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北京六月五日电】（记者：边见）题：北京的看法，开始探索中苏同盟条约废除以后的两国关系    关于苏联外交部四日给中国的备忘录，北京的西方外交观察家大体上一致认为：「中苏会谈实现的可能性空前增大了。中国方面如果不接受，在对苏外交关系上将处于困境。」    北京的观察家认为，使中越关系纠缠不清的时候，冷静的中苏关系和中越之间的形势未必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就是说，有迹象表明，中国内心深深意识到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媒介的美苏关系，感觉到可以把中苏会谈当作一张开展对美外交乃至对日本、欧洲等第二世界外交的「王牌」来利用。因此，实现中苏会谈的趋势显然不具有向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阔步前进的性质。中国在向各国呼吁结成广泛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同时接近苏联，可能会在大力接近中国的美国和西方第二世界中无谓地播下「疑心的种籽」。    可以认为，中国虽然暗示有可能在同第三国外交的背景下使中苏关系正常化，从而也有可能使国际条件有利于中国，然而，当前主要是要建立一个使得中苏关系从过度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尽管是最低限度的）的环境，以求能够安定地进行国内的现代化。    【南通社北京六月五日电】中国新闻界发言人说，目前这里正在研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给中国驻莫斯科代办的备忘录中，提出苏联方面愿开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谈判的建议。    北京的观察家特别注意苏联建议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改善，应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和两国达成的「不承认任何人追求特殊权利或霸权」的协议基础上。这里的人们认为，北京将对苏联的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    【路透社北京六月五日电】（记者：麦肯齐）苏联人士今天说，苏联已向中国建议，两国代表在七、八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开始讨论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    这项建议是对中国今年五月初交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份备忘录的答复。该备忘录说，中国随时准备开始谈判。    西方外交界人士今天在北京说，苏联报纸对中国的攻击近日来明显地减少了。苏联官方报纸的大部分攻击性内容都局限于转载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消息。

【南通社北京六月六日电】题：恢复名誉    毛泽东主席的遗孀贺子珍第一次在中国公众中出现。她同包括刘少奇的遗孀在内的另外一百零八名恢复了名誉的人士一起，当选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新的成员。    在一百多名恢复了名誉的人当中，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章龙的名字。他的名字总是同“党内第四次路线斗争”联在一起。一九三一年罗被谴责为“右倾”、“分裂中央”和“另立中央”。    给他恢复名誉，以及报纸对陈独秀的正面报道，都说明在逐步地放弃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众所周知的评价，说明对过去进行的派别斗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她的兄弟王光英。    当选者中还有文化革命前的许多政界人士：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府副总理陆定一，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和其他许多人。杨现在是高级党校的顾问。    在文化革命期间或文化革命以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由于“右倾”、“叛徒”、“反革命活动”等而受到指责和被撤职。    现在，特别是在去年十二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指责当作诬蔑不实之词而被抛弃。    【合众国际社北京六月六日电】中国今天加强了其统一战线组织，增加了一百零九位恢复了名誉的人民委员。这些人中有前副总理、“长征”老干部，也有艺术家。    新华通讯社说，这次选举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举行的。    政治上复起的人中包括前副总理和党的宣传首脑陆定一，前国家元首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长征”将军何柱国，艺术家丁玲和张权。

【路透社伦敦六月七日电】英国今天呼吁中国支持它最近关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迫切的越南难民问题的建议。    英国官员说，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是在这里会见中国大使柯华时，表示希望得到北京的支持的。    他们还讨论了英中关系，中国向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的移民问题，以及预定的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对英国的访问。

说苏中进行认真和积极的对话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过程的发展并使其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七日电】题：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结果    六月七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讨论了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访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结果。    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完全赞同代表团的活动，并对访问结果表示深为满意。    经过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和匈牙利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加强和发展了苏共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苏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和卓有成效的联系。在布达佩斯通过的联合声明乃是进一步加深苏匈在各个最重要领域的合作的内容丰富的纲领。这个纲领的重要部分是苏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积极参加经互会成员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集体工作。    极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决心继续尽一切努力在欧洲大陆扩大信任程度和实现军事缓和，以及为此召开有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全欧政治会议。参加华沙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期待所有有关国家对这一建议作出建设性反应。    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满意地指出，匈牙利赞同苏联关于同中国谈判的原则立场。苏中进行认真的和积极的对话将会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过程的发展并使其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当然，为此也需要中国方面对举行谈判采取建设性态度。

【法新社科伦坡六月七日电】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第一次全体工作会议今天晚上只开了一小时，代表们将把今晚绝大部分时间用来私下磋商柬埔寨和埃及问题。    协调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并选举了各种官员。斯里兰卡当选为主席，古巴、利比里亚和南斯拉夫当选为副主席，选举印度尼西亚为大会起草报告。    赞比亚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圭亚那当选为副主席。牙买加和尼日利亚分别当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根据今天通过的议程，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将研究不结盟的政策以及进一步加强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摆脱大国或集团的争夺和影响的一个独立因素的作用。    会议在研究国际政治局势时将特别研究南非、西撒哈拉一中东的局势、巴勒斯坦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    他们还将讨论九月份在哈瓦那召开第六次最高级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举行的谈判情况。    【美联社科伦坡六月七日电】（记者：吉恩·克雷默）不结盟国家外长于今天开始举行早就计划要举行的政策会议，比预定计划晚了二十四小时，会议公开宣告，谁代表柬埔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得无法处理的问题。    接着，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举行秘密会议，据与会者说，很快会上就出现了谩骂，亲苏的阿富汗政府骂它的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埃及也互相对骂。    东道国斯里兰卡外长哈米德在第一次全会上致开幕词。    他说，关于柬埔寨代表权问题，在继续进行的幕后“磋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论是这一问题还是与柬埔寨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都不要在全体会议上或任何一个委员会中提出来。”    哈米德说：“现在我们必须着手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损失了二十四个小时。”他说，这次会议将从一些争论较小的问题开始。    被赶出金边的波尔布特政权的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仍坐在柬埔寨的席位上。    印度尼西亚人士说，带头支持让波尔布特政权继续留在不结盟运动内的国家是东盟成员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与会者说，一开秘密会议，部长们就通过了会议议程，但是在几个问题上不无激烈争执。亲苏联的阿富汗代表贾利利对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作为不结盟运动新成员国的候选资格提出了异议。    代表们说，接着会议对协调局的权限进行了辩论，一些国家说，它们永远不会听从协调局的专断决定。    大会的组织者说，出席科伦坡会议的有九十六个代表团——包括一些来宾。

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特递交的密信是五角大楼的一颗反对核条约的弹头，如参院反对条约的人得到这封密信的抄本，这颗弹头就会爆炸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三日刊登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的一篇报道，题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抨击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摘译如下：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一份书面秘密警告，说明除非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含糊不清的地方”去掉，否则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至少是表明军方可能反对这项条约。    四军参谋长和他们的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空军上将在参院为批准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举行的意见听取会上作证时非常可能赞同这项条约，不管他们是怎样的毫无热情。到那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位成员都将是由于卡特的任命才获得职务的。卡特已多次表示过，他拒绝接受五角大楼军人中同他自己的见解有冲突的独立见解。    尽管如此，由国防部长布朗在三月十二日转交给卡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密函是五角大楼的一颗反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弹头。如果参院对新条约提出过批评的人得到这封信的抄本，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在早些时候的许多通信的抄本，那么这颗弹头就会爆炸。    今年春天陆军参谋长这个最高职务出缺时，卡特不但否定了陆军最高司令官的决定，也否定了布朗部长本人的决定。经过个人谈话，卡特拒绝任命约翰·维齐将军，他是驻朝鲜部队的司令，曾公开批评过卡特撤走部队。卡特越过十七名高级将领起用爱德华·迈耶中将来填补六月二十二日将出现的空缺，因为他更可能同白宫合作。    所以，卡特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人员不会发起坚决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运动：他们是琼斯、迈耶、海军的海沃德将军，空军的艾伦将军和海军陆战队巴罗将军。但是参院提出批评的人认为，三月十二日的信和给卡特和布朗的所有其他私人信件暴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真正的担心。    这封信以十分尊重的语气，对复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五个不同部分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并且以难以接受的《含糊之处》为总标题谈了这些问题。简洁地说，这些参谋长：    ——警告说，美国监视和核查苏联遵守条约情况的能力根本不能保证，即使可以同土耳其作出代替在伊朗失去的监视基地的安排，依赖外国帮助的这种“脆弱性”也是危险的。    ——暗示莫斯科将会坚持，限制陆地发射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射程的议定书必须在一九八一年到期以后加以延长。这个问题反映了参谋长们担心，苏联的宣传机构会在全世界大叫大嚷，反对让议定书到期失效，而如果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可能会以“废除”条约相威胁。    ——警告说，如果总统不全力支持给新的ＭＸ导弹提供资金，同时立即决定批准为这种导弹修建一种机动的基地系统，苏联对美国陆基导弹的威胁不久就会危及到这个国家的安全。    ——指出，按照被称为“不可回避”的条款，美国是否可以帮助欧洲盟国制造巡航导弹这一点，就草件看，条约和议定书可以让人们作出各种危险的、互相矛盾的解释。    三月十二日的信同以前给总统的信一样，大部分内容是讲苏联欺骗行为的。参谋长们对条约最新文本不满意，因为这个文本使苏联人有权把核查遵守条约情况所需要的导弹试验资料编成密码——或者不让美国监听站收到。这封信还再次讲到参谋长们长时期来一直对条约不满的问题之一：没有把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算作战略武器，而这种轰炸机是洲际航程飞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六日电】（记者：埃尔默·拉米）参院的多数人今天认为，没有参院的批准，总统不能单独结束共同防御条约。联邦法官拒绝对这个争论作出裁决。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提出的修正案说，“参院的意见是”，结束一项条约需要有参院的批准。这项修正案以五十九票对三十五票获得通过。    参院的表决对总统单方面结束条约的权利表示了异议，在此之前不久，美国华盛顿州地方法院法官奥利弗·加希曾拒绝管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其他二十四位保守派人士的控诉。他们对卡特决定结束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提出了异议。    加希说，他认为这件事情不应由法院管理，除非国会实际上已表决宣布卡特的行动无效。    宪法规定批准条约要有参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对于如何结束条约却没有规定。    这次表决是初步的，连伯德也承认，如果获得最后通过，这个表决也不会对总统有约束力。    哈里·伯德在回答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的问题时说：“如果总统愿意，他可以不理睬这个表决。”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六日电】美国今天命令所有在美国登记的ＤＣ—１０飞机无限期地停止飞行，并说，它打算把这一命令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从外国飞到美国来的这种飞机。    联邦航空局负责人兰霍恩·邦德对记者说：“我们预料会颁布一项将禁止所有的ＤＣ—１０飞机在美国上空飞行的条例。”他拒绝说，将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给ＤＣ—１０飞机重新发飞行合格证。

专业人员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专业问题上隔阂也存在。华沙的一位居民（其妻子是搞社会学的）说：“波兰的社会学家不想到莫斯科去，因为苏联的社会学家们害怕同他们谈话。”    到东欧旅行的苏联人显然是受到苏联保安人员的严密监视，就好象他们是处在敌人的阵营中一样。一位波兰官员感到惊讶的是，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公寓里设宴招待随同一个团体来访问华沙的四名苏联熟人时，该团体领导人从旅馆打来电话，对这位主人念了这四个人的名字，并要求他证实，他们是否在场，这显然是为了要弄清楚，他们是否在他们说过要去的地方。    这种紧张关系使苏联东欧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成了空洞的一致。    不允许批评苏联但是，不准批评苏联的禁令是这么严，以致驻莫斯科的某些东欧记者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的编辑发生了争论，要求有较大的自由可以报道苏联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然而，东欧并不能完全不受苏联的影响。尽管不喜欢苏联的东西，但是，有抱负的人还是热望到那里去学习的，或者是接受在国内不能受到的技术培训，或者是去受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对于提高党的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和在克里米亚度假，对某些行业的成年人也是相当合适的，诸如报纸的主编们，他们可以短期地进修宣传方面的课程，并同苏联的同行们友好相处。这样，俄国人给东欧社会的上层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造成一个符合苏联思想的权贵集团，一个本能地知道什么话听起来会不顺莫斯科的耳朵的权贵集团。    波兰作家基约夫斯基说：“要获得成功，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必须在莫斯科学习。如同一个年青的神父在罗马学习一样。”入党是爬到上层的关键对所有东欧人来说，当党员是得到晋升而进入大多数社会福利和政治部门的上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身份，这同苏联的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对党的钦佩看来并没有深入这些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中，正如多数人俄语讲得不好一样，尽管除罗马尼亚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规定学校教俄语。    苏联式的党的生活和纪律也一直没有很好地被接受过去，似乎那一套是移植到别的机体上的古怪的附器一样。    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期望几乎所有的年青人都加入共青团组织，但是，正如一位高中学生所说的：“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我们从来不开会，不搞任何活动。每个星期，我们委员会的书记写一个报告，说我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表决，讨论了那件事。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关于会议的假报告匈牙利一所大学的共青团支部的学生负责人说，她也写过假报告。例如，整个支部应该开会通过为那些毕业后寻找工作的个别团员写的推荐书，可是这些推荐书实际上是被推荐人自己写的，或者是其朋友写的。    这位书记说：“我把许多推荐书带回家，在每一份推荐书上写上本支部于三月二十日通过，然后签字。人人都这样干。”她准备加入党组织，她父亲也是党员，因为入党将可以帮助她找到工作。    党员对其他的许多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在波兰一所高中的班级里遇到二十个学生，没有一人是青年团团员。在匈牙利，青年团的花名册上大约只包括那些符合入团条件的人的百分之四十，尽管有人说父母施加很大的压力要儿女加入团组织。匈牙利放松了党的控制匈牙利一马当先，把许多重要的职位让给了非党群众，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职位。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党员自己把这种对党的作用进行限制的做法看作是美德，这些党员还以赞成的态度指出一些电影现在评价政治权力的不公平现象，这些电影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苏联所允许的范围。    匈牙利一部名为《安吉·维拉》的影片，是以战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年代为背景的，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位年青姑娘在批评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以后被送到一所党校去，这部影片是对那所党校和那个时期的压迫进行控诉，那个压迫时期导致了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暴动。    波兰也已经允许在银幕上可以进行坦率的批评。安杰伊·瓦伊达导演的《没有麻醉》这部片子描写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得人心的、体面的记者的毁灭——在职业上他的毁灭是由于中央委员里妒忌的保守派；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毁灭是由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拐走了这位记者的妻子，破坏了他的婚姻。    对党的不容异说进行这样的批评，言外之意就是对苏联的关于党是战无不胜的重要概念所作的批评。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样一点上，即今天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批评是由于莫斯科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莫斯科失去了把党的刻板的观念贯穿于文化和社会的每一个空隙和角落的斯大林主义热情。    这就使得东欧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出讨厌苏联的样板的情绪，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造成了大大不同于莫斯科的经济工作作风和政治工作作风。    这还使东欧人抛弃了一心一意跟苏联走的思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尊重俄国人所珍视的理想。    （下）

【合众国际社香港六月七日电】《亚洲周刊》杂志今天报道，阿富汗反对亲莫斯科政府的穆斯林部族的叛乱活动非常广泛非常有力，致使塔拉基总统逃离了首都。    这家香港周刊报道游击队人士的话说，叛乱运动威胁着首都，塔拉基和他的高级部长们已逃到喀布尔以北十二英里的一个军事基地。    这些消息还说，塔拉基已让他的一些亲密同事（包括军官和行政官员）送家属去莫斯科。他的家属已经送去一些时候了。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实行了从早到晚的戒严。政府说，有些违令者已中枪身亡。    在巴基斯坦的一些人士说，有五千多名阿富汗军人已反叛政府，加入了叛乱分子的队伍。这预兆着塔拉基政府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保守的穆斯林部族人，由于对无神论的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新政权的现代化政策感到担心而发动了叛乱，还有许多人逃到了毗邻的巴基斯坦。这些部族人是从巴基斯坦采取越境袭击的方式开始叛乱的。从那时以来，叛乱已严重地威胁着喀布尔政府。    游击队人士对《亚洲周刊》记者说，阿富汗政府在国内的处境已经恶化到使六千名俄国顾问把妻子儿女送回苏联的地步。    今天来自巴阿边界的一条消息说，喀布尔政府正在认真地考虑关闭边界的问题，以便阻止难民逃往巴基斯坦的潮流。拉瓦尔品第的两家乌尔都文报纸报道，阿富汗政府正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并详细报道了叛乱分子在同苏联接壤的一些落后的偏僻乡村取得的胜利。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发自马来西亚的一篇报道，题为《抵抗部队正在南越形成》，摘译如下：    一个反共的抵抗运动正在南越迅速形成，其长远目标是推翻河内政府，或者至少迫使它撤出南部。    在这里的和在泰国的越南难民说，复国军现在正在设法把在城市和农村活动的日益发展的地下力量同小股小股的前南越军人结合起来，这批前南越军人在四年前西贡失陷以来一直在进行游击活动。    这些难民说，现在，人口稠密的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以及胡志明市（过去的西贡）周围地区都有基层小组，而且扩展到了通向岘港和顺化的越南海岸。这些难民说，现在还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来加强抵抗运动的组织和给它以有力的引导，但是各地区小组的代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开了几次会，讨论战略和拟定总的目标。    万幸大学——胡志明市的一所，佛教大学    ——的一位前教授在泰国的一个难民收容所说：“人人都非常明白，这是一场可能要持续二、三十年的斗争。但是，南越各阶层人民对于我们必须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赢的这个信念与日俱增。”    据这些难民说，各地区代表最近商定，抵抗运动在一开始必须集中力量建设强大的地方部队，顶住政府愈来愈大的压力。以后，或许是明年，将努力把地区小组合并成一个比较紧密的组织，并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领导班子。    这些难民说，有相当人数的知识分子出于反对政府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和它的教育政策，正在参加到抵抗运动中去。在农村，抵抗运动正在招募那些土地已被并入新的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和饲养家禽的农民和菜农参加，因为国家收购家禽和蔬菜的价格低廉，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减少。据几个难民说，过去的一些越共分子因对共产党政权在越南南方的政策感到失望，或者因反对由北方人控制政府，也参加了这个新的地下组织，但是，他们遇到了某种敌视和猜疑。    西方情报界人士的确证实了难民所说的这些情况：前南越军人在近四年来发动了一些游击进攻。    一位前南越陆军上校说：“这些抵抗组织并不构成真正威胁，因为它们规模太小而且又分散，同时也没有广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然而，他们在进攻中给对方造成了严重伤亡，同时也牵制了共产党本来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的大量部队。”    在越南中部林同省的一个八十人的反共游击队组织的前领导人在香港说，他们使用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武器经常向政府军队发起进攻。他现在在香港是一个难民。他估计在林同省这种游击队员总数为三百人。但是原南越一个空降师的上尉连长陈孟琼说，他的组织因得不到补给而感到沮丧。他说：“我们弹药不多，新的枪支也很少，粮食也极少。”他说：“我们对前途感到渺茫。”    另一个曾在大叻驻守过的前南越军人阮越清说，他在林同省一直负责反共运动的宣传工作，散发秘密印刷的谴责政府政策的传单和原西贡政权的黄红旗。

【德新社开罗六月六日电】埃及总理哈利勒今天在同以色列外长达扬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以后在这里宣布，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旅游可能在几周内开始，虽然只是通过空中、海上或第三国来进行。    埃以之间的陆上联系问题将由阿里什长官同以色列主管当局之间在当地进行解决。

例如，在新加坡独立初期，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就业和取代进口，被鼓励投资并能享受新兴工业地位的便包括有很多部门；六十年代新、马分家后，工业化的内容已改变成“出口推进式”，不以外国为市场的工业便失去了作为新兴工业的资格；而从七十年代起，新加坡致力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因此，食品、纺织、木材等劳工密集和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不仅被取消新兴工业的地位，而且投资也受到限制。（二）要求外资企业传授管理经验并转让生产技术新加坡虽然允许外资拥有企业的全部股权，但却更欢迎设立联营企业。在一九七六年底，新加坡有三百一十二家完全由外资拥有的制造业公司。对这些企业，新加坡没有硬性规定让当地人参与管理，但官方及舆论却对不信任新加坡人的企业（主要是日资企业）施加一定的压力，使得新加坡人也能在企业中学到管理知识。    为了避免外资企业采用落伍或过时设备，新加坡在批准设厂及减免税时都设有关卡。例如，负责批准投资申请的经济发展局，配备有对各工业部门较熟悉的人员，规定只有购买全新机器设备的企业才能列为新兴工业，原有企业扩展若购买使用过的二手设备，则必须事先得到财政部长的批准。    在工业技术训练方面，新加坡对外国投资者的要求则包括：要求投资额较大的跨国公司选派新加坡青年到母公司受训。据估计，大约有七十多家公司接受新加坡的这种“海外训练”条件，到一九七五年受训练的约有四千人次；要求外资企业设立厂内技术训练；要求外资企业为新加坡的技术训练提供机器及器材。新加坡政府对上述训练提供资助，如对参加海外训练者提供旅费，为参加厂内训练的每名工人提供资助等。但外国投资者亦要承担训练方面的财政责任。（三）在保护环境、安全生产、劳工福利方面的管制在开发工业用地时，新加坡划分出轻型工业、中型工业和重型工业区的界线，投资者设厂时必须“对号入座”。至于炼油业，则只能设立在毛广岛、万利茂岛等新加坡本土以外的岛上。一九七二年，新加坡还公布了清洁空气（标准）条例，规定工商屋宇排出的不洁气体的标准，一九七八年又提高了标准。据说，制造业界已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用于防止污染。    在新加坡的外资企业，必须遵守当局颁布的工厂法令，以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在这法令下，工厂的蒸汽炉、起重设备等必须定期检查，所有机器设备均应有合格证明书方能使用。法令还规定，工厂的动力传动设备要设围护设施，要为工人提供安全设备以及设立防火、急救、通风等设备，并为工人购买工伤赔偿保险。此外，外资企业也必须遵守工伤赔偿法令。（四）按新加坡的税务制度征收税收根据新加坡所得税法令规定，有限公司必须缴纳税率为百分之四十的公司所得税，这是新兴工业免税期已满及未获新兴工业地位的外资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为了防止逃税，新加坡规定所得税的确定原则。    根据新加坡的所得税法令，外国投资者及其聘用人员均有向新加坡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在新加坡的外资企业，也要缴纳薪金税和产业税等税项。（五）行政机构的监督与审查为防止外资企业违法，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都拥有对外资企业检查与监督的权利。例如，企业每年帐目印就的一个月内，必须呈交一份给经济发展局；企业必须如实反映政府所要求了解的该企业的详情，企业不得拒绝有关政府人员的检查和视察；企业不能拒绝新加坡规格及工业研究所对其产品标准的检验。经验与教训    新加坡官方和经济学界肯定外国投资对新加坡的作用。他们认为，外国投资者带来资金、技术及市场，使得新加坡原来经营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士学到现代化工业的管理知识，使新加坡入学到工业生产技术并为新加坡开拓了市场，从而使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李光耀总理曾表示：“要是我们尝试自己搞工业而从头做起，是决不会成功的。”    新加坡也从吸引外国投资所产生的问题得出一些经验教训。    新加坡副总理（推行工业化计划早期负责人）吴庆瑞认为，新加坡六十年代渴望发展工业过急，对产品内销工业的优待办法过宽。他认为，国内市场如果可以通过关税保护，应规定产品内销工业所有权完全归本国人，如果产品较复杂，也应坚持本国人占大部份股权。一位新加坡留英美的经济学家在考察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后强调，传授科技问题是很值得同外资企业讨价还价的。她指出，跨国公司投资时带来了先进设备，带来了科技人员，如果新加坡不能掌握较关键的技术，便将出现科技随资本而来、又随资本而去的状况。新加坡大学经济系一位讲师则认为，应注意外资企业和本国经济联系的问题。她说，很多外资企业从其国外联号运进原料，又从新加坡运出零件或半成品，这样的市场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新加坡的市场，这种情况的存在将加深新加坡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为保留市场而不得不挽回外资）。    新加坡官方最近也特别强调外资来源多元化的问题。据说，今后吸引外资将从以个别国家为对象变为以行业为对象。这看来是针对新加坡的外资目前仍以美国、日本及欧洲为主的情况的，而目的则是更好地维护主权以及避免经济遭到某一国家的严重影响。但是，对于如何缓和外资企业和当地中小企业的矛盾（最明显的是外资企业垄断了出口限额）、如何杜绝跨国公司的逃税（主要通过向母公司高价购买原料、低价出售半制成品）、如何解决就业不稳定（外资企业在经济不景时停产裁员）等问题，新加坡现在似乎仍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三完）

【合众国际社北京六月三日电】方毅副总理今天说，中国还没有决定到美国的班机使用哪个机场，但是，正在考虑中的有纽约、西雅图、洛杉矶和旧金山。    方同洛杉矶市长汤姆·布雷德利的礼宾负责人比·莱弗里夫人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讨论了中美航空谈判的情况。    莱弗里夫人援引了方在一小时的会谈中的话说：“航空协定已经完成。”    方说，中国正在同泛美航空公司进行谈判，这家公司希望在气候不佳时使用除北京以外的另一个机场，例如上海或广州的机场。    他说，关于中国班机的航线，“没有作出把纽约作为进入美国的机场的安排。”    当莱弗里夫人问到，中国班机是否能在洛杉矶降落时，方毅说，西雅图和旧金山也都表示愿意成为中国班机降落的机场。    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航空协议的决定是在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五月访问北京期间由双方作出的。    中国已经购买了经过改装的波音７４７飞机。负责科技事务的方说，他在北京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麦克唐奈—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代表交换了意见。    关于最近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谈判遭到失败的问题，方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对两国都公平的立场。中国的情况同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同你们国家的贸易不平衡。”    莱弗里夫人是作为一直在中国访问的世界事务委员会洛杉矶分会的二十四名成员之一来这里的。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六月一日刊登约翰·劳埃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建造电厂的公司等待着中国的邀请》，摘译如下：    英国建造电厂的一些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北方工程公司以及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锅炉制造厂期待着中国政府不久发出邀请，讨论它们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投标建造完整的火力发电厂的问题。    生产汽轮发电机的通用电气公司已同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锅炉制造厂组成了一个财团，打算投标承建两座电厂。由克拉克·查普曼锅炉制造厂和帕森斯锅炉制造厂合并组成的北方工程公司也打算投标承建两座电厂。    据认为，中国人在不远的将来需要建造四座新电厂，就长远来说将需要建造多达二十座新电厂。    由于欧洲的一些大公司纷纷投标，加上日本公司的强大压力，争取签定合同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但是，有人对英国的投标抱有某种乐观，据信，这两家英国公司可以保证获得各建造一座电厂的合同。

不过我们在美国学校里，打架却是普通的事，别人打你一拳，你若不回他一拳而告诉老师时，同学们都会叫你“小鸡”（意即“窝囊废”），你永远抬不起头来，连女同学也看不起你。说到女同学，我们在学校交异性朋友比较早，很多美国孩子十三四岁就同异性朋友单独在一起玩了，而祖国的年轻人在一起时，手都不敢拉。要等上大学之后才正式交朋友，中学里男女同班的都不敢讲话。在我看来，这未免太保守了。我迷路后问女生的“奇遇”    这里，我有一个奇遇。在北京，有一次我迷路了，看到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我走上去问她们道：“请问你们，到华侨大厦怎么走？”    谁知这两位先朝我一看，一声不响地互相撞一下对方，然后掉转头就跑掉了。这可把我弄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们把我当做坏人？在美国，我若向人问路，尤其是问女生，一定会得到她们热心指点的。回来后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亲戚，他们说：“她们害羞。尤其是你的穿着跟别人不同，她们也有点怕，所以吓得跑掉了。”我就故意的再如法炮制一次。这一次，两个女孩比较礼貌些，以手掩嘴，吱吱地笑着跑掉了。有意思！到现在这件事我还是个闷葫芦。调皮捣蛋·读书·约会    其实我在美国朋友当中，并不算是调皮捣蛋的，但我同国内的年轻人比，我却比他们顽皮多了。有时我同他们开玩笑，说幽默话，他们反应都很慢，甚至表情严肃。更有一次，我跟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开玩笑，一句话说完，他信以为真，就哇哇大哭起来，弄得我好尴尬。    至于一般中学生程度是不是比我好呢？别的我不知道，我发现我的普通常识比他们丰富，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事好像一概不知。我带到国内两本自修的教科书——数学和电脑计算，沿途我需要找老师替我讲解，据老师说，这两本书在国内都是大学里的课程。他们是否玩的时候比我多呢？也不见得。他们没有“约会”，包括交异性朋友出外游玩等等，没有周末晚会或舞会，没有什么电影看，没有很多的球类比赛。这我就不懂了。既不好好读书，又不好好的玩，那么整天做些什么事呢？    虽然我是生长在美国，一切风俗习惯跟美国人一样；但我的外表仍是黄皮肤黑头发，所以在美国，一般人仍把我当作中国人看待。在街上走，小孩们常叫我“那个中国孩子”。而从小，父母也这样告诉我：“你是中国人。”所以我这十几年来：从未为这问题困恼过，“我是中国人，我住在美国。”不料回到祖国以后，我反而迷惘了。    一抵国门，旅行社的人就把我当作“外宾”看待，介绍我们去各处参观时，也说是“外宾”。（其实称“客人”不是好听一点吗？）    有时候是我的服饰害了我。我第一次会见舅公时，他老人家看我半天，然后一句一句的慢慢说道：    “怎么戴个眼镜？”“头发太长！”“穿的这套是什么衣服呀？”    我当时一声不敢响。不过这几句话就把我的外型定了。    看来我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是外国来的；其实他哪知道，我在美国男孩中算是很保守的呢！    （三）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五月二十九日以《中国法律——面临着一场革命》为题，刊载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去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在经过二十年公认的没有法制可言之后，现在正在恢复司法制度，准备制定刑法、民法和商业法，这些法典可能第一次给刑事罪被告和外国投资者以某种保护。    一小批华尔街律师和一小批香港律师已应召来到北京，帮助中国使其贸易法符合国际惯例。一度颂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的《人民日报》，不久前宣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应当是平等的。”中国报刊上甚至已开始辩论一个棘手的问题，司法是否有可能独立而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下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开会了，届时北京真心致力于“法治”的程度如何，可能将受到考验。预计人大要通过一部刑法，这是正在草拟的三十种法典之一。    中国国内外还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能否最终说服党的当权者遵循法律或放松他们对地方法院的控制。    一位表示怀疑的欧洲国家外交官说：“法官如果必须追随党的路线，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西方概念中的公正无偏。”    抱这种怀疑态度的原因是，即令是现在，中国对法规和条例的尊重看来往往是很差的。    甚至在最高一级，心血来潮仍然可以践踏确立的法律。十三年来，立法机构只开了两次会，虽然宪法规定每年开一次。    《人民日报》最近抱怨说，“由于没有统一的刑法，法律不能实行已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在（党的）干部和群众中，法制观念都是非常模糊的。”    “有的干部自定法律，威胁压迫群众，打人，把他们捆起来，关进监狱。”    外国法律工作者认为，仍然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洛杉矶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欧文·希尔说，他“在上海”目睹了“一次很有专业水平和庄严的刑事审讯，但是总的说来，中国的法制受到的损伤十分严重。”希尔刚率领一个加利福尼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    希尔评论说，“从纸面上说，中国有着良好的司法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往往完全被撇在一边”。    执行所存在的一点点法律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缺乏法律工作者到现在正在恢复起来的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工作。    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同其他几乎一切事情一样，显然是同中国现代化运动相联系的。毛的接替者们看来决心结束近年来广泛的政治迫害，鼓励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其他熟练工人专心致志于中国的建设，不用害怕受袭扰。    在北京掀起的大字报运动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对法律问题重新敏感起来的一个原因，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要求保障基本人权的呼声的根源要更加深刻得多。    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部主任杰罗姆·艾伦·科恩说，“关心法律的人不仅仅限于要求保障人权的年轻积极分子。在中国，在我到过的几乎一切地方，都在出现一种维护权利的新的觉醒。人们正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向警察回嘴，要求公正对待。”    科恩这段时期在中国就美国的税收和公司法举行学术座谈会。他回忆说，他最近一次到达北京机场，当外国人象往常那样，被领到排队等候办理海关手续人群的最前头时，中国旅客就提出抗议。    “突然，我听到这个中国老人喊道：‘这不公平。外国人应当也像其他人一样，按先后次序等候，。啊，我过去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中国共产党人仍试图把大多数争执在法院外解决。但是科恩坚持说：“说中国人不关心人权是胡诌。……当事关基本权利和公正处事时，中国人跟任何人一样的敏感。”    科恩说，中国的“经济需要也正在使这个国家更讲法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使外国的公司确信他们的交易将是保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在草拟投资法、商业法和税收法。    中国共产党政权通常对于履行对外义务是一丝不苟的，但是外国贸易伙伴已慢慢地意识到，没有一项商业法规，合同的执行就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了。    而在发生政治大动荡时，这种善意有时就消失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香港代表约翰·卡姆说：“出售和简单的交易将继续，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未正式制定某些法律之前，任何美国公司都不会同中国签订真正的合办企业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