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四月二十六日刊登罗斯·芒罗发自香港的一篇述评，题为《中国重新考虑并调整现代化计划》，摘译如下：    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国后的第一个开花阶段中，中国听起来好象是一个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到国外大买特买的国家。    现在，刚刚过去三个月的时间，北京很快认识到，一个对尖端技术知识的进口吸收能力有限而且资金也有限的国家，是不能靠购买成为超现代化国家的。结果是出现了收缩的信号。    因此，从参加最近的广州交易会上美国和外国商人的反应来判断，同中国做生意的有创见的贸易商表示欢迎这一新情况，认为这是稳妥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压缩许多建设项目的决定使那些已经或者据信即将签署的价值亿万美元交易的企业感到苦恼。但是，大多数同中国做生意的人和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北京即将提出一项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买得起的需要而制定的。    特别是那种空喊口号、大张旗鼓的办法不灵了。所宣布的两项主要指标——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六千万吨、粮食产量四亿吨——已被当做不切实际的指标而放弃。    按迄今出现的情况看，对现代化计划的修改有下列几个重要的特点：    ——不再强调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除非是中国能够改进它的基础设施以及提高重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和能源的产量。    ——大大强调非粮食生产的农业和轻工业，因为这两个方面所需要的投资与重工业相比相对说较少，而且从国内的消费品和出口收入来看，回收较快。    ——加紧控制和更好地协调需要中国花很大一笔宝贵的外汇的资本设备输入。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这次的收缩反映出中国现金拮据，这些观察家一直在问：“中国到底怎样来支付所有这些项目？”    如果北京不控制它自己的过分迫切的采购者，那么，这确实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当中国开始重新估价它的现代化计划的时候，它才开始向外国借钱。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官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吸收国外技术先进的重工业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方面的一个限制是这个国家十分缺乏熟练的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另一个限制是缺乏基础设施——工厂企业所需要的支柱。    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工厂也许建成后，结果工厂的管理人员却发现，必要的铁路线还没有铺设，输电线还没有架起来，必要的原料也弄不到。某些比较精明的中国官员大概也开始认为，他们被一些不怎么规矩的外国商人敲了竹杠。在香港和北京，在同中国官员和接近中国政府的人交谈时，听到的都是这方面的抱怨。    中国官方舆论最近一直在重提明显的但是近来却被忽略的真理，那就是，中国不能靠购买来实现现代化，而是必须靠国内来完成大部分经济建设。    迄今还不能把这种做法以及全面收缩，说成是转向国内以及排斥接受外国技术和设备的新做法。事实上，中国在八十年代也许无论如何将停止购买以及买多少就借多少的做法。可是，买和借一定会更稳妥、更明智、更精打细算。    实际上，中国一方面在“收缩”，一方面终于大规模地进入了世界货币市场，已经向西方国家银行和阿拉伯国家银行借了八亿多美元。中国还同若干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勘探协定。    在中国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从当前的调整中得益最多的也许是美国。追求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自身利益的一些美国大公司，几个月来一直在私下敦促中国经济官员在决定具体买什么之前，对他们建设方面的需要先作广泛和系统的调查。

【法新社内罗毕五月四日电】官方的肯尼亚通讯社今天说，肯尼亚总统莫伊已答应“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他说，莫伊是在中国新任大使杨克明在纳库鲁的总统府向他递交国书时作这种承诺的。纳库鲁是在内罗毕以西约一百英里的总统住处。莫伊谈了中国和肯尼亚之间的关系，他说，他希望就两国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同大使举行讨论。

【美联社摩洛哥非斯五月八日电】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今天正式主持了世界伊斯兰国家外长的四天会议的开幕式，而这时，埃及、乌干达和伊朗没有到会。    哈桑的讲话没有提到同阿尔及利亚的争端，但是他强调指出，穆斯林宗教教育它的信徒，“一切冲突都可以本着和解与调和的精神来解决”。    他要求包括世界大多数主要产油国在内的伊斯兰国家共同积极努力来帮助巴勒斯但人民“使自己摆脱”以色列占领。他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巴勒斯坦民族将成为世界的基石之一。”    【路透社摩洛哥非斯五月八日电】摩洛哥国王哈桑今天号召世界十亿穆斯林联合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    他在第十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说，联合起来就会加速耶路撒冷从以色列占领下获得解放。这次会议是在埃及的抗议声中召开的。埃及抗议说，不让它参加会议是非法的。    【路透社开罗五月八日电】埃及谴责说，不让埃及代表出席今天在摩洛哥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的行动是个“破坏性”行动。    开罗外交部的一项声明还说，埃及已从摩洛哥获得正式通知说，去参加非斯伊斯兰外长会议的埃及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不许降落。    埃及是为了答复伊斯兰会议筹备委员会昨天作出的决定而发表这项声明的。决定规定，由于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而停止埃及为该组织的成员国的资格。外交部声称，这种做法违背了会议的章程，它说：“章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准许停止任何国家的成员国资格。”    埃及在致外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下月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召开伊斯兰最高级会议，以便讨论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问题。

【法新社曼谷五月八日电】情报界人士今天说，柬埔寨势不两立的两派在柬埔寨西北部的战斗今天已经逼近泰国边界，三发重炮弹落到泰国境内。    没有报道伤了多少人、损坏了多少建筑物。这些人士估计，这几发炮弹是从离泰国边界大约十公里的柬埔寨的波桑栋村打来的。    【法新社曼谷五月八日电】一位法新社记者今天报道，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泰国坦克和一辆辆装满军队的军用卡车正在开往曼谷以东三百三十公里的亚兰边防哨所。    【路透社曼谷五月八日电】泰国外长乌巴蒂今天说，任何想把泰国推进目前的柬埔寨战争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金边新政府指责泰国为红色高棉提供庇护所和补给，记者要求乌巴蒂对此发表评论。乌巴蒂对记者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泰国一向奉行严格中立的政策。    他重申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星期日（六日）所说的话，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付邻国的战争引起的任何情况。    这位外长说，“我们不怕威胁……我们准备保卫泰国领土。”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五月八日刊登发自亚兰的消息说    ：    最高司令森·纳那空说，沿柬埔寨边界、特别从亚兰县向南的泰国防御部队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加强，而且处于战备状态。他又说，已命令军队要执行政府下达的指导方针，一旦柬埔寨的冲突扩及到泰国境内他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森·纳那空重申泰国对柬埔寨的冲突严守中立。但是他说，国家的主权必须维护。

【法新社加德满都五月七日电】今天下午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巴桑塔普尔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后来变成了一场示威。    在集会上的演讲人要求政府撤销对学生的控告，无条件释放他们全部同学，也要释放他们的保护人——其中包括政治犯。    这些演讲人还保证，在政府对每一个学生都「作出交代」之前不同政府举行谈判。他们还宣布，他们将派成批的学生到各地了解局势和掌握所有学生的情况。    这次学生举行集会之前不久官方宣布释放全部同罢课有关的一百六十名被捕学生，在警察于四月二十一日向赫陶达开枪时只有三人被打死，但是，学生们说，死亡的人数比官方宣布的数字要多。    当学生在这个城市外围游行时，他们高呼「反对对学生的镇压！」和「学生团结万岁！」等口号。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一日电】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桑贾伊今天在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有几人受伤）之后，同他的大约四百名支持者一道被捕。    警察使用了催泪弹以驱散在新德里的主要商业中心举行示威的桑贾伊的二千多名支持者。他们的示威是为了抗议政府设立特别法庭审判甘地夫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她于一九七六年实行紧急统治期间据说犯下的一些罪行。    示威者用石块袭击了警察，破坏了几家商店。这次骚乱堵塞了繁荣大街的交通。    桑贾伊和他的支持者后来被装上警车带到了两个警察派出所，罪名是闹事和袭击公务人员。

【路透社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五月四日电】美国今天向轨道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它最终将向轨道发射五颗卫星来建立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军事通讯网。    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发言人说，预计在一九八一年将这五颗卫星全部送进轨道，将用这些卫星与全世界的美国军队保持联系。    这颗卫星是用一枚阿特拉斯人马星座式火箭送入空间的，耗资大约八千万美元。这项计划的第一颗卫星已经在二月份送入轨道。    这位发言人说，另一枚火箭将在六日发射，以便将这颗卫星送入大西洋上空的永恒轨道。海军说，大约有四百二十艘舰只和九十艘潜水艇装有卫星通讯设备，而且配有这种装置的舰只还在增加。

【本刊讯】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四月十六日刊登克拉伦斯·鲁宾逊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苏联人竭力要使对方截收不到遥测资料；苏联研制的把磁带录下的资料用降落伞投回地面的系统将阻碍美国核查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情况》，摘译如下：    苏联正在发展这样的能力，即把弹道导弹上的遥测资料用磁带记录下来，然后把磁带用降落伞投回地面。这可能已经在一个洲际导弹上试验过了。这样一种系统可能使核查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遵守情况成为不可能。    苏联力图避免在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时让美国把遥测资料截收去。它采用这个新技术的时候，正是美国已同意让苏联把一些遥测资料编成密码的时候。也正是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展开全国性激烈辩论的时候。    这些官员们解释说，苏联已建立一个他们称之为“磁带吊桶”的系统。在试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一个密封容器连同关于这一段飞行的遥测资料一起被投掷下来。这个密封容器上装有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在定向无线电波的指引下飞回。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在试验的最后阶段携带着遥测情报，在降落伞在目标区降落之后被收回。    一位美国战略武器专家说：“自从苏联发现美国是多么依靠截收遥测资料之后，苏联一直在研制这种磁带吊桶回收系统。这是变本加厉的行为，因为美国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已同意让苏联把遥测资料编成密码，通过同协议内容没有具体联系的渠道发送。作为一个例子，洲际弹道导弹的准确性是同核查问题没有联系的，俄国谈判代表援引这一点作为应当允许他们在发送之前编成密码的资料。”    美国的立场一直是，任何一方都不允许采取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签署时更有力的措施来掩盖战略武器的发展和部署情况。    最近几周，卡特政府一直在依靠使用带有新的天线的空军洛克希德Ｕ一２高空侦察机来截收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遥测资料。这种飞机将被用来暂时代替在伊朗北部失掉的电子情报设施。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五月二日刊登该报记者摩根索勒发自南斯拉夫博扎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乖戾易怒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以极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世界其余的地方》，《与中国的争吵使阿尔巴尼亚当局陷于孤立；开始寻求新的贸易伙伴》，《霍查：“我们是不好惹的”》，摘译如下：    阿尔巴尼亚显然是不许人进去的。的确也是如此。它不许美国人进去，不许新闻记者进去。它不许所有的俄国人进去，也不许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和中国人进去。它不许人们——常常是以粗暴的方式不许人们从事宗教活动，不许人们丝毫偏离这个共产党政权严格奉行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它不许人们拥有私人小汽车和私人房屋，不许人们蓄长胡须和长头发。它竭尽自己力所能及地不许自己的人民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凡此种种听起来都有些消极。但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也传出积极的消息。正是这个国家——欧洲的隐士——开始走出来与人打交道了。但是交道不多。而且也许还不是真正的打交道。伸出触角近几个月，阿尔巴尼亚已在增加与意大利和希腊这两个邻国的贸易，并试图改善与它们的关系。它还把触角伸向另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奥地利、瑞士、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说，它发现它们的心眼要比美国人（“帝国主义者”）。俄国人（“社会帝国主义者”）或者它昔日的盟友中国人（“修正主义者”）这样一些人好一点。    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共产党书记霍查已经暗示，他甚至可能愿意跟西德和英国和解——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西德和英国也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恶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一直跟它们没有关系。    阿尔巴尼亚并不打算跟南斯拉夫这个北面的共产党敌人讲和。尽管如此，它还是增加同南斯拉夫的贸易，从去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今年计划的五千三百六十万美元。阿尔巴尼亚不久前还跟另几个比较“可以接受”的共产党国家，其中包括古巴、保加利亚、东德和北朝鲜，签订了贸易协议。小心试探最后，阿尔巴尼亚正在让稍多一点的旅游者进去。但是，英国的一本旅游指南建议说，“请当心这种试探的终止”。    不要从所有这种活动当中寻找太多的意义，因为它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这个巴尔干国家，是不习惯于交朋友或保持友谊的。的确，它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讲友情的国家。    在一九四四年底驱逐纳粹分子以后就领导共产党执政的霍查先生，在最近一次既针对中国也针对南斯拉夫的讲话中警告说：“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好惹的。阿尔巴尼亚人是耐心的，但是一旦被惹怒了，一点火星也会爆发成一场大火。”    真是这样。最近的一场火几乎变成了一场森林火灾。事实上，目前阿尔巴尼亚爆发出的亲善，其目的看来是弥补一部分损失。    经过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长期的和激烈的争吵之后，去年夏天中国已对阿尔巴尼亚厌烦至极，不再给阿尔巴尼亚任何援助。这一行动使阿尔巴尼亚损失惨重；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几年，估计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对外贸易中占一半左右）而且是它的最重要的朋友。估计中国耗费了九亿美元援助阿尔巴尼亚，让它的数千名大学生在北京受教育，并向它提供了武器。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仍有外交关系，在这一点上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同美国或者苏联的关系，虽然如此，这一关系实际上并非那么合乎外交礼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最近说，中国领导人的“虚伪笑脸”后面包藏着“叛卖、祸心、狡诈、耍阴谋和背信弃义，这就是那种夜里向你捅刀子，白天却向你表示哀悼的人的特点。”    同中国的决裂迫使阿尔巴尼亚寻求新的贸易伙伴。阿尔巴尼亚出口石油，而且是世界上第四大铬矿产地，但是它为了满足其食品和工业的需要，向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上）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七日刊登斯坦利·卡诺的一篇文章，题为《恰如其分地看待俄国人》，摘译如下：    从最近的民意测验来判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世界争取影响和力量的竞赛中落在苏联后面。这种看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助长了这样的危险观念，即认为不对俄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就是向共产主义投降。    那么，卡特总统如果发动一次运动，想说服美国的公众，俄国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算干得很出色了。否则，要是他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谋求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取得妥协，就有被指责为姑息的危险。    这并不是想说明俄国人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他们的核武库是巨大的，他们海军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他们受到国内外大量问题的掣肘，他们不可否认的军事力量由于其他方面的弱点而逊色了。    最近，某些方面的人士对苏联在亚洲和非洲获得明显好处表示惊恐是常见的做法。俄国人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显然取得了进展。他们到了阿富汗、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他们对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胜利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古巴的立足点仍然是牢固的。    可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格沃尔德教授指出的那样，他们不仅为这种所谓的扩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涉及的有关代价可能使扩张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好处。    在他们保护下的越南人在柬埔寨陷入了一场游击战争，他们所付的账单可能越来越多。    的确，他们是以取得越南的海军设施作为交换条件的，但是他们打入东南亚的实际效果是疏远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此外，他们还促使中国人使中国的军事体制现代化。    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苏联人从长远来说会由于伊朗的动乱而获益，因为在伊朗，霍梅尼的狂热追随者既敌视西方，也敌视共产党人。同时，就国内状况来说，苏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苏联的领导老的老，病的病。    勃列日涅夫七十二岁了，并经常害病，因此，他有时露面，有时不露面，像内斯湖怪物一样无法预言。他的继任人基里连科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人了，政治局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左右。因此，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处于更换的边缘，这就意味着有一场为继任权问题展开的．斗争。这样一场斗争将不会减轻苏联的经济困难，而苏联的经济困难是相当大的。    据专家估计，苏联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二，实际上，今后几年的经济状况也不会有很大好转。不久必然要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能源缺乏，因为苏联的石油贮存量下降。    在面临能源不足的情况下，莫斯科肯定会限制对东欧卫星国的石油供应，而这些国家则是依靠俄国人维持它们的工业生产的。这样做可能加深苏联同东欧的紧张关系。    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人口统计方面的压力，造成这种压力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象乌克兰、格鲁吉亚和苏联中亚部分讲突厥语的民族这类非俄罗斯民族现在可能占多数。他们不满俄罗斯民族的统治，他们很可能竭力要求把权力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希望同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们还希望得到西方的技术，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他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    这就给卡特总统一个机会。他可以通过把自己打扮成和解政策的支持者，来加强克里姆林宫内部赞成采取合情合理政策的那一派的力量。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京都大学教授市村真一写的文章，题目是《培养人材是当务之急，日本无人掌舵》，摘译如下：研究者的数目令人不安在今日之日本，如果说有什么忧虑的话，那么，没有比人材不足更令人担忧的事了。将近十年前，经济界开始把期望集中于日中贸易时，曾经进行过一次调查，了解我国经济学者当中有多少人在正式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并且能够自由地读中文和说汉语。其数目屈指可数。石油危机发生之后，曾询问过中近东地区的专家有多少学者通晓中近东的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回答是，一个没有。这种情况令人心寒。    至于通晓美国、苏联、东南亚这些对日本国家利益应说是生死攸关的国家和地区问题的专家，实际情况也只是多少强于上述情况。在报纸和杂志上大肆宣扬的言论之中，真正以独自的研究和考察为基础，披沥远见卓识的作品微乎其微，多数不过是依据外国人的研究写出的评论而已。因此，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者在外交谈判的场合，自然不能就我国的利益与理想同欧美及亚洲的专家、外交官员展开辩论了。大学毕业生水平低现在我国学术界的实力，除两三个例外领域，决不是强者。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已指出，如果不飞速提高实力，并加快培养近乎零的各个领域的专家，那么，今后日本就不能提高其文化和权威，而且，误入歧途的危险性也极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和战前那种小学六年    ——初中五年——高中三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相比，就学期缩短一年，再加上最近科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因此，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体上相当于战前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的知识水平。    即便经济界和官界对他们进行训练，把他们培养成自身实际业务所需要的国际派的人材，也不能认为仅此便会产生国家所需要的人材和知识。为了真正掌握作为专家的知识，为了具备担任各方面领导人所相称的基础教养和见解，我仍然希望在大学里至少再继续学习一两年。充实研究机关由于上述情况，并且为了满足相继出现的必需的新研究领域的要求，需要飞跃般地充实和扩大乃至新设我国的研究生院以及研究机关。尽管如此，我国的第一流大学却没有准备出积极地改善自身体制的具体方案，另外，政府当局对于有发展前途的事物也缺乏毅然给予预算的决断，政治家也没有要改革由于制度死板和维护既得权益而无所作为的大学及其他机构的见解和力量。这些事情，只能令人感到遗憾。    今日的日本恰似一架没有驾驶员却正在飞行的飞机，又好比一艘没有罗盘却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谈论越南的人们，又有几位知道东南亚的历史呢？在一次接一次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日本政府的代表又有几次是带着胸有成竹的提案去出席的呢？人材不足问题实在严重，必须加紧培养。

【本刊讯】南非《中肯》周刊二月九日一期在农业版刊登一篇介绍南非情况的文章，题为《怎样把食品价格维持在低水平》，摘译如下：    象西方国家一样，南非竭力提高农产品价格而压低消费品价格，南非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食品价格已列入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行列。    除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之外，其它几个因素也对这个国家的食品价格较低的情况起了重大作用。    首先，南非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它可以达到高度自给自足的水平。农产品进口主要限于可可、茶、咖啡和大米，其价值只占这个国家出口换回的收入的百分之十。    其次，虽然在过去五年中，南非的农业生产费用增加了一倍，但仍然较低。这种情况要与北美和西欧的价格相比，就必须归功于农业管理效率高、机械化耕作程度高、人工成本低以及土地成本比较低。    第三，消费者由于食品加工程序比较简单而得益。例如，在欧洲或北美的一个典型超级市场上摆出有几十种面包。相比之下，南非一些城市的超级市场只摆出三种面包。并且这种面包的包装费用也不象其它一些国家那样昂贵——这是压低价格的另一个因素。    在南非，冷冻食品和方便食品的使用量比许多北半球国家少得多。    在南非的经济中，食品补贴占有重要地位。黑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的购买力比较低，直到最近一直领取基本食品补贴，特别是玉米制品和面包的补贴。在一九七七年，对售价十六美分的一个黑面包的补贴已经增到六分，对售价二十美分的一个白面包只补贴三点五美分。    今年，补贴情况已大大改观。政府以经济衰退影响到储备和国防费用不断增加为由，大大减少了对农产品的补贴：对白面包的补贴已取消，但是，对黑面包的补贴仍维持六美分。对玉米的补贴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    尽管糖价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消费者仍然只须付相当于十八美分的钱就可以买到一磅糖。

【法新社新德里五月七日电】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弗尔霍韦茨今天在这里说，作为下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它应该通过遵循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来树立其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信誉，他没有点古巴的名。    弗尔霍韦茨是在结束三天访问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他说，不幸的是，不结盟运动在大国集团的影响下正在分裂成不同的集团。弗尔霍韦茨同印度领导人就不结盟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说，不结盟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分歧，但是，尽管一些大国以前无视不结盟国家，今天它们则力图对其施加影响。在哈瓦那首脑会议九月份召开以前，他不知道这些分歧在首脑会议上是否会出现，也不知道会出现多大分歧。他说，南斯拉夫将参加会议并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他强调说，他认为不结盟运动面临的问题不是「非常可悲」的。他表示相信，如果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背离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连载一篇题为《布托的功过》的文章，摘要如下：    凭着雄辩的口才和精明的政治手腕，布托在整个七十年代支配了巴基斯坦的生活，而且成为第三世界的最杰出领袖之一。一九七一年年底，布托临危上台执政。    当时的巴基斯坦因为连续十三年的军事统治而使民间洋溢厌恶情绪，也因为在孟加拉之战中惨败，导致东、西巴分治而感到羞耻。布托上台之后，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使一个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国家恢复自尊和自信，也与原来的对头印度，化敌为友。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这位曾使一个根深蒂固的军事政府垮台的政治家，自己也被另一股军事领袖推翻。倒台后的布托，不独成为阶下囚，被形容为独裁者和谋杀犯，更被指为使巴基斯坦处于内战边缘的人。    即使在失势和被囚之后，布托仍能牢固地支配着巴基斯坦贫民，结果是使得这个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回教国家紧张地分裂，支持和反对他的派系，壁垒分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布托被判死刑九个月后，首次公开露面，在最高法院的上诉聆讯中答辩。布托这次公开露面，博得支持者的更大同情，但亦惹起反对者的反感。    布托从挽救国家免于分裂的国家英雄，变为谋杀犯和使国家处于分裂边缘的罪人，转捩点在一九七七年出现。这一年年初，这个在加州和牛津受教育的领袖，登上他二十年政治生涯的巅峰，但这一年的年终却掉落深渊，不独失去总理职位，而且身陷囹圄。    齐亚将军是推翻布托的人，也就是布托一度不屑地，称为“银样蜡枪头的军人”的人。布托不喜欢齐亚，齐亚亦不喜欢布托，因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齐亚是一个主张严守回教清规戒律的人，极不喜欢布托和布托的奢华生活和西方方式。    布托被称为巴基斯坦唯一能使贫、富两极沟通的人。出身于地主和贵族家庭的布托，属于“富有”阶级。然而，他所以能在政坛上大放光芒，却是凭他与“赤贫”阶级的利益认同的能力。这一点并不易，尤其是在一个象巴基斯坦这样有八成人口是文盲的国家。    布托生于一九二八年，父亲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孟买国会议员。    布托家族有大量土地，也在当时英属印度的行政首都孟买有大量房产。    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人能够同情贫农的，绝无仅有。    象当时英国统治下印度的贵族子弟那样，布托被送往孟买的贵族学校求学。    但布托却并未因此而定型。布托家族的通家之好中，有一个名为亚里·真纳，亦即巴基斯坦国父。    由于真纳经常串门子，布托不久便受他的影响，参加了争取建立巴基斯坦独立国运动。    一九四一年，布托十三岁的那一年，父亲召他由孟买回家成婚，新娘虽然是他的表亲，但两人素未谋面。    一九四七年，英国正式结束在印度的统治，尽管甘地向双方苦苦哀求，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划地而治已成定局。印度的回教徒在真纳领导下，成立巴基斯坦。这时候的布托，中学刚毕业，立志要为新的祖国效力。    但布托的父亲却不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建国第一年，国内政局便乱纷纷，老布托恐怕儿子介入政治漩涡，立即把他送出国深造。    老布托让儿子在英国和美国之间选择，他本人希望布托选择英国，但布托受真纳的影响，对英国这个前宗主国没有好感，反而向往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在父亲的不满下，负笈美国。    一九四七年，布托考进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政治，直至一九四九年，转往伯克莱加州大学修养。    布托完全投入伯克莱加州大学，而且吸收了美国式的政治，参加校内政治活动和辩论、反对校方的一些有争议措施。布托后来的直接对选民讲话，就是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时期吸收的美国式政治手法。    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后，老父和慈母催促他赋归，但布托的眼界较广，不愿在这个时候回家，象父亲那样做一个地主终老，他要闯一番事业。    于是，布托以自己尚年轻为理由，拒绝回家，由美国转赴英国，在牛津大学深造，攻读法律。（上）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七日刊登一篇介绍英国牛津字典的短文，摘载如下：    英国有一本牛津字典，举世知名。牛津字典是一本历史悠久、享誉历久不衰的字典。有人说，假如在全世界里选举学术界七大奇观，“牛津英语字典”一定当选。    这部字典最初完成时共十三册，一万六千五百七十页，后人补上两册，共十五册，一万九千多页，收集了四十五万个单字。论高度，叠起来有一点二公尺高，论重量，超过四十五公斤。    这部宏伟的字典，是谁编辑的？是苏格兰人杰姆斯·莫瑞爵士。莫瑞生于一八三七年，他是个语言迷，又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他懂得阿拉伯语系、拉丁语系、条顿语系……等许多国文字。一八七五年受聘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担任新字典的编辑工作。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五年之后，字典的一部分面世，受到广泛的好评，后来完成了十三册，于一九一五年七月以心力衰竭去世。

【本刊讯】台湾《青年战士报》三月三十一日刊登黄帆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莎士比亚作品真伪之谜》，全文如下：    这位数百年来以大剧作家闻名的莎士比亚文豪，自四十年代起，即有文学家多人疑其最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等著名剧本并非他本人的作品，相信其为他人的手笔。迨至五年之前，以    “文艺侦探”闻名的美国戏剧评论家卡尔温·霍夫曼，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指出莎士比亚的剧本为另一当时的剧作家克利斯法·马罗所作，这一证据，他相信在马罗的赞助人华星汉爵士的墓中，即有马罗所作的莎士比亚戏剧原稿，此种原稿是装在一铅箱中作为陪葬的。为要找出此一证据，他便说服了华星汉爵士的后裔唐生德少校，唐生德于去年申请教会法庭许可，直至最近始获教会法庭批准，然后才由霍夫曼主持发掘。本月一日，在斯加倍里教堂的华星汉爵士的墓前，十名证人与霍夫曼夫妇监视之下，首由教堂鸣钟十响，即由三名石工开始发掘，外面还拥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等三百人，并有六名警官在旁监视。掘开古墓以后，只在墓中的砖地上发现约三尺高的一堆沙土，既无遗骸，又无文件，唐生德少校看见墓是空的，大表失望，而霍夫曼仍说：“我不认为缺乏文件就是我的说法不对”。表示他仍将主张下去，甚至还要继续寻找证据。    顶顶大名的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在正式的纪录中，他是英格兰中部史脱拉福地方一个商人之子，生于一五六四年（生日不明），在本地的文法学校读书。因父经商失败，十三岁便辍学，从事家务操作。至十八岁时，与年长八岁的哈莎薇结婚，养有一子二女（包括孪生子），传说他曾偷盗附近农园的鹿，曾经被捉到官里去，又传他作过学校教员。传记上对于他这一段的生活情形不明，但他后来于二十三岁时突然在伦敦出现    （有说为抛下妻子，逃往伦敦），在一家戏院做一名小演员，后来开始修改剧本，继后与其他剧作家合作剧本，最后单独写作，前后二十年，共计完成了三十七部不朽杰作。成名以后，曾做戏院的老板，于一六一一年四十七岁时，回归故乡隐居，于一六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因为他的历史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低下的小演员出身，从他的家庭，环境、学历等考察起来，他如何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知道那么多豪华宫廷与贵族之间的事情，描写出那么细致的生活与心理？正因为一般人有此怀疑，所以有的学者便判断当时做演员的莎士比亚和做作家的莎士比亚是两个人。到底谁是莎士比亚？推测的有几个人，但都无法提出可靠的证据。    其中，最初被人推测的，认为莎士比亚剧本的原作者为牛津伯爵，即牛津第七世的领主爱德华·威尔。他对剧作颇有兴趣，但因要避讳肯特贝利大主教和大臣等的眼睛，所以借莎士比亚的名义，发表自己的作品。此种说法，最初虽有不少人感到兴趣，但经调查之后，发现牛津伯爵第七死于一六○四年，死后又是由谁代笔？找不出来，是以此说到后来便未成立。其次，又有人疑为出自鲁特兰德第五世领主的手笔，此人与莎士比亚有深交，于一六一二年死亡。此后又有疑为大思想家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的作品，举双手赞成培根的人，是美国女文学家戴亚    ·培根，后来竟为劳伦斯等人狂信；但因未提出有力证据，被拥护莎士比亚的学者斥为乘莎士比亚传记资料不足所提出的妄论。    随后才有马罗说登场。莎士比亚剧本的作者为克里斯法·马罗之说，并非始于美国的卡尔温    ·霍夫曼，不过马罗的情形，远较牛津伯爵说、鲁特兰德说、培根说等为有力，所以霍夫曼主张最力，与以上各说比较起来，亦最为一般人所信赖．说也奇怪，马罗的传记，仍和莎士比亚的传记一样的带有神秘的色彩，一般只知道他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剧作家，著有《福斯塔斯博士》、《马罗泰的犹太人》等杰作传之于世，对其身世，知道的仍属片断，嗣经考据，大体如下：    马罗和莎士比亚是同年，生于一五六四年，剑桥大学出身，在校时曾做过当时任伊丽莎白女王情报局长福兰西斯·华兴汉的情报员，后来成了无神论者，便埋头写作戏剧，成为剧作家。到了一五九三年马罗在伦敦郊外一家酒馆因与人打架被殴毙死。被殴毙的原因，亦有种种传说：一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一说是宗教阴谋，再一说是政治阴谋，大约是宗教或政治的阴谋成分为多。但是，后来关于马罗的死，又有侦探小说一般的故事出现，据霍夫曼考证的结果，说是当时在伦敦郊外酒馆为刺客所击毙的，不是马罗本人，而是另一个替身的乞丐，后来马罗亡命到西班牙，究竟以后是回到英国？抑永住外国？无一定说法    （有谓在亡命国外期间仍继续写戏剧，后来回国，住在华星汉爵士的农园继续写作），总之，马罗此后仍继续写剧本。并且说他的作品曾送与法兰西斯的堂弟汤玛斯·华星汉（据说马罗在被暗杀之前曾住他家），由华星汉（与莎士比亚有深交）转与莎士比亚用莎的名义上演。    究竟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哪些是马罗的作品？是一部或全部？这是一个大谜。霍夫曼对此，曾耗费近二十年的时间，旅行各地，到处搜求古籍，虽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片纸只字，亦在搜集之列。据他根据史料判断，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哈姆莱特》和《奥瑟罗》等悲剧，便是马罗在华星汉爵士的庇护之下所写成的。又在马罗与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找出了另一些文章，约有三十页，这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都是霍夫曼的推测。    要找出确切的证据，最好是找出原稿来对莎士比亚的笔迹。不用说三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的笔迹找起来是很困难的，现在所发现的莎士比亚的真笔迹，只有很难看出来的两三个签名，和合作剧《汤玛士·摩尔》的原稿中的三页存在，脚本的原稿，已完全不存在了。那么，莎士比亚剧本的原稿为什么一部也找不出来呢？这也有种种说法，一说非常奇妙，说是一六一三年格洛伯戏院大火时，莎士比亚剧本的原稿，同被化为灰烬。这一说显然是无稽的，那时莎士比亚已回到家乡隐居，没有本人已离开戏院以后仍将自己的原稿留在戏院之理。再一说认为当时的脚本，经过多人的修改，已经是一塌糊涂，所以原作者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未加保留，即使保存下来，也很难决定何者是作者本来的手笔。这一说比较近乎情理。马罗是莎士比亚剧本作者之说，有人注视，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在近年（一九五三年）首次发现了马罗的肖像画（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伦敦出版的每日电讯报曾经刊载），因马罗的肖像，颇似莎士比亚的肖像，主张马罗说者曾引为证据之一。马罗的肖像画，发现于马罗作的《福斯塔斯博士》（一六一八年版）剧本的封面画上，与一六二三年刊行的莎士比亚全集初版的封面肖像，和史脱拉福教堂（莎士比亚曾受过教会的洗礼）的肖像酷似。因此不少人认为莎士比亚剧本的作者准是马罗；但此肖像是画，不是摄影，所以拥护莎士比亚的学者便加以辩驳：画与摄影不同，摄影是摄的真形，画是由画工写生，可以想象修正的，当时的文化人像，有共通的类型，所以不能因肖像相似，就说莎士比亚便是马罗。又说，画工可能把马罗的像，故意修正他的胡子为戏画，因此与莎士比亚的肖像相似。画成相似，这是画工的责任，在作者方面是不知其事的。    总之，照霍夫曼考据的结果，判断曾写过《汤伯伦》、《福斯塔斯博士》、《马尔泰的犹太人》的马罗，在其亡命之后，曾写《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亨利四世》、《哈姆莱特》、《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最后更写《暴风雨》等剧本，照此说法，几乎莎士比亚剧本，尽是马罗写的。    以上所说的，全都是否定说（否定莎士比亚）方面的意见。    但肯定说（即肯定莎士比亚本人才是莎士比亚剧本的真正作者）方面，年来也不肯甘休，亦曾相继找出证据，证明莎士比亚的剧本并无捉刀人，认定莎士比亚的文豪地位，并不动摇。其中之一为伦敦的搜藏家阿兰·金氏。他曾于一九四○年在莎士比亚展览会中买到的一本一五一○年出版的《约克和兰加斯达两家的结合》（此书为莎士比亚史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等的典据），在这本书的空白上，发现附注有戏剧的台词草稿，金氏认此草稿的文体，是维多利亚王朝的。再就此特征作进一步调查的结果，确认此种附注是莎士比亚的亲笔。    由此一项发见，所谓斯丹勒说、马罗说等，一时大有不攻自破之势。所发现的草稿，据说，当时值五十万美元，又据说，更有人愿出一百万美元要求让与的。    近来又有一个英国的古籍研究家罗纳德·阿西福德，在史脱拉福展览会购得一六○五年出版的《科尼利斯·达克达斯的年代记》一书中的最后页，发现有酷似莎士比亚笔迹的草书，写的是“与其追昔日之梦，不如握今日之宝”，据说旁边还绘有自画像。虽然肯定方面找出有此证据，仍然缺乏最后的鉴定，未能打破莎士比亚之谜。    霍夫曼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的，而且他提出划时期的主张：“伊莉莎白王朝贵族汤玛斯·华星汉爵士的墓中，可能有一个铅箱中装着莎士比亚剧本的原稿，倘发掘此一古墓，由其中的遗物即可证明马罗是真正作者。”华星汉死于三百多年以前，他的墓是在根德郡斯加倍里教堂的公墓中，霍夫曼认为即使在墓中没有发现原稿，亦可以发现其他文件。按照当时的习惯，可能有马罗崇拜者送给他的颂词，或有马罗的其他作品，只要有此类文件，亦足以资证明。霍夫曼为要证明他的主张，于五年前便决定掘墓计划。    可是，掘墓并非简单的事，发掘墓地须得教会（圣尼古拉斯教）许可，开棺又须得内政部许可。当计划提出之时，英国不少人认为莎士比亚在世界上的光荣，几等于英国的象征，不愿有玷辱莎士比亚的企图，各方面反对的空气一时浓厚。霍夫曼乃转移方向，说服了华星汉的后裔之一的马仙·唐生德少校，于是两人共同进行请求掘墓许可的活动，经过三年的时间，始于前年一月获得圣尼拉斯教会的教会法庭许可，并遵守两项条件：一为不伤害墓的构造、二为在建筑家监督之下掘墓。当教会法庭批准之后不久，剑桥大学的艾尔顿教授便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霍夫曼把应发掘的墓弄错了”一文，里面说：“霍夫曼所说的那个汤玛斯·华星汉，是马罗在被捕时才认识的人，与马罗有关系的，实在是法兰西斯·华星汉，他现在掘错墓了。”    艾尔顿教授这一横箭射出后，霍夫曼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说：“艾尔顿教授的说法才错了。”五月一日掘墓的结果，果然一无所得，是霍夫曼掘错墓呢？还是霍夫曼的考据根本错误呢？莎士比亚之谜既未揭破，世界文学史也无从修改，莎士比亚真伪之谜，可能是永远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