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三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戈特利布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的弱点》，摘译如下：    我们经常听说，苏联人身高十英尺。演说家、电影和报刊上的言论势如潮涌，充满着向我们发送如下信息：苏联人能够智胜我们，在谈判和炸弹方面超过我们。如果听信这些令人丧气的话，那么，只有苏联人才有未来。    这类宣传是不符合事实的。它强调了苏联人公认的实力，但却忽视了他们的重大弱点。一张实事求是的对比表必须既考虑到实力，又考虑到缺点。    苏联在军事上实力雄厚。它的五千个战略核弹头能够使我国许多地区成为放射性的废墟；苏联驻欧洲军事力量继续威胁着北约；苏联人把古巴人派到非洲打仗；苏联和美国一样，都是大军火供应者。    但是，美国也是一支劲旅。其九千二百枚远程核弹头，其中有一半以上配置在几乎遭不到攻击的潜艇上，可以在一日之内摧毁苏联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北约是个实实在在的联盟，美国这个首要的伙伴不必担心，一旦爆发战争，北约盟国会朝什么方向开火。而苏联指挥官们对于波兰人、捷克人和东德人的忠诚却很可能忧心忡忡。尽管人们发出了种种惊骇之声，美国海军却仍然控制着海洋。    两个超级大国在战略军事力量方面基本对等，美国在技术上居优势。这是一种相互能够斩尽杀绝的对等状态。这两个国家谁都没有把握如何利用这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来捞到好处。    正如克里姆林宫老态龙钟的领导人所看到的，世界远不是苏联能吞噬得了的。苏联确实处于心怀敌意的共产党国家——东面有中国，西面有华沙条约组织中一些不服管教的国家——的包围之中。即使在中越战争爆发之前，苏联也觉得必须沿紧张的中苏边界保持五十余万大军。苏联驻东欧的军队，不管它们所担负的任务是什么，总是发挥着另外一种作用：防止再出现“布拉格之春”    。    然而，苏联军事力量却没有能够阻止中国第一号人物华国锋访问东欧并做出象征性姿态，对克里姆林宫嗤之以鼻。苏联军事力量也未能劝阻日本同中国签订友好条约。它甚至都不能够被用来压罗马尼亚同意增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军费。总之，苏联也知道其力量是有限的。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宗教情感向莫斯科的威望提出了挑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罗马教皇越发加强了已经很活跃的波兰天主教会的力量，波兰天主教会是一支非常成功地与共产党人相抗衡的力量。目前，东德的宗教也正在复苏，在立陶宛出生的儿童中，有一半受洗礼。毫无疑问，莫斯科很担心，如果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那将为苏联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居民提供一个颠覆的范例。    苏联除了在东欧有一些捉摸不定的盟国，以及越南这样一个爱争吵的民族主义盟国之外，还有一些依附国，例如阿富汗、安哥拉、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等。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消耗着苏联的资源。    对于克里姆林宫问题重重、年近古稀的领导人说来，世界远不是苏联能吞噬得了的。    就苏联在非洲的战略地位来说，它所失去的立足点（埃及、几内亚、索马里、苏丹）比它所维护的（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还要多。    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一直遵循着走议会道路的原则，并争取通过拉选票夺取政权。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再也不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了。    由于美中关系越来越热乎，莫斯科现在越来越抱怨“受到包围”。它反映了苏联的忧虑不安，而不是信心十足。    经济因长期短缺而困难重重，使苏联人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粮食和现代技术。他们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方面也遇到了麻烦。据《真理报》最近报道，由于缺少钮扣（拉链就更加罕见了），苏联已向在横贯西伯利亚的新铁路线工作的工人分发了没有钉钮扣的裤子。这家报纸早些时候还报道，在西伯利亚的某些地区，买不到牙刷。苏联人能够发射多弹头导弹，但却不能够为其人民提供钮扣和牙刷。    在政治上，苏联的体制要老百姓老老实实，但却妨碍了问题的解决。这个国家许许多多少数民族都不满异族的俄罗斯人的统治。莫斯科统治集团在执政六十年之后现在已失去了它作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的穷人的模范而建立的威望。苏联的体制并没有实践它的诺言。

【法新社罗安达四月十二日电】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今天到达这里，作为内图总统的客人，对安哥拉进行三天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是罗马尼亚的一位国家元首对安哥拉进行的首次访问。自一九七八年八月以来，一项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议把这两个国家连结在一起。罗马尼亚还是在安哥拉独立时首批承认安哥拉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安哥拉战争期间，它一贯支持内图总统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图总统在机场迎接了齐奥塞斯库总统和他的妻子。

【法新社卢萨卡四月十三日电】罗得西亚突击队今天炸毁了津巴布韦大厦、解放中心和游击队领导人恩科莫的办公室。恩科莫的办公室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办公室即总统府一公里。    突击队在他们于凌晨发动的袭击中使用了吉普车和英制吉普，并且扫射了这三个地方。    眼下不清楚这些突击队是在什么地方着陆的，是怎样进入这个国家的。政府尚未就这次袭击发表任何声明。也不清楚被打死的人数。    到本地时间今天上午八点为止，人们仍可以看到从恩科莫的办公室里冒出滚滚浓烟。只有办公室的墙壁仍矗立在那里。屋顶完全塌落。    人们可以看见一辆刷着摹拟赞比亚军队颜色的油漆的军用英制吉普车正在离恩科莫办公室两公里的地方燃烧。    【美联社卢萨卡四月十三日电】目击者说，伪装成赞比亚军队的罗得西亚人今天深入赞比亚一百公里进行了一次大胆而空前的突击队袭击，捣毁了一黑人游击队领导人的家。本地的医院说，在枪战中至少打死了十个游击队卫兵，但是据说民族主义领导人恩科莫没有受伤。    在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军事指挥部证实，它的军队袭击了卢萨卡。这是罗得西亚在同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六年战争中第一次对一个非洲首都发动地面袭击。    在卢萨卡，谁也说不好，罗得西亚突击队是怎样摸进卢萨卡的，但人们推测，他们只不过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从在南面一百多公里的罗得西亚边界乘车进来的。    【路透社卢萨卡四月十三日电】罗得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恩科莫今天发誓，他要反击罗得西亚部队，因为，罗得西亚部队今天上午捣毁了他在赞比亚首都中心的住处。    他站在他那所内部被毁坏的平房的被弄歪的前门旁边对几百人的人群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爱国阵线将惩罚那些残酷成性的人。”    穆加贝对这批人说，这次袭击使爱国阵线两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他和恩科莫是爱国阵线联盟的两位领导人。该联盟目前正在同索尔兹伯里政权作战。

【路透社坎帕拉四月十三日电】今天，当流亡领导人优素福·卢莱从坦桑尼亚飞回国内接管逃亡的阿明总统的权力时，数以千计的兴高采烈的乌干达人狂热地欢迎新的国家元首。    卢莱教授在议会的台阶上宣誓就任总统，他要求为在阿明总统时期死去的人们默哀，他对群众说：“我们不是主人，而是你们的仆人。我们将尽力量为你们服务。”    新总统同坦桑尼亚指挥官们——他们的军队把阿明赶出了首都——站在一起，他呼吁乌干达人不要搞个人报复行动。    我们不要象刚刚被我们推翻的政权那样行不仁义之事。首要的是不要伤害人命。必须立即建立法制。    “所有犯罪者必须受到审判，任何人不得私自执法。我们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    乌干达人从恩德培机场起夹道欢迎，并聚集在首都的议会大厦外面。他们齐声高呼、唱歌、纵情欢呼并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卢莱万岁！尼雷尔万岁！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万岁！”    卢莱总统在宣誓后接着让十四名部长宣誓就任他所说的临时政府的部长职务。他保证在两年内举行选举。这将是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    坦桑尼亚士兵守卫着议会大厦。议会大厦外面停放着一辆有高射炮的装甲运兵车。    卢莱教授在宣誓就职之后，要求为陆军元帅阿明统治时期死去和为赶走阿明而在战场上牺牲的人默哀两分钟。    他说，乌干达经受了“恐怖统治”，必须立即恢复法制。    他敦促仍然忠于陆军元帅阿明的军队缴械投降。卢莱教授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合法的政府，现在阿明是一个叛乱者。交出武器，你们就会得到保护。”

【合众国际社坎帕拉四月十三日电】军方人士十三日说，坦桑尼亚派出一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突击队小分队去乌干达东部活捉阿明，以对他进行审讯，然后绞死他。    军方人士说，为了活捉难对付的阿明，这些不穿军装的突击队小组已在乌干达北部和东部成扇形散开，甚至已潜入金贾市。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四月八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对外政策的选择》，摘译如下：    人们普遍说，在这次选举中，两大党都在向选民们提出比一九四五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的政策选择。    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市场理论、货币学家的热情和新毛主义的自力更生三者的结合，似乎是在国内事务方面的一种激进办法。但对外政策怎么样呢？两党合作也从对外领域里消失了吗？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悲剧性失败之后的这过去二十年里，英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不论我们同共同市场的经济关系如何，两党都接受大西洋联盟、美国对这一联盟的领导以及同西欧密切的军事关系和政治关系这种广泛的西方战略。两党看来都珍视英联邦关系，对南北对话和第三世界的发展都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作出了某些物质上的贡献。    保守党对于在防务上多花钱，一向不象工党那样感到痛苦。它还更易于对苏联的力量和意图采取鹰派的看法。但是，卡拉汉政府不论在防务问题上还是在东西方缓和问题上，都接近于北约组织的一致意见，接近于华盛顿的路线。    工党政府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对卡特总统的人权运动持保留态度，因为它担心这可能会损害缓和。撒切尔夫人对苏联集团的人权问题以及对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活动可能更为直言不讳。她在支持中国的反俄外交活动和鼓励结成欧洲—中国反苏联盟的东张（这一政策可能比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言论更会损害英苏关系）问题上，也不象卡拉汉或欧文那样谨慎。    但是，保守党使人们感到最为不安的是它对南部非洲的态度，特别是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权的态度。    另一方面，保守党在同欧洲打交道方面，不象工党的反共同市场的人那样受老式沙文主义的束缚。    罗得西亚和欧洲问题是两大党意见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英国新政府一成立就马上会面临的第一批国际问题中就将包括这两个问题。制裁保守党政府只要稍微暗示它可能准备减少对罗得西亚的制裁、或者支持史密斯政府、或者承认“内部解决办法”，就会标志着英国同非洲各国政府关系破裂的开端。根据史密斯政权举行的选举所建立的罗得西亚政府，如果没有英国军队的帮助，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派英国军队去执行这种任务将是在实质上与苏伊士运河事件极为相似的一种愚蠢行动，并会对英国的利益以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同样不利的影响，其中包括严重损害英国同黑非洲所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还会损害同美国的关系。    至于欧洲问题，保守党的立场稍微比卡拉汉的立场更可取些。卡拉汉批评共同农业政策，这是对的。爆炸性的如果说工党有一个问题（关于欧洲方面的诱惑），保守党则有一个大得多的问题（关于南部非洲方面的诱惑）。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大是因为南部非洲问题目前正发展成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国际问题，其爆炸性比目前看来任何欧洲问题损失比工党由于奉行反对欧洲的政策而将使英国受到的损失要大得多。所固有的爆炸性都要大得多。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大，还因为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奉行与世界对抗的政策，而将使英国受到的撒切尔夫人已公开宣布支持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    如果这将使她有义务承认由史密斯政权主持下举行的选举所产生的政府，那她就将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的确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一条注定会失败的道路。它之所以注定会失败是因为在史密斯政权主持下举行的、而不是在由国际组织主持下举行的选举不能得到黑非洲国家的承认，不能得到较广泛的国际承认，也不能给罗得西亚带来和平。    对所有意识到南部非洲的压力现在正在增大的人来说，一想到英国将在那一地区奉行某种“单干”政策就会令人毛骨悚然。任何一届英国政府只要作出执行这样一种国际政策的承诺。不论其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少长处，都是在给自己贴上随时都可能垮台的标签。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四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英镑近十年来的萎缩实况》，副题为《面包售价涨了三倍多》，摘译如下：    受薪阶级每月拿回家去的薪金，表面上是比以前增加了，但是，这些钱的购买力，却是愈来愈低，因此，储蓄的观念，已不再存在了，因为，从储蓄得来的利息，远远赶不上货币的贬值速度。现在，人们将赚来的钱，除了应付生活上的必要开支外，全都花费在享受上。这种心理及行为，使货币的流通加速及流通量增加，结果，又促成物价上涨。    工人们不时地要求提高工资，是基于他们担心通货膨胀的趋势无法遏止，而导致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的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与增加工资的要求，是互为因果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因而受到破坏。    试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过去十年期间英国通货膨胀情形，作一记录性的比较，以便推测下一十年的通货膨胀趋势。    一九六八年时，一辆葛天娜汽车，只卖七百四十八英镑，而一九七八年已涨到三千二百零九英镑了（加了三点二九倍）。一九六八年一加仑的四星汽油，只卖三十三便士，一九七八年已卖到八十便士（加了一点四二倍）。取暖用的石油气，一九六八年每单位为十点九便士，一九七八年涨至十八点五便士（涨了百分之七十）。一条儿童穿的牛仔裤，一九六八年时，售二英镑半，一九七八年卖至八点九九英镑（涨了二点六倍）。一间有三个房间的住宅，一九六八年卖四千四百五十英镑，一九七八年卖一万七千英镑，也涨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二。    又如，电力每度一九六八年时为一便士，一九七八年为二点八七便士，涨幅百分之一百八十七。二十支装的香烟，一九六八年每包卖二十五点八便士，一九七八年卖五十四便士，涨幅为百分之一百零九。茶叶每磅一九六八年卖十五便士，一九七八年卖四十六便士，上涨百分之二百零七。面包一九六八年每磅卖八点五便士，一九七八年卖二十六点五便士。

有一个经济学博士抱着一把电子吉他，弹着摇摆舞的曲子，从晚上八点弹到午夜，他要一百三十五美元，然后，每弹一批曲子，从午夜到凌晨一点要十五美元，从一点到两点要三十美元，他可以轻易地赚取比他每月三百八十美元的定薪多两倍的钱。    你还将看到这个城市普通的男女居民，其中的许多人住在新盖的大煞风景的街区里，这些街区从城市的闹市区向四周延伸，扩展到在西方通常是郊区和花园的那些地方。    伊凡是个职员，为举行一次家庭庆祝会，他走遍了各个商店，为的是挑好一点好肉，那么费劲的确叫他厌烦……奥尔加在一家又暗又黑的食品店工作，她买到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手提皮包，可高兴哩。    娜塔莎是护士助理，她走遍了全城，却买不到一盒中意的口红，她又气又恼，却无可奈何。    沃洛季和他的妻子都是兰领工人，拥挤地住在闹市区“数家合居”的一个套房里：这一套房共有五个房间，每一家住一间房，十八个人共用一间厨房和一个澡盆。    现在设想你乘着直升飞机呼呼地飞入夜空，飞向这个囊括十一个时区、居住着一百多个民族、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的无边无际的远方。    莫斯科以外的地方的生活则没有那么好。好东西更难买到。尽管列宁格勒实施了大规模的住房建造计划，住房仍然缺乏。基辅、塔什干和新西伯利亚也是如此。    中央委员会的权贵们仍然有他们的饭店招待所，政治局的委员有别墅。小一点的城镇有时一连几个月买不到肉。日子是艰难的：但许多人认为，他们比他们父母的时代日子过得好一些。    在阳光明媚的亚美尼亚，一位摔跤冠军开着一辆俄国造的白色旅行汽车。小伙子们穿着西方的牛仔裤和颜色鲜艳的上衣。在格鲁吉亚，有的家庭发福了，通过熟人的关系或者利用投机倒把弄到了磁带录音机和照相机。    最后，或许黎明之时，你在空中将看到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尔、伏尔加和西伯利亚那无边无际的乡野；将看到像苏尔库特那样的座落在世界最大的平原（西西伯利亚）之上、处于冰封雪冻之中的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城镇；将看到狂风怒吼的哈萨克大沙漠，你还将看到南面气候比较暖和的高加索……    这里是苏联社会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农村阶级。国营农场的农民每天劳动八小时，拿固定工资，这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了。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自负盈亏。无论国营农场还是集体农庄，都偏僻落后，酗酒现象目益严重，年青人流入城市，自从强迫实行集体化以来，家庭生活和播种收割几十年都很少变化。    鉴于莫斯科首先强调发展国防、发展工业，要改善这个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苏联缺少真正的地方民主政府的传统。共产党人的统治一如沙皇，从中央直统地方。许多人认为，像这样一个巨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是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加以统治的。    然而，苏联社会比其官方的理论所阐述的要复杂得多。    苏联官员总的说来将会本能地不同意苏联的“阶级”多达五种这种看法。这一组文章使用“阶级”一词，泛指级别、地位、职务以及在能否找到好的工作、能否享受舒适的生活条件方面大体相当的社会上几部分人，这几部分人是自成一体、互有差别的。    在苏联，阶级与其说取决于金钱，不如说取决于级别、权力和特权。每个人都想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当你在商店里买不到你所要的东西时，便会发挥你的权势——或者是合法地，或者是走后门弄到你所要的东西。    上层人物的权势显而易见：每月购买一次额外的高质量的食品，称为“克里姆林宫的配给”；专门的医院和医务所；有权出国，并带回使人垂涎的西方货——这些都是地位的直接象征。    在下层，权势虽不那么明显可见，却是普遍存在：卖肉柜台上的那个伙计，偷偷地给他的一个朋友割了一块好肉，多收了他三个卢布；厨师们兼卖食品；机修工干完了活又修汽车；“专家们”催快钢梁、水泥和砖瓦等活的完工速度，以便工厂早点建成。    一位莫斯科人说：“在咱们这儿，一个人不是按劳取酬，而是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取酬。”    而一个人的地位终究来说是由苏联共产党决定或确认的。他越接近于上层，他的生活就会过得越好。（二）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四月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莫斯科的处境困难的两个亚洲盟国》，摘译如下：    最近几个星期，苏联向其处境困难的、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两个亚洲盟国阿富汗和越南加紧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今天，苏联人已如此深地站在喀布尔政权和河内政权一边，以致于他们似乎参加了（至少是间接地参加了）反对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叛乱者”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叛乱者”的军事行动。    为了支持塔拉基和阿明政权，克里姆林宫提供的物资增加了，特别是直升飞机，增派了苏联的或来自东欧其他国家的“顾问”。正当苏联报纸疯狂谴责“反动派”——美国的、巴基斯坦的、伊朗的、西德的、中国的甚至还有埃及的反动派——，说他们争相援助“反对革命的分子”的时候，苏联军队的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却在喀布尔执行其使命。    从“地质学家”在基普林时代测量阿富汗时起，直到支持喀布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打进“热海”的这一为大家所知的梦想，是俄国战略一直不变的原则。另外，同该政权的联盟是苏联“包围”中国计划的内容之一。由于克里姆林宫失望地看到“亚洲团结公约”的“勃列日涅夫学说”已遭到几乎一致的反对，它似乎今后选定了更有进攻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以加强它的盟国阿富汗和越南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    由于在同中国南部边境接壤处制造了紧张局势，对越南的物资供应，由一条真正的空中桥梁来完成。    苏联的飞机和舰只直接参加河内积极进行的战争，将部队从一个战线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并且，向它们提供物资和大米。    更严重的后果是，苏联军舰使用金兰湾的前美国海军基地一事，得到了河内的证实。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越南人从未向渴望为它的太平洋舰队弄到一个基地的克里姆林宫让步。这支舰队拥有许多核潜艇，有朝一日会威胁海上通道，尤其是日本的石油供应和中国的交通。    由于越南领导人的讨好，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东南亚拥有了一个支撑点。正是为了扩大和巩固这个支撑点，苏联才支持越南的旨在坚决控制其他两个印度支那国家——老挝和柬埔寨——的政策。这样一种局势使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尤其使东盟国家感到不安。他们现在意识到了，在莫斯科在亚洲玩的这一复杂的一局中，它们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

【法新社曼谷四月十三日电】红色高棉的一位营长今天说，在柬埔寨大约有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两千名古巴人。    红色高棉七七五师五○五营前营长申同志到泰国避难后说，这些古巴人参加越南坦克部队作战和当飞机驾驶员。他在边界上对本社记者说，在越军的每个师参谋部有三至五名苏联顾问，但是这些苏联顾问并不直接参加作战。他说，其他一些俄国人在县城和省会工作。    他又说，苏联的飞机经常为越南的前卫部队提供补给。    申同志说，越南人开始从柬埔寨把所有他们能够运走的东西都抢去，他们拆卸所有的机器和马达，用卡车运往越南。这位少校说，在暹粒以北五十公里的瓦林农业合作社，越南军人向老百姓开火，迫使幸存的妇女和儿童走在他们的前头，为他们挡住红色高棉的火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十三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目是《人们认为俄国人在阿富汗伤亡严重》，《美国官员说，在支持喀布尔反击叛乱分子的战斗中可能有一百名顾问死亡》，摘译如下：    美国情报官员今天说，上月在阿富汗政府部队和游击队的战斗中，可能有多达一百名苏联军事顾问丧命。    这些官员说，据情报部门的估计，在阿富汗的苏联人员多达三千人，其中一千多人是军事人员。据说苏联人员除了充当顾问以外，还在战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驾驶直升飞机和战斗机以及指挥炮火。这些官员证实了从喀布尔传来的消息。这些消息说，最近在首都西面四百英里的赫拉特的战斗中，暴动者打死了十六名苏联文职人员——其中有两名妇女——并且把他们的尸体砍得乱七八糟。    这些官员不肯说明他们是如何得到情报的，而是说，这种情报是通过技术手段以及通过在阿富汗和阿富汗附近的人士得到的。他们说，虽然苏联一个师的部队已经调到阿富汗边界，可是并没有身穿军装的苏联部队干预冲突。据说现在在阿富汗的大约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不是穿着阿富汗的军装，就是穿着便服。    美国政府的分析人员认为，上周由叶皮谢夫将军率领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的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叶皮谢夫是苏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维持军队的士气。一些官员认为，他的访问反映了苏联顾问在帮助阿富汗政府镇压这次叛乱时遇到的问题。    一位美国官员说：“他是（苏联）派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位官员说：“这表明阿富汗的局势恶化到了多么糟糕的程度。”

原编者按：有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自杀——其中学龄儿童的人数在增加。这是对教育制度、对家庭加强提高成绩的压力的反抗吗？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第十三期（三月二十六日出版）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最纯粹的地狱》，摘译如下：    在日本南方，一个十六岁的高中女生在离她父母所住房子不远的地方用汽油浇在身上，然后点燃。她的绝命书写得很简单：“我感到很遗憾。我对世界感到厌烦了。”    在日本，“儿童年”是以一种可怕的纪录开始的：单单在一月份就有一百零四名日本未成年的人自杀。    东京文部省已告急。因为与一九七七年相比，去年少年自杀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达八百六十六人。现在情况似乎将更坏。    东京警察局估计：“在一个月内就有二十一名学龄儿童自杀——过去大概还没有过这种情况。”东京有一份教师调查报告说，小学生中约每四个里就有一个曾想到自杀；中学里是每三个里有一个。    二月底，文部省惊恐地向所有学校颁布指令，“要加倍努力防止学生自杀”。首相府紧急组成了一个“重视生命委员会”——在委员会中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没有提出建议。    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加藤建议搞一个“防止青少年自杀行动月”。他说在美国和加拿大（自杀率低得多）已有这种活动。但东京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搞这种活动，“大概是它认为，自杀是防止不了的”。（加藤语）。    但即使是这位在职的心理安慰者也不能开出一个灵验的药方来。加藤说：“我们时代的青少年的思想象茂密的丛林一样太不容易打通了。”    从自杀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明白这一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人在他用暴露的金属丝缠在身上通上致命的电流之前写道，他“太累了”。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因为学习时精神集中不起来而吊死在一棵树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同她三十一岁的男朋友一起自杀。一个刚好十一岁的小学生因他的父母不同意给他买一副新的滑雪板而自杀。广岛一个九岁的孩子吊死了，因为不许他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    谁应当去管教青年人的问题是有争议的。神户的一份官方文件说，绝对保守的警察局抱怨“家庭里缺乏纪律”，“软弱的父亲害了孩子们，而大多数父母则希望老师对他们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帮助”。    根据《每日新闻》的民意测验来看，父母亲首先希望学校给孩子们以“社会道德的教育”，强行灌输“公正的集体思想”和“自助精神”。首相府青年课女顾问佐藤金子说：“所有这些事本来是家庭应该做的。”在被询问的父母中只有百分之六根本反对在学校里进行体罚的想法——按照法律是禁止这样做的。此外，工会领导人兼著名的教育学家卷田本文说了句有保留的安慰的话：自杀人数令人担心地增加，主要原因不是家庭里无的放矢的教育——真正的凶手是日本的教育制度。    事实上，统计数字毫无疑问地证明，相当一大部分自杀的学生是因为学校里的问题而寻死。上课和考试时答不上来，以及害怕考试，占去年自杀原因的百分之二十九，明显地占第一位。    耗费适龄青少年精力的有一点不留情的课程表，特别是入尖端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高标准的入学考试。对于这样一些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有名的大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大门是敞开的，好象他们有继承权似的。东京大学的医学教授水野说：“我们必须从结构上重新彻底考虑整个的教育制度。”    但是，任何深刻的改革必然会影响这个岛国的社会结构。《每日新闻》的调查说明：“事实上日本没有任何做父母的认为义务制小学和中学教育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是足够了。”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大学生的地位被认为是合适的——民意测验说明，百分之四十七的父母想为他们的孩子争取这样的地位。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少数父母满足于他们的儿子只在中学毕业。水野医生诊断说：“如果落选的考生疯了或干脆不愿意活下去，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这是最纯粹的地狱。”    考虑问题周到的《日本时报》说：    “日本学校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十分优越的。但我们为此付出什么样的心理上的代价？在我们这儿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就是一个标志——象是冰山的尖顶。”    代价真高：有这样一起引起轰动的以武力抗议学校和考试的压榨的事件：一月中旬东京一位教授的十六岁的儿子、模范学生刺死了他的“沉湎于成绩和总是管束”他的祖母。这个“杀人犯”在他从一个高楼顶上跳楼自杀前写道，他以前就希望报纸上有更多的关于“可怕的考试地狱”的启蒙性报道。    父母之爱和照料被弄成病态，绝大多数母亲都为成为“教育的母亲”而骄傲，她们准备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推进和实现对自己孩子的最高教育    。    一位十七岁的高中女生在自杀前给她的一条狗写道，日本的世界对于她来说是多么地没有希望：    “我羡慕你，因为你不必到学校去。”

【本刊讯】日本《宝石》月刊四月号刊登宗像隆幸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动荡的“台湾”——关于蒋经国政权行将崩溃的调查报告》，摘译如下：    台湾，从一九七一年被赶出联合国以来，不少友邦也相继同它断绝了关系。    台湾过去一直依赖于美华条约。在美中建交同时，美国通告废除这一条约，按规定，一年后将终止美华条约。美华共同防御体制的崩溃，也就意味着失去国家安全保障的支柱。    同国府保持邦交的只剩下了二十一个国家，除了韩国、沙特阿拉伯以及非洲几个国家外，几乎都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过去是追随美国承认国府的，因此，这些国家同台湾断交也只是时间问题。台湾将成为一个得不到世界承认的私生子国家。    台湾确实失去了国家存立的基础。    今天的台湾，就象罗马神话中的有内外两副面孔的门神一样，也有两副面孔。一是外向的面孔，是国民党经常同大陆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面孔。的确，同大陆比较，台湾无疑是富裕的。    那么，另一副是内向的面孔，政治权力属国民党专有，严密监视民众不得触犯这个忌讳。军队、学校、官公厅、大企业等，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盯梢，把触禁的人抓起来投入监狱。    三十年来，台湾一直是作为一个国家而俨然存在的。    在考虑台湾今后走向何处时，首先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那么，中国合并台湾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否存在呢？所谓“谈判解决”，在外交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连那些条件和素质相似的国家之间，也从未有过通过会谈实现了统一的事例。    邓小平在一月九日会见美国参议院议员代表团时说：“统一后台湾也可以保持军队。在台湾人民所希望的时期里，台湾可以行使完全的自治权，台湾当局将来也可以维持现在拥有的权限。”只有这段话是重要的。    似乎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抛弃了台湾，这是事实吗？按规定，在通告废除该条约后，还有一年的有效期。也就是意味着断绝邦交后，美台之间也还存在条约，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样一个事实。关于美台间缔结的有关经济、文化、通讯、教育、原子能等五十八项协定，卡特总统也说要加以修改，（恐怕是以民间协定的形式）继续下去。另外，这位总统还保证今后仍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表明，美国的这个意思已明确地转告了中国。    卡特总统在声明中说：“确信台湾居民将有和平的未来。”从总统有此“确信”来说，中国方面当然是表明了使之确信的态度。在宣布美中建交以后，负责谈判的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没有抛弃台湾。我们是要结束台湾的政府是十亿中国人的政府这种虚构。”美国抛弃的既不是台湾也不是台湾人民，而是“国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这一虚构以及立足于这一虚构的蒋政权。    国民党政府究竟如何打算呢？在宣布美中建交两天后的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有人建议应当研究同苏联友好，但是，蒋经国得出的结论是历来的三原则：“不同中共谈判。不同苏联保持关系。不同意台湾独立”。蒋经国企图在台湾继续维护中华民国体制这一虚构。而且这种虚构在内部也正在濒临崩溃。例如，在国民大会维护国民党绝对多数的终身代表们，他们大半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只要没有延长他们寿命的魔法，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国民大会就不得不崩溃。    台湾民众对这次同美国断交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今人吃惊的冷静。在宣布美中邦交正常化的当天，我的一位朋友碰巧在台湾访问。他询问了出租汽车司机的感想。这位司机坦然地回答说：“这只不过是应当到来的事情终于到来了。因此，这帮人也要完蛋。”“这帮人”就是指国民党。我的这位朋友惊讶地说，他在所到之处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得到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回答。另外，我认识的一位台湾人政治家说：“现在不是打倒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倒台后怎么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此做准备。”    无论是台湾的民众还是政治家，都认为同美国断交是对国民党的沉重打击，不认为台湾本身遭到了危机。对外破产的国民党体制，在内部垮台也只是时间问题。那时台湾将向何处去呢？剩下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独立，要么同中国结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一日电】题：有关美籍华人的统计数字    从中可以了解到今天在美国的华侨的许多情况的几个事实和统计数字：    ——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大约有六十万人，比一九七○年的四十七万五千零六十二人和一九六○年的二十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二人都有增加。    ——每六个华侨中有一个人在饭馆工作。    ——被雇用在洗衣店工作的华侨不到四千八百人。    ——一九七○年从事专业或技术工作的美籍华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而从事这种工作的白人只占百分之十四点八。    ——在纽约市的美籍华人估计有十万，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华人家庭在一九七四年挣的钱不到六千美元。    ——没有合法地位的华侨的具体人数还不清楚，他们在纽约唐人街的服装工厂每周常常工作七十小时而得不到加班费。——一九七○年居住在旧金山市唐人街地区的美籍华人有三万三千零六十九人，占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五万八千六百九十六名华侨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在夏威夷有五万二千名美籍华人，占它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八，但住在夏威夷唐人街的却没有几个。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日刊登龚念年的一篇文章，题为《长跑得失出现论争》，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卡特最近到中东进行穿梭外交时，新闻记者曾经拍发过一帧他身穿运动装、走在耶路撒冷街头的新闻照片。在他身边的，是同样穿着运动衣的私人医生，后面则是几名保镖。原来卡特是长跑运动的信徒，平日经常围着白宫跑步，这一次到了以色列，依然未能改变习惯，忙里偷闲，在耶路撒冷试一试长跑滋味。总统领头，美国也就难免出现一股长跑热。最近，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所得，美国约有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即二千三百万人，每星期总要有两天到外面跑步，路程最低是一英里。    长跑之风大盛，也就带动起美国书店里的特有现象，有关长跑的书比较好销。这一类的书已有好几十本，其中以新闻记者杰姆斯·福克斯所写的《长跑全书》最受欢迎，一年多以来，始终站稳畅销书之一的地位。    在美国的茶会上，谈来谈去也多为长跑。那些不跑步的人就好象犯了罪一样，大气也不敢哼一声。    长跑入门书《非长跑者的书》是专门向孩子们介绍长跑的书，它也差不多可以列入畅销书内。长跑在美国国内的普遍性，由此可见。    最初力持长跑会产生生理学效果之说的人，是负责管理太空人身体健康的空军医生库巴博士。他说，惯于长跑的太空人，血压不会高，胆固醇不会多，患有心脏病的危险性极低。然而到了最近，也出现了对长跑进行批判的论调。强调美观的人，并不认为长跑可以永远缩减体重，反而是一旦停跑之时，体重更见增多。强调医理的人则认为，库巴博士虽然提倡每天跑两英里，每星期跑三次，但长跑者通常都要大大超过，这种过犹不及的跑法，反而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新的反对论调，强调精神状态会由此产生不稳。本来被称为“长跑导师”的乔治锡汉博士认为，长跑期间会产生一种精神恍惚状态，在跑了三、四十分钟之后，就会陷入超感觉，精神觉得舒畅。长跑者为了达到这种恍惚感，就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一个劲儿地咬牙向下跑，对身体的损害就出现了。    这种令人吃惊的“空虚状态”，在《长跑全书》中也曾有叙述。有关长跑的书籍每每强调，长跑是对精神的一种安慰。这种论调现在被认为有危险，但美国长跑者对于长跑的执着，偏偏大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由于在社会中忙忙碌碌、头绪纷纭，竞争太大而经常失掉平静，由于脂肪过多而感到烦恼，这些知识分子们为了求得新的精神境地，于是身穿运动装、足蹬运动鞋，把大地踩在脚下，从向前奔驰的境界中，寻求脱离现实的精神上的空白。    其结果则是身体受伤的可能性增大。这是由于不顾体力限度，拼命撑长长跑时间，以致肌肉疲劳，反应迟钝。最著名的美国长跑杂志《长跑者世界》最近作过一次调查，每周跑二十五英里以上的长跑者，百分之三十四的人都有膝盖、后背或胫骨的隐伤和隐痛。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长跑是一件好事，但应当量力而为。关键在于精神升华的那一霎那，有人认为这种境地会有助于精神的平衡，身体的健康；新的理论则认为这一境地会造成精神的走火入魔，身体的意外损伤。两种主张既然是见仁见智，那就只好由每一个人结合自己的条件与情况自作判断了。

【合众国际社香港四月七日电】英国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戴维·威尔基今天说，今后十年的国际游泳冠军名单中很可能包括一个姓王的中国人。    威尔基在一九七六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中创造了二百米蛙泳世界纪录。他认为，中国人在蛙泳方面的潜能要比其他任何项目都大。    他和西德的奥运会银牌获得者汉斯·法斯纳赫特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八天访问。    他们都对中国一些游泳运动员的个子高度和才能的高超感到吃惊，尽管中国没有参加过水平高的国际比赛。    威尔基说，“我要说，中国人在蛙泳方面的造诣要比英国深，虽然他们的平均成绩——一百米是六十五秒六左右——使他们在今天名列世界第二十名左右。但他们在今后两年或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会有改进。”    法斯纳赫特说，他们对游泳方面的每一个优点都是竭力学习的。    法斯纳赫特说，“看来他们对我们不能呆一个月很感失望，他们希望我们再来。”    威尔基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他们的教练要去欧洲和其他地方学习训练方法，以继续提高他们游泳的成绩。    “但是游泳设施有点儿旧了。我在沈阳使用的训练游泳池，只有可容二百名观众的设施。    “对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信的。”法斯纳赫特和威尔基对中国医生的医术感到惊异。法斯纳赫特说，“有一次我肚子痛。医生在我大拇指附近一个部位紧压了几下，疼痛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