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今天在克里米亚会晤，他们会谈的目的在于克服两国对外政策方面日益增大的分歧。    在齐奥塞斯库飞抵辛菲罗波尔以后不久，两位国家元首在两国外长陪同下举行了会谈。    塔斯社形容这次会见是“坦率的和同志式的”。    使用这种措词，而且丝毫没有谈到双方观点一致或相近，这清楚表明，双方都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最近几个月不曾发生公开争论，但是罗马尼亚人在对外政策上与克里姆林宫有尖锐分歧，特别是对印度支那事态的态度。    在华沙条约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拒绝完全支持越南在越中冲突中的立场，而且一直不承认越南支持的柬埔寨韩桑林政府。    由于罗马尼亚的反对，韩桑林政府没有能够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经互会国家首脑会议。    塔斯社的报道没有提到亚洲，虽然说到两位领导人就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表示声援反对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米亚同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如苏联官方所说，“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这是这两位共产党领导人自去年秋天公开分裂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去年秋天，齐奥塞斯库公开声称反对增加华约防务开支。    从那以后，苏罗关系一直不好，尽管罗马尼亚外长斯特凡·安德烈今年一月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据认为是修补篱笆的访问。    近几个月来，齐奥塞斯库不顾克里姆林宫的反对，一直采取了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立场，他鼓励埃及和以色列举行和平谈判，对中国采取偏袒态度，他甚至还批评越南入侵柬埔寨。    不久前，罗马尼亚公开声明它不参加经互会成员国首脑今年三月对中国进行的攻击。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一日电】题：授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列宁勋章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今天授予罗共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列宁勋章。

爱·肯尼迪发言人否认此消息并说肯希望卡特得到重新提名    【法新社纽约七月三十日电】《纽约每日新闻》今天说，据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对朋友们说，爱德华·肯尼迪明年将参加总统竞选。这家报纸说，这位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的母亲上星期告诉朋友们说，「肯尼迪家族」已决定这个参议员将参加竞选——但是，据说她还说，某些家庭成员反对他提名候选。接近这个家族的人士说，这位参议员的母亲本人反对他参加竞选，是他过去拒绝充当候选人的主要原因。    【法新社纽约七月三十一日电】爱德华·肯尼迪的发言人今天说，肯尼迪家族并没有做出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可能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的任何决定。    这项否认是在《纽约每日新闻》发表了肯尼迪已经决定参加一九八○年总统竞选的消息之后作出的。    肯尼迪的发言人汤·索思威克说：【那是不确实的。参议员希望现总统将得到重新提名。」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驻曼谷特派记者横堀二十六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柬埔寨各种势力在沉静中保存力量，准备雨季结束后决战》，摘译如下：    印度支那的雨季已经正式开始，因此，柬埔寨的战斗虽仍在继续零星地发生，却正逐渐地平静下来。驻扎在沿柬埔寨、泰国边界的波尔布特军队，靠同泰国方面作交易确保了粮食，仍然保存着势力。另一方面，越军对波尔布特军队的据点豆寇山脉的包围、扶植韩桑林军队和行政组织的重建好象正在稳步顺利地进行。但是，也传出了韩桑林部队发生动摇和自由高棉部队开展活动的情况，各种势力为准备雨季结束后进行决战而出现了复杂的动向。边界河只有五、六米宽。波尔布特方面同泰国方面的居民和商人之间进行着自然的交易。    另一方面，越南军队好象已成功地组成了包围豆蔻山脉的包围圈。沿萨拉哈皮多半岛的边界北上的越南军队，把波尔布特军队驱逐到泰国方面的高谅，截断了豆蔻山脉和泰国之间的联络通路。据说，还让农民从这个山脉周围的农村向东迁移。泰国军方人士分析说：“这是要把游击队生存的‘海’弄干的作战”。    与此同时，越南军队正在努力扶植韩桑林军队。据泰国的军事情报人士说，韩桑林军队大约是二万人，最近又派了三千名柬埔寨人到越南去重新训练。    但是，这位人士说，韩桑林军的教官把破坏苏制Ｔ５４型坦克的方法教给新兵，并说：“在韩桑林部队中，有人正在准备反对越军的叛乱，在泰国方面的反共的自由高棉部队，也为组织叛乱而回到了柬埔寨。”    虽然可以认为这是泰方的主观臆测，但各种势力都为十一月雨季结束后进行决战而谋求保存力量似乎是确实的。

说该电台每天用英语向世界各地播送十九小时，为吸引西方听众而删去了宣传上的陈词滥调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三十日电】（记者：托马斯·肯特）苏联官员对他们最近在电台宣传方面作的努力感到很满意，尽管有人说，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莫斯科电台对外广播）正在过分地使用世界的电波。    千百万的听众都可以听到这些节目。这些节目每天用英语广播十九小时，节目的设计可使人们信得过。节目是向全世界广播的。他们现在每月收到一千封听众来信。    他们从电稿中删去了许多古老的宣传上的陈词滥调，以使这些节目更能为西方听众所接受。节目的计划人员说，甚至两个常用的最老的政治术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久也可能从空中消失。    一位老资格英语评论员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说：“也许我们正在变得头脑更加复杂。我们想用一种人情味的声音讲话。我们是人。”    这种面貌一新的节目在莫斯科当地正在使人们得到意外的好处。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也收听这些对外广播节目，即使他们听不懂英语，他们也愿听听苏联播送的摇摆舞音乐和迪斯科音乐。在莫斯科电台的对内广播中是听不到这种音乐的。    这些对外广播节目甚至可能有助于使一些苏联青年不再收听西方的广播。西方对俄国广播的节目长期来使苏联当局感到恼火。苏联当局指责西方有许多节目是“反苏的”。    莫斯科电台的发射台功率很高，它有一项政策就是同时向许多地区广播同一节目。    担任莫斯科电台播音员的，有长期住在英国或美国的外交人员的家属，也有新近从莫斯科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

他预料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将是里根；不相信爱·肯尼迪会在一九八○年竞选总统；认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埃·布朗也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对手”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一日电】《纽约时报》今天报道，卡特总统预料失业人数在今年下余的几个月以及在一九八○年将会增加，而且他并不排除明年为了刺激经济而实行减税的可能性。    卡特接见了《纽约时报》记者伦纳德·西尔克（这次谈话显然只准直接引用很少的原话），卡特在这次谈话中还明白表示，他将竞选连任，他预料他的共和党对手将是里根，虽然他宁愿同参议员霍华德·贝克（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竞选。    他说，他会见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以谈论他们之间的分歧，他说，这次会谈是“气氛紧张的”，但是，“我们时常大笑而使紧张的情绪缓和下来。”他说，他不相信肯尼迪会在一九八○年竞选总统。    总统说，他同意那种认为美国已经发生经济衰退的论断，但是他打算集中力量制止通货膨胀，他认为这是对国家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最严重威胁。    卡特说，在秋季了解到有关企业、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新的情况之前，他不会就减税问题作出决定，他的顾问当中有人认为应当减税二百亿美元到三百亿美元。    《纽约时报》报道，总统把巴勒斯坦问题同“美国这里的民权运动”联系起来，他还说，由于约旦河西岸是个贫穷的地区他怀疑许多巴勒斯坦人会愿意回到那里去，即使以色列人准许他们这样做。    他说，他拒绝接受国内事务顾问艾森施培特提出的一项建议——把石油输出国组织斥为“敌人”并把买汽油排长队的现象归咎于这一组织。    他还拒绝接受那些主张使用武力以保障中东石油供应的建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那里的油田遭到破坏并使那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的局势恶化。卡特说，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计划总统竞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对于他取得胜利的能力，他比他的某些助理人员还更乐观一些。    《纽约时报》说，卡特说，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埃德蒙·布朗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对手，他准备正面迎战”。

说世界各国开始试验工人参加管理的办法，以解决生产率下降等问题，日本在这方面一直特别成功，西德是欧洲的先驱；八十年代的经济情况预测表明，扩大工人参加管理，势在必行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十六日刊登斯托克斯韦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方教西方：从工人参加管理中得到利润》，译载如下：    在地球相对的两面，有两批汽车工人每周都聚会讨论自己的工作。在底特律，聚会是晚上在酒吧间里举行的，疲惫而失望的与会者在那里喝上几杯啤酒，发泄发泄对自己工作的不满。他们的工资不低，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却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极其单调，只能在别人的工作里才看得到创造性，现在，由于汽车市场销路下降和日本的竞争，他们的装配线还受到周期性停工的威胁。    日本崎玉县本田公司的职工也在聚会。日本工人的工作往往也是非常累非常单调的，但是，这些人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比较满意。他们的生动的讨论是在车间举行的，讨论的内容是如何改进产品质量、如何提高生产率以及怎样帮助自己公司在国际市场销售更多的汽车。    两个聚会的对比，不只是反映了日本工人一心一意想着自己所在的公司，而美国工人则觉得与自己所在的公司不相干。由于大多数工业国的生产率下降，工人的不满情绪增长，越来越多的公司正考虑让工人参加管理，作为解决这些弊病的一种办法。日本公司在这方面一直是特别成功的，而美国公司仅仅开始认识到工人能对生产作出贡献。    世界各地试验工人参加管理所选择的时机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增长只是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三分之一。在美国，本来已经缓慢的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二。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度实际上以每年百分之三点二的速度下降。    工人的普遍不满情绪，使今天生产率方面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澳大利亚，一九七七年平均每个工人的缺勤率是九天半，占全年的百分之四。在美国工厂里，正式工人的缺勤率比前十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二，这个数字美国劳工部认为可以降低一半。在莫斯科的列宁共青团汽车厂以及其他一些汽车厂，装配线工人的年生产量接近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四十。    在各公司和工业组织竭力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中国和日本开始试验工人参加管理。他们的经验使人们了解到一点工人更大程度参与决策的利弊。    日本较大的公司中三分之二以上有协商委员会。只有保健和安全问题才需要联合作出决定。但是，其它问题，例如大规模解雇、调离和纪律问题，都先在各有关委员会里讨论，问题解决不了时，则退一步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约有六十万个质量控制小组与这些委员会平行，每个小组由约十名工人和工头组成。日本生产率本部报告说，在许多制造业的经营管理中，这些小组使缺点大为减少，而且减免了检查人员。密执安大学教授科尔的调查研究表明，日本工人监督自己工作质量的能力，以丰田汽车厂为例，已经能够每三十名工人只需一名检查员，而美国汽车厂的标准比例是每十名工人配备一名检查员。    日本的工人参加管理还不限于车间。日本的管理制度强调中层管理人员某种程度上参加作出决定，西方公司正在广泛研究这种办法，认为这可能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秘诀。许多管理专家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公司贯彻一项建议之前，要用很多时间来争取担任管理职务的职工——从公司经理直至车间工头——的支持。批评家说，这是可笑的浪费时间的做法。不过，一项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或赞成之后，却能迅速执行，而不致被那些抱怨自己没有发言权而感到不满的人拖后腿。    中国在工人参加管理方面的经验一直不那么明确。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监督生产的工人革命委员会打烂了分工上的官僚主义特权，使奖励变成人人都有份，缩小工资差别，普遍提倡工人参加管理。而且，中国人反对西方那种工人参与管理的概念，他们要求当官的和技术人员把时间用于体力劳动，向“工人学习”。这种工人参加管理以及当官的和技术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做法，无疑对中国工人起了某种刺激作用，他们创造了令人羡慕的生产纪录。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普里比拉说，除了铁、钢、煤以外，工业产量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五年令人注目地保持了百分之十的稳定增长率。    可是，在七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员会把激进派和务实派在全国开展的斗争带进了工厂。现在是务实派大权在握，他们重新强调纪律。革命委员会已经废除。管理方面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已恢复了职务。提高产量和改进质量的推动办法，已从靠周围人监视改为给个人物质报酬：加工资、扩大工资级差和发奖金。    但是在中国，工人参加管理并未取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决定权依然是个关键方面。去年十月，邓小平副总理在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召开的中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让工人继续参加管理。最近官方到南斯拉夫工厂参观学习一事表明，中国人也许正在考虑一种比较有系统的工人参加管理的方案，也许就是通过工会。    日本和中国工人参加管理的广泛经验，反映了德国的类似做法，长期以来，德国在这方面一直是欧洲的先驱。在德国，凡是工厂和雇佣五名以上工人的单位里，都有劳资协议会。他们同资方洽谈劳动时间、保健、安全、关厂和裁员等问题。根据一九七九年大众汽车公司的一项合同，工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力甚至还要大，这个合同使劳资协议会有权批准大众汽车公司流水线的速度，这真是革命性的行动。    德国工人参加自己公司董事会的讨论已有多年。根据西德实行的叫作共同决定权的制度，现在至少有七百家共雇佣五百六十多万工人的德国大公司的管理委员会里，工人和股东所占的席位数是相等的。毋庸置疑，工人拥有这种代表权有助于缓和德国的劳资紧张关系。譬如，由于工会持合作态度而不是持对抗态度，使大众汽车公司在七十年代中期把三分之一的生产转移到美国而没有发生罢工。    日本和德国近几年来令人羡慕的经济成绩，以及中国作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取得的进展，不能完全归因于工人参加管理。然而，根据在美国进行的几次调查表明，工人参加管理可以改变工人的态度、工作习惯和提高生产率。一九七五年，由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出资，对美国工人参加管理的经验作了五十七次实地调查之后发现，五分之四的工厂报告生产率提高。弗里登在一九七九年为美国全国经济抉择研究中心作的一次调查的结论是：“对工人参加管理所作的许多次调查的严格科学性不那么理想。可是，却可以看出一个明确的格局……支持了这种主张：扩大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是提高生产率。”    对八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预测表明，扩大工人参加管理也许不再是个选择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的事。新技术、原料成本日益上涨以及愈来愈多的工人希望工作既愉快又有钱可赚，正在迫使工厂作出种种改革。作为提高美国同日本竞争的地位的一部分，通用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在美国几家汽车工厂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人参加管理的试验，此外，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一直在共同努力，合作提高生产率。    哈佛大学从事技术、工程和特性项目研究的莫科比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要改变工作方式，而是准备作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改，由谁改。”通用汽车公司的副经理莫里斯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说：“改变工作气氛……不能靠资方或工会下命令……这种改变所涉及的人，对决定改变的性质和打算如何实现改变，必须有发言权。”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方面，东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以向西方国家传授。

【合众国际社伦敦七月二十九日电】上周末在七月表明它能热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欧洲人在烤人的太阳下到处寻找阴凉处，懒散地伸开手脚躺着，愤怒地咒骂着。    在一九七三年以来意大利最热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气温昨天都接近达到摄氏三十八度，由于估计有三千万辆小汽车把公路都给压坏了，所以汽车都停下来不开了。    在罗马，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六度，人们在沥青公路上行走都留下了脚印。有的小汽车轮子实际上陷在马路里有几英寸深。    在西班牙南部也显示出酷热的迹象：燕子由于炎热而成群地死去，在加那利群岛的旅游者也都寻找避阴处。    旅游者在熟悉的地中海日光浴场懒散地伸开手脚躺着。甚至英国也很闷热，前天和昨天的气温都达到了三年来最高的温度——摄氏三十一度。    在英国，天气成了新闻，也成了大敌，在那里发生了蚜虫灾害，侵扰着沐日光浴的人。    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今天多云，而南部暴雨成灾。有些公路积水一英尺深。    在法国，在每年人们涌向海滩人数最多的时候，气温一般在摄氏三十三度，在法国中部的蒙特利马尔，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四度。    成千上万的西德开汽车旅游者，在今年大批涌向南部边界途中愤怒地咒骂着。一位警官今天在拥挤的车辆在摄氏三十度的气温下向前移动时说：“公路看起来象是用金属铺的。”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七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石油价格使莫斯科悲喜交集》，摘译如下：    莫斯科的经济计划专家们，以既高兴而又担忧的眼光注视着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的现象。莫斯科的经济计划专家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忧，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将会给那里带来经济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早晚（在世界经济更加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也将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不利的影响。    他们之所以对此感到高兴，是因为莫斯科从世界市场上石油涨价中可以得到好处：因为在前五年石油价格的基础上，苏联每次都可以向它的盟国提出更高的石油价格。例如一九七九年苏联的石油价格在东欧之所以将提高约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一九七四年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调整也被考虑进去了的缘故。    但苏联（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以这种“优惠的价格”（同现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比），向东欧国家提供的原油被严格地控制在配额之内，那些还想购买更多苏联石油的盟国，就只好要么按世界市场的价格，要么在财政上参与开发苏联新油田的工程。    除了自己的石油产量能满足本国需要量一半的罗马尼亚之外，其它东欧国家则要完全依赖苏联的石油——这在政治上也起很大的作用。提高石油价格使得东欧国家的命运绝对地被掌握在苏联的手中。    尽管东欧各国的经济（比方说象波兰的国民经济）困难重重，苏联人还是一定要它们掏出钱来——光华沙在今年就不得不考虑要为进口苏联石油多花一亿八千万美元的开支。

英·甘地的助手说国大党英迪拉派可能撤销对辛格内阁的支持    【本刊讯】英《卫报》七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驻新德里记者彼得    ·尼斯旺德的一篇文章，题为《人们不相信辛格政府会持续很长》，摘译如下：    新总理查·辛格昨天在组成他的不稳固的联合政府方面完成了他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因为又有十七名部长宣誓就职。第十八名被提名者没有参加宣誓仪式——据说他“不在家”。    现在的政府由二十六人组成；有十九名是内阁级的。可是，辛格的新盟友国大党的人数几乎达到半数，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许多年轻的国大党议员对这种联合以及选择部长的方式所感到的愤怒。    人们对少数派政府在八月底是否能在议会中获得信任票越来越感到不安的情绪，并没有因昨天参加宣誓仪式的那些人所发表的豪言壮语而消除。    新任外长希亚姆·米什拉说，政府在一百天内就能有出色的成就，可是，德里有许多人不知道政府是否能维持一百天。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七月三十一日电】（记者：Ｓ·Ｇ·罗伊）英迪拉·甘地的助手们说，英·甘地可能撤销对查兰·辛格总理的支持，从而使得他的新政府在建成后仅仅一周就面临垮台的危险。    他们说，甘地夫人对辛格的内阁人选很恼火，其中有些阁员曾是她在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任总理时手下的部长。    在一九七五年至七七年甘地夫人实行强硬的紧急状态法期间，这四个人都在她内阁中担负要职，在她及其领导的政府于一九七七年的大选中垮台的时候，这些人又转而反对她。    甘地夫人的亲密助手、国大党（英迪拉派）的负责人卡拉·纳特·拉伊说：“痛恨英迪拉的人倒被任命为由于我们的支持才组成的政府的部长了。”    他说：“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对新政府的态度。”

【法新社雅加达八月一日电】（记者：苏哈尔约诺）印尼外长库苏马阿马查今天说，东南亚国家联盟上个月的巴厘会议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说，总的来说，日内瓦会议是成功的，找到了解决目前的难民外流问题的出路。    他说：“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拟议中的暂停办法对东盟各国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库苏马阿马查先生说，日内瓦会议应当有后续行动，尤其是涉及到拟议中的难民外流暂停问题。    他说，后续行动是必要的，这样离开自己国家的难民人数就会减少了。

【共同社北京七月三十日电】题：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抗美战争中，中国派遣了三十万军人    担任中越会谈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的杨公素三十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在抗美战争中向越南派遣了正规军。参加这次战争的人数达三十万”。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在抗美战争中派遣正规军的事实，这是第一次。    据杨副团长说，中国派遣的正规军是高炮部队、工程兵、铁道兵、后勤部队。    联系到这个问题，在三十日中越举行的第九次全体会谈中，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副外长强调，“为了援助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付出了很大牺牲。    至今在越南领土上还有数千具中国烈士的遗骨”。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却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咒骂说，“在抗美战争中，接受中国的是技术人员和武器援助，说派遣人数达到三十万，这个数字是胡说八道。中国企图在政治上利用援助。至于说数千具遗骨，我虽没有掌握具体数字，但没有那么多。”表明了中越两国之间事到如今已根本无法填平的鸿沟。

【本刊讯】英国《卫报》七月十日刊登艾琳·比森发自开罗的一篇报道，题为《埃及人在挨饿，有人却主张占用良田来扩大市区》，全文译载如下：    一个家庭怎么能靠不到七十个便士来安排一天的生活？几百万埃及家庭主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经济学家穆斯塔法博士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说，埃及百分之六十六点八的家庭，每日的预算为三十五个便士至七十个便士。    一个埃及家庭平均人口为五人，但是贫困的家庭其人口通常多于七、八人。某些基本食品的价格，可以使人们大体上了解到大多数埃及人所面临的生存斗争的情况。    最便宜的肉为一公斤七十便士。当地干酪的价格每公斤已上涨到一点四○英镑，牛奶一公升约十八便士。对那些几乎不知肉味的大多数人来说，豆类是最便宜的食物，现在一公斤也上涨到三十五便士。    大众化的夏季水果——西瓜、无核葡萄、夏桔、番石榴和酸橙——一向多而便宜，现在却成为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    萨达特总统要求政府立即建立“贮备粮”，但是人们认为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和一些高薪的埃及人，把粮食危机和同样严重的住房问题都归咎于人口过多，归咎于埃及只靠它百分之四的土地过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应该会不遗余力地来保护和利用目前数量不多的可耕地。但是情况恰好相反。    由于有了大坝（一九六○年动工，一九七○年建成），七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垦了九十一万三千英亩的沙漠土地。现在经济部长说，为了实现“都市化”，又占用了面积同样大的可耕地。大片大片的新建地区都在富饶的尼罗河流域。    在可耕地上建造房屋是非法的，但是这样做了也受不到任何惩罚。许多罪犯地位很高。官员们提出无力的解释说：“不幸，存在种种枉法的情况。”与此同时，他们又大叫大嚷粮食供应不足。    埃及的耕作区正在缩小。都市化和人口的分布并不按照合理地向新开垦沙漠地区扩展的趋势进行。由于人口自然的增殖和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入城市，因此城市人口的稠密到受不了的程度。四千一百万埃及人现在靠一个地区过活，而以前认为这个地区是养不活一千万人的。    国家丧失了大片粮食种植区，这还不算，计划不当、效率低、挥霍浪费和污染等等，还使各种作物和粮食进一步减产。    农业部长达乌德，对于收获以后因保管不善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表示不安。据说由于保管不善和运输条件差，而造成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损失。这位部长还说，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价格已导致市场价格的螺旋上升。他说，他担心“将来，那些收入有限的人们将买不起这种东西了”。    几年前一向供应充足而价格便宜的鱼现在也供应不足，而且价钱昂贵了。全国研究中心已宣布，鱼产量大大下降是由于亚历山大地中海以及往南去的马里图特湖辽阔湖面所受的污染。这个中心还谈到污染对公众卫生所造成的威胁。    大部分污染都是都市化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盖房子和建工厂首先着眼于尽快盈利，因而不顾污水和工业废料的污染。    埃及人的情绪，已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推行“门户开放”经济政策时的欢乐情绪变成沮丧。他们不知道政府打算如何摆脱这种混乱而带来安全。    他们认为，执行法律和恢复管制价格等将是有用的，但是，他们看不到采取这种行动的前景，因为这会影响支持这个政策的阶级。    两年前，政府曾试图降低水果的价格。但是，这些温和的尝试却导致埃及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倾销农产品的现象，许多无核葡萄拿去喂了牲口，或倒到海里去。因为葡萄种植者拒绝以一公斤十四个便士的价格出售。在“门户关闭”时代，旺季一公斤葡萄的价格被控制在五便士左右。    婴儿的死亡率已上升到千分之二百，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高一些，而这个国家的正式记录为千分之一百一十六。    一九七六年，联合国把埃及列入“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因为粮食生产几乎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从那以后，情况更糟了。

【路透社新加坡七月三十一日电】在去年十二月越南领导了入侵柬埔寨以后，李光耀总理对于河内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    这位新加坡总理在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还说，他认为越南不会对东南亚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尽管对泰国来说问题可能变得尖锐起来。    他说，在去年十二月以前，“人们还抱着这样的希望：我们在东南亚可能建立一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独立民族国家实行共处和合作的体系。”    “继在毗邻的共产党国家强行取缔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和（在金边）强加了一个处于被保护地位的政权之后，人们必定会提出疑问：是否存在着和平和容忍的共处的可能性。”    李光耀说，“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是对泰国来说，问题可能变得尖锐起来。”    李光耀总理说，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是本世纪的一大悲剧。他说：“人们希望，鉴于它在全世界激起了义愤——公开占领柬埔寨和不人道地处理不需要的人    ——国际气氛可能会敌视进一步的过火行动，可能会阻止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当问到北京和莫斯科在亚洲争夺影响的斗争时，李光耀回答说，“在柬埔寨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中越边界紧张局势获得缓和之前，我们将不受干扰是很可能的。”    当李光耀被问及东盟的局势发展时，他说，“在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已经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力而为了。我们只能以适合于所有五国的速度和方式发展。    “在政治合作方面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情况：局势的压力使我们团结得紧密得多了。”

他说：「我以一种高兴的心情期望前往那里，我得到的东西比我教的东西要多得多」    【美联社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里克·汉普森）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关于“走狗”、“资本主义的猪猡”和“帝国主义的走狗”等一类用词感到厌烦的马萨诸塞大学的劳伦斯·平卡姆教授，将在下月前往北京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讲授西方新闻的写作。他说，他将劝阻中国人在新闻报道中不再用狗、猪和其它一些家畜来表明政治倾向。    他说，这样一些口号“往往使论点含混不清，而且使美国读者感到厌烦”。    平卡姆在社会科学院的学生，将准备用英语为新华通讯社这样一些机构报道新闻。    平卡姆希望使他们对积极采访新闻产生兴趣，而不是只去重新改写中文的新闻稿。他还希望帮助社会科学院制订新闻的课程。    但是不会讲汉语的平卡姆为什么要去中国——一个一党执政、只有一党的报纸的国家——在一年的时间内讲授新闻学呢？    平卡姆最近在与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感兴趣。我认为，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多少是持同情的态度。”    平卡姆强调说，他前往中国将不会强使他们接受美国或者西方的标准。    他说：“我只是希望给予帮助。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人民在二十五年前还在忍饥挨饿。他们的需要与我们的需要是不同的。”    留有胡须的，现年五十三岁的平卡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新闻学十七年之后来到马萨诸塞大学的，他在这里指导新闻课程学习计划。他说，他希望在学校休假这一年，去了解中国人在编辑方面是怎样做出选择的：由谁来决定发表什么新闻，是登在报纸上还是由电台广播？    平卡姆还想知道，法律制度的自由化（扩大咨询的权利）和政治斗争的自由化（选举某些地方官员）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报纸。    他说，不管自由化的程度如何，美国和中国的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将肯定会使两国在报道新闻方面采取不同的作法。    “中国的报纸给读者提供他们能够据以采取行动的情况。他们对某几类新闻不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平卡姆反对那种笼统地谈论事务的提法，他说：“虽然中国只有一党的报纸，但是它是可以听到许多呼声的。”他举例说，在周恩来逝世时，北京有数百万人示威反对“四人帮”这个左倾的帮派。    他说：“那里正在刮起一阵新风，我以一种高兴的心情期望前往那里……我料想，我学到的东西比我教的东西要多得多。”

说中国领导人要废除中国法律的专断性质是勇敢的一步；但法院仍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使人认为它们真正是公正无偏的    【路透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格雷厄姆·厄恩肖）一个青年人走到法官、陪审员、听众以及电视摄影师面前，低下了头，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台审理和宣判的一个刑事犯。被告人被控由于开危险车而撞死两个行人。    休息二十分钟之后，法官和三名陪审员正式宣布被告有罪，判这个年青人有期徒刑一年半。    最近电视播送的这一场面，不过是一场令人侧目的新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知道他们依据法律享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相信警察和法院是公正无私的和一丝不苟的。    但是，这次审判所反映的基本上仍然是中国法律程序的理想，而不是中国法律程序的现实。中国大多数的审讯仍然是秘密地在没有陪审员，没有任何人出庭具体向法庭阐述被告的理由的情况下举行的。    虽然，中国许多朝代都有法典，很早以来，对案件的审理和对罪犯判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凭着个别长官，在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掌权后则凭着党的地方官员个人一时的念头而决定的。    整个说来，报上发表的这类消息表明，法院仍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使人认为它们是真正公正无偏的。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的基本决定权似乎仍然操在公安局手中。    一个人被逮捕的事实看来差不多已证明他是有罪的，看来法院除了再次看一遍证据，然后决定判刑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事可做。    最近报上发表的一条关于一个人被控强奸并谋杀一少女的审讯的报道是这样开始的：    “‘传被告出庭’，当被告进来时，观众以仇恨和愤怒的眼光注视着他……”    看来，在观众或记者的思想上对这个人是否有罪都毫无疑问。    但是中国真正的法制不管有什么样的缺陷和不足，在中国正在出现真正的法律制度的开端。中国领导人要废除中国法律的专断性质被认为是勇敢的一步。    但是，如果官方的报纸上通过广为宣传在审讯中是被告而不是国家打赢了官司，来使人民相信法院真正是公正无偏的，是完全不受公安局和政府控制的，这将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近藤二十一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的犯罪和西方相似》，摘译如下：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制定的中国刑法，开列了几乎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同的罪状，打破了“中国没有犯罪”的“神话”。当然，和解放前相比是减少了，这可能是事实。但是，结果发生了和西方国家的犯罪酷似的案件，令人吃惊。    对于北京市内发生的利用轿车强奸残杀妇女事件的被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为“强奸、掠夺，并为掩盖罪行而杀人的极其残忍的行为”宣布判处死刑。虽然对被告保留了向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的权利，但由于证据已经确凿，所以，判定的刑罚似乎很难改变。    另据《人民日报》二十一日报道，今年三月，上海发生了一起恐吓信敲诈金钱未遂事件。接到报告的警察让一位女警察装扮成老太太的女儿，到犯人指定的接交金钱的地方。骑自行车的犯人完全上了圈套，被作为现行犯逮捕起来。    另外，也是在上海，去年春天连续发生冒充“房产管理员”，专找单身老人的家，抢走银行存折立即兑换成现金逃走的犯罪行为。这也是在市民的协助下，犯人很快就被抓住了。    最近，《人民日报》等中国的报纸之所以都报道了这些事件，是为了夸耀警察为维持治安进行搜查的周密程度。并且打算掀起居民协助搜查犯罪的运动。同时可以认为具有教育国民了解制定刑法的意义的目的。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七月二十七日译载路透社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巴厘岛发掘二千年前遗迹》，转载如下：    虽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旅客从爪哇岛乘搭渡轮前来这个旅游岛屿    ——巴厘岛观光，但只有很少的旅客知道自己的足迹已踏上了一个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    一个远古城市的大墓地——或称为“死亡城市”，正埋在目前被称为吉利马努克这个地方的地底下。吉利马努克是巴厘岛西端的渡口，与东爪哇的克塔庞相距一个小时的航程。    考古学家在上个月的挖掘工作中发现“吉利马努克文化”已存在了二千多年，而在基督教纪元约二十年前在地面上消失。    在吉利马努克湾附近六个地点掘出的出土文物，显示古代的巴厘人已发展了相当高水准的技术。他们已懂得制造简单的铜器。    古巴厘人也有令人感到憎恶的葬礼仪式。年幼的男童及成年的奴隶，在他们的主人死后将会被打死，或活埋在主人葬身的附近地方，以陪随主人到另一个极乐世界。    以印尼国家考古局主任苏育诺博士为首的印尼考古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部落战争中为胜利一方所虏获的战俘，将会被杀死，以安慰胜利一方死于战争中的战士的幽灵。    科学家们如今以“吉利马努克人”来称呼古巴厘人。    “吉利马努克人”主要从事渔业生产活动。从挖掘地点出土的文物显示，他们已懂得使用鱼钩及渔网捕鱼。    但他们似乎也饲养牛群。在挖掘工作中所发现的碹石也证明他们的社会相当繁荣及富裕。    考古学家在一个挖掘地点上发现一具完整的人类婴孩骨髅，完好的埋在四个墓穴旁。在数英尺外的地方，他们也发现了一堆人类的乱骨，后来被证实为是一个十岁大男孩的骨骼。    考古学家的断论是，这个十岁大的小孩子当时是一个奴隶，在他的主人的葬礼举行时惨遭谋杀，尸体被斩成数段，然后埋在他主人遗骸的附近。他的主人便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婴孩。    在数英里外的一个地点，考古家们也发现了一具扭曲的男人尸体，完好地埋葬在另一具人类尸体旁边。    这具扭曲的尸体显示当时这个人被迫反面躺下来，腹部着地，两脚向身体后面弯曲，再与手一起被缚绑起来，然后整个人被丢进一个狭窄的墓穴中，再被人用泥土埋葬。    苏育诺博士最后告诉记者说，象这类野蛮的埋葬风俗在其他古代的印尼部落中非常普遍。    吉利马努克人的平均寿命为三十岁左右。而从他们的骨胳检验中，可以知道他们在巴厘只有几代罢了。    据苏育诺博士说，目前无法知道他们的文化为甚么和怎样被消灭的。    吉利马努克文化是在一九六一年巴厘岛当地居民在他们的田园上偶然看到出土文物时被意外发现。    随后的挖掘工作证实吉利马努克人有本身的部落之区别及高水准的文化。这些挖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法新社伦敦七月三十一日电】英国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派一农业专家小组到中国帮助这个国家提高粮食生产。    在中国的农业部长霍士廉上周访问英国期间，这个小组被要求去中国的最干旱地区之一的一个拥有一万亩土地的实验农场当排灌技术顾问。    现在预料英国将会获得向中国出售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农业机械和技术知识的宝贵的出口定货。    中国的农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必须灌溉作物和干旱地区。灌溉系统限制了土地的面积，这反过来又减少了作物的产量。    中国人已要求英国帮助修建实验农场，以便能够开辟更多的土地，这样将可以使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