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镜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刊登署名马哈甘的题为《大陆人多未必好办事！——漫谈中共的人口与干部问题》的文章，摘转如下：从人多好办事谈起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好办事”，是大陆一个时期流行的口头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人多，的确有好处，它意味着有深厚的人力资源；对于人力不足的国家来说，更感到它的宝贵。但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它并不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    汉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但它多次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较近的例子是元朝和清朝。在世界近代史中，更是充满这样的事例。人口少的西方国家英、荷，统治了人口比它多许多倍的印度、印尼。    温故知新。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帮助那些具有盲目优越感和盲目自信心的人们清醒过来，从而着手研究一下，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使自己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致被外国侵略蹂躏。后一危险，即使在今天的中共，仍然存在。俄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几倍，但中国感受到了来自北极熊的沉重压力。    “四人帮”垮台前的实践表明，人多的长处并没有有效地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被动用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人多好办事”的笼统提法影响下，中国人口从解放前的四亿五千万增加到九亿，翻了一番。文革期间，由于国务院主管计划生育机构的权威遭到削弱，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某些地区人口的增长率甚为惊人。人口的陡增给中共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何养活九亿人口已煞费苦心，怎样满足人民期待已久的生活改善和提高，更显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辛。由上观之，人口众多的问题具有两重性，而且两者可以互相转化。解决得好，它是有利因素；解决不好，它是沉重负担。对于这样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妥善地加以解决。中共的几多几少    中国人口众多这个特点，加上经济文化落后，给中国的干部和工农劳动队伍带来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摆摆情况，就发现这支队伍与四个现代化很不适应。    干部多。干部是新名词，干部多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长官”多。以农村干部为例，全国约有五万个公社，假设一个公社把它本身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加在一起共有六十人，那么全国就有三百万人，如果以四十人计算，也有二百万人，中国的农村“长官”等于两个外蒙人口的总和！    懂得现代化管理的人材少。这方面，农业最为突出，在上面那二、三百万干部中，真正懂得现代化农业的，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包括陈永贵在内，较为熟悉的是小生产者的农业。    工业企业管理，比农业稍好些，但也深感现代化经济管理人材的欠缺。在林彪、江青长期叫喊“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乱批“唯生产力论”、“业务挂帅”和经济院系停办十年的情况下，不出现人材欠缺才是怪事。“四人帮”覆亡后，对科技人材的欠缺较为注意，但对管理人材的专业性和欠缺则注意不够，所幸，这个问题已被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一次会上强调培养经济管理人材的重要。    科技人材少。中国的科技人材不到五十万，这个数字跟全国人口简直不成比例。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几倍，可是它拥有四、五百万科技人材。俄国也有三百万。看来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还有一段艰巨的路要走。    农民多，产量少。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一个农民的劳动只能养活两三个人。而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七，所产粮食除满足全国两亿人口消费外，并有大量余粮出口。（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现代设备少，机械化程度低，人力物力浪费多。举一反三，请看几件一般性的事实：    不久前，一个港九的福建同乡旅游团到一个水果罐头厂参观，发现这家工厂的工艺以手工劳动为主，甚至削菠萝也还用手工，参观的人出于对中国侨乡四个现代化的关心，主动向厂长提出，等他们回到香港购买一台自动化机器送给这家工厂，以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提高生产量。但厂长的回答很使他们感到意外。厂长一方面感谢他们的热忱和好意，一方面又婉言谢绝，并坦率地说：如果收下这台机器，那些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就会没有工作！这位厂长谈的问题应引起足够注意。随着现代化、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腾出的大量劳动力将如何安置？四个现代化的计划部门必须有远见地早为筹谋，给予统筹安排。    有个日本参观团在北京参观一家工厂的科室时，询问定员多少，接待人员说：十三人。日本客人说：我们那里只需三个人。表现“机灵”的接待人员马上接着说：这十三人中有一半是“实习”的！即使减去这一半“实习”的，也还比人家多一倍多。承认落后是赶上先进的起步，掩盖落后只能使自己距离先进越来越远。    文革期间，几乎全部高等学校“停课闹革命”，浪费很大。有的大学每月教职员工工资连同其他费用共约支出一百万元，一年是一千二百万元，以六年计，总数就是七千二百万元！不算教职员工非自愿地虚度宝贵光阴的浪费，光这个七千多万元的财富，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创造出来，要耗掉农民多少个劳动生产日！    再以北京工人民兵为例，一个三千人左右的工厂就每期派出七、八十人去加入“民兵小分队”执行任务，而这个工厂的产量任务不变。这表明：第一，这个工厂若不是有近百人人浮干事，那就是加重了其他工人的劳动强度；第二，国家机构的寄生性已扩展到了生产单位工厂——而华叶邓体制是反对这种寄生性的。    以上几多几少，说明人多未必好办事，组织领导不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甚至破坏。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关键在于领导层，在于“长官”。“长官意志”代替客观规律    中共经济发展滞缓，除了没有经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代替客观经济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瞎指挥。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国家制定的，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由经济规律自动调整，因而长官起着特殊的作用，瞎指挥的后果具有灾难性。    笔者认为，为了客观地总结中共建国的历史，有必要指出，文革斯间林彪江青的“革命意志”代替一切，固然给中国几亿人民带来了大灾难，而在这以前，中国由于长官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苦难，这就是今天仍有“谈虎色变”之感的大跃进后经济困难时期，这个时期因营养性水肿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淮海战役！能上不能下终身当长官    在大陆，一当上了干部，如果不犯大错误（文革期间情况例外），就等于买了保险，可以当一辈子干部。对干部来说，这是优点；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缺陷。缺陷在于巴黎公社的直接选举和罢免的人民群众监督原则没有得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可以转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下级怕上级给小鞋穿，老百姓怕干部给小鞋穿，就意味着这种转化。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对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的现象不引起高度警惕，人民的政权就会变成压迫人民的政权。    不少干部只能官不能民，只能上不能下。相当数量不称职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死死抱住“长”字不放。这类干部的问题如不适当解决，那个单位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被挫伤。如果让这类干部一辈子以他的“长官意志”瞎指挥，那后果不难想见。必要的干部惩奖任免制度、退休制度，包括已达退休年龄的能者仍可当顾问的制度，到了急需恢复、修改、制定和实施的时候了。需要几个带头    要扭转一九五七年后，特别是文革以来变坏了的社会风气，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笔者认为下面几个带头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带头搞“立党为公”（这是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的话，应该看作是他的政治遗言）。随手举出一例，有一个农村支部，几个党员“协商”轮流当队长，当队长期间，每个人在社员群众的“主动”“热情”帮助下，都盖了新房子，而普通社员盖房子时，别的社员就不会有象对干部那样“主动”“热情”了。如果党员、干部不能“为公”，它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带头实事求是，带头摸老虎屁股，特别是自身的老虎屁股。做不到这一点，活泼的政治局面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会持久。人民当阿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带头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研究和掌握客观规律。彻底砸碎江青所强加的“政治挂帅”这顶帽子，虚心地老实地认真地学习和总结，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最现实的意义。

【本刊讯】泰国《民族评论》记者三月二十四日自莫斯科报道：消息灵通人士说，泰国和苏联计划要签订的科技协定将不签订了。    这些人士说，苏联提出要签订关于科学、工业与经济协定的建议，遭到了泰国领导人的拒绝。    这些人士说，在江萨总理离开莫斯科返回泰国之前，将于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联合公报。

【法新社大马士革三月二十四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到达这里进行四十八小时访问，并说，他将同他的“叙利亚朋友”讨论中东局势和“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路透社大马士革三月二十四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同叙利亚官员讨论了目前中东的事态发展。莫斯科是叙利亚武器的主要供应者，预料，在葛罗米柯的三天访问中，他将听取叙利亚要求得到更多武器，以同美国已经向以色列承诺的军事援助成为均势的要求。    【法新社贝鲁特三月二十四日电】葛罗米柯二十四日突然来到大马士革和阿拉法特宣布即将去莫斯科，似乎表明苏联和其阿拉伯盟友将组织起来，以便对付埃一以和约签署之后将出现的局势。    这是观察家中间的普遍印象，观察家没有排除莫斯科和反对这一条约的各个阿拉伯国家发起巨大的外交和政治攻势。这一攻势的目标是揭露埃及—以色列条约——莫斯科形容这一条约是以色列—美国的强权政治——的“分裂性”和其将对近东产生的“可悲”后果。    在这一攻势之后，首先，阿拉伯国家将制裁埃及，然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将采取特别是反对埃及或者美国的利益的“惩罚性行动”。    人们认为，不管怎样，由于再次被排除出和平进程之外，而恼火的苏联将竭尽全力阻碍执行埃及—以色列条约。    在葛罗米柯同叙利亚领导人会谈之际，苏联很可能要求在确定的日期内重开关于近东和平的日内瓦会议，苏联和美国是这一会议的两主席。这一态度得到了    ——除埃及以外——同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阿拉伯国家的同意。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月二十四日电】苏联今天警告说，以色列—埃及和约既不能给中东带来和平、也不能给中东带来好处，苏联并派遣外长葛罗米柯到大马士革唆使阿拉伯反对这个条约。    共产党《真理报》在以《回击》为题的一篇简短评论中说，拟于二十六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个和平条约已经在爆炸性的中东地区引起军备竞赛。    开罗传出消息说埃及总统萨达特离开开罗前往华盛顿。之后不久，塔斯社马上说，葛罗米柯前往叙利亚，进行以前未宣布的访问。    西方外交官说，可以预料，为了报复美国支持的这个条约，莫斯科特别会表示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    西方外交官说，葛罗米柯访问的目的可能有三个：唆使阿拉伯人反对这个条约、试图使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更加孤立、保证苏联给予军援，以报复华盛顿同、以色列和埃及作交易。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二十四日电】一些美国官员今天说，卡特总统得到保证，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组织成员国支持埃以和约。    这些不愿意公开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个信息是北约组织秘书长约瑟夫·伦斯提供给卡特的。这些官员说，在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二十一日访问这个联盟的布鲁塞尔总部之后向卡特发出了一封信。    一位接近卡特的人士说，伦斯写道，他肯定他是代表整个联盟祝贺总统马上就要签署这项条约。    据华盛顿得到的消息说，出席英国、西德、加拿大、意大利和挪威官员会议的代表们热烈支持卡特的努力。没有提到法国。但是处理北约组织问题的国务院官员斯蒂芬·莱多加尔说，消息中没有特别提到联盟的其它成员并不表明它们反对这项协定。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三日电】美国和以色列今天没能就一项重要文件达成协议，但是官员们表示相信，谈判代表们可以及时解决中东和约的收尾工作，以供下星期一（二十六日）签署。    以色列外长达扬和国务卿万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晤，但是在万一条约遭到破坏时美一国承担义务采取行动的    措词上没有达成协议。    达扬在国务院谈判    会议结束时说：“我们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    成。”    他说他将于二十四    日回来再同万斯会谈。    达扬说：“我认为    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是一    致的，现在只差准确的    措词和定义了。”

【法新社新德里三月二十二日电】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萨马伦德拉·昆杜今天在议会说，印度显然不愿意再接纳西藏难民到印度定居。    他在下院回答问题时说，很难收容任何这种新来的难民。现在居住在不丹的一些西藏人表示希望到印度重新定居，达赖喇嘛的代表同印度政府曾讨论了这个问题。    昆杜说：「应当由不丹当局和居住在不丹的西藏人寻找解决西藏人所面临的重新定居的问题、」他没有阐明他们在不丹定居的情况。    在达赖喇嘛于一九五九年逃到印度以后在印度避难的西藏人大约有六万到十万。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一日电】财政部今天警告说，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严重依赖给国家安全和经济造成的威胁比过去要大。    财政部提出的一年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这样多石油大有破坏国家安全之势。”    这项调查报告重申了从前的警告说，美国最容易受到外国石油供应者的心血来潮的影响。它要求采取有力的行动，减少国内石油的消费和增加生产，但是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在提出这项调查报告的同时，向卡特总统提出一项备忘录。他在这项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消费的石油有百分之四十五来自外国，而一九七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五八年是百分之十八。    布卢门撒尔告诉卡特说：“这种日益依赖进口石油的情况对国防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他说：“最近伊朗的事态使这种过份依赖外国石油来源的后果明显化了。”

【合众国际社海牙三月二十二日电】枪手们射杀了英国驻荷兰大使理查德·赛克斯爵士和他的佣人，这是二十二日在他的郊外住宅门外发生的。上午九时左右，当他离开住宅前往繁盛区的英国大使馆的时候被枪击。经过约一小时后在医院去世。    他的男仆（荷兰籍）在同一家医院丧生。    警察说：两个枪手参与这次袭击。他们曾向英大使的车门开枪四次。

【安莎社都灵三月三日电】意大利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在总结一九七八年情况时说，这一年的生产略有增长，出口略有下降。去年，意大利生产的小汽车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七，卡车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六。在出口方面，小汽车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六，卡车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一，大轿车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三。    各类车辆的注册都有了减少（小汽车减少百分之零点三，卡车减少百分之十，大轿车减少百分之二十点五。）    去年意大利购买的外国车辆相当于四十四万九千八百辆，占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七。法国的小汽车生产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六，工业车辆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五。    法国的小汽车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点六，工业车辆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三。    法国小汽车的注册增加了百分之二，工业车辆的注册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四。流入的外国车辆占百分之二十点九。英国国的小汽车和工业车辆生产都有了大幅度下降。小汽车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九，工业车辆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五。出口也下降了（小汽车下降百分之一点八，工业车辆下降百分之二十六）。另一方面，注册却有了增加：小汽车增加百分之二十点三，工业车辆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五。从一月至十一月，流入的外国车辆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德国的小汽车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六，工业车辆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七。出口有了下降（小汽车下降百分之一点八，工业车辆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三）。日本的汽车生产和出口都有了增加。注册的数目也有增加。

说苏不能轻易在中苏边境进行军事介入，但必须警惕苏利用海军力量支持越军占领西沙群岛，把金兰湾及磅逊港作为海军基地，切断西方石油线路，是八十年代苏联最优先的战略    【本刊讯】日本《钻石》周刊三月十七日的一期刊登军事评论家村上熏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当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六十万苏联军队行动时》，摘译如下：    眼下，苏联正大肆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侵略性和好战性，以降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苏联本身不能轻而易举地在中苏边境进行军事介入。    如果苏联在中苏边境进行军事介入，那么就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的紧张局势，克里姆林宫想达成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和重新调整同美国的关系这一基本姿态也将发生问题。既然北京正在拼命地进一步扩大美国对苏联的不信任，那么克里姆林宫就会认为，有必要设法给美国造成世界和平必须由“美苏主导”的印象，并且进行反击。看来，苏联不想自己直接挑起中苏边境争端。可能占领西沙群岛    但是，在今后的苏军动向中必须警惕的是利用海军力量，支持越南军队，占领西沙群岛。    只是占领西沙群岛，则与在中苏边境进行军事介入不同，苏联自己不会被陷入泥潭的消耗战，并可以向越南赏个“好脸色”。    把地处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    ——本刊注）和印度洋中间点的越南金兰湾及柬埔寨的磅逊作为海军基地，切断从波斯湾运出的西方石油线路，乃是八十年代苏联世界战略中最优先的战略。    因此，不想在中苏边境发生流血事件的苏联，难道不想设法借口进攻西沙群岛而确保金兰湾的使用权吗？这是现在美国国防部人士暗自担心的一点。    坦率地说，我认为，苏联军部和鹰派外交官的确正在为这样一种欲望所驱使，即要趁着中国尚未以“四个现代化”来整备国力之时（包括核武器在内），就发动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以便在萌芽状态消除威胁。但是，我认为，这始终是个愿望，付诸实行并不象用嘴说话那样容易。    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不晓得佯称不参与中苏战争的美国说不定何时会在中东卷土重来。并且，在美中建交的今天，如果苏联企图全面地进行核攻击并占领北京，那么美国肯定会认为这将打破世界均势，而要进行各种阻挠。    如果苏联对中国发动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进攻，那么只有一种情况。这就是以某种理由，判断美国绝对不会采取行动之时。并且，一旦陷入长期的泥潭战争，就很可能重蹈过去美军“在越南的覆辙”。因此，如果进攻，就只进行一、二周左右的闪电式的有限作战。    据料，在长达约七千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苏联不会轻易地进攻东北正面。还有，从蒙古直接进攻北京，北京正面中国军队防御坚固，苏联一旦轻易进来，就有可能变成一场进退维谷的陷入泥潭的长期战争。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三月五日刊登圣吉厄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法国青年人失业的悲剧》，摘译如下：    在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安排青年人就业已经愈来愈困难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的有七百万，其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有二百多万。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青年人只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七，而他们的失业率却占全部失业人数的百分之四十。    法国的情况特别严重，在那里，每年有六十万年轻人进入劳工市场，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人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失业。    经济发展缓慢不是出现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的唯一原因。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也是由于制造业、尤其是部分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提高了，生产率提高的部分原因是进行了微型电子学的革命。    在服务行业这个唯一发展的部门中，这些人的工作也已有很大一部分为四十岁左右的已婚妇女（她们的孩子已长大了）所替代了。    然而，与年轻人就业有关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是受教育不足。总的来说，普通教育和技术训练赶不上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不断变化的工作的需要。可以用的教育成就没有过去的质量高，专门技术的训练很少注意实际的需要。在许多情况下，专业化不够。许多管理人事的方面对招工问题感到失望，认为：“他们什么也不懂。”    尽管总的来说在有较好技术的人们中间失业人数较少，但是毕业生失业人数是大量的，并且正在日益增加。目前每年的毕业生要找到工作需要五年的时间。在结束他们的学业以后六个月，就业的毕业生只占百分之六十。甚至那些有职业证书和比初中高中毕业生更易于被雇用的熟练工人目前找工作也更加困难了。这对服务行业的妇女来说尤其是如此。    许多青年人想方设法延长他们的学习期限，以便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工作，或者可能推迟下述不吉祥时刻的到来：他们必须面对现在和失业的严酷事实。但是这往往是个错误。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们就变成了职业学生，便更加难于找到适当工作了。人事部门是很了解这种情况的。详细说明其原因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延长训练就会起相反的作用。    为了这个缘故，过去三年多以来为帮助青年人而制订了一些专门措施，目的是既为了促进就业，也为了帮助训练，这种训练同雇主的需要有关。政府和雇主协会达成了第二个“全国就业契约”，其期限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到一九七九年年底，它包括下述措施：    雇用十六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为学徒工的雇主免交社会保险金一年。青少年为了有资格当学徒工，必须到一个学徒工训练中心去学习，并且还要接受雇主的辅助训练。    对履行最短半年至一年就业训练合同的十七岁到二十六岁的青年人，也要同样减少百分之五十的社会保险金。国家要为雇主必须进行的技术训练赠送一笔钱，一次交完。    根据计划，雇用不足五百工人、招收十八岁至二十六岁的青年人、就业人数总数增加的公司也减少百分之五十的社会保险金一年。最后，国家准备向正在履行四个月就业训练计划的青年人提供百分之七十五的基本工资。    人们对这些措施的作用有很大的分歧意见。    政府认为，这些措施很好，因为这有助于青年人找到工作。但是工会认为，这只会为雇主提供得不到就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谁也不会否认，这些计划只不过是起一点缓和的作用而已。

【本刊讯】西德施普林格国内新闻社一月十六日以《匈牙利物价上涨最多达百分之五十》为题报道：    一次物价上涨的新浪潮席卷匈牙利。嗜好品、家用电气设备和报纸的零售消费价格上涨最多的达百分之五十。匈牙利家庭主妇必须为煤气多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钱、为煤气灶多付百分之十四的钱、为洗衣机多付百分之九、为电池多付百分之二十七的钱。大米的价格甚至贵了百分之五十。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二十日刊登从泰国西相迈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人们逃离老挝以躲避反中国的动员》，摘译如下：    老挝年青男人正在越过湄公河逃到泰国，以逃避他们所说的征兵运动，据说这次征兵将要征召所有的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以防止中国的入侵。    这些新逃来的人可能是又一个难民逃亡浪潮的开始，过去已从老挝逃过来的十二万五千人现在拥挤地住在泰国北部一些府的难民营里。最近这些人的逃跑是一次宣传攻势的直接结果，对外界来说，这次宣传攻势只是老挝政府在它在中国入侵越南期间更加彻底地置身于越南控制之下时开始发动的反对中国的宣传攻势。他们的逃跑世是初期迹象，表明老挝人民正在逃避一次新的征兵运动。    到这里的这些青年人说，老挝政府在对中国进行口头攻击后将进行一次动员，可能会把他们派到与中国接界的地区。    在这个隔着湄公河与老挝首都万象直接相对的小城镇的地方警察局监狱里，十七日逃来的五十多名青年人拥挤地躺在地板上等着把他们转送到一个难民营里。一起从湄公河泅水逃过来的十四个人说，他们看到一些年青人站在老挝的一条街上，并被送到军营去受训。    他们说，即使他们的逃跑会给他们的家属带来危险，他们也得要逃跑，因为象他们这种年纪的男人随时都会被弄去当兵。    他们说，自从中国二月十七日开始进军越南以来，万象的政治讲解和政治纪律都加紧了。一周来，万象居民被告知说，在天黑之后要呆在屋里，当局已向万象各地的检查站增派了警察和士兵。    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小房子对面（隔一条走廊），两个男孩坐在一条板凳上发抖。    两个吓坏了的孩子（一个是五年级学生，一个是三年级学生）说，他们宁愿离开万象，而不愿被征到部队去。在这个警察局的所有难同都预计，将有更多的人走同样的道路，以逃避肯定要进行的征兵    。    在一个可俯瞰湄公河的小咖啡馆工作的女侍者说，她每天都看到几十名难民游过来。    在另一个渡口廊开的警察局监狱里，有一位四十岁的电机工程师刚同他的五个家属一起到达这里。    这位工程师在解释他决定离开万象的原因时说：“人人都将被征去同中国打仗。”    自从一九七五年以来，老挝一直在越南的控制下，在老挝政府各部门中都有越南顾问，在老挝各地都驻有越南军队，其中许多部队在同抵抗集团战斗。    这些新来的难民提供的情况表明，万象的生活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使老挝在中国入侵越南以后更加彻底地追随越南的政策。

【法新社喀布尔三月二十一日电】观察家在这里说，去年四月二十七日革命后执政不到一年的塔拉基亲苏政府正在趋向危机。    尽管首都由于有大量警察巡逻，局势尚称平静，但是在许多省里，穆斯林叛乱分子正在骚扰政府军。在赫拉特省，叛军声称已占领省会，该市的驻军已与他们一起叛乱。    被迫处于守势的执政的“人民”党已开始又一场大逮捕，特别是清洗“旗帜”党。西方人士说，过去几天中，在喀布尔逮捕了好几十名旗帜党的支持者。    有些观察家说，一九七九年对阿富汗说来将是“可怕的一年”。小麦收成预计足够全国消费的一年，同伊朗的贸易由于伊朗的革命而中断，关税收入由于巴基斯坦边界的不安全而减少。    面临这些困难的政府正在显示决心，除了采取其政敌所说的“残酷”和“不人道”措施外，政府还利用言论和官方报纸攻击非共产党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    喀布尔指责德黑兰派四千军人穿老百姓服装到赫拉特省制造麻烦，煽动什叶派穆斯林反对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还重新提出要得到巴基斯坦的普什图尼斯坦的老要求。观察家说，尽管塔拉基说他希望同伊斯兰堡“和平”解决分歧，但是他的要求可能破坏两国间相对友好的关系。    扫盲计划执行得过于死板，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某种不满，他们不习惯于风俗习惯方面这样快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变化。虽然喀布尔政府声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拥护它，但是叛军声称，二十九个省中有十五个省发生大规模叛乱。    观察家说，自从本月初以来，人民党与信教的知识分子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他们认为，危机的结果要看阿富汗军队和苏联的态度。

【合众国际社曼谷三月二十四日电】西方军事人士今天说，老挝军队已有上千人开进柬埔寨帮助打红色高棉叛乱分子的战争。    这些人士说，至少有三营巴特寮部队共一千多人于本月早些时候进入了柬埔寨。    他们说，大多数人驻扎在柬老边界一带，但是未经证实的难民消息说，老挝军队在远至柬泰边界的很西部的地方作战。证实巴特寮军队进入柬埔寨，使东南亚共产党之间已经是乱成一团的争斗更加复杂了一层。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读者文摘》三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曼谷的“贫民区天使”》，摘要如下：    消息很快传遍了曼谷散乱的孔堤贫民区。那是昭披耶河两岸沼泽地带的一大片板屋棚户，住着三四万穷苦的贫民。    新闻人物是拍他纳学校一位瘦小的二十六岁女教师。她名叫巴贴，是当地人，刚获得一九七八年麦格赛赛公益服务奖。自从二十多年前麦格赛赛奖设置以来，她是获得此奖的第八位泰国人，也是所有各国获奖人中年龄最轻的一位。    对认识这位泰国报纸誉为“贫民区天使”少女的人而言，她能得奖并不奇怪。对曾经威胁巴贴说要送她入狱的那些泰国官员而言，这消息倒真可震惊。将近十年以来，巴贴不理会官方的威吓，为孔堤的儿童带来了教育，也为贫民区带来了希望。二十年前，巴贴是孔堤陋巷中到处可见的衣不蔽体儿童之一。巴贴的父亲是华裔渔人，在她出世前从曼谷以南一个渔港搬到曼谷寻求较好的生活。他搭建了一座棚屋，靠编篮筐和在码头一带做散工辛苦糊口。    巴贴回忆道：“我七岁那年，妈妈带我到离这里不远的市立小学去。他们不收我。”    不收她的理由是：依照法令规定，进政府学校须有出生证明书。但是要取得出生证明书，必须要有住屋登记书。孔堤的房屋都是在码头机构的土地上非法僭建的，因此都没有登记。    巴贴的母亲决心要女儿获得教育，因此送她进一所学费不贵的私立学校。巴贴读完了四年级。她十岁时，家里连那很少的学费也负担不起了。巴贴不得不转向更迫切的谋生之道。她做鞭炮，一天挣五铢（美金二角五分）。又为港口停泊的船刮锈，为大货轮清扫烟囱，在垃圾堆中捡可以卖钱的东西。    这样生活了五年，在这期间，巴贴念念不忘自己所妥的短暂教育。她回忆那时的志愿道：“我决计继续求学。开始这里省一铢，那里省一铢，终于积攒了几百铢。十五岁那年，我回到了学校。”    她进了一家成人夜校，以便白天可以做工。她在两年半期间读完了六年的课程。然后她进了萱律实师范学院。那是曼谷著名学府之一。不过她还是夜间去上课。    巴贴就是在这时期立志要为孔堤的儿童出力的。教育可以为这些儿童打开美好前程的门户。她把自家旧木屋的楼下布置成日间托儿中心，欢迎儿童过几个有意义的钟点。出得起钱的父母付一铢一天；出不起的免费。第一周有学童二十九名，到第二个月月尾，小屋里挤进了大约六十名儿童。    开始时的教学，大部分是由巴贴大声诵读故事给孩子们听。这办法很成功，很多孩子要求她教他们读书写字。她说：“我按他们的能力，不按他们的年龄编班，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地方变成真正的学校了。虽然我们的教科书不够，教学器材更少，但是学生总还学到了些东西。”    一九七二年发生了灾难。孔堤贫民区的土地，大多为泰国码头机构所有。该机构宣布，正式标定为第十二号地段的那个地区，是扩建计划需用地。区内的违章建筑必须全都拆除。第十二号地段约有居民二千人，巴贴和她的学校就在区内。第十二号地段的困难情况在当地报纸中刊出，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关巴贴的事迹。她和她的学校，是可怜的贫民们的力量与希望。年纪轻轻的她无形中便成了第十二号地段的领袖。    由于舆论的影响，码头机构提出交换办法。该区三百余户可以迁到沼泽荒地较远处一块目前不需开发的地方去。于是第十二号地段的居民互相帮助，搬到新址，再重新搭建。并在新址留出两公顷土地建造学校，让没有出生证明书的孔堤儿童能受教育。区民们自愿出力，还凑了少许血汗钱，帮助建造校舍。外界的热心人士（包括几家银行，某国大使馆和一位新闻界人士）也捐钱，捐建筑和教学器材及桌椅等。那三间屋的平房，开设小学一二年级，于一九七四年年中开课，有学生一百五十名，教员三名，连巴贴在内。    但是官方的态度使学校开学的光辉蒙上阴霾。巴贴说：“所有公私立学校，一律要向政府登记，可是我的学校没有立案。”政府官员警告巴贴说她的学校有被封闭的可能，甚至还会逮捕她。    巴贴到曼谷行政公署好几次，努力奔走要使学校获得承认；不但要取得合法地位，还要政府资助以聘请教员，增加设备。她所遭受到的是一派官腔，不予理会。政府没有封闭学校，或许是怕舆论不利，但也未准予立案。巴贴毫不气馁，开始建造第二座校舍，供三年级使用。然后又兴建了一处周末诊所。外来的捐款足供开支——银行、曼谷南区扶轮会、泰国美国妇女俱乐部等都慷慨捐助，甚至一群比利时学童听说有这么个学校，也捐出了糖果费。    一九七六年曼谷行政公署正式承认巴贴的学校，聘用她为市政府人员，并且同意支付若干位教员的薪金。于是这名为“拍他纳”（泰语意思是“发展”）的学校终于诞生，为孔堤贫民区儿童重新带来了真正能学习并改善生活的希望。后来又增建了两幢校舍——一幢供幼稚园用，另一幢两层楼的供职业教育班和小学四五六年级使用。现在校中有学生七百名，教员二十六人，教员薪津全部由行政公署支付。    巴贴对前途仍很担心。最大问题是学校本身没有保障。巴贴说：“码头机构可以象第十二号地段那样随时决定收回土地。”就在巴贴获奖后几天，一位码头机构官员冷然地警告她：不要再扩建学校，也不要认为可以永远占用那块地。    诸如此类的问题，令巴贴加强了决心。她以曼谷“贫民区天使”的典型方式，计划将麦格赛赛奖全部一万美元来为孔堤儿童们寻取一个永久校址。

【本刊讯】日本《北海道新闻》三月九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东功的报道，题为《当代中国的“七大怪”》，摘译如下：    俗话说“脾性人人有”，况且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在北京生活，也有些事情令人摇头：“这是为什么呢？”偶尔问中国人，也不清楚，这恐怕是因为对于处在现代化这一巨大转折点的变革期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中也还没有明确地固定下来。下面就是我在这种意义上，于最近切身感到的“七大怪”……雨中洒水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白天用清洁车，晚上用洒水车打扫得很干净。这是值得日本在管理公路方面学习的。但是，在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洒水车照样定时洒水，刹那之间，使我感到惊奇。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轻蔑地说：“那是官僚主义。”    如果说出色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的长处，那么一旦计划决定下来，往往就没有责任了，这是一个缺点，似乎很难兼顾。我是不讲卫生的人不愧是搞人海战术的国家，例如公园里的清洁工也要比日本的多得多。而且很热心，连树荫下面的一根杂草也不放过，地面到处是光溜溜的。我觉得，保留杂草，至少可以使被称为“黄尘万丈”的那种尘土飞扬的情形得到一些缓和，但是……这姑且不说，虽然清扫得如此热心，但是每到星期天，纸屑和苹果皮满地都是，甚至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人爱随地吐痰，这是“闻名的”。但是，当看到人们在正收拾垃圾的清洁工面前随便抛香蕉皮之类的东西时，使人对中国“分工制度”的彻底感到惊讶不已。不过，在空罐头盒成山的日本游乐区，情况也和这差不多。电话号码是未知数警察的紧急电话好象是一一○，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也是间接知道这个号码的。即使向百货店打电话问什么事情，也不容易。这是因为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不向外国人出售电话号码簿的缘故。据说香港商人注意到这一点，便把收集情报了解到的号码编成《北京电话簿》，很受贸易公司人士的欢迎。外国人特殊中国人好客，这已有定评。特别是外国人很感激那种优厚的待遇，但是因此而受到“限制”的一般中国人的心情肯定是复杂的。最近开始营业的画店，报纸上也作了精采的介绍，然而不久就成为外国人专用的了。询问其原因，得到的说明是：“人多拥挤，外宾就无法仔细看了。”    后来似乎是因为影响不好，又再次向中国人开放了。但也许是走向了反面吧，甚至钢板刻印的大字报，也以十倍的高价向外国人出售。对外国人的特殊对待太过分了，看到这种偏向令人有点担心。可怕的姑娘在商店里，如果年轻的女服务员说一声“没有”，那就不能再去多问了。因为再问也是白搭，更可怕的是惹她生疑，遭到白眼。倘若想问一问什么地方有卖的和什么时候进货，最好是问中年以上的店员，这是在北京买东西的诀窍。    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凶呢？听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过分强调从炊事员一直到洗衣服的都实行男女平等所带来的“后遗症”。但是，由一如往昔的温柔的姑娘主演的香港电影，最近在电视里也大受赞扬。由此看来，在中国社会里也许即将恢复对“女性风度”的向往    。“红旗”老爷当你在一时谢绝一般乘客进入的北京车站，对迎送国宾的盛况感到钦佩的时候，高级“红旗”轿车鱼贯而入，直抵月台，令人吃惊。只有党和政府要人可以乘坐的“红旗”轿车，竟是那样的有“威信”。即便是在街上，一遇红旗老爷驾到，红灯也马上变成绿灯。    当你走在前面，听到“红旗”轿车鸣喇叭，让你“躲开！躲开！”而未来得及躲开时，以凶猛之势追赶上来的“红旗”轿车的司机就会露出严厉的神色，拿眼睛瞪你一下。但是，“红旗”后座并无人影。就是说里面并没有要人乘坐。摸黑开车在中国夜间开车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因为开车时不能打开前灯。只能依靠象火柴光似的小灯来驾驶，如果从黑暗中突然出来一个障碍，顿时会吓出冷汗一身。    “因为中国的汽车没有调整灯光远近的装置”，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技术水平也不会低到连这种简单的装置也制造不出来的程度。随着车辆的剧增，交通事故也不断增多，目睹这种现状，对“摸黑开车”之谜更不可解了。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八日以《美浓部知事回国后会见记者说北京也为公害而苦恼，比八年前大为“自由化”了》为题报道：    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出席东京和北京结成友好城市签字仪式后，于十七日从北京回到日本。    他在东京会见记者时，对北京的印象谈了大约三十分钟，他说：“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我认为，这是由于重视象征着日中友好关系密切程度的东京和北京友好合作之意义的缘故。”    据他说，十五日深夜他同华国锋主席会谈了一个半小时。    在谈话中，华国锋主席谈到有关中国城市的三个问题，即公害、住宅困难和交通混乱。    华国锋主席说，北京市存在的问题是，东城工业地区出现了公害；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四人帮”时代却停止了修建住宅。因此，新建的住宅供不应求。对已经陈腐低矮的房屋进行改建，老年人有抵触，不愿搬家。此外，还谈到，北京市里有三百万辆自行车，使汽车通行困难，因此而经常鸣笛，致使噪音严重，难以解决。    原居住者反对重建城市，自行车占据了广场，如此等等，在东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因此，美浓部知事表示“同病相怜”。    在八年前，即一九七一年，美浓部知事曾访问过北京。与那时的印象相比较，他说：“同那时比，北京的气氛不一样了。那时，因惧怕‘四人帮’，不敢说心里话，警惕心理很强。但是，现在已大为自由了，就是对我的批评性谈话，也坦率地接受了。我把这一问题说给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他回答说‘是这样，我们也真正感觉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