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撤销革命委员会说明中国形势安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将通过的七个法律草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国家职能和社会生活，具有历史意义；可以认为，中国正决心通过这些立法，不许退回到黑暗的时代去    【共同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记者：边见）题：走向完全废除革命委员会制度，中国争取在行政和社会生活上进行历史性变革    中国在十八日开始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将提出争取对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进行一大变革的措施。现已决定完全废除那种结构的一大支柱    ——迄今的革命委员会制度，由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制度以及首长制取而代之。会上还将同意工业、农业、建筑、运输、旅游和服务等各行业直接接受世界各国的投资，并且具体地规定同中国建立合办企业的条件、投资比例和手续等等，向西方资本打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窗口。    另外，不仅贯彻按法律判罪等原则，制定出把诬告罪和惩处反革命条例等写在内的现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且还决定按各地方选民人口总数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制定了采用提候选人制度的民主选举法。根据法律改革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时代延续下来的不民主的社会制度，为确立与现代化路线相适应的有秩序的内政而明确地建立起基本体制。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有影响成员十三日就这些法律草案的梗概作了长时间的介绍，共同社北京分社听取了这个介绍。提交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法律草案一共有七个，这就是：一、刑法；二、刑事诉讼法；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四、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法；六、人民法院组织法；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自全国解放以来大约相隔三十年之久，其中包括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时代的风暴在内，衡量国家体制的法律都将制定完备。    这七个法律预定在进行半年左右的宣传教育之后，到明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    废除革命委员会制度是根据“地方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加强行政而采取的措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委员，地方各级人民委员组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首长。比如：北京市恢复北京市市长的名称，山东省人民政府的首长称为山东省省长。过去的各地方党委是作为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机关而存在的，而事实上把“党”“政”加以严格区分，贯穿着一种合议制。实质上是恢复了文革前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可以说，撤销革命委员会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形势的安定。    另一方面，为中国与外国企业合营制定的法律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其对象不排除特定的外国，但是，只规定了如下的条件：“技术、设备都必须达到世界水平并符合我国的需要。”    还明确规定，当同对方外国企业合办事业时，不收进口税。这似将引起日美欧各国企业的强烈反响。投资比例也法制化了，明确规定外国企业“一般不得高于百分之四十九，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规定了中国投资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比例。    经过七次修改最后确定的刑法的刑罚规定共有九十条，大胆地提出了杀人、强奸、拐骗、重婚等一般刑事犯罪项目，并且予以与国际一般观念相一致的妥当的量刑。正因为是据说运用文化革命中无法治时代“血的教训”而制定的刑典，因而也立了根据诬告“罪”的大小而判徒刑的“诬告罪”。《刑法》还规定，为了依法定罪，防止“类推解释”，也有这样的规定：“关于刑法条文上没有规定，但与之相类似的犯罪行为，未经最高法院准许，不得类推。”（草案第八十六条）从整体来看，内容是极为民主的。    关于引人注目的反革命罪，在刑法总则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分则第一条中，提出了这样的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另外还有四五条处罚的规定。    也提出了比较稳妥的原则，例如，《刑法》明确规定，“企图颠覆政府，破坏国家的分子”，还有“同外国勾结伤害祖国的主权，损害领土完整的分子”，要判处十年至无期徒刑。特别是，最恶劣者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可判处死刑。    【共同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记者：边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七项法律草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国家职能和社会生活，具有历史意义。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陈逸松说，在制订这些草案的过程中，不是仅仅征求有关各部门的意见，而是征求了中国全国的意见，处理了二万八千封来信。看来，这些草案充分反映了民意。    文化革命期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临时权力机关”而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虽然改变了实质，但是过去“夺权”、“造反”的阴暗形象至今都很难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要采用办事顺利而民主的行政机关的人民委员会制度，与其说是恢复到文化革命以前，不如说是反映了向前看的热情：肃清文化革命残余，使符合现代化路线政治固定下来。明确党的领导同行政的区别和联系的人民委员会制度，似乎才象征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政治的稳定程度。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计划，是当局最急于制定的经济立法。这项大胆地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合办企业开辟道路的法律，是给在资金、技术水平上都有很多困难问题的中国经济注射西方先进企业的“强心针”。    可以认为也有这样一种考虑：在投资比例等方面要不忽视中国的自主性。通过合办事业，中国的经济环境似将受到明显的刺激，发生变化。    刑法草案在这一年期间经过多次反复热烈的争论后，前后作了七次修改，的确是努力的结晶。整个刑法是充分运用了研究西方刑典的成果和中国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对文化革命以来的情况的反省。中国刑法在解放后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六三年前后拟定了草案，但均未生效。这是三十年来初次尝试，是要完全摆脱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激烈动荡，以形成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面貌”的尝试。在草案制定出之前，一部分西方观察家曾经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写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这样一条罪行。但却只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一点，不妨可以说，这在考虑正在变化的价值体系的时候，实在是明智的。    采取了依法定罪、限制类推和暂时不再审理的原则，这不仅是司法的成果，而且是和政治现代化有联系的成果。也可以认为，中国正决心通过这些立法，不许退回到黑暗的时代去。

卡特说，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是执行一项加强美苏合作和了解的和平使命。美记者托马斯说，卡特启程时的讲话是低调的    【路透社维也纳六月十四日电】卡特总统今晚把他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举行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议说成是一次旨在加强美苏之间的合作和了解的和平使命。    卡特在到达维也纳机场后发表的一篇事先写好的讲话中说，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签字并不会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所有分歧，但是，将会减少核战争的危险。    【路透社维也纳六月十四日电】卡特总统今晚到达这里参加四年来的第一次美苏最高级会谈时说，他对欧洲的访问是为寻求一个比较安全的世界而执行的“和平使命”。    他说，他将在星期一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一起签署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会扩大合作的范围，减少发生核浩劫的危险”。    总统说，他同勃列日涅夫先生的四天会谈对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紧迫的关系。    卡特、他的妻子罗莎琳和十一岁的女儿艾米在离开华盛顿经过八个半小时飞行后到达时，在维也纳的施韦夏特机场，受到基希施莱格总统的欢迎。勃列日涅夫明天上午将从莫斯科飞抵这里。    卡特说，第二个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是限制和控制核武器竞赛的发展势头的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不过他警告说：“我们并不幻想这项协定会使世界摆脱危险，或消除我们两国间的一切分歧。”    卡特说，本周，“所有的人都将朝着安全和持久和平又接近一步”。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至少七个小时的会谈中将讨论裁军问题、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问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四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持谨慎态度的卡特总统今天飞往奥地利，以便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共同保证他们的国家将防止发生一场“某些人可能幸存下来，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取胜”的造成大破坏的核战争。    卡特启程时在白宫草坪发表了低调子的讲话，他说，“我是抱着希望而不是幻想前去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当然，我要尽最大的努力。”    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告别仪式上说，新条约“使我们加强了国家的安全和增加了缔造一个和平的未来的希望”。    卡特星期三在他启程前夕重温了一下关于苏联军事能力的最新材料。

【美联社吉隆坡六月十四日电】外交部长里陶丁星期四在国会说，侯赛因·奥恩已被邀请访问苏联，并已接受了邀请。    他在回答质询时说，马来西亚需要同俄国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以了解他们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政策和意图，不仅是对越南难民问题而且对所有双边和国际问题的政策和意图。    他说，访问苏联对于使马来西亚向俄国领导人说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和活动，也是重要的。

说苏除了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对别的具体成果都不抱多大希望。即使举行这次会晤，中东、非洲和南亚的形势也使得美苏关系过于紧张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十四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利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人看低调的最高级会晤》，摘译如下：    并无欢乐之感的克里姆林宫派遣勃列日涅夫到维也纳去参加最高级会晤，他口袋里装着一张“中国牌”，公文包里塞满了旨在严词教训美国政策的讲稿，但是除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外，对别的具体成果却不抱多大的希望。    如果没有这次最高级会晤（而且没有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美苏关系将会恶化。但是人们认为，即使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中东、非洲和南亚的形势也使得美苏关系过于紧张，因此这一关系顶多也不过有缓慢的回升而已。    据认为，勃列日涅夫先生公文包里面装的阐明立场的文件包括下列几点内容：    ——首先强调有必要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然后决定迅速着手进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其重点将是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包括美国部署在西欧的战斗武器。    ——发出新的呼吁，要美国同意苏联集团提出的建议，即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再举行一次会议。这一会议将讨论军备控制问题和东西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    ——可能要求恢复美苏两国关于减缓印度洋紧张局势的对话。    ——用严厉生硬的教训口吻指责美国在一些地方干的“蠢事”，包括中东（苏联人特别不喜欢埃以和约），非洲（苏联人反对新的津巴布韦罗得西亚政府），伊朗，邻近的阿富汗（这对苏联人有切身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各地。    ——要求华盛顿在目前的几次会谈中作出新的让步，这些会谈包括：减少中欧常规军事力量，限制反卫星武器，减少向第三国销售常规武器，以及禁止一切核试验。    勃列日涅夫先生还有他的一张“中国牌”——正好在这次最高级会晤之前，六月五日，莫斯科宣布同意与北京举行关于两国政府关系正常化的会谈。这里谁也不预料苏中关系会迅速解冻，但是外交官们认为，苏联人想要让卡特先生明白，他并不能带着中国人为所欲为。    苏联人希望美国参议院尽快地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然后再跟众议院一起降低美国对苏联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并给美苏贸易提供更多的政府信贷。    此间一致认为，如果参议院完全否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就会使缓和急剧变化。苏联人将指责美国没有诚意，在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其它范围广泛的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就会陷于停顿。    这里的专家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人之所以不指望在短期内从维也纳会谈中得到太多的东西，原因之一在于，莫斯科还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表明它愿意在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和其它会谈中作出妥协，尽管美国坚持认为，应该由莫斯科来走下一步。    预料苏联人将就中东问题给卡特上一堂大课。    莫斯科还准备否决根据新的和平条约使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来监督以色列撤出西奈。苏联人说，没有苏联的参与，以及没有巴勒斯坦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东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预料勃列日涅夫还将批评美国在非洲、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

说人们对美苏近二十次最高级会议所抱的期望都普遍落空，因而懂得不要对这种会议抱很大的希望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十四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第二次维也纳最高级会议》，摘译如下：    最高级会议过去往往被认为有可能是重要的事件，或者至少是苏美政治领导人可以在上面趾高气扬地行走的舞台。但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美近二十次最高级会议所抱的期望都普遍落空，这一经验使公众懂得不要对这种会议抱很大的期望。人们现在只不过要求两国首脑处理眼下的事情，不要使局势变得比以前更糟而已。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在维也纳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甚至没有达到最低限度的目标。苏联方面产生了这样一种明显的看法，即美国是可以加以摆布的，而美国方面的看法却是，必须消除苏联人的上述看法。从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两国的看法都没有超出第一次维也纳最高级会议的范围。苏联人看来仍然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来取得优势。美国人看来仍然怀疑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使克里姆林宫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九六一年举行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议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明天开始的最高级会议。    不幸的是，卡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个问题就是信用问题。不过很明显，许多美国人在他启程去同俄国人会晤时是感到不安的。参议员杰克逊提出的“绥靖”警告只是突出说明了这一点而已。    这次最高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论是卡特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肯定是否能长期执政而可以指导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他们在巩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成果方面，都有着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这就意味着不仅要签署一项条约，而且还要同意保持一种将有助于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得到批准的政治环境。毫无疑问，这就要求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就批准协议进行辩论期间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不论引诱它采取相反的行动的诱惑是什么。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五月五日刊登穆门戴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如果没有辛勤劳动的母亲们，母亲俄国会是什么样子？》，摘译如下：    苏联三十岁至五十岁的妇女中百分之九十都工作。苏联百分之五十一就业的人是妇女。但最近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了。认为妇女们的双重负担太重了；这也是苏联出生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报界一再告急说，发展趋势很明显的是每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只是在亚洲部分的加盟共和国里，还通常有许多孩子。经济计划家们和政治家都感到担忧。政府的报纸《消息报》说，“要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事”，这关系着“民族的命运”。    人们担心缺少劳动力和居民的年龄过大。人们甚至承认，共产主义以前忽视了家庭。日托的幼儿园也不再被看成是灵丹妙药。《真理报》写道：“任何专门的教育都不能代替孩子的家庭。”    国家需要妇女的劳动力。因此，讨论主要旨在减轻她们的生活负担。此外，对于母亲们来说，有职业仍被说成是理想的状况，“是发展其个性的前提”。《真理报》写道：“如果职业同对若干孩子的教育不相容的话，那么许多妇女都不愿再生第二个孩子。”    然而，对于大多数苏联妇女来说，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发展个性的需要。一个女教师对我说：“很简单，大部分妇女工作，是因为男人一个人几乎养活不了全家。”苏联工人平均工资是一百六十卢布。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少一些；一个教师或一个年轻的医生挣一百二十卢布，女售货员挣七十至九十卢布——一双女人靴子的价钱。“职业使家庭遭殃”这位年轻妇女说：“当年轻的姑娘时，梦想当一个医生或教师。今天我们工作是不得已。职业使我们和我们的家庭遭殃。”    一个机关女职员描写了一个“典型的”苏联母亲一天的生活：“早晨七点钟她们坐着挤满人的公共汽车把孩子拖到幼儿园。接着乘一个小时地下铁去上班。在办公室想的不是工作，而是孩子：小的孩子经常生病；一生病幼儿园就把孩子送回家。这时就要请假，一周工资照发——以后怎么办呢？    如果孩子上学了，从中午起就一个人呆在家里。每半个钟头他妈妈打一次电话：孩子做了什么坏事没有？事先做好的饭是否热了？功课是否做完了？孩子本身也有许多问题——通过电话进行教育。    中午休息时，人们急着去买东西，因为晚上商店里就没东西卖了。在城里新的区里往往每两万名居民才有一个商店。在办公时间如果有一个人跑到办公室里喊：“在路口卖橙子”，或“卖肉的那儿有肉肠”，接着就会有一个人去排队占位置，其他的人过一会儿也去了。而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下班后人们又挤进地铁。如果能找到一个座位，就睡一觉或看报。在家里他们匆忙地烧饭洗衣服。孩子要他们给念故事，帮助做作业。父母亲再没有精力了，常常说：“等你长大了，你就懂得了……”    苏联报刊毫不隐瞒有职业的妇女的困难。也不隐瞒日用品供应紧张、缺少上等家庭用具，缺少服务性企业和幼儿园等，都增加了妇女们的双重负担。结过婚的年轻人最感困难的是住房紧张。尽管在建造住房上做了很大努力，但一般要等上三年、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有自己的住房。    许多年轻夫妇不得不暂时仍然住在男女分开的宿舍里，一问屋住两三个人。经济刊物《经济问题》一九七六年曾写道：在基辅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新婚夫妇有一套住宅，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在父母的一套住房里有一间房子。在莫斯科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居民（一百九十万人）几家合住一套“地方住宅”。    苏联朋友偶而谈起这个问题时承认，长时间地同外人住在窄小的空间里，甚至夜里任何一点响声也会被听见，这对于婚姻幸福来说是多么大的精神负担啊。    无怪生第一个孩子就常常是很难做出的决定。可是避孕药只是偶而有；大多数妇女靠到国家医院去免费打胎，许多人做过十次以上手术。    国家修建了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共有一千一百万个床位，但这远远不够。工会的报纸《劳动报》说，新建的计划“年复一年都没有完成”。    苏联社会学家指出，苏联妇女每周要花三十个小时来搞家务，每星期只有不到二点八小时的时间照顾孩子。一九二三年她们还有六点五小时的时间教育孩子。（上）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六月十四日电】苏联和印度今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说，印度总理的访问，表明了苏印两国扩大经济和科学合作的愿望。该声明是在今天德赛离开苏联以后发表的。    声明也谈到了国际问题，包括东南亚的紧张局势。    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中国，不管是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还是中国进攻越南，都没有进行直接的评论。    声明只是说，苏印双方对这个地区“仍然复杂”的形势表示担    心。

据向大赦国际提交的一个报告说，从规模和考虑的周密程度来说，河内的这场运动是近年来迫害少数民族最恶劣的事例之一；它同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帕克斯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河内加紧驱逐华人，据传建立了集中营》，摘译如下：    越南正在加紧努力把它的两百万华人几乎是全部赶走，从而迫使每天有数百人从海上外逃，否则的话，就要被送到集中营去。    在这种驱赶运动中，迄今已有三十七万五千多华人被驱逐，其中包括二十二万逃到中国去的华人。根据越南当前的政策，到今年年底可能还要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华人被迫离    境。    抵达这里和马来西亚以及泰国难民营的难民说，越南公安官员对他们说，在越南工作的所有华人都要被解除职务，剥夺他们的财产并在今后二年内被驱逐出境。    提出抗议或者拒绝离境的人被投入难民们所说的集中营，或者送到偏僻的地势崎岖的地区，去从事强制劳动。    难民们关于华人受到更厉害的压迫，并且强迫他们离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叙述，前后十分一致，以致使人不再怀疑，河内已经展开了一场驱逐其华人少数民族的运动。    向大赦国际提交的一个新的报告预言，“从规模和考虑的周密程度来说，河内的这场运动大概将是近年来迫害少数民族最恶劣的事例之一。”    “拿它同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开头一些行动相比拟，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最近逃离越南的难民中华人占的比例很大——目前超过了三分之二，而华人在越南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人们认为，这就证明了河内在推行什么政策。    华人是在越南政府的公开鼓励和支持下离开越南的，而越南血统的人却必须策划秘密逃跑——除非他们成功地化装成华人。    虽然大多数华人难民仍来自南越，但是现在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难民是从北越抵达这里的。    据最近逃出来的难民说，事实上，河内正在有组织地迫使越南的华人离境，这批难民详细讲述越方如何解除他们的职务，或如何迫使他们关门歇业。扬言要把他们送到丛林的拘留营去，接着警方的特务不断登门催逼，直到他们同意离开为止。    这些难民说，现在甚至连有权声称已经同化了的人也没有被放过。    海防的一名曾在俄国留学的三十一岁的工程师，入党已有四年。两个月以前他被叫去问道，“你的外婆不是华人吗？”越南方面承认，他始终是一位忠实的公民，但是，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必须要离开——或者到某一个新经济区去，或者到国外去。    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位前越共宣传负责人，由于他的祖先是华人而同样被通知离开。    在海防，越南邮局工作人员阮文智由于他的妻子是华人而被告知：“要么和她离婚，要么你和她一起走。”    据这些难民说，去年，当越南同北京的关系严重恶化时，华人被从所有敏感的工作岗位上撤掉，接着禁止他们干其他十五种工作。    二月份，在同中国的历时一个月的边界战争开始后，政府就开始把北方各个城市和重要省城里的华人往外赶，甚至把历来是华人居住的农村和渔村拆散。    难民们说，在南方，把胡志明市和其他城市里的华人迁往新经济区的行动已经加速步伐。    在北方，华人为了能够出境得付大约一千美元（儿童减半），但是在南方，一个三口成人和三个孩子的家庭所花的钱，却高达一万二千美元——全部付的是黄金。    马来西亚难民营的一位前南越政府经济学家说：“这笔钱大多数都流进了国库——总而言之，这是确保华人部分财产留在越南的一种有效办法。”    在胡志明市，已建立了一个下设几个办事处的机构，来处理想离境的华人的申请书，而越南人为了弄到冒充华人的身份证，得贿赂一千五百美元，然后才能列入离境人名单。    在北方，组织工作是比较随便的。警方曾对这里的一个难民说：“到海防去，你就能找到离境的办法。”    据抵达泰国的难民说，越南最近已把它的政策推广到被它控制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已开始迫使华人离境。一九七○年柬埔寨大约有四十七万五千名华人，其中包括首都金边的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现在究竟活下来了多少人却不得而知。    老挝的华人要少得多，只有六万人，集中在万象和琅勃拉邦这两大城市。据老挝逃出来的华人说，现在除了中老边界一带住有几百名华人外，几乎没有华人了。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月三日刊登伊·沃德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越南难民可能激增到一千万人》，摘译如下：    联合国难民专家有具体证据证明，在越南难民外流的浪潮中，还将有几百万人要逃离他们的家园。    经过修正的数字是大约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在马来西亚的联合国官员已有文件证明，越南难民外流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前不久，乘小船在马来西亚登岸的难民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中国血统的人。但从四月初起，涌到马来西亚东北部海岸的中国血统的人同纯越南血统的人的比例已经拉平了。    在马来西亚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官员估计，在今后六个月内，每月在马来西亚海岸登陆的越南人将有一万五千至一万七千人。    现在看来，不仅是华人，而且，在越南主要城市地区的所有中产阶级都可能成为难民。经过修正的这类人的数目是五百万至一千万。    由于目前和今后六个月的风向有利于来香港的航行，因此，乘船到香港来的大部分难民是从北越来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很可能也使得越南难民的数字激增。越南遭到了洪水的蹂躏，并且令人可悲地感到他们缺乏经济管理能力。今年，越南很可能面临严重粮荒。此外，越南有大批驻扎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队要维持。    观察家们认为，随着其他亚洲国家采取行动制止日益增加的难民，难民将集中地涌入香港。

【路透社伦敦六月十三日电】香港总督麦理浩今天到达这里，同英国政府就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日益严重的越南难民问题进行紧急磋商。他预定将同首相玛·撒切尔、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和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讨论这一问题，然后去华盛顿和日内瓦。    麦理浩总督今天在抵达时对记者们说，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越南难民外流，难民问题可能会变为一场大悲剧。

由于大米和小麦的增产，印度的人民已不再挨饿。可是，据说因蛋白质不足而导致营养不良或营养失调的人，占整个人口的将近一半。    欣德斯坦抗生素制药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了增加穷人的营养，正准备利用发酵罐制造蛋白质。发射广播卫星通过声音宣传控制人口——记者：长泽光男    对于印度来说，最头痛的是人口的剧增和伴随而来的失业者的增加。六亿五千万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现在，失业者约达二千万。而且，在印度，每年都要增加到达就业年龄的失业预备军五百万人。    即使想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增加馅饼的生产，但是，如果需要吃到馅饼的人数年年增加下去，那么，不管再过多久也难以富足起来。    “所以，我们才大力从事宇宙的开发工作。”“人造卫星，对于印度的发展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也可以为分布在辽阔国土上的地方上的人们服务。也就是，对于印度来说，它是合适的技术。”达万博士这样说。    明年，将使用欧洲航天机构的阿里亚内式火箭把通讯卫星“阿普尔号”射入静止轨道；到一九八一年，将请美国协助发射用于通讯、电视广播、气象观测等的多用途同步卫星第１号。    达万博士说：“通过这种卫星，将使人们能够在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村庄看到电视。而且，首先播送的将是有关节育计划的节目”。向沙石要电——记者：长泽光男    在加尔各答，“停电”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号称八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到夜间就“半身不遂”了。有的市区灯火通明，而与其相邻的市区却一片漆黑。虽然明亮的市区和黑暗的市区时而交替，但是，何时来电，何时停电，却谁也不知道。在杂乱无章的小店铺里点着蜡烛，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使用手电筒。    加尔各答市内，已建设得象欧美和日本那样现代化。既有钢筋结构的高层大楼，也有在印度独一无二的电车，兴建地铁的工程也在进行。    恐怕正是这种现代化，才使电力的需要量增加，导致供不应求的吧！    生活水平越是提高，电力的用途就必定越广。在印度，一九五○年的发电量曾为五十一亿千瓦时，而在一九七八年达到了九百八十五亿千瓦时，电力消费扩大了将近二十倍。    今后，如果印度人仍继续谋求提高生活水平，电力的需要量也势必继续猛增。    怎样才能满足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呢？    位于孟买郊区的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的Ｐ·Ｎ·克里希纳穆尔蒂理事说：“最有效的手段，不言而喻，就是原子能发电。”    印度比日本早八年，于一九四八年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目前，已有四座原子能发电站在运转，还有四座发电站正在建设。    印度的国土之广，相当于日本的十倍，而且，煤炭的蕴藏量也极其丰富。可是，要把煤炭从产地运出来，距离很远，需要巨额的费用。    “与此相比，还是烧钍省钱。”在马德拉斯郊外的卡尔帕卡姆原子反应堆研究中心，主任物理学家Ｇ·文卡塔拉曼博士这样说。一吨钍可以产生相当于三百万吨煤的热量。    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海岸的沙石里含有这种钍。这里的沙石，可以说是多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印度是世界最大的产钍国。    这种钍不经加工是变不成核燃料的。但是，把它放进原子反应堆，用中子撞击后，就可变成铀２３３这种核燃料。这位博士说：“我们在建设的是世界上第一座一边发电一边把钍变成核燃料的原子反应堆。”（下）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分十期连载该社记者访华团今春访问我国后写的长篇通讯《三十岁的中国》的第三部分，题为《向二十一世纪迈进》，摘译如下：孩子们    ——越来越“溺爱”——记者：荒井利明    在父母们穿着色调暗淡的人民装“穷对付”的时候，孩子们的服装却是红的、黄的……，的确是色彩缤纷。一谈起孩子来，个个笑盈满面。令人感到孩子到底是掌上明珠。甚至令人感到，中国人对孩子是否有点太娇惯了。    再加上节制生育，随着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的增多，“溺爱”的倾向似乎越来越明显。终于，中国的报纸最近也对父母们发出了警告：“只顾让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尽可能给他们以舒适的环境和条件”，这只能把孩子惯坏。    就是说，“疼爱孩子就要让他出去磨练”，总之，中国的孩子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豆腐孩子不行，非练就钢筋铁骨不可。从小时候起就要向他们灌输爱国和为人民服务并且要尊敬党和领导人的思想。    全中国的孩子们的一致口号是“向雷锋同志学习”。    由于这种“革命教育”，在中国，绝对遇不到“长大赚钱”这种财迷心窍的孩子。    在十五个孩子中，有两个人说要当科学技术工作者，另一个说“想当老师”。这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技术人员或者行政干部，就是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说这是受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影响，但如果考虑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而挨整的情况，就令人感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不，我们还碰见过想得更“海阔天空”的孩子。地点当然是在一切都开放的上海。在下榻的锦江饭店附近，问问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回答几乎全是“想当科学家”，“想研究电子计算机”。这些孩子似乎是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最荣耀的职业。这就是现代化吗？    如果说，孩子们头脑中描绘的理想是反映时代价值观的镜子，那么，即使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多，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随着中国社会向国际化和情报化方面进展，以及想要了解外国人的生活状况，孩子们的“理想世界”也肯定将多样化。新人冲击——记者：本池滋夫    卢新华（二十五岁），是一位因写短篇小说《伤痕》而一举扬名的很有声望的学生作家。    去年四月下旬，小卢把写好的作品贴在校内“学生墙”上。大家纷纷议论，此事便立即在校内传开了。三个月后的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刊登了这篇小说，于是，《伤痕》便立即引起了全国性的议论，小卢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了有声望的年轻作家。    这部作品总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通篇都淋漓尽致地表露了个人感情，这在过去的正式小说中是想象不到的。女主人公和她在下放地点结识的青年之间的爱情，也没有给它加上什么政治意义，只是朴素地作为年轻人之间的恋爱而加以描写的。    总之，坦率地表达了一个人怀念骨肉亲人和由于爱情的苦恼而造成伤痕的感情，这一点肯定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共鸣。商业精神复活——记者：清水嘉健中国供外国人使用的旅馆，房租、饭费等费用涨势惊人。确信“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里没有通货膨胀”才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只得目瞪口呆。涨价两倍以上是常有的事比如位于中国繁华街道上的总是住满外国客人的北京饭店，这里的双人房间最近一举提价百分之四十，由一宿五十元涨到七十元。    这只是住宿的费用。如果住宿费用涨价的话，那么，一般的友好观光团的旅居费用也将涨价。    今年四月，中国国际旅行社已通知日本旅游业人士，“一天的旅居费用（包括住宿和两顿饭、汽车、翻译）一律平均提价百分之五十”。想到这些就觉得涨价太猛了。    对外国人刮起的这一连串的涨价旋风，是来自现在中国“必须增加外汇，哪怕是一美元……”这种严重的“家庭情况”的。不过，即便如此，在因竞争而互相倾轧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的人们看来，这种甚至可以说是走极端的大幅度涨价是令人吃惊的。“符合国际水平”曾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某研究员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位研究员毫不迟疑地充满自信地答道：“从国际上看，中国的商品、产品的价格也是便宜的。供外国人使用的旅馆的宿费，是对照国际价格标准改变的。”    仅就旅馆费用而言，房间的大小、设备以及服务态度、方便程度、环境优劣等这些实质内容理应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但是，使人感到几乎没有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而且，“在自由经济国家，价格一举上涨到两倍的事，大概是不会有的。”即便这样说，似乎还是完全难于理解这种不自然的现象。    曾听说过，包括苏联在内，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供应者一方处于强者的地位，卖方非常不客气。比如，当你一走进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店时，响彻店内的叱咤声达到使人退缩的程度。    商店内被下午来买东西的顾客弄得乱七八糟，中年清扫员一边驱赶顾客一边在打扫。在“顾客似神仙”的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看到这种光景。（一）

【美联社纽约六月七日电】（记者：坎贝尔）本月份在密西西比州，美国将要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芭蕾舞比赛，将有十五个国家的七十名年轻比赛者参加。    奖金总额为五万二千五百美元。金质奖章将分别授予年龄从十三到十七岁的少年男女演员和年龄从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成年男女演员。对金质奖章获得者，还给予七千五百美元的现款，银质奖章获得者给予五千美元，铜质奖章获得者给予一千五百美元。其它的奖金将授予那些舞伴，舞蹈动作设计，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这些都由来自十四个国家的十四个评判员来确定。    莫斯科大剧院的负责人也将出席。    参加比赛的舞蹈家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芭蕾舞团的成员，他们来自埃及、墨西哥、法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美国、丹麦、澳大利亚、波兰、意大利、乌拉圭、委内瑞拉、比利时和秘鲁。    六月二十日将举行第一轮比赛，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最后一轮比赛。

【合众国际社北京六月七日电】「过得非常快活！」澳大利亚青年交响乐团星期三晚上，在挤满了两千观众的红塔礼堂第一次演出时在观众的要求下，又重新演奏了三次。陈慕华副总理说，这次演出和过几天在中国的巡回演出「一定会增进中国和澳大利亚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七十四人组成的乐队在指挥约翰·霍普金斯的指挥下，演奏了澳大利亚的作品，欧洲的作品和三首中国作品。    霍普金斯告诉陈，他的这群年龄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的年轻音乐家们，听到观众的热烈掌声，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他说：「他们在这儿过得非常快活。」    演出的节目有澳大利亚作曲家斯卡尔索普的《星星转移》，莫扎特的《魔笛》序曲，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德佛亚克的第八交响曲。    应观众要求，又演奏三次的时候，两个敲奏打击乐器的中国人，加入了乐队，共同演出，其中包括中国的乐曲《春节序曲》。

【美联社洛杉矶六月十二日电】在数以百计的影片中成为坚强的美国人的象征的老牌硬汉演员韦恩，星期一傍晚因癌病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他在生命的最后数月中，一直与癌病战斗。    「乌克拉」医疗中心负责人贝·斯特罗姆说，韦恩逝世时，他的七名子女，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在他身边。去世前的二十四小时中，他已陷于昏迷。韦恩于今年五月入院，接受他今年第二次的癌症手术，医治肠癌。韦恩在他的五十年电影生涯中，击败了无数的坏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也屡次击退最致命的敌人——癌症，他屡战屡胜，只有这次失败。韦恩曾于一九六四年接受手术，割除了患癌的左肺。    十五年之后，他又与癌症第二次搏斗，接受了一次胆囊手术。他于今年一月十日进入乌克拉医学中心，两天后，他接受了一次九小时半手术，割去了胃，因为胃部被发现长了一个毒瘤。在以电影放映者年度测验纪录为基础的完整卖座汇编中，他始终稳居首位。据估计，他的二百部影片赚到七亿美元以上。（转载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纽约六月十一日电】（记者：沙纳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今天说，中国是“一个顽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美国在跟它打交道时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位爱达荷州民主党人弗兰克·丘奇说，采取这种态度在同新承认的北京政权打交道时将会加强美国的政策，并且将会“改进我们的贸易和加强我们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丘奇四月份访问过中国。他说，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感兴趣，但是，不愿意帮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政治努力。    他在一家法律杂志举行的关于如何同中国做生意的讨论会上说：“我离开中国时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顽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国是以一种非常精明而讲实际的现实主义方式来处理同美国的关系的。    “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帮助达到美国在世界范围的目的有丝毫的兴趣。”    他对一百二十名听众发表演说时说，邓拒绝让美国在中国建立基地以监听苏联的武器活动情况。这种基地本来是能够代替在伊朗失去的那些监听站的。    他说，这位副总理建议说，如果美国为这些监听站提供技术，让中国人管理监听站，那么，北京“可以”同华盛顿一起“共同使用”情报。    他说，邓对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表示不满，并且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样式”的行动，“那将是不能容忍的”。他提到美国舰队和台湾舰队的联合演习。    这位参议员又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海军后来两次要求进行这样的演习，但是白宫都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