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说美国务院官员感到这也许将是一次持久的谈判；参加这次会谈的参议员杰普森说万斯将对多动雷采取强硬态度要多勃雷宁给予直接的答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记者：吉姆·安德森）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命运陷入千钩一发的情况下，万斯国务卿今天就俄国在古巴派驻一个战斗旅一事向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提出责问。    在一九六二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曾经是克里姆林宫驻华盛顿使节的多勃雷宁已中断他的回国之行，应万斯的要求回到华盛顿来。    这位大使通过地下室汽车库来到了国务院。他一边向记者们挥手一边走进万斯的办公室举行秘密会谈。两小时之后，他通过旁门溜走了，没有对记者们说一个字。    万斯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次会晤”的目的是“继续讨论整个问题”并且“务使苏联了解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    他拒绝对记者们谈及他同多勃雷宁举行的敏感性的会谈。但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参议员罗杰·杰普森（衣阿华州共和党人）——表明国务卿将对这位苏联外交官采取强硬态度。    杰普森对记者们说，万斯将“持相当坚定的态度，并且坚持”要多勃雷宁“给予直接的答复”。他说：“看来他们（苏联军队）没有任何办法继续留在那里。”    美国的官员们预料多勃雷宁会带来克里姆林宫对美国最近就苏军问题提出的抗议的答复。    苏联大使馆不愿对这次会晤发表评论，但是俄国的记者们暗示，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美国减少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的驻军作为撤走该战斗旅的交换条件。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记者：卡伦）美国和苏联今天开始就苏联在古巴驻扎战斗部队进行谈判。国务院的官员感到，这也许将是一次持久的，要连续进行多轮的谈判。    关于双方在谈判中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进行讨价还价，官方尚没有什么说法。但是国务院的一些官员说，他们预计在第一轮的会谈中，将不会解决什么问题。    在国务卿万斯就古巴的形势问题开始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举行会谈之前，今天早上他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和参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了一个上午的秘密会谈。    官方的苏联广播电台的评论员周末提出了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问题，这是苏联可能采取的立场的一个暗示。    万斯和多勃雷宁会晤后，国务院对会谈情况异常保密，甚至不愿使用那些通常形容会谈情况的外交措辞如“有益的”或“坦率的”。    国务院发言人赖斯顿说，两个人将在明天或后天再次会晤。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十一日电】题：谁和为什么需要这样？    《真理报》今天在第一版以《谁和为什么需要这样？》为题刊登了如下一篇编辑部文章：    近日来，在华盛顿——不知是第几次了——再次掀起了敌视古巴的运动。这次的运动是围绕着关于在古巴似乎出现了“苏联战斗部队”的说法搞起来的。    美国的宣传工具在加剧形势和试图使这种说法合乎情理的同时，反复利用它自己杜撰的各种“细节”。    看来，美国政府（它当然十分了解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种事实）本该作出必要的说明，以便制止上述运动的开展。但是，很遗憾，美国政府官方人士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发表的声明具有这样的性质，即这些声明实际上只不过是火上浇油。    所谓“有组织的苏联战斗部队”驻扎在古巴的一切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苏联军事人员应古巴政府的请求留在古巴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该国加强国防。迫使古巴采取确保其国防措施的不仅是过去的经验，而且还有当前围绕它出现的、对这个共和国的和平发展远远不利的局势以及盘据国外的与古巴人民为敌的势力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以防御古巴为目的的多年苏古合作乃是两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限制这种权利的做法都是同国际交往的惯例截然对立的，因而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十分明显的还有，无论就数目还是就其职能而言，在古巴的苏联军事人员都不构成，也不可能构成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任何威胁。

【路透社纽约九月十日电】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天说，参议院应该把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能否获得批准与苏联的作战部队驻扎在古巴一事联系起来。    基辛格博士对记者说，他已应邀于明天到华盛顿参加会议，听取万斯国务卿汇报苏联为数达三千人的作战部队驻扎在古巴的情况。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九月十日电】题：万斯会见多勃雷宁讨论在古巴的苏联人问题（外交记者：玛丽·凯尼格）    记者问霍丁·卡特，万斯是否想使多勃雷宁得到这样的印象：在证实苏联作战部队驻在古巴后，在争取参议院对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意见和同意批准方面将遇到困难。    霍丁·卡特说：“我相信一些苏联分析家知道参议员们有什么想法。”    霍丁·卡特说：“我深信，将会使（多勃雷宁）大使了解我们所理解的全部政治现实情况。”    记者问霍丁·卡特，国务院觉得这支作战部队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说：“我们相信批准的过程将继续前进”。但是他又说：“目前我不想作政治性预测。”    发言人卡特在回答问题时还证实，美国曾就苏联部队问题在哈瓦那同古巴人进行外交接触。但是他说：“我不想谈他们的答复。”    他说，美国是在上周同古巴接触的，这次接触的“主要内容肯定就是”华盛顿对莫斯科说的那些内容；那就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感到严重关切的事”。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万斯国务卿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今天会晤，讨论了苏联战斗部队驻在古巴的问题，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严重关切。    国务院发言人霍丁    ·卡特说，这两个人将彻底讨论此事，预料还会举行其他会议。    发言人说，万斯将切实做到使这位苏联大使已充分理解美国是严重看待这件事的。    他说，万斯将强调，现有的局面“必须改变”。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将要求从古巴撤出这两三千人的战斗部队。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记者：吉姆·安德森）国务卿万斯今天就俄国一支部队驻扎古巴的问题指责多勃雷宁大使，说这支部队的存在可能破坏参院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机会。    在万斯同多勃雷宁会谈以后四小时，国务院对《真理报》的社论作出了回答。    发言人吉尔·舒克说：“这篇社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苏联驻古巴军队的问题正在通过外交渠道讨论，我们不对这次讨论的性质发表评论。”

【法新社北京九月九日电】西哈努克亲王正式拒绝红色高棉提出的由他担任新成立的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的建议。    西哈努克从平壤打了一份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转给”乔森潘主席的电报，并给法新社北京分社一份抄件。西哈努克说，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及其政治纲领“无疑是一个新骗局”。    他说：“只有白痴和傻瓜才会上你们的新圈套。”    西哈努克对乔森潘说，“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莫大荣誉”，这说明我是出于对“全体柬埔寨人的记忆和自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以来被红色高棉杀害的无辜的柬埔寨人”的尊重。    【合众国际社东京九月十日电】西哈努克亲王今天说，他将率领一个计划中的中立的民族阵线出席下月在比利时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决定这个饱受战祸的国家的前途。    他强调说，他决不会在波尔布特政权和韩桑林新政府目前的军事对抗中支持哪一方。    西哈努克在回答《每日新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时还说，他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平壤主持一次关于柬埔寨难民和移居国外的人的会议，为十月份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作准备。    他说：“我同意成为柬埔寨移居国外的人和难民的代表。我将担任将在十月成立的中立的柬埔寨民族阵线的主席。”    《每日新闻》在今天晚版刊登了西哈努克回答问题的摘要。该报说，亲王从平壤发出了一封电报。    西哈努克指责波尔布特搞屠杀，并攻击韩桑林是“越南傀儡政权的代理人”。他说，十万多名柬埔寨难民和移居国外的人是柬埔寨的真正代表。    他说，他愿意让这两人参加他的计划中的民族阵线，如果他们提出遵守这个阵线的中立政策的书面保证的话。    记者问到越南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时，他说：“不管他们的意图是好是坏，实际情况是越南军人现在呆在柬埔寨领土上。”    西哈努克说：“如果越南拒绝从柬埔寨撤军、反对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反对派出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和反对柬埔寨中立，那么，越南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九月九日刊登克拉夫特的一篇文章，题为《愚蠢的古巴危机》，摘译如下：    最近在古巴问题上同俄国发生的这场小题大做的风波是一场卡特式的危机。每一方都显得很蠢。    首先想一想前两届政府。据国务卿万斯说，俄国人的这支战斗部队（它驻在古巴这一点现已得到证实）在古巴已经至少驻扎了三、四年，甚至可能更久。这意味着，在古巴出兵非洲、挑起一九七六年的安哥拉危机的时候，福特政府虽然搜索过这个岛国，但却没有发现这支部队的存在。    这意味着，尼克松政府在同俄国人谈判禁止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协定之前，于一九七○年加强侦察活动的时候未能发现这支部队。这两件事都说明，尼克松和福特的两届政府虽然反共态度都很坚决，但却没有卡特政府的警惕性高。换句话说，在尼克松和福特失败了的问题上，卡特却成功了。    俄国人就显得更蠢了。我们已多次向他们明白表示，我国对他们在古巴的军事存在这个问题是敏感的，卡特总统在六月份举行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向勃列日涅夫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斯通（佛罗里达州）七月十七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关于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听证会上提到了在古巴驻扎战斗部队的可能性。万斯于七月二十七日就俄国在古巴驻扎战斗部队问题给斯通写了一封信。    七月二十七日的这封信指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在古巴驻有战斗部队，但将“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要是出现什么不愉快的情况，那就会危及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本身。    但是，虽然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人们又不断地发出警告，俄国人却好象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没有作出能消除疑团的解释，例如说明在古巴的只是一支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他们也没有采取起码的预防性保密措施。其实，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八月中旬证实这支战斗部队的存在正是由于俄国人如此公开地举行演习，以致他们的行动被拍下了照片。    最后，卡特政府的做法也很奇怪。当斯通于七月十七日提出苏联在古巴驻扎战斗部队的问题时，政府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    当此事已得到证实时，政府却让外委会主席丘奇在为再次当选爱达荷州参议员而进行竞选之前，到该州游说时透露这个消息。丘奇说，他将坚持这样的立场：要想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获得批准，苏联战斗部队就得撤走。当他这样说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    但是，当国务院随后把问题公开时，事情就变得叫人糊涂起来了。没有清楚地说明究竟出现了什么新情况，也没说明什么时候出现了新情况，以及政府有什么要求。唯一清楚的事情是：国务卿承认，正式文件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苏联在古巴驻扎战斗部队。    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俄国人很可能感到美国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才来揭露这件事，同时也是要冲淡现在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影响。    一种比较好的结局是，俄国人会找到某种保全面子的办法，改变一下这个战斗旅的身份。这就会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有获得批准的可能。但是，这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俄国利用古巴作为从事冒险性扩张的代理人。    因此，虽然局势是严峻的，但是华盛顿的情绪却并不严峻。相反，同古巴导弹危机相比，目前的麻烦最可能出现的结局将是历史象闹剧一样重演一次而已。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五日刊登赖斯顿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自是《一个不愉快的首都》，摘译如下：    在夏末，在一九八○年总统选举之初，这里不是一个愉快的城市，甚至也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城市。它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基本的原则问题和在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是它现在主要考虑的却是即将到来的这场争夺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斗争。    人们可能会希望一九七九年的这个秋天是进行思考的时期，不是思考我们所受的挫折，而是思考各国在过去五十年里所取得的进展。今年是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崩溃的五十周年，是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四十周年，但是华盛顿什么都不记得了，正集中力量搞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现在离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马萨诸塞州）和卡特总统在弗罗里达州进行第一次名望测验只有短短几周的时间了，离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第一次总统预选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此间政界领袖说，国会除了在能源、武器控制、税收、工资和物价上达成含糊不清的折衷方案之外，没时间再通过什么别的方案了。    所以这里的谈话题材和“新闻”所议论的，都是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策略和他们个人的问题，就好象在两党中，任何一个候选人所属的党都有解决这个国家的基本问题的方法。肯尼迪是参加还是不参加竞选？罗纳德·里根是不是太老了，他所依靠的右翼，是不是面太窄从而没法获胜？大企业界的宠儿约翰·康纳利——共和党人把他看作是他们党的新手，而他在民主党内的老伙伴却把他看作是“叛徒”——是能把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呢，还是只不过把分裂的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对付共和党呢？现在这些是这里很突出的问题，而且双方为了应付竞选运动的挑战照例感到很兴奋。    但是在这场政治斗争的下面，这里似乎没有人对这场政治斗争的进程或者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感到很满意。共和党人最近一直没讲话，他们注视着卡特总统在民意测验中名望的下降、他为改组内阁所作的疯狂努力和他个人的作风。    然而，他们自己内部在政策和候选人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同民主党人一样，他们觉得陷入了一场他们所控制不了的“特殊利益集团”玩弄政治手腕所造成的冲突。包括国会两党领袖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以为，在经过夏季休假返回华盛顿以后，他们会对他们相互的责任和对于整个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所负责任的看法开阔一些，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损害了公众对所有机构的信心，并且导致采取一种防守性的自私自利态度来支持当地的或职业性的社团，为狭隘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进行游说。    在今年夏季的新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它们一直在报纸和广播网的帮助下大肆宣传他们刺耳的要求。我们“听到”大企业界和大劳工组织，黑人和犹太人提出的要求——他们都提出一些正当的要求和不满的意见，但是我们却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关于保卫国家或关于西方共同防务的折衷方案。    在一定程度上，大力维护社会、经济和种族方面人们所关心的事完全是好事，但是，院外活动集团，特别是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争夺政治优势的斗争正在变得失去控制。甚至那些玩弄权术和陷进权术斗争的国会议员也知道，这种作法损害了这个共和国在同它的本国人民、同它的盟国和它潜在的敌人的关系方面对他们的影响。

【合众国际社亚特兰大九月九日电】美国《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今天报道，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认为，卡特总统是民主党人的负担，并且对卡特说，如果他争取在党内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很可能使一名共和党人当选。    这两家报纸在它们今天的联合版中说，这项关于要求卡特退出竞选的建议是在白宫上星期五秘密举行的午餐会上提出来的。就在这次会议之前，肯尼迪的办公室宣布，他的家属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反对他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    这两家报纸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这条消息是由未透露姓名的人士提供的。这两家报纸说，肯尼迪相信他能够在明年的几次预选中击败卡特，但是他不希望因参加竞选而造成分裂，因为那样做会挫伤支持卡特重新当选的国会民主党人的感情。    然而，这两家报纸说，没有迹象表明卡特因为肯尼迪的建议而发生动摇。这两家报纸指出，他的争取重新当选委员会本周末扩大了活动范围，以便为竞选努力作好准备，这种努力将使卡特在整个秋天和冬天的每个周末都要进行竞选活动。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九日电】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一位助手今天对一篇公开报道提出了疑问，该报道说肯尼迪认为卡特总统是一名“无能的政治家”，卡特应当退出为争取民主党提名而进行的竞争。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汤姆·索思威克说：“这则报道是不准确的。”    索思威克说：“这位记者没有同肯尼迪参议员打招呼。我不知道这些人士是谁，反正他们不是参议员本人，也不是接近参议员的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九日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怀特今天说，下述说法“纯系胡扯”，即卡特总统可能退出一九八○年的总统竞选。    怀特是在评论一则消息时说这番话的，该消息说，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爱德华·肯尼迪星期五在白宫的一次未经宣布的午餐会上建议卡特不要谋求重新当选。这位民主党主席说，他上个月建议肯尼迪和卡特见见面，但是他断然否认卡特退出竞选的说法。他说，这种说法“纯系胡扯”。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七日电】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天搬掉了他参加明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障碍。他说，他的母亲和妻子已不再反对他参加竞选。    但是这位四十七岁的参议员又说：“在此刻，我显然不是个候选人。”他到现在为止一直坚持说，他支持卡特总统争取连任的努力。    人们认为，肯尼迪公开宣布他的家人不再反对他争取得到提名的努力，是对全国各地出现的“选肯尼迪”运动的鼓励。    参议员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中唯一活下来的兄弟。他说：“我对我国走向何方是非常关心的。”    这位参议员今年夏天早些时候透露，他的母亲已经不再反对他竞选了。    昨天他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向一家报纸透露说，同这位参议员的关系不好的妻子琼也改变了主意。参议员肯尼迪今天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和他的妻子过去两年一直分居。    鉴于卡特总统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很差，支持肯尼迪参议员参加明年竞选的人越来越多。    据说公众中现在支持卡特总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是现代一位总统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    政界观察家们说，肯尼迪参议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可能大获全胜。

说会议靠广泛的妥协，才就最后宣言取得一致意见；宣言采取了介于谴责帝国主义与拒绝霸权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美联社哈瓦那九月十日电】第六次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结束了，表面上显示出团结，但是，古巴的一些意识形态对手担心，古巴在担任第三世界正式发言人的新角色中将如何动作。    显示不结盟团结的最鲜明的象征是在古巴主席卡斯特罗昨天宣布最高级会议结束以后不久出现的。会议人士说这次会议也许是不结盟运动历史上最喧闹的一次会议。    卡斯特罗热烈拥抱了运动的创始人、维护在东西方冲突中实行等距离政策的主要力量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会议结束时，这两个人都能自称取得了胜利。    靠着广泛的妥协，才就最后宣言取得了一致意见。    卡斯特罗争取到会议同意谴责美国在中东、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政策。    但是，铁托挫败了卡斯特罗使这个运动公开宣布间接支持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努力。宣言重申了“不结盟原则的正确性”。    作为会议东道国，古巴得到了在下次最高级会议（定于一九八二年在巴格达举行）举行之前负责这个运动的权利。    【路透社哈瓦那九月十日电】有九十六个成员国的不结盟运动今天看来走上了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道路，但是，以古巴为首的激进国家似乎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占了上风。    温和派与激选派的国家之间，就不结盟运动的将来方向问题不时发生的激烈争论，笼罩了这个集团的第六次最高级会议。    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宣言重申这个集团独立于两个大国集团。    关于埃及和柬埔寨问题的争论使这次最高级会议比原计划拖长了两天闭幕，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两个阵营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方谴责莫斯科策划的阴谋，另一方反过来指责西方帝国主义工具的破坏活动。    最后，激进派似乎在埃及问题上取得了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柬埔寨被推翻的波尔布特政府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取得它的席位。    而温和派国家做到了使古巴起草的最后宣言草案降低调子，它们认为那个草案是亲莫斯科的。删掉了草案关于苏联阵营是不结盟国家的天然盟友的说法。    这次最高级会议最后宣言中有一个关键的段落说：“寻求世界和平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在内的种族主义和一切表现形式的外国占领、统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密切相关”。这就是采取了一条介乎谴责帝国主义（会议上对此理解为指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与拒绝霸权主义（据认为指的是苏联）之间的中间道路。

【法新社河内九月十日电】在柬埔寨，韩桑林政权不久将对重新集结在柬泰西部边境地区的红色高棉部队残部发动新的扫荡。    越南官员认为，这种军事行动将引起中国在军事上做出反应，尤其是如果越南支持的军队侵犯泰国领土的话。    可是，越南人不大可能被中国的威胁所影响。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坚决要在柬埔寨执行他们的“绥靖”运动。    任何一方都认真地认为它的立场和警告会使对方不敢动手，每一方显然都在寻找论据，以使世界舆论相信战事是对方挑起的。    【法新社曼谷九月十日电】红色高棉电台今天报道，老挝两个团于本月初被调到了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和上丁省。    民主柬埔寨电台说，这些老挝军队驻扎在柬老边境上。    在同一个地区，据报道，几千名越南军人（包括青年学生在内）部署在穿过腊塔纳基里和上丁的十九号公路。这条公路把越南中部高原同上丁市连接起来。    此间观察家认为，这些消息表明，越南总司令部决定确保通向柬埔寨的主要公路之一的安全，以准备在几周后旱季开始时对红色高棉游击队发动进攻。

【本刊讯】哥伦比亚《时代报》九月六日刊登一篇题为《不结盟会议难道是一个丑剧吗？》的社论，摘译如下：    选择哈瓦那作为不结盟国家会议会址是件怪事，更确切地说，是件荒唐的事，因为全世界不论谁（包括各种各样观点的人在内）都不是不知道这种显而易见和不可否认的现象：古巴政权是苏联在地球上拥有的最驯顺的卫星国。没有人不知道，卡斯特罗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走卒，让它作不结盟国家的发言人和领导人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一种并非十分奇怪的巧合是，当代表们在这个加勒比首都召开不结盟会议的时候，俄国的一个配备各种可能最现代化的杀人武器的旅进驻了这个作为俄国插入我们美洲心脏的“尖刀”的国家。    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突出和危险，那么怎么能又一次在它的领土上向那个凶恶的极权政权屈服的同时，允许这个已揭去面纱的莫斯科代理人大嚷大叫地抗议美国和中国呢？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香港版七月号译载彼得·汉尼斯·莱曼一篇文章，题为《沙漠之邦南也门》，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这个阿拉伯国家在十二年前独立，如今已成了苏联刺入阿拉伯半岛的矛头。南也门仍然是一强大武装力量，威胁着红海与波斯湾的石油运输路线。以下是一位目击者对这个一切保密的国家的报道。）    什么都禁，连沙漠也是国家秘密。我们乘车在南也门境内行驶了三天，向首都亚丁进发，右边是沙，左边也是沙，公路上沙尘滚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境内土地百分之九十八是沙漠。    我拿出摄影机。我最低限度要拍一张这个沙漠的照片，尽管除了沙以外看不见别的。    “嗨！”阿里在后面大叫，“放下摄影机！不准摄影！”阿里是共产党派给我的，他跟我寸步不离。他要看守着我以防我有“不测”，还要看守着要我不能乱来。例如，拍摄任何照片都是犯法的行为。总之没有官方许可便拍照，就是不对，而我并没有在沙漠拍照的特别许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准许外国人做些什么，第三一七六号法令已有规定，这条法令，基本上是说一切俱禁。    外国人不得和南也门人谈话。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有一百七十万居民。第三一七六号法令规定他们“未获批准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就是“友好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同志，也不例外。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前，鲁巴伊是总统，他坚决相信他的国家可以试行和亲西方的邻国进行审慎的外交接触，结果竟因此丢了性命。他刚一建议这些计划，部长会议中两个忠于莫斯科的同僚    ——党的秘书长伊斯梅尔和总理穆罕默德——就即刻出动了忠于他们的党军，突袭总统府。“卖国贼”和“个人主义者”鲁巴伊被迫退位，数小时后便遭处决。他的职位由穆罕默德接任，最近，穆罕默德由和克里姆林宫关系更密切的伊斯梅尔取代。恐怖统治了全国。南也门任何地方都没有地图，也没有城市设计图和电话号码簿出售。统计数字只能向有关部门查询。    我问及共产党实在有多强大，党派给我们的一位官方向导竟天真地答复了这个问题，这真使我诧异不已。他说，党员有六千人，平均年龄二十六岁，其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占百分之五，中学毕业生约占百分之十。难怪党要把这些数字保守得这么秘密，因为从数字上马上可以看出它的弱点。它缺乏大众支持，共产党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    我把这个数字告诉一位英籍社会学家，他吓了一跳：“天哪，那真是最高机密。我曾花两年时间到处找寻这些数字。我恐怕这件事对说给你听的人没有什么好处。”    不幸，果然没有好处。过了一天，那守口不牢的也门人离开了我们，被调回办公室，他原定不久到外国去，这趟旅行也被取消。“保安人员”不但偷听每一次电话，还负责监视旅馆的访客名单。    “这个国家是个看不见铁栏的监狱，”一位朋友说，“你见不到铁栏，但你到处都受禁锢。不论你到那里，保安人员早已到了那里。”    他是个英国人，喜欢人家简单地叫他“汤姆”，他的公司在无路可通的北部兴筑公路，施工已将近十八个月了。汤姆说：““从前这地方真好！亚丁自由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手表和摄影机。今日如果你排队两小时能买到一公斤香蕉，已算非常幸运。汽车因为没有零件而不能开动；房屋到塌，因为所有的水泥和油漆，都用于兴建军营和衙门。”    国营商店按配额以照定价出售衣料、鞋和收音机，可是有配额并不一定有货。粮食常有，但永远不会在同一时间全部都有：有时一连四星期有羊肉没蔬菜，然后六星期有鸡、鸡蛋和番茄，却没有面包或鱼。国家接管了一切经理级位置，但各经理彼此间的协调合作常常脱节。    官员都不否认有政治犯。政治犯数字言人人殊，从一万到二万，不过这也是最高机密。我有深刻印象，认为南也门的党和政府所受的推动力量中，恐惧的驱策力起码和爱国心相等    ——怕受批评，怕外国人，怕本国人民，怕本身内部的对头。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坚持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四面受敌，因此，在早期亚丁的新主人有赖他们的社会主义老大哥撑腰。苏联派来二千多“顾问”训练军队：约有三百名古巴教练带着民兵赶来赶去；大约同等数目的东德同志教导南也门的秘密警察截查、鞫讯和远程通讯技术。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九月十日发表一篇评论，摘译如下：    第六次最高级会议作出决定，把柬埔寨问题和报告提交给将于一九八一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下一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柬埔寨的席位将仍然空着。除大多数其他国家外，南斯拉夫也对这项决定提出保留。    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南斯拉夫，都认为外长会议上的程序是危险的，当时正进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讨论，主席团（古巴代表）的擅自决定使讨论中断，并剥夺了某些代表团阐明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权利。这种行为带来了一种威胁，使辩论参加者分裂，而不是使他们达成一致。    显然，明智的作法和运动的利益要求不能坚持分歧，而是要消除分歧，应该使运动把力量首先放到今后的行动上。其中也包括必须解决柬埔寨问题。重要的是，从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出发，首先要求撤出外国军队和尊重柬埔寨的独立。

【本刊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七月四日刊登波波娃的一篇文章，题为《电子计算机能干什么……》，摘译如下：    在西德萨尔布鲁肯市举行的语言学和信息学的大会上，科学家们搞了一次小试验——计算机和人进行语言翻译比赛。比赛时，计算机突然地露出了“夸大狂”的毛病。例如有一个句子：“计算机多能，但不是万能”，计算机居然翻译成“计算机几乎是万能！”    一百三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译解马雅人的手稿。最后决定求助于技术装备。制定了挑选和寻找所需要的语汇的计划，由计算机来完成数以十亿计的运算。结果，在不到一年，发现的手稿几乎有一半可辨读出来了。    我们拿起问讯处的电话，例如机场的电话，就可迅速得到所需要的查询。这种效能只有借助计算机才能做到，因为人们把计算机同转播有关气象、时刻表变更、航班完成情况以及旅客可能问到的其他许多情况的各种问讯处连接了起来。    计算机的好处的确很多。然而，如果人在使用计算机时出了差错，可能会发生完全难于置信的后果。    最“高昂”的错误，大概是在程序中漏掉一个符号，就会破坏从肯尼迪角向金星发射的火箭。而一枚火箭价值一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呀！    美国有一家大公司的一位副董事长，有时顺便到放置着计算机的屋子（在工作人员不在的情况下），在穿孔卡片上“只不过”打一小孔。其结果，计算机就会认真地把公司的一部分收入列入这位副董事长个人的账内。    由于计算机的差错，底特律一家大商店的副经理蹲了十一天牢房。由于稍微违犯交通规章，交通调度员让他的汽车停下来，并“以防万一地”通过无线电查问这个违章者的情况。计算机存贮着曾经落入司法部门手中的一切罪犯的资料。当你去查询时，一分钟后，计算机就会作出答复，说明某某人是不久前从苦役的地方潜逃的撬门贼。这样，“危险的罪犯”立即就会被送入牢房。过了十一天，想起来应该查查被拘留者的指纹，最后才弄清计算机所指的是与他同名的人。    不管怎样，电子计算机毕竟仍是我们可靠的助手。

【本刊讯】苏联《苏联画报》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浮肿说明什么？》摘译如下：    一位著名的苏联作家、职业医生很久以前就指出：有些作者塑造浪漫“高尚”的主人公时，常把他们描绘成脸色苍白，两眼塌陷而目光炯炯，身体瘦削的形象。对医生来说，这些特征与其说是浪漫的天性，不如说是病症……    一个人的外表的确能使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很多情况。皮肤发青会使人联想到心脏衰弱，含热的眼神是高烧的征候，眼白发黄说明肝脏有病。浮肿也同样有不小的诊断意义。    各种疾病都会引起浮肿。而首当其冲的却是心脏病。衰弱的心肌不能正常输送血液，因此血液久滞在细小的静脉和毛细血管内。结果管压升高，管壁拉长，水肿液渗进周围的组织。心脏病引起的浮肿往往从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下肢开始。在重力作用的情况下，双脚会发生郁血。在心脏功能严重衰弱的情况下，水肿液会在腹腔和肺里积存起来。    看到人的眼下有浮肿，我们会想到，这个人的心脏或者肾脏有毛病。然而，这种结论可能是不对的。对服用药物，一些食品和饮料，肌体有时会产生各种病态状的激烈反应。变态反应的浮肿在脸部和组织最松软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严重时可以使人窒息。    炎症也能成为浮肿的原因。当然，任何一种发炎都表现为浮肿，皮肤微微肿起。在炎症的最初阶段，浮肿则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时它起好的作用，水肿液把血液从炎症灶中排挤开。    人的智慧很久以前就创造了“饥饿引起浮肿”这一术语。它准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长期饥饿能产生严重浮肿。    我们医务工作者，知道发生浮肿不单是因为饥饿，还因为肌体缺乏蛋白质。处于这种状况，肌体开始自己“吃”自己，本身的蛋白发生分解。水分从缺乏蛋白的血液中转移到组织之间的间隙，随之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饥饿人的体重增加，真象胖起来一样。    肾性浮肿的发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肾脏功能发生障碍的情况下，血液中的蛋白就不断消失。肾性浮肿容易看出来。与心脏性浮肿不同的是，肾性浮肿均匀地分布在全身，有时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由于细小的血管痉挛，这类患者的皮肤变得干燥、发光和苍白。医生称其为“大理石”皮肤。    能够引起浮肿的疾病远远不止所列举的这些。我们列举的只是几种主要的疾病。但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知道，浮肿是某种疾病的征候。确定为那种疾病    ——这是医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轻视这个征候——这却是您应该做的事。

【法新社曼谷九月五日电】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今天透露，泰国和中国在最近结束的中泰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同意继续互派考察代表团。    阿伦说，该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一致同意，泰国小组将在中国考察森林、针灸和低成本的建筑材料的生产情况，中国小组将在泰国考察珍珠的养殖和波萝罐头的生产。    他指出，将在明年下半年互派观察团。    这位泰国副外长没有见到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而见到了负责国际合作事务的副总理陈慕华。    她祝贺泰国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表示希望中泰关系将保持融洽。

认为中国现在已注意提高生产率，实行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用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经验解决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说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会会刊》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摘译如下：    从技术、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这三项仍然是西方现在使用的尺度——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以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经济增长可能只是各国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之一，而对中国来说，经济的增长从来就不是首要的。社会态度的转变和向比较平等的社会制度的过渡，是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兴起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不存在短缺的，今天正是在遭受短缺之苦。如果消费超过生产——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就是，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新的投资的话，那农村就会有隐蔽的失业，城市就会有明显的失业。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    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提高生产率并不是一个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里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一样。    中国是确实要着手提高生产率并且坚持这样做呢，还是在现代化的纪律还未来得及巩固中国就被其他一些优先要办的事情转移开呢？中国所作的宣布使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模糊不清之处。即便把政治上的危险因素考虑进去，看来这一点现在也是定了的，因为，如果轻视呼声越来越高的要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那就会再度陷入小生产者的思想境界中，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静止不动或者下降。    中国现在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并非组织方面的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按劳分配在四人帮以后的时期经常挂在嘴边。要使价值法则用来加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需要经济地利用时间和原料，进行严格的企业核算，并减少单位生产费用。衡量有效利用时间和资金的标尺必须是投资资金的利润率。否则就要冒浪费时间和资金的危险。中国在七十年代的经验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数千名工人每天只干五个半小时的活，但是却领全薪，因为没有适当的成本核算。在一个过渡社会中，这对工人劳动态度的损害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损害不亚于对生产本身的损害。因此，把工人和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管理中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的。不然，那就会倒退，因为意识形态与日常实践不合拍。    即使从一九七八年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粗略地看一眼，另一个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重新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订立具体合同可减少各级管理机构的负担。这意味着减少一些干部的官僚作风和高压手段。    可能是，合同制度是调整时期解决各级管理问题的唯一办法，并在调整之后要加以修改或者用别的办法来代替。贸易显然必须用合同来调整，但是用组织间的合同来控制生产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可能还有一场关于这些建议中的另一项建议的类似的辩论，这项建议就是要扩大纯经济控制的作用，即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公司，这些公司只负责制造过程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负责生产活动或推销活动中范围非常狭窄的一个部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中国最接近（比方说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幻想。现在发表的观点是：搞统一的、设备齐全的企业，不管大小，都是生产中的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就通过危机——商业的、金融的或者经济的危机来加以调整，有时是小规模的调整，有时则是大规模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能自动调节，因此一出差错就会打击整个经济。那么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学很多东西呢？因为，即使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没有计划的，但是企业内部肯定是有计划的，而有些企业是很大的。这使列宁一九二○年所作的结论应验了：无产阶级不能单用专政来维持它的统治，还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的全部技术经验，只要这种经验发挥进步作用就行。中国领导人以列宁这个结论为依据醒目地让人看到过去和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和毛一样坦率，但是比毛具体。    正在认真地对待四个现代化，管理正在实行必须的纪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明显，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其必然结果。如果他们不是在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把钢的生产在轻重缓急的考虑中降到第二位，而把消费品和能源的考虑升到第一位，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在恢复毛多年以来的一个教导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硬说社会主义的政策原则不受影响，或者硬说对社会主义过渡的本质没有关键问题可提出，那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