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勃列日涅夫治理下的苏联在经济上遭到失败，军事上处于优势；结果使苏能够利用军事力量来向其他国家勒索苏联经济制度无法提供的东西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五日刊登萨菲尔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为《摇晃红色列车》，全文译载如下：    在共产主义英雄的万神殿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排在第几位？    尼娜·克阿扬和让·克阿扬这两位法国共产党人在苏联耽了一年后回国时对苏联抱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说了一个打比喻的故事。    几代人以前，在俄国境内行驶的一列火车突然停下来了。司机请求列宁帮忙，使火车开动起来。列宁说了一句鼓励性的话：“我们大家都下火车推它走。”火车上的人都下来推了，火车开动起来了。    这辆火车几年后又停了，司机请斯大林帮忙。斯大林下令说，“把一半旅客开枪打死”，这样载重就轻了，“对另一半旅客说，如果他们不使劲推火车，也要开枪打死他们”。火车又开动起来了。下一次，火车停驶时正好是赫鲁晓夫掌权。司机对他说，前面的轨道被人民的敌人扒走了，赫鲁晓夫想出了一条妙计，“把我们后面的轨道拆掉，铺在前面。这样火车又可以开了”。别人就照着办了。    前几天，这辆红色列车——它的机车出了毛病、车厢破旧不堪，乘客垂头丧气——又停了。司机请勃列日涅夫帮忙。他回答说，“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下来，叫旅客抓住座位，使劲摇晃，那么这样看上去，列车好象在开动”。    这则小故事含意很深，并不是在责备谁，但是它只说了勃列日涅夫在万神殿中的地位的故事的一半。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一大失败。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生产率（一国实际增长之实质）停滞不前。苏联必须转向西方求助，不仅要西方提供粮食，还要西方提供电子计算机、石油钻探设备和革新过的技术。苏联的反对刺激的制度没有办法产生上述这些东西。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故事的另一半是真有其事的，但西方不喜欢听，即勃列日涅夫已把他的国家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从劣势上升到均势，不久就要处于优势了。    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遗产：经济上遭到失败，军事上处于优势。从一些基本的推理来说，这两种结果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创造了条件，使他们能够利用军事力量来向其他国家敲诈勒索，索取苏联经济制度无法提供的东西。另一种推理就是认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装集结（它需要消费者作出巨大牺牲）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在勃列日涅夫进行军事集结的最后几个阶段中，负责美国对外政策的鸽派人物也作了上述推理。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作出了让步。为替这种让步辩解，鸽派人物提出了一个老一套的自作聪明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中是一支保守的、非好战的力量。我们的鸽派人士说，我们要在他还没有去世，在“克里姆林宫中的鹰派”还未接管之前，就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赶快同他达成协议。    这个自作聪明的说法是荒谬的。持强硬路线的妖魔鬼怪并没有躲在密室里。自从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克里姆林宫中的鹰派一直掌握着大权。勃列日涅夫把坦克派进了布拉格，并重申苏联“有权”指挥由谁来统治东欧邻国。勃列日涅夫为北越提供物资，帮助它在六十年代入侵南越，在七十年代入侵柬埔寨。勃列日涅夫雇佣了古巴雇佣军，后者接管了安哥拉，对非洲进行侗吓。在“缓和”的旗帜下，勃列日涅夫赢得了第二场冷战。不管他的继承人是谁（卡特手下的人员猜是康·契尔年科，我猜是乌克兰的弗·谢尔比茨基，六十一岁），这个继承人将拼命谋求得到勃列日涅夫目前正在为他谈判的好处。    勃列日涅夫是我们知道的魔鬼，但有许多美国人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好叔叔列昂尼德同强硬路线派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当共产党越南这个野蛮的国家最近着手采取暴行时，支持它的只有好叔叔老列昂尼德，而不是某个强硬路线妖魔鬼怪。当俄国人在远东的金兰湾获得一个立足点时，河内却把成千上万的难民赶入海中。这种行动也使苏联达到了目的，因为驱赶难民使中国受到惩罚并感到难堪，同时削弱了东南亚国家，使它们精神沮丧。    在最高级会议上，双方彬彬有礼。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苏联显然是同谋犯。难道我们见到了前者，就可闭目不视后者吗？如果勃列日涅夫不要越南灭绝人种，不要越南驱赶境内的少数华人，他可以施展他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制止这种计划。但是苏联不想干涉，相反，苏联让其被保护国越南买卖中国人的生命，这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所以勃列日涅夫不是对越南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屠杀，而是在卡特先生的脸颊上使劲亲吻。    最后，当人们怀念苏联的这位最近领导人时，不会光记得他曾“摇晃红色列车”，给人一种他的失败的制度行之有效的幻觉。除非美国人觉醒过来，否则勃列日涅夫将由于使其继承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物而受到共产党人的尊敬。

【共同社华盛顿八月十八日电】正在访美的防卫厅长官山下十七日向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等进行了表敬访问，并进行了会谈。    布热津斯基助理高度评价山下长官不久前访问韩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会谈中，山下长官就苏使用金兰湾问题说，“作为日本来说，对于金兰湾能不能成为苏联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予以重大的关心”。对此，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也这样想。”

【合众国际社东京八月十八日电】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说，他将在几个月后建立一个流亡政府，以拯救他的国家免遭灭亡。    西哈努克是在回答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克里舍提出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日本的一家报纸昨天发表了这次谈话的问答记录。    这家报纸说，收致的西哈努克的回答是从平壤发出的。    他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柬埔寨难民和在柬埔寨双方交战中的受害者都强烈地希望我不要袖手旁观，他们希望我做到我无法做到的事情：拯救高棉人民和国家，不使他们遭到灭绝。    “这就是我要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在几个月后建立一个团结民族阵线和一个柬埔寨临时政府的原因。这个政府将同现在的两个政府——一个是被驱逐、被废黜的波尔布特（总理）的政府，一个是越南人和苏联人的仆从韩桑林的政府    ——相对抗。”    他说：“我们未来的柬埔寨将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版本，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和自由经济，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同社会主义相类似的国家。”    西哈努克说，美国总统卡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公开鼓励他“要不屈不挠地努力”重建柬埔寨。    他说，“我的未来的政府不需要任何军队。”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八日电】西哈努克亲王要求联合国为柬埔寨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委员会和一支维持和平部队，目的是组织大选。    他在给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公开信中还重申他认为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应宣布保持空缺，直到高棉人民指定一个“名副其实的柬埔寨民族政府”为止。    西哈努克说，国际监督委员会应当同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成立的国际监督委员会相似。    他说，其目的是组织让所有高棉党派“没有例外地”都参加大选，然后保证尊重普选权。    他说，维持和平部队应当在越南军队撤走后派出，以迫使红色高棉军队放下武器。    西哈努克把他的信的抄本送给了本社驻北京记者。    西哈努克在给中国政府的另一份电报中重申他反对红色高棉政府和韩桑林政府。    他还追述说，他现在只是个“普通人”，没有资格同外国或外国政府谈论柬埔寨问题。    他还向中国表示“卑微的歉意”。观察家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立场同北京的立场针锋相对。北京继续支持红色高棉。

【法新社巴黎八月十七日电】（记者埃康）题：哈瓦那首脑会议：铁托与卡斯特罗的斗争    铁托元帅和卡斯特罗，九月初将在哈瓦那为“不结盟”的前途进行决定性战斗。    一方是：卡斯特罗及其背后的被哈瓦那称为“进步的”十分活跃的国家集团，它们说苏联集团是不结盟的“天然盟友”，而“美帝国主义”则是不结盟的天然的敌人。    另一方是：铁托元帅——在全面冷战中诞生的不结盟运动创始人的最后一名幸存者——显然担心苏联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他用各种声音提到，不结盟运动应当与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同等距离。    同他一样，组成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大杂烩的八十六个国家（再加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它们中的大多数希望避免这个运动“激进化”。    另外，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对古巴的不结盟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同莫斯科有联系。    铁托元帅希望避免的正是这一点，他不顾高龄，在首脑会议之前进行了很多活动，来组织他的阵营。在他看来，不结盟首脑会议甚至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他的“中立”学说能使这个运动不受集团摆布的话。    由于这种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争论，局部冲突及其国际上影响将会毒化哈瓦那的讨论。    不结盟国家之中的大多数想避免任何“分裂”，希望在国际关系中实行更多的民主，以便能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这无疑是古巴的外交官们在这次首脑会议之前，周游全世界、表示愿意妥协的原因。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经互会妨碍经济改革》《匈牙利：一种自由的政策是要加强竞争能力》，全文译载如下：    就东方集团的情况而言，匈牙利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经济和内政方面的政策。消费品的供应情况，水果和蔬菜的供应情况，都要比比较发达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好。一个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由党和计划官僚机构统治的国家，能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它的人民去创造一种“经济奇迹”吗？经过若干年准备之后，匈牙利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实行它的“经济改革”。实行这种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进工业和农业生产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贸的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解决长期的外汇短缺问题。完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是：把决定权下放到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级。    这些企业和合作社，应当能够根据市场上的情况，自己来决定生产计划。利润应该成为经济活动的推动力。比较大的工业企业都有权同外国企业直接建立关系。    这种对东方集团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农业首先取得了成就，而且也是最大的成就，这就是：谷物和猪肉的生产有了很快的增加，农民们用他们自己的“私人园地”生产水果、蔬菜和奶制品，并且把这些东西拿去出售。    工业生产也有了增加。但是，用西方贷款来使自己的工业现代化，并使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尝试，却并没有成功。那么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由拉迪斯拉夫·辛格尔写的名为《匈牙利的道路》一书，试图对匈牙利的经济政策进行一番分析。    对匈牙利人来说，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共产党的经济共同体即经互会，这个经互会向各个苏联的卫星国作出规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必须占其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而同非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外贸只能占三分之一，在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包括发展中国家。莫斯科嫉妒地监视着，看这个比例是否得到了遵守。    俄国的长期订货多少年来使匈牙利的主要企业负担过重，因此阻碍了对国际竞争能力来说最重要的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一位失望的、在此期间已出国流亡的匈牙利国家计划局官员说：“经互会不是市场，而是古老社会中的那样原始的换货的现代化了的形式，在经互会中之所以用卢布来进行结算，那是因为人们觉得如果用鱼鳞或小石子来作结算手段会叫人感到不好意思。”    另一种错误的估计则是，认为国家操纵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起来。因为各个企业必须向国家申请资金来进行投资（并没有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所以中央集权通过这个后门占了上风，这样企业的独立性就又取消了。缺少一个自由资本市场这件事情，表明它是金融和操纵机器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妨碍工业产品的供求平衡。另外一个障碍是：几十年之久的极权经济，对转变成市场经济制度缺乏准备。直到今天在各地都还缺乏肯负责而又有能力的经理人员——缺少有能力而且愿意充分利用其企业很小的活动余地的经理人员。    对那些懂得如何去弥补市场空隙的私人来说，这次改革倒给他们带来了财政上的机会：私人手工业者，他们接到电话之后就上门进行修理，他们干得比国营合作部门好；农民，他们把那些价格便宜的杏加工成很贵的烧酒。    “石油冲击”带来了新的困难。这个原料缺乏的国家，必须用加强向苏联出口的办法，来偿付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就大大涨价了的石油和其它原料。尽管从一九七四年到七八年期间曾有过巨额西方贷款，使他们有时间去克服结构问题。但是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被用来加强经济力量。中央统计局指出，一九七五年国内的消费高于生产性的国民经济收入。靠借债来过好日子？    现在工人的工资是每个月大约三百马克，劳动积极性是很低的，要转而搞合理化和结构调整，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生产率很低。    匈牙利的经济政策家们试图用所谓协作合同    ——这是对按订货进行生产的一种得意忘形的说法——来缓和一下糟糕的外汇状况。但是西方工业界对此仍然没有多大兴趣。那种推不动的、不利于做出决断的经济官僚机构，那些由于同经互会联系在一起而生产能力变得有限的企业，都是令人气馁的。而在此期间，象南朝鲜、台湾和香港，在西方市场上是匈牙利的很强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更加机敏、灵活而又更少官僚主义，西方对工资成本高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它们早就给满足了，而匈牙利做经济计划的人正是以这些产品为目标。因此贸易决算仍然是经济的一个弱点。那种以不亏本的价格使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目标，仍然还很遥远。由于长期缺少外汇，上述情况就使西方工业企业（在匈牙利）销售货物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同样使西方提供贷款的余地也受到了限制。

【南通社莫斯科八月十七日电】苏联党领导高度评价今年夏天勃列日涅夫及东欧国家和蒙古的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举行的会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发表的一项公报中完全赞同勃列日涅夫的活动及其克里米亚会谈的结果。    公报特别强调关于华沙条约国之间进行长期经济合作的会谈的重要性。不过，公报指出了世界经济问题也给华沙条约国造成了“某些问题”。公报列举的问题是：“对石油及其产品的大量消费”，以及需要“不断扩大动力生产能力”。    这里的观察家因此认为，在克里米亚会谈期间，苏联领导已通知其盟国，如果它们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苏联新建能源设施的工程的话，那么，苏联将无法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敦促两个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加强信任，认为加强信任是目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公报就此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政策。    公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哈瓦那最高级会议抱有期望。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十七日电】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今天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用现代武器加强西欧防务的计划，说北约这样做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苏共公报还涉及声援越南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其苏联集团伙伴们一直是有争论的。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已拒绝支持越南反对中国，而且至今不承认受河内支持的柬埔寨新政府。    该公报未提及在印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只是提到“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已成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压迫对象的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声援”。    该公报说，苏联党重申它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声援，并注意到了“北京的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危险。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十七日电】苏共中央提出的一项公报特别坦率地承认了苏联集团能源前景中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一件显明的事实：发给监视组的那本ＫＨ·１１手册，失落了一年，竟没有一个人急切需要查阅它，从而发现它已失踪。    不过即使我们接受中央情报局所说的监视组需要ＫＨ·１１手册，也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一个参加工作刚只三星期的新职员，就会被派到有如此高度机密文件的地方工作？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委员华洛普曾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提出过这个问题，特纳解释称，因为监视组昼夜工作，夜里和周末都需人值班。“高级职员周末要休息，”特纳对华洛普说，又补充道：所以只有派象坎皮莱斯那样资历浅的职员，在无人喜爱的时间值班。    华洛普在接受《读者文摘》访问时曾评论这一点道：“今天我们和我们的苏联对手积极对抗的只有在情报方面，情报使我们可以估计彼此的实力，并在幕后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如果我们第一流的好手只在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工作，而苏联人却昼夜辛勤，那我们可就有问题了。可叹的是，我们有许多出类拔萃的情报人员，不能因为贪图工作上的方便，而把名誉毁了。”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规定，象ＫＨ·１１手册那样的文件，如果放在象监视组那种警卫森严的地方，就无须锁藏。在坎皮莱斯审判期间，中央情报局曾把存放ＫＨ·１１手册橱架的照片呈堂。橱架上面放着一部普通影印机。审判过后有人讨论这件案子，一位政府检察官指出，如果坎皮莱斯不想把整本手册拿走，他显然可以影印他所需要的部分。    坎皮莱斯怎么能把一本二十三厘米宽、三十厘米长，至少有六十页厚的书轻易带出中央情报局？情报局说他们无法对几千个职员全都进行搜查。因此只能信任职员，因为他们都受过安全调查。    可是获得中央情报局信任的职员，似乎有随便把机密文件带出办公室以便在家里工作的习惯。到了一九七八年夏季，这种做法已极盛行，因此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才写了一份备忘录，谴责下属，他愤怒地写道：“这是严重违犯本局保密条例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不幸的是，他发下这份通令时，坎皮莱斯早已把全国最重要的机密之一盗走了。    会不会ＫＨ·１１的机密早就泄露了？政府控告坎皮莱斯叛国，希望能把泄露ＫＨ·１１机密的责任全都推在坎皮莱斯一人身上。审讯时，政府以有绝对把握的口吻说，“除了坎皮莱斯，苏联没有从其它方面取得这种知识”的可能。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机密以前已经泄露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请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作证，说明对坎皮莱斯案件的看法，特纳向参议员们发誓说，机密泄露最早的迹象出现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亦即在坎皮莱斯出卖手册数月之后。这显然不确。据情报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央情报局以外的美国情报机构，早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就曾有秘密报告说ＫＨ·１１的机密已经外泄了。    还有个可能泄露机密的日期，时间更早，一九七七年洛杉矶发生过一次间谍案。苏联人从ＴＲＷ公司的绝对机密保险库里取得过几千件机密文件，ＴＲＷ公司是一家为中央情报局制造间谍卫星部件的工厂，案发后，有两个青年被判有罪，二人中有一个是安德鲁·李，由于政府的安排，审讯时未将他的供状呈堂。这篇供状被列为绝对机密，如今只知道李在供状里曾招认他在一九七六年初，亦即在ＫＨ·１１卫星发射之前几个月，曾和苏联特务在维也纳会晤。（三）

【时事社伦敦八月十四日电】英国的汽车市场，由于日英汽车业界的绅士协定，使日本汽车，大量输入英国的现象得以消除。可是苏联及东欧国家却利用其廉价的汽车大量乘机而入，致使英国汽车厂家遭此伏兵，深受威胁。    苏联、捷克、波兰三国汽车特别致力于向西方国家市场进军，例如苏联的代表性轿车“达１２００”与英国汽车厂的同级车“莫利斯—马利班”相较价格低廉百分之三十四，英国汽车厂有关人士对苏联等国“为争取外汇，以不当的廉价销售”的向英国输出汽车而提出严厉指责，并表示如果此种输出继续增加下去，势必引起东西方汽车战。（原载香港《文汇报》）

说越南经济迅速恶化，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助长本已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并可能蔓延到北方；柬埔寨战争看来没有尽头，许多柬埔寨人对越南人愤恨；苏联的威胁没有使越在向中国挑衅时避免被惩罚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八月十三日发表社论，题为《自作自受》，摘译如下：    越南现在承认，柬埔寨面临着严重饥荒，威胁它的四百万人民的生命。但是同时，据越南代理外长说，越南的经济也由于同中国打边境战争以及进兵和占领（他并不这样叫的）柬埔寨而受到了严重挫折，今年需要进口三百万吨粮食——它预料进口达不到这个数额。    越南经济在迅速恶化，生硬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冒险主义更加剧了经济恶化，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助长本已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不仅仅在华裔中间），这种情绪可能蔓延到北方。而且，柬埔寨的战争看来没有尽头，因为许多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愤恨不亚于他们对波尔布特政权的憎恨和畏惧。河内现在完全有理由改弦易辙。    河内政权的最大错误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把自己同苏联系得太紧。当然，它这样做的理由在当时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个共产党政权在历史上和在意识形态上一直致力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它的帝国统治伸展到整个印度支那和印度支那以外，这是合苏联领导人的胃口的，因为他们把越南看做是推行他们包围中国的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基地。正如莫斯科当年同甘地夫人签订条约的目的是，使其他国家不敢去挫败它的造成现在的孟加拉国的计划（这项计划获得成功的只有第一部分，即肢解巴基斯坦）一样，莫斯科同河内签订“友好”条约，是为了在越南以帮助柬埔寨人推翻波尔布特的暴政为借口，动手进攻柬埔寨并使它殖民化的时候在后台为它助威。使莫斯科和河内大为意外的是，甚至第三世界各国也看穿了这种欺骗手段，因而拒绝承认金边的傀儡政权。而且，莫斯科的这种威胁事实上也没有使越南在边界上向中国进行挑衅时避免被惩罚。

【共同社北京八月十七日电】（记者：边见）题：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大摇大摆地同日本记者“在敌国境内干杯”    作为中越会谈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来北京的丁儒廉副外长，十七日下午只邀请日本驻北京的记者到越南大使馆，破例地举行了“恳谈会”。    丁儒廉说，“既不是记者招待会，也不是接受采访，就算是一次坦率交谈的漫谈会吧”。他看到日本记者全都到会，感到高兴。会上自始至终以啤酒、果汁、小食品、咖啡等热情招待。但对中越会谈的僵持状况等等，好像与他无关，全然不知一样。    他在宣扬一通越南民族保卫独立的不屈精神之后，喜形于色地举杯说：“为越南和日本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这使记者团略有迷惑不解、不知所措之感。    今天漫谈会的真正意图似乎是在中越会谈最困难的时候，向主要的第三国报道机关宣传越南的态度。但是为什么不找别人，首先只找日本记者团呢？    丁儒廉副部长为从一九一○年代以来的越南民族独立斗争进行热情的辩论，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必须从漫长的历史来看，才能了解”，“我们通过长期的斗争，赢得了独立和自主，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但是他对把大批生活在越南的华侨驱逐出境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等得不耐烦的记者们问道：“贵国的柬埔寨政策和苏联入侵捷克到底有什么不同？”丁儒廉副部长反驳说，“越南军是根据柬埔寨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侵略”。此外还牵强附会地说：“这是越南和柬埔寨两国的问题。中国不是也曾派志愿军到朝鲜去过吗？”    【合众国际社北京八月十七日电】越南一位权威发言人今天说，越南拒绝美国提出的下述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美国给予承认的条件。    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说，“这纯粹是越南和柬埔寨两国之间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没有要求美国人从南朝鲜或古巴的关塔那摩湾撤军。”    丁是在北京向外国记者发表这一谈话的。    丁说，在今天的柬埔寨，没有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位置。他还预言，西哈努克“今后也别想在柬埔寨起什么作用”。

【本刊讯】曼谷《民族评论》八月十八日以《河内邀请总理访问》为题刊登一条消息，摘译如下：    政府发言人昨天说，越南已经邀请江萨总理访问河内。    发言人说，越南大使黄碧山从越南回来后拜访江萨总理时提出了这一邀请。但是，发言人说，这一邀请是否接受尚未决定。发言人说，黄碧山还向江萨将军转达了越南总理范文同向他表示问候的口信。    【法新社曼谷八月十五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原则上接受了访问越南的邀请，但是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羁身，所以还没有确定访问时期。    泰国外长乌巴蒂说，在范文同去年九月访问这里的时候，泰国总理原则上接受了这项邀请。这位外长证实，在越南大使黄碧山昨天会见泰国领导人时曾讨论了这个问题。

【本刊讯】《视界》杂志六月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铀是一个希望》，副题为《核发展中的秘鲁》，摘译如下：    秘鲁最近安装了一个由阿根廷提供的、用阿根廷设备和技术建造的零功率反应堆，从而在核能源的利用方面迈出了小小的几步。该反应堆的使用纯粹是试验性的，因为它计划在八十年代建立一个非常有用的发电反应堆。    与此同时，它正在执行一项稳妥的铀生产计划，以便将来出口和随后在国内使用。    这项计划大有希望。因为在胡宁省亚乌利州莫罗科查区托罗莫乔地区发现了铀。该地区位于距离利马约三百五十公里的安第斯山中段。    许多年来，该国一直在四千五百零九米高的莫罗科查区开采铜。秘鲁中部矿业公司是国营矿业企业之一，该公司经营一九七三年从美国塞罗德帕斯科铜公司手里（用现金）征用的矿山、冶炼和精炼业。    秘鲁中部矿业公司是秘鲁第二大铜生产者，并是最大的锌、铅、银、锑，还有诸如镉、硒、碲、铟等产量少而价格昂贵的一系列金属生产者。    托罗莫乔矿离莫罗科查矿不远，是个多金属共生矿（铜、银、金、铅和锌）。据认为，托罗莫乔矿（在五年内）开始大量生产时，将成为一个拥有冶炼和精炼设备的矿业企业。    现在，秘鲁中部矿业公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多种冶金联合矿业公司。    秘鲁是一个富有的矿业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据估计托罗莫乔的多金属矿为三亿八千万吨。最初的研究报告指出，每一吨多金属矿中有七十克铀。这些数字还是不确切的，但这是以应有的保守的审慎态度进行估计的。    另一个开始叫做“铀竞赛”的积极步骤是秘鲁中部矿业公司最近和秘鲁原子能委员会签署了协定。秘鲁原子能委员会有一些有能力的铀问题专家。协定规定在勘探、开采和铀处理方面进行指导。    将要采用一套复杂的工艺流程。通过一系列的加工，来生产一种叫做“黄焦碳”的物质，从中可以提炼浓缩铀，这是该流程的最后阶段。    在北部沿海的巴约瓦尔，在来自大森林的跨安第斯山输油管终端港口附近，正在生产仅供民用的磷酸盐和盐卤。估计在三四年内将加紧开采这些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可供出口的资源。一旦着手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开采，每年还可以回收约九十公斤的浓缩铀。    所有这一切致使起草一项“铀的法律”，该法律可能在今年下半年颁布。

【美联社曼谷八月十三日电】金边新政权今天说，到越南军队把波尔布特政权的残余分子全部歼灭以后和北京的威胁消失以后，越南就会“立即”从柬埔寨撤军。曼谷收听到的柬埔寨人民之声电台广播的这个声明说，柬埔寨和越南已达成了越南最终将从柬埔寨撤军的协议。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五日电】（记者：艾伦·道森）范文同总理不久就要离开河内，去进行已经是一个棘手的年头中的最棘手的政治战。    范文同将飞往古巴哈瓦那去执行一项几乎完全靠自己单干的使命：取消柬埔寨被废黜的波尔布特总理的政权在哈瓦那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席位，从而把它排除在这个运动之外。    河内的外交官和越南人认为，范不仅要同公开反对这项计划的敌人作斗争，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说服第三世界中长期支持越南的人。    一位外交官说，这位越南领导人（为了这场斗争，他一直在休息，没有公开露面）“确实会非常卖力地”促使会议接受让现在金边的由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来取代红色高棉的主张。    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会很棘手。

【路透社布鲁塞尔八月十七日电】外交部的人士今天说，比利时已原则上同意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一项请求，允许他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柬埔寨流亡者会议。    这些人士说，这项请求是亲王驻布鲁塞尔的一位代表提出的。    他们说，召开这次会议的请求是在遭法国拒绝之后向比利时提出的。

【法新社曼谷八月十六日电】泰国内政部长列·纽玛利应老挝总理的邀请，今天动身去万象访问两天。    预料，在老挝首都会谈时，安全问题将占主要地位。    【路透社曼谷八月十五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列将军将力促万象政府制止难民的外流。现在每个月有五千到七千名老挝难民越过两国的界河湄公河逃到泰国。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八月十八日电】美国的一位众议员今天说，美国不会立即同越南建立正常关系。    在这里访问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团长查尔斯·威尔逊在离开这里前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美国国会不愿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

【美联社北京八月十一日电】（记者：罗德里克）老资格的前中国外交官王炳南说，台湾总统蒋经国对北京的友好姿态没有作出丝毫反应。他把他称之为顽固态度的这种情况归咎于蒋的美国支持者们。    七十三岁的王炳南说，如果蒋的美国支持者们不再支持的话，他不久就能够同大陆达成和解。    他援引中国的一句古谚语说，“釜底抽薪，火就灭了”。    王炳南曾经为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作了三十年的外交事务助手，现在是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在单独会见我时说，亲台湾集团正在阻碍结束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三十年之久的敌对情绪的工作。    他还说，卡特政府也正在破破破坏它自己的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因为它继续向国民党出售武器。    他说，“这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政策。也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向国民党出售武器就会使国民党更加强大，鼓励他们同我们对抗。最终可能导致中国和美国都不希望发生的军事对抗”。    他说，美国和中国于一月一日实现的关系正常化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时机。他回顾了北京提出的许多建议，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人员往来，建立邮政和航空联系。    他强调说，北京并不坚持降低台湾的生活水平，不坚持改变台湾目前的经济制度或者放弃美国或者日本的投资。    他说，“我们的最低要求是，只能有一个国家、一面国旗和一位国家元首”。他还说，一旦这些条件得到了满足，别的事情都好说。    他说，美国的支持使得蒋傲慢自大。    王回顾说，当共产党和蒋经国的国民党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共事时，他们打败了北洋军阀和日本侵略者。“这说明，两党之间的团结有益于国家和民族，而分裂是有害无益的。”    王问道，蒋经国的父亲已故的蒋介石委员长都未能战胜共产党，他怎么能够有希望战胜共产党呢？他说，北京是有耐心的。但是，当这种耐心结束时，“就会采取不同的方针”。    他说，北京的立场甚至进一步温和了，这同台湾的强硬态度形成了对照。他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因而说，北京不再反对同国民党人一起参加国际会议，他说，“他们毕竟是中国人”。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八月十七日一期刊登一篇发自新德里的文章，题为《重新看待和解——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的人中有一批人将亲眼看看他们的祖国》，译载如下：    一八月二日上午，当刊登了达赖喇嘛决定把他在欧洲的停留时间延长一个月的消息的报纸正在印刷的时候，据悉，达赖喇嘛在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中，有些同事正在新德里悄悄地整理行李准备搭乘香港的飞机前往北京。    这批人包括冈钦基雄的两名高级部长，两名高级的政治领导人和两个秘书级官员。他们的访问计划对新闻界和新德里外交界严格保密。但是访问计划中安排了在北京停留一周后对西藏进行广泛的参观。“如果必要”，这次访问可能要持续四个多月。达赖喇嘛的办公厅不愿正式证实这个消息，但在无意中透露，它不愿宣传这次访问。中国驻印度使馆负责西藏事务的秘书只是说：“由于我们没有收到西藏任何部长的签证申请，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已经前往北京。”    人们认为，这次访问是在有消息说达赖喇嘛将在九、十月份访问美国之后进行，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众所周知，最近美国已经改变了它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现在，美国可能希望劝说达赖喇嘛以友好的方式同北京解决“内部争端”。如果达兰萨拉的这个部长代表团在达赖喇嘛于九月四日前往纽约之前向他提供关于在西藏的情况的初步报告，那将是不会使人意外的。达兰萨拉决定了这次悄悄的访问并使这次访问具体化，这对行动缓慢的西藏外交机器来说是一种完全打破常规的做法。    这次访问是在取消了世俗西藏人原订于五月月中访问西藏的计划之后决定的。达赖喇嘛政府似乎对公布这次新的访问十分敏感，因为它在为上一次作了大肆宣传的访问进行准备时，受到过一些难民政治组织空前的反对。    因此，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对于达兰萨拉作出的关于派西藏人回西藏去获取第一手情报的决定，显然有严重分歧。幸亏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申明必须宣布自己为华侨的人才能申请签证，这就使西藏政府有了现成的理由取消这次访问。这次部长级访问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一样的，那就是“从事实中寻求真理”。这也反映出在流亡政府内有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活动集团，这个集团宁愿在中国的范围内找到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而不想保持二等公民的难民身份，以期最终“解放”西藏。自从一九七七年初，北京通过一个正在访问的日本贸易代表团作了第一次和解试探以来，这个活动集团似乎很快得势了。达赖喇嘛在同中国打交道方面所采取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和明显的合理性，对这个活动集团要比对西藏领导集团中的强硬路线派更有帮助。    通过以班禅喇嘛的名义从北京发表的讲话以及达赖喇嘛的拉萨政府的前部长、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对记者的谈话，都无疑地表明了中国人渴望看到达赖喇嘛和其他难民回到拉萨。出现目前存在的北京—达兰萨拉对话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美国公开撤销了对西藏反共分子的支持。在此之后，比兰德拉国王于一九七五年捣毁了西藏康巴人设在尼泊尔的游击队基地。这一失败的主要后果是达兰萨拉和西藏内地的交通联络线被掐断了。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六日以《达赖喇嘛将在下个月访问纽约》为题报道：    流亡中的西藏达赖喇嘛——虔诚的西藏人把他奉为佛教大乘派创始人的第十四代化身    ——将于九月三日来纽约，开始一次全国旅行。他将从苏黎世——他在那里进行体格检查    ——直接来这里。这将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美国。一位发言人昨天（十五日）说，他访问纽约的最精彩场面将是九月五日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参加基督教的夜礼拜。    这位发言人说：“陛下希望在美国传教，并向美国学习。鉴于这种原因，他将在一些大专院校访问宗教和学术界领袖。”他预定十月十九日返回印度。

【合众国际社那不勒斯八月十七日电】一位二十九岁的家庭主妇一胎生了八个婴儿，医生今天正密切注视还活着的七个婴儿的情况。这位妇女马拉松式分娩产下的婴儿平了一胎多生活胎的世界纪录。    帕斯夸莉娜·基亚斯内塞夫人是一位保险商的妻子。她这胎所生的第八个婴儿——体重十五盎司（四百五十克）的女孩——于出生后七个小时死了。    基亚斯内塞夫人三年前第一胎生了六个婴儿，但是六个都在出生后几小时死了。她曾用激素进行广泛的生育力治疗。    她与丈夫结婚已有七年。她的丈夫斯特法诺（三十四岁）说：“这一切真使我不安，护士出来对我说我妻子生了八个孩子，我一听差一点昏过去。”    医院发言人说：“我们计算，一胎生六个婴儿的可能性大约是二亿六千二百万分之一，据我所知，没有什么人计算出有一胎生八个的可能。”前一次一胎生八个婴儿的纪录是雅典（希腊）的卡泰里纳·泽尔维尼夫人（当年三十一岁）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创造的。她在那一天生了三个男孩、五个女孩。八个婴儿在三天内全死了。正式医疗纪录记载的一胎多生最高纪录是澳大利亚悉尼的杰拉尔丁·布罗德里克夫人一九七一年一胎生九个，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死胎，因此这次没有列为生活胎的最高纪录。    【合众国际社那不勒斯八月十八日电】八个婴儿中昨天又死了两个（一男一女）。    到今天还有二男三女活着，医生们说，其中只有两个有活的可能。医生们说，这些婴儿特别容易呼吸困难，因为除胎儿多以外，他们还是提前两个月生的，因此，他们比预料的还要弱。

【本刊讯】苏联《苏联画报》今年第四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发烧：是朋友还是敌人？》，全文译载如下：    病人感到又发冷又发热。体温计升到了三十八度。家里人深感不安，请来了医生。医生给病人听诊之后，断然不准“退烧”。家里人为医生的“不人道行为”所震惊，于是自己行动起来：给病人服用阿斯匹林，安乃近，抗生素，还给他头上放了一个冰袋……热抵挡不住抗生素的作用，烧很快就退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小病之后病人很长时间不能恢复健康。医生又来到病人这里不止一次。这回他可不“吝惜”药物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萨拉托夫市出版的《药物治疗的成绩和危险》一书的作者普·沙马林和克·宾杰尔就来回答这个和其他有关化学疗法的反常现象问题。    是啊，为什么医生允许病人“发烧”？这是因为彼时彼刻高烧对患者有益处。人在到处布满微生物的世间生活了几千年。由于人不仅学会了适应，而且学会了防御，所以才得以生存下来。细菌潜入人的肌体，肌体就以升高体温（发热）来对付。体温升高时，新陈代谢加强，血液中白血球的数量也常常增加。这是一支防御大军。此外，白血球有助于形成所谓的免疫体。这些免疫体于病后留在肌体内，并使肌体具有长期、甚至终生的免疫性，就是对这种病的病原体的免疫性。一个时期内，为医治一些皮肤病、精神病、支气管性气喘病曾人为地把体温升高。为此，给病人接种疟疾、回归热病原体，皮下注射松节油，以造成人工脓肿。当然，如果体温高达四十一——四十二度，或者危及到中央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患病的程度，那就必须采取减弱热度的措施。在体温处于任何一种升高，甚至最无关紧要的升高的情况下，使用退烧药应该认为是粗鲁的错误（应当承认，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懂得这一点）。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及对患者所做的观察表明：对传染病，借助药物和人工进行的降低体温的做法会抑制防卫适应机制，因此，肌体防传染的能力也会随之减弱。    人的防卫适应机制按其性质和表现来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呼吸困难、咳嗽、呕吐、血液和胃液的变化，血压升高……可是，在一些情况下，正如伊·巴布洛夫所说，这些现象“是真正的疾病”，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防病的生理措施”。因此，他指出：“这两种现象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千万不要自行决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为此最好去请教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