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九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面临经济困难的苏联、东欧》，摘译如下：    苏联、东欧陷入了空前深刻的经济困难。这一问题不仅对八十年代共产圈各国的经济，而且对政治、军事的形势将产生重大影响。    最近十年，苏联、东欧经济，资本效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在增长率下降、农业不振中挣扎。苏联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点五。实现年间增长百分之五点七的目标已不可能。农业方面，预计粮食比去年减产百分之二十，将大量进口粮食。    可是，今年苏联、东欧经济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这种慢性不振的基础上，有以下三点，开始出现了质的新的现象。    第一、能源问题表面化，尤其是石油价格上涨，加速了苏联、东欧圈的通货膨胀倾向。苏联一部分物品连续三年提高价格，东欧各国除汽油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至一百以外，一部分食品也提高了价格。    第二、与西方经济的“联动关系”加深。从西方国家进口机械技术、粮食，成了同时“进口通货膨胀”。    第三、经济的不振使经互会内部政治矛盾、对立进一步加深和暴露。罗马尼亚实行的外国人只能用西方货币购买汽油的措施，使其它东欧国家发怒，出现了匈牙利特意派遣代表团抗议的吵闹。    一种“石油民族主义”开始腐蚀经互会的团结。    苏联、东欧各国领导人面临今后八十年代，为克服这种严峻的经济困难，将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为了恢复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价格体系、计划方式等经济管理体制，亦即实行自由化、分权化，还是通过加强过去一直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克服困难？从经济合理性看，将选择前者，但这必然伴随政治自由化，冒重大的风险。    另一个选择是：是否控制成为经济重大负担的军费支出（据认为苏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十日刊登哈希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何莫斯科迟迟不出兵阿富汗》，摘译如下：    苏联未出兵去阿富汗，这一事实是当前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看来，这可能意味着，新近受莫斯科保护的这个政权终将垮台。正是由于苏联大量陈兵边界，才有可能使该政权不致于垮台，或者不致于马上垮台。一九五三年六月东柏林工人暴乱反对他们的共产党政权时，莫斯科毫不犹豫地派遣了坦克和军队。一九五六年十月，莫斯科也毫不犹豫地调遣坦克，镇压抛弃了一个暴虐的和令人憎恶的共产党政权的匈牙利人民。一九六八年八月，莫斯科他没有犹豫就调遣了坦克去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的杜布切克政权。    为什么这次却不一样呢？喜欢对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运动采取野蛮和果断行动的苏联政权，为何却迟迟不对阿富汗的独立运动采取野蛮和果断行动呢？    答案是：在镇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的当时的世界，同今日世界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当时的世界分成两边，莫斯科可以在它的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为所欲为，那时只有美国可以对付它。可是今日的世界已分成多边。虽然阿富汗同莫斯科有共同边界，正如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莫斯科有共同边界一样，但阿富汗的命运对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对于所有穆斯林国家具有首要的意义。    华盛顿也是莫斯科在考虑阿富汗问题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华盛顿警告过莫斯科，如果苏联武装力量明目张胆地入侵阿富汗，美国将认为是“严重的”，这种入侵必将自食其果。那很可能会失去美国参议院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任何希望。反而会使仅存的一点点“缓和”希望破灭，从而恐怕会招致美国大规模地重新武装。    但是，在莫斯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也许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对位于亚洲一角的阿富汗境内发生的情况的关切。    整个伊斯兰世界目前对外界对穆斯林的任何行动特别敏感。    苏联东南几个省的居民大部分是穆斯林。在阿富汗境内使用苏联军队来对付部落分子，毫无疑问将受到所有穆斯林占优势的国家的憎恨。这可能在苏联内部引起麻烦。对莫斯科来说，象它在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在阿富汗使用它自己的军队可能会大大损害莫斯科在中东和整个亚洲的形象和地位。    对莫斯科来说，古巴军队在非洲一直是很有用的。但是，古巴人能够适应阿富汗的山区吗？阿富汗人能够和气地让古巴人在他们中间吗？对莫斯科来说，试图在阿富汗使用古巴人很可能证明，至少象英国人两百年前在北美使用雇佣兵一样不得人心。    莫斯科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实际军事力量可供它使用。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动用它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高度的冒险行动，并且很可能是一个起“相反作用的”行动。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说，越南已对组织难民逃跑者进行了严厉镇压，已有四千人被捕，组织难民逃跑的人还可能被判处死刑和受到严厉的治安措施的惩治。    阮基石在前不久同美国新闻记者进行的一次范围广泛的谈话中说，可能有少量难民船从越南潜逃出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非法逃亡减少”。    阮基石说，有大批越南人是潜在的难民。他公开承认他负责担任这个新设的职务，是要尽快地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他答应河内将同驻在越南的领事级官员——其中包括可能派驻在胡志明市的美国人——合作，为让人们合法移居国外提供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已经原则上同意，将允许可以有三个美国人来办理申请手续。从法理上来说，这些美国人将是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的成员。    阮基石没有特别说明在越南究竟有多少潜在的难民。但是他表示，大约有三百万越南人可能希望离开国内，这要看政局如何而定。    这些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华裔，、他们认为要在政治上支持越南或者支持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怕受到惩罚。他说：“如果他们保持中立，他们则将受到双方的怀疑。”    这批人中还包括在美越战争的年代里在越南南方为美国政府和西贡政府工作的一百五十多万人。阮基石对新闻记者们说，要制止所有的难民船是困难的。阮基石说，越南愿意就由美国包租的飞机，将人员从胡志明市空运去美国这一可能性的细节进行讨论。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记者：道森）至少二十五年来访问河内的美国最高级国会代表团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显然相信美越关系必然将走向互派大使。    代表团团长沃尔夫今天上午同春水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取得了进展。”    代表团人士说，他们最高兴的是在弄清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问题上显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突破。    沃尔夫说，昨天同越南专家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河内头一次同意同美国军官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代表团人士说，现在驻曼谷的一位美国军官将“经常长途跋涉”去接遗体。    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问题的突破是出乎意料的。据说，越南官员最初对沃尔夫、多尔南和其他人在上星期五抵达后的初次会谈中提出这个问题时态度之强烈，不禁大吃一惊。    关于其他问题，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重申河内对各种问题做出的保证。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记者：道森）在过去战争中的两个敌对国家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现在看来是势在必行了。越南人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心目中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他们希望同华盛顿互派大使，但是他们愿意等待。    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上星期同一批美国人进行了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在讨论中，他无数次地重复说：“我们过去三十年同美国没有关系也活过来了。”    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感到安乐的局面，越南显然努力消除两国之间的部分——若不是全部——主要问题。美国的两个议员代表团——总共十九人——对越南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每天受到的接待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热情，十一日晚达到了顶点，阮基石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祝酒干杯。    华盛顿同河内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只是到前不久，双方才开始比较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    越南同意为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员在美国军方的帮助下作出更大努力，这样，越南就赢得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资本。越南过去从来没有同意过这一点。美国议员和新闻记者同越南人进行的一个星期的紧张讨论可能已使问题朝着获得解决的方向推进了。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十二日电】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天说，美国需要增加防务开支，因为“我们将在军事的各个方面落后”，并且易受苏联的讹诈。    基辛格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里说：“情况是，除了海军力量以外，我们在军事力量的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将要落后，并且愈来愈落后，甚至于海军力量的均势也开始改变。”

【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中肯》双周刊七月二十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走的都是一条路》《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向右转的势头越来越大》，摘译如下：    上月欧洲议会和加拿大克拉克的保守党的选举结果，五月份玛·撒切尔的保守党的选举结果，以及去年十一月份美国税收最高额和反凯恩斯主义的议员的选举结果证明，在西方世界政治地形的基本地震学中，正在发生结构上的改变。    在经过了数年的失败和挫折以后，整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老练的保守党人终于看到政局开始转变。他们突然看到，他们的队伍因挥动翻新的保守党破旗的新成员的到来，而正在壮大起来。    无疑，这是向右的转变。然而，应当对自由世界“自由派”与“保守派”这两个政治名词进行解释。    在美国，传统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共同存在于“保守派”这个总的名目之下。共同的敌人——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提供了团结的基础。无疑，对美国思想历史不熟悉的欧洲人，会对这种分类感到迷惑不解。    在欧洲，保守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自法国革命以来的欧洲保守主义者和哲学家，一般都成了旧政权的记忆和价值的支持者。他们跨在历史的马背上，大喊“停止”。尽管他们对旧政权的记忆和旧政权的价值的现实性早就消失，但情况还是这样。    欧洲保守主义力量是以君主政体为首的，它与贵族、农村利益和教会结成了不稳定的联盟。他们反对在“开明”的思想标签下逐渐增加其权力的自由商人组成的自由民阶级。    社会主义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为止，不过是欧洲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冲突中弱小的第三党派。而且由于基督把货币兑换商从庙宇中赶走，在左翼天主教人士中，总有一种接受模糊的公社社会主义的奇怪意愿。    所以，考虑到欧洲保守主义的哲学史，考虑到它从来没有象美国保守主义那么团结地着重于问题，上月初的那天晚上一亿一千万人（即占欧洲经济共同体选民的百分之六十一）走向投票箱投右派的票，似乎是一场政治地震。    虽然参加投票的人比许多人希望的少，但是比一九七六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百分之五十一的投票率要好。事实上，这是第一次同时举行的超国家选举，而且投票率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记录。    权威的政治评论员仍然在争论，这究竟是一次真正的欧洲选举，还是仅仅是碰巧在同一天举行的九国选举。    九国的竞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国内的性质，但在其结果中确实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共同倾向：在绝大多数国家最近举行选举之后，整个欧洲大陆正在向右转。    社会党人在西德、法国、英国、荷兰、丹麦、卢森堡和南部比利时失势。共产党人则在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失势，但他们在法国确实坚持住了。获得重大进展的唯一的左翼团体是意大利社会党。爱尔兰的小党派工党在爱尔兰的十五个席位中得了四席，这或许也应该看作是左翼的胜利。    公认的胜利者是保守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法国的德斯坦分子。人们由此认为，右派得票多是因为投票率低（在英国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选民参加投票），以及右派一直比左派更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可能是情况的一部分，但不是它的全部。右派的胜利看来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税收和失业等保守派所认为的实质问题感到担心。在过去几年中，这些问题把选民吸引到了右派方面。    在欧洲议会选举后不到一周，加拿大人向特鲁多告别，特鲁多将作为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    政治观察家认为，加拿大新政府最使人放心的不是克拉克本人，而是他的干部会议的成员。克拉克是一个政治学专家，而不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在理论方面，可以认为他是很激进的。然而思想和纲领并不特别使他感兴趣。因此，他将同他的支持者的倾向保持一致，他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保守分子。自由企业、死刑、反共和有限的政府管理，深受大部分是新的重要的保守派人士的赞许。    加拿大参加到了看来是未来的浪潮中去，它的选举结果证实了英国保守党的胜利。克拉克明年仍然有大量难办的事要办。如果他的工作做得相当好的话，那么今年转向保守党的行动将是决定性的。    大约一个月以前，英国玛·撒切尔的保守党的当选，使多数西方国家感到很宽慰。这并不是因为她能够挥舞魔杖使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而是因为另一党上台将是令人非常沮丧的。    在英国选举前约三个月，在加拿大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前四个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第六届保守政治行动年会。    这个年会一向是右翼政治情绪的晴雨表，今年的会议是由美国保守联盟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同美国主要的保守杂志《国民评论》双周刊以及《世事》周刊联合发起的。    斯坦顿·埃文斯认为，美国保守派今天的多数活动是在共和党内进行的。在这次年会上显然没有讨论关于可能进行的成立第三党的努力，而在四年前的保守政治行动年会上，这是一个重要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守分子现在或者将来把手脚绑在共和党身上。    在美国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辩论也反映出，保守思想的浪潮已冲破了党派的界限。    由于保守派的这一新的复活，决心争取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竞选都提前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行竞选。由于总统在民意测验中名望不高，这使大多数潜在的领导人相信，明年与一位在职总统进行竞选将不会象通常那样是件徒劳的事情。    在象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正在上升的保守主义浪潮带有比较微妙的色彩。右派和左派是以怀疑态度，来看待苏亚雷斯首相所领导的温和派于今年三月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的。他的中间派政党需要搞一个联合政府才能形成绝对多数。在过去几个月期间，犯罪、恐怖行动和劳资争端增加了。仍然存在着对佛朗哥的怀念。    在西班牙，如果西班牙人对于保守的独裁主义的愿望仍然保持在原来的地方，并且国王和议会能够度过难关，这对于西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法国，处在右派指导之下的主要不是政治，而是思想和文化生活。十二家省报的老板罗贝尔·埃尔桑来到巴黎，拿出金钱和人才与有影响的左翼日报《世界报》进行竞争，这才发生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最后一点但远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二周前，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在波恩选举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为影子内阁的总理。他将带领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他自己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参加明年大选的竞选，矛头所向是要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赶下台。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八月七日电】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保罗·奥斯汀，今天为一个生产瓶装和罐装可口可乐和芳塔桔子汁饮料的工厂，举行落成典礼。    装瓶设备由苏联食品工业部经营。    瓶装生产线的生产能力每小时为两万四千瓶，第二条线的生产能力为每小时装二百罐果子汁或混合饮料。    从今年夏天开始，将生产芳塔桔子汁，在莫斯科的餐馆、饭店、咖啡馆和街上特设的售货亭出售。    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和苏联达成的一项专门协定，在一九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可口可乐和芳塔桔子汁将在各运动场出售。    百事可乐目前在苏联享有出售百事可乐的专利权，百事可乐以软饮料的名称在莫斯科的售货亭出售。

【埃菲社马德里七月二十七日电】题：在宣传方面的投资是十亿美元    据沃尔特·汤姆生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说，一九七八年，西班牙在宣传方面的投资共计十亿美元。报告中还说，在去年，投资增加最多的宣传工具是无线电广播，其次是电视、杂志和报纸，对后三个方面的投资，增加数额很相近。尽管在电影方面的投资，与前几年相比，有显著增加，但与上述几个方面对比，相差距离较大。    去年，国家在宣传方面的投资，与一九七七年相比，增加百分之二点七。电视是使用宣传方面投资最多的工具。

【安莎社莫斯科八月十一日电】苏联近来一直在使其外交和宣传武器锋利起来，为下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最高级会议作准备。    已经磨得很锋利的武器正被用来一方面砍杀所谓中国的这一行动：“劝说不结盟国家放弃其反帝和反殖的立场，分裂不结盟国家运动”，另一方面唆使古巴努力使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转向苏联一边。    苏联共产党《真理报》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北京对不结盟运动“施展阴谋”和政策，而且塔斯社的国际新闻稿头条全文转登了这篇文章，于是苏联反华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真理报》抓住不结盟国家运动问题，用来攻击中国外交行动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中国取得了“帝国主义国家首都的完全谅解和赞同”。    自华盛顿和北京在今年年初关系正常化以来，苏联就一直指责中美“勾结”。这一指责在中国入侵越南期间和之后加紧了。今天这种指责又出现在苏联主要报纸的头版。    观察家们预料，即使下月在莫斯科开始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这场运动也不会暂停。    党的这个喉舌详细地指责中国向不结盟运动发动攻势，它说，“其目的在于阉割不结盟运动传统的进步性”。    《真理报》指责北京“大肆含沙射影地诽谤古巴、越南、老挝和阿富汗”，这些国家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样，“拒绝实行毛派的政策”。    这家共产党报纸，提出几点来表明中国领导口头上支持不结盟运动，但行动上并不支持。    这几点是：“北京和华盛顿的论调相似”，“中国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合作”，中国“侵略”越南，北京对东南亚有领土要求。    【法新社莫斯科八月十一日电】苏联今天猛烈攻击它所认为的中国为削弱不结盟运动而作的尝试。不结盟运动九月四日将在哈瓦那举行最高级会议。    苏共《真理报》在一篇长文中说，中国企图使这个运动背弃“反帝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方针，并企图“在它的队伍中散布不和，以使这个运动陷于瘫痪”。塔斯社援引了此文。    该报指控中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起，试图使不结盟政策转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反对苏联”。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记者：道森）据越南人士说，越南很可能将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将从柬埔寨撤出一部分军队。    这些人士前天说，这一计划是初步的，它将取决于一些外部事件，其中包括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这些人士说，如果越南宣布将公开撤出其在柬埔寨的部分军队的话，那么将在两个月之内做到这一点。    这些人士不肯谈越南在柬埔寨驻有多少军队和可能撤出多少军队。    然而，另一些外交人士指出，撤退的人数可能将为二万五千人或者更多一些，驻在柬埔寨的越军约有十七万。    他们说，越南人希望部分撤军    ——尽管河内并没有宣布——能够有助于实现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    此外，据说，越南还希望在今年十月哈瓦那举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之前，给不结盟国家留下一个印象：它在柬埔寨是友善的。    【合众国际社河内八月十二日电】（记者：道森）据今天的消息说，越南计划逐步从柬埔寨撤军，并将对撤军公开宣传。    显然是由于受到国外批评的缘故，河内政府决定在它受攻击最厉害的一些问题上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    坚持不要披露其姓名的人士今天说，越南决定采取行动，不仅缓和人们就柬埔寨问题提出的批评，而且还要缓和其他敏感问题。    这些同外界联系很广的人士说，因此，越南将：    ——在安全情况许可时开始公开从柬埔寨撤军。这已得到阮基石的证实；    ——不再让任何人乘船离开越南，停止向外逃的船民发许可证；    ——打开一切可能的对话的通道，以便“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公开使它同苏联的亲密关系冷下来；    ——帮助寻找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    越南官员向一周来访问河内的美国人坚持说，虽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游击队正在溃逃，可是柬埔寨的安全远没有保证。最近从河内到柬埔寨旅行的人证实了一些消息：柬埔寨没有它自己的精锐的作战部队，如果越南军队全部撤走，就会陷入十分混乱的局面，波尔布特的支持者就会再次进行报复性的大屠杀。    但是越南和外国人士说，在柬埔寨的某些地区，越南驻军的做法可能很快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了。一再有消息说，一些柬埔寨人对处在越南的控制下感到恼怒，希望越南军队立即撤走。近日到金边旅行的一位西方人说：“很显然，柬埔寨人希望的是柬埔寨人的柬埔寨。”    在正式场合，越南及其在金边的仆从政府说，河内终将撤走所有军队。双方都拒谈撤军时间表。

【本刊讯】澳大利亚《公报》杂志七月二十四日发表阮南风的一篇文章，题为《越南：激烈的权力之争的标志》，摘译如下：    在河内三足鼎立的政治结构中，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已经有了若干发展。使本记者大为惊讶的是，五月二十八日，在长征宣布第五届国会开幕之后，紧接着“向国民作报告”的是武元甲将军而不是范文同总理。过去三十年，在河内典型的集体领导中，范文同垄断了（作该报告）这一独一无二的荣誉。    但是，当晚深夜河内电台在报道该问题时，却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越南总理。几天之后，包括官方《人民报》在内的河内报纸，都刊登了站在国家第一副主席下手的、健康的范文同的照片。这说明，范并未被清洗，也不是由于病重而未能出席这一重要集会。如果表现在这件事上的不协调只是个孤立现象的话，那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过去六个月中，范文同至少有三次在同等或更加重要的场合，引人注目地没有出现：第一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河内公布的在南方实行稻田和耕作机械集体化的两个文件，是由副总理武志公签署的；第二次是三月四日颁布的８３—ＣＴ号关于“全国军事化”的法令，也无范文同的签名，而是由范雄签署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法令的执行是由国防部长武元甲和内政部长陈国环负责的；第三次是紧接着于第二天河内发表的把中国谴责为头号敌人的《告人民书》，这个通常属于政府执行部门职权范围的文件，又一次不由总理签署，而是以越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五月二十四日，越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清洗坏分子的“指示”，也许对范文同个人无大关联，但对其权力基础——政府机构——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很明显，这是为下一步的清洗制造法律根据的，因为它要求“甚至高级领导，一旦发现犯了错误，必要时也必须坚决撤换”。    上述情况说明，胡志明逝世后的权力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激烈的阶段，并在迅速地进入高潮。    胡志明逝世后，河内的权力结构可以说是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黎笋领导下的党、范文同的政府机构，以及长征领导下的包括国民议会在内的各种人民会议。    胡志明在世时是个无可争辩的头头，并成功地使三种势力集团保持了某种平衡。他去世后，与华盛顿和西贡的激烈战斗，制止了胡的高级将领与其政治接班人之间的摊牌。    政治局在二十年里并未任命任何人作党的总书记。但是在此期间，黎笋却一心想作第一书记。胡在世时，河内政治局是真正的集体领导。当时这个决策机构共十人，大家都一般高。这种安排又持续了七年，直至一九七五年。在此期间，南方的武装斗争不允许黎笋及其哥儿们大权独揽。但是，正如文进勇在其《伟大的春季胜利》一文中所述：黎笋逐步取得了头号人物的地位。文进勇透露，甚至在一九七五年初派遣他去南方之前，所有的战略决策都是由黎笋作出的。文进勇只提到在他动身去南方的前夕，对长征作了礼节上的拜访。但在谈论胜利的胡志明战役准备阶段的章节中，对范文同总理甚至连提都未提及。    纵然人们认为范文同做到了使他的人马不被触动——特别是经济计划的太上皇黎清毅和外交部长阮维桢，但政治局里三分之二已是黎笋所指定的人了。    此后，终于发生了人们所预料的情况。黎笋提升到第一书记的位置，在四届党代会上，他发表主旨演说，规定国家新的政治原则及实现该方针的战略、策略。几个月之后，这位“可爱的”越共第一书记是统一的越南新国会开幕会议的重要发言人。但是，在黎笋图谋攫取所有权力的时候，他必须招募新的同盟者。眼下，武元甲和军方似乎已侧身于他的支持者的行列。    很明显，从一九七五年以来，黎笋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军人在国家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一九七六年越南人民军被授予经济方面的任务。之后，所有省份都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整个南越仍处于越南人民军的军事占领之下。军队在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已变得十分明显了。    但是，全国实行８３—ＣＴ号“全国军事化”的法令，却为越南的权力斗争制订了一套新规定。长征在一九七六年失败了，而现在该轮到范文同了。但是，与柬埔寨和中国的战争、对老挝的占领，以及南越的动乱，表明新的权力之争肯定充满着危险。    依靠将军们的帮助，黎笋已赢了一个新的回合，可能还会在第十五回合中赢得第十四次胜利，但是，他是否能把全部权力都弄到手，那可就是另一码事了。阮基石是河内班子中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铃木发自雅加达的一条消息，标题是《身边的人批评苏哈托政权》，摘译如下：    在印度尼西亚，这一个月期间，曾推动国家历史发展的人物对政府的批评突出起来。这对近来保持着稳定的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影响和冲击力，尚不清楚。只是，对于现政权来说，值得担心的是，这些批评的提出同国民对通货膨胀的不满和伊斯兰教徒的要求等结合起来。开头批评政府的是苏米特罗将军，他因承担一九七四年田中首相访问印尼时出现反日暴动的责任，辞去了恢复治安与秩序行动指挥部司令官职务。据说，这位将军当时是仅次于苏哈托总统的第二号人物，现在对军队仍有巨大影响。他打破五年来的沉默，最近接受了雅加达很有影响的《罗盘报》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批评了选举总统的方法，并强调了要以议会制民主形式选出总统。    据说，他是一位背后的实力人物。因为是从公开舞台上下来的人物，一旦打破沉默，再次讲话，就引起了反响。有人私下议论说：敢于开口这一点，可能给体制内部意外地打开很大的缺口。    副总统马利克的讲话比这更为严厉。马利克在雅加达举行的青年集会上严厉地批评政府说：“政府中有人不想了解国民的愿望和想法，他们对我们建国的原则，什么都不关心。”    接着，六月十五日，和已故苏加诺总统一起被称为独立的英雄的哈达原副总统，在茂物召开的经济学士协会会议上，对依靠外国援助发展经济政策提出了异议，他说：“印度尼西亚是以建国五项原则和一九四五年的宪法为基础的。但是技术主义者制定的经济政策总是离开五项原则和一九四九年的宪法。”    这些讲话在这个时候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已使人切身感到社会不安定。其直接的契机就是五月份煤油涨价。一公升煤油从十八盾涨到二十五盾，使普通群众受到很大打击。另外，现状是，提高工资受到制止，人们心中郁积着不满。    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在试图动摇政府。把伊朗作为教训的印度尼西亚的当政者，最害怕伊斯兰教势力施加压力。    这个国家的舆论方面的领导人——学生，也在慢慢地重新展开活动。能否避免从各个方面来的上述种种动向，形成一个齿轮旋转起来呢？苏哈托政权迎来了一个可怕的季节。

【路透社东京八月六日电】警方今日在这里说，自六月份开始至今的酷暑天气，在日本的海滩和河流，已差不多有七百二十人溺毙。    上周末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涌去海滩等地避暑时，便有五十人溺毙。    【法新社东京八月六日电】全国警视厅今日报道，由于数百万计的人到全国河流、海滩避暑，昨日有三十九人淹死，八人失踪。    这是今年夏季第二次严重记录。七月二十九日据报有四十七人淹死，两人失踪。    （转载香港《明报》）

【时事社东京八月十一日电】题：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一周年，经济和人员交流飞跃增长，日本外交招来严重考验    邦交正常化以后日中之间的最大的外交悬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于去年在北京签定，到本月十二日恰好是一年。这一年期间，日中之间各界人士的交流格外突出，友好盛况与以前已无法比拟。但是，另一方面，发生了美中邦交正常化和中越战争等许多国际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对日本今后的外交发生极大影响，园田外相满怀着这种实感述怀说，“有着好象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心情。”借此机会，重新回顾一下日中条约所带来的东西。条约缔结后，毫无疑问，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只就人员交往来说，去年日本访华的约为四万人（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中国访日的约为六千人（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是飞速的增加。今年以来，到五月为止中国来日访问的已多达四千七百人。    从名单上看，邓小平副总理两次前来日本，邓颖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首次访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干、副总理康世恩等大人物相继踏上日本国土。以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团员六百人，的确是两国交流史上最大的规模。此外，实现了战后第一次中国留学生的交流等，访问日本的中国人的增加情景，真令人瞠目而视。    当然，这一年期间内，日本也有很多官方民间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经济交流的渠道也越来越粗了。总额多达六千三百亿日元的成套设备出口的洽谈，因中国方面重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曾一度担心难以实现，但由于中方的关照，现状据说是问题几乎已求得全面解决。    今年上半年我国向中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百分之六十六，从中国进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百分之四十二，从数字上看，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今年的上半年这个时期，是围绕着出口成套设备引起各种各样争论的时期，把这种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可以看出，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纳入风平浪静的以扩大为基调的轨道。    围绕着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曾出现令人担心的情景：中国方面对我国建设临时直升飞机机场、派遣学术调查团一事提出抗议，这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一样，在从大局出发防止问题扩大这一点上，两国政府的呼吸已完全合拍。    如上所述，只就两国关系来看，缔约以后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发展的一年。但是，转向围绕着两国的亚洲形势、世界形势，勿宁说情况恰好相反，是复杂而严峻的。这一年期间，连续发生了缔结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柬纠纷、中越战争、通知废除中苏同盟条约等一系列纠纷和外交“事件”。其中，美中邦交正常化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进展已经实现，因此，描绘成“日美中轴心对苏联”这种对立图式的议论，也引起人们的注视。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日中友好条约的缔结“对国际关系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它对于美中正常化来说是个“刺激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发展到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的确是日中条约的副产物。中国现在的世界战略是，进一步发展了“第三世界外交论”，不仅同日本、西欧等“第二世界”加强联合，而且与属于“第一世界”的美国也进行协调，以对抗超级大国苏联“霸权主义”。对于这样的中国来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日本纳入到这个世界战略中来。    日本政府在预先充分了解了中方上述意图的基础上，竟还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因为负有必须把日本外交的主张变成现实的责任，这种主张就是“这项条约是对亚洲的稳定与和平的贡献”。我国一方面坚持“全方位、和平外交”，尤其是作为对苏关系的有效的外交王牌，能否运用这项条约，或者是徒招苏联增强军事威胁，反而造成使外交上的选择幅度变窄的结果，面临缔结日中条约一周年的日本外交，的确是站到了这个严峻的岔路上。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展开修复对苏关系的积极外交，修正对美中一边倒，园田外相下月在联合国与葛罗米柯外长接触，试探邀请年内访日》，摘译如下：    外务省已决定将修复日苏关系，加强对苏外交作为“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之后日本外交战略的主轴。这是根据大平首相的意向而定的。大平正摸索打开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对苏关系的局面。据外务省首脑十日透露，其目的是事实上大胆修正包括有关对美、对中的我国外交政策。据说苏联方面，也基本上欢迎我国的这种“转变”。外务省打算首先在下月下旬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谋求园田、葛罗米柯两外长间的接触。在日苏间就顺利进行着的经济问题进行会谈的同时，争取葛罗米柯外相年内访日，接着于明年实现搁置起来的苏联首脑访日。据认为我国对苏外交的“变化”，是为了创造环境，争取重开两国间围绕领土问题的协商。其进展情况，值得注目。    外务省提出这一判断的背景是出于对以下事实的反省：即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本月十二日正值一周年）和今年一月美中邦交正常化为契机，超出必要在国际上过分地强调了三国的联合    。    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将日美关系作为基轴，从全方位外交的立场出发，维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领土问题上与对方进行耐心的谈判，因此最应避免的是以日本卷进美中世界战略的形式，引起苏联态度的硬化。    根据这一立场，外务省首脑已经非正式地向苏联转告了以下两点：一、日中关系的基础已大体巩固。除经济关系以外，例如以军事技术合作那样的形式，我国和中国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二、“日美中”准军事同盟和日本的立场完全无缘。据说对此，苏联也开始予以评价。    关于我国的这种对苏姿态的变化，外务省在公开场合，虽然说没有改变从来的态度，但是想在日中以后摸索解决唯一剩下的“战后”问题的大平首相和想把外交目标放在苏联方面的园田外相的想法，强烈地在起作用，这是事实。    政府内部对于所谓创造进行领土谈判条件的“对苏微笑外交”，也存在着消极空气，这些人预料：苏联的响应将是严峻的，同时也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惕。    因此尚存在着与我国传统的“苏联威胁论”进行调整的工作。

【塔斯社飞行控制中心七月十六日电】题：在宇宙中的第一百四十一天    苏联宇航员利亚霍夫和柳明创造了宇宙飞行时间的世界纪录：他们在“礼炮—６号”科学轨道站工作第一百四十一天。    在这以前科瓦列诺克和伊凡钦科夫曾驾驶这个站在宇宙中度过了一百四十个昼夜。    费奥克季斯托夫技术学博士对本社记者说，在这样长时间的考察里，乘员组完全适应宇宙中的工作条件和自由地执行科学计划，使得整个考察的效率比短时间的飞行实际上提高了一至二倍。现在我们相信，带有两个对接接点的长久轨道站，在有货运飞行补充供应下能够在许多年内发挥职能，和成功地完成科学和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要求。    这位科学家接着说，除了在长期飞行方面所取得的这一新成就外，我们还要指出一件事。在这些日子里苏联轨道站在有人驾驶状态下工作满了一年，超过了美国“天空实验室”有人驾驶考察总时间的一倍。利亚霍夫和柳明在预防性检修和恢复作业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表明，“礼炮—６号”型轨道站的潜力很大。地球和轨道之间的良好的运输动脉，使得不仅可以及时地向考察队供应燃料和科学物质，而且可以进行一系列为顺利继续考察所必需的轨道机动飞行。最近利用“进步—７号”运输飞船的发动机，把站的轨道重新升高了。现在它的高度是三百九十九至四百一十一公里，运行一圈的时间是９２分３０秒。    医学家在评论第二个一百四十个昼夜飞行的成就时注意到了生命保障系统安全系数的提高。乘员组的身体锻炼和心理维持系统，使每一个宇航员得以实际上无遗患地进入工作状态，并且已保持了四个半月之久。    虽然乘员组依旧表现出了高度的工作能力和稳定的精神状态，医学家并没有减少对每一个乘员的观测。宇航员们第一次保持住了体重。乘员的主要自我感觉指数是：脉搏每分钟六十下左右，血压为一百二十／七十左右，完全符合地面标准。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三日电】题：为什么宇航员养胖了    柳明在“礼炮—６号”站上工作期间体重增加了七百克。这是宇宙航行史上的头一遭。迄今宇航员在轨道上体重一般都稍许减少，只有少数人保持体重不变。    莫斯科医学—生物学问题研究所的专家解释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是由于“礼炮号”站上创造了接近地面固有方式的生活条件。    医学家们认为，具有头等意义的是有完全营养价值和多种多样的饮食。在最初的航行时，苏联宇航员进食的只是些装在管子里的泥状食物。    如今宇宙食物几乎同地球的没有区别了。正在科研轨道复合体上工作的利亚霍夫和柳明的菜肴大约共有七十种食品。每一份食品都有肉奶制品、糖果点心、水果、汁液、饮料和调味品。“礼炮—６号”上不仅可以加热装在铝管里的食物，而且还可以加热肉罐头和其他制品。这样宇航员就可以获得有完全营养价值的头道和二道热菜了    。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电】题：未来的考察    “礼炮—６号”站上乘员组，大大延长了有人驾驶宇宙飞行的持续时间，不仅提供了纯经济效果，而且有助于现实地估计向最近行星进行有人驾驶飞行的实际可能性。飞行员—宇航员伊凡钦科夫今天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了这一点。他阐述了利亚霍夫和柳明，在“礼炮—６号”站上的创纪录的宇宙飞行。这两位宇航员在轨道上已有一百五十六个昼夜。    伊凡钦科夫写道，飞行持续时间日益增加，特别尖锐地向宇航员提出了一个课题——按照以健康的身体返回地球那样的要求学会在失重下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复杂而对未来宇宙航行学具有崭新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