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莎社说越南代表在日内瓦难民问题会议上几乎象一个为自己辩护的被告    【安莎社日内瓦七月二十三日电】联合国官员今天开始指定和分配在联合国关于难民问题两天会议期间，各国保证为援助越南难民而提供的大笔资金。    据联合国官员说，如果越南难民人数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那么这些难民在今后两年内将能全部在世界一些地方找到住处和工作。    然而，这些官员还说，如果造成难民大量外流的政治原因得不到解决的话，除了已经逃出的大约四十万人外，还有八十万“潜在的难民”准备逃离越南。    一位联合国官员二十二日说，如果一切情况象预计的那样发展，如果各国坚持它的承诺，这四十万无家无国的难民的悲剧有可能结束。    仍然是积极的方面，日内瓦观察家们指出，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即结束他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之一”。这些观察家说，瓦尔德海姆还把会议代表们引向探讨这次大悲剧的起因，尽管这不是他公开的目的。    在对越南提出有时是措词强硬的指责的时候，越南代表几乎象一个为自己辩护的被告。越南第一次保证同这个国际大家庭进行合作，寻求解决整个问题的办法。    在日内瓦，河内终于不再把乘船难民叫做“一小撮吸毒者和罪犯”。    在这次会议期间，河内保证“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内”制止难民“非法”离开越南，半心半意地同意同联合国一道为“奉命”离开的难民设立一个“启程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一位发言人二十二日说：“直到不久前，几乎不能想象河内和莫斯科会卷入这一工作。这是这次会议的真正成功之处。”    人们在世界听众面前指责越南有计划地侵犯人权、不人道地对待其他人民和为了获得好处而“输出难民”之后，现在猜测河内政府是否将履行它在日内瓦作出的承诺。    一般的看法是，越南不能不履行其承诺，联合国秘书长是持乐观态度的。    然而，在消极方面，大约二十万船民已死在公海上，数目不详的人仍然在南中国海上漂流，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现在手头既有了一笔新资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加速努力拯救和援助这些人。

【本刊讯】香港《成报》七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台北的开明进步》，摘要如下：    正在台北举行的“国家建设研究会”上，许多学者对台湾缺乏弹性的政策提出批评，台湾当局非但没有象过去那样对这种“异己之见”加以压制，而且还把会议内容向外国通讯社透露，由合众社发布了出来。    外国记者所不明了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个“国是会议”性质的研讨会要由外交部长蒋彦士主持？据笔者所知，“国建会”是在年初筹备的，由当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先生负责邀集旅美的反共中国学者和台湾的一批中共问题专家参加，由于是蒋彦士经手，所以他虽然调任了外长，会议仍由他主持。    这个研讨会由总统府秘书长出面召集，因此毫无疑问是出于蒋经国总统的主意。    会议中最受注意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教授高希均先生和纽约圣母院大学教授邵玉铭兄的发言。高教授说：“台湾和大陆应当发展贸易，而不要老是武装对峙，这将可促成中国的两个分离部分进行和平竞赛的机会。”邵教授说：“台湾和大陆的对峙不会永远，彼此通商是和平竞赛的具体方法。台湾坚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这是不切实际的，唯一合法政府须有国际承认。台湾应采取弹性政策以维持台湾继续生存。”    蒋彦士先生聆听了这些意见后，首次表示国府正在试图对北京采取较有弹性的政策。    从蒋氏的话可以看出，台湾已认识到坚持拒绝与大陆通商通邮，是死板而不合时宜的。    在此之前，台湾官方论调坚认中共所建议的通商通邮是“统战手法”，根本不予考虑。    如果蒋彦士所说的是实话，台湾不再死板地拒绝与中共交往，而要改采较具弹性的政策，则无疑是台北当局在观念和意识上的一大进步。

原编者按：自布托今年四月被绞死以来，布托建立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得到公众越来越大的支持。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举行大选，人民党可能获胜。齐亚总统对克利夫顿说，尽管人民党若组织政府，几乎肯定会将他提交审判，但他还是打算举行大选    ——不管自己的命运如何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七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同该刊记者托尼·克利夫顿的谈话摘要，题为《让他们绞死我好啦！》，摘译如下：    克利夫顿：你今年是否肯定要按计划举行选举？    齐亚：是的，虽然我可能不得不放弃我的在十一月份举行大选之前先举行地方选举的计划。我原来想在乡村和城镇举行选举，以鼓励基层民主，但是，所有的政界人士都反对这项计划。我觉得，政界人士想首先使自己在全国选举中当选，以便以后能够操纵地方选举。    问：你能预见你为什么可能不得不取消选举的原因吗？    答：如果这里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或是如果我们受到外界的威胁，我们就可能不得不推迟选举。但是，我现在实在看不出正在发生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问：你将允许现在由布托的遗孀和女儿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参加选举吗？    答：我们自执政以来没有取缔过任何政党。我们将允许巴基斯坦人民党参加选举。    问：你不久前解除了对布托夫人和她的女儿的软禁，这是否意味着她们现在不受指控了呢？    答：不是这样。她们已经被解除拘留，但是，她们今后可能受到指控。    问：你打算在大选后做什么？    答：我在军队里已经服役了三十五年了，我想退役。我的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可以一直担任到一九八○年三月，但是，我认为新政府应挑选一名新的陆军参谋长。我若继续担任军职，可能会使政界人物感到不快。    问：巴基斯坦历史上一直是政权动荡不定，文官政府经常被军管政权所取代。你认为能有什么办法打破这种格局？    答：我有着一些计划，想在离职前付诸实施。其中之一是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在文官政府中不过是个橡皮图章而已，仅仅是批准总理所干的事情而已。我的计划是赋予总统以在总理企图一手控制全国的时候调用武装部队的权力。这会有助于国家管理上的互相制约。    问：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们对我说，他们把布托被绞死归罪于你。他们说，他们如果在大选中获胜，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你交付审判。你真的将允许他们参加竞选吗？    答：我以使巴基斯坦恢复了法治为荣。如果某人上台后想把我当作卖国贼或篡位者提交法庭审判，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绞死我好啦。

说卡特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对将来的估计异乎寻常地乐观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二日刊载该报记者爱·沃尔什的文章，题目是《安详的卡特》，摘译如下：    根据卡特的事先计划，内阁的清洗进行得非常麻利，关键是考查一个人是否忠诚。总统认为，他对于那些多为自己办事而少为总统工作的内阁官员姑息得过于长久了。    既然这已经过去了，总统对他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别的总统能够以比他快的速度或比他果断的态度采取行动。这种品质似乎往往是他所缺少的。他深信，在约一个星期左右烟消云散之后，近几天来造成的混乱局面和人们在国会里和公开场合提出的批评将平息下去。    他决定，首先要采取的步骤之一应该是向报界——并且通过报界向公众——说明清洗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和为什么要进行以及他对将来的看法。    对于一直等到民众的支持已经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才来改变他行使总统领导权的态度和更动他周围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个人来说，他对将来的估计是异乎寻常地乐观的。    卡特认为现在他周围都是效忠于他的人和协作者，他喜欢这样看他们——或者说一旦在内阁一级以下的岗位上进行人事更动之后，周围将有这样一些人。    尽管这一周有些混乱，他并不认为他的立法计划受到了破坏。他的能源建议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向石油企业征收的所谓“暴利税”，可以在国会于八月份休会前通过。    但是，改组工作尚未过去，存在着他的白宫班底的问题，必须很快改组和扩大。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来自佐治亚州的任何高级助手——他们的忠诚是从来不受怀疑的——是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总统希望能够听到比较多样化的意见。这是人们几乎从他的政府开始执政以来一直鼓励他去寻求的。    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受到很多批评的弗兰克·穆尔仍将是同国会联系的重要官员。但是，白宫的新的办公厅主任乔丹正在开始与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密切合作，来帮助穆尔的工作。

【美联社底特律七月五日电】威廉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职业教学二十三年后，于今春几乎放弃这种职业。他怀疑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他的房屋曾遭一名学生所捣乱和纵火焚烧。他在“全国教育协会”会议接受访问时忆述：“我正在想究竟还有什么用？”    威廉斯是来自加州丹尼的初中教师，他被教育界人士称为受害人。他又说，做教师的每因纪律问题而大感颓丧，恐怕在课室和走廊中遭到暴力行为，而且又受到批评者的包围，他们谴责那些教师教导无方，致学生不能阅读。这些教师患有高血压、失眠，而且情绪有时还会崩溃。所以很多教师慨叹，唯有放下教鞭。（原载香港《快报》）

原编者按：瑞典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很喜欢以道义与和平的保护者自居。但是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以及北约组织的国家里，士兵们都在使用瑞典造的大炮，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瑞典造的精密武器。瑞典军备工业的经理们在所有的方面都取得了出口好成绩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在七月二日出版的第二十七期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瑞典向世界提供大炮》《这个中立国家的军备生产和武器出口达到了创纪录水平》，摘译如下：    瑞典人试图向西欧的北约国家和奥地利，向印度空军和中国推销他们所制造的新式战斗机——这只是“瑞典武器制造厂”所制造的大量各种武器中的一种，瑞典制造的武器正挤入世界市场。    瑞典在政治上常常以道义的卫士自居，在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运动中，它曾居领导地位。很有名气的和平研究所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就设在这儿，但是近年来瑞典却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的形象：国际上的一个军火商。    因为在此期间，这个国家已经跃居国际大军火商的行列。这个中立国家现在在国际军火商的行列中名列第七——居美国、苏联、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英国之后。    在此期间，瑞典的武器制造公司在广告中，向全世界吹嘘自己制造的武器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导弹、军舰上所使用的大炮、电子装备等。因为质量好，所以“瑞典制造”的武器，不光享有很好的声誉，而且订户也越来越多。    从南美的军事独裁政权，到波斯    湾的石油生产国，都对瑞典军备工业的高度现代化的产品感兴趣——迄今为止只是由于国家的出口限制而受到一些阻碍。    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现在就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从中立的瑞典进口武器，今后可能从瑞典进口武器的国家还要多得多。    实际上瑞典的军备物资出口额，由一九七一年的一亿二千九百万马克增加到去年的四亿七千三百万马克（二亿四千六百万美元）。因此，有利可图的武器出口就比民用物资的出口增加得快得多，单单在一九七八年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电子工业是衡量先进军事技术的最重要的尺度，今天瑞典的电子工业已在其军备工业中占百分之十五的比例，就其销售量来看，甚至也在瑞典的整个加工工业中占百分之六。    在此期间，在瑞典的军备工业中就业的有四万名人员，二万家供应公司给这些大康采恩提供零件，在这个部门中有四千五百名科学家，比任何其它工业部门的科学家都多，他们在设计各种新型的飞机和武器。    尽管政治家们贬低军备工业的重要意义，但它在瑞典早就具有一种关键性的地位：在颁布出口限制六年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和拉普拉塔河畔，人们使用的是瑞典造的大炮，在马来西亚和多巴哥使用着瑞典制造的快艇，巴基斯坦使用瑞典制造的强击机来对付起义者。    从享有盛名的布福斯军火公司，到制造炸药的尼特罗·诺贝尔公司，从制造汽车的萨布康采恩到国营联合公司坦克制造厂——瑞典的这些工业康采恩都在为国际武器市场生产尖端产品。    布福斯公司的生意最好：去年这家公司向外国出售了价值约二亿五千八百万马克的武器，比向瑞典军队提供的武器还要多。从八十年代初起，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订货将来自国外，布福斯公司的经理伦纳特·帕尔松说：“如果国内市场继续停滞不前的话，我们将通过加强出口的办法来加以补救。”    这种出口政策可能不会在当政者方面遇到太大的困难，主张发展军备工业的院外集团早就测得了这一点。政治家们在武器出口方针上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个缺口，他们就利用这个缺口：出售所谓防御性的武器，比如出售防空导弹“罗博特”式导弹。    所以这家武器制造公司就能毫不困难地得到社民党的帕尔梅政府的批准，向巴西提供四十毫米的高射炮、导弹和弹药，而且也还能毫无困难地就得到费尔丁领导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批准，向阿根廷出售“矮子”式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    布福斯公司制造的大炮，总数已为五千多门，在此期间至少已经有三十四个国家的部队配备这种大炮，其中包括智利和南非等国家。正如世界所公认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布福斯公司的名字同四十毫米的高射炮是一个意思。”    在那些国际危机的策源地，瑞典的军备物资出口商们也早已提供了他们的产品：象在利比亚和苏丹，埃及和以色列，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都在用瑞典生产的武器进行战斗。

说华约部队最近在匈牙利西部举行的“盾牌１９７９”演习表明，苏致力于象希特勒那样搞突然袭击；现在北约军队在人数、火力和战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七月十九日刊登亨利·泰勒的一篇报道，题为《华沙条约的“盾牌１９７９”演习表明红军打算搞闪击战》，摘译如下：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极为重视华约部队在匈牙利西部举行的“盾牌１９７９”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官兵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    苏联的华约部队总司令库利科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格里勃科夫大将亲临现场。匈牙利共产党首脑卡达尔的傀儡、国家主席团主席洛松齐到机场迎接了乌斯季诺夫。    这次大规模的“盾牌１９７９”演习证明了许多事情。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我说，苏军统帅部采用了一种“混合进攻”——一种“闪击战”。象阿道夫（希特勒）的打法一样。它完全致力于突然袭击。    不算卫星国的军队，单是苏联红军就有一百四十个师。华约的对手北约有二十九个半师。在越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美国军队最多达十九个师。单是同华约成员国相比，北约军队在人数、火力和战术空军支援方面都处于劣势。    “盾牌１９７９”演习表明，苏联红军及卫星国军队大举进攻，二十四小时内推进达七十英里，能支持一条长五百英里的战线，横跨一个宽三十英里的地区。    一旦发生战争，苏军统帅部计划分五路实施主要突击：由东德向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挺进，越过德国北部平原；穿过著名的富尔达山口；从东德的莱比锡穿过所谓的“热山口”；由捷克斯洛伐克经中立的奥地利进击慕尼黑    。    中央情报局人员告诉我，苏联的作战计划准备动用九十万军队来对付北约的七十九万二千军队，虽然苏联的华约卫星国还有一百五十多万部队。苏联计划动用一万五千七百辆坦克来对付北约不到七千辆的坦克，在数量上以二比一占优势。    苏联作战计划准备动用三千架战术飞机来对付北约的一千七百架战术飞机。单是苏联的卫星国就有五千一百二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这个数目几乎比希特勒发动“闪击战”时所拥有的飞机数目多一倍。    至于战术核弹头，苏联人计划用七千枚对付北约的三千枚。    俄国军队距离莱茵河仅仅九十三英里。“盾牌１９７９”演习使得苏军统帅部确信，假如它在某个星期日早上（象袭击珍珠港一样）突然发射导弹，在黎明时发动进攻，红军就可以在当天晚上进抵慕尼黑，星期一进抵巴黎，星期二进抵罗马和马德里，周末以前进抵雅典。    根据“盾牌１９７９”演习，苏军统帅部已经秘密地向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报告说，欧洲大陆上的一场战争将不会持续两个星期以上。    卡特总统还在睡大觉。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记者：佩格·麦凯）人物介绍：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    卡特总统决定任命他的高级助手汉密尔顿·乔丹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决定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乔丹是使卡特在竞选总统时取胜的出谋划策的人物。乔丹在卡特总统在白宫执政期间得到的职权越来越大。    乔丹在七月十九日在“麦克尼尔—莱勒报告”电视节目中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在政府最高层作这样的改变是正常的。这是他就任新职以来首先发表的几次公开讲话之一。    乔丹否认作这样的改变的目的是增加白宫对内阁的政治控制，他说，“这并不是一个忠不忠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力问题。”    鲍威尔说，总统告诉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们说：“他们不应该再把乔丹看作是同他们平等的人，他们或我们应该按照他的决定办事，就好象他是总统本人一样。”乔丹象卡特一样，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长大的。    乔丹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    乔丹在佐治亚大学毕业后，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随同一个志愿机构呆在越南。他在回到佐治亚州后，很早就被吸收到为卡特竞选佐治亚州州长的小组里去了。乔丹指导和协调这次竞选工作，当卡特在一九七○年被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后，乔丹担任他的执行秘书    ——这个职务的职责类似办公室主任。在一九七二年，乔丹起草了一项备忘录，为卡特州长竞选总统拟订了一个提纲，卡特当时实际上还不为全国所知。    当这位州长在一九七六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乔丹是他的竞选负责人。鲍威尔指出，乔丹“主要负责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制订和执行一项成功的竞选战略”，这项战略使卡特得以进入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说，乔丹的办公厅主任的新职务“得到白宫班底的成员的尊敬，并且首先得到总统的信任。”

苏联最近又向阿派遣一批装甲部队专家，运去飞机和陆军装备    【法新社伊斯兰堡七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让—弗朗索瓦·勒穆尼埃）据阿富汗宗教组织（伊斯兰）革命运动发表的一项公报说，阿富汗东南部帕克蒂亚省的两个县最近在发生一场激战后，落入了穆斯林叛乱分子手中，在这场战斗中打死了四百名政府军。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七月初；阿富汗空军第一次对在帕克蒂亚省一个难民营里的老百姓使用了凝固汽油弹。这位人士说，有几个人被烧死，一些烧伤的人越过国境到巴基斯坦来治疗。    今天的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项公报，具体指出落入叛乱分子手中的两个县是位于帕克蒂亚省省会加德兹以东的扎米尔县和赛义德卡里姆县。加德兹目前被穆哈希丁的叛乱分子所包围，并遭到他们的轰击。    公报说，扎米尔县的县长被打死，该县的行政管理由一个名叫毛尔维·穆罕默德·纳伊姆的叛乱分子所接管。    可靠人士说，在阿富汗最大、最靠近喀布尔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激战。    在喀布尔的西方观察家说，毫无疑问，为阿富汗革命政权提供装备和予以支持的苏联，在十分认真地对待阿富汗正在陷入的混乱局面。据同一位人士说，在阿富汗的苏联“顾问”的人数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估计为大约五千人，最近由于至少又到了二百名装甲部队的专家而又增加了。    两个月前，阿富汗空军得到了二、三十架装备齐全的、特别适用于反游击作战的苏制米—２４直升飞机。拥有八万五千人的陆军也正在迅速得到新装备。

东南亚政治家认为，越暂停难民离境仅仅是为了度过困难时期；越在遵守国际承诺方面的纪录不好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记者布洛克发自日内瓦的报道，题为《联合国敦促西方停止营救乘船难民》，摘译如下：    联合国官员昨天在日内瓦，试图说服一些国家放弃它们派船营救从海上逃出的越南人的计划。    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另外几个西方国家都已宣布计划向南中国海派出营救船队。    但是，这些官员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有损于他们在刚刚结束的难民会议期间同越南达成的微妙的协议。    在强有力的国际压力下，越南同意今后三个月内制止难民外流。    官员们认为，如果船队出现在越南沿海，成千上万难民将会设法上船，越南政府如果要履行停止难民离境的诺言，就不得不采取强硬行动，从而使这个问题恶化。    在日内瓦两天会议期间，一些国家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证提供九千五百万英镑的援助。保证接纳越南难民的名额增加了一倍多，从十二万五千人增加到了二十六万人。    直接受到大批来自越南难民影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态度是不那么乐观的。二位部长说：“如果今后几个月内难民再次涌出的话，那就没什么成就了。迹象表明，越南现在仅仅是给世界以安排现有的大批难民的时间，然后将把更多的人赶出去。”    越南官员私下谈及他们国家一百万华人中可能约有六十万人想离开越南。他们不承认这样一点：正是由于越南政府野蛮对待华裔少数民族，才迫使难民在当代最绝望的一次大规模移居中去冒生命危险。    人们担心的是，水龙头可能被再次打开。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东南亚政治家认为，暂时停止难民离境仅仅是为了使越南度过困难时期。他们说，越南在遵守国际承诺方面的纪录不好。    他们指出，不结盟国家会议将于九月在哈瓦那举行，大约在同时，联合国大会将辩论难民问题。他们、争辩说，一旦这两次会议结束，越南将再次开始强迫那些它不喜欢的少数民族离开越南。

【美联社罗马七月二十四日电】澳大利亚移民和少数民族事务部长迈克尔·麦克勒今天说，在最近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之后，应该就印支难民的命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辩论。    迈克尔·麦克勒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日内瓦会议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国际社会现在应该辩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    这位部长说：“越南现在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它正在开始考虑这种舆论。”他举了最近外逃难民减少的例子。    这样就可以有秩序地进行安置工作了。    麦克勒说越南对自己的人民采取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他说：“任何国家想用输出国内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问题并期望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这位部长说，在澳大利亚的印支难民（现在总计二万二千人）到明年六月将达到三万二千人。    同时，在罗马，麦克勒同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官员就难民问题和意大利向澳大利亚移民的问题举行了会谈。

【路透社新德里七月二十三日电】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派的国大党的发言人宣布，该党今晚决定支持反对党领导人查兰·辛格组织印度新政府。辛格正在组织政府一事上同看守总理德赛竞争，他极其需要甘地夫人的支持以增加他接替德赛担任总理的可能性。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五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卡罗尔·奥本海姆从太子港发回一篇通讯，题为《海地人民前途凄凉》，摘译如下：    海地被称为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它的人口估计为六百万，挤在一万零七百英里的土地上，人口是美洲最稠密的。    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海地人每年按人口平均收入不到一百美元。这个国家的主食是大米和豆类。有时，几家人家共用一个锅，一天吃一顿饭。四分之三的儿童营养不良，摄取的热量为最低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五，估计寿命只为五十二岁。    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居住在城里，那里就业机会很少。就业的劳动力不到五分之一。讨饭，特别是儿童讨饭，是很普遍的。    当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一九五七年掌权时，他宣布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他说这场革命将使黑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他的儿子让一克劳德于一九七一年接管了政权，在两年之后答应进行一场经济革命。    一位要求不说出名字的美国银行家说：    “海地有巨大的潜力，然而财力和人力有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节制生育是一个敏感性的问题。文盲率为百分之八十五。当新的道路完工，农村地区可以同城市沟通后，谁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    “就我看来，今后三年是关键性的。要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起飞，要么它永远停留在不发达和依赖外援的状态。”    咖啡是主要的出口品，在去年一亿四千六百万美元出口品中占六千四百万美元。然而，咖啡价格随着产量而下降，更多土地由于国内需要而改种粮食作物。尽管如此，专家们预言，海地在农业上永远达不到自给自足。    目前，海地经济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特别是寄托在发展轻工业。    自一九七三年美国恢复其援助计划以来，在装配经营方面出现了突然的兴隆。    现在有一百九十家工厂，雇用四万名工人，他们把进口的零件或原料加工成出口的成品或半成品。产品从玩具、鞋子和棒球到录音磁带、电器设备和机器零件。    美国目前供应海地零件和原料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成品出口到美国，因此美国已成为海地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通货膨胀的时候，海地劳动力仍然是低廉的，最低工资是每天一点六美元，海地对外汇没有限制。美国和海地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很接近，华盛顿需要在其后门和自由海道有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离古巴这样近的朋友。    此外，美元使卡特有机会推行其人权计划。在海地，现在更强调新闻自由和改革司法制度。这样的权利同就业机会一起可能引起人们非法移往美国。据估计，仅在纽约市就有四十万海地人。    根据新的税收法，外国公司免纳十年关税。外国工厂如在城市免纳五年公司税，如在农村免纳十五年公司税。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海地的直接投资为三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而那只是银行面值。在同一年，美国援助达三千万美元，其中一千万美元是粮食。    五年前发表了一本书，杜瓦利埃的讲话公开恳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和技术援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    一位海地经济学家最近发表了稍加修改的同一篇讲话。他号召海地增加自己的投资，以开创新的就业机会、执行一项全面的外国援助计划，以代替“零零碎碎的工程项目”，使用世界银行为住房、学校和医院增拨的低息贷款。

说日本农业家庭有汽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七，超过了非农业家庭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汽车从城市跑掉了》，摘译如下：    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能很快地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它的出口生意中所取得的成就。十五年前（一九六四年），日本生产的小汽车达五十七万九千六百六十辆，其中七万七千五百三十六辆用于出口。去年，生产增加了九倍多（达五百九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八辆），但是出口却增加到原来的四十倍（达三百一十六万六千零七十六辆）以上。    低收入和道路不好妨碍了小汽车在国内的更快普及。然而，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有汽车的人却激剧增加。一九六四年，只有百分之七点五的家庭有一辆汽车，到一九六七年，数量才增加到百分之十以上。但是到一九七二年就已经有百分之三十点一的家庭有一辆小轿车了，一九七五年有汽车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一九七八年则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有小汽车的人大大增加。    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农业家庭有汽车的比例（一九七八年：百分之六十五点七）超过了非农业家庭（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原因是，收入高了、道路变好了，特别是由于扩大了高速公路网。当在城市里由于交通混乱妨碍汽车销售时，农民由于政府的农业政策增加了收入，这对汽车在国内的销路作出了很大贡献。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七月二十二日电】（记者：巴尼·彼得罗维奇）随着第一家中国饭馆在贝尔格莱德的建成，北京烤鸭将在食物品尝家们所欣赏的食物中同巴尔干香肠媲美。    这个拥有二百个座位的饭馆的造价是两千万第纳尔（一百一十万美元），这家饭馆将于今年九月在南斯拉夫首都市中心开张。    根据一项同这里的中国大使馆达成的协议，有四名厨师和一名翻译将从北京来，为期三年，同时，南斯拉夫厨师将被派往中国学手艺。    贝尔格莱德的主要日报《政治报》在评价外国饭菜同当地饭菜进行长期竞争的成功可能性时说：“但愿中国饭馆不要变成中国烹调术和我国烹调术古怪地混在一起的饭馆。”    中国饭馆尽管开始时会很吸引人，但也许难以破除南斯拉夫人在吃食方面的固有习惯。    北京烤鸭将要艰难地奋战一场，尽管兴建烤鸭店是得到铁托总统的同意的。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七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的特写，主题《亚洲经济巨人进军国际市场》，眉题《复苏的中国对东盟经济影响研讨会侧记》，摘要如下：    自从华国锋总理掌握中国的政权以后，中国一改以往的保守政策，抛开“固步自封”的态度，积极的推行国内农业、工业、国防及科技现代化，以期在本世纪末以前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现有领导人承认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他们相信只有通过跟外国进行更多的接触，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同时也只有介入国际贸易市场，中国才能使她的经济现代化。    对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一旦活跃于国际贸易市场，必然的会对现有贸易活动带来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毗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更动。针对这个问题，ＡＭＲ国际及新加坡亚洲顾问公司特地于上月底，在吉隆坡希尔顿酒店主办一项题目为“复苏的中国对东盟经济影响”的两天研讨会，以便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及贸易政策研讨会主席罗伦斯克罗斯博士在他的一份题目为《中国对外贸易及贸易政策》的工作报告书中说，中国的国际贸易前途光明，不过这项贸易将大力依赖国内的政治局势而定。    罗伦斯克罗斯博士是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他发现，有三个原因使中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最重要伙伴，这就是：    （一）中国是一个贫穷国家。在一九七八年，她的个人每年平均收入才大约四百元，同年的贸易总入口额是一百亿元，也就是平均每人才购买外国货十元。虽然中国有近十亿人口，但是她在国际贸易伙伴上只排在第二十二或二十三位。    （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由于她是大陆国而内部省份距离太远，运输费之高严重影响了国际商业活动，况且，中国拥有大部分的资源，所以贸易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少部分。    （三）中国是一个中央策划国家。中国的经济是由中央策划，而中央策划经济跟世界市场是不协调的，通常中央策划国比较容易向外国购买货品更甚于输出货品至世界市场。    他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成长的桥梁，可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将限制中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同时这项贸易不会在中国发展方面扮演太重要的角色，无论怎样，中国还是要依赖自己。    不过他承认，国际贸易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好处，如输入先进工艺技术，协助工业及农业现代化。贸易对中国发展来说可能是紧要的，但并不是关键性的。    罗伦斯克罗斯博士觉得，中国经济存在的五个难题是粮食生产率缓慢，在无法应付国内人口增长率后，中国只有向外国购买粮食；国内工资太低及造成生产率低，无法缴还新配备的资本，部分地区的运输及电力供应问题及国内政治问题。    他说，中国还严重缺乏技术人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派人前往海外受训，但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银行及货币制度新加坡华侨银行总经理蒋楷良在其题为《中国银行及货币制度》的工作报告书中指出：从中国推行四个现代化后，中国银行的地位已日益重要。以后中国的银行制度必定会再更改，可能中国会申请成为国际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况且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学习的经验可以改善国内的金融制度。    东盟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它靠近中国，无论在政治，贸易，经济，文化，体育及其他方面，中国跟东盟长远以来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一举一动都会对东盟国家带来影响并会引起东盟关心，这次中国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变化中的东盟与中国贸易方式新加坡大学经济讲师黄约翰博士在他的一份题为《变化中的东盟与中国贸易方式》的工作报告书中认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将来必定会增加。    黄约翰认为，中国的传统贸易方式是尽量保持出入口平衡，所以当她由先进国家大量输入现代化工艺和主要配备时，她就会设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以赚取足够的盈余来缴付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昂贵入口货，同时中国政府也必然会重新检讨她以往的保守贸易政策，如长期性财政安排，短期贷款和资金流入等问题。    他认为，东盟和中国的贸易有两个主要特征，就是：    （一）东南亚市场是粮食和轻工业产品的传统自然销售出口，而中国是这些产品的输往国，故中国会自然地把这些产品输至东南亚。    （二）中国寻求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以获取盈余，而东盟是中国寻找贸易出超的重要伙伴。    不过必须了解，实际上双方的贸易都是互惠的，从东盟的观点看来，同中国增加贸易是分散本区域同几个国家贸易太过集中的最有效办法。    他在提到中国在东盟原产品方面扮演的角色时说，中国目前已是天然胶的主要购买国，同时在铜市场，糖，香料及咖啡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中国方面，她是稻米及锡主要出产国，也是有潜能的石油重要供应国。    黄约翰认为，东盟国家依赖原产品促进本身的经济，所以任何有意跟东盟进行长期性合作及成为亲密贸易伙伴的国家，主要的条件就是购买她们的原产品，所以中国跟东盟的贸易量及经济关系也就大力依赖原产品而定。    黄约翰认为，当中国跟东盟互相对原产品需求增加后，双方的贸易必定会大大提高，同时中国的经济与工业现代化也将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中国的海运及为东盟提供的机会新加坡太平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永忠（译音）在题为《中国的海运及为东盟提供的机会》的工作报告书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将不会剥夺东盟区域船务公司的传统海运贸易，况且东盟船主也在致力使他们的船队现代化。    他说，中国不可能在最近的时期内会达到海运业自足，她将在自由市场大量进行贸易，她将购买新船取代旧船，同时包租他公司的船只以应付短期需求，这些都对伦敦，东京及东盟有利。    他说，中国对其贸易跟海运伙伴，向来都是基于“平等互惠”的政策。她跟日本签署的合约就是好的例子。如果东盟船务公司能具备所需的水准，相信中国也会以对待日本的方式跟东盟船主签署合约。    张永忠表示，无可置疑的，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其港口设施，以应付日益现代化的船只的需求，同时也能提供其他欧美及日本国家的现代化货船应用。    他说：“总的一句，中国的商业海运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她有很长的海岸线，廉价劳工及燃料供应。更重要的是，她有很强的货物基础已使她跟许多国家签署了长期贸易协定。

【本刊讯】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圣约瑟：炒杂碎和馄饨店》的文章，摘译如下：    在圣约瑟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写着奇异的东方文字的招牌，旁边注着西班牙文。向门里望去，可以看到各处几乎相同的情景：室内摆着许多桌子、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使你很想领略一下中国的风貌、矜持的微笑和殷勤的招待。    这么多中国餐馆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些年增加得这样快？    哥斯达黎加人多年来养成了吃中国饭菜的习惯。中国菜令人生羡，因为它有独特的风味。    中国餐馆大量开设在圣约瑟市中心。显然为了减轻交通负担，越来越多的职员、工人和店员都喜欢到中国餐馆就餐。明显的原因是，那里的饭菜比其他类似的餐馆要便宜得多。    根据圣约瑟市执照部提供的材料估计，光在市中心就有八十多家中国饭馆，而且它已蔓延到离首都几公里外的其他地区。    中国人是天生的勤劳者。他们都从业主起家，并在餐馆中担任一职，省吃俭用过日子。    第一批大餐馆是一九五○年在首都开办的。“中国”餐馆、“金龙”酒家、“绿洲”饭馆和“珠江”餐厅在圣约瑟名噪一时，生意兴隆。    中国餐馆共雇用大约两千名职工，原料消耗相当可观，例如：家具、冰箱和一系列经营餐馆所必需的清洁工具。此外，由于中国饭菜的百分之九十依靠蔬菜，所以它们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许多中国人既是餐馆的股东，又在餐馆里做一份具体工作。    语言不通是中国人来到哥斯达黎加的第一个障碍。经营一家酒店、一家酒吧间或一家商店，会讲西班牙语是最起码的。    第一批中国人在一八二四年抵达哥斯达黎加，当时，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种水稻。今天中国人或他们的后裔经营着蓬塔雷纳斯强大的商业部门。    中国人抵达这里时身无分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依靠辛勤的劳动、顽强的意志和自己人之间的合作，在经济上逐步富裕起来。    很难精确地说在哥斯达黎加有多少中国人。    乍一看，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控制哥斯达黎加巨大的商业部门，特别是同服装和饭菜有关的部门。    据治安部的材料说，在哥斯达黎加约有一万名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已加入了哥斯达黎加国籍，另一些人正在争取，其中也有在本地出生的后裔。    根据一九七四年宣布的商业法规定，中国人加入哥斯达黎加国籍后，未满十年不能做任何买卖。看来从那时以后，许多中国人得到了哥斯达黎加的财政支持。    也许，早晨当你经过你经常散步的街道时，你会惊奇地看到写着金光闪闪的中文大字招牌，宣告一家新的炒杂碎和馄饨店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