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十日以《迎接邓颖超女士》为题刊登一篇报道，摘译如下：    在中国妇女当中，我国也久仰大名的邓颖超女士应国会的邀请于八日首次到达日本，逗留到十九日为止。在中国很受群众爱戴，在我国凡是接触过她温和人品的人，也必定对她产生敬爱的心情。    邓颖超女士的头衔是相当于我国国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个庄严的职务。但是，不如说是以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而知名。她的半辈子是和丈夫一起渡过革命生活，解放后也一直身居重要的领导地位。    对好容易实现了邓颖超女士初次访日从心里感到高兴的日本人是很多的。戏剧家真山美保（新制作座负责人）就是其中的一人。真山先生说，“希望她在日本停留期间，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够接触到安详的、柔和的、温厚的人品。”真山先生还说：“与邓颖超女士激动人心的会见，恰好是两年之前四月九日，正在访问中国的新制作座在北京举行公演的最后一天夜晚。开演之前特意接见我们的时候，她跑过来握住我的手。我讲到一九五七年访华时曾受到周总理的鼓励的话，她说已经听到了。两个人一时缅怀起周总理来了。在坐满了容纳一万四千观众的体育馆里，到公演结束用了三个小时。此间，得以聆听到许多难以忘怀的话语。当演完整个节目散场的时候，在鼓掌的同时，无数只手从观众席上伸向邓颖超女士。我说：“这是为邓颖超女士鼓掌的，请女士举起手来吧”。她说：“不，这是为剧团的各位先生鼓掌的”。经我再三要求，她笑着说：“那么，咱们一起举手”。于是，她握着我的手一起向着观众高高地举了起来。    中国的人们爱戴邓颖超女士的心情，同爱戴已故周总理一样强烈。这可以从下述情况得到证明，正式场合她虽然有很了不起的头衔，可是，人们不叫她的头衔，而称呼“邓大姐”。虽然是一位渡过那么严峻的革命生活的人，但令人根本看不出所谓“斗士”的风貌，而是一位安详的、谨慎的、像“樱花”一样的妇女。已故周总理年轻时在京都岚山留下咏樱的诗篇而离开日本时是四月。在这个月份里能够见到邓颖超女士，真是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

【合众国际社开罗四月十日电】三百六十人的国民议会今天以压倒多数通过埃以和约。    官员们说，三百二十九个议员赞成，十三个议员反对，一个议员弃权。其余的议员缺席。    【中东社开罗四月十日电】总理兼外长哈利勒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服从于埃及法律。他说，将表明这项条约对埃及有利，不会对埃及形成一种经济控制，我们是保护埃及利益的。

说美是愿意在必要的时候战斗的，但克制态度常常是美对外政策的一种较好的方针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四月六日电】题：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谈国际问题（政治形势）    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丘奇参议员最近会见了国际交流署采访国会记者麦凯和哈特。他说，有人批评美国丧失了充当一个世界大国的意志，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批评。他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愿意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战斗的。”但是他强调说，克制态度常常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较好的方针。    下面是这次谈话内容的政治部分全文（本刊有删节）：    问：丘奇参议员，你在今年早些时候同记者谈话时曾表示，你希望参议院外委会能够重新获得它在富布赖特参议员担任主席时享有的权力和声誉。在制订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你打算让外委会发挥什么作用？    答：在参议员富布赖特时期，反对美国的在错误道路上走得很远的对外政策正是他的困难而又往往不得人心的责任。虽然我在那些岁月里同他一道反对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我却希望我当主席的运气会比他好些。在我看来卡特总统正在竭力把美国政策置于合理的前提和对我们国家利益进行的公正合理的估计的基础之上，即使从国内的政治“影响”角度来看，这需要他做些非常不得人心的事情。    就卡特总统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的问题来说，他采取了合情合理的行动，从而结束了三十年之久的自我欺骗、自己造成幻想的局面。    如果我们政策的基础继续是这种合情合理的前提，那么我希望我作为外委会主席能够在国会发挥一种支持作用。    问：有时人们指责国会对制订对外政策时的干涉过多，你有什么看法？    答：有时国会干涉美国对外政策是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的。例如，参院外委会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大大加强和改进了刚通过的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将使我们有可能继续同台湾人民保持商业关系和文化关系。我们减少了国内的许多担心。我们排除了任何这样的看法：美国漠不关心地抛弃了我们与之结盟二十五年之多的台湾人民，不再关心他们将来的安全。我们堵住了由于总统决定承认北京而在美国的态势方面留下的漏洞。这就是我希望外委会将来能够发挥的那种建设性的支持作用。    问：你表明了你这样的一种看法：有希望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是这个委员会在国会这个会期内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照你看来影响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我认为条约的批准与否将取决于核查问题。如果参议院确信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国家手段来充分监督条约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并且确信我们能够得到保护，防止苏联偷偷违反条约或不遵守它的条款，那么，我想条约是会得到批准的。    问：提出批评的人指控中国入侵越南证明北京是一个有点不可靠和不稳定的世界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今后的关系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这种行动的影响？    答：让我们考虑一下中国的情况。如果他们现在已经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他们所有的军队都撤出越南，这将意味着今天中国没有一兵一卒部署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问：卡特政府由于它处理最近一些国际事件——如伊朗局势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被谋杀    ——的作法而受到了批评。一些提出批评的人声称，美国丧失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而行动的意志。你是否认为政府在这些局势下本应该采取一些它所没有采取的行动？    答：简单说来，这种批评是十分荒谬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愿意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战斗的。    就伊朗的情况来说，许多人大声疾呼要求总统立即采取某些行动。政府、国务卿和总统本人都能采取克制态度，知道如果七十万伊朗军队都没有能力挽救伊朗国王，我们也是无法挽救他的。因此，卡特总统没有听取那些鲁莽的人的意见。    关于卡特总统及其国务卿万斯，可以说的好话之一就是他们都知道在直接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和不能达到什么目的。一个团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朗不会起什么作用。如果我们把他们派到那个混乱不堪的国家那只能蒙受严重的损失。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四月十日电】题：卡特签署同台湾关系法案    卡特总统签署了一项将使美国人和台湾人民有可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的法案。    总统四月十日在宣布签字时说，同台湾关系法案“符合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谅解”。这项法案于三月底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于四月十二日提交给白宫。    今后美国同台湾人民的关系将由一个非政府性的美国在台湾协会处理。台湾人民将通过第二个非政府性实体，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同美国公司、文化机构和其他机构保持关系。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十日电】在国务院，发言人赖斯顿说，在美国与台湾的防务条约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之后，美国还可能与这个岛屿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他接着说，在条约终止之前，美国已经授权海军前往台湾的港口进行例行的访问。    赖斯顿说，最后一批美国军事人员将在五月三日撤离台湾，在这以后，任何联合演习将在离海岸不远处进行。他说，对于进行这种演习的建议，将逐一考虑。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九日电】由于卡特政府单方面决定断绝同台湾的正式关系，美国参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今天就一项法案举行了听证会。这项法案宣布，只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终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弗吉尼亚的无党派参议员伯德和亚利桑那的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说，总统在采取行动终止同台湾的防务条约时，他的做法是不符合宪法的和独裁的。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正在考虑伯德提出的一项提案。这项提案将表示参议院的下述意见：要终止美国和另一个国家的一项共同防御条约，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国务院法律顾问汉塞尔说，美国历届总统一向享有这种权力，并且往往都行使这种权力。

【路透社开罗四月十日电】埃及警告以色列，它对黎巴嫩南部的空中袭击会对中东和平的前途带来严重后果。    外交部一正式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居住地区的空袭。」他还说：「以色列这一侵略是肆无忌惮地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同目前的和平努力的目标是矛盾的，目前的和平努力目的在于创造适当的气氛，促使实现以正义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为基础的和平。」埃及对空袭的谴责是在埃及议会批准它同以色列的和约仅几分钟之后发出的。    【美联社特拉维夫四月十日电】军方宣布，以色列的作战飞机今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两个巴勒斯坦基地。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九日刊登米德尔顿的文章，题目是《据说在第一次军备会谈中有欺骗行为；中央情报局的前分析家说，俄国人欺骗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隐瞒武器发展情况》，摘译如下：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家指责说，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受了苏联的欺骗，结果他们作出了让步，而忽视了能使俄国人掩盖核武器发展的漏洞。    沙利文是在《战略研究》季刊的冬季一期上提出这样的指责的。《战略研究》季刊是美国战略研究所的刊物；这个研究所是免税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众的支持来维持的。    沙利文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分析家。他现在担任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特森关于军事事务和战略武器问题的立法助理。根据秘密分析写出的文章沙利文提供了三个他所谓在第一轮战略武器会谈中苏联搞欺骗的例子。    他说，关于欺骗的第一个例子牵涉到所说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俄国人已经在生产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ＳＳ—１９。但是美国在战略武器协定的第二条中建议，双方应该保证不把老的导弹的发射架改装成适合发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架。    据沙利文说，俄国人在部署ＳＳ—１９的同时不能同意这一规定，因此他们不肯同意给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下一个定义，“从而在旨在处理美国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最重要的目标的这项条款中留下了一个大漏洞，美国的这个重要目标就是：限制苏联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基辛格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基辛格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在国会举行的一次情况介绍会上表明了美国对第二条的解释和政府给重型导弹下的定义。协定中有一项具体声明说，“现有的轻型导弹中的重型导弹不能用大于它的导弹替换”。他援引这项声明作为保证措施。有一项条款禁止改变发射井的结构，指的是以地下为基地和发射场的结构。他说这项条款是一项保证不引进重型弹道的措施。    在美国提出的对苏联潜艇发射弹道导弹规定的最高限额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俄国人说，由于他们缺少同美国海军在关岛、西班牙和英国的那些前沿潜艇基地相似的基地，给他们的限额应该大一些。    基辛格接受了这种立场。他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说，“由于地理上的不同”，苏联需要使苏联核潜艇同美国核潜艇保持三与二之比，才能使作好战斗准备的核潜艇保持均等数    目。    但是这篇文章说，苏联当时已经完成了远程ＳＳ—Ｎ—８潜艇发射导弹的研制工作，这些导弹“将可在不离开它的母港的情况下向大多数美国的目标发射”。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就部署了这种导弹。禁止机动导弹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参与达成一项禁止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协议的谈判。沙利文说，这两位领导人彼此保证，他们的国家不会制造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但是他指出，勃列日涅夫拒绝把这项保证写入临时协定。    沙利文说“公众人士们”说，俄国人“已经制造和秘密储备了”约一百枚机动的ＳＳ—１６导弹。沙利文说，这种中远程的机动ＳＳ—１６导弹可以很容易改为洲际导弹。    作者认为，由于有这些秘密储存的导弹，在美国制订出部署多瞄准点的机动导弹系统的计划或开始生产这种系统之前，俄国人就拥有和美国这种拟议中的系统类似的系统。    沙利文又说，俄国人一直把全部ＳＳ—１６导弹的生产和发展工作伪装起来，不让美国情报机构知道。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五日电】据莫斯科刚发表的官方数字，苏联和西方、日本的对外贸易的赤字去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二十三亿卢布（三十五亿美元）。    西方经济专家说，去年赤字猛增，几乎完全是因一九七七年歉收之后苏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向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买进大量谷物。    共产党国家占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八——而一九七七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五，一九七六年是百分之五十五。数字表明，西德在苏联的非共产党贸易伙伴中居头位，日本第二，芬兰第三，意大利第四，美国第五，法国第六，英国第七。

【美联社伦敦四月八日电】大赦国际今天要求国际上暂停执行死刑，主张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制止世界各地政治杀戮的复活”。    设在伦敦的这个人权组织说：“我们经历了不寻常的七天，在这七天中我们亲眼看到一些残忍的谋杀事件的发生。我们听说有十二个国家的人被判处死刑、被处决、遭到暗杀或被发现了尸体。”    大赦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瑞典人托马斯·哈马贝格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些杀戮问题。    大赦国际反对所有情况下的死刑，并把废除死刑当作主要目标。‘大赦国际说：“死者中有伊朗前首相、巴基斯坦前总理、莫桑比克的十名政治犯、南非的五名黑人、五名尼日利亚人、在萨尔瓦多被绑架的一名商人以及在英格兰和危地马拉遭到谋杀的一些人。”    大赦国际说，人们担心巴基斯坦、伊朗、美国、特立尼达、苏联和柬埔寨会有更多的人遭到处决。它说，遭到处决的人中既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大赦国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大赦国际由九名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上周末在伦敦开会，讨论派一个代表团到伊朗去观察政治审讯情况。    会议期间执行委员会得到了伊朗前首相胡韦达七日在德黑兰被用机关枪枪决的消息。    哈马贝格说：“据知，胡韦达是伊朗同一天处决的第七名政治犯。他是在一次秘密审讯之后，在无权进行申辩，也未作上诉的情况下被处决的。这是一个违背伊朗对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不幸事件。”    哈马贝格说：“我们之所以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有两个原因。其一，我们希望制止死刑。其二，无视站在受害者一边的空前的国际舆论而宣判死刑或进行处决，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震惊。”    哈马贝格说：“我们坚决谴责对任何人宣判死刑，谴责把任何人搞死，因为这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的，是侵犯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的。”

说“芬兰化”的说法对芬兰是不公道的，芬兰仍保持着独立、民主和很高的生活水平，中立的芬兰比某些北约成员国更关心防务    【合众国际社赫尔辛基三月十四日电】（记者：巴里·詹姆斯）芬兰不是共产党国家，也不是未被占领的苏联卫星国，而是一个处在铁幕这一边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是芬兰人迫不及待地要向来访者说明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对他们这个偏远可爱、遍布湖泊和森林的北方国度一无所知。    现在流行着“芬兰化”的说法，意思是指一个国家变得在许多方面屈服于苏联这样一个过程。西方的政治家和将军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被苏联驯服的国家，警告其他国家不能听任苏联任意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而不采取对策。    不管“芬兰化”这种说法多么有根据，但它对作为这个词的由来的这个国家是不公道的，因而它使芬兰人感到气愤。这个处在东部大邻国    ——苏联的阴影之下、拥有四百七十万人口的多丘陵国家仍保持着独立、民主和很高的生活水平。    正如一位高级外交官所说，苏联熊“的确需要不断的抚摩”。但芬兰现在并没有屈服于莫斯科。    它的独立，积极的对外政策，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订赫尔辛基协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芬兰同苏联的贸易只占其对外贸易的五分之一，主要是以技术要求很高的贵重产品换取苏联的石油和木材。    由于受到条约和人口少的限制，中立的芬兰比西欧的某些北约成员国更加关心防务。    它的文化生活惊人地活跃，几乎不受外界的影响，也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因此，“芬兰化”反映了西欧的担心，却并非芬兰的现实。    芬兰前驻美大使约翰·尼科普说：“我们对这种叫法感到气愤，也对那些对我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攻击我们感到气愤。我们国家独自达到目前这种情况并不容易。我们认为关于芬兰化的谈论是一种侮辱。”    一家报纸的编辑痛心地说，一些西方人把芬兰视为未被占领的苏联卫星国，“看来，还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铁幕的那一边”。    芬兰的对外政策完全由吉科宁掌管，它的目标是使苏联相信，芬兰一点也没有威胁苏联的安全。    芬兰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想防止苏联人行使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即在出现危险时提供政治或军事“援助”。他们害怕这种援助等于是占领。    要想理解芬兰的政策，至少需要了解一些它的历史。    在三十年代，芬兰拒绝了苏联关于调整两国共同边界的要求。    苏联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残酷的“冬季战争”中入侵了芬兰，单方面强行划定了边界，抢去了芬兰东部卡累利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    前大使尼科普是这场战争之后进行和平谈判时的一位秘书，他回顾了那时的心情。他说：“那是个可怕的时刻。我们绝对地孤立。德国和苏联刚刚签订了它们著名的条约。我们害怕它们会牺牲我们再作一次交易。    “我们看到了波罗的海国家（苏联部队在一九四○年占领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遭遇。俄国人要求我们让出更多的领土。当德国人在一九四○年要求通过芬兰派出部队和运送物资的时候，我们非常害怕，不敢拒绝他们。”    结果，芬兰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参战友国参加了反对苏联的战争。    芬兰曾在短时间内夺回了它以前的领土，但是后来在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又丢掉了。    根据一九四四年的停战条约，芬兰被迫把枪口转向当时驻扎在拉普兰的二十五万德军。    这场战争把芬兰搞得精疲力尽，丢失了百分之十二的领土，百分之十的人口无家可归。    使人蒙受耻辱的是，芬兰被迫把赫尔辛基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割给了苏联人，并审判本国一些领导人的战争罪行。它被迫向苏联赔款，赔款总额为两亿三千万美元（按一九三八年币值计算），这对一个小国——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七十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上）

【路透社内罗毕四月十一日急电】在坎帕拉城的居民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流亡者的军队今天已开进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中心，他们只受到了阿明总统军队的残余部队的轻微抵抗。    【美联社内罗毕四月十日电】九日夜里和十日清晨用火箭和大炮轰击了阿明的首都坎帕拉，市民说，这是乌干达—坦桑尼亚已打了六个月的战争中的最猛烈的一次轰击。    【法新社内罗毕四月十日电】据这里收到的消息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流亡部队今天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对坎帕拉发动了最后进攻，到当地时间晚上十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九点），同坎帕拉的联系已被切断。    这些消息还说，位于坎帕拉以东五十英里（八十公里）的金贾    ——也是乌干达总统阿明的最后堡垒——也枪声大作，爆炸声接连不断。    自今晚开始，打到坎帕拉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在电话联系中断之前收到的消息谈到坦桑尼亚战斗轰炸机进行空袭和至少在两处有坦桑尼亚军队。    打给金贾的电话还是打得通的，那里的居民说，昨晚和今天在这座城镇的几个地方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    这些居民说，城里有许多士兵巡逻。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四月十日电】今天，坦桑尼亚部队用自从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炮火炮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破坏了电力供应、炸毁了数以百计的窗户，击中闹市区一些建筑物并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匆忙去找地方隐蔽。    住在坎帕拉科洛洛山地区（那里有许多大使馆）的一位居民说：“炮弹就象雨点落在洋铁皮屋顶上那样。”    外交观察家说，坦桑尼亚对坎帕拉的炮轰可能是大约两万坦桑尼亚部队和支援他们的乌干达流亡游击队对该市发动地面进攻的前奏，或者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阿明恢复坎帕拉的经济而采取的行动。    阿明已从他的精锐部队的“犀牛旅”和装甲部队调了几百增援部队到首都，为使首都不致落入坦桑尼亚人手中所作的拼死努力。    【德新社内罗毕四月十日电】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非官方人士说，反阿明的部队上周在争夺乌干达在恩德培的主要机场的战斗中打死了四百名利比亚士兵。    这些人士说，利比亚出兵约两千人去帮助阿明阻挡入侵者。但是由于阿明自己的军队中大批人开小差，利比亚人在战斗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    利比亚的外交官们否认利比亚出兵支持阿明。    据这些外交官说，他们只是起军事顾问的作用。

说由于商品供应紧张，在哈瓦那人中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日益增长    【本刊讯】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报》三月十二日刊登《普世基督教会新闻》周刊记者纳尔逊发自哈瓦那的一篇报道，题为《卡斯特罗希望同美国贸易》，摘译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明确地说，他希望同美国贸易，用古巴的农产品，主要是食糖进行交换，购买农业和工业机器设备。    许多古巴人认为，这样的协定将有助于这个岛国摆脱因苏联每天二百八十万美元的巨额津贴造成的经济困难。    这些经济困难反映在缺少一切，从食品到衣服都严格地实行供给。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这里出现一种类似合法的市场，许多供给的商品可以不用供应证买到——但是价格比供给市场出售的商品价格高两倍。同时这里还有一种不断增加的出售许多产品的非法黑市。这两类市场的发展使经济处于一种难以估价的停滞状态。    许多商品的价格很高，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虽然某些涨价是轻微的。    在哈瓦那人（对两百万哈瓦那居民称呼）中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日益增长。现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镇压——哈瓦那人看来比较愿意和外国人谈话。因此，来访者听到关于商品不足和质量问题的许多愤怒的抱怨。    一位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抱怨说：“有时我自问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市场上，菲德尔说，情况将改善，但是不见得。”    政府的一名小官员承认，“革命了二十年，我们本应有更多的东西”。    某些古巴人指责说，岛国已有四万五千古巴人深深地卷入了非洲，他们在武装部队里服役或占领那个大陆的阵地。但是卡斯特罗否认这点。    最基本的问题看来是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

说政府计划到一九八二年把大约一百万人调离墨西哥城，并把大量资本投资转到贫困的农村，以解除首都人口问题上的潜在爆炸性局势    【合众国际社墨西哥城三月二十六日电】特稿：墨西哥计划转移工人，以解除人口问题上的潜在爆炸性局势    联邦政府计划到一九八二年把大约一百万人调离墨西哥城，并把大量资本投资转到贫困的农村，以解除这个首都人口问题上的潜在爆炸性局势。    墨西哥城已经在同纽约和东京争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世界卫生组织最近预示，到二○○○年，墨西哥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多达三千五百万人口。    墨西哥城现有人口一千三百二十万，交通阻塞，烟雾弥漫，同时饮水、住房和就业机会缺乏    。    据人力和公共工程部城市生态局副局长洛佩斯说，作为控制墨西哥人口过多的城市中的人口增长的全国城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到一九八二年将把四十万个联邦职务迁出首都，转移到大约十四个“预定要建的”城镇去。    洛佩斯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联邦职务迁移意味着一百万人全部搬出墨西哥城，其中包括调走的联邦职员的家属。    洛佩斯说，目前城市人口膨胀和大批失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外投资都集中在首都、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着重于出口的、资本集约度高的工业而造成的。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个全国计划规定，把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的公私投资转到贫困的农村地区，到二○○○年，使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现在的百分之二点九五压到百分之一。    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墨西哥城人口的几乎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每天有成千上万渴望土地和失业的农村工人移居到墨西哥的城市，为他们的孩子寻求工作和受教育机会。    根据这个计划，政府已经建造了十九个工业区以在城郊创造就业机会，并计划给予私人部门和外国企业以税收刺激和能源（费用）打七折，以便在农村进行投资。    这个计划规定建立数以百计的所谓地区服务中心，具有基本服务行业的一万人的住宅区，以吸引从城市移居来的农民。    洛佩斯说，即使实行控制和即使这个全国计划完全取得成功，到本世纪末，墨西哥城将有两千万人。空气污染程度将比现在恶化至少百分之十五。    据墨西哥生态法研究院院长梅斯特雷说，在墨西哥城，一年有七万人之死同空气污染直接有关。    由于城市游击队的暴力活动随着城市的条件变得越来越糟而增加，这对墨西哥关系很大。一位高级外交人士说，“尽管有这个计划，我仍看到暴力的潜在可能”。

【路透社德黑兰四月九日电】国家电台宣布，两名将军、一名前政府大臣和一名警察部队的前军官经革命法庭秘密审判后在晚上被处决。电台说，这四人的名字是两个月前还任空军司令的拉比将军、阿里·努里将军、前劳工大臣马努切赫尔·阿兹蒙和前警察巴拉利。    拉比将军在二月初推翻国王的革命中放弃了对国王的效忠。    空军背叛到革命者一边来一事在保证后者取得胜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家电台说，拉比将军同阿兹蒙的财产被这一法庭没收。    人们认为，审判是在德黑兰加斯尔监狱进行的。在这一监狱中，前首相胡韦达在两天前经类似的审判后被机枪扫射死的。    自革命以来，被行刑队处死的国王手下的官员的人数已达六十八人。

说布托之死震动了部队，造成了对哈克采取军事行动，以致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七日刊登发自伊斯兰堡的一篇专稿，题为《对布托处以死刑震动了巴基斯坦军队》，摘译如下：    对前总理布托处死之举震动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造成了对齐亚    ·哈克将军的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以致发生内战的可能性。    齐亚是在两年前的一次军人政变中从布托手中夺得政权的，他一直使武装部队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军官们对处决布托是否明智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极端尖锐的争论。现在，高级军官们日益强烈地感觉到，军队在政治布雷区里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齐亚政变所取得的优势也已被抛弃。、    在使布托处于受辱的地位之后把他绞死的作法使很大一部分巴基斯坦人开始反对治安部队了。现在，妇女们在大街上嘲笑警察和士兵并质问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气哪里去了。那些不同意杀死这位已被废黜的前总理的政治决定的警察和军人对此特别恼火。人们私下里对齐亚的行动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许多人担心，军官们的任何干预都会导致武装部队的分裂，从而摧毁社会的最后一根支柱。最后的结果将是一场内战和国家的分裂。    在齐亚谋求实现其改造巴基斯坦的设想时，他的军界反对派至少暂时是咬牙切齿的，而且动乱已遍及全国。    布托已死，齐亚的注意力现在又转到了布托的政治继承人努斯拉特夫人和贝纳齐尔身上。这两位妇女都被软禁在一个警察分局附近。布托夫人已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军事法庭将对此作出决定。    预料下一步将是对她们提出刑事起诉，甚至列为重叛逆罪案件。    接近这位军人统治者的人们说，他打算消除布托在人民党内的影响，因为他认识到舆论已再次强烈地倒向该党，使它有可能在选举时重新上台    。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第四次回国。    上次回去是一九七五年底七六年初还乡葬母，到北京时又值周总理逝世，国丧家变，悲痛满腔。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正当首都举行周总理的正式追悼会。那天气温在零下十多度，整个北京不但笼罩在冰冷哀伤之中，还隐约感到紧张的气氛。那天，我们是流着热泪向北京告别的。    两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中国人民满腔的悲愤爆发成惊天动地的怒吼。不久“四害”成擒，举国重庆解放，两年前我们哭着回去，这次是笑着回来。    四月的北京，春暖花开，从接机朋友们的愉快表情到自然景色，都是一片春意。更令人兴奋的是，行装甫卸，负责安排旅程的朋友就告诉我，当晚文化部的林默涵副部长在北海仿膳设宴，应邀参加的有夏衍、曹禹、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    这一串名字在我心里突然激起一种无法形容的震荡，这是一种悲、喜交集，真、幻难辨的感觉。    宴会在著名的北海仿膳举行，也说明今天的北京不同了。北海是清代禁苑，仿膳是慈禧太后游览散心时进餐的“御膳堂”。我前三次来时北海还是江青御用的禁地，今天的北海成了人民公园，游人如织，春色满园。    从天井走进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面已坐满了我向往已久的贵客。站在他们面前，心情激动得有点像在作梦。主人林默涵先生迎上来和我热情的握手时，这温暖亲切的感觉告诉我，这不是梦，这是整个心灵可以感受到的欢乐现实。    主人为我逐一介绍。第一位是诗人臧克家。他那清瘦结实的身材，闪亮的眼睛和浓重的山东口音，正像他的作品一样精炼、热情、纯朴。    看到画家吴作人、李可染两先生时，我满怀歉咎的抢上去向他们道歉。因为七三年我访问他们以后写了一篇《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曾触怒江青，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几年来，我一直感到对不起这两位我所尊敬的画家，除了暗自为他们的安全和健康祝祷外，更期望着有一天我可以向他们面致歉意。    这一天终于来了。当我抢上去向他们握手致歉时，看到他们不但丰采依旧而且笑得更开朗。吴先生连说“不算什么！”李先生只从容微笑的摇着头，他的表情说明着：这件事是不值一怒，不值一提。吴夫人萧淑芳的回答正像她的画一样明快：“他们不在乎！”    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禹迷，我不但一再的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在过去十几年，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雷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怀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噎，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十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创痕。    最使我感到震动的是看到夏衍先生。这位当年曾在戏剧、电影、小说、新闻……各条战线上功勋彪炳的革命老战士，一生从未被反动的敌人打垮，如今竟被折磨得腿部折断、身体伛偻、瘦骨棱棱。    当我握着他那只剩瘦骨一把的颤抖的手时，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但他那瘦削的面孔上一双充满庄严的眼睛却告诉我，这位颤巍巍扶杖而立的老人，不是生意尽矣的枯树，而是雪化后高洁的青松，他不需要怜悯，而是使人感到肃然起敬。    坐在夏先生旁边的，是中国电影界的演员赵丹。想不到系狱七年的赵丹和我握手时依然浑身是劲、笑声朗朗。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今天我们才认识，在革命斗争中，他也是一位笑得最响笑得最好的铁汉子。    他的朗朗笑声驱散了我满腔的悲哀。看着他那满脸欢笑的表情，我突然注意到在整个大厅中他是唯一戴帽子的人，不禁脱口而出的问他：“本家，您怎么在屋子里戴着帽子呵？”他摘下帽子让我看他那新剃的秃顶，告诉我是为扮演周总理而化装的。从他的声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个角色的感情。    和赵丹坐在一起的是张瑞芳。张瑞芳和其他著名的女演员有点不同，她的舞台生活是从学生时代作抗日救亡工作开始的。    她在重庆时代演的每一个戏我都看过。在那战争、流亡、艰苦、阴暗的岁月里，她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望。当时不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因受了她的艺术的感染走向革命。    在这悲喜交集的会见后，主人让我们到天井里留影纪念。重回到大厅中坐下，我向坐在旁边的曹禹先生提出海外的戏剧爱好者都希望他能以留美学者闻一多先生蜕变进步的一生写成剧本，供海外上演。他说现在是“刚解放”，他要完成的心愿多得很。    正像海外急切地要知道国内文艺界的情况一样，他也急切地想知道美国的舞台、电影、百老汇、好莱坞的情况和新作品。我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向他作摘要说明，他的反应也像国外对国内近十年看来看去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情况感到无限慨叹一样。    宴开时，当一道道仿膳的清宫名菜端上来，只有夏老可以道出其中的奥妙掌故。此老兴致之高，谈锋之健，可以使人看到“四人帮”虽伤害了他的肉体，却无法夺去这位艺术家的智慧、渊博和永不会衰老的生活情趣。    在座的客人，都是中国的艺术之光，国家之宝，而“四人帮”竟以“文艺黑线”这个不知所云的罪名把他们的成就一笔勾销，把半世纪的历史一刀斩断。跟着而来的是十年的黑暗时代，这十年，应该是这些卓越的艺术家创作力的颠峰，生命力的顶点；而今他们所剩的是劫后余生一片空白。曹禺先生的话是对的，这实在是一场浩劫，一个旷古未有的大悲剧。    我告诉主人，这次回来我怀着一个特别的希望，就是要访问像今天在座的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把从三十年代到“四人帮”当权这一段被歪曲斩断的历史弄清楚。    我知道以自己的有限时间和能力不会有太多成就；但由于我是汲取这一段历史的乳汁长大、在感情上和这一段历史血肉相连的一代，我感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激动。特别是由于自己身在外国，当我看到外国学生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研究茅眉、曹禺、巴金、老舍……而想到国内的年青一代在“四人帮”当权时却看不到《子夜》、《雷雨》、《家》、《骆驼祥子》……对这些伟大作家一无所知时，内心就涌起一股无可形容的悲愤。    今天，毁灭历史的“四人帮”已经垮了，许多老帅、老革命家、作家、艺术家依然健在，我们一定要赶快以最新的工具，把这一段被曲解抹煞的光荣历史正确、生动的记录起来。    因为怀着这个希望，我对主人安排这个珍贵的聚会特别感激。    宴罢和贵客们告别时，只有一句话可以表示我内心的激动和祝祷，就是希望他们“为艺术珍重，为国家珍重”！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曾分别访问了他们和那天没有参加宴会的茅盾、周扬、王芸生诸先生。    这些访问和我前三次回国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再也不必因为有所顾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他们也毫无保留地开怀畅谈。    遗憾的是因时间有限，没能去更多地方访问更多的人；不过这将来可以补救。不可补救的，是没见到三十年代重要人物之一的郭沫若先生。我到北京时，郭老已病势垂危。和夏衍先生见面的那天，他说郭老已在弥留状态。回到美国，就听见这位革命文学的创业者与世长辞了。    郭老的最后一篇文章热情歌颂文艺界的春天。老树雕谢了，但不断到来的，是生生不息的春天    。    在这文艺的春天里，我们祝望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为艺术珍重，为国家珍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民中国是一座万古常青、经得起震动、充满了宝藏和生命力的青山。在这青山上，有古老耐寒的松柏、绿叶成荫的大树和无数俊秀挺拔的嫩苗新枝。    更使人沉思纪念的，是不遗余力维护文艺的周总理的骨灰撒遍在这青山之上，那将是无尽的滋养和动力。（转载自香港《大公报》，本刊作了删节）

【法新社北京四月八日电】这里的观察家们今天说，中国昨天被重新接纳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后，看来北京准备作让步以使它能参加一九八○年莫斯科奥运会。    他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国家奥委会在昨天的表决后在蒙得维的亚发表的声明。声明说，只要台湾不自称中华民国，北京可以同意台湾暂时留在国际奥委会里。北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及其权力。    迄今以前，中国一直要求承认它的各国际组织应同时把台湾赶出去。但是这次北京表示希望找到迅速解决它的国际奥委会代表权问题的办法，这大概是着眼于莫斯科奥运会。在上月月中，中国曾对台湾拒绝由这两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之间举行商谈表示遗憾。    观察家们说，如果北京和台北之间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达成协议，甚至是暂时的协议，那就会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对国民党人开展的微笑攻势的第一个结果。    【德新社蒙得维的亚四月八日电】尽管国际奥委会七日在这里做出决定，允许北京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今天仍然不清楚的是人民共和国是否事实上回到了奥林匹克运动营。    北京奥委会负责人在国际奥委会七日表决后不久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接受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还保留台湾的会籍。    然而，声明还说，北京准备继续讨论。    声明重申了北京的意见：只有一个中国    ——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代表权，台湾只能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随后说，就他而论，北京表示愿意继续商谈，就意味着它没有拒绝接受国际奥委会会籍。    基拉宁在这里对德新社记者说：“北京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事实上的成员。”    记者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北京现在认为它自己是国际奥委会成员呢还是拒绝接受会籍，代表团团员楼大鹏只是说：“这个问题问得好”    。    同时，台湾政府不出所料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它还说，它希望国际奥委会“保持其维护奥林匹克章程的坚定立场，拒绝任何政治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