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七月十九日电】题：白宫的变动引起国会的关切和批评    白宫的改组活动已引起国会议员的关切和尖锐批评。这次改组是在七月十七日随着总统的全体内阁和他的所有高级顾问表示辞职而开始的。    参院多数党领袖伯德（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七月十九日敦促总统迅速和果决地行事，以免使人们产生一种“漫无目的和指导错误的感觉”。参院少数党领袖贝克（田纳西州共和党人）说，他认为“继续处于一种前途未卜的状态”将是“有害的”。    众议院议长奥尼尔（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谈到这次改组时说：“当有许多事情没有实现的时候，某个人必须负担责任。当执政的表现毫无成就的时候，那么某个人就必须下台。”奥尼尔还说，他已敦促白宫在进行这些更动的时候“不要把事情搞乱”。    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杰克逊（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在谈到大规模辞职时说：“这是没有前例的，发生的时间也是最不合时宜的。”    杰克逊说：“我们需要对国家有一种信心感，而宣布所有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下台不是建立信心的办法。”    西蒙众议员（伊利诺斯州民主党人）说：“这种试图重新安排人员的明显尝试的优点是使总统看来象是大权在握，使他有办法体面地解雇一些人。但是，可能的缺点是，这给人一种不稳定的印象。”    反对党的成员对白宫的改组努力发表了一些最严厉的评论，这是意料中事。    韦克参议员（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说，这些辞职建议只是“寻找替罪羊运动的继续。美国人民对其失去信心的是总统，而不是内阁”。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绝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对卡特总统的内阁改组都表示灰心和持怀疑态度，一位民主党领袖说，这位总统已经破坏了他在能源战线方面由于提出新的倡议而可能取得的任何成果。    从众院到参院，从民主党的议院休息室到共和党的议院休息室里，卡特已经撤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和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的消息都令人感到震惊和蔑视。    众议员威尔逊（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的一份声明可能是国会山对这次内阁改组所作的一个典型的初步反应。    国会人士引用威尔逊对他同事的讲话说：“好惨啊！他们砍倒了最大的树，但却保留了猴子。”    堪萨斯州参议员多尔则这么说：“华盛顿官方再次证明，所谓称职的人实际上却是不能胜任的人。”多尔正在争取成为共和党一九八○年的总统候选人。    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说：“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场抢椅子的游戏。”    但是大部分议员认为卡特的行动是白宫助理们一心要改善总统的形象而鼓吹采取的行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记者：艾伦）美国参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今天说，卡特总统“可能有某种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建议总统“休息一下”。    这位阿拉斯加州共和党人说，卡特要求内阁和白宫工作班子集体辞职是“卡特的滑铁卢”。

【法新社日内瓦七月二十日电】（记者：让·樊尚）今天，有关印支难民苦境的情况介绍，给六十个国家的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一场只有全人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解决的危机。    在联合国召开的为时两天的难民会议的开幕会上，一些国家激烈地批评了越南。    但是，大多数发言的人都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要求    ——即把精力集中在提出拯救“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的具体建议上    ——做了。    许多代表团虽然暗示数十万、甚至可能是上百万的印度支那人的出走是有其根本的政治原因的，但他们只是得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结论。    由日本开头，各国纷纷表示愿意捐款。它们答应要把联合国今年援助印支难民计划所用经费的一半承担下来。    英国和西德慷慨地答应要增加捐款和接受难民的数目。    法国外长弗朗索瓦—蓬塞要求越南把所有还未获准出走的难民的离境推迟六个月。他说，这样就能来得及把难民营腾出来，把船民救上来，对将要移居的人进行登记。    在法国提出上述建议之前，越南副外长潘贤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宣布：越南准备讨论在它的领土上设立难民转运营问题。    潘贤在讲话中强调，发生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劫掠的结果。    英国在对越南的舌战中打了头阵。外交大臣卡林顿在抨击得很厉害的讲话中对代表们说：“我们这次会议的目标应当是想办法减轻（难民们的）苦难，首先是使越南政府对它自己的人民实行人道政策。    “然而，有人一直在说，这些难民是不能适应越南新的现实的资产阶级败类，说他们本来不需要离开越南，说他们的离开是非法的，说这是殖民主义或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人搞的阴谋造成的后果。秘书长先生，这些论调是冷酷无情的，而且是离题太远的。”    【路透社日内瓦七月二十日电】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代表们如果不能指责造成难民问题的那个国家的话，至少也应该对被迫收容难民的国家表现出同样的体谅。拉贾拉南对这次会议是否能比联合国前此召开的讨论这同一问题的两次会议开得更成功表示怀疑，他说：“现在又在要我们上演没有幽灵的《哈姆雷特》了。”    新加坡外长说，除非越南“关上龙头”，制止难民外流，否则难民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德新社日内瓦七月二十日电】中国今天在这里不顾联合国印度支那难民会议上提出的警告，就东南亚逃亡者的困难处境对越南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中国副外长章文晋不顾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发出的只讨论难民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问题的呼吁，大骂越南是军国主义、独裁和采用灭绝种族做法的国家。他指责说，越南人正企图通过难民的输出，不仅把他们自己的经济困难转嫁给邻国，而且还在整个东南亚造成混乱、种族关系的紧张和反华情绪。    这位副外长还攻击莫斯科是越南的盟国，虽然他没有点苏联的名    。    他的讲话被出席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的越南代表、越南副外长潘贤所打断，潘贤要求就这次会议的议程提出问题。    作为大会主席的瓦尔德海姆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也要求章文晋在接下去的讲话中遵守这次会议所作出的限于非政治性的范围的规定。    这位中国代表在提出政治问题方面比迄今为止任何其他国家的与会者都走得远。    【安莎社日内瓦七月二十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不得不插言制止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时猛烈攻击越南。    当这位中国发言代表对越南“实行种族灭绝”发起猛烈攻击时，瓦尔德海姆打断了他的发言，提请他注意，这次联合国发起的会议应当是完全讨论难民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的。    章在获准继续发言后，继续进行攻击，并吁请世界各国中断对越南的一切形式的援助，直至河内当局停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为止。

说卡特改组政府的目的主要是要增加白宫对各部各机构的政治控制，而不是改变政府的政策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十九日刊登史密斯发自华盛顿的专稿，题目是《紧张不安的首都在研究各种谣言；看来总统的目的是使他的班底保持忠诚》，摘译如下：    政府官员中间在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卡特总统目前改组政府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白宫对各部和各机构的政治控制，而不是改变政府的政策。    据消息透露，新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长期担任卡特的首席政治助手的乔丹分发了几百张鉴定表，要求所有的内阁办公室和白宫高级助手给其下属作鉴定，不仅要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作鉴定，还要对他的忠诚与否作鉴定。    表格上的第二十二个问题问道：“此人在实现政府的目的方面花的精力有多大：百分之多少：在实现个人的目的方面花的精力有多少：百分之多少。总的精力：百分之百。”    过去几天总统一些亲密顾问的评论表明，他们很关心哪些内阁阁员应该对下述情况负责：向报界透露不利于政府的情况，对政策妄加评论，或同政府外的知名的政治人物有政治联系。    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是以闹独立性和同卡特的佐治亚州的核心顾问有私人冲突的知名人士。他们三个人还遭到民主党内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最一致的攻击。    相反，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们的普遍预料是，由佐治亚州人组成的核心（他们是由卡特的最忠诚的分子组成的集团）除负责宣传的顾问拉夫肖恩之外，仍然保持不变。拉夫肖恩原打算重操旧业和为卡特连任竞选。    另外有些人认为，要求低于内阁级的官员辞职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在政府朝着一九八○年竞选运动前进时解除一些官员的职务，为任命忠于卡特的人创造条件。    其他高级官员认为，由于卡利法诺同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友谊，他很可能被清洗掉。肯尼迪是总统在民主党内最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

他呼吁卡特政府迅速报告他所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十七日电】美国一名参议员今天说，古巴可能有苏联的战斗部队，这是违反结束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的。他呼吁卡特政府迅速报告他所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    参议员理查德·斯通（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说，他的情报“部分来自谣传，部分是根据私人了解的情况”。    斯通说：“我从可靠人士那里了解，苏联部队在古巴一直进行有组织的活动。”    他说，他获悉这些部队不只是由顾问和训练人员组成的。他说：“我谈的是有战斗力的人员。”    斯通指出，他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情报，但是不能谈，因为它是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一次秘密证词。    这位参议员拒绝推测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上的任何苏联部队可能有多少人和成员组成情况。斯通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离古巴九十海里。    在参议院公开审查与苏联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时候，斯通再三要求政府说明俄国人是否向古巴输入核武器或其它禁止的武器，从而破坏了古巴导弹危机协议。他特别问到苏联潜艇访问古巴和苏联米格式战斗机驻扎在古巴的问题。最近几年一直有消息说有苏联驾驶员驻扎在古巴。    斯通说：“我认为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斯通说，如果苏联人一再违反导弹危机协议，如果美国对这个事实不闻不问，那可能会影响参议院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斯通问道：“如果你们通过监听和核查的方法发现可能破坏协议的情况，而又逃避现实（不闻不问），那么核查有什么用呢？”

说尽管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经济衰退但西方仍必须优先考虑防务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十六日电】英国国防大臣皮姆今天呼吁北约盟国团结起来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以对付东方集团国家不断增加的军事实力。    这位大臣说：“我认为，今后一些年对（北大西洋）联盟将是关键性的考验年头。不幸的是，公众对军事均势已变得对西方如何不利这一点还不够理解。”    他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已达到了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战场核武器和常规力量方面则大居优势。    他在谈到华沙条约国家时说：“在军队人数方面，他们肯定大大超过了我们。”他说：“必须要让华沙条约国家明显看到我们作战能力的威慑效果。”    “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情况如果太悬殊，那是危险的。现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日益增加，因此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皮姆说，苏联拥有一个进攻性的化学武器的武库，这个武库“是西方望尘莫及的”。他说：“我们还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是一个大陆国家，对海外贸易的依靠也不那么大，那么它为什么要如此引人注目地扩大它的海军呢。他们的庞大的攻击潜艇力量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六日电】英国国防大臣皮姆今天说，尽管由于石油价格直线上升造成了经济衰退和其他后果，防务仍然必须是西方联盟最优先考虑的。皮姆说，现在英国的政策“显然是这种观点：今天，防务必须是我们大家在资源方面应当最优先考虑的”。    国防大臣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讲话时说，尽管“我们自己在北海底下有巨大价值的石油资源”，但是英国没有办法“逃脱任何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仍然必须在防务方面作认真的努力。    他说：“我们不仅在削减公共开支——政府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要进行削减——方面把防务领域除外，而且我们还增加了今年的防务预算，这个事实清楚表明我们对防务的重视。”    他说，保守党政府在执政仅一个星期之后，就把军饷增加到和文职人员差不多的水平。政府在已经履行了北约国家去年确定的把防务开支增加百分之三的指标以后，又给防务预算追加了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他说：“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已认识到，在面临苏联及其盟国实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提高我们的防务能力。”

《卡特和大平的关系和好是美日关系的吉兆》    【国际交流署纽约七月十七日电】题：卡特和大平的关系和好是美日关系的吉兆    国务院东亚事务第一流专家七月十六日对日本协会说，卡特总统和大平首相在最近会见期间建立的“个人间的和好关系”，大大地有助于加强日美之间的关系。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把目前两国间的联系说成是“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他说，这表现为，在缓和印度支那难民困境的问题上；在解决能源危机的共同努力中；在各项双边协议和根据多边贸易谈判而作的让步中，两国正在一道采取行动。    霍尔布鲁克说，到目前为止，“美日关系的前景是不明确的”。他提到了美国国会的反日情绪，和许多美国人“感到美日贸易关系是不公正的”，以及美国人在受骗的想法。

现在，苏联人深感不安的是，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他们的勘探努力一直未能发现任何大的油田。科学院西伯利亚部副主任安·特罗菲穆克忧心忡忡。他承认，石油勘探方面的落后一直是苏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但是俄国人在西伯利亚、黑海的深水部分、北极和北太平洋的汹涌而永远是冰冷的水域里，探明有着蕴藏石油的巨大可能性。但其中一大部分仍有待探明，并远离运输设施。在任何新的大油田还来不及投产之前，现有油田的产量将达到高峰，然后急剧下降，因此克里姆林宫将面临一系列并不诱人的替代办法：减少对世界市场的石油销售量，卖石油给世界市场每年可得五十多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减少对东欧的石油供应；或者着手大大节约能源。    煤的前景比石油更惨，自从一九七七年以来，产量一直停滞不前。在苏联工业中，煤矿的劳动时间最短，工资最高，但仍然很难找到新工人来代替老工人。老工人到了五十岁就要退休。工人们不愿到俄国欧洲部分的煤矿中去工作，因为那里的煤层又深又窄，煤面的劳动一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在西伯利亚，苏联人开采的是大的露天煤矿。但那里的公寓楼房寥寥无几，商店里几乎空空荡荡，不管工人的工资多高。    俄国的煤储存量占世界储存量的大约百分之四十，俄国不象会成为一个煤的净进口国。但是，象在其他部门一样，苏联一大部分煤的蕴藏地同潜在的工业用户相隔数千里，埋在泥浆里的输油管、电压极其高的输电线和其他输送能源的手段的成本很大，会使全面的发展推迟数十年。    在苏联的能源领域里，天然气现在似乎是最亮的一颗明星。产量稳步地每年增长百分之九。不幸，苏联最大的天然气田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因此运输费用将非常昂贵。经济学家迪恩斯说，“他们无法在那里足够快地开采天然气资源，因为五条天然气管道输送的能源等于一条油管输送的能源。”据迪恩斯说，苏联的工业也无法为天然气和石油提供足够的钢管。苏联人用一些天然气去交换西方的管道，他们还被迫用来之不易的西方现款直接购买管道。伊朗决定停止对俄国南部出口天然气，这也会造成损害，因为这一决定将限制苏联对西欧的天然气销售量。制度的弱点苏联在石油、煤和天然气生产方面面临种种问题，但它的核发电计划的规模正迅速发展（苏联环境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目前大约有三十个反应堆正在运转。    苏联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它的经济体制。从建设一座新矿到交付电话费，这个国家办事效率之低，浪费之大都是异乎寻常的。哈佛大学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说：“苏联的计划制度仍然在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的产品是不对路的，而且质量很差。”驻莫斯科的一位非常老练的英国贸易官员认为，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在于几乎任何事情都要由更高一级领导来决定。正如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艾希拉姆·伯格森所说的那样：“苏联的经理人员都不愿承担风险”、害怕犯错误而毁了前程。    计划指标本身常常不合理地驱使工厂的经理人员使用尽可能多的原料来制造出重量或数量尽可能多的产品。苏联经济学家德米特里·瓦洛沃伊在《真理报》上撰文列举了许多这种事例，其中之一是哈尔科夫汽车制造厂。这个厂制造只重一百二十磅的零件就用了四百多磅金属坯。到六十年代末，苏共中央政治局开始意识到俄国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需要西方的技术。自从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以来，苏联至少花了六百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购买成套设备、其它设备和粮食。在这期间，他们一共欠了一百七十亿美元的外债。苏联欠债并未使外国银行家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的一位法国银行家说：“他们国库里有三千吨黄金，至少值三百亿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黄金没有那么多，只有一千八百七十吨。）除了黄金（其价格已经猛涨）外，俄国人还有丰富的铂和钻石。奇怪的是，他们比西方银行家更为他们日益增加的债务担忧。去年他们只筹集了五亿五千万美元的两笔贷款来资助对外贸易，现在他们购买美国粮食时，宁愿支付现款，而不愿接受九十至一百八十天的短期贷款。    多数研究苏联经济的人一致认为，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乏创造发明引起的。驻莫斯科的一位西方国家的科学专员说：“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了不起的。”苏联的冶金业是举世闻名的，俄国的工程师在象电磁流体动力发电（使高温煤气或天然气蒸汽强行通过强磁场而产生电流）这样奇异的领域里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从设计图纸到实际生产，苏联人似乎常常不能痛痛快快地完成。譬如，他们设计出一种水力采煤法，可以节省费用、减少煤尘和事故，他们向加拿大温哥华凯泽资源有限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出卖了这项技术的专利。但是苏联在发明这项技术之后的二十年中，只在六个煤矿里应用了这项技术。    使苏联制度重新恢复活力的前景似乎是暗淡的，至少从短期来说是如此。不仅未曾听说苏联考虑要对管理进行认真的改革，而且在结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的时候，苏联领导似乎只是在拖延应付。即使对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来说，动员苏联亚洲边缘一带日益增多的人口，利用俄国欧洲部分的工厂能力，去开发西伯利亚和苏联北部蕴藏的大量能源和原料，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任务。但是，迪恩斯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现任领导回避困难的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们几乎同美国国会一样。实际上他们还不如美国国会，他们是老人政府。”    因此，苏联可能出现向新领导集团的过渡，同时恐怕要面临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下）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七月十六日刊登斯坦利    ·卡诺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题为《亚洲共产党的敲诈勒索》，摘译如下：    越南人从骇人听闻的难民悲剧中赚取巨额利润。我在同近几天来从越南通过海路来到这里的一些难民谈话之后，清楚地感到，河内当局正在从事一项当代最大的敲诈勒索事业。    譬如，有一天，有二百六十八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乘了一条船到达这个英国殖民地。他们从越南的沿海城市岘港到香港，他们挤在一条长六十英尺、宽十二英尺的船上，他们要比从越南逃出来的大多数难民都幸运，因为越南难民大约有一半人在逃亡时丧了命。    这些难民中有两个法语讲得还可以的人向我叙述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回顾说，越南共产党官员用种种形式折磨他们，并且不断地向他们施加压力索取贿赂。官方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迫使他们离开越南。在我采访的两人中，一位是华侨店主，他是在一位越南技师的帮助下把他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向一些华侨家庭进行了募捐，买了一条装有六十六匹马力的日本柴油引擎的渔船。他们意识到将会遇到的危险，在船上增添了一部辅助用的发动机。    购买和整修这条船使他们花费了二百二十两黄金，相当于四万四千美元。后来又给了共产党官员大笔报偿——三百二十两黄金，价值约六万四千美元。    因此，这次远征花费了他们十一万多美元，其中包括燃料和其他额外费用。单单行贿这一项，在五十家上了船的人家中，每一家都花费了将近一千五百美元——这是便宜的。从越南来的许多难民说，他们为了得到离境的许可，向共产党官员缴付的金额达三千美元之多。因此，如果越南共产党人能从越南南方的一百二十万华人中每人索取那么多的金额，那么他们能拿到的钱将会超过三十亿美元。    这笔金额大体上相当于他们要求美国偿付的战争赔偿。他们显然亟需筹集资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一团糟，而且还因为他们必须偿还苏联供应他们用于同中国交战和入侵柬埔寨的武器的钱。

【合众国际社曼谷七月十七日电】（记者：韦德尔）当得胜的越南军队在席卷柬埔寨直逼泰国边境的时候，许多人担心泰国会成为下一块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    但是泰国军事指挥官们相信：泰国经验较少的十五万人的军队是能够阻挡住驻柬埔寨的大约二十万越南军队打入泰国境内的。    这些将领承认，在双方兵力对等的战斗里，泰国军队将不是庞大而又经过战争锻炼的越南军事机器的对手    。    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越南入侵泰国，不会是顺利的——泰国方面有足够的有利条件来使越南人不敢认真地考虑发动入侵。    泰国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端通·苏万纳达将军对本社记者说：“越南人要是发动军事进攻，对他们将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一旦进来了，不遭受沉重损失是很难出去的。”    上月底当越南的迫击炮弹打入泰国一个村庄造成十四人受伤时，泰国方面表现出了这种自信心。    端通和西方专家说，抱有这种信心的原因在于：    ——越南的补给线和交通线路，由于要经过柬埔寨，已经是脆弱的了，到那时会拉得更长而更薄弱。    ——美国第七舰队上的飞机或者部署在越南北部边界另一侧的中国军队可能出来干预。    ——历来对越南人有恶感的泰国公民经过训练和武装起来后将展开游击战。

说贝尔格莱德担心古、越和其他亲苏国家使第三世界分裂    【本刊讯】新加坡《海峡时报》七月九日发表题为《哈瓦那会议会分裂吗？》的社论，全文如下：    可以理解，南斯拉夫为九月份的不结盟国家哈瓦那最高级会议感到焦虑。由于位在俄国共产党帝国邻近，贝尔格莱德知道同一个强横的大邻国——尽管理论上说来是兄弟——相处是不安逸的，而且它也不愿被拉上苏联的轨道。因为如此，南斯拉夫极力要保持独立，铁托总统也因此而在五十年代为对付冷战而带头创立了不结盟运动。包括八十七岁的铁托元帅在内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近几个月来展开了外交攻势，抵抗古巴想使不结盟运动靠拢莫斯科的努力。古巴宣传苏联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的天然盟友。例如，上月的科伦坡筹备会议上的两极化很明显，包括越南在内的亲苏分子赞成由韩桑林政权占有柬埔寨的席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妥协，让波尔布特的代表就席了。    由于今后三年将由古巴担任主席，哈瓦那会议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贝尔格莱德显然担心古巴、越南和其他亲苏国家会使第三世界分裂成所谓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南斯拉夫人正在努力使不结盟运动保持真正的不结盟。应该给他们以一切帮助。将要参加哈瓦那会议的东盟国家——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必须支持南斯拉夫的倡议。应该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反苏情绪，而仅仅是为了不想被人利用——无论是苏联还是别人。由于某些成员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人们对不结盟的前途非常担心。越南在柬埔寨以及古巴在非洲的行为是对真正的中立和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准则的嘲弄。如果以南斯拉夫为首的稳健派失败了，那么，人们很可以问一问：既然运动的基本性质已经完全变了，成了对创始时原则的嘲讽，为什么还要继续参加这个运动呢。

说三千多名东德军事顾问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去赞比亚和莫桑比克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七月一日刊登记者柯卡姆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东德人将带领罗得西亚游击队》，全文如下：    三千多名东德军事顾问，将在今后几个月内来到赞比亚和莫桑比克，以加强罗得西亚反对穆佐雷瓦政府的游击战。    今后还将为游击队提供越来越多的萨姆—７手提地对空导弹、野战炮、迫击炮和轻武器。    西方政府认为，这些计划是在罗得西亚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最为惊人的事态发展。    西方情报专家认为，东德人将第一次参加战斗、操纵导弹和带领游击队采取行动。    在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交界的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边界一带的游击队营地的东德教官人数，已不声不响地增加到了大约一千五百人。    恩科莫控制着在赞比亚的大约一万名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游击队，他于上月飞到东柏林，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和国防部长霍夫曼举行了会谈，这种新的援助是在他们举行会谈时商定的。    这些顾问的一个作用，是组织恩科莫的人同以莫桑比克为基地的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军队联合采取行动。直到最近几个月，这两支力量之间的不团结还一直阻碍着游击队的作战。    据信，东德教官接管了以前古巴军队所承担的训练任务。    【法新社柏林六月二十四日电】西柏林了解情况的人士昨晚说，据西方分析家们讲，东德在非洲大约有一万名军事和文职顾问及技术人员。    他们援引这些分析家的话说，东德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人特别多。    他们说，东德武装力量有六百人正在训练安哥拉军队，还有六百人正在帮助组织安哥拉的保安部队和建立广播网。    除此以外，东德共产主义青年“友谊工作队”的一千二百名队员从一九七八年起一直在帮助罗安达政府兴办教育、运输和卫生事业。    在莫桑比克，二百名东德军事顾问正在培训政府军，教他们维修东德提供的坦克和大炮。    他们说，大约还有五百名东德文职顾问参加莫桑比克建立保安和警察机构的工作。    在非洲的其它地方，埃塞俄比亚有一千五百名东德专家，其中有三百人正在帮助修建一条电信网，同时还有数目不详的一些人正在军事学校培训军官，在步兵中心和军事工程中心当教官。    这些人士说，西方专家们估计，在阿尔及利亚的东德顾问大约有一千二百人。    他们说，另一些东德人分布在利比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贝宁、刚果、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本刊讯】罗得西亚《纪事报》六月四日以《东德人是俄国的新马前卒》为题刊登一条消息，摘译如下：    有消息说，东德教官正在训练非洲马克思主义部队中的第一批黑人伞兵，这是东柏林在黑非洲越来越接替古巴而充当苏联的马前卒的部分活动。消息说，逐渐接替哈瓦那的东柏林每年花两亿美元帮助非洲的“革命”，其中一半给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刚果。在莫桑比克，这笔钱是用于训练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式的突击队；在刚果，这笔钱用于加强海空军设施，以接待东方集团和古巴的人员和物资。    巴黎的观察家指出、东德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最近访问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就是表明东柏林日益代替古巴的一种迹象。这位将军公开保证把恐怖分子武装“到牙齿”，以“解放”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    这里的其他人士说，国防部副部长波佩将军已负责训练南部非洲的武装恐怖组织。在安哥拉的士兵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已突然增加，从二百人增加到两千四百人，这是霍夫曼将军的功劳。

注：图中两个人物身上的字样是“越南政府”；桌上牌子上写的是“越南输出难民战略”；右角小人物说的话是“看来，已作好了部署”。    （原载印尼《战斗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十六日译载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北京到台湾》，摘转如下：    近三十年来，这个名叫台湾的海岛，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尚未完成的一部分。    就北京政府来说，这个革命最后的障碍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个不合时宜的错误，不久将会被中国人民纠正过来。    由于今年年初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大陆和台湾的对峙状态将会起一定的变化。    北京想尽了各种方法促使台湾和平回归祖国，今年元旦中国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特别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北京领导人一再保证：统一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不会下降，政治制度和军队也维持现状，只要换上五星红旗，一切都好商量。    北京对台湾的新政策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如此的有说服力，台湾坚拒开始对话的固执态度，显示其好战和制造不必要的危险。    我是常驻北京的记者，现在到台湾旅行访问两个星期，对北京而言，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手续上没有困难。当我到达台湾时，看情形一定会安排访问蒋经国先生。但是，当我交上一系列要问的问题时，这个访问的机会就烟消云散了。    在我从北京动身前，我告诉几位中国朋友（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我要去台湾，他们即时的反应是震惊，然后，他们要求当我从台湾返回北京时，对他们作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位甚至要我带个口信到台湾去，他的口信是：“请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同他们打仗，我们向他们问好！”    一个星期后，我同一位年轻貌美而外向的台湾女士坐在台北一间咖啡馆里，她毫无顾忌地批评国民党，我说出那位北京朋友托带的口信，她听后感动得开始哭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个民族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    从“行政院长”以下的每位高级官员，都明确而生硬的表示，同    中共不对话，不接触，不交流，不妥协，不秘密谅解，一心一意要做个国际孤儿。北京现在全力搞四个现代化，只要台湾的行动不出轨，北京大概不会主动地去干扰它。

【本刊讯】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刊物《时事解说》七月三日一期刊登宫冈千代道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稳步而顺利地研制人造卫星，明年可能发射载人卫星，已经拥有四种类型的导弹》，摘译如下：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仿佛象嘲笑在维也纳刚刚开始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似的，发射了人造卫星，同月二十五日响亮地发表了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而且发射的人造卫星从宇宙向全世界开始播发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    之后，在“四人帮”时代，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曾一度被攻击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是，据报道，截至现在，共成功地进行了八次发射实验，早则于明年，可能争取在苏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三个载人人造卫星发射国。    借此机会根据有限的资料，试谈一下中国的人造卫星情况。“第二炮兵”是导弹部队要谈人造卫星，大概无论如何必须接触到作为运载手段的导弹。因为没有导弹，人造卫星就不会升上宇宙空间。    我不清楚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研制导弹的。在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中有叫作“第二炮兵”的名称。据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导弹部队”。据传第二炮兵于一九六五年建立，是在苏联战略火箭部队设想的基础上创立的。由于当时已经到了拥有团或者师级的部队的规模，所以，可以认为最迟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已开始着手导弹的研究工作。    一九六○年，在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后，中国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这一荆棘丛生的道路。但是，幸亏这时中国已从苏联那里拿到了几种导弹以及设计图。    就这样，中国现在拥有四种类型的导弹：按苏制ＳＳ４导弹仿造的ＣＳＳ１（射程九百五十公里、发射重量二十七吨）、按苏制ＳＳ５仿造的ＣＳＳ２（射程二千四百公里、发射重量四十吨）、ＣＳＳ３（射程六千五百公里、发射重量不详）、现正专心研制的ＣＳＳＸ４（射程一万一千公里、发射重量不详）。其中，被用于发射人造卫星的导弹据认为主要是ＣＳＳ３。第一颗卫星一百七十公斤据中国公布，中国第一次发射的人造卫星的重量为一百七十公斤。这个数字暗示，它比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苏联的卫星重量还重一倍；中国早就拥有相当高度的技术。而且，据中国公布，第二次发射的科学卫星（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发射）的重量为二百二十一公斤，它再次赋予人们这样的印象：中国的卫星和导弹的技术提高了。在一九七○、一九七一年连续发射了人造卫星，但是，此后这项工作大概也受到了中国国内权力斗争的影响，暂时没有发射上去，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才终于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    与前次不同的是，卫星的轨道非常接近地球。这一点使人们大致看出，中国渐渐开始掌握发射侦察卫星的技术。据中国公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射的第四颗卫星，十二月二日地面回收取得成功。这好象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侦察卫星从高空拍照地上的情况，通过电波把这种情报送回地面，或者是采取把卫星本身进行地面回收的方法。如果中国能够把卫星平安地进行地面回收的话，就在实用侦察卫星方面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能够回收卫星，就也能够往发射的卫星里装载某种东西、在宇宙进行实验。西方观察家根据上述事实已经表明过这种看法：中国可能已经进行了卫星装载动物的实验。这种看法未必能够否定。已经发射了八次之多从那之后，像接踵似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射第五颗，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射第六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发射第七颗（十二月十日地面回收），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射第八颗。关于第七颗卫星，中国当局特意公布说，“准确地进行了地面回收”，由此看来，大概可以认为，从宇宙回收了什么东西。    中国的人造卫星的重量，开始时为一百七十公斤，当然每重复一次就会增加其重量，最近甚至到了有能力把重量一千二百至一千九百公斤的卫星发射向宇宙的阶段。还据说，中国目前正在研制中的ＣＳＳＸ４具有美国大力神式导弹的性能，可以预料，发射重量恐怕也接近二百吨，从这一点来看，发射象载人卫星那样重的卫星也自然是十分可能的。美国情报人士也透露，中国已经结束了动物实验（狗和鼠）。因此，自然可以推测，旨在发射载人卫星的数据可能也相当齐备了。去年访问过日本的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确实说过：“我们已经完成了发射载人卫星的技术。”并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也透露了被称为宇宙实验室的空中实验室计划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中国现在正推进“四个现代化”。发射卫星和核实验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证明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也兼有政治性表演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今后也将相当注重宇宙开发。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二日刊登该报负责采访台湾新闻的记者黛安·英发自台北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在对中国政策方面的微妙转变》，摘译如下：    几个月前，六名中国学生（全是三十好几、四十出头的人）来到美国西海岸一所大学。可以理解，他们在面临新的语言和新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生疏的外国环境。    比较有资格帮助这些学生解除这种困难的莫过于台湾的学生了，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大体上相同的文化背景；一批台湾学生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正是采取了这种合乎道理的行动。他们表示愿给予帮助，而且马上提供了课外辅导，提示在学校里和各方打交道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为他们驾车去超级市场。    这种友好往来顺利地进行着，直至一个过于急切的台湾学生在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上公布了全部情况。这种友好的气氛顿时冻结了。从那以后，中国学生努力同他们的台湾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井拒绝了乘他们的车子的建议。相反，这六个人联合买了一辆摩托车供外出使用。    这件事在台湾广为流传，在这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十分感兴趣对此进行谈论。这件事尽管结果是不幸的，但它表明台湾正在世界上同中国进行着悄悄的和谨慎的接触。而这一次是台湾采取主动，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变化。    目前两个中国类似的意外相遇在世界各地都有。台北当地的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台湾学者和大陆中国学者，在诸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讨论的情况。    双方的大学生在欧洲举办联合讨论会，据说，双方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相互问候，而且台湾记者同新华社记者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室亲切地交谈。    有些人士说，台湾当局对这类会晤表示默许——只要是非政治性的、是民间的和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发生的。台湾到国外去访问的人都奉命遵循蒋经国总统于去年六月宣布的指导方针：他们在这类意外相遇中“应持既不顺从、又不回避”，而是设法把他们的大陆同行“争取过来”的态度。政策的微妙变化并不意味着台湾准备同中国谈判————这里甚至仍忌讳这一话题，因为国民党人太不信任共产党人了。相反，它说明台湾正逐渐转向“和平竞争”——这是因台湾越来越相信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大陆的优越而产生的一种战略。因此，争取过来已不再带有鼓励中国代表投到台湾方面来的冷战意味，而更多地是企图使大陆中国相信，他们应认真考虑“台湾模式”。    台湾当局在官方接触和非官方接触之间划了明确的界线。官方接触是绝对避免的；因为台湾当局担心中国会操纵这类会晤，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但是，在非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台湾代表和中国代表交换看法，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一位台湾官员说：“在会议走廊上如果他们想和我们握手，我们将和他们握手，如果东道国安排我们同他们坐在同一个餐桌上，我们将和他们坐在一个餐桌上。”    自由委员会是受到台湾实业家支持、并得到政府批准而成立的一个非官方组织，它站在这一运动的最前列。它出钱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成立一个中国学生服务中心。据该委员会主席Ｃ·Ｓ    ·沈（他是一位公开鼓吹“和平竞争”政策者）说，中国学生服务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陆中国学生适应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沈先生解释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比美国人更好地帮助他们。”沈先生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