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德黑兰八月十八日电】霍梅尼星期六（十八日）下令动员全体伊朗武装部队，以镇压伊朗西部的库尔德叛乱。他还警告他的总理和军事指挥官说，无视他的命令就会导致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德黑兰得到的消息说，政府军对接连四天包围了伊朗—伊拉克边界上一个有一万五千名居民的城镇帕韦的库尔德叛乱分子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霍梅尼星期六（十八日）第一次宣布他本人是“武装部队司令和三军参谋长”，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从国王二月份被推翻以来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的地位。    他指责军方和总理巴扎尔甘的政府对待库尔德叛乱没有采取行动。他警告说，他要他们“对这次野蛮屠杀负责，如果他们违背这一命令，就要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路透社德黑兰八月十九日电】伊朗今天下令禁止库尔德民主党活动并取消了它的领导人在七十三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席位，这个委员会今天已开始研究宪法草案。    政府发言人萨迪格·塔巴特巴伊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时对记者们说，这一禁令是起监督作用的革命委员会颁布的。    他说，库尔德民主党应对边界城镇——帕韦的反对这一伊斯兰共和国的活动负责。昨天政府部队曾与库尔德叛乱分子发生了冲突。    非正式的国家元首霍梅尼昨晚说库尔德民主党腐败，并告诫所有反对党说，它们在今天或明天也将会受到取缔。他表示他主张把伊朗变为一党制国家。    【路透社德黑兰八月十九日电】伊朗军队响应霍梅尼发出的总动员的号召，今天奉命开赴库尔德斯坦首府萨南达杰。    国家电台引用武装部队参谋长侯赛因·沙克尔的话说，原定开往边境城镇帕韦的部队已奉命改赴萨南达杰。这一讲话是非正式的国家元首发出动员令之后几分钟内发表的。

【美联社吉隆坡八月十八日电】（记者：哈里·马尼亚姆）东南亚国家联盟五个成员国已暗示它们准备同越南展开“舌战”。    越南也许在军事力量方面比较强大，但是一些东盟官员认为在外交方面他们比越南强，西方外交官们今天在这里同意这一看法。    于八月十六日在这里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五国决定它们将要求于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辩论柬埔寨问题，帮助寻求一个政治解决办法以解决柬埔寨的危机。    东盟五国外长还决定，他们将反对让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出席下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他们还说，他们认为应由被越南推翻的波尔布特政权派代表出席最高级会议。    东盟各国说过，他们将不承认由越南扶植的政权，希望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以确定应由谁来统治柬埔寨。    一位高级外交官说：“越南对于这些是不会喜欢的。这意味着，东盟准备在联合国和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同越南展开舌战。”    从军事力量来说，越南要比东盟五国都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得多。    一些外交官说，但是在外交方面，东盟则有更多的朋友，他们也是强大的，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    他们说，虽然在联合国中，东盟国家将会得分，但是在哈瓦那，却是未定之天了。    他们又说，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取决于东道国古巴，因为古巴能向许多代表施加影响，使他们站到越南一边去。    东盟各国外长没有说，如果有韩桑林政权的代表出席，或者柬埔寨双方的代表团都不准与会，他们是否将退出会场。    东盟国家认为，应尽快在金边成立一个独立的柬埔寨政府。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做到这一点。    在一九七○年，柬埔寨的人口估计约在七百万左右。鉴于柬埔寨和越南的种种行动，现在柬埔寨的人口大约只有四、五百万了。据一些外交官说，很快将发生一次饥荒，也许还会丧失二百万人左右。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如果不想出紧急的人道主义和政治方面的解决办法，那么柬埔寨的人口将会变得极少，以致使越南感到要侵吞柬埔寨更加容易了。”    官员们说，东盟国家对越南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去年十月，范文同总理曾访问了东盟各国首都，他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在他离开后不久，很快就入侵了柬埔寨。    接着是被河内逼走的越南难民大量外流使东盟国家感到恼火。大多数外交官和东盟官员认为目前难民停止外流的现象是暂时的，几个月后还会重新大量外流。

【法新社科伦坡八月十九日电】这里的官方人士今天说，古巴已给争着要在不结盟运动中代表柬埔寨前往哈瓦那参加下个月的不结盟首脑会议的两个对立政权的代表都发了签证。    这里的官方人士说，不清楚古巴政府心中有什么盘算，但是双方的代表可能都得在会外等着首脑会议就接纳哪个政权作出决定。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十七日刊登戴维·希尔斯发自波恩的一篇报道，题为《在非洲，东德人取代古巴人》，摘译如下：    东德打算扩大它在非洲的已经相当大的势力。在非洲，东德的共产主义“非洲工作队”正在逐步地代替古巴人，因为古巴人刺激了非洲人的感情。    地位很高的人士昨天在波恩说了上面这番话，同时东德外交部副部长克劳斯—维伦丁在一篇新近发表的文章中谈了东德的非洲政策。    数以百计的东德人正在训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国家的非洲人部队。恩科莫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部队中也大约有一百名东德教官。    这位副部长在东德官方刊物《德国对外政策》上著文，对军援问题只轻轻一笔带过。    他说，东德打算加强它在非洲的政治活动。在非洲，东德已经同特别是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    他写道，在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东德同若干非洲国家进行了发展迅速的合作。他又写道，“在某些国家的要求下”同他们缔结了军事合同。    西德人士说，莫斯科急于加紧使东德卷入非洲。西方所谓的东德“非洲工作队”得到俄国人的支持，因为其成员受过精良的训练。    俄国人由于专横跋扈在非洲只取得有限的成功，西德人士说，古巴人也不大得人心。    据他们说，被派到非洲去的东德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受到心理上的训练，要他们不要得罪非洲人。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十六日刊登弗兰克·泰勒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为《古巴大力争取当第三世界领导》，摘译如下：    在卡斯特罗政府当下个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东道主的时候，古巴将进行坚决的努力，争取当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    一年多来，古巴人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力地进行了活动，以保证这次会议取得成功，从而使他们经常引起争议的体制确定下来。他们希望，在将近九十个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至少有六十个到会，那将使这次会议成为历来举行的最大的一次最高级会议。哈瓦那的许多地区在进行修饰，为数以百计的代表、助手和记者做好准备。    但是，虽然在外表上一切华丽漂亮，但是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一些激烈的冲突，使第三世界所苦恼的许多内部争吵突出出来。古巴当东道国这件事同样将产生争吵。同莫斯科的联系去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有人大力尝试组织一个“抵制哈瓦那”运动，理由是古巴同莫斯科的联系那么牢固，因而不能称自己为不结盟。    这一抵制努力由索马里领头，一度得到多至二十个国家的支持。但是，为了不结盟运动的团结，确切地说，为了它的生存，这一抵制努力最终被搁置起来。    在最近几周，古巴人向所有代表团分发了一个基本工作文件。这一文件对卡斯特罗政府对莫斯科抱什么态度没有留下什么疑问了。一页接一页地谴责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    但是，据在华盛顿的第三世界外交官说，将劝古巴人，如果他们不想在最高级会议期间冒公然分裂的危险，就应降低他们的攻击调子。敏感的问题据说古巴人已经同意放弃使这次最高级会议支持一项称苏联为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决议的尝试。    其它可能引起分裂的问题有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入侵越南，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同以色列订的戴维营和平协定问题上的对峙以及非洲之角的爆炸性局势。    所有这些问题似将使大多数代表认为的第三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暗然失色，这些基本问题是，例如需要比较公平地分享财富和资源，改进食品计划，建立可使不结盟国家不那么依赖西方大国或苏联的国际提供资金机构。

【埃菲社马德里八月十三日电】题：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收获世界葡萄酒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包括在内，葡萄酒的产量将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欧洲各国生产的葡萄酒，在世界葡萄酒的产量中占的比重是：西德占百分之二点六、法国为百分之二十二点四、意大利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一、卢森堡百分之○点一、西班牙百分之十点一、葡萄牙百分之三点五和希腊占百分之一点六。    据西班牙设在德国的贸易商会出版的新闻简报说，在最近二十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葡萄酒产量有显著增加。大约增长百分之二以上。如果继续增长，可能导致市场上长期不平衡，因为目前对葡萄酒的需求量只要求增长百分之○点八。    在西班牙，目前每公顷葡萄酿制二千二百升酒。这个国家还有很大的生产潜力。在葡萄牙和希腊，单位面积产量与法国和意大利相类似，都在每公顷产五千至六千升左右。    共同体的成员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卢森堡，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一起，都是最大的葡萄酒进出口国家。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间，这些国家葡萄酒的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一。在同一时期，进口量占百分之三十八。    西班牙拥有百七十万公顷的葡萄园，大面积种植红葡萄，比法国和意大利多四十万公顷。这个国家有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酒类贸易部门，它在出口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西班牙在酒类出口国中名列第四位。另外，西班牙生产各种酒，商标多达二万五千种；它有五千个酿酒坊和酒库，近一千个葡萄种植合作社。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八月十九日刊登拉约什·利德的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将召开一次红色最高会议》，摘译如下：    勃列日涅夫主席打算在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争取恢复俄国的影响。    上一次共产党最高级会议是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不久，结果表现了严重的分歧。那次会议还证实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分裂。    据南斯拉夫人士说，勃列日涅夫在过去几个月里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今年五月在莫斯科同铁托总统进行的重要会谈，然后决定着手召开这一延迟已久的会议。    铁托反对举行这一会议的态度是会议主要障碍之一。据信，俄国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在作出了一些保证以后，克服了这一障碍。这些保证是：会议将不会试图把莫斯科重新树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同中国的分裂将不会列入议程，也不会向北京发出邀请；克里姆林宫将不会支持在下个月召开的哈瓦那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可能使不结盟运动分裂的任何倡议。铁托是这个运动的一位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最初提议召开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东柏林欧洲共产党会议以后，但是由于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西欧大多数的独立的党强烈反对，会议推迟了。    自从斯大林一九四八年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来，南斯拉夫没有参加历次的国际共产党会议。铁托改变主意，将会对罗马尼亚人以及对这一会议持保留态度的其他各党，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党，产生重要影响。

他说：“我交给苏联人五页到十页关于（匿名被删）通讯卫星的文件……它每日飞越苏联，摄取照片。”这里面的关键字眼是“通讯”和“摄影”。相信只有一种卫星系统兼具这两种功能：就是ＫＨ·１１。    李有没有把ＫＨ·１１的情报卖给苏联？只有中央情报局确实知道。    坎皮莱斯是不是个背黑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赫尔姆斯对《读者文摘》说：“坎皮莱斯案引起了一个问题，美国情报机关或政府高级人员之间有没有被人渗透？”    另有一些中央情报局以前的职员怀疑，坎皮莱斯会不会是受了愚弄，不自觉地在替一个更早更阴险的ＫＨ·１１机密泄露者受过。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苏联已经从另一人，比方说从一个潜伏在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深藏未露的重要特务那里，取得了关于ＫＨ·１１的情报，他们定会千方百计地保护这个情报来源。这么一来坎皮莱斯就有用处了。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坎皮莱斯窃取手册（编号第一五五号本，监视组只有这一本，是在坎皮莱斯到职的那一个月发下来的）不是由于巧合，就是中了苏联人巧妙的圈套。苏联人收到手册后，就安排使坎皮莱斯被擒，使苏联能有如何获得这个机密的良好借口。这就解释了他何以要那么急于到中央情报局总部讲他那套话，如果那时中央情报局听了他的陈述，他就会早日被捕，受审和定罪。更重要的是这一来就保护了原来的情报来源。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苏联人看见坎皮莱斯费了那么多事才使中央情报局听他说话，一定曾感到迷惑不解。    近年来中央情报局混乱不堪，工作人员情绪低落是众所周知的事。问题多半起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一定要把搜集情报的传统办法大加改革。因坎皮莱斯案而出现的问题，都是在中央情报局新领导阶层策划之下制造出来的。    中央情报局的官方立场是，如果某些事情在坎皮莱斯事件时期出了毛病，这些毛病都已纠正。不过就以特纳海军中将警告下属不得把机密文件带出局外的严厉备忘录为例，补救办法似乎都失之太弱和太迟。据说行动中心已彻底改组，情报局已开始并不认真地检查职员的手袋和公事包。    显然，重大问题都依然存在。比如说，ＫＨ    ·１１手册的遗失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到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悬案。中央情报局主管科技事务的副局长德克斯作证时曾指出ＫＨ·１１系统对该条约有莫大的价值：“ＫＨ·１１系统是用来查实苏联是否确实履行条约规定的一个主要情报来源。”    最后，坎皮莱斯一案显示：由于惊人的昏庸、无能、与官僚政治的错误百出，这件泄露国家机密案才会发生，遥望美国情报工作的前途，只见天际一片乌云。（四完）

【路透社西德卡尔斯鲁厄八月十五日电】联邦检察署今日说，在慕尼黑的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一名三十岁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员，疑因涉嫌间谍罪被捕。    一位发言人说，莱特被怀疑是捷克斯洛伐克间谍。（原载香港《大公报》）

说保加利亚社会中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暗流，最近在索非亚商业区出现一条“三十五年的奴役”的标语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九日刊登迈克尔·多布斯发自索非亚的一篇专稿，题为《展现美国生活方式的展品，在保加利亚吸引着如饥似渴的群众》，摘译如下：    这个具有树叶密茂的宽阔林荫大道的宁静城市，到处张贴着欢呼保—苏友好的标语和口号，但是看来这个城市里最好看的地方常常是在美国大使馆外面的人行道上。    这条人行道上总是有许多保加利亚人在那里看美国大使馆情报中心的橱窗展览，这使得保加利亚当局感到很难堪。每个星期换一次的图片展览，内容是非政治性的，从爵士音乐到空间技术。但是到那里去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想见识一个普通美国人是怎样生活的。    例如，最近有几百个人在美国大使馆外面挤成六层，想看一看俄亥俄州格兰维尔的生活情况，尽管一位穿制服的民警要他们别停留、继续往前走。    到保加利亚去的人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苏联社会的风气在巴尔干半岛国家里很盛行，它的程度肯定降低了，但是却被忠实地模仿着。第二个印象是：由于保加利亚处于一种没有掩蔽的地理位置，它比苏联更易于受外界影响，气氛也比较轻松，然而不象它的非正统的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那么敢冒险。    苏联的经济援助使保加利亚具有的生产能力在重工业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生产能力方面，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七七年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五十五是和苏联成交的。克里姆林宫供给保加利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石油。    去年十一月份保苏两国之间开辟轮渡业务以后，保加利亚的经济制度进一步和苏联的经济制度一体化。来往于黑海的大型渡轮（每艘可容纳一百零八节运货车厢）可以克服由于通过罗马尼亚的超载运输所造成的长时间延搁的现象，并且如果别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发生动乱，它可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夫科夫始终不渝的效忠和他长期的任职使他在苏联集团中赢得了特殊地位。他曾经受委托代表克里姆林宫执行几次对外政策任务。今年秋天他将访问越南和柬埔寨，去表示克里姆林宫对金边新统治者的外交支持。    还有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是政府总想把一切成就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但是在方便的时候又要提一提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国家的光荣历史。一个流行的笑话说：“保加利亚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一切成就都在最近的三十五年中。”    日夫科夫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保加利亚没有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表面现象的底下，是有不满情绪的暗流的，最近在索非亚商业区的一个建筑物上写的标语“三十五年的奴役”就说明了这一点。    使保加利亚当局眼前更加担心的是越来越大的经济困难。根据偿付能力来衡量，保加利亚对西方负的债超过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尽管在“五一”节工人们举着热情的标语牌，生产一直远远达不到原计划的指标，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甚至苏联大肆吹嘘的补贴也有消极的一面。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补贴损害了保加利亚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且使保加利亚无法对付突如其来的冲击，如苏联石油价格猛涨，而克里姆林宫硬要它的盟国承受石油价格猛涨的负担。    经济问题还反映在许多物资的普遍短缺上，包括象肉类、水果和蔬菜这样一些基本食品上。虽然保加利亚是一个粮食有余的农业国，向国外出售大量农产品来减少贸易逆差。    群众普遍对于肉类缺少发牢骚，这已经成为保加利亚政治家们的一个棘手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不知所措。一位西方大使最近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说，从好的一方面来看，少吃肉对健康有好处。这句话无意中让日夫科夫听到了，他说：“如果你能让保加利亚人民都相信这句话，我们就授予你季米特洛夫勋章。”

【路透社德黑兰八月十七日电】霍梅尼今晚要求对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采取行动。他对成千上万欢呼的支持者说，他犯了错误，因为在二月革命以后他没有在城市广场上竖起绞刑架。    他在街头暴力行动日益严重的时候向他们的反对派发出最后的警告。    他说，他将离开圣城库姆到德黑兰去处理政府和军队的事务，如果它们无动于衷的话。    他对库姆的群众说：“我们犯了错误。如果我们早就禁止所有这些政党和阵线，砸烂它们的舆论工具，在主要广场竖起绞刑架、杀掉全部贪污犯和阴谋者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眼前这些问题了。”    他在讲话中说：“在该祝福的时候就该祝福，在该复仇的时候就该复仇。我们不怕外国报纸上反对伊朗的宣传。”伊斯兰共和国电台之声广播了这篇讲话。    这位七十九岁的宗教领袖说，他希望革命的检察官取缔所有反对伊斯兰革命的报纸，并且对“策划阴谋”的“作家”和党魁进行审讯。    他还说：“这是最后的警告”。这时，热情的听众欢呼“对、对、对。”    这位阿亚图拉说，那些在库尔德和其他地区搞阴谋的人是异教徒。政府应对他们严肃处理。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动手了。”    他说：“我建议，知识分子和一切党派都应该走民族和伊斯兰的道路而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否则，他们将为他们的错误而作出牺牲。”

【法新社杜阿拉八月十九日电】在杜阿拉收听到的马拉博电台广播的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八月十九日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前独裁者马西埃·恩圭马八月十八日下午在他家乡附近被逮捕。    最高军事委员会指出，前总统被关押在巴塔监狱，“在赤道几内亚人民的要求下，他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八月十八日电】穆斯林叛乱分子今天说，他们在阿富汗中部的拉兹马克省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政府，这个省是他们最近从阿富汗政府军手中“解放”出来的。    叛乱分子的另一派今天声称，他们在东北的坎大哈省的两次战斗中战胜了政府军。他们说，这个省“很快全部获得解放”。    叛乱分子的另外一派——伊斯兰阵线今天声称，他们在同阿富汗首都地区毗邻的帕克蒂亚省打败了政府军的一个师，击毙政府军三百人，俘虏了一百人。他们说，叛乱分子只有十三人伤亡。他们缴获了四辆坦克、三十支火箭发射筒和其他武器。    叛乱分子目前正在围困帕克蒂亚省省会加德兹（喀布尔以南约五十五英里，这一段路是崎岖不平的山路）。    阿富汗穆斯林说，在他们对苏联支持的喀布尔塔拉基政府的圣战中，一个伊斯兰法庭已处死了三十四名执政党领导人，其中七人是斩首的。    伊斯兰阵线说，它在“最近从政府军手里解放出来的”阿富汗中部拉兹马克省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政府。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六日电】（记者：艾伦·道森）这里的专家们认为，在今后一年，越南一般老百姓能得到的食物将比能满足保持健康水平的需要少百分之三十左右。    同越南人——从高级官员一直到工人——进行了坦率得惊人的谈话之后得到的印象是，越南这个国家的人民吃不饱饭，而且越来越吃不饱饭，迅速接近于患营养不良症。    粮食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新闻记者说，越南今年的粮食短缺将达三百八十万吨。越南要有一千二百万吨粮食才能满足最低的粮食需要。肉类几乎是不供应了，蔬菜绝大部分来自价格很高的自由市场。    一位著名的医学研究人员谈得更为随便。软骨病和寄生虫病越来越多，同时又开始出现因虫咬而产生的脓肿。人们总是带着病态，他们的抵抗力减弱了。人们越来越容易患感冒、传染病和登革热等病症。介绍给美国记者见面的“典型工人”阮世雄谈到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不满。他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每月的“大米”定量有三分之二领到的是俄国面粉做成的面条。阮世雄说，他们夫妇两人每月的收入共合六十五美元左右，差不多全都用在食品上。    越南的政府机关人员每天以基本价格得到的定量粮食是四百七十五克（约一磅多一点）。两年前他们的定量是五百六十七克，他们必须花高十倍的价钱从自由市场购粮来补充。    在河内中央市场后面摊子上摆出的鸡一公斤十二美元，猪肉一公斤十美元。联合国的一位官员说得很客气：“总的说来，粮食状况颇为糟糕。”    据官方说，粮食缺乏的原因是自然气候和农村各级干部管理不当。在表面上，越南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四年中已有三个农业部长被解职。大概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未能提供全国人民的口粮。    关于气候原因，已一连五季歉收，现在有迹象——至少河内周围——表明还会有第六次歉收。    在首都附近，现在地里种的木薯比过去多，而在今年二月，那里种的是稻子。一般来说，越南人不喜欢以木薯作为主食。    在越德友谊医院，记者在一间办公室里访问了说话坦率的孙博士。孙博士说，“据我看，三年来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六百。”    孙不确切地以那个普遍的尺度——一碗牛肉面汤——作为他估计的根据的。他说，“三年前，这种汤卖五角钱（越币）一碗，现在卖三块钱（越币）一碗”。    孙关于一种由近乎营养不良引起的普遍小病的叙述，得到另一个可以得到的证据的证明。    外交人士说，去年，挪威石油工人曾试图训练越南人作潜水员，来维修沿海的石油钻井。    但是，不出几个星期，这些挪威人就不得不要求越南政府改善这些潜水员的伙食。照他们通常的伙食，他们根本无法经受这种带着整套水下呼吸器的训练。

原编者按：城市在这个文明国度蔓延，人口每年增加一百多万：埃及的人口多得快要爆炸了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第三十一期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庞然大物》，摘译如下：    计算机刚刚吐出了一个令人担心的事实：埃及人口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大约一千万人。电视台把这种人口增长速度说成是“直线上升”、“人口爆炸”。    左派画报《鲁兹·优素福》周刊说，我们的选择是：“我们要么振兴生产，要么就被这个庞然大物吞掉。”    因为农业生产赶不上埃及人口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个国家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性逐年增加。然而，为了阻止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国家又不能提高基本食品的价格——与任何一个经济逻辑相违背的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份，在经过流血骚乱之后，上涨的物价又不得不重新降了下来。    但是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国家为饥饿的人民拿出了三十一亿九千万马克，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由于进口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埃及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仅一九七八年，贸易赤字就达大约五十亿美元。    埃及贸易和供应部的一名发言人警告说：“如果我们仍然象以前那样猛生孩子的话，那么在我们能够享受和平成果之前，人口过剩就会把我们吞掉。”    和平的果实还没到手，阿拉伯国家给的石油美元也没有了，但是，埃及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在尼罗河畔，每三十秒钟就有一个孩子出生。    当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国在东京讨论石油危机的时候，为了在开始阶段不危害姗姗来迟的经济高涨，埃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西方七个工业国家在今后五年内应该向这个尼罗河国家提供三百四十亿马克，并且尽可能以最低的利息。一位西方银行家在开罗说：“多要了一百亿马克，埃及人首先应该遏制一下本国男子的生育狂热。”    但是，这种狂热却没有停止。在一九七九年头五个月里，有五十多万埃及人出生。埃及的城市人口多得快炸了，村庄也都快变成大城市了。在今后十年内，至少有四百二十个村庄将变成城市，而且必须配备昂贵的城市基本设施。    今天，有百分之五十的埃及人生活在城市，估计其中有九百万人是生活在臃肿的开罗。继墨西哥城、东京和上海之后，埃及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二十五年前，这个城市刚刚有二百五十万居民。    埃及正在遭受人口泛滥之痛苦。    《金字塔报》这家亲政府的报纸写道：“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开展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    萨达特总统和他的夫人吉汉公开表示支持节制生育。尽管大部分穆斯林阿訇把节制生育看成是同可兰经相矛盾的，但决不是所有的阿訇都这样认为的。    总理穆斯塔法·哈利勒尽力鼓励本国生产便宜的避孕药丸，社会部长阿迈勒·奥斯曼让人出版有关节制生育的宣传读物。开罗议会通过了六十三年前就该实行的身份法改革法案，该法限制了伊斯兰教地区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一个穆斯林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这样一来，也就限制了潜在母亲的数目。在上埃及一些地区和尼罗河三角洲，医生和社会性工作人员在六百二十二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努力向农妇们解释避孕药丸和避孕环的意义和使用方法——但是毫无用处。    人口剧增在一个耕地面积五十年来几乎一直没变的国家产生了十分糟糕的影响。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埃及土地是业已开垦的尼罗河平原，其余百分之九十六的土地则是沙漠。在不到四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这块地方与拥有一千万居民的比利时不相上下）上，今天挤满了四千多万人。    尽管阿斯旺大坝带来了新的耕地，但由于失去了尼罗河的淤泥，因此土地并不肥沃。城市的扩大侵占了业已开垦的土地。    “埃及的未来靠的是沙漠”，国家首脑萨达特试图这样来鼓励他的公民，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少。人们在沙漠中建了四座新的城市，这主要应该归功于萨达特的私人倡议。    在“第十个斋月城市”——它位于开罗和伊斯梅利亚之间——已经建成了第一批可以交付使用的楼房。在不多几年内，将有五十万人在这里生活。    另外一百万埃及人将迁到“萨达特市”生活，这个城市位于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的沙漠之路的两旁，此外将有二百万埃及人迁往亚历山大市西南部的阿米里亚区。数十万开罗人已经搬到了建在沙漠土地上的卫星城纳赛尔居住。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七月三十一日号刊登时事社驻北京分社社长志村规矩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三年经济调整措施成败的关键是控制人口增长》，摘译如下：“提高生活水平”是调整的目的中国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了用三年时间调整经济的措施，其中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而加以突出。    经济调整的基本方针是，置重点于农业、轻纺工业，减少重工业的投资比率。它的目的是要加快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速度；与此同时，如果和促进农业发展以增产粮食、改善饮食条件一并考虑，就会了解经济调整的目的在于重视实际生活，就是把“提高”九亿人民的“生活水平”置于最优先地位。    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三亿零四百七十五万吨，而去年年底的人口就有九亿六千万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粮食三百一十七公斤。以增长率○为目标主管人口问题的陈慕华副总理在日前一次会议上说：“到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二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五，而且，到二十一世纪初，必须把增长率控制到零的水平。”    据公布，去年人口增长率的正式数字是百分之一点二；按这个增长率增长下去，到一九八五年，人口将比现在增加八千四百万。所以，即使经济建设十年规划所确定的粮食年产四亿吨的指标如数达到，按人口一平均，也还是几乎没有增加。    仅就粮食这个生活的基础条件来看，同先进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在扩大。如果同解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作比较，那又另当别论；而如果突出为如此具体的数字所证实的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扩大的倾向，那就会明白，“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说法如今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神话”。    同粮食的如此这般的关系，正是一个背景，使得控制人口增长成了经济调整当前十项措施中的重要支柱。    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决定了一项方针：“生一个孩子最理想，顶多生两个，生三个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因为在中国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孩子越多越幸福”的传统想法，而在农村里这种风气格外严重。    在提出这个方针时，援用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作为启发人们醒悟的材料。以目前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孩子出生以后，培养到成为一个劳动力的年岁——十六岁，究竟需要多少费用呢？在吃饭不花钱的农村是一千六百元，在小市镇是四千八百元，在大城市是六千九百元。其中包括了读到中学为止的学费；假如每年出生一千万个孩子，那么，仅仅把这一千万人培养起来，大约就要花费二百二十亿元。假定每年都出生一千万个孩子，那这笔经费就是非常可观的。如果同今年的预算规模一千一百二十亿元相比较，人们大概就会点头称是。取决于群众的理解和合作无可否认，控制人口增长是关系到经济调整措施成败的紧急课题。问题在于群众究竟是否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合作到什么程度。前些时候，我有机会参观了上海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我们被领到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去访问，这家农户一年有将近二千元的现金收入。这一家的富裕程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城市周围比较富的人民公社，平均每人的年现金收入是二百二十元到二百四十元左右，五口之家才一千多元。那么，这一家到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收入呢？它的秘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人口多，劳动力多。    陪同参观的中国有关人士感慨地说：“要农村实行节育计划真难啊！”农村人口占九亿人的百分之七十五，考虑到中国的这个现状，就会感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方面还有不少困难，所以值得注意。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十五日电】世界银行今天说，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中，世界城市人口将再增加约十亿；二○○○年后，世界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市镇中。    根据该银行的《世界发展年报》，城镇增加的人口主要属于发展中国家。    该银行职员说，到二○○○年时，墨西哥市很容易将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人口超过三千万。虽然，大东京和大纽约连市郊在内，也可能达到这水平。    报告说，到二○○○年，发展中国家中另有十七个城市的人口将超过一千万。报告集中讨论都市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它说，总的说来，可以预期本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内，世界人口增长约二十亿，使二○○○年时总数约为六十亿。人口增长中，约十五亿是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说，纵使世界经济沿着目前预期的颇为适中的路线增长，这个规模的人口增长仍会使得进入下一世纪时，约有六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它警告说，但是，如果世界经济并非如预料一样，赤贫人数就会增至七亿一千万。（转载自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联合国总部八月十七日电】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执行首长沙拉斯今天说，已开发国家的婴儿太少，开发中国家的老人太多。    沙拉斯在题为“一九七九年世界人口状况”的报告中说，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有生育率降低和寿命延长的趋势。    沙拉斯在报告中还说，目前的第三个人口问题是城市人口爆炸。    他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在本世纪结束前，可能再度倍增。（原载台湾《联合报》）

【本刊讯】五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刊登马里林·本德的一篇对《粮商》（作者为丹·摩根）的书评，题为《思考的材料》，摘译如下：    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俄国人打进了美国粮食市场，弄走了将近二千万吨小麦和大豆。他们买这些粮食花了十多亿美元，而且留下了说明他们意图的充足的线索。中央情报局根据这笔交易的经纪人（即丹·摩根所说的“粮商”）所提供的情报，了解到他们购买的粮食数量。    虽然摩根先生说，在俄国人来到粮仓门口时，美国政府正在门内进行推销，可是他始终坚持把采购这样巨大数量的粮食以及一九七五年所作的这样一次采购称之为“抢粮”。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官僚主义的疏忽错误，这是人们熟悉的、却易忘却的一个目标。而谁是受害者呢？当然是消费者。    由于苏联的大批购买直接造成了粮价的上涨，美国人被剥夺了一向使他们感到如此富有和神气的两个有利条件之一——廉价的粮食。一年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开始把石油价格抬高四倍，另一个有利条件    ——廉价的燃料——也开始消失了。    按照冷酷无情的经济平衡法则，有人受灾则必有人得利——通常是律师或者经纪人。粮商们向俄国人销售小麦获取了暴利（向俄国销售小麦却意味深长地证实了苏联共产主义未能解决难办的农业问题）。同样，每当液金（指石油——本刊注）卡特尔聚在一起商议并宣布抬高价格时，石油公司也大获其利。    虽然他们的存货供应的是比石油远为基本得多的人类需要，可是粮商与他们的石油兄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公司是庞大的、多样化的多国公司，五家公司中有三家设在美国。    尽管摩根写到的五家粮食公司规模大、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可是它们都是私有的家族商业。它们守口如瓶，近乎偏执狂。至于专营的石油公司，由于拥有大量普通股东，总是急于维护他们的利润和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粮食公司和石油公司对国会和白宫提出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不管是取消关于必须用美国船运载粮食到国外去的规定也好，还是解除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也好。    摩根先生为人们揭开了粮商集团活动内幕的一角，大为引人注意。这个粮商集团里有：大陆粮食公司的弗里布尔家族和路易斯—德赖弗斯家族（这两家都属法国的犹太人血统），洛桑的卡尔维尼斯特·安德烈家族，邦奇公司（设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博恩家族和赫希家族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些节俭的苏格兰人，卡吉尔公司的麦克米伦家族和卡吉尔家族。    丹·摩根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老派报人，而不是一位脑瓜灵活的新式记者。他承认他除了与一位公司发言人共进过一次使人应接不暇的讲究的午餐，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情报外，从来没有与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有更密切的接触。但是他描写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物：埃及“转手商人”，狡诈的俄国人，智胜纳粹分子的法国贵族和被城市游击队绑架去的商人继承人，真是五花八门。    摩根通过勤勤恳恳的报道，从公共文件和前雇员的证词中汇集了证据，提出理由认为粮食公司在分配不是他们生产的物资方面掌握着国际权力。他们通过储存、加工、运输和经纪业控制粮食商品的分配，不管粮价涨落，他们都赚钱。    摩根以这五家公司为中心全面报道了一个与政府相结合的行业的情况。    《粮商》是一本写得松散的有时杂乱无章的书籍，尽管如此，它的情节还是引人入胜的：描写了自从四十年代美国成为被战争搞得大伤元气的世界的主要供粮国以来，美国农业政策的演化。    剩余粮食是历届政府极力想摆脱的沉重负担，它们向贫穷国家预支贷款，出钱给中间商去推销和运走粮食。    美国的销售天才们动脑筋研究不断变化的世界需求。    美国的推销术很成功。丹·摩根断定政府长期来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剩余粮食，而对缺粮毫无准备。    现在，对美国消费者正在进行反洗脑，让他们作星期三无肉日的思想准备并提高豆芽的质量。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国务卿基辛格提出用美国粮食换取苏联石油的策略。但是，基辛格坚持石油要打折扣。随着炎夏渐渐变成寒秋，苏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粮食公司从其它国家采购齐了所需要的粮食。可是易货贸易的主张从未实现，只是得到了进一步令人沮丧的证据，证明了在与据推测极度需要的俄国人打交道方面美国谈判技术的优柔寡断。    比改变美国消费习惯或粮食公司毫无抑制的独立性更令人烦恼的，是摩根提出的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粮食作为外交工具？我们应当如何两头兼顾，既照顾到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也照顾全世界饥饿人民的要求？    摩根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只调查和揭露事实而不出主意的记者，对这些问题没有作出答案。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启发性的问题，是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