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黄文欢来华是使河内感到极为难堪的事，这件事可能在越南引起一场政治迫害    【本刊讯】新加坡《海峡时报》八月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使人厌恶的而且是漫长的》，摘译如下：    越南统治集团内要发生人事更迭的消息到现在已经流传一些时候了。看来相当清楚的是：且抛开“元老派”对“少壮派”的复杂矛盾不谈，领导人中间一直在全力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铲除他们中间的同中国有联系的人。因此，必须把已经证实的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先生的叛逃看作是这场清洗的副产品之一。尽管如此，黄文欢先生住在北京，是使河内感到极为难堪的事，这件事可能在越南引起一场政治迫害，使五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反共麦卡锡主义相形见绌。现在已有一些消息说，一些越南高级官员由于“同中国或同有进行颠覆活动嫌疑的山地部族有密切关系”而遭软禁。如果其用意是在政府、军队和党内把所有同中国关系密切的人都清除掉，那将发生大量流血事件    。    因为，象黄文欢先生一样，同中国有着长期联系而身处十分重要岗位的越南人即使没有数千人，也有数百人。    人们还应当把黄文欢事件看作是战争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很少有人怀疑越中冲突将是持久的    。    在所有这类旷日持久的对垒中，起作用的不单是军事方面。    一个重要方面将是河内和北京之间展开的在政治宣传上胜对方一筹的斗争。每一方进行的心理战可能更加猛烈，因为他们不仅要赢取意识形态信徒的心灵，而且还要赢得非共产党集团，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心灵。    因此，将向本地区的各叛乱运动发出种种呼吁，以争取同情。    东盟国家政府应当警惕地注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越南人为了取得对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平息对他们的批评，也不会不愿意提出一些以反华情绪为基础的、表面上吸引人的建议。这些也是危险的。

【本刊讯】瑞典《瑞典日报》八月四日刊登卡尔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胡（志明）死后的第一个叛逃者》，摘译如下：    有消息报道说，越南党的一名老资格的领导人叛逃到中国去了和其他两名党的领导人被软禁了起来，这是向人们提供的第一个公开迹象，表明河内存在着不和。    当胡志明一九六九年去世时，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越南国家领导层中很快将会出现分裂。但亲苏派和亲华派之间的矛盾就跟存在于现实中的其他方面的意见不和——是要和平呢，还是要继续进行战争；是着重于农业生产呢，还是着重于工业生产——一样被掩盖了起来。    然而，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四届党代会上出现了表明党内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迹象。那时，分裂的趋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那种可能要助长派别活动的以个人感情和地方主义的观念来推荐干部的风气。    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现在叛逃了的黄文欢（在一九七一年的党代会上被赶出了有势力的政治局）便消失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措施似乎是党代会上所开始进行的那种显然要进行领导层换代的进程的一部分。多少就跟在政治局里的情况一样，那些在抗美战争中赢得了声誉的人或那些在一九七五年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在南越做地下工作的人，被推荐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在一九七六年党代会之后的不久，黎广波将军——据现在的报道说，他是被软禁了起来的两个中的一个——也被罢免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另一位被软禁了起来的人——游击队领袖朱文晋——同样也从那时销声匿迹了。    越南许多领导人，尤其是现在叛逃了的黄一直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报道，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反对对中国奉行强硬路线，这条路线导致了今年春季那场战争的爆发。    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有关不和的迹象，可能要比那些引起人们猜疑的表面现象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七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为《美国推迟就给予中国以关税优惠问题采取行动》，摘译如下：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美国已经通知中国：美国根据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将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才向国会山提出给予北京以关税优惠的提案。    这位官员说，虽然已经作出明确决定要设法在今年给予中国这种优惠，但是，连是否授权给予苏联以同样的关税优惠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政府也要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才处理。    至于究竟是同时地还是分别地给予中苏两国以所谓最惠国关税待遇，这一问题已成为政府内最微妙的问题，最新作出的一些决定似乎是一种折衷办法，旨在争取时间以作进一步讨论。    根据现行法律，卡特先生要给予这些优惠必须通知国会，他已经得到有关国家将放宽移民程序的保证。    中国人已经作出这种保证，七月初已在北京签署了贸易协定。俄国人拒绝作出明确保证，但是他们今年允许离境的犹太人数目已经打破纪录。    在北京签署贸易协定时，政府官员曾告诉记者们，就这一协定采取的行动将在国会于八月三日休会前迅速通知国会，不必等到也对俄国人采取了同样行动以后。    问题不在于苏联领导人没有提供必要的保证，而在于若干美国官员说，他们不希望提出贸易优惠问题和易于引起激动的移民问题来使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辩论复杂化。    当政府上月开始同参众两院领导人磋商时，官员们发现，国会正忙于处理能源法案，没有兴趣着手处理对华贸易提案。    此外，重要的筹款小组委员会领导人、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对政府说，若不给予俄国人以同样的待遇，他不愿接受这项对华贸易协定。国务院官员说，瓦尼克先生的观点似乎代表国会山上大多数议员的意见。    瓦尼克先生还对政府说，他愿意把苏联犹太人目前移民人数——一年五万名——看作是一种充分的“保证”。    政府考虑了一些供抉择的做法，例如目前只处理对华贸易协定，或者接受瓦尼克先生的意见和同时提交对华与对苏贸易协定，或者把这个问题推迟。    这个问题由于蒙代尔副总统将于八月底作为卡特先生的个人代表前往中国而复杂化。

【法新社华盛顿八月六日电】美国全国州长协会今天在这里说，美国七名州长将于十月份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    这次访问的时间从十月十五日开始，二十八日结束。前往中国访问的州长有科罗拉多州州长、夏威夷州州长、肯塔基州州长、密执安州州长、明尼苏达州州长、蒙大拿州州长和佛蒙特州州长。计划访问几个省。

【美联社北京八月七日电】（记者：格雷厄姆）一位美国参议员今天在抵达中国时说，美国应该立即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并且使中国取得最惠国地位，不管苏联是否有资格取得类似的待遇。    杰克逊是一项美国贸易协定修正案的共同起草人。他在机场上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根据杰克逊修正案的规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间已经延误不少了。」    这位第三次访华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人说：「他们（中国人）遵守了这项规定。他们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杰克逊是应邓小平副总理邀请访华的。他说，他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贸易、经济、商业和美国同苏联人缔结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和中国人都极为反对这项条约。    杰克逊在八月二十五日离开中国之前将访问西安、内蒙和新疆。上月签署的中美贸易协定包括一项最惠国贸易条款，但是它必须首先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杰克逊说：「我作为这项法律的起草人认为，中国人已满足了必要的条件。俄国人目前还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因为他们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保证。」他说，中国人已采取行动，允许家人团聚，并且已同意发签证给那些希望同他们的海外家人团聚的人。    他说，苏联人每月允许三四千人移居国外。他说：「但是，关键的因素是保证。这种保证关系到一个人申请签证而不受到恫吓的权利。」

【美联社曼谷八月七日电】越南在突然取消美国一个国会代表团预定八日对河内的访问后今天宣布，它又准备欢迎这个代表团去访问了。    越南驻曼谷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对本社记者说，越南副外长潘贤给大使馆的一封电报表示，越南政府已经同意让这个由纽约州民主党人本杰明·罗森塔尔率领的代表团如期访问河内。这位发言人说，在作出关于允许美国国会议员访问河内的决定之前，越南政府收到了美国负责亚洲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一封电报，要求越南考虑美国国务卿万斯提出的一项关于允许代表团访问河内的建议。

【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世界时代》八月九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发自伦敦的报道，题为《北极可能成为新的政治热点》《苏联和美国隔着世界最大的未开发地区——北极相对峙》，摘译如下：    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俄国正在逐步控制极其重要的北极地区——世界最大的未开发地区。    近几年来，苏联引人注目地加快了对北极地区的航运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因为现代技术已经找到了战胜北极恶劣气候的办法。    据挪威的北极开发专家菲恩·索利埃博士说，苏联（在战略上和在工业上）控制这个地区的巨大危险已经隐约可见。这会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    索利埃在一份文件（该文件是根据他向北约官员作的一次报告写成的）中指出了俄国在北极开辟航线及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加紧活动的情况。他还要人们注意苏联有很大一支海军力量是从该地区的基地出发进行活动的。两个超级大国：从战略角度讲，俄国和美国隔着北极水域（这个水域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是无法通过的，但是现在正在迅速开通）直接对峙。据索利埃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终的恐怖平衡”可能取决于这些水域。    过去两年中，苏联最大的成功是在发展北极航运技术方面取得的。它的这一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他国家现在表示担心俄国会垄断北极的航运。    苏联新的一代破冰船和特制货船现在几乎全年都可以在北极水域破冰行驶。而在从前，这个地区一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行船。    索利埃指出，开通穿过北极的航线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它是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之间的海上最短距离，因而也是北美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之间的海上最短距离。    以前，这条航线上的主要通道在一年中最冷的九个月里是封闭的，但是，到一九八五年，由于破冰船技术的改进，预计俄国人会采用核动力商船，再加上包括使用卫星在内的航运技术，那就可全年行驶了。    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也大大加快了速度。北极地带：包括俄国在内的五个国家正在对这片广大的未开发地区进行勘探。领土延伸到北极地带的另外四国是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    目前，石油勘探正在一些地区进行着：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格陵兰、挪威的斯瓦巴德群岛（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及整个苏联北部。    俄国人对这个地区的石油潜力特别乐观。他们最近已经暗示，世界尚存的石油和天然气藏量可能有多达百分之五十蕴藏在北极。    俄国是控制着北极陆地的将近一半的国家，因此它在开发这个地区方面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有决心成为未来的北极强国。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谁生活得最阔绰？》，全文译载如下：    世界上一些国家向银行举债的每人平均数如下（一九七七年的情况）：    法国平均每人负债二千○六十五马克；意大利为四千六百二十四马克；卢森堡为四千八百七十九马克；丹麦为五千一百六十一马克；联邦共和国为五千二百七十九马克；伊朗为五千四百○九马克；英国为六千三百三十五马克；荷兰为六千九百十六马克；比利时为九千七百九十七马克；日本为三千九百五十四马克；    美国为九千七百三十五马克。

原编者按：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一连串物价飞涨震荡了东欧的共产党国家。能源危机方兴未艾。这一切也会产生政治影响。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七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东方集团的物价飞涨》，摘译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汽车主人，今后在加油站上将同时碰上三个等待他的人：一位是加油站工作人员；另一位是等他看到汽油价格时昏晕过去后负责照顾他的医生；最后一位是记下他的加油数量的警察。    我们的这个北方邻国的老百姓如此迅速地编了笑话，来回答这次百分之五十的汽油涨价——这次涨价是在汽油严重短缺之后——于七月二十日突然规定的。根据每公升超级汽油七点五克朗的新价格，纯粹从理论上讲，一位普通的捷克人每月的全部工资已经不能再换取五百公升汽油，而是只能勉强换取三百五十公升汽油。至于取暖用的燃料油，他甚至必须多付百分之一百一十的钱。遭受这次价格暴涨打击的首先是百分之二十八的官员和职员，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私人汽车拥有者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每八名居民中有一辆小轿车）。    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小轿车拥有者举着黑色丧旗抗议最近的这次汽油涨价。这次涨价是在五月份决定的，足足涨了百分之一百。对一个每月工资平均不到一百五十个列弗的正人君子来说，他几乎是再也买不起新价每公升为一个列弗的汽油了。如果他其它什么东西都不买的话，那他每月还能加得起三次油。在保加利亚的六十二万名私人小轿车拥有者当中，有许多人把他们平均必须花上四十个月工资才买来的汽车收藏了起来。    在奥地利的东邻匈牙利，汽油价格涨了两次，一次是在一月份，涨了百分之二十五，另一次是在六月份，又涨了百分之二十。对一位拿普通工资的匈牙利人来说，他在绝对放弃其它物质的情况下只能买得起大约三百公升的汽油。受到这次汽油涨价打击的，首先是百分之二十四的职员和“白领”工人，他们拥有的汽车在这个卡达尔领导的国家里（每十二人有一辆小轿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就业者的百分之三十四属于这一“上升的阶层”。在这个德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天堂”，他们在私人汽车拥有者中间（每七个人有一辆小汽车）占多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拟议中的汽油涨价暂时被推迟了。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每公升汽油一点六五东德马克来看，昂纳克政权本来就已经要了一个油水不少的价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想安安稳稳地度过今年十月七日的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但到那时以后，德意志人也会面临价格上涨的危险……    在国民经济愈来愈陷入危机旋涡的波兰，汽油价格不断上涨：从六年年年前每公升超级汽油为六点五兹罗提涨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一个兹罗提，而现在则已涨到十四个兹罗提。一个波兰人的平均工资每月只还能买到二百五十公升汽油。    当然，这样一个每月挣四百七十八个兹罗提的“普通波兰人”，也根本不是汽车拥有者。要是没有汽车的话，这样一份工资还刚刚够花。更谈不上从这份工资中再去节约四十个月的工资，来买一辆私人小汽车了。    即使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石油开采国的苏联，今年三月份汽油价格也从十点五戈比涨到了二十戈比，专家们估计，明年将会又一次涨价。    今后，苏联的大约六百五十万名私人汽车拥有者——不只是因为汽油价格上涨——将不会有特别的增加。因为在不久前，汽车的价格又上涨了百分之十八。一个苏联人大约花上两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到一辆最小的小轿车。要买一辆“日古利”牌即苏联的“菲亚特”汽车，一位普通工人必须干三年半，一个学徒得干五年……    但是，共产主义集团中的涨价浪潮所波及的，并不只是汽油和汽车的价格。    在前奥匈帝国的红色的半壁，自七月二十三日以来面包价格涨了一半多，肉价平均上涨百分之三十，糖涨价百分之二十三，牛奶制品涨价百分之二十。匈牙利人必须为电多付百分之五十一、为远距离供暖多付百分之四十、为燃料多付百分之三十四的钱。    家具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八，各种皮革制品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下馆子与进戏院和电影院一样将会变得更加昂贵。建筑材料涨了百分之三十。    在捷克斯洛伐克，打电话收费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邮资和儿童服装的价格也同样上涨了。    苏联在这方面“又走在兄弟国家的前头了”（就象民间笑话所讽刺的那样），三月份不但汽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而且连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奢侈品也涨了价：咖啡涨价四倍、可可制品涨价百分之三十。黄金和白金制成的首饰——城市里的上层消费者和来自中亚地区集体农庄的男女农民（他们通过在莫斯科摆摊出售石榴、柠檬、蔬菜、葡萄、山羊肉和小鸡而大赚其钱）大量购买这些装饰品——的价格涨了百分之六十。从七月一日起，这一类商品的价格又补涨了这么多——稀有金属制成的装饰品涨价百分之五十。此外，从七月一日起，苏联人下馆子得多花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的钱，进口家具涨价百分之三十，本国家具涨价百分之十，地毯和皮货涨价百分之五十。    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东欧的所有这些价格上涨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共产主义制度国家人为地把价格水平（比如象基本食品的价格）压得很低——这对国家来说就意味着肩负数十亿国家资助的负担，这笔钱（比如象波兰）几乎已经拿不起了。    △这种周期性的、越来越凶的涨价，在某些国家（如匈牙利）是巧妙地，在某些国家（如波兰）笨拙地象苦药丸一样要居民吞下，涨价的目的是吸收购买力。差不多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有购买力过剩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需求量加大，同时也是造成供应困难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它造成一种昂贵的、花外汇的进口趋势。    尽管这样，被东方集团官方否认的通货膨胀，还是愈来愈降低着老百姓的本来就不怎么高的生活水平，并且使“新的阶级”首先受到打击。因为共产党政权不只是把它们的统治建立在暴力之上，而恰恰是在最近几年，它们也把这种统治建立在某种“消费主义”之上，这种消费主义首先有利于上述“新的阶级”。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人”（高级技术工人）——没有他们的话，东欧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治理好——被物质上的特权所收买，被鼓励在政治上采取良好态度，甚至进行积极的合作。    因此，这个“新的阶级”的物质特权变得昂贵起来，也会导致一种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不稳定，会产生“来自下面的压力”，或者是对共产党国家国民经济的本来就是运转起来十分费劲的机器再撒上更多的沙子。    共产党国家是充分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它们在价格上涨的同时总是采取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这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匈牙利，每月的平均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五的工资补贴，并提高了儿童补助金。苏联在提高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若干卖不出去的货物的价格（如黑白电视机和电冰箱等），国家甚至还为愿意结婚的人拿出一笔“结婚戒指补助费”：未婚夫妇得到三十五卢布的国家补助来购买金质结婚戒指，否则的话，由于规定稀有金属制品涨价，人们通常是几乎买不起这种戒指的……

【本刊讯】比利时《晚报》八月六日刊登记者阿塔尔的题为《苏联的犁与阿富汗拉犁的牲口》的文章，摘译如下：    阿富汗和苏联正在争吵吗？莫斯科可能在试图找人代替塔拉基总统和他的总理阿菲祖拉    ·阿明。这两个人是在一九七八年四月由苏联挑动的流血政变时掌权的，并且是依靠莫斯科不断增加的军事援助才维持住了这个政权。    同穆斯林叛乱斗争的塔拉基—阿明双套马车拒绝听取苏联向它提出的，吸收阿富汗共产党以外的人士以扩大领导班子的建议。苏联不能改变犁，于是决定改换拉犁的牲口。    一年多以来，几乎在阿富汗各地都发生了以伊斯兰名义发动的叛乱。面对这种叛乱，莫斯科担心如果继续把赌注下在现任班子上，就会使它的部队陷入阿富汗泥潭。因为它不能忽视，华盛顿不会等到红军在波斯湾上出现就会作出反应。正如它不能忽视一支美国特遣力量已准备随时投入行动来堵塞它的波斯湾通道一样。    然而，已彻底陷入阿富汗赌博中的苏联，同时想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遭受军事上的打击甚至政治上的侮辱。首先是威信会受到限制。其次，穆斯林叛乱的胜利迟早会对它自己的各共和国产生传染性的影响。最后，它在该地区的旨在达到印度洋热水域的战略，会被束之高阁。    克里姆林宫控制着巴布拉克·卡迈勒。卡迈勒是“旗帜”党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党人。卡迈勒完全获得莫斯科的信任，是可以满足其意图的理想的人物。此外，还有四月政变的发动者阿卜杜勒·卡德尔    ·达加瓦勒将军，他近一年来受到软禁，因为他“试图推翻敬爱的领导人塔拉基同志”。如果他能及时地再次出现的话，他对莫斯科会有很大的用处。    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塔拉基总统，七月底着手改组内阁，以便更好地监督上校们，给自己保留了军队最高统帅的位置，而把国防大权交给他的总理。喀布尔的许多观察家还肯定说，这次内阁改组并未征得苏联的同意，甚至可能是违背苏联的意愿的。    总之，一切使人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有点晚了，而对塔拉基而言就更晚了。因为，阿富汗叛乱节节逼进，或多或少地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大、小公路都在他们的控制下。由于漫延开的开小差之风而被削弱的政府军队只控制城市。    从此以后，不能自拔的苏联不得不增加向塔拉基政权提供重型和精良武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奥尔巴克写的一篇评论，题为《阿富汗军队哗变使苏联人进退维谷》，摘译如下：    外交人士今天在这里说，由于阿富汗陆军一个团五日在首都喀布尔哗变，加上大部分领土已为叛乱分子所控制，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已面临自从十六个月以前夺取政权以来最难对付的局面。    这次哗变增加了对苏联人的这种压力：他们要么再运军队和武器来粉碎穆斯林叛乱分子，要么全部撤走。苏联人在阿富汗已有一千五百名军事顾问和三千名非军事顾问，还曾用飞机给这个国家运去了大批最新式的武器。    一位美国专家说：“这种局面看样子对苏联人不利。”    他接着说：“他们在那里风险很大。”    观察家们说，一方面是，如果苏联人更深地卷入这场战斗，那就会引起他们本国的穆斯林以及毗邻国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的反应。后者已经受到指责说在参加叛乱活动了。    另一方面是，如果苏联人不增加对阿富汗塔拉基政府的支持，那就会象美国因为没有援助伊朗和越南而受到谴责一样，也被指责是抛弃了盟友。    直到前不久，一群群互相并不配合的穆斯林部族人的叛乱活动一直是在阿富汗农村崎岖的山地和陡峭的山谷里展开的。    可是，在上个月，战斗已扩大到了公路干线上，六月底，喀布尔市场上发生过一次小战斗。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日译载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富汗军队陷于崩溃》，摘转如下：    据美国官员说，阿富汗十万军队在反政府游击队的压力下，正在逐步崩溃中。游击队的活动，遍及全国二十八个省。    专门研究阿富汗事务的美国政府官员，在接受访问时说，他们认为，双方正在扩大的战斗，是一场“消耗战”和“持久战”。游击队正在逐渐地占上风，但是，大部分游击队都是按部落组织的，因而缺乏统一指挥。    整个阿富汗农村几乎完全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据美国官员说，政府军只能凭借装甲部队打进去，同时，政府对城镇的控制也显得愈益脆弱。    专家们指出，现在执政的塔拉基总统，是去年四月间在一次流血政变中夺得政权的。各部落在塔拉基夺权后，便马上展开反对他的政权的武装斗争，政府也随即派出军队，企图镇压他们。    可是，与政府的主观愿望相反，游击队的活动不是被压下去，而是不断扩大，遍及全国。专家们说，游击队实力和决心的愈益加强，也叫他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游击队能够联合起来的唯一因素，显然是大家都反对塔拉基政府的各项政策，以及政府对苏联军事援助和顾问的依赖。相信现在阿富汗的顾问约有一千五百人，而正在协助阿富汗军队和政府的苏联民事技术人员，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专家们认为，当前，政府的主要问题，是军队中的士气和纪律。    一位专家认为，阿富汗军队“可能崩溃”。他说：“阿富汗军队正在损失大量的兵员和装备，逃兵愈益增加。苏联军队无法提高阿富汗军队的士气。”

【本刊讯】在拉丁美洲出版的《视界》杂志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一期刊登一篇发自墨西哥耶卡皮斯特拉的报道，标题是《农人的农场——学校》《“边干边学”，有效的口号》，摘译如下：    技术未到达农村，这是墨西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它造成了食品产量不足。为什么？耶卡皮斯特拉（莫雷洛斯州）农民培训学会（隶属于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社会福利部技术训练处）主任阿文达尼奥硕士说，“有能力把知识带给农村的技术人员不到农村去，而是留在城市。他们呆在大学里或官僚主义地工作，不管是在政府企业还是在控制农村信贷的银行机构都是如此。这样使农民获得的指导不但少得可怜，而且是间接和不定期的。虽然有些例外并且存在着一些别的问题，但是在本国大部分地区，农民没有耕作技术或者使用非常原始的技术，结果粮食产量很低，人不够吃。应该直接训练农民，使其成为农业或农牧业的技术员，具有管理农场    ——有点象企业管理——的能力，使他们能对自己的生产负责，以有利于他们的家庭，从而为发展他们的村社作出贡献，不再流入城市沦落为半失业者。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基层阿文达尼奥说，在生产联盟内，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参与了对基层的老百姓的技术训练，为村社社员子女和农民（十八至三十岁）举办集训班（最高期限为三个半月），对于那些不能上高等学府，而最后将去种地的人给以优先权。    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活动时，该学会原计划训练村社管理员。但是很快就扩大了计划，接纳了领奖学金的农民学员。    奖学金通过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申请，但是要同农民机构协同进行，并且同信贷机构，如农村信贷银行和农业信托保证公司协同进行，对已经或者将要得到用于具体计划的银行信贷的团体成员（村社社员或小土地所有者）给予优先照顾，以便把所学的知识立即应用。必要条件为了入学，除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考试外，还要求学生最低程度要上过初级小学。平均有三、四百人上课，共和国的每一个州大约为二十人。    农场——学校拥有一百七十九公顷“过渡中”的土地，即半荒芜的土地，用于种植地区性作物：果树和蔬菜，还有苗圃、牛猪和家禽饲养场，以及一个养鱼和养蛙小湖。    学校设备包括教室、宿舍、供十五名全日制教师用的住房、一个礼堂和几块运动场地。学生在田间进行各种劳动（“边干边学”）；学校是自给自足。除生产粮食外，生产的牛奶和鸡蛋略有剩余，用来供应附近的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的诊所。此外，学生还清扫自己的宿舍，工作、学习、参加文体活动。他们在那里的三个半月期间，很少休息：每天的时间表——每周七大，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    在理论部分，农民培训学会发给学生五种基本教材：行政管理原则；会计要领；法律基本知识；销售的基本原则和信贷交易。毕业论文和信贷主任强调说，“边干边学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会生产的同时，还要管一块土地，管理一个肉鸡场和一个养牛场是一样的。农民在劳动的同时进行学习，这是实践部分。    在结束学业时，学生以起草一份为村社向农村信贷银行申请信贷的计划的形式提交一篇毕业论文。学会的主任说，“我们为这些计划提出意见”。    “有些计划是很好的，因为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的，在他们的村社里是可行的。根据这些计划，银行为许多人提供了信贷。”    该学会的教学甚至可以应用到管理旅游业、休养地以及农牧业部门。    另一个到现在为止，培训学会已毕业一千四百名学生。    最后，阿文达尼奥说，目前农民培训学会正在实施着一项培训教师的计划，他们将来也可以按照同一方法去培训别人。“我们计划的下一个阶段是将同劳工部协同，建立重要的农工联合企业，以便把它变成全国培训中心。”

【德新社莫斯科八月七日电】苏联报刊今天头一次刊登关于五日喀布尔出现未遂政变的消息。    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消息是简短的，而且是转载阿富汗官方通讯社关于这次战斗的报道的。    党报《真理报》是唯一刊登自己的关于这次反叛的消息的报纸，它说这次反叛是“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形形色色分子”挑起的。    塔斯社谈到了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巴基斯坦人”。    没有一条消息提到苏联为支持塔拉基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而派驻阿富汗的大批军事和非军事“顾问”。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刊登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矢吹晋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三年能够调整好吗？》，副题为《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的稳定》，摘译如下：    由于某些原因拖延了的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总算结束了。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各个报告是“数字的洪水”（但是，用这些数字对中国经济进行真凭实据的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    以计划经济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除粮食和粗钢产量外，几乎没有公布过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这种事态显然是不正常的。    对于外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家的不便姑且不说，就连中国的经济学者本身，由于缺乏统计数字，也只能写内容空洞的论文。这样一来，没有理论的经济行政管理必然成为瞎指挥，造成的损失极大。平均每人的粮食同二十年前一样粮食的增长率，由于一九七七年粮食歉收，所以，与一九七七年相比，增长率就变大了。实际上，一九七七年的粮食歉收是对中国执政者的巨大冲击，从尚未发表的中国文献中即可理解这一点。    平均每人的粮食大体与二十年前一样，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也提到了。    这里包括若干粗略的计算，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二百九十八公斤、一九七七年为二百九十七公斤、一九七八年为三百一十七公斤，这些数字反而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解决如此严重的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只有两条。一条是增产粮食，另一条是控制人口增长。在去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以后，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农业上，大概应称之为必然的措施。好象并不仅仅因为支付引进成套设备款项的困难，才使调整成为必要的。发展农业的政策总起来表明重视农业的是计划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的目标。即在去年三月公布的“十年规划”（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实际上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中把农业的增长率定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一九七九年的农业计划则没有降低目标。    可是，工业的增长率由“十年规划”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一降低到百分之八。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工业实际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十三，这虽然说带有从混乱中走向恢复的性质，但从这种水平降低到百分之八，是这次调整的一大特色。这种转变最明显地表现在基本建设的投资分配上。    关于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谈过了，所以，在这里试分析一下工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可以认为，轻工业的形势不佳基本上是由于投资不足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迄今的确一直给予优待的重工业，没有发挥投资效果。在经济管理上看到的问题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在现行制度下，投资资金和主要设备由国家无偿调拨。而且，根据调拨往往不顺利的现实，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想把超过需要的原材料、设备放在手边。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以完成计划的任务；另一方面，即使拥有不急需的闲散资材，也不会追究其经济性浪费的责任。这样一来，“争材料、争物资、争设备”普遍化了，即使不是这样，容易短缺的生产资料也更加紧张起来。    企业的成绩是以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比而予以估价的，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式经济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然而然地被局限在一定的类型里。这样一来，他们甚至不重视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企业出现赤字。“滞货和排队”就是其经济的全部象征。即一方面，库存和伤残商品的滞货堆积如山，另一方面，谋求数量有限的优质商品的消费者排长队。    这样漫画式的事态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特有的。    可以说同苏联东欧国家近二十年来一直探索要克服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的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所谓斯大林模式为典范而形成的。这种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是，中央集权、通过行政命令执行计划、重工业优先等。这种模式在一定的情况下，恰如其份地运用，取得了成果。这就是说，在生产力水平绝对低下、不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全部物资短缺、只要生产产品就能卖出去的时代还是有效的。但是，在苏联、东欧，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斯大林模式的缺陷变为发展的桎梏，为了克服其弱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方式、匈牙利的市场引导模式等，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中国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年，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四次部分改革。其中，比较大的改革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年的改革。但是，当时中国领导阶层把商品经济——引进市场视为“修正主义化”，试图主要通过改造群众的思想，突破其界限。不言而喻，文化大革命就是其引人注目的实验。    但是，至少从经济建设上看，文化革命是以大失败而告终，这是今天的评价。“三年调整”的意义如果象以上那样看待存在的问题，大概就会明了这次“调整、改革”的困难程度。就是说，缩小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这一大政策决定，通过中央计划部门的决断是能够办到的。但至于有效地管理这些投资、以及改革整个日常经济活动，事情就与大约一亿职工的意识和行动以及这些意识、行动的组织原则有关。    从引人注目的贸易来看，可以认为，越来越有必要大大推动出口。    最后想指出的是，国务院设立了财经委员会。以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先念、秘书长姚依林为首，并任命十名委员。这个委员会由占国务院十七名副总理中的大致三分之二的成员构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经济有关的阁僚会议，也可以说是小型国务院。在经济调整、改革中，这个委员会将怎样发挥作用是引人注目的。    总之，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长期的政治稳定以及政治民主化。

【本刊讯】台湾《青年战士报》七月六日译载美《商业周刊》的文章，题目是《美国“革命性”的新型家用灯泡》，摘转如下：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六月十四日宣布该公司发展成功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型家用灯泡，而使灯泡工业界颇感意外；据说这种灯泡的寿命将比平常可点一千小时的家用灯泡要长五倍，而且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电力就能够产生同样亮度的光。通用电气公司说这种新型灯泡将在一九八一年初开始在市面上出售。    通用电气公司灯泡生产部门的总经理罗夫    ·凯居姆说：“我们相信这种灯泡对人类的照明方式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像是一九三八年发明日光灯一样。”不过到一九八五年时每个美国家庭有一只这种灯泡，将会使美国每年耗电量减少八十亿度，这就等于节省了一千四百万桶石油。    通用电气公司的这种新型灯泡内部有一个水银蒸汽，或卤金属元素的弧光灯——就像是最新型路灯所用的那一种——以及两条传统的钨丝。其中一条钨丝能够发出五十瓦微弱的白热照明光源。另外一条钨丝是在弧光灯通电时就立刻发光，以便在三十秒之内弧光灯就能够温热起来。然后这根钨丝的电流即由灯泡底部一套电子装置来控制使之自行减少。通用电气公司说，这种新型灯泡即使是发出相当一百五十瓦的白热光灯泡的亮度时，它所消耗的电力也绝不会超过五十瓦。    直到不久之前，看情况还似乎是持久照明公司会首先在市面上推出其节省能源的灯泡。这家长寿灯泡的制造厂商是在灯泡内部涂上一层特殊材料，可以把传统的灯泡所损失的许多热量再反射回去。这种将热力再反射到钨丝，从而发出白热光的情形意味着钨丝可以继续发光而又能同时节省多达百分之六十的电。持久照明公司的工程部副总裁路克·宋灵顿说：“我们还没有制成能够节省百分之六十电力的灯泡”，但他表示希望今年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宋灵顿说假如一切顺利，该公司在一九八一年将可以出售每只四元而耐用两千五百小时的长寿灯泡。    至于照明技术公司则希望制造一种螺旋式而功能又像日光灯似的灯泡——当其以高周率无线电波驱动时，灯泡内部涂抹的一层磷质就会发出莹光。

【本刊讯】苏联《苏联体育》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失眠时应该怎么办？》摘译如下：    假若你发生失眠，那么，你照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方法开始治疗之前，应该先去问问医生，弄清楚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失眠往往是思绪杂乱，没解决的业务和生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情绪紧张和精神疲劳所引起的。不舒适、不习惯的睡眠环境，时区的急剧变化，噪音，周身自我感觉不良等，也常是造成失眠的原因。一般说来，当人们一旦适应了他们所不习惯的环境时，类似的失眠现象就会自行消失。    那么，假若不能长时间熟睡，该怎么办呢？不应当老是躺在床上，闭着双眼，想强使自己人睡。这只能适得其反。如果在床上不能放松到入睡程度，那么可以去想一些令人惬意、轻松的事情，最好进行一些安静的活动，比如，起来读一会儿书，听一听使人心旷神怡的音乐，当然，不要影响别人睡眠。过一些时候，再次躺到床上，睡意就会来临。    此外，眼睛的一定疲劳程度也将有助于人睡。比如，合上眼皮数无形的物品，构思一幅清楚的画面，用目光跟踪一些字母和数字，等等。即使长期失眠，也不要急于服用安眠药。这类药物刚开始还有助于睡眠，然而，很快就会严重干扰你的睡眠，到后来，干脆失去了安眠效用。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服用这类药物，都应该遵照医嘱。假若能够从一些使人心烦意乱的问题中超脱出来，借助药物和心里疗法消除心绪抑郁，那么，睡眠是能够恢复正常的。    是否可以给大家以各种具体的建议？比如，睡觉前最好做些什么？不，只能给以笼统的建议——睡前做一些轻松和有助于入睡的活动。因为，既合乎所有的人，又适于每一个人的包罗万象的、同时又是具体的建议是没有的。所以，只要你喜欢和有助于睡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比如，有人愿意在睡觉前散散步，那么，他尽可以这样做下去，谁若喜欢睡前洗个热水澡，也不必中断它：睡前喝杯温茶或者热茶、凉牛奶，食用一点蜂蜜，及其他任何一种大众化的食品也未尝不可。这些睡眠前行之有效的习惯，是很重要的。谁若是有这些习惯，应该坚持下去，谁若是没有，应该加以培养、树立起来。今后，当你发生失眠的时候，这些习惯会有助于你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