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说，今年世界粮食很可能歉收，预计苏联歉收的情况尤为严重；目前粮食价格已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穷国可能会发现无法进口它们所需的粮食，即使买得起，运输方面的情况也紧张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七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歉收有可能使千百万人挨饿》，全文译载如下：    从罗马发出消息说，今年世界粮食很可能歉收，从而使类似七十年代头五年饿死数百万人的那样一场粮食大危机非常接近了。    设在这里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的一些高级官员预计，小麦以及玉米、高粱这些粗粮的收成将比去年减产七千五百万吨，今后十二个月里，世界需要的粮食将多于它生产的粮食。    粮食价格现已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穷国可能会发现无法进口它们所需的粮食。即使它们买得起粮食，运输方面的紧张状况也可能很难使这些粮食运到它们的手里。    如果明年再歉收的话，社会会发生危机。因为，虽然世界可以挖库存来弥补生产上的歉收，但库存可能不是太多，不足以应付另一个歉收年所造成的影响。情况非常近似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些官员指出，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五年前发生的上次危机高潮时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上不同意建立一个确保世界免受饥饿的特别储备体系。这些官员强调说，现在发出严重警报还为时过早，危机可能会随着重新出现好收成而消失。但是，这些官员承认，情况非常近似，令人不安。    那些年的粮食危机是由于一九七二年全世界粮食歉收而开始出现的，据认为那次粮食危机光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非洲的萨赫勒和印度的三个邦就至少饿死了二百万人。    那一年，俄国由于粮食歉收而大量地（和秘密地）从美国购买粮食，从而大大挖了库存，并使粮价上涨，结果危机加深了。虽然一九七三年是个丰收年，但在那一年没有增加粮食储备，接着一九七四年又是一个歉收年。    现在，粮食产量将再次下降（这是一九七四年以来第一次），比去年大丰收时的产量少百分之六。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的，“使每个人都有点紧张不安的”是，俄国歉收的情况尤为严重。    一部分是由于苏联的欧洲地区五月份以来气候又热又旱，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俄国将只生产一亿九千万吨小麦和粗粮，比一年前大丰收的产量少四千七百万吨。这意味着俄国将比其指标少收获三千万吨粮食，一些专家们正在等着看俄国将从国外购买多少粮食，不过俄国现在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购买大量粮食，而不能秘密地购买粮食了。    另外二十七个国家也遇到了麻烦。东欧许多国家同俄国一样也受到打击。在南部非洲，从赞比亚到安哥拉，干旱使粗粮总共减产百分之三十，干旱最严重的地区减产多达百分之九十。    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和提格雷省的多数人由于“粮食严重短缺”而挨饿。塞拉利昂也有一百万人面临着粮食短缺，乌干达的许多人在战争之后正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是印度的情况却很好，它获得了一个大丰收，积聚了大量的粮食储备。雨季来迟了全世界一定都在等着稻子收成的第一批消息，这季稻子预定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收割，这季稻子收成的好坏基本上取决于目前的雨季。到八月底就会有一些对收成的看法了，但到目前为止，雨季来得相当迟，开始得有点不协调。孟加拉国由于干旱已损失了一百万吨水稻，占其水稻收成的百分之五。如果水稻再歉收，那么对小麦的需求量将会增大，对世界粮食库存的压力也会增大。    自从上次粮食大危机以来，储备慢慢地有所增加，现在储备在世界粮食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恰巧同它在一九七二年所占比例相同。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粮食储备是“充足的”，但正如一个高级官员指出的，上次粮食危机表明储备是消耗得多么快，到今年年底，预计储备会“大大减少”。人们承认，再出现一个歉收年，就可能使世界回到一九七四年所面临的那种粮食严重短缺的状态。

【共同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此间观察家今天说，新近在中苏边境发生的冲突，给现在定于九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会谈的前景投下了阴影。    这是自从去年五月九日以来第一次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的边境。去年五月九日有一架苏联直升飞机和大约三十名苏联军人，越过界河乌苏里江进入了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境内。    这也是自从一九六九年八月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境冲突以来第一次引起伤亡。    此间观察家在评论中国星期二的书面抗议时，注意到中国照会中的下述这番话：“在中苏双方正在为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磋商具体安排的时候，苏方蓄意制造边界挑衅和流血事件，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严重注意。”    尽管中国官方的指责语气强硬，但是目前中国的新闻机构在报道这次事件时看来头脑是冷静的。二十四日晚上，北京电台广播这次事件时，没有把它排在新闻节目中的头条位置，而是放在第四条的位置。    有些观察家推测，中国不会因最近这次事件拒绝举行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这些观察家预料，中国方面倒是可能迫使苏联方面同意在计划中的谈判议程上列入这样的议题：苏联方面采取措施把武装部队从边界线向后撤。    【合众国际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莫斯比）西方军事分析家们今天说，中国认为沿中苏边界发生的射击事件，是苏联企图在两条战线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的一部分。    分析家说，十年中第一次严重边界事件，同越南在苏联援助下增强军事力量是有联系的。    中国人反应激烈，星期二向苏联大使馆发了强烈照会。照会指责苏联边防部队蓄意伏击两个中国平民，打死一人，打伤一人，然后声称他们侵入了中国领土。    据说，自从六十年代初期同中国关系恶化以来，苏联在有争议的边界沿线派驻了一百万军队。最近访问过边界的人说，人们很容易看到苏联边防部队拿着望远镜了望中国一侧。    【路透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麦肯齐）中国政府发言人今天说，苏联已经答复了中国的照会，表示同意于九月月中在莫斯科举行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    当问到七月十六日的边境事件是否会影响九月开始的会谈时，中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得等着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白宫今天宣布，卡特总统将任命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沃森担任驻俄国大使。    沃森现年六十五岁，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工业界的一支主力。如果他的任命得到参院批准，他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    他将接替马尔科姆    ·图恩的职务。图恩自一九七六年以来一直担任驻苏大使，由于在任职期间不与外界接触而受到批评。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四日电】塔斯社把苏联向这里的中国大使馆提出的抗议说成是“交涉”，这种形式要比中国选择的形式温和得多，而中国则向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递交了正式抗议照会。    塔斯社以三个简短的段落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是《在苏联外交部》。    苏联官方只是在中国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抗议之后才报道这个事件的，它报道这一事件的做法显然表明，克里姆林宫不希望过分渲染这件事。    克里姆林宫也可能不愿意破坏定于今夏晚些时候开始举行的中苏谈判的气氛。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四日电】苏联今天说，它的边防战士打死了闯进苏联领土半英里地的一位中国保安部队的军官。    新华社曾报道，苏联二十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伏击、并打死一名中国政治官员，苏联上述说法是苏联对中国这则消息所作的第一个公开反应。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艾琳·鲍威尔）卡特总统推选保罗·沃尔克领导强大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他是一位很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人们认为，他担任这个职务会比他的前任稍微保守一些。    沃尔克现年五十一岁，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以来，他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在纽约的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行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卡特总统今天警告说，为石油界进行游说的人将掀起「一场可怕的斗争」以便在参议院削弱他的暴利税，并且说，如果他们达到目的，美国将不能实现它的能源目标。    卡特在他准备向全国广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开始时还说：    「今晚我想提请人们注意，我将尽我能力所及的一切力量，为了美国能源的安全而取得这样一项暴利税——因为这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美国人「绝大多数都支持」这样一种税，又说众院「已经通过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将资助我国的一项可靠的能源计划。    「现在该轮到参议院了，为石油界游说的人将发起一场可怕的斗争，以阻止征暴利税。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能源目标了。」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七月十六日一期刊登该刊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奈特与该刊编辑人员的谈话，题为《俄国要什么？》，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罗宾·奈特七月五日结束了在苏联的三年任期，他将担任新职。他在俄国工作期间作了数万英里的旅行，并同数以百计的苏联公民，上至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下至西伯利亚的油田工人，谈过话。他在同本刊编辑部编辑进行的谈话中，综述了他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印象：尽管有缓和，这个国家仍然在世界各地向美国提出挑战。）说苏对国内情况的说法同现实相差甚远，它是世界上最僵化、保守和官僚化的社会之一    问：你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三年，你对俄国人民和苏联制度有什么印象？    答：主要是，苏联自己的说法和苏联的现实相距甚远。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象苏联那样自欺欺人。    这首先是指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苏联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事实上，苏联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僵化、保守和官僚化的社会之一。    问：人民怎么样？他们赞成改变吗？    答：俄国人是非常爱国的。他们的天性是尊重当局，不怀疑它。他们认为，做每件事都有“对”与“错”之分，他们这种信念是因循守旧的，几乎是平庸的。    在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社会的种种说法，坦率地说，是荒谬的。例如，他们硬说他们没有通货膨胀，没有犯罪活动，他们拒绝承认能源供应是令人担心之事，他们还争辩说，苏联是一个民主国家。    住在苏联的西方人经常碰到现实同理论脱节的情况。但这一点对苏联人民影响不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核对官方的说法是否正确。    问：苏联的老百姓今天是不是比在斯大林时代享有更多的自由？    答：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多些了。社会上的某种趋势正在促进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心情比较轻松一些，人们在业余时间有了更多的方便，人们逐步爱上了流行音乐和紧士服装，出售的消费品的花色品种有了缓慢然而明显的改善。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情况依然如故。共产党控制着各级政权。持不同政见者现在受到比五年前更严酷的镇压。立陶宛和格鲁吉亚等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继续受到无情压制。虽然早在一九六五年，官方就声称需要把决策权或工业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    新闻宣传机器、艺术、科学和教育仍然完全受党的控制。    问：俄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否有了改善？    答：对，有很大改善。苏联的生活水准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很大提高。对俄国人来说，有的东西是从未有过的。    西方人可以说，在西方的社会里，情况更好得多——确实是这样。但是俄国老百姓没有办法判断。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有了明显提高。当然，人们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们取得了足够的进展，可使大多数人感到比较高兴和满足。    问：当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代人去世或离职时，苏联国内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    答：最初，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过去十五年里在共产党内部确定下了一种提升和晋级的模式，促使人们谨慎小心，照章办事。在我看来，由于这种体制，在勃列日涅夫之后，不大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激进的改革派。    此外，在目前，在这个体制内部，要求改革的压力显然是微弱的。随着领导层里面的成员在七十年代年事日高，一种麻木不仁的感觉笼罩着苏联。即使遭到失败，这也不再是一个要求改革的足够充分的理由。看一看农业问题——这是苏联国内最关紧要的问题之一。去年，共产党决定把目前的政策继续推行到一九八五年，不作改变。尽管与此同时，党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遵循的方针没有成功。    问：你是不是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领导人？    答：不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就。如果我必须指出某一项成就的话，那就是他已经免除了老百姓和政治局委员们的丧命之忧。持不同政见和持分歧意见仍然是危险的，但是今天要付出的代价通常是解职，而不是死亡。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成就在普通俄国人看来并不如在局外人看来那样有意义。俄国人常常对人家说，勃列日涅夫的困难在于，他不够坚强。俄国人心灵中想的某件事情似乎仍然是盼望在最高地位上有一个斯大林。    问：有没有可能，或者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斯大林？    答：有可能，但不见得会出现。有可能，是因为苏联本质上就象斯大林时代一样，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斯大林本人现在受到一半尊重，肯定他不再是湮没无闻了。警察国家的整个一套机构仍然存在着。现在象三十年前一样，法律仍然不能保护个人，使其免遭克格勃的过度行为的迫害。不过，我仍然抱有希望，如果他们再次尝试实行恐怖统治，这就会摧毁赶上西方的一切可能性。今天苏联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靠高压手段进行治理是不行的。而克里姆林宫所谋求的就是经济增长。说苏各地浪费巨大、效率不高、    不负责任的现象惊人    问：然而苏联的经济在七十年代一直在放慢速度。这是不是预示着要采取急剧的纠正措施？    答：苏联应该采取纠正措施，但是它不会采取。我在苏联耽了三年，我对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规模有第一手的了解。一个问题是，苏联的整个工业都苦于浪费巨大，效率不高，不负责任。这种毛病是惊人的。    譬如俄国人说，他们缺乏工人。但是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这些话是可笑的。真正的困难是，他们滥用劳力。同时，中央集权计划制度妨碍了积极性。他们说，他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取得经济增长。    必须懂得，苏联的经济是一种中央管制经济。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访问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参观了一座新的旅馆，它造了十五年，还没有造好，他们把整个工地扔下不管了。显然，所有的工人都调到莫斯科去搞某种更重要的工程项目了。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在苏联供求规律几乎不起作用。西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种商业上的压力，例如破产的威胁，或者因破坏合同可能受到起诉，在苏联并不存在。所以俄国的经济成果往往是平平庸庸的。    问：苏联同西方真的有技术差距吗？    答：的的确确有差距。很难作出精确估计，但是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说，差距在七十年代初有所缩小，现在又在扩大了。看来原因是：由于经济速度放慢，研制方面的新的开支正在紧缩。    但是很容易在这个差距问题上把话说过头。如果克里姆林宫真想得到某种东西，它通常是能够及时得到的。只要苏联拥有石油和黄金，他们就有了资金。他们知道，西方在向东方转让技术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无论如何，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甚至美国，都不垄断技术。我已经体会到，把技术和贸易当作武器对付苏联人，那是糟糕的武器。    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犹太人想离开？反犹太人情绪在高涨吗？    答：反犹太人情绪是苏联生活的事实。这种情绪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压迫的程度现在似乎比一年前小一些了。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日益相信，从内部进行斗争来改变苏联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最好到国外去。说苏联是军国主义社会    问：你认为苏联社会是军国主义的吗？    答：是的，肯定如此。在那里居住，使我领教到了苏联的军人是多么地受重视。他们具有极大的威望。但事情还不止如此。老百姓喜欢穿军服，佩勋章，观看阅兵。在中学里，他们教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进行操练。有一次我甚至被领去看了一间“作战室”，在那里，七岁的小孩在学习战史、枪炮和苏联军事知识。    问：克里姆林宫是否可能像卡特在决定限制扩充美国武器时所建议的那样，自愿地限制它的扩充军备呢？    答：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可以说，实际上卡特的决定是自食其果。    问：当你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统治世界的长远目标有任何变化吗？    答：一点也没有。它象以往一样仍然是苏联信仰的目标，当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这样的人在政治局里主管意识形态的时候，情况就尤其是如此。    不过他们的策略是不时地发生变化的。目前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同实用主义比较起来总是居于第二位。

【本刊讯】香港《快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题为《美国发生罕见官司卖血妇人被控瞒税》的文章，转载如下：    在美国出售血液甚至身体部分器官是一种新兴的大行业。由于收入甚为可观，所以引起美国联邦政府税务人员“眼红”，竟然乘机动他们的脑筋！税务官已起诉迈阿密一个妇人多瑙菲嘉巴，她从出售她的罕有血型的血液获得可观的经常收入。她于一九七○年间卖血赚得约二十八万美元，由于她向税局只报赚二万美元，所以被判入狱十八个月。    多瑙菲被判罪后不服，进行上诉，这几年来一直在缠讼着，这场官司的争论点是：一个人出售血液或身体器官而获利后是否应该被征税？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还未完全获得解决。    自从底特律的汤马斯发现他的血液是极有价值以来，已有十多年了。这名三十四岁的装嵌带工人同意每年供应八夸脱血液给美国医学界，每年收费一万美元。原来汤马斯的血液是含有一种罕有的Ｂ血清在内的。这在遗传学研究上极为有用，而且在输血时预测不良的反应方面甚为有用。    我们每人体内约有九至十二品脱血液，如果失去一或两品脱血液是不会有害的。而且很快便会获得新鲜血液补充。在一九七六年，三十一岁的加州男子希利因出售一些肺细胞和皮肤组织而获得可观的报酬。    他亦出售骨髓和粉刺以供研究之用。他还成立“血液和身体器官出售介绍社”，专门介绍人们出售血液和器官，从中赚了不少佣金。    据纽约警方说：卖血在纽约是一种黑社会包办的勾当，他们首先控制了吸毒青年，然后供应他们白粉，令他们债台高筑，然后威胁他们出卖宝贵的血液，作为偿还“毒债”。警官杜嘉强调指出，这类卖血者所卖出的血液通常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含有传染病毒如梅毒或淋病等。不过亦有不少卖血的人是正在大学半工读的工读生，他们卖血来交学费以及一切食宿费用。另外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卖血来帮补家用。

【路透社马尼拉七月二十二日电】（记者：科林·比克勒）东南亚国家联盟五个成员国对中国同越南发生第二次边界冲突的担心程度，同它们对越南军队留在柬埔寨和柬泰边界一带的担心一样。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上星期在马尼拉南面的幽静的滨海胜地阿苏尔港会谈时表示了这种担心。    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对本社记者说：“他们集中讨论了如何防止印度支那冲突升级，并就如何用外交手段而不是用武力来防止冲突交换了看法。”    他说：“他们考虑了向大国发出要求采取克制态度的呼吁的问题，特别考虑了能否说服中国不要逼越南太甚。”    官员们说，有些人认为，那样一来，会特别难于说服越南在眼下制止难民涌入东南亚的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关于难民涌入东南亚的问题，苏哈托和马科斯两位总统在联合公报中都说，是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真正威胁。    从官员们对他们的两轮会谈的评论看来，安全问题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官员们说，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认为，作为对地区的威胁，中国和苏联至少需要受到象越南一样的密切注意。    印度尼西亚的长远的看法是：越南总有一天会控制印度支那。如果越南做到了这一点，它对苏联的独立程度就可能增加，从而成为苏联同中国之间的一个有用的缓冲国，并同本地区的邻国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东盟领导人未必都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越南必须用比较积极的行动来阻止难民外流，从而表示它的诚意。    同样地，正如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所说的，东盟很希望使河内相信，最符合本地区利益的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及同意在金边成立一个中立政府。这个中立政府将既不由韩桑林领导，也不由波尔布特领导，而是由另外的某一个人来领导。

说五百难民向越官员缴付了价值五十多万美元的黄金    【合众国际社马来西亚奇拉廷七月二十三日电】（记者：道森）一位前资本家在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于上月为了获得许可同五百人一起离开越南，向胡志明市的一位官员缴付了价值五十多万美元的黄金。    黎同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向指令他安排难民船的人、共产党上尉华文广缴付了一千七百条金条。    他说，华文广是在过去南越的首都的市政厅工作的，他负责的一个政府部门是为想离开越南的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每人需缴付五条金条的费用，然后在政府的许可下批准他们离开越南。    每条金条重一两，在国际黄金市场上约值三百四十美元。    黎同说，他不知道难民缴付给华文广的办公室的黄金后来是怎样处理的。    在五月份他向这位上尉缴付一千七百两黄金的时候，这些黄金价值约合五十二万三千美元。后来，黄金价格上涨到了约合五十五万八千美元。    黎同说，除了集体缴付之外，坐他的船离开越南的五百人，每人还需向华文广的办公室缴付五两黄金作为移民登记费。另外，他们还向护送他的船到南中国海的治安军官们缴付一百两黄金（那时约值二万八千美元）。    他说，每人还需缴付一百越元（约合四十美元）获得通行证，使他的乘客通过省与省的交界处的检查哨。他说，当难民船在迪石让乘客上船时，治安部队又送来了一百五十名越南人，这些人已经向当局缴付了通行费。    黎同说，他曾三次作为“资产阶级”被越共逮捕关押。他说，他在第三次被关押期间，他用了三十条金条的贿赂才出了狱。他说，他的这笔贿赂是付给胡志明市市长武文杰（越南的十七位最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之一）的一位亲戚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胡安·德奥尼斯发自秘鲁利马的报道，题为《拉丁美洲民主国家力求不让在尼加拉瓜出现“第二个古巴”》，摘译如下：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担心，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的垮台可能导致在这个地区出现“另一个古巴”，但是，那些致力于立宪民主的国家政府准备发挥积极的作用来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右派军政权——其中有些直到最近还同索摩查将军保持密切的关系——却对尼加拉瓜的前途没有采取外交行动，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危险叫得最响。    在这一形势中带头的是由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安第斯集团组成的民主集团。    对美国来说，这是地区事务中的一个重大事态发展。那个民主集团的外交部长们，在支持尼加拉瓜温和势力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同华盛顿的目标正好一致。    巴西最大的晚报《环球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尼加拉瓜人能够单独重建他们的国家吗？当然不能。对美洲大家庭来说，这个新情况是一个挑战，一个巨大的责任。必需防止再出现一个古巴。”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七月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驻阿富汗记者写的专稿，题为《俄国为什么感到不安》，摘译如下：    有迹象表明，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在他们所奉行的某些更不得人心的政策上打退堂鼓，其目的，显然想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许还想同现在控制着这个国家大多数地区的叛乱分子达成妥协。    现在不清楚这种新态度是否是俄国人迫使他们采取的。但是，俄国人无疑对人们普遍厌恶这个政权，因此而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影响这一点感到忧虑。今年早些时候在赫拉特大约有二十名俄国人和他们的家属被杀死，七月初在喀布尔又发生了俄国人遭袭击的事件，这就更使他们感到不安。现在允许在阿富汗保留家属的俄国人只是住在喀布尔警备森严的院子里的外交官。其余都被送回本国了。    有些观察家认为，俄国人的主要担心是：目前的内战将使阿富汗产生一个与伊朗的霍梅尼相当的人物。阿富汗的最重要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三月份被关进了监狱，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为了阻止各反对派团体团结在他的周围。    虽然尚无迹象表明俄国正在疏远塔拉基总统及其总理，但是看来俄国正在物色也许是叛乱分子比较能够接受的另一些可能的执政者。迄今尚未找到任何人。但是，据了解，去年被塔拉基清洗的对立的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在东欧，在等待苏联也许觉得他们有用的时刻的到来。    武装部队是最大的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达乌德总统执政时期指挥军队的高级军官，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就是被处决了。去年政变时，空军有二千名飞行员，现在只有五百人了。现在周围忠诚的军官不多了。为了努力弥补不足，已经加紧了派人到俄国培训和在喀布尔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官进行训练。但是，当这批新军官的忠诚受到考验时，常常有人在战地开了小差。由于那么多军队分得很散，而且常被困在孤立的驻地上，喀布尔本身也许已显得不堪一击了。

【本刊讯】香港《地平线》二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赛象记》，转载如下：    泰国盛产大象，象已成为泰国的标志。每年十一月的第三个周末，在素辇市都要举行盛大的赛象会。    这赛象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前往参观。泰国组织了旅游团接待游客，收费七十美元。    赛象场人山人海，市民穿着节日的服装，非常热闹。    赛象会由素辇府府尹宣布开幕，这时一大群象浩浩荡荡走到场中，欢迎观众参加盛会。大象群中有出生不久的“象仔”，也有傲然阔步的老象。象群走过后便是火箭舞，一百多个男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婆娑曼舞。舞蹈队后面跟着一个巨型火箭。这种火箭舞按照传统习惯原来安排在五月的最后一周举行，那时稻子收割完毕，雨季即将到来，将火箭射到天空，祈求天公降雨，五谷丰收。紧接着火箭舞后面表演捕捉野象。先由捕象人的妻子举行宗教仪式，为她丈夫祈求平安，因为捕捉野象非常危险，因捕象而丧命是常有的事。宗教仪式过后，扮演野象的象群冲入场内，后面紧跟着一群驯象，每头驯象背上坐着两个人，一人专司驾御，一人用绳圈套野象的后腿，野象东闪西躲，千方百计避开圈套，然而最后终被套住。等到野象全部被套上圈套后，捕象者已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了。    下一个表演节目是“跑象拾物”，在跑道上每隔十米放一小物件，如：火柴盒、香蕉、洋娃娃、瓶子或草帽等，最末一件是一面红旗。众象在跑道起点各就各位，一声令下，个个向前奔跑，各用灵活的长鼻子，将第一个物件捡起来，把它放在跑道的起点，如此将一个个物件捡回来，直到最后，谁先捡回红旗，谁便是胜利者。在比赛中，驯象人骑在象背上指挥，有时象不听指挥，乱丢乱甩，或未捡完就不干了，不管指挥者如何拍打叫骂，象置之不理，观众哄然大笑，使驯象者难以下场。场内的另一边，有驯象人和象一起跳舞；象在拉秋千绳，摇荡着坐在上面的两个人，颇为得意。最惊险的节目要算是象从卧倒在草地上的人身上跨过。因为躺在草地上的人都是自告奋勇的观众，不是当地人，而且成排躺下，象要一个一个跨过去。试想一个一千多斤重的大笨象在好多人的身边跨步，稍有差错，就会被踏成肉饼，然而众象都一步步安然无事地迈过去，观众为之鼓掌叫好。    还有一个节目是“拔河比赛”。这是一头体重约八千五百多磅的庞然大象和六十条彪形大汉比赛拔河。大汉们全神贯注，非常紧张，而另一端颈上套着绳索的大象却若无其事，站着巍然不动。大汉们齐心协力拼命拉，他们的手肘几乎碰着地面，全身向后倒，大象毫不在乎地踏步向前，不费力气就将六十条大汉拉了过去。后来大汉们一再增加人，最后加到一百人，这时大象感到有点吃力，腿微曲，抵御着对方的拉力。最初几秒钟，绳子静止不动，后来大象渐渐用劲，不久又把绳子拉过去了。    大象“比赛足球”，这是个很逗人的游戏。象看起来好象又笨又重又迟钝，但是经过训练之后，却相当机敏灵活。比赛时，象在驯象人的指挥下，用脚和鼻子传球、截球，动作灵活有趣，引起观众不断的掌声。有一只象多次踢不着球，一怒之下竟用象牙把球刺破了，再换一个球继续比赛。    最后一个节目是“古代象阵表演”。场地两端，排列着许多穿着古代战服的士兵，士兵后面是参加战斗的象群，指挥官打着伞坐在象背上指挥作战，重演泰国古代战争的情况。

称西藏问题得不到全面解决他不回藏    【合众国际社瑞士里孔七月十九日电】流亡的西藏活佛达赖喇嘛今天拒绝了中国请他回祖国的邀请。    在苏黎世附近的里孔西藏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中国以前曾发出过类似的邀请。」    这位发言人说：「但是在达赖喇嘛从中国得到下列保证之前，他是不会回去的。这个保证是：给六百万西藏人以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来去自由等基本人权。」他说：「如果流亡的西藏人同意把他们叫作海外华侨，中国人就会准许他们回去，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    「在瑞士，给西藏人发的护照称他们的身份是西藏难民，但是中国不承认。」    达赖喇嘛今年四十五岁，他是上周来瑞士的，将在这里逗留十七天，参观两个西藏中心和治疗风湿病。    他将于七月二十九日回印度，一个月后于九月三日动身去美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美联社瑞士里孔七月二十二日电】达赖喇嘛说，他欢迎北京新领导人推行「自由化」。但是他说，中国控制的西藏的情况远不能令人满意。这位佛教领袖断然说，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全面的、令人满意的解决」，他不会接受中国请他回西藏去的邀请。    他在一次难得的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说：「坦率地说，目前的局面与这种状况距离很远。」但是在最近访问苏联和蒙古以后，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佛教是可以并存的」。    他说，对中国议会在最近一次会议讨论的法案中重申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作出估计，「现在还为时过早」。    「让我们等着瞧以后将有什么行动，因为即使在旧宪法中也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他说：「当然，中国出现了走向自由化的一些活动，这很重要，也很好。但是，西藏的自由化还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    「变化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但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我们不愿意轻信……光说好听的话是不够的。」    他说，他对苏联和蒙古的佛教徒的境况有着良好的印象。

【本刊讯】日本《朝日周刊》二月号刊载评论家尾崎秀树和作家陈舜臣的对谈，题为《为了了解“巨象”中国，应当读什么书以及如何去读》，摘要如下：    尾崎：十五年前，“中国之会”曾就读哪些书的问题交换过意见。因为大家都想了解中国，但是中国幅员广大，她本身似就构成一个小世界，所以使人不知从何着手，以至难以去了解。有些人描绘出来的中国形象简直就象是群盲摸象，也有的人只凭他所爱的古代中国，而主观地断定中国如何如何。    于是我们“中国之会”的成员进行了交谈，把它整理成书：《现代中国入门》（劲草书房出版）。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现代中国，当时我们推荐了五本书：斯诺著《西行漫记》、拉铁摩尔著《中国》、贝尔登著《中国在撼动世界》、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竹内好著《现代中国论》。相隔十五年后的今天，想另选五本，才发现难以找出能够代替上述五本的书。    陈：是啊，没有什么变化。不过除了上述几本之外，倒是还有一些介绍近代中国的伟人的好书。譬如：铃江言一的《孙文传》、高田淳的《鲁迅诗话》以及武田泰淳和竹内实合著的《毛泽东的诗和一生》等。前几种书中最老的还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听到不少中国人讲，就是因为读了这部书的译本才前往延安。这部书虽说是为外国人而写，但是中译本起的作用似乎比原著还要大。    陈：作为了解中国历史的轮廓，编写得较好的是贝冢茂树写的《中国的历史》，尽管它没有包括现代部分。    尾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部分怎么样？    陈：《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卷《人民中国的诞生》（野村浩一著）编写得不错，资料也齐全。    尾崎：野村先生的那一本倒是好买。    陈：也有费正清写的《中国》，不过稍为沉闷一些。比较新的是战后十几年来从事日中间谈判的田川诚一和古井喜实两位先生分别写出的书，两位都是当事者，不过有些偏专。    尾崎：如果从通过一种资料来勾画中国形象这一要求出发，刚才说的书可能离题一些，倒不如你写的《中国和中国人》更加便于了解中国。    陈：哪里的话，我可没有这自信。    尾崎：过去日本人以同文同种的名义勾画出的中国形象是不正确的，而你那本书主要在于促使人民首先认识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往来，并且写得很通俗，使一般人容易懂。你的《北京之旅》也挺有意思，把这一类的书一本本写下去就好了。    陈：是啊，我这次去了景德镇，所以他们也要我写。我过去写了丝绸之路、敦煌和北京，景德镇虽然以陶瓷闻名，但总不及上述那些地方。    尾崎：竹内好在《现代中国论》之后写的《为了了解中国》也不错吧。竹内好在这本书里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我虽然从各方面研究了中国，但是不了解的问题仍然很多，为了弄清自己还有哪些问题不了解，我还得继续学习中国问题。这种想法是很可贵的，他身为专家，却有如此表现，不免触动了我们读者。其实我们都不十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同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有哪些不同。这本书从度量衡的问题讲起，进而谈到房屋的结构以及饮食等具体细节问题。    有关中国的书籍，近来似乎越来越多了。    陈：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材料。有不少书是根据《人民日报》或台湾的《中央日报》上的材料拼凑起来的，拼凑的办法也有好几种。我不相信这种书。有的是为取得某种政治效果的假材料，有的是本来应当包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却漏掉一方面，这一类的书举不胜举。对于初次阅读中国问题书籍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去辨别。并且这样拼凑出来的东西反倒象是有说服力，简直令人可畏。    尾崎：掌握了基本情况以后，材料倒是可以通过年鉴等来弥补。譬如中国研究所编的《新中国年鉴》就很方便。日中经济协会出版的资料，如果连续看下去，材料也是很丰富的，只是太长了点。比较简便的是安藤彦太郎编的《现代中国事典》，不过对一些问题的评价现在变了，就是说这十年来，中国是瞬息万变的。好的入门书恐怕有待于今后吧。    陈：象《西行漫记》那样，如实记述的东西才能成为根本性的资料。    尾崎：竹内实和武田泰淳合著的《毛泽东的诗和一生》很不错。毛泽东是政治家、革命家，同时又是诗人、文人，为了了解这方面，这本书还是最好的。    陈：诗文译得也很好，可能费了一番功夫了。那里还包括这十几年来被删除的部分。    尾崎：是的，它没有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摆动，而是客观地加以处理。    陈：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传记倒是有。可是没有人写周恩来的……。    尾崎：日本出版的有梨本佑平的《周恩来》和司马长风的《周恩来评传》。    陈：这几本书收集了不少资料，写得也较客观，但是并不使人鲜明地感觉到周恩来的形象。关于毛和朱的书，都是同本人有了直接接触之后才写成的，可是关于周恩来就没有这方面的传记。    如果要搞的话，需要趁现在，向夫人去了解。    《朝日周刊》编者：最近还出版了一些邓小平传……。    尾崎：我虽然没有全部看，但能吸引人的却很少。    陈：邓本人的为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那些书引不起人们的兴趣，都是根据过去一些文件的有关部分摘录拼拼凑凑写出来的。    尾崎：如果是活灵活现地写出本人谈论的东西倒是值得一看。有关华国锋的书也是如此。你是如何接触中国的？    陈：我是生长在日本的。不过家里有老人，爷爷就给我讲了不少，我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去世了，但是，他讲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就是说在我脑子里曾经有过这些片断，长大之后再把这些联系起来。读书是从鲁迅、闻一多的书开始看起来的。    尾崎：就是说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诗、评论等去了解的吧。    陈：所以我总是特别希望人们去读鲁迅的书，尤其是《阿Ｑ正传》和《狂人日记》。杂文中可读《藤野先生》。还有前边提到的高田淳写的《鲁迅诗话》，通过鲁迅的诗，把他的一生串起来，这本书写得很好。要是有人想通过文学去了解中国，最好去看《毛泽东的诗和一生》和《鲁迅诗话》这两本书，看了它还可以获得近代史的基本知识。    尾崎：我觉得读郭沫若的自传，从童年时代开始直到《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抗战回忆录》顺次读下去也可以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陈：是的，这些书容易懂，而且《创造十年》中的舞台，开头就是日本。    尾崎：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其看难懂的历史书，不如先看鲁迅，然后看郭沫若的东西。    编者：新闻记者写的书也出版了不少。    尾崎：但是没有什么令人钦佩的，记者的任务就是提供情报，这方面的作用倒是起到了。不过看准在中国没有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哪些，并且清晰加以阐述的却不多。    陈：我觉得石川昌的《北京特派员的眼睛》和《新中国情况》还是满有意思的。    尾崎：外国记者写的中国见闻比日本记者写得要有意思，而且比较客观和清醒。金受申写的《北京的传说》也很有趣。    陈：是有意思。    尾崎：这本书介绍了许多北京一带的传说，读了这种书使人感到中国很可亲。    编者：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作风的书是……。    陈：主要还是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吧。    尾崎：三十年前出版过谢冰心的《如何欣赏中国文学》。这可能是她在东京大学的讲义，从古典文学讲到新文学，把中国文学的基础和特点讲得很透彻。我希望看到这类通俗易懂的书。曾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根据自己的体会写的书当中，笕久美子的《在上海的生活》写到了生孩子时遇到的困难等，挺有意思，象这样如实地有啥写啥就好了。    中山千夏的《中国笔记》也很有趣。    陈：是啊，比那些正经地试图进行分析的书要好。    尾崎：有一本书叫做《中国研究文献指导》。这是市古宙三对费正清的《中国》的参考文献做的一些补充，可能不太大众化，还是希望能重新出版一本开头谈到的那种《现代中国入门》。    我希望人们作为日本人还应当看看触及到日中战争造成的创伤部分的书。河出书房新社的《日中战争史资料》在编集过程中安排了有关南京事件的客观资料，后来半途而废了。描写日中战争的构图宏伟的文学作品还有待于今后。    过去日本人一提到中国，总是从古代中国的角度去看，而对活生生的现实的动向却意外地迟钝，可是日本实际接触的正是后者。因此人们常常感到格格不入和不知所措。    为了弥补这一点，今后看中国，一方面需要有悠久的历史眼光，另一方面还要有时事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