。    一些流氓集团还吸收女人参加，使当局大为震惊。最近有两个年青妇女，被控在警方称作是一次流氓集团的袭击中，把南布朗克斯的一名建筑工程师折磨至死。    在洛杉矶的一些地方，流氓集团的统治如此神通广大，青年人无法到他们自己居住地区以外去工作，唯恐遭到“敌对”住区流氓集团的袭击。有些家长感到有必要把孩子送到其它城市的亲戚那里去住，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蒙受流氓集团斗殴创伤的居民，越来越多地自己采取步骤去制止暴力行动。

说越苏正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渗透活动，企图在泰政府机关、私营企业和工人组织中扶植它们的势力    【本刊讯】泰国《民意报》九月四日刊登一则题为《泰国工人：越南的新的渗透目标》的报道，摘译如下：    目前，越南和苏联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渗透活动，企图在泰国政府机关，私营企业和工人组织中悄悄地扶植它们的势力，扩大影响。    今年八月初，泰国新闻记者曾忽视了一则重要的新闻。这则新闻是，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工人联合会驻亚洲地区代表、越南工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黎文来到曼谷，并会见了一些泰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    黎文的这一活动表明，越南已经渗透到泰国工人组织中，并有了一定的影响。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黎文已经三次来到泰国。第一次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黎文从马尼拉来到曼谷。他先在越南驻泰国大使馆隐居了三天，接着搬到一家旅馆里住了将近十天，同泰国工人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他很熟悉泰国工人组织的情况，以致使泰国工人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感到惊讶。黎文第二次来泰国是在今年三月间。那次，他经过曼谷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世界工人联合会大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和日本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事实上，越南早就通过世界工人联合会这一组织向泰国的一些工人团体进行渗透，培植自己的势力。去年十一月，黎文当选为世界工人联合会亚洲地区代表。之后，他在胡志明市设立了世界工人联合会联络处，以便加强同曼谷等地的联系。    黎文首次来泰国时，竭力申述他来泰国的理由，声称世界工人联合会关心东盟国家工人的情况，愿意向他们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改善当前的境况。黎文最近一次来泰国时还向国际工人组织的官员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泰国的代表说，世界工人联合会关心并希望参与泰国农村地区劳工组织的活动。有关方面的消息透露，黎文在泰国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是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指示的。这个人就是苏联驻泰国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三等秘书马卡洛夫。马卡洛夫同泰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已有过多次接触。    看来，苏联在泰国工人组织中的渗透方式不只是以上这些，它还利用越南和世界工人联合会进行活动。这是值得我们密切注视的。

【本刊讯】日本《公明新闻》七月二十九日报道一条消息，标题是《观光、农业一体化，开放“农园”和自然秘境》，摘译如下：    “把山区的丰富观光资源和日益衰退的农业合而为一”——德岛县三好郡池田町决定用从今年度开始的三年计划，开始建设“绿化村”。“绿化村”的设想是要整顿充实和保护池田町埋没着的珍贵的观光资源，向观光游客提供自然的故乡，同时以观光农园为中心，发展当地的山区农业。因此，各方面都非常注意，因为这将使池田町以摆脱山区人口稀少、改善农业为基础，建成观光城市的梦想变得大有希望。    为四国山脉深山环抱的峡谷城市    ——池田町，可以俯瞰镶嵌着山明水秀的乡土，浩浩荡荡横流过去的四国的大河吉野川。池田町以拥有四国三郎之称的吉野川闻名，还有被称为四国神秘之地的天然所在——祖谷溪和四国最大的沼泽地——黑泽湿草原，很多自然美甚为引人入胜。池田町的“绿化村”设想是国家改善农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保护这种山明水秀的美丽乡村，同时开放为游览地区，与扶植、发展这个城镇内日益减少的山区专业农家相配合，以求发展这个地区。在游览路线中计划在各处设置观光农园等使城市居民深感兴趣的设施。    据地区产业经济科的计划，计划建设“绿化村”的地方是在该地区中央部分以南约十公里的地方，即以该地三绳的宫石地区为中心，约八万平方米的高原地带。这个广大地区的大部分，一片葱绿，山间穿插着溪谷，是自然美景包围的地区。在中心的宫石地区，将建设可容五十人左右游客住宿的管理中心。同时和当地专业农家结合，除玉米、李子以外，还将开辟采摘山菜——蕨菜和薇菜的场地，使城市居民和游客享受在自然景象中的“观光农园”之乐。此外还计划建设供幼儿用的学童农园、野营场、钓鱼池，露天运动场等。还在拥有天然纪念物鹭草等多达二十四种沼泽植物群落的黑泽沼泽区和宫石地区之间修建约两公里的散步道路，并设两个休息处，以便从容观赏植物群。

【本刊讯】香港《明报》八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国际知名的金阁寺与三岛由纪夫》，全文如下：    京都是日本古都，保存有很多名胜古迹，尤多寺院，众寺院中以清水寺及金阁寺最负盛名。金阁寺是建于一个小湖上，寺的周围都是碧绿的湖水，而湖的四周则围有栏杆，栏边则遍植松树林。    其实今日的金阁寺并非初建，却是经过一次重修，一次重建。根据三岛由纪夫的考证，知道金阁寺在数百年前本名“六安寺”，规模不甚宏伟，后来有一将军驻于京都，因他性爱黄金，曾立愿要建一间以黄金作装饰的寺院。一天，他经过六安寺，觉得风景很好，乃决定把它扩建，饰以金玉，果然成为一间金碧辉煌的寺院，乃易名为“金阁寺”，又准备再建一间“银阁寺”以配之，可惜夙愿未偿，将军便弃世，所以始终没有银阁寺。    但是将军所建的金阁寺，未几却被人纵火烧毁，使将军的心血付之一炬。这纵火者，原来是住在寺内的一名孤儿，亦是一个可怜人，他因为天生残废，出生不久就被父母弃置在六安寺门前，寺僧发现后把他抚养长大、一直住在六安寺内。由于相貌丑陋，行动不便，所以常常受人嘲笑和戏弄，形成他心理上的自卑和愤世嫉俗。到六安寺改建成金阁寺时，他亦已年纪不轻，但仍日日进出于华丽的金阁寺，慢慢就有人讥讽他，说如此一个残废人怎配住在这金光灿烂的大寺院呢，这种话传入这孤儿耳中，令他越觉自卑，感到自己真是太丑陋，不配出入金阁寺，可是他已别无他处可去，经过反复思量，最后他决定与金阁寺同归于尽，一晚，俟众僧熟睡后他便纵火烧寺，他自己亦葬身火海之中。    后来，地方人士集资再建一新金阁寺时，就设计把寺院建在湖心，可免火灾的发生。而今日的金阁寺周围已扩展成一个大公园，园中除松树外又植有很多枫树和樱树，春天时樱花盛开，远望有如花海，秋天时枫叶转红，有若一片红霞，所以四时游人不绝，由于游人太多，最近又在后山处另辟一条出路，但往往有人不谙园内情形，入园后就会迷路。不过，无论如何，去京都的人，一定会去金阁寺一游，同时，日本人传统观念认为上富士山及游京都寺院是人生两件大事。三岛由纪夫后来写成了《金阁寺》一书，使得金阁寺成为国际知名寺院。

【合众国际社香港九月十日电】（记者：威廉·霍尔斯坦）亚洲官员们担心越南陷入日益绝望的经济困境会引起第二次难民浪潮，这一次外流的主要将是越族人。    在同新近来到的难民谈话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人生活的情况。大米的配给已经削减，数以千计的无家无业的人在街头徘徊，罗马天主教徒和其他同过去美国支持的政府有关系的人面临加紧进行的迫害。    从胡志明市逃出来的一个三十七岁的妇女对记者说，“如果电线杆有脚可以行走的话，它也会设法离开越南。”    以前当过中学教师的二十九岁的难民说，“如果有机会，所有的越南人都会离开越南。”    河内似乎遵守了它在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在日内瓦难民问题最高级会议上作出的制止难民非法离开的保证。上万难民——主要是华人——大批离开的情况突然被制止了。    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几周中，情况几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后来难民又开始离开了。在上个月里，人们的保守估计是有七千名难民到达香港、新加坡、泰国和其他地方。    最新数字表明，难民中的男子有一半以上是越族人，这同早先难民离开的情况形成了对照。香港一位负责难民工作的人说，“实际上，龙头还是关着的。但是现在开始滴水了。现在是他们自己的人民了。”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出来的难民绝大部分都是到香港的，估计有四千六百五十人，这就使香港无法缓和六万七千名难民住在仓库、工厂和其他地方的这一负担。这位负责人说，人们都知道每有一个难民安全到达就有一个难民死亡，因此，也许有一万五千难民设法逃过了越南海岸巡逻队。    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华人集团在同河内合作的情况下弄到一些大货船，难民中许多人交付黄金后上船外逃。现在，离开的难民中有许多人似乎是真正的外逃者，不管存在什么样的贿赂情况，这种情况完全是出现在当地。    这些人的逃离看来对越南政府和越南军队是进一步的打击。合众国际社驻北京记者艾琳·莫斯比在中国南部时报道说，一些共产党员和至少三名逃兵越界进入了中国。    十六个自称是逃兵的青年穿着绿色卡其布军装到了香港。美国第七舰队救起来的难民说，柬埔寨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战斗是引起这些适龄青年离开的原因。过去在越南军队里任海军中尉的阮申说，河内通过电台宣布，雨季结束以后，将开始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据点发动攻势。    阮申说，因为支付不起而不交钱就冒险逃跑的那些人都是没有家的青年。他们不想被征去当兵。    虽然征兵可能是造成又有难民逃离的一个因素，但是官员们认为经济危机是主要原因。    在香港被采访的难民说，现在控制着南方的北越当局一直在从南方开走渔民的船，农民的机械，邮递员的小摩托车以及小贩的蔬菜车，然后把这些东西运往北方，南方人民一无所有。    最近从胡志明市逃来的人说，每人每月的大米配给量已经由九公斤减为一公斤。    过去在中学当教员的阮仲榴说，“越南人都饿极了。”“我们常常只吃一顿饭。没有大米。我们大多数人是喝汤。”其他难民说，政府迫害下的许多受害者——不管是越南人还是华人——曾经试图从条件很差的“新经济区”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但是，当他们回来后，发现他们的家被政府的支持者或者党员接管了，迫使他们流落街头。    三十七岁的陈氏昌是一个小菜贩，据她估计，仅仅胡志明市的街道上就住了二十到三十万人。这位妇女说，“留在那儿的许多人——不管他们是越南人还是华人——不惜一切地想离开越南。”

【路透社莫斯科九月八日电】《共青团真理报》今天报道说，一支苏联探险队在中亚细亚山区发现一些似乎是“可憎雪人”的足印。    该报说：乌克兰工厂工人塔斯与他的业余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巴米罗亚拉山区营地附近，发现新的巨大足印。    该探险队是搜索传说中的该种山区野人，随队记者布瑟夫说，一种留下这种足印的生物，曾数次于夜间探视营地。八月二十一日发现的踪迹是十三点九时的大赤足，有歪斜的脚趾。该报刊出该足印套制照片，说是与北美洲发现的这种山区野人的足印很相似。    布瑟夫说，探险队没有见过该种生物，该喜马拉雅山支脉地区的居民对该种生物津津乐道。但是引述该地区一位居民的谈话说，他曾在该地区射击一只长毛类似猩猩的动物。    该报在早些时的一项报道中，曾提及一个牧羊人见到同样的动物在日出时蹲在一条小径上。而在一九七七年的探险中，也有一个探险家在营地附近见到一个毛茸茸的动物。    在一九五八年，苏联胜利学院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这种动物的报告，但是一个探险队并没有发现支持各种发现的证据。

说美国五十年代曾让数千士兵在核爆炸地点三公里内作「真实反应」试验，结果使士兵患上了白血病等疾病    【本刊讯】厄瓜多尔《商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埃菲社发自华盛顿的一条消息，题为《在美国，核试验留下癌症和遗传问题》，译载如下：    几千名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参加了五十年代在内华达沙漠进行的核试验，他们遭受的放射性剂量大大高于当时认为“安全的”剂量。让他们到核试验场去是为了观察他们对原子危险的“真实”反应如何。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陆军报告说，官方的能源委员会当时曾经通知五角大楼，这种“真实反应”对人们的健康可能带来危险，但是，这些意见被忽视了。    一些在那些核试验中被迫遭受大量照射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今天把他们的疾病（白血病、癌症、遗传问题）归咎于那时遭到放射性的照射。    五角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内华达进行的原子装备试验有双重目的：执行核军事计划和观察士兵对这种新型进攻武器的反应。    一九五二年以前，部队呆在离爆炸地点六公里以外的地方，但军事当局认为，要他们产生真实的反应，这个距离太远了。为了观察士兵是否害怕核武器，在一九五三年命令他们呆在离爆炸点三公里以内的地方。    一些志愿人员获准呆在离原子弹爆炸地点一公里的地方。    当时陆军高级将领们说：“训练的真实反应必须大一些，为了使士兵有适当的准备，危险必须是真实的，至少他们认为应该这样”。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五角大楼“承担了部队的健康和安全的责任”，使他们遭受超过原子能委员会认为“适度的”放射性剂量。该委员会规定一个人在整个核试验计划中照射不得超过三千九百毫雷姆。    而五角大楼却强迫士兵们每爆炸一颗原子弹遭受六千毫雷姆的照射。

【埃菲社马德里七月二十七日电】（记者：卡尔门·阿尔梅斯托）题：没有几百万美元当不了摇摆舞曲歌唱家    西班牙最近出版的一本音乐杂志发表评论说，今天，在西班牙，当一名时髦的摇摆舞曲歌唱家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想成为这样的明星，首先要成为象洛克菲勒那样的百万富翁。”    不久前，在国内几所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梦想成为有名气的另一个特拉沃尔特（西班牙名演员、周末狂欢的著名主角）。    专家们说，这些青年，眼睛只盯着展览橱窗中的明星或某个偶像：对他们的崇拜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但是，在陈列橱窗的后面，却掩盖着一个冷酷的事实：某一个“明星”已足足耗费了五十多万美元。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说，某个摇摆舞曲演奏者决定终生从事音乐活动，他必须先准备十万多美元。实际上，这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大学生来说都很难做到，对下层的学生来说就更有点望尘莫及了。先不论其艺术水平有多高或音乐知识有多么丰富，仅购买登台演奏所需用的乐器就得花费几千美元。没有一千二百美元，连个音色好的吉他也买不来。就打击乐器来说，根据市场上的价格，一套锣鼓价值三千美元。音响和音色都比较好的一套乐器要花费四千美元。如果初学者要购置一架能录音的质量好的磁石扩音机，没有几千美元是不行的。    据一位歌唱家说，除了购买乐器之外，还要顾用管家、化妆师等等。    花钱是相当多的，要成为一名歌唱家，首先就要准备二十多万美元。    总之，当一名明星或成为有名气的摇摆舞曲歌唱家，简直象一场梦；这对仍然认为可以成为另一个周末狂欢主角的大多数青年来说，几乎完全是一个“禁区”。    但是，目前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战术”。百分之九十新的摇摆舞曲乐队基本上求助于银行贷款。在工作的头几年，赚来的钱首先用于还债或收回抵押金，然后才能捞取“红利”，如果有运气的话。

说美国和中国并没有结成“联盟”，但中国具有世界政治的份量，当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时，中国作为伙伴就具有一种吸引力，谁同北京交上朋友，谁就是强者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九月六日发表一篇卡尔·格罗贝撰写的评论，题为《中国牌》，摘译如下：    中国的对手可以停止颤抖了，也用不着再以忧虑的心情盯着北京和华盛顿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结成“联盟”。虽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打出了“中国牌”——但他袖子里还有一些别的牌。正如这位在理论上来说是华盛顿的第二号人物——但按照美国政府的现实情况来看，他却是一位远离政权中心的政治家    ——在中国经受住了某些政治诱惑一样，他也博得了好评：蒙代尔被认为是华盛顿的一位最有能耐的外交家。    这或许会对美国的内政产生一种反作用。但首先可以得出外交政策方面的结论。这些外交政策方面的结论同超级大国及其可能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同较小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关联的。    自越南战争以来，一般地说地球上每一个大国都有同另外任何一个大国进行联合的能力，而又不影响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某几个国家的联合能力则恰恰是更强一些。对两个超级大国重要的是，它们有一种共同利益：它们都想尽量不让一个新的大国发展到超级大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又都不得不控制军备发展的势头。    这也就是说它们有一种不搞军备的共同利益。    在别的方面则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牌”是很有意义的。中国还不完全是超级大国，但另一方面它已经很强大了，用“第一次打击”的办法是消灭不了它了，而且它具有——别管它愿意与否——世界政治的份量。特别是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的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中国作为伙伴就具有一种吸引力了。谁要是同北京交上了朋友，那它就是强者；那么这种力量就会使居第二位的超级大国所作的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尝试都不可能实现。如果华盛顿同中国建立过于紧密的关系，那么莫斯科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包围，并很可能拒绝搞缓和；当蒙代尔还在中国的时候，他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如果中国和苏联之间重新眉来眼去的话，那么必然也会使美国妒忌；因为苏中之间的几乎是正式的接触正在频繁地进行着，甚至比当年尽人皆知的美—中事件时美中之间的那种接触还要频繁。    这样一来中国就面临着仅仅是这两个大国目标的危险；真正的独立性迫使它进行多种接触。对北京来说，自从它有了同苏联打交道的教训以来，单方面结成伙伴关系的想法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了。但仍然有两条道路：处于完全孤立状态，这将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或者是尽可能全面地开展外交活动，而不受最后的约束。那么也就是说，谁打“中国牌”——如果他不是第一个打出这张牌的话——他就增加了中国人的回旋余地。    只要人们能意识到，“中国牌”并不是唯一的一张牌，中国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比方，那么它就会是一种很好的王牌。因为中国不再是大国的目标。它也在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愿受别人的驱使；而这种自己的政策首先是中国式的。蒙代尔看来是懂得这一点的。当邓小平在美国的时候，或许卡特对这一切还并不那么清楚。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七日以《中国外贸前景可观财经政策稳定开放》为题，报道美国美华银行主席布拉顿的访华观感。摘转如下：    纽约银行家昨日（九月六日）指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对手，所具有的经济潜力十分大。但发展成就仍须视乎它能否有效的运用外国资本和技术而定。美国第六大银行美华银行的主席布拉顿，最近曾到北京和广州访问三日，拜会中国政府和财经领导人。他由中国南下经过香港，发表上述的评论。美华银行现与中国银行维持全面的来往银行关系。    布拉顿称：“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贸易的机会，应该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有十分可观的扩展。”    据这位银行家指出，中国所得到的财经援助，大部份都需要透过各大国际银行安排。    布拉顿先生表示，他相信中国近年来外交及经济政策由闭关自守演变为开放，短期内尚不致有重大转向。他说：“这些政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考证体验后，才能够全面实行。    “美国在本身技术独步世界的工业方面，与中国通商将会占尽优势。    “大型电脑、先进的电子及探采石油设备和技术便是此方面的例证，美国公司应该从这方面开拓中国市场，预料必可得到接受，尤其是他们若愿意合作投资，结果便会更佳。”    这位美华银行主席最后下结论称：“美国政府、公司及银行都必须变通处理方法，衡量中国目前的情形而满足其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