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二月八日电】（记者：比昂尼克）首席副总理邓小平在对美国和日本进行了极费精力的访问后回到这里时，叫到机场迎接他的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重要领导人放心，说他的感冒好多了。    穿着厚大衣、围着羊毛围巾的邓先生，他的夫人卓琳以及代表团其他人员在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后回国时，受到除身体不好的党的副主席陈云以外的中国所有高级领导人的热情欢迎。    但是第一个同这位出访归来的副总理拥抱的是他的孙女儿。她奔向飞机舷梯的台阶去欢迎她的祖父。    这位已经很得中国人民之心的副总理今天带着他访美成功的又一个光辉成就回到这里。    【路透社北京二月八日电】（记者：伊恩·麦肯齐）首席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从美国和日本返国时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隆重欢迎，以此表示北京重视它同华盛顿的新关系。    一些人士说，这位副总理（他也是党的副主席）已恢复健康，他在美国的繁忙访问中的最后一站——西雅图得了感冒。这些人士说，在从日本回来的飞机上，他放松娱乐了一下：玩了一局桥牌并且恢复了吸烟。    邓先生的旅程安排表明了中国的兴趣所在：在华盛顿举行政治会谈；亚特兰大是美国南部的商业和金融“首都”；得克萨斯石油中心休斯敦和大型波音飞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西雅图。    标志着中美两国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敌对和缓慢和解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关系的另一象征，是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代表团也到机场迎接这位副总理。    这个代表团的一个团员说，中国人希望向这所大学派出一百名或更多一些学生（主要学自然科学）。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大约五百个中国人在美国各大学学习。    中国对美国有两大兴趣：一是获得美国的贷款和技术专门知识以帮助北京完成其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一是把美国作为它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抗衡的一支力量。    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邓先生在得克萨斯挥舞牛仔帽和乘坐马车的情景着重说明了这种变化。    【时事社东京二月八日电】题：邓副总理回到北京    北京八日消息：邓小平副主席下飞机后同华主席紧紧握手，华主席对他访美表示慰问，说：“欢迎，辛苦了。”和访美启程时简朴的送别不同，今天在京的党、政领导人几乎都出来了，这种盛大的迎接情景远远超过去年访日归来时的情况。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为这次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访日的成果而兴高采烈的心情。

【本刊讯】加拿大《新闻报》二月五日刊登格温·戴尔自伦敦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将震撼全世界》，    摘译如下：    卡特政府一直在冲淡中国副主席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它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    卡特总统对终于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是高兴的，他对在他对付莫斯科的战略中手中捏着中国这张牌也并不是不高兴的。但是他并不希望不必要地触犯极端不安的苏联人。    因而，在邓访问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就石油、空间和海运问题进行谈判时，政府一直要确保这次访问不致像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美国之行那样变成全国性的狂热，因为那样可能会使苏联人生气，以致破坏拟议中的卡特—勃列日涅夫首脑会议。    万斯国务卿最近特别强调，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中国和苏联，是美国政策“根本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则”。这一切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很可能是要设法不宣扬第二个来客。    冷酷而简单的事实是，邓的美国之行和建立华盛顿—北京关系使中国一年来的变化达到了顶点，其重要性是震撼世界的。    这次访问远远超出任何眼下战略和贸易的考虑，而表明世界权力分配开始发生重大改变。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近两、三个世纪以外的所有时间里，世界财富和权力有两个主要中心：欧洲—地中海地区（现在已扩展到越过大西洋的西边）和东亚地区。    欧洲人带头搞的工业革命引起了历史上短暂的停顿，在这之后，现在正发生的情况是重新确立这种格局。正如英格兰岛完成工业革命比欧洲早五十年一样，日本完成工业革命也比东亚早五十年。不过，大陆现在正在步这位开路先锋的后尘，而且中国将迅速地赶上去。    当中国自己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时，世界也将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人类世界很重要的一切事情——军事和经济的力量、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中，约有一半将再次发生在东亚。而这次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它将是同西方世界直接相互影响的。    那些立志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恢复它先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上层人物中始终占绝大多数——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权力。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原因在于中国象日本、台湾及朝鲜一样，其社会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孔夫子的学说。    他们所珍视的基本原则是守纪律、协作、受教育和从事工作，先集体后个人。    和七十五年前的日本一样，中国要迅速实现工业化，至少在初期要靠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中国新领导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去年同日本和西方签订了四百三十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并且终于宣布他们愿意向国外借钱来发展经济了。    中国迅速发展经济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原料来支付进口技术的费用。    要是十亿中国人使中国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他们（通过廉价进口破坏进口国本国工业和就业）向西方国家的经济提出的挑战将会七、八倍于日本和朝鲜等亚洲国家目前提出的挑战。    不仅如此，他们将使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数增加一倍，相应地也要使得世界上已感匮乏的工业资源所受的压力增加一倍。    二千年前，如果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客人从火星来到地球上，他会要求到罗马。一百年前，他会去伦敦。今天，他会在华盛顿着陆。    五十年后，这位客人很可能首先去北京了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六日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弗朗克·丘奇今天说，该委员会将通过一项既保证台湾安全而又不危及美国和中国之间新关系的法案。    在就中国问题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意见听取会期间，这位爱达荷州民主党人说，他正在拟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会同总统与北京达成的协议相抵触”。    尽管如此，他说：“国会将作出一项明确的表示，而这将构成对台湾安全的保证。”    委员会中的高级共和党人、纽约州的雅各布·贾维茨敦促国会批准一项类似将从一九七九年年底宣告终止的一九五五年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决议案。    丘奇说，他反对以该条约作为国会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样板。他说，那是会“冒犯”北京的。    克兰斯顿今天作证说，这项提案得到二十九名参议员的支持。丘奇表示，他认为关于台湾的法案该是很接近肯尼迪—克兰斯顿提案的。这个提案规定总统必须将“台湾的和平、繁荣和福利”所受到的任何威胁通知国会。    该提案还宣布美国采取这样一项政策：“按照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台湾所遭到的任何危险。政府官员们曾表示，总统将勉强接受该提案，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七日电】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台湾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按照法律现在应该属于北京，并且告诫台北接受新的非官方地位，否则就会面临同美国断绝关系的局面。    沃伦·克里斯托弗副国务卿在众院外交委员会的讲话，是政府自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以来的最不客气的讲话。他说，国务院认为双橡胶园（台湾大使在华盛顿的官邸，购于一九三七年）将是共产党中国的产业。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拥有的财产依法为中国的财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合法产业，在发生诉讼时我们将采取这种立场。”    在卡特总统宣布美国将承认北京政府之后不久，台湾试图保留它在美国的产业，把这些产业签字让给称做“自由中国之友会”的组织。这件事情可能要告到法院，克里斯托弗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站在北京一边。    他还谈到华盛顿和台湾断绝关系的可能性，如果台北政府不接受卡特所考虑要给予的不以国家相待的地位的话。他在外交委员会说：“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情况是继续保持关系不中断，但是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通过非政府途径来实现。”    他说：“当然必须说一下，要维持关系需双方努力。除非台湾同意建立一个美国在台湾协会能与之打交道的非官方机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保持关系。    “如果台湾决定不成立这样的机构，那么我说明的情况的确就会变得很不明确了，到三月一日（华盛顿和北京互派大使之日）我们中断关系的前景就是现实的了。”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来了，看看，而且胜利了》，副题为《邓小平热——卡特政府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摘译如下：    邓小平这次访问美国的历史意义，是很难估计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取决于美国政府从政治上巧妙地利用同中国的新友谊的艺术手腕。同样也取决于中国自己，中国是不能允许再出现破坏性因素来使它的现代化方针遭到危险的。如果过于急促地搞革新，这就可能形成危险。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以及影响要大得多的伊朗等国家的先例都证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过于鲁莽地发展是会多么严重地走向歧途。    然而尽管十分令人难以捉摸，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现在已经出现了地理政治上的变化。首先是太平洋地区。随着中国的开放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已经在太平洋周围形成了一个大的圈子，它把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变成一种喷气机时代的地中海。中国、美国、东盟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发展贸易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以稳定为宗旨的国家共同体，这样一个国家共同体将使美国能够从和平政策方面来支持它在这个地区的历史责任。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就能在军事上完全撤离这个地区。只有繁荣的贸易和持久的军事上的存在这两种东西才能巩固美国在这个地区以及在其它任何地区的大国政治地位。    至于邓小平的访问对东西方关系将意味着什么，那就更难说了。这位中国的副总理直言不讳地，用简单的、修辞学上的力量把他的反对霸权主义观点注入到美国人的心脏。邓是一位只谈自己认为是重要的问题的人，是一位想使美国丢掉所有的幻想和自欺欺人想法的人。而在这方面，美国人民本来是不需要在苏联的扩张主义问题上受到启蒙的。它需要的是一个在使用自己的实力手段方面能够表现得很有把握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又不因为每天都在变化的日常事务而忘掉自己的根本目标。    除了把反霸权主义这个新词带到美国的政治词汇中去之外，邓小平目前还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参加关于词义的政治辩论，这已经算不简单了。很遗憾，吉米·卡特基本上没有这种用概念来影响别人意识的能耐。    美国今天就已经不得不允许苏联人有“战略均势”。这种状况似乎就使这个当年占优势地位的世界大国，在同克里姆林宫打实力政策交道时开始明显地觉得没有把握。而在这种时候，另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出现了，他向美国人伸出了友谊之手。最初这只能使美国人迷惑不解；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在美国是太根深蒂固了，致使人们听说一个共产党国家愿意帮助遏制另一个共产党国家时，不可能立即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可是，接着对在敌对环境中的这样一种联盟的价值的认识传播开了，它就象福音一样——而邓的这次访问则处于日益增长的友谊的温暖之中。自从康拉德·阿登纳为被打败了的德国谋求帮助和谅解以来，还没有那一位外国客人在美国经历过这样一种自发的欢迎。邓不象二十年前的赫鲁晓夫那样大夸海口，甚至也不是以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姿态出现，他倒是采取一种有选择的谦逊态度，并且明显地表明他是接受美国的帮助诚意的。    中国和美国。幕已经揭开了，但舞台上还一片黑暗。人们已经能预感到个大体轮廓，并且还希望这些演员能满足人们对他们所怀有的期待。

【本刊讯】英国《卫报》二月六日刊登了约翰·吉廷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被告知，他们可从美国学到很多东西》，摘译如下：    在中国人密切注视着邓小平副总理在美国各地的访问情况时，他们的报纸和电视台使他们看到了许多难得看到的极好景象。不仅是看到了设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的内景，或看到了休斯敦的航天中心和迪斯尼兰，而且，这些地方和其他许多美国企业样板是作为“中国人民可以学习的”东西向他们介绍的。    最近一期《北京周报》上一篇文章说：“美国人以他们的效能高著称，他们起劲而紧张地工作。娱乐是娱乐，工作是工作，这两者是明确分开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提出了一项非凡的建议，他在那项建议中设法利用美国的效能来帮助中国的战后建设。    毛曾表示把中国作为“美国重工业的出口市场”和“资本投资的出路”。    《北京周报》回顾了中国早期作出的这些姿态，它还告诉我们：在周恩来结交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比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多。周常常说，美国人“热情、坦率、活跃、不拘泥于形式、有进取心”。    中国人对美国的幅员和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印象很深刻，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很快就超过了它的欧洲对手。    当然，中国也想这样做，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到本世纪末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看来，在目前这种连《人民日报》也感到飘飘然的兴高采烈时刻，美国还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三十年来一直在谋求而没有得到的某种东西：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平等地位。    据现在中国的报纸讲，毛一贯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应是平等的。他一九五八年对美国人讲，“美国是一个大国，可是……中国也不小。”    据认为毛觉得中国和美国“有义务保卫世界和平。”今天，中国人说两国终于能够“担负起这一责任了”。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二日以《邓小平与哈莱姆黑人篮球队》为题刊登一篇短文，摘转如下：    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的招待邓小平晚会中，特别加插了一段美国哈莱姆黑人篮球队的演出。    据说，美国参议员（前太空人）格林最近访问北京时，听说邓小平喜欢美国哈莱姆篮球队员的表演，所以特别建议增多这么一个项目。    舞台临时改为篮球场，上台演出的篮球队员共是六个人，都是六英尺多高。看样子是只打半场，三人攻、三人守，只着重花式表演，不是为计分的。    哈莱姆篮球队之所以逗人喜欢，是因为球技之外，还夹杂着幽默动作。    黑人在体育方面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篮球方面，主要表现在于弹力。通常说来，身高与灵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偏偏黑人能够把这两者统一起来，非但不使人觉得六英尺多高的他们是笨拙、呆滞，而且几乎是手挥五弦，目送惊鸿，再加上百步穿杨，当然会赢得喝采。

【美联社纽约二月五日电】在美国过去的《展望》杂志停刊七年多以后，新的《展望》杂志今天又在书报亭第一次露面了。    这一期共一百二十八页，图文并茂，刊载了采访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谈话，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他去世以前的谈话和采访帕特里夏·赫斯特的谈话。还有一篇是在电影明星玛里琳    ·门罗于六十年代亡故以前的问答的谈话。    这份杂志本周在全国发行了一百二十万份。其中八十万份是在东部发行的，封面刊登了洛克菲勒的照片，另外四十万份是在落基山脉以西发行的，封面刊登的是赫斯特小姐的照片。    在二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一期《展望》杂志中，刊登了把空间时代的技术运用于治疗疼痛；如何建筑自己的住宅以及有关二十九英尺长的轿车和购买这种轿车的人士的消息。    《展望》的主编和经理是鲍勃·古特威利希。他过去曾在《花花公子》杂志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新美国图书馆任职。    《展望》杂志每份售价一点二五美元。    过去的《展望》杂志是一九三七年创刊的。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二月七日以《中国发现新大陆》为题，刊登该报记者兰契奇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近几天，中国对政府副总理邓小平戏剧性访美向本国的公众作了两方面的报道。第一，这次访问被描绘成美国最近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一个外国国务活动家的访问，同时“关于许多国际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对中国公众来说，与以往的作法不同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经过巧妙选择后，甚至对东道主使用了最好的词，美国被描绘成技术进步的和富有的社会，可以作为那些希望现代化国家的典范。    第一方面报道的目的是，为“结束了相互隔绝”的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意义埋下伏笔。    以前表达中国对国际问题和对中国地位的观点的某些固定不变的提法也有了改变。报纸转载了邓使美国人相信的关于中国赞成缓和的话，“但是，赞成真缓和，而不是赞成假缓和”，这是在放弃以前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绝对公式方面向前迈出的一步。中国人知道，当谈到台湾时，在中国人中不再提“解放”这个词。而现在他们又知道，使美国人相信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和平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人过分地强调自己的关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倡议。不管论点还是方法都不是新的，但是，建议美国人加入这个“统一战线”——不管现实生活本身和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会带来什么结局——是中国迄今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变化。按照这个理论，“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    由于同美国人达成了一致，即他们也希望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统治，因而，这个公式大概应该加以新的解释。    这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可能还意味着什么，要对此作出预言还为时尚早。    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倾向于从远处把上层政治看成是小人物不能理解的某种东西，认为这是高级负责人决定的事，从大量材料来看，对有上述看法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邓对美国的访问简直是发现了新大陆。从前，直至关系正常化以前，中国的新闻工具使用的仍是关于美国的老概念，说美国是压迫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所有的新闻工具，特别是电视，把美国描绘成这样的国家，中国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对邓副总理和通过他对全中国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它的技术有巨大发展，它拥有“按人口平均”令人羡慕的物质财富。这是与沉默时期的重大不同，在向人民介绍外国成就方面，这更不同于遗留下来的宣传公式。

【本刊讯】印尼《罗盘报》二月一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译如下：    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不论是从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是从地区形势的发展而言，支那人民共和国作为一股力量存在这个现实是不能被忽视的。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最富有潜力的国家，面对这个现实应当根据其独立自主和积极的对外政策方针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上是由“全国发展和建设研讨基金会”于一月二十五日在雅加达举办的关于“美国和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的小组讨论会所得出的一部分结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必须立即明确而又全面地着手处理华侨问题。以此作为在符合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立即实现与支那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这个问题愈拖延不决，就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结论还说，鉴于支那人民共和国富有投资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亚有必要认真考虑在印度尼西亚的资本退减转而流入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这也包括侨居印度尼西亚的支那侨民的资本流入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    支那人民共和国的石油潜力对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市场和发展石油业将是严重的挑战。    关于美国，结论指出，印度尼西亚在同美国合作时必须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而不投靠美国，尽管美国的援助始终是需要的。    结论在提到美国和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方面指出，归根结底本地区早就成为支那人民共和国、美国和苏联三股力量的汇合地区。美国（在本地区）的驻留是为了遏制和平衡共产党苏联和支那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和力量。反之，对支那人民共和国来说，与它接壤的东南亚地区是能够影响该国稳定的潜力。而对苏联说来，该地区则是属于它的全球战略目标之一。    从现状的发展来看，估计东南亚地区将成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目标，以致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化主张要得到国际的承认将越来越困难，甚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统一和团结可能遭到干扰。为此，东南亚国家联盟有必要巩固恪守了的原则。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二月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防御准备和我国的对外政策    ——同俄国也能象同中国那样改善关系》，摘译如下：    象亨利·基辛格这样一些美国杰出的官员和政治家强调，美国需要切切实实地帮助巴基斯坦和其他盟国，美国大使馆否认美国将放弃巴基斯坦的说法，这些都是使印度感到惊慌的因素。在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不久前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印度的担心更增加了。印度怕巴基斯坦会从变化中的局势中得到军事上的好处。鉴于这些变化，印度更加积极地要实现其充当本地区警察的旧梦了。    此外，还透露出一些消息，大意是说巴基斯坦政府因对美国感到失望而在考虑转向俄国。此外，据悉作为这个军人政权的参加者的巴基斯坦全国联盟反对这一策略，巴盟领导人不久前在同外交部官员和齐亚·哈克将军会晤时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大意是说他们坚决认为巴基斯坦应继续留在美国阵营内。    但是这里事关紧要的问题是，美国阵营现在已瓦解，而且将进一步瓦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在下降。而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俄国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发动侵略和在别国制造内乱，成功地扩大了其影响。从印度的军事计划、伊朗的局势和中苏敌对日益升级来看，只有那些愚不可及的人才会否认俄国套在巴基斯坦脖子上的绳索正在抽紧这一事实。    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国际局势中，巴基斯坦卷入大国争夺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人们公认，俄国是个好侵略和扩张主义国家。但是，更加重要的现实是，俄国在我国的边界上摆好了阵势。由此看来，同俄国建立较好的正常关系有什么害处呢？如果我们尽管成了中国的最好朋友，但仍能够捍卫甚至进一步加强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同样也能够努力同俄国改善关系而不损害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实体和不沦为俄国的卫星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惨痛的事实：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俄国涉足这一地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国不会全力以赴地促进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甘冒俄国准备冒的那种风险。    从军事上来说，在这种紧急的局势下，我国的武装力量也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和捍卫我国的边疆上。

【印报托科伦坡二月六日电】德赛总理今天说，为了世界的进步与和平，他不仅希望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希望消除一切国家集团。    德赛在对斯里兰卡的四天访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组织国家集团对世界和平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当记者问到中美不久前在外交上互相承认一事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时，德赛说，他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同中国友好。    关于中印关系，印度总理说，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有所改善，中国在这一点上采取了主动。印度作出了响应，并在努力搞清楚“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使我们感到满意的解决的话”两国关系能够完全正常化到如何好的程度。    当记者问到他对中国对达赖喇嘛作出的表示有何看法时，德赛说，这是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事情。他说：“如果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后能受到尊重和体面对待的话，我们不反对他回去。”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二月六日电】印度尼西亚外长穆·库苏马阿马查今天在这里阐明，印度尼西亚将继续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作准备。    库苏马阿马查今天在这里对国会主管外交事务、国防与安全和宣传委员会说，但是实现关系正常化仍旧要视局势而定。    他说，因此，准备工作应同正常化区分开。他还说，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是华人在登记时明确他们的身份是印尼华人还是华侨。他说，这个问题不能小看，因为它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赖丁十一月二十八日从墨西哥城发回的一篇通讯，题为《墨西哥的有钱人家生活挥霍无度，但是时时保持警惕》，摘译如下：    加尔萨·萨达经常派他的私人喷气飞机到休斯敦去为他购买精美的食品。马里奥·巴斯克斯    ·拉纳在他的住宅内外有一支武装保镖队，奥克塔维亚诺·隆戈里亚享有举行城里最好的交际会的声誉。    可能纽约、里约热内卢和罗马非常有钱的人也没有墨西哥的有钱人过得那样奢侈。但是，除古巴外，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它更喜欢谈论革命了。这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比利亚的名字在众议院刻成金字和对资本主义的成功正式皱眉头的国家。    然而，在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财产更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根据官方的材料，人口的百分之十占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五十，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可能估计一些家族的财产。    由于财富这样集中，这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墨西哥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七年经历了一次普及的社会革命，结果是有钱人的状况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状况不同。一位有名的社会问题观察家评论说，“墨西哥现在已没有贵族了。你们要末有商业暴发户，要末有政治暴发户。他们象任何人一样有钱，但是，他们没有为国际富翁集团真正接受”。    一个小小的贵族依然存在，即在革命前拥有大庄园的家族，象桑切斯·纳瓦罗那样的家族，纳瓦罗家族一度有一千六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西弗吉尼亚地区。对大多数家族来说，土地改革没收他们的庄园使他们破产。有些人改行了，重新悄悄地富裕起来。但是，许多人仍然以他们的名字经商，使他们的孩子同新的富翁子女结婚。    现在所有真正的大家业是在革命后创造起来的，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创建起来的，二次大战时墨西哥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如十九世纪在美国一样，这些家业是靠一些人办企业的才能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墨西哥的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和梅隆家族。    例如，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伊格莱西亚斯把商业银行发展成该国最大的银行，并仍然拥有它的大部分股份。埃米略·阿斯卡拉加实际上把电视机引进墨西哥，他的儿子经营墨西哥电视有限公司，该公司控制全国六条电视频道中的四条。贝尔纳多·金塔纳和一批工程师在一九四七年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它是墨西哥最大的公司之一。    在私营部门成功的一个象征是不太有名的企业家协会，该协会只有三十个成员，这些成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非常强有力的。虽然它的成员既不是执政的革命组织党的支持者，又不热心于通过报纸进行院外活动，但是他们能立刻见到总统和主要的部长，政府作出的经济政策决定很少不同他们商量过。    他们的观点当然是保守的，他们不仅反对非常必需的税收改革以堵塞某些引起财富集中的漏洞，而且似乎不了解在他们宫殿似的住宅外面现实的墨西哥的种种问题。    虽然一些人通过私人企业有很大的发迹，但是，在本世纪发财致富的捷径是政治。取得胜利的将军有些在二十年代得以创办现在仍然存在的大企业，但是，大多数政治家的家业是米格尔·阿莱曼·巴尔德斯执政以来创建的，米格尔·阿莱曼·巴尔德斯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的总统，他是最有钱的墨西哥人之一。    损公肥私或单纯的贪污腐化往往是发财致富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高级官员能在市区或在从庞大的政府投资得益的休养地购买廉价的土地；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同他们的亲戚拥有的公司订合同，或者他们接受政府购买设备或原料的大批委托。    只能对一些前政党人士的财产进行胡乱的猜测，尽管埃切维里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离职）最近被控贪污八千万美元。    鉴于损公肥私的情况，许多明显的舞弊不能得到当局的证明。    在六年一任的政府中，往往积累一千万至二千万美元的财产。总的来说，虽然政党人士不是办企业的商人，宁愿建造大的住宅，然后在国内和国外购买不动产，而不愿把他们的资本去冒风险，但是根据最近一份司法调查材料，也有些人把他们“存款”存入瑞士的帐户。

【本刊讯】香港《争鸣》杂志二月号刊登一篇题为《真该“少谈些政治”了》的文章，转载如下：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这是毛泽东给他的儿子信中讲的话。这个将近四十年前的“指示”，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中发表，十分适合时宜。现在谁都承认，中国的经济情况，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码落后二十年。不扭转这个差距，人民老是这么贫穷落后，再“夜郎自大”下去，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就不那么光彩了。更甚的是，万一敌人打来，虽有亿万血肉之躯，而无精良武器、现代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势必大吃苦头。为此，不但要解决好十亿人吃饭穿衣的问题，还要逐年有所进步，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都要逐渐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则，搞社会主义，把经济搞得停滞不前（更别说濒于崩溃了），大家“仰事俯蓄”都十分艰难，做起工来还能有多少劲头？社会主义对己对人都无吸引力，马克思见了也要耸耸肩摊开双手了。    出现这种情况，怪谁？决不能怪我们中国人在经济建设上无能。坏是坏在“政治”搞得过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斗来斗去，斗得大家日夜不得安宁，“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因为“阶级斗争”是“为纲”的东西，吃饭睡觉都要“念念不忘”，可是，“阶级斗争”偏偏又不能当饭吃——据说“路线正确，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就是不见列出“没饭吃有饭吃”这一项，我们只好饿肚皮。别人上月球、探金星，自己只好干瞪眼。    十年“文革”给大家上了痛苦的一课。林彪、四人帮这些反面教员把大家教育过来了——“少谈些政治”，就是结论。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意思十分明白。    “大跃进”带来“三年困难”，“文革”又引起了一场比八年抗战还长的“全面内战”。林彪、四人帮的胡言乱语至今还在人们耳边余音未绝，每个人心中都有路线是非的疑团。这次中共三中全会作出决议，说不要对文革的错误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再说了——这是很对的。事情确有个先后缓急。有些事须慢慢来，如评价“文革”。有些事则要“争朝夕”，比如，“少谈些政治”，多培养几个科学技术人材，正是当务之急。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有数以百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材。如果青年人不去学习科技（自然科学），大家都去大谈政治，象过去十年那样，“停课闹革命”，个个都成了“革命小闯将”，成了空头政治家，四个现代化靠谁来实现？李四光已经去世了，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等人都老了。而且，这些尚健在人间的三十年代的“博士”们离开当前世界尖端科学日新月异的进展也有好几十里路。中国的科技人材队伍大概至少有二十年的空隔没有人填补，十万火急去培养，也得五年十年或更长些时间才见成效。    科技与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十五、二十年以前，沙特阿拉伯还相当落后，可是近年来，这个国家竟然在沙漠里种小麦，自己解决粮食蔬菜问题，首都利雅得摩天大楼林立，可以跟纽约比美。这个国家因为卖石油发了大财，科技是“石油美元”买来的。利雅得大学近年也追上了阿拉伯世界历史悠久、赫赫有名的开罗大学（该校有包括阿拉伯各国学生在内五万名学生）。沙特阿拉伯人甚至打算到南极洲去拉冰山回来灌溉沙漠，把沙漠改造成良田——这在目前一二十年可能还是个梦，但谁敢断定这个梦不能实现呢？反过来看我们自“大跃进”以来怎么样？据说最近北京有关负责人透露，近年粮食产量跟一九五五年时差不多！至于开矿、冶炼、机器制造、造船、造飞机、造汽车，以及轻工业中造纸、制糖、卷烟、纺纱织布等等，技术都落后。举个例来说，京广线这个交通运输大动脉的火车仍是蒸汽机车牵引。如果“自力更生”是指可以“闭门造车”，“关起门来称王”，那自当别论，但如果“自力更生”指的是要发愤图强，那就一定要吸收别人先进的科学技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财富象泉水一样涌出”。试想，没有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哪能有这样的奇迹出现。    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是可分又不可分的统一体。“政治挂帅”本来是指政治方向问题，一个具体的业务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它的政治方向已经定下了，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保证这个方向的实现，这就是“政治与业务”关系的正确解决。我们的工矿企业、商业、学校、医院、人民公社等的各种日常工作，总的来说，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都在国家计委的统筹之下工作，这就是被“政治”所统帅了，这个事实连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否定不了。还要时时、事事拿“阶级斗争”的空口号来“统帅”一番，实属形而上学至极！比如，“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这句话，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就可以被说成是否定“政治挂帅”，然而实际上，这句话是真正合乎辩证法的。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是当前救中国的急务，愿全国青少年大家都来向科学进军。自然，“少谈”不是“不谈”，更不排除掌握政治方向的领导人大谈，因为社会上有个分工不同！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六日刊登杰伊·马修斯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的电视观众看到了美国生活的灿烂形象》，摘译如下：    美国实业家保罗·斯佩尔茨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月，他的中国朋友上周看了中国电视台从华盛顿播放的专题节目后，一直向他提出有关工资方面的许多问题。    斯佩尔茨说，中国电视采访小组报道了华盛顿郊区一个家庭的情况，该家庭的收入，属于“中国电视评论员所说的美国家庭收入的一般水平，即每年三万四千美元，缴税后剩三万二千美元……我倒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那个人的纳税情况，可是这里的中国人认定我们都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各大城市的电视台每天晚上七时都播送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所看到的美国奇妙生活的节目，晚上九时重播一遍。    北京的报刊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关于邓访美的消息，同时还刊登美国灿烂的、人们始终欢笑的景象。中国记者在不同的地方令人可笑地出了错误，但他们没怎么甚至根本没有报道资本主义的缺点，北京过去在报道美国社会情况时往往都是重点报道这类缺点的。    晚上的电视专题节目从三十五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内容包括配有中文解说的华盛顿风光、亚特兰大的摩天大楼和豪华的饭店的远镜头，以及邓戴着牛仔帽在得克萨斯州一个竞技场上的镜头等等。    本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住在北京的一位美国人，他说：“中国电视台对美国生活进行了夸大得惊人的介绍。”    官方的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报道陌生的美国有时出错，虽然这可能同美国记者第一次看到中国一些地区时出现的情况一样。新华社说“布朗州长和夫人到帕姆代尔迎接方毅副总理”，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果·布朗是位有名的单身汉。    中国官方报纸上的关于邓的这次访问的报道，只字不提美国的反邓示威。中国的关于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欢迎仪式的报道，谨慎地没有提到两名美国激进分子在高喊邓是“叛徒”和“刽子手”后被从看台上拖走一事。    北京的居民说，中国的电视上没有出现左派吵吵闹闹地举行示威抗议或为亲台湾的美国人设立比较安静的纠察线的镜头。    虽然派往中国报道正式访问的美国电视采访组和记者总是要报道中国的贫困和社会限制的，但是，报道邓这次访问的中国记者看来是不愿损害北京外交中的这个重要时刻的。中国记者去年夏天访美后写的报道中曾谈到贫民窟、交通拥挤和黄色文艺等问题，而这次在报道中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看来是简要地提到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情况。

【路透社伦敦二月六日电】一位英国政府大臣今天说，他深信，从现在到一九八五年这段时间，英国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将大大超过五十亿英镑（合一百亿美元）。    工业副大臣艾伦·威廉斯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商业会议上讲话时说，在中国副总理王震去年十一月访问伦敦的时候，同他讨论了大大增加两国间的贸易问题。    英国贸易部公布的数字表明，去年，英国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为二亿零一百七十万英镑（合四亿零四百四十万美元）。    威廉斯说，英国拥有中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高技术成套设备和装备。他还说：“我们在使诸如铁路和采煤这类老工业部门达到最现代化水平，以及在发展航空航天和科学设备这类新领域方面，具有特殊的经验。”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二月八日电】平托总理今天宣布，葡萄牙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澳门仍将在里斯本管理之下。    有记者要求澄清澳门的地位，平托说：“它是中国的领土，但仍在葡萄牙管理之下。”他拒谈进一步的细节。    此间政治家和外交人士早就在推测，两国迟迟未建立外交关系是由于在革命以后期间采取苏联方针的葡萄牙共产党的力量所致。    人们曾广泛预料，会在一月十日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此间外交人士推测，推迟宣布是由于在澳门及其三十万居民的地位问题上最后出现了麻烦。    联合公报没有提及澳门。    一九七五年左翼的未遂政变表明了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中的力量逐渐减少了，随后，里斯本同北京的多次接触便加快了速度。

【美联社蒙特利尔一月二十五日电】阿尔康铝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天呼吁这里的商人向中国出售商品。    他警告商人们不要指望很快从中国方面得到交易，他们正在使西方推销员互相竞争来从中取利。但是卡尔佛说：“只要想想这一点就够了：九亿人、基本上是有贸易可做的，千篇一律地守纪律，基本上是保守的人……渴望着实现现代化，任何推销人员一想到此，都要怦然心动。”    卡尔佛强调指出，与中国人做买卖要求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向加拿大商人提出如下忠告：开头的接触是唯一容易的接触，因为中国的决策过程过分集中；预期会有许多竞争者，因为买主正在设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得到最新技术；决不要向中国的谈判代表指出，他已经改变了主意，把变化看作是有连贯性的；预料对完成一个确定的项目提出不现实的限期；牢记他们要出口商品的愿望；不要担心中国偿付的能力，他们在银行的信用很好，并且很快会成为一个大量出口制成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