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喀布尔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多数西方国家大使馆已准备了紧急撤退计划    【本刊讯】英国《卫报》八月一日登载彼得·尼斯旺德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报道，题为《西方外交官员可能撤离喀布尔》，摘译如下：    随着穆斯林叛乱分子和俄国支持的努尔·穆罕默德    ·塔拉基总统政权之间的游击战日益逼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英国以及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驻这里的大使馆已准备好了紧急撤退计划。据认为，现在大多数公路干线都是不安全的。如果叛乱分子向喀布尔发动攻势，机场也很可能遭到袭击。    一周来，美国使馆已陆续撤走了一百名非必要的官员及其眷属，因为阿富汗的安全情况日益恶化。他们是乘定期班机离开的，在这个阶段的撤离工作完成后，美国大使馆将只剩下最必要的四十八人。    美国首先撤离使馆人员的决定，得到其他西方国家使馆的同情。有些使馆认为，除非局势迅速好转，否则它们也要跟着这样做。    美国显得格外谨慎是由于最近一些经历所致，例如：它驻喀布尔大使阿道夫·达布斯先生在今年二月间被武装恐怖分子绑架后遭到杀害，以及几星期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遭到伊朗暴徒袭击后撤出了德黑兰。美国使馆人员撤离西贡的情景也还没有淡忘，当时，最低级的外交官员是从大使馆的屋顶上匆忙乘直升飞机离开的。    喀布尔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西方人士说，局势不是突然恶化的，但是他们说，进展缓慢的消耗战已带来了严重后果。随着战争的逼近，在市中心附近偶而已能听到从郊外传来的机关枪扫射声。西方人离开阿富汗可以利用的唯一公路，即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的公路，若干时候来一直不时地短暂地被游击队截断。    连接俄国的极端重要的公路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喀布尔以北大约四十英里处的一个地方。西方人士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    迄今为止没有听说由于游击队袭击公路而造成西方人死伤，但是美国现在告诫旅游者完全停止去阿富汗。据报道，穆斯林游击队缴获了政府军数量相当多的武器，这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了较好的装备，有了一些大炮、高射炮和大量弹药。    据说，阿富汗武装部队中开小差的现象也继续发生，比率很高。有消息说，有些士兵在打死了他们的军官后携带武器投奔叛军。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八月一日电】题：国务院八月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霍丁·卡特。他谈了以下的问题：    副总统蒙代尔八月一日在国务院会见了国务卿万斯，讨论了他（蒙代尔）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事宜。    发言人卡特没有详细谈他们会谈的情况    。    蒙代尔为期一周的访问将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二日电】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今天向苏联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他的一个助理人员后来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警告的意思），要它避免采取使阿富汗共产化的行动。    这位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一篇准备向这里举行的国际讲坛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我们对别国敏感问题的尊重将会由于它们对我们的关注的尊重程度而受到影响。在最近发生的某些动荡中（这些动荡的后果对我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美国采取了慎重的政策，我们期望其他国家同样地不要采取干预的行动而且不要强使那些宗教观念很深和民族意识很强的民族接受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主义。”    布热津斯基并没有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他的一个要求不说出姓名的助理人员说，这位卡特总统的顾问所说的“宗教观念很深和民族意识很强的民族”具体指的就是阿富汗。    这位助理人员说，布热津斯基在谈到“最近的动荡”时想到的是伊朗和尼加拉瓜。    布热津斯基说明国家应当在国防方面作出重大努力的理由时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面对否则可能是无法容忍的危险的事态发展的时候采取耐心的态度。    他指出，“在我们这一半球之外有三个关系重大的战略地区：西欧、中东和远东。”他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保卫我们在这些地方以及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拥有能力和手段向必要的北方派出我们的力量并以适当的形式和强度做到这一点”。    但是布热津斯基还把武器控制视为“我国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他为正在美国参议院辩论中的限制战略武器新条约进行辩护时说：“这些规定并不会终止战略武器竞赛。它们也不会使苏联改变它目前的状况。但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使竞赛受到限制并使挑战变得比较容易对付而且较能预测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一日刊登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发自北京的专稿，题为《北京准备开展一场反对腐败官员的运动》，摘译如下：    中国共产党看来在逐步开展一场运动以扫除腐败无能的官员和消灭派性。这场运动看来同以往的清洗运动不一样，是打算按正常程序进行，以恢复法治。    《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报道了党的秘书长、宣传部长胡耀邦的讲话，他的讲话表明这场运动将如何开展。他说，“要迅速拟定出一系列执行党的纪律”的规定。抨击官员谋求特权胡先生重新提到了报纸上近来进行的一些抨击，说仍“有某些高级干部谋求特权，脱离群众”。他说，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要拟定出新的党规党法，包括“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领导干部生活待遇标准、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长期同邓小平副总理共事的胡先生没有点名批评任何党员。    《北京日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嘲笑“这种谋求特权的有害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表现”。暗示有必要进行人民选举胡先生说，有些领导人现在希望通过干部须经公民投票选举的办法使党更加民主。他提出的一个措施是“要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有步骤地实行选举、考试、考核、监督、奖惩、罢免、轮换、退休等制度”。    他还间接地承认，腐化已经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说，最近“党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是，某些干部的特殊化、派性、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低的问题仍然存在着”。要预定这个运动可能走多远，还为时过早。

【本刊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克里斯蒂安·罗尔发自香港的报道，题为《共产党向中国陈腐恶习作斗争》，副题为《刑事犯罪增多——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现象并没根除》，摘译如下：    十年前，在中国大城市的饭店里，外国客人可以不锁自己的房门或者干脆让它敞开着。可是现在，中国的导游者和翻译却劝告客人，在旅馆里锁上自己的房门并把钱和贵重物品保管好。过去，外国访问者一再指出，在共产党中国已经没有刑事犯罪和行贿了，但是现在，在这种表面现象下却时常发生这类为外国人所不易看见的弊病，尽管这种现象暂时还是有限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能成功地通过教育和严厉的惩罚等手段来杜绝犯罪和行贿。    在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影响下，许多下到农村的青年又重新返回了城市，他们在城市里既没有工作可干，又没有口粮，他们为了养活自己，就经常进行犯罪活动。    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许多看起来无事可做的青年人在大街上闲逛，他们特别地引人注目。广州的刑事犯罪率特别高，在那里，来自毗邻城市香港的有害影响非常明显，据说这种影响带坏了中国的青年人。    在广州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影片。各种杂志以及一些色情的东西也被走私运到这座位于中国南部的大都市。    现在，小偷小摸和破门而入的盗窃在广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来自香港的华人除了钱以外身份证也被偷走的话，那就更惨了。    中国报纸一再报道有关犯罪案件，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长春，三名学生差点没把他们的班主任打死，据说是因为班主任说他们其中的一位是流氓。北京某医院的一位与一名男子通奸的护士在这个男人的帮助下谋害了她的母亲、妹妹和表妹，原因是她们反对她与这位男子乱搞关系。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些控制着市区和对市区的居民进行威胁的地下社会集团。    一九七八年，在上海的某个城区发生了一千多起盗窃案件，其中百分之八十七是青年人干的。    透露了无数的、主要是在下层党组织发生的营私舞弊的案件：据说在黑龙江省，某县主管燃料部门的一位五十八岁的女人，伙同其他几个人一起贪污了一百六十万元公款。还有许多干部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设法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或者谋取其它好处。毛原想利用文化革命来根除中国陈腐的恶习，如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等，然而文化革命带来的却是无纪律性和暴力行动。    现在，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这种松动肯定会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有害的影响。

说苏联报刊与读者之间的信任鸿沟越来越大；四方来的报道通过口头传播广为流传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七月二日出版的第二十七期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棒极了》，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苏联的报刊遇到了困难：没有一个读者是相信它的。）    那是发生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候。一位奥地利记者在勃列日涅夫抵达施韦夏特机场前，向他的苏联同事打听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这位俄国人一听便火了。他说，“在我们那儿是没有人谈论或报道这种事情的。”正是如此。要是在苏联不这样严格禁止报道最高领导人的私事，要是官方的新闻部门，能够下决心象其他国家那样对有名望的病人的状况，发布完全是正常的公告，那就不会大肆流传关于苏联第一号人物朝不保夕的猜测了。《图片报》甚至把在维也纳的勃列日涅夫看作是垂死的人了。    在莫斯科，宣传这个词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味道。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宣传是“国家和党的一个重要工具”。但这远不是说，宣传是好的和令人信服的。    负责的人士、首先是勃列日涅夫也都知道这一点。他在去年秋天就已批评苏联电视台介绍情况的节目太枯燥无聊。这位赫赫有名的电视观众表示不满的结果是，电视台增加了一个名叫《今日世界》的节目，一些神态自若的电视节目主持者，以介绍情况的方式在这个占居晚间最佳播送时间的节目中，介绍外交政策情况——并且从西方报刊上援引许多词句，以此来表示这个节目的内容，要比自己的来源更为可信。    但是用词仍然同每天晚上播送的每日新闻的《时代》节目一样枯燥单调，《时代》节目是以爱国歌曲“祖国啊，我赞美你的荣誉”开始的，然后就对从布列斯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大老百姓灌输足足半个小时的无聊透顶的消息。头条新闻经常是勃列日涅夫或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向同志们发表讲话，接见或欢送国宾，或者就是给英雄们授勋等等。    接着便是关于某条水渠竣工或某家工厂开工的消息，采访某个超额完成指标的生产队或者是在播种和收获中打了胜仗啦等等。然后便报道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或关于某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比较新的保护国如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的喜讯。接着便报道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阴暗面：西欧的失业工人、非洲有色人种受压迫或者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制造惨案。    尽管如此，与报纸相比，电视还是比较有生气的，在苏联的报纸上，不管是德赛、吉斯卡尔或者是施密特来访，总是千篇一律地使用同一个标题：“前来进行正式访问”——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来访时用的标题则是：“进行友好访问”。会见国宾的照片（这种照片总是大同小异的）下面的解说词也是有标准的。    苏联的读者和听众，对于若干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同被西方判刑的间谍交换的事是一无所知的。但由于数百万俄国人每天从西方的短波电台    ——德意志电波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    ——所了解到的世界是另一种情况，因此本国的报刊与读者之间的信任鸿沟，便越来越大了。西方来的报道通过口头传播广为流传。据西方专家估计，西方的报道大约能为一半苏联公民所知道。    这种消息的涌入使得干部们日益忧虑，尤其是苏联社会正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苏联的社会制度长达六十年的历史上，它的老百姓首次碰上最多一次西方客人的到来：一九八○年将在这里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届时将有三十万名左右来自西方国家的客人。    考虑到这桩大事，中央委员会在四月份采取了紧急步骤。它作出了一项决议，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数百名报纸总编、出版界人士、电视台负责人和评论员宣读了这一决议。主要内容是：苏联的舆论工具没有完成其教育任务、它的论据幼稚可笑，大大低于听众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它回避批评，喜欢美化事物和空话连篇。    恐怕没有一个西方批评家能比这更加确切地说明苏联宣传机器的那些薄弱环节了。而对于用六十六种语言为七千九百二十三家报纸和四千六百七十家杂志（整个发行量达三亿五千七百多万份）写文章的六万二千名苏联记者来说，则面临这样一项受屈辱的任务，即通过发表这一中央委员会决议，来向他们的读者表明自己是不中用的。    在一个原则上几乎所有的事实都保密的国家里，数十年之久的新闻禁锢，也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摆脱掉的。因此，苏联的同事们经常对那些恰恰必须被他们在公开场合唾弃的外国报刊，私下里是非常欣赏的。    有一个精采的例子说明，苏联的舆论工具是在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上工作，这就是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报道工作，它成了维也纳最高级会前、会议期间和会后的头号话题。    当时苏联的听众和读者得知，说某工厂的职工是如何满怀喜悦地欢迎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塔斯社的记者也四出奔走，设法使那些对世界政治来说颇为重要的人物，如伦敦的大学教授伯霍普、达赖喇嘛或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法里亚同志等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表示热烈欢迎。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报道，这些宣传家们最后也想了个主意。他们虽然不能下决心报道全世界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东西：一位身体不佳的国家首脑是怎样明显地倾其全力，忍着疼痛参加长达数日的使人精疲力尽的会谈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塔斯社还是向人们公布了一条新消息。《真理报》上破天荒地写道，勃列日涅夫书记同志必须去度假疗养。

认为苏石油产量明年将开始下降，三年内将由一个石油出口国变成一个石油进口国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九日电】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今天说，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石油产量明年将开始下降，三年以内，苏联将从一个石油出口国变成一个石油进口国。    莱斯·阿斯平众议员（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是苏联石油产量的顶峰。”苏联石油产量在四月达到创纪录的每天一千一百七十万桶，五月下降到每天一千一百三十万桶。    但是，这位众议院情报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劝人们不要“对莫斯科的困境幸灾乐祸”。    他说，“这也意味着世界范围的燃料供应量减少，因而意味着涨价的压力上升。”    阿斯平说，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石油产量在今后六年内可能下降三分之一。    这位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说，“中央情报局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俄国人在一九八五年将每天生产一千万桶，但是假如他们不走运，很可能只有八百万桶。”这位众议员补充说，中央情报局预计，共产党国家整个来说将从每天出口大约一百万桶，变成到一九八二年时每天进口七十万桶。    他指出，这种变化可能使世界石油供应量减少大约百分之五，这差不多等于伊朗的政治动乱所造成的减产，而伊朗的减产已经促成美国的汽油供不应求。    阿斯平说，中央情报局还估计，到一九八二年，苏联将每天进口七十万桶石油。    【法新社巴黎七月二十五日电】专家们今天在这里说，东欧各国从明年起可能不得不转而从中东增加原油进口，因为苏联的原油产量达不到原先计划规定的指标。    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在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苏联最近的生产数字，今年上半年原油的总产量是二亿八千七百万吨。    专家们说，除非下半年的产量大大地赶上去，否则苏联今年原油生产看来只能提高到勉强超过去年的总产量五亿七千一百四十万吨，将达不到苏联计划制定者们规定的一九七九年的指标五亿九千三百万吨。    苏联油田的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才能达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的大约六亿四千三百万吨的目标，以便满足苏联国内的需要，以及满足经互会的东欧成员国家的需要。    西方专家们最近估计，明年苏联国内需要原油大约五亿三千万吨，此外，经互会的六个成员国还需要一亿二千三百万吨。    但是即使苏联——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明年达到六亿吨的高峰，它可输出的剩余石油也只有大约七千万吨。    专家们说，经互会成员国——以及已经以相当高的价格购买原油的一些西欧国家——到那时将不得不转而向其他石油供应国，主要是中东的石油供应国，购买石油。    利比亚和伊拉克已经输出一定数量的石油到东欧国家，可能东欧国家还要它们提供更多的石油。    根据西方专家们说，苏联原油生产相对地停滞下来，是因为在巴库、乌拉尔—伏尔加、白俄罗斯和哈萨克等地区的一些“老”油田的产量已经开始下降了。    根据现在这里可以得到的资料，秋明油田中的八个油井现在已经达到它们的最高生产量，而另外九个油井的顶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产量正在逐渐下降。    无论如何，苏联已经勘探清楚的石油储藏量的逐渐消耗，说明了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对勘探苏联欧洲部分的北极地区以及西伯利亚西部那样感兴趣。    苏联已经寻求大约价值二百四十亿美元的西方技术，以便在这些地区进行海上勘探，而且已经着手在石油工业和工程建筑方面同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各国进行大规模合作。

说莫斯科市的全部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已占百分之八十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分社记者佐野真的一则消息，题目是《独生子女社会》，摘译如下：    有两姐妹在苏联一所学校的同一班上学，一天，老师说：“是独生子女的请举手！”四十个学生几乎全部举起手来，两姐妹不知所措，以为要受什么处罚。现在，在苏联的社会学者和人口学者之间，正在认真地争论这样一个问题：以这种“独生子女社会”发展下去是否合适？据最近的统计，莫斯科市的全部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已占百分之八十。    那么，苏联妇女是否就满足于“一个孩子”呢？并非如此。社会学者对五千名妇女作了“你希望有几个孩子？”的调查。结果如下：“希望有两个孩子”的最多，占百分之六十；“三个也可以”，占百分之三十六；“一个就行了”，只占百分之三。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在调查中，百分之六十四的妇女只有一个孩子，拥有两个孩子的占百分之十八，拥有三个孩子的妇女在五千人中只有三十二人。    从这些调查结果的分析中可以明白，苏联妇女内心里希望多要孩子，但现实中有着社会的阻碍因素。在回答一个孩子就够了的大部分妇女中，列举的理由是：经济困难、住宅拥挤、工作劳累等等。对此，社会学者认为，“情况不仅如此”，“最大的原因是，今天，苏联妇女已被紧紧地束缚在苏联经济的所有领域，这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在苏联，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妇女中，十人中有九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工作。参加工作的妇女的人数已达六千万（苏联人口总数为二亿六千万），象日本这样“专门”从事家务和育儿的家庭主妇只有六百万人。

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只有越改变政策才能制止这种苦难；澳总理弗雷泽说越难民大量出逃可能是苏要使东南亚失去稳定的战略的一部分    【合众国际社卢萨卡八月二日电】英联邦国家今天就越南处理船上难民一事称越南是种族主义的，并要求河内改变政策。    英联邦第二十二次最高级会议今天开始讨论东南亚问题。澳大利亚和英国都对越南进行了谴责。    英国首相玛·撒切尔说，“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越南政府奉行的政策。”她说：“只有真正改变政策，才有希望制止这种骇人听闻的苦难。”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说，越南的立场是种族主义的——这大概是他在这次在南部非洲召开的会议内所能使用的最刺耳的责骂词句。    【美联社卢萨卡八月二日电】（记者：威廉·尼科尔森）英联邦首脑会议人士说，一九七九年英联邦首脑会议今天把对南部非洲的争议放在一边转而讨论了越南问题。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谴责越南的共产党统治者拿“难民做买卖”。    会议人士说，弗雷泽在三十九个英联邦成员国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越南从离境难民身上勒索的离境费一年约为两亿美元。    会议人士说，弗雷泽说，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澳大利亚中断了对越南的援助，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资助侵略”。    弗雷泽在会议人士称之为“强硬讲话”中说，难民买卖正在起着使亚洲失去稳定的作用。据澳大利亚人士说，弗雷泽在首脑会议上说，自一九七七年在伦敦举行上次英联邦会议以来，东南亚局势“大大恶化了”。    这些人士说，弗雷泽认为越南难民大量出逃——弗雷泽估计已有六十万人离开越南，其中二十万人淹死——可能是苏联要使东南亚失去稳定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船民问题就难以解决。    弗雷泽说，由于生活无法忍受而出逃的难民有可能达到二百万。    弗雷泽说，他原以为上月在日内瓦召开的难民会议已迫使越南放松了强迫难民外流的行动，但是，他说，这可能是（越南）涂脂抹粉，想要在今年秋天哈瓦那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开始之前制止公众的批评。    这位澳大利亚领导人说，愿意援救难民的国家面临着一种可悲的两难境地：国际对船民的援助越有效，就会越加鼓励越南继续把难民赶出来，夺走他们的财产充实它的钱箱。    会议人士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意弗雷泽的看法，她说，越南难民的大量外流是“不人道的”。    各国代表团正在拟订一项要对越南人施加压力的公报，要他们改变迫使本国人民外逃的镇压政策。    弗雷泽在首脑会议上说：“这些人不是经济难民，他们是政治难民。”

【法新社堪培拉七月三十一日电】澳大利亚的四十一个港口由于一万名码头工人开始在全国无定期罢工而于今天关闭。罢工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西部的弗里曼特尔港的散装谷物仓库的雇员应隶属哪家工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次罢工使澳大利亚的海上运输完全陷于中断，估计每天损失一千万澳元。    这次罢工是由于上星期五西澳大利亚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四十二名会员被解职而引起的。这些会员是谷物装卸工，以前隶属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但是今年二月加入了码头工人联合会。

【本刊讯】西德《南德意志报》六月十二日刊登克·罗尔的一则报道，题为《卫星城代替贫民窟》，副题为《建造社会福利住房是李光耀政府最大的功绩》，全文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没有一个城市的面貌象新加坡那样有那么大的改观。今天，新加坡的轮廓主要是摩天大楼。在摩天大楼旁，那些古老的，多半是印度式的、殖民地时代建造的房子已消失。在有计划进行的城市改建中，位于新加坡河两岸市中心的旧“中国城”的贫民区也随之消失。在旧“中国城”里只有一小部分    ——这些房子是经过修缮的——留作吸引旅游者之用。不拆除的历史性建筑物中有拉弗尔斯旅馆（约瑟夫·康拉德曾在那里写了许多说明新加坡殖民地历史的短篇小说）、教堂、清真寺和庙宇。这个小的岛国每平方公里有三千七百人，仅次于香港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因此，新加坡象香港一样不得不往高处造楼房和向海要地。一九六六年，就已在该岛的东南部开始了一个拦海拓地的大计划，开拓的这些陆地主要用于工业。新加坡一九五九年取得了独立后一年，李光耀任总理的政府就开始搞了一个建造社会福利住房的计划，这个计划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消灭贫民窟。第一批由二十层和二十多层的摩天大楼组成的卫星城叫女王城，今天有十五万人住在那里。新加坡二百四十万居民，今天已有近百分之六十的人住在卫星城的社会福利住房里。几年后将达到百分之七十五。无数新的卫星城，如直落勿兰牙、麦克弗森庄园、卡兰、勿洛、红毛桥、亚逸劳惹和克利门蒂都破土而出，居民的工作地点通常就在这些卫星城附近。    微型城市就是新的住宅区，那里有百货商店、市场、学校、幼儿园、儿童游戏场、门诊所、体育场、俱乐部、餐厅，当然还有市区礼堂。卫星城里的社会福利住房有一间一套，二间、三间或四间一套的，它既可出租，也可出售。租金和出售价格还是相当低的。然而，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有权得到一套社会福利住房的。每月工资为二千美元或者二千美元以上者，或者是单身汉，都无权得到一套社会福利住房，而单身妇女只有在她年纪过了四十岁以后才能取得一套这样的住房。自一九六○年以来，二十五万以上的贫民窟的居民已住上了卫星城的社会福利住房。这些住房全不位于市中心。一九六○年，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居民还住在贫民窟里。    每一套社会福利住房除了一个厨房还有一个浴室和盥洗室。但是新的卫星城及其高楼大厦周围并不是一堆荒凉的石头，因为在住房周围没有忘记种树和安排绿地，在位于赤道的城市里，这些东西生长得很快。连新工业区裕廊也有绿地和公园。大部分工业集中在这里。    建造社会福利住房也许是李光耀总理的政府最大的功绩。李光耀作计划时间不长，而是行动。但大高楼里的生活是从根本上违反亚洲人的居住传统的。按亚洲人居住的传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多半是住二层楼的房子。所以，最初建造社会福利住房的计划在居民中也不是特别受欢迎的；此外，还因为当时在刚开拓的陆地上建立的新住宅区离工作地点很远。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青年夫妇宁愿有自己一套住房。所以等待社会福利住房的人相当多。不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受到优先的照顾。他们也可减少税收负担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上学。政府迄今同人口激增的斗争是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人口每年还增加百分之四点五，但是今天人口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二。新加坡没有后方，必须尽力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因此允许人工流产而且是免费的。今天，新加坡居民的半数在二十一岁以下。年青的一代大部分是在摩天大楼里长大的，他们不想念十几口人生活在一起的那种小房子。一次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人不愿住十层以上的房子。但是，鉴于严格的控制，新加坡的卫星城不象香港那样有一帮使居民恐惧的青年人。    住房发展局手中掌握的建造社会福利住房的计划，也便利政府控制在卫星城这么比较狭小范围里共同生活的居民。如果说，今天新加坡居民中将近百分之七十七是中国人，那么在社会福利住房中的共同生活（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同住在一层楼上）也增加了种族之间的团结。

【法新社曼谷八月二日电】泰国今天向一位意大利高级官员重申，要再召开一次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以便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点是泰国外长乌巴蒂在同意大利的内政国务副秘书朱塞佩·赞贝尔莱蒂会谈时重申的，赞贝尔莱蒂是在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后于昨晚飞抵这里的，他定于明天启程去河内。    泰国外长说，他对赞贝尔莱蒂（赞贝尔莱蒂也是意大利东南亚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说，泰国对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印支难民会议感到「失望」，它主张举行第二次国际会议，以便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泰国外长指出，日内瓦会议只讨论了「乘船难民」，而排除了「陆路难民」，泰国目前正收容着大约二十万「陆路难民」。

说印度新政府对中巴等邻国关系将有改变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二十八日登载特派记者蜷川二十七日从新德里发回的一条消息，标题是《印度新政权又回到亲苏路线，改变积极中立，将很快承认柬埔寨》，摘译如下：    指名为第五届总理的查兰·辛格二十八日就任总理。内阁是同国大党联合成立的。二十七日国大党正式决定参加联合政府，可是这个内阁转变为亲苏路线是确实的。看来首先是很快承认柬埔寨新政权，对九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施加巨大影响，而且由于同苏联加强关系，将明确表示支持阿富汗，对中国、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的关系将有改变。    查兰·辛格对外交完全是外行。这次政变最初是打倒德赛和该政权中占核心地位的右派，反对瓦杰帕伊外长的印度人民同盟，所以不可避免地将变德赛和瓦杰帕伊的“真正不结盟”这种积极中立外交为亲苏路线。德赛外交是要改善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关系，并且还要推进同中国的关系。这是因为要多少改变以前甘地政权倒向苏联的状况，缓和同中国有友好关系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个积极中立外交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中也提高了印度的影响，对于以稳健路线解决牵联到柬埔寨、中东和平的埃及问题也起着巨大作用。    这样的外交政策遭到甘地夫人等在野党的指责，看来由于这次政变将一举而颠倒过来。尤其是在这次政变中苏联派共产党明确表示支持查兰    ·辛格，加上了种种条件。查兰·辛格将取代德赛，出席哈瓦那首脑会议。德赛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起了牵制古巴的作用，得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支持。看来这也将发生变化。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古巴、越南联合的立场将会加强。    德赛政权的诞生大大改变了印度次大陆的形势，这种形势也将以印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巴基斯坦加深了同中国的关系，警惕阿富汗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南下。印度的新政权开始加强同这个阿富汗的关系，就不能不增强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    苏联一直要求印度加强支持阿富汗。但是德赛政权的支持只是照顾苏联的面子而已。

【美联社拉萨七月二十二日电】（记者：维多利亚·格雷厄姆）西藏是个神秘而又雄伟的地方。但是对旅游者说来，除非他们具有优秀干部的决心和善于登山的牦牛的体格，否则这个“世界屋脊”是吸引不住他们的。    爱好古迹、看看宏伟的高山景色以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愿望，并不能顶住三千七百多米的严峻条件。做详细的体格检查，访问过程中也要定期检查，可能还要吸氧气。    好在不愁没有医务人员，他们经常携带着氧气面具、血压计来回询问大家的身体情况。    中国政府每年只让少数官方代表团、记者和旅游者去西藏，它说，它不打算把西藏变成旅游者的乐园。每周只有两次班机去西藏，边境的公路又未铺好，所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西藏很可能将仍然是与世隔绝的壮丽地方。拉萨只有一个简朴的宾馆，睡的是铁丝床，澡盆是漏的，偶尔供点热水。几乎没有饭馆，没有水果，没有蔬菜，访问者吃的食品大部分是空运来的。吃的东西中可能包括旅游者见了十分头痛的海参和大量带腥味的海米。    宾馆里有时啤酒和汽水卖光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尝尝中国的青稞酒。能够到拉萨的人必定是抗得住稀薄空气的身体非常结实的人。访问者可能会呼吸急促、疲累、血压升高、头痛、恶心和虚脱。    西藏的导游说，有些倒霉的访问者一下飞机就虚脱，要么是立即飞回去，要么是躺在宾馆里。    中国政府要求作详细的体格检查，包括肺部透视、量血压和作心电图。乘飞机去拉萨要两天时间，访问者第一天在成都过夜，以便第二天如果天气好在清晨到达拉萨。    当飞机穿过云层落到拉萨平川时，发出了通知要大家放慢步子走路，不要慌忙，不要弯腰。身体健壮的人也欣然让瘦小的中国姑娘帮他们拿手提箱。    有一大批带着氧气罐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关心的导游在机场迎接新来的人，他们不断地问有没有人感到不舒服、头晕、恶心、发昏或疲乏。    接着乘汽车在尘土呛人的颠簸不平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走了三小时到达拉萨。    到了拉萨宾馆，就把大家送到各自的房间睡个好午觉。医生和护士到床边给大家量血压，几乎每天都要量。    有几个人在最近一次旅行中听劝告用了氧气，他们说，一用氧气，他们感到好多了，头也不痛了。访问者要象登山一样参观达赖喇嘛那座迷宫般的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有的人几乎被过去点灯用的油脂味和牦牛油膻味熏得受不了。    在大部分人都适应气候之后，又乘大轿车去参观——来回花十个小时，再登高一千米或者一千多米——西藏高原的一个牧业公社。    访问者们终于来到公社，搽了胭脂的儿童们跳着民间舞蹈表示欢迎，献上大碗大碗放了粗糖的酸乳酪。    最后一天，气喘吁吁的访问者们登上哲蚌寺的好几百级台阶，浏览平川的景色，还有喇嘛端上来的大杯茶。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平田二十五日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台湾也有人主张采取灵活的大陆政策》，摘译如下：    因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美中建交，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的台湾，在中国方面要求建立贸易、邮政、航空关系的强大攻势下，围绕大陆政策问题正处于被迫作出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尽管表面上讲话仍然是强硬的，说：「绝对不同中国共产党政权接触（行政院院长孙运璇二十一日语）。」但是实际上在一部分官僚中开始出现了应该同大陆交流的呼声。在这些动向的背后隐藏着如下的认识：「如果再不理睬大陆的呼吁不是反而更危险吗？」同时说明如下事实：国民党的独裁体制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今后台湾问题的最大焦点，恐怕是不能完全放弃蒋介石的「光复大陆」（反攻大陆）这面旗帜的蒋经国总统等中央的动向，以及以如何生存下去为主要着眼点的在野的现实主义路线的动向。    尽管是少数的，有些处于官僚立场的人物说：「大陆如果需要发展经济的技术资料可以提供。」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主任李崇道博士说：「如果大陆提出要求，想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提供农业技术资料，以有益于改善大陆同胞的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为什么可能讲这番话呢？可以认为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光复大陆」政策今天已经是不现实的了，既然如此，如果是顺应现实的路线，便已经无法强行压制了。其二是应该同大陆接触的意见实际上可能是受到了当局的默认或者鼓励。    对大陆发出呼吁如果是得到了当局的鼓励，那么则正象孙行政院长讲的那样：「中共政权虽然口头上讲和平谈判，但是如果谈判不得进展就要以武力相威胁。」台湾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现在已经有必要对大陆的攻势采取一些相应对策的想法正在抬头。    在可以说是台湾方面的「原则」的一系列对华强硬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台湾籍华侨要同大陆中国人接触，播种拥护民主自由人权的种子。」香港对这句话的看法是，它虽然作出了「自由中国」要教育共产党中国的姿态，但是实际上是要通过华侨增加同大陆的接触机会，探讨台湾前途这种真正想法的表露。对于大陆方面的攻势，台湾恐怕已经到了不得不作出此种程度反应的阶段。    今后的焦点是蒋经国总统的动向。但是，香港认为，不能想象蒋介石的亲儿子蒋经国总统会简单地抛弃「光复大陆」及「不同大陆谈判」的立场。因而，香港的眼睛盯着已经六十九岁的蒋总统的继承人是谁这一点。    留给下一代——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解决办法」，而台湾似乎也在这样想。

【路透社北京八月一日电】菲律宾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机今天飞到北京，从而宣告了正常的班机业务开始了。从此，马尼拉成了通往中国的一个门户。    这架波音七二七飞机晚点二十分钟降落    ——该机因为台风霍普的缘故在马尼拉推迟了一小时起飞——机上乘客和工作人员受到了盛大欢迎。中国民航总局的工作人员在停机坪上列队欢迎以副外长因格莱斯和菲律宾航空公司总经理克鲁斯为首的首批旅客。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也到机场欢迎因格莱斯先生。菲律宾航空公司的班机每星期三、六下午从马尼拉飞抵广州和北京，并于翌日上午返回马尼拉。这个时刻表使东南亚国家的旅客能够在当天离家当天抵达北京。

【本刊讯】萨尔瓦多《新闻画报》六月十一日刊登安莎社发自罗马的一则消息，题为《树木可能被用来克服石油危机》，摘译如下：    一种树木可能成为克服石油危机的重大补救。专家们从“能源”这个词意思是“燃烧的木头”的基础出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对于能源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许可以通过一种叫作“银合欢”的植物找到，这种植物生长期需要八年，燃烧时产生可观的能源。它在其故乡菲律宾也叫“ＩＰｉｌｉｐｉｌ”，它产生的能源是很多的。它的很长的根茎钻到地下深处，这为它提供了抗旱的优越性。    这种能源植物的其他优点是砍伐之后不需栽种：从被砍伐过的树干上很快抽出新枝来。在菲律宾，这种树木的采伐正在变成一种工业，已有数千公顷土地用来栽种这种树木。据证明，它可成为优质木炭，同石油相比燃烧能力为百分之七十。目前菲律宾一万二千公顷的这种树提供了相当于一百万桶石油的能源。菲律宾的这种树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尤其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也能生长，此外，在那里它的很长的根须还有助于克服水土流失。    这种树本来生长在中美洲，它以各种形式向各个方向生长。它的主要的三种品种从最低的高度到二十五米，种类繁多，提供了嫁接的可能性，以便完善其特点。这种树还生长在半干旱地区，它在防止沙漠蔓延的斗争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的其他好处是：拥有可用作铁路枕木和电线杆以及加工成理想的新闻纸的合适的木材。其树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菲律宾已经用它代替紫苜蓿来喂牛。    很明显这种神奇的树木也有美中不足。其中最大的缺点是难以在干旱地区生长。说用这种植物喂养绵羊羊毛用手一抹就可脱掉相反，这种植物的另一个缺点也可以变成好处：用这种植物喂养的动物容易掉毛，因为植物含有一种氨基酸。如果绵羊用这种植物喂养八天，过后只要用手在它们身上一抹，羊毛就自己掉下来，这样既省工，又省钱。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译自加拿大《伦敦自由快报》的专稿，题目是《鲸鱼集体神秘自杀》，转载如下：    加拿大欧斯峡角海湾的渔民，七月十七日拼命阻止一百条巨头鲸冲上窄长的沙滩。    七月十六日，至少有一百条巨头鲸神秘地冲上沙滩集体自杀。    在纽芬兰波林半岛的石滩之上，已经铺满了庞然大物——黑色巨头鲸的死尸，包括有幼鲸和超过一吨重的成年鲸鱼。有一个消息说，冲上岸自杀的鲸鱼达一百三十五条；另一消息说，自杀的鲸鱼多达一百六十条。欧斯峡角湾小渔村的居民，他们用绳索把鲸鱼拖回深水之处。儿童和妇女开动水泵抽水，企图使鲸鱼能苟延残喘。一条怀孕的鲸鱼临死前痛苦挣扎着分娩小鲸。其他怀孕的母鲸，当它们巨型的躯体压在沙滩上时，使小鲸流产或夭折了。这种情景，令每一个渔民哭了起来。渔民约翰说：“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痛苦的目光。”    渔民开起水龙，企图把鲸鱼赶回海中，但是，这种企图失败了。虽然渔船努力阻止了一些鲸鱼向岸冲去，并将他们拖向海中，但是，鱼群仍然决心冲上沙滩。渔业部门派出了两艘渔船驱赶一百条鲸鱼泅向海洋。    渔业官员说：“鲸鱼登陆自杀是海洋的极大秘密，我们对此无法解释。”    纽芬兰每年均有鲸鱼登陆自杀的纪录，大多数是意外性的，但一些则看来有集体自杀的倾向。最近一次鲸鱼集体自杀，则于一九七六年，发生在波纳维斯他湾，那次有四百条巨头鲸冲上了沙滩。    在这次集体自杀事件中，渔民巡视沙滩时，发觉所有自杀的鲸鱼均是雌性的，仅有一条是雄性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