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月二十三日电】题：日中条约正式生效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十三日上午，在福田首相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参加之下，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园田外相和黄华外长互换批准书仪式以后，已经正式生效。    因此，面向将来的以保持并发展日中和平友好关系为最大目的的这个条约开始动起来，使经历了过去将近百年的各种曲折的日中关系，迎来了新的时代。特别是过去成为日中间巨大悬案的政治课题已经消除，今后日中之间各个方面的交流将更加密切。    另一方面，在动荡的亚洲的形势下，“日中关系的稳定”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国互相承认双方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的不同，同时，为了条约的目的之一的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和平和安定，怎样作出贡献，这是课题。    日中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半在首相官邸大厅举行。在首相官邸，由两国领导人参加举行条约和协定互换批准书仪式，这还是第一次。    在即将开会之前，在官邸大厅，日本方面，除河本通产相等八名阁僚外，还有外务省干部等共四十几人参加。中国方面也有正式随员和驻日本大使馆馆员等四十人参加，日中双方人员互相面对面，齐集一堂。在举行互换批准书仪式之前，首次会面的福田首相和邓副总理，以及园田和黄华两外长入场之后，坐在正面席上。互换仪式在隆重而庄严的气氛中开始了。    首先奏两国国歌《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然后，两国外长用毛笔在以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换文上签名。互换后又在对方的换文上签名并互换。日中条约在这一瞬间开始生效了。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园田、黄华两外长紧紧地握手。    其后，福田首相致贺词，并举杯用香槟酒一同干杯。他说：“我衷心地期待日中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重新保证，尊重这个条约的精神，忠实地信守这个条约的各项条款，为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    接着，邓副总理也发表了讲话。并再次举杯一同干杯。他说：“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中日两国亲密合作，这是两国十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政府将同日本政府一起，坚定地信守和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规定。”

【法新社巴黎十月二十一日电】题：邓小平到东京：苏联外交失败的新例证    中国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在签署日中友好条约两个月之后，于星期日（十月二十二日）到达东京，在整个亚洲看来，这一访问具体表明了这些年来苏联外交的最惨重的失败。    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北京和东京政府惊人地发展了经济关系，以致苏联在远东发展的可能性将受到严重影响。    尽管东京否认结成了针对莫斯科的联盟，然而这个条约对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已造成了苏联及其越南盟友影响的明显下降。    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中日贸易协定，已延长到一九九○年，现在已使贸易额要达到八百亿美元。    此外，日本最近签署了关于在北京附近建设一座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协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而且它对在中国渤海湾的油田投资近一百亿美元的计划很感兴趣。    这两项决定突出表明，中日接近远远打破了几乎纯经济的范围，而东京在开始时可能曾考虑限制在此范围之内的。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二日电】题：“带来艳阳天”的邓副总理，前来迎接的园田外相陪同到迎宾馆    园田外相二十二日到羽田机场迎接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当载着邓副总理一行的专机在二十二号停机坪上一停下，园田外相便带头进入机舱。当初，外相是可以在舷梯下迎接邓副总理一行的。但是，“因为是来互换批准书的”，所以就在机场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给邓副总理以使礼宾官员着慌的破格的欢迎。    在机舱内，没有等外相开口，邓副总理就满面笑容他说：“我来了。”园田外相也致“欢迎辞”说：“你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此后，外相一直陪同邓副总理到迎宾馆。在这里，外相再次表示谢意说，“对缔约谈判时中国方面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这时，邓副总理也回答说，“实现了年内访日的希望，感到很高兴”。交谈中充满了“友好气氛”。    据说，邓副总理在从机场去迎宾馆的途中，对从首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工厂和东京电视塔等表示强烈的关心，他说：“这一带钢铁厂好象很多呀！”一进入迎宾馆，邓副总理就发表了感想，他说，“的确，是座把凡尔赛宫缩小了的建筑”，也表现出象一个曾经留学法国的人的“时髦”之处。

星期一将要给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题名为中日友好人民公社；    在东京附近，将要为纪念中—日接近的主要缔造者周恩来竖立一座纪念碑。    在东京，邓小平将逗留一整周，他将同福田首相进行政治会谈。    华国锋今年夏天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凯旋式访问，引起苏联领导人和报刊的愤怒。继中国头号人物的访问之后，可以预料：日本群众对邓的热烈欢迎只会更进一步地激怒莫斯科。    中国副总理很快要去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首都。前不久，越南政府首脑范文同也去那里访问过。据该地区外交人士说，范文同的访问以半失败而告终，反映了苏联及其盟国的威望下降。    这些东亚小国完全了解中日联盟的往往极有讽刺意味的实用主义性质，同时也真正感到了满意    。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二日电】题：邓小平副总理从北京启程    北京二十二日电：为出席互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同夫人卓琳女士于二十二日上午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空军专机启程，前往日本访问。    启程的情景同历来中国领导人出访启程时的情况不同，气氛和睦。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同他的两个小孙孙告别亲吻。前来送行的两个小孙孙一面跑上前去向邓小平夫妇说：“爷爷，再见！”“奶奶，再见！”一面亲他们的脸。这时平日面容严肃的副总理也笑了，把两个孙孙抱起来，多次亲吻。看到这种情景，中国方面送行的李先念副总理等也都拍手大笑。    【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二日电】（记者松尾）题：热烈欢送邓副总理    为互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于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从北京西郊机场乘专机启程。    在出发之前，邓副总理的情绪一直是高昂的。他同日本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正在中国访问的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村田等人紧紧握手，同西园寺先生半开玩笑地说：“没有想到你还在中国，到东京再见吧！”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二十三日报道：    副总理邓小平代表着邻邦中国近十亿人口，于二十二日踏上日本国土。彼此经历了黑暗与不幸的漫长时代的日本和中国，现在开始了新的交往。    东京羽田机场，秋高气爽。以尾翼上显眼的红星为标志的专机开到二十二号停机坪。舷梯靠稳后，园田外相走进机舱迎接。从迎接公宾来说，这是极其破格的。周围的阳台上，七面太阳旗和七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前来迎接的中国人发出了“热烈欢迎”的大合唱。    邓副总理和园田外相并肩出现在舷梯上。他的脸色非常好，这似乎证明他很健康。    邓副总理的脸上，毫无从北京坐了近四个小时飞机的疲劳现象。    在俯视二十二号停机坪的迎送台上，从东京和横滨赶来的华侨总会的大约一百人和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五十名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等待着首次迎接的祖国领导人的到来。有一位白发老人小声地说：“我们盼望这一天的实现，盼了许久了。”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红着脸说：“昨天我高兴得没睡着觉。”邓副总理向迎送台挥了两、三次手。“热烈欢迎”的大合唱响彻机场。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三日以《邓先生在大好的日子里笑逐颜开》为题报道：    东京秋高气爽。二十二日在羽田机场欢迎“邓伯伯”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邓伯伯”首次踏上日本的国土，似乎如愿以偿，分外高兴。这位领导着九亿人民的老练政治家满面红光，以和蔼的表情站在舷梯上。额头上有深深的两条皱纹，这说明他经历了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权力斗争的顽强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月二十二日电】以色列和埃及今天宣布同意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这条约将结束这两个中东国家之间的三十年的敌对行动。    由美国进行调解的以色列和埃及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的发言人说，谈判代表已通过了这项条约的措词，并把条约的文本送到他们的国内去批准。    发言人谢尔曼说，“就这两个代表团来说，在谈判中的一些主要问题都已获得解决，并把一项条约的文本提交两国政府批准。”    谢尔曼说，一些附件中的细节问题仍需要加以解决，其中包括在这项条约生效后，向以色列出售西奈油田的石油的商业性安排问题。    谢尔曼说，这项将规定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未来关系具体内容的条约包括一个关于处理敏感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序言。谢尔曼说，以色列外长达扬已把这项一致同意的条约全文带回耶路撒冷，以便让以色列内阁加以考虑。    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领土上撤退的具体时间包含在有十项条款的基本条约的三个附件之一。他说，这三个附件的某些详节问题已取得一致意见并已递交两国政府给予批准，但其余部分将在今后谈判中加以解决。    关于向以色列出售埃及的石油的问题将由两国的石油专家作出安排。埃及的专家已到达华盛顿，以色列的专家也即将到来。    谢尔曼强调指出，就条约达成的协议还得由两国政府批准。但是他说，预料会得到批准，因为两国的谈判代表团在他们进行谈判期间与他们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    与会人士说，这项条约和附件可能本周在华盛顿草签，以便有时间为在十一月中旬正式签署作好准备。    已经提出来的一个签署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九日，这一天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去耶路撒冷进行戏剧性访问的一周年纪念日。    【美联社华盛顿十月二十二日电】（记者：卡伦）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今天说，埃及和以色列已经就签订一项将结束它们之间三十年的战争的和平条约初步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国务院发言人谢尔曼说，中东和谈的突破是在同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会谈和两国代表团之间昨天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实现的。    谢尔曼说，上周使会谈濒于破裂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包括埃及所希望的在埃及同以色列单独签订和约和一项中东全面解决办法这两者之间要有联系的问题，和两国之间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时间表。达扬和国防部长魏茨曼在同贝京和内阁会晤之后发表的讲话中谨慎地强调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克服。

【法新社梵蒂冈十月二十二日电】今天圣彼得广场的二十万人以及全世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听取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出的关于打开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疆界的呼吁。教皇在为他就任天主教的第一位波兰教皇而举行的第一次弥撒结束时用十一种语言向大约七亿天主教教徒致意。参加今天的仪式的要人有：波兰国家元首雅布翁斯基、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以及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大约四千名波兰人去罗马参加教皇的就职仪式。    站在人群里的还有穿着民族服装挥动着波兰国旗的一些波兰姑娘。来自教皇自己以前的克拉科夫教区的三百名波兰人乘坐专机来这里。当教皇拥抱波兰大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红衣主教时，人们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然而大多数波兰客人来自美国和西欧。    从美国来了将近一千人。    教皇在向人们致意时用了十一种语言。他说：“对你们讲英语的所有人，我以基督的名誉，表示真诚地致敬。我在执行我为教会和为人类服务的使命方面指望得到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良好意愿。愿基督给你们仁慈，给你们和平，推翻分裂的障壁，使一切东西在基督的身上统一起来。”    【南通社梵蒂冈十月二十二日电】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今天这里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正式就任。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二十多万人观看了就职仪式。他是梵蒂冈历史上的第二百六十四位教皇，是过去四百五十五年中的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

【美联社华沙十月十九日电】（记者：里德）观察家们认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在处理同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新的关系时将采取缓慢而谨慎的行动。他担任波兰红衣主教的时候，在同国家打交道方面是强硬的讨价还价者。    但他们相信，共产党国家的红衣主教首次当选教皇将使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这里的教会处于何种地位这个问题上，并使波兰政权在满足教会的要求方面受到极大压力。    一位外交官在谈到波兰共产党的领导时说：“他们不得不对这件事的长远影响感到担忧。在长时期里，波兰将成为人们注目的国家。”波兰政府显然希望，新教皇将发现整个世界上其他各种问题成堆，以至他没有多少时间来为波兰操心。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坐在圣彼得宝座上的一位波兰人无疑将给教会增添勇气，要求扩大宗教行动，取得公开的新闻宣传手段并要求：结束书报检查。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月十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黑人青年迷惘的一代？》，摘要如下：    在美国一些陈旧阴郁的城市内，贫民窟里养育了这样一批青年：对他们来说，失业、破烂的街坊、没有父亲的家庭、腐朽的学校以及依靠施舍或者犯罪度日，这就是生活。许多青年全凭自己的努力才逃避了他们周围的道德败坏、走投无路的生活，而堕入这种生活的青年则为数更多。黑人精神病学者阿尔文·波斯塞恩说，“许多黑人青年只觉得他们不受重视，从管理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工厂的统计数字证实了那种凄惨的结论。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黑人青少年（十三岁至十九岁）的失业率从是白人青少年失业率的一点五倍猛增到近三倍，而且三年来一直徘徊在近百分之四十这个比例上。另有一些人说，大城市内贫民窟的现实状况比这些数字更糟糕。全国都市同盟的黛安娜·德拉姆说，“如果将这些真实数据送入电子计算机的话，那么显现的答案将会是‘骚乱’两字。”    实际上，黑人青年所留下的就只有一种骇人的搞破坏的力量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美国城市的种种邪恶的象征，又是这种邪恶的最后产物。然而，甚至六十年代最激烈的暴动也已在七十年代变成了偶然在街上发生的暴力行动了。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年中间，反抗的火花，如同取胜的决心一样，一定得拼命争取才能保持。在美国，所有黑人儿童中有一半是私生子，五个当中有两个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之中，五个当中有两个是在贫穷之中成长的，以及三个当中有一个靠福利救济来扶养。对黑人青年来说，其他的出路也太常见了，那就是重蹈他们长者的复辙：男孩们不知不觉地走上犯罪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道路，女孩们则生私生子。    不过，取胜的决心依然存在。大概四分之一的美国黑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政府所划定的中等收入线（一家四口人的一年收入为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六美元），并在中产阶级中建立了稳定的立足点。黑人青年上学的时间较前延长了，三分之二的黑人青年能够高中毕业，而在上一代，四分之三的黑人青年不能高中毕业。他们寻找工作，经常碰到的是非常令人泄气的机会，在纽约市，十二万人（多数是少数民族）为了应征由政府出钱的五万五千个夏令工作，头天晚上就来排队    。    问题是在那里找不到工作。用新的时髦话来说，卡特政府已经执行一系列富于想象的新计划，把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作为“目标”。但是，这些计划并没有使黑人青少年的命运明显地好转。尽管全国失业率有了引人注目的下降，但六月份黑人失业率仍然徘徊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公共与私人机关没有多大希望来为没有技术以及半识字的年轻黑人提供工作或者创造工作的机会，这些黑人甚至可能都不懂该穿什么服装去参加一次找工作的谈话或者填写申请表。人们认为，唯一对他们有利的最有希望的因素是在人口统计方面出现了一种意外情况，那就是战后婴儿出生率骤增时期结束了。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五年，黑人青少年增加了一倍，由一百二十万增加到二百四十万。    这一论点确实是值得论证的。在那个时期，单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人数众多，就使失业率、街头犯罪率、吸毒人数以及家庭破裂事例急剧增加。现在，大城市中的犯罪率开始下降，一些分析家认为，其它数字也将下降。    但是，除此之外，不论对贫民窟里颓废不振的状况或外界事态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理由。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十月十六日电】题：卡特、布热津斯基就选出新教皇问题发表声明    卡特总统和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当选一事发表声明如下：卡特的声明：全世界都对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当选感到高兴，我也对此事表示祝贺和高兴。    红衣主教团在八周内曾不得不两次为教会和全世界选出新的领导人，他们的两次选择都使教会和全世界充满了新的希望。    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和他的前任一样，有着劳动人民的经历，了解人生日常的胜利和失败。    他既是一位神学家又是工人，他也理解生活带来的极大考验，这是美国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做到的。他知道为信仰、为自由和为生活本身而斗争的意义何在，他对当代这些困难问题的洞察力将丰富他自己的教会的长期传统，并且得到这些长期传统的充实。    在去年年底我们访问波兰期间，罗莎琳和我感到这个国家——它使全世界有了这位新的教皇——有一种精神弹力。全体美国人和我一样都对这位新的领导人有热烈和感恩的心情，其中波兰裔的美国人有理由特别感到自豪。布热津斯基的声明：我曾有幸在一九七六年夏季会见过这位红衣主教，当时他在哈佛大学讲学，谈到基督教信仰同当代社会问题的关系。在听完他的讲话之后，我同这位红衣主教进行了私下长谈，谈到他的讲学、国际局势和波兰的教会等问题。我对教皇的人选感到高兴。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欢迎邓小平副总理》，摘要如下：    迎接邓小平副总理等人而举行互换批准书仪式，可以说是日中关系上的历史性盛大仪式。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方面的诚实态度、热情和期望。以反省和冷静态度展望未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首先就几十年来的不幸的过去，坦率而谦虚地对“为什么会那样”进行具体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之上冷静地展望日中关系的未来。今天正在兴起的日中热是与过去不同的、旨在“友好”的“过热”，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过热”恐怕还是异常的。过分的期望和热潮往往有产生反作用的危险。这就是要求采取冷静态度的原因。    当然，中国方面所采取的是基于冷静地分析现状的理论体系和国际战略的现实路线，或许可以说决不是过热或有过大的期望。    问题在我国方面。政府在日中条约谈判过程中，虽然勉强贯彻了“以日美关系为主轴的全方位外交”，但是，决不能说有充分的令人满意的具体保证。苏联方面所采取的“日中条约是反苏的”这种无理的高压态度，由于行不通，目前并没有发生问题。不过，对将来的预见，作了那些准备呢？无秩序的合作孕育着问题特别成问题的是这样一点：以经济界为主，争先恐后地表现了无原则、无秩序的状态。为了同邻国友好，表明有诚意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对将来既无展望又无计划，只是因为中国热就一头倒向中国，那么，就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经济合作。    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政府都应再稍微发挥一些指导作用和调整能力。经济界也应稍微冷静一些地加以对待。    没有掌握操日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关键的中国石油开发计划以及石油进口量，而且没有考虑委托加工方式将来对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中小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种临时应付式的日中经济合作大概就是问题。    当然，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威胁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具体地全面地了解中国方面的要求，根据长期计划和有节制地对现代化进行合作，正是有效地长期继续进行合作的基础。    今后，日中关系越密切，一致点就会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不一致点也会增加。意见分歧也是坦率交换意见的证明。只有努力缩小不一致点，扩大一致点，才能加深友好关系。值得欢迎的中国现代化中国方面对客观形势开始采取灵活而有行动力的政策，是值得欢迎的。    总之，邓副总理访日，无疑将为日中两国揭开伟大的历史的一页。为了使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发生错误地向前发展，两国今后必须坚韧不拔地作出不断的努力。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二十二日以《由于条约生效日中将迎来新时代》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由于日中条约生效和邓副总理会见天皇陛下以及同福田首相会谈，日中两国将迎来“和平友好”的新时代。    今后，以日中条约为基础，如何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将成为日中新时代的课题。因此，在福田—邓会谈时，将就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双方的外交姿态，互相寻求谅解。    我国在美苏两大国的“均势”和中苏对立加剧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业已踏上日中新时代的道路。不过，为了不卷入这种大国间的世界战略和势力竞争中去，需要进一步追求的是实行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全方位和平外交”。

说日本极力争取中国的友谊，也不妨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自存之举；日本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是真正的互利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题为《邓小平访问东京》，摘要如下    ：    中国政府副总理邓小平，今日将到达东京访问，日本方面，不止是动员了几万人加以保护，而且待以元首之礼，在敦睦中日友谊上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之举。    如所周知，中日两国自从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日本政客的观望投机，一直对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长期以来曾发生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在日本来说，这种不友谊的态度，实际上也不过是受着美国的左右——甚至也可以说，迄于今日之与中国缔结和约，建立正式关系，也不过是基于一种现实外交主义的驱使。但即使是“现实”，却也做得完全正确。    以今日日本所处的政治情势来说，不管是在经济上如何因美国的大力扶掖而告发达，但事实上在苏联的严重威胁之下，可以说是相当孤立的，而且可以肯定，苏联的压力，且将与日俱增，甚至有此一日，可以基本上摧毁日本的经济成果，日本的主政者自然非常了解这种情况，而且也极希望有以自解。    而环顾亚洲，真正可以给予一定帮助，以对销苏联压力者，无疑也只有中国才具有这种力量：所以，在“中日和约”之中，日本经过许多政客的一再考虑拖延之后，终于不能不同意将“反霸”的字样列入，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最大的政治觉悟。所以，今日之以盛大仪式来欢迎邓小平的莅止，自可视为这种觉悟的表现，实际是象征了中日团结对抗苏联的决心，所以说这是值得我们引为欣慰的事——不止是为中日团结而感到欣慰，也是因为如此足以阻击苏联的侵略野心而感到欣慰。    除此之外，从经济观点来看，今日的日本，尽管呈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但谁都可以看到，日本贸易的庞大顺差，实际上已经有“臣饱欲死”之苦，甚至不能不尽可能输入外货，以减轻这种经济上的壅塞。可以说，这也是日本又一个危机所在。因此，摆着中国这一个庞大的贸易对象，外销市场，如果日本不知争取，亦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极力争取中国的友谊，甚至爬在美国的前头，大力拉拢关系，亦不妨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自存之举。表面上，是日本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实质上则是真正的互利。

【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二日电】（记者：松尾）题：日中友好周    关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行访问日本，新华社二十二日作为最重要消息迅速地报道了到达羽田，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晚上七点的新闻节目的开头三十分钟安排了特别节目，由卫星转播，放映了在羽田机场受到欢迎的情景和邓副总理一行进入迎宾馆的情况。晚八时开始的无线电广播也作为头条消息播发。    另外，中国邮电部在当天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出售两种纪念邮票。一种是以万里长城和富士山为背景，印有已故郭沫若先生所写的“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文字。另一种是中国和日本的少女互赠礼物的图案。    在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的同时，中国似将举办日中友好特别周    。    中央电视台从下午七时四十分起，以《今日日本》为题，放映日本广播协会协助拍摄的纪录影片，介绍了东京的许多工资生活者通过中心街道、地下铁路上班的情景、东京中央批发市场、百货商店、新日本制铁君津工厂、丰田汽车工厂、宿舍区生活等等。然后，放映了日本的故事片《望乡》。这一天夜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日本的节目约达三小时。

由于国家和世界组织的帮助，区中心地区的农民逐年增加农作物产量，掘井、筑路、建造谷仓等。他们享受医疗，有机会上学。从瓦加都都到库倍拉每天都有外边支援，这种支援是未来的希望。而瓦宴呢？既无水井，又无学校、医院。它离库倍拉太远了，要享受农业发展计划的果实只能望洋兴叹。再说瓦宴这个地方也没有实行类似发展计划的可能性：土壤贫瘠，水源稀少，何况上沃尔特的资金又极其有限，熟练的专门人材也很少，根本谈不上分配给这样一个自然条件差到极点而又毫无成功把握的村庄。瓦宴村的居民主要受四种严重疾病的折磨：一种由极小的丝虫引起的河盲症，这种丝虫的中间宿主是黑蝇；一种是俗称几内亚虫的寄生虫所致的疾病。这个村的水源大多被感染。还有就是麻风和疟疾。肠道病在这里也屡见不鲜。我一直对瓦宴村居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精神表示惊讶，尽管他们中间许多人，包括儿童在内，永无康复希望。我甚至怀疑在瓦宴村里究竟能不能找到哪怕是独一无二的健康人。    村民认为，所有的瘟疫是十五    ——二十年以前降灾于他们的。谈及致病原因时，他们首先归咎于饮水不好。毫无疑问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妇女和姑娘们头顶瓦罐，每天一次到小河打水。当她们站在齐膝的浑浊得发绿的水中汲水时，从她们满腿溃烂的脓疮里渗出无数的几内亚幼虫就流到河水中去了。一月份河水一般就干涸了，河床里只剩下一滩滩的污水，这就是春天雨季到来前唯一的水源。    最近的医院离瓦宴村也太远，再说特别指望医院也办不到。何况一般说来盘缠钱也拿不起。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乞灵于传统疗法。这就是缠在瘦小踝骨上的细布条和咒语。可是从大部分居民健康情况和过高的死亡率来判断，这些传统疗法无济于事。唯一的希望是取得外界的援助……但是，要开展一场在黑蝇孳生地区喷撒灭虫剂来消灭病媒的运动，还需要假以时日。这里是我的家瓦宴村的居民都相信，水井是有效地防治疾病的主要条件。“如果我们有水井——他们说——我们的一切不幸和灾难都会终结”。可是，水井毕竟只能降低传染病发生率。    不管疾病是多么折磨人，瓦宴的村民却能保持乐观精神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心，他们探求到了生活的意义。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植玉米、小米和黍子等农作物。他们在愉快的音乐声中耕地、播种和收获，把最繁重的劳动变成乐观愉快的舞蹈。妇女成天和男人们一起在地里劳动，然后还要操持家务。瓦宴村所有的居民，不分男女，都以最大的爱抚看待儿童。不过，象所有的农村儿童一样，他们有一定的职责：男孩帮着干地里的活，女孩则帮着料理家务。    我把瞎眼的麻风病患者巴约尔当成瓦宴精神的象征。他随时能应对各种话题，有着惊人的活跃思路和机智头脑。一分钟以前巴约尔还精神沮丧，可马上就唱起快乐的歌来了。在跳夜半舞——这是村子每周的传统节日——的时刻，他随着音乐声摇摆着，开朗地微笑着，用一双因麻风而致残的手掌打着拍子……    有一天，我问纳巴比拉，他们干嘛不迁往对健康有益的地区去。这位首领回答道：“二百年以前，摩西族的伟大领袖摩罗·纳巴把瓦宴这块地方赏给了我们的祖先们，委托他们照顾全体摩西人民。这块土地隐藏着许多秘密，故此，它对于我们是神圣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瓦宴，再说‘瓦宴’这个字从摩西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这里是我的家’。”（下）

【本刊讯】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十月五日刊登柯人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共干部面面观》，摘要如下：    中共拥有庞大的干部队伍。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要管理好，精干的干部队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估计，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在解放初期有三千多人，现在恐怕只余十分之一左右了，而且大都已年逾七十。作为干部队伍的骨干，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    建国二十九年以来，中共的干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中层干部的思想变化更大。    中共要实现“四化”，除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外，还要依靠千千万万的中层干部去贯彻、去落实。因此整顿中层干部的思想，是中共的当务之急。    中共的干部普通存在“一慢二看三通过”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它导致了许多干部都没有干劲。    “一慢二看三通过”原是指北京市交通安全标语而言。它要求所有汽车司机在没有红绿灯或各出口处的情况下，一定要遵守的开车原则。没想到，这样的交通标语竟成了中共某些干部的人生哲理。他们对自己只要求步伐慢慢，先走一步，然后看看风向，看准之后才放心通过。    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是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按四人帮的语言来说，他们都是一些“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因此，他们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不少人挨过斗。他们中，有的因犯了一些小错误，槁木死灰，提不起精神来。有的打仗时是英雄，和平时期由于长期不学无术，只好躺在功劳簿上，得过且过。有不少有作为的干部，有能力，懂业务，但由于过虑，不敢大胆行事。    中共的上层领导如叶剑英、邓小平等，是见过世面的，对外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华华国锋访问三国之后，更感到中共与外国的差距相当大。因此中共上层是着急的。下面的老百姓受够落后之苦，二十九年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上面着急、下面也着急的两头急的局面是主流。因为他们是大多数。科学院的现状就是最典型的。中国科学院的上层领导以及底下的科研人员为早日实现科学现代化着急，但有些所长级中层干部却稳坐钓鱼台。因为他们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看来，只要有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才能带领起强有力的群众队伍。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做不到这点的。    祖国的春天永远属于那些愿意为“四化”贡献力量的群众和干部，而不属于那些只会躺在安乐椅上的老爷！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月十日刊登该报记者高山发自东京的一条消息，题为《中国重新讲穿着，上海北京出现时髦服装》，摘要如下    ：    经过十多年的文化革命以后，看来，中国现在正在认真考虑把时装作为出口项目。    日本的著名时装设计师森夫人最近同中国人签订了一项合同，当了他们的时装顾问。    东京方面认为，这种进口西方时装设计的新举动，以及最近北京和上海大街上重新出现文化大革命中被禁止穿着的服装和裙子，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服装式样的看法有了改变。    森夫人上月对中国访问了五天回国后说，中国要努力赶上西方时兴式样的那种热情和认真态度，使她有很深印象。    她同中国人签订的合同是要在中国生产由她设计的高质量的女上衣。她说，这些产品将从明年秋季开始向日本、欧洲，可能还向美国出口。    森夫人说，作为第一次合作，她将于本月提出三十种设计图样，剩下的工作就由中国人去做。    她说：“我们希望生产出其它国家做不出来的女上衣。”    她认为，高级丝绸上农加上中国刺绣，虽然价钱可能很贵，但将是很迷人的。    她说，目前的计划完全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供国内消费。然而，她又说：“迟早中国人自己也会加入时装世界。”

【路透社北京十月二十日电】（记者：麦肯齐）北京电视观众发出在西方也有同感的苦恼：我们是否每天必须观看同样旧的反复播放的节目？    《人民日报》今日刊登电视观众乔长路的一封来信，衷心要求更多新的、愉快的节目。    这封致北京中央电视台的公开信承认，打倒“四人帮”后，节目有“明显的改进”。但是“不少同志觉得你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清规戒律似乎还不少”。    乔认为电视台比不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说，广播电台广播一些在“四人帮”时期曾经销声匿迹的中国著名艺术家的节目。    乔抱怨说，但是“四人帮”倒台了，他们仍然不能在电视上露面。“看来你们缺乏勇气。”乔说，已故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于人民该接触些什么，思想从来是异常开阔的。    乔呼吁：“……希望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到古今中外为全世界人民喜爱的、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艺术品。”    作者又说：“即使有的会有若干毒素，也要相信人民的觉悟，不要因噎废食。”    他又说，观众期望电视改进，“把节目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

【路透社香港十月十一日电】香港的一些公司正在同北京谈判是否可能在中国各地修建一系列饭店的问题。    香港迫切希望在今后两年半的时间里修建三千间新的作为旅馆的房间，它将很高兴地接纳访问中国的来往过路者。    香港旅游协会会长戴维·纽比金说，“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和香港之间在旅游业方面的共同利益有着相当大的潜力。”    这番话肯定会得到香港的一批房地产商的附和，他们希望同北京当局谈判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以便在全中国从首都到上海造一些饭店。    这里有消息说，已开始同美国一些饭店大老板们举行初步会谈，这就隐隐约约出现了这种可能，即有朝一日美国人会在纽约乘上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去北京并且在那里的洲际旅馆投宿。

房间很小但很舒服，四壁漆成淡绿色，天花板是奶油色。这些房间都面对甲板，因而可以饱览沿途的胜景，船出重庆不到一小时，山就越来越高。山峦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    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每小时二十九公里）才到达三峡。    船上的七十二个船员中，有十八个是炊事员。他们为二十五位美国人准备丰盛的膳食。    早饭后，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于是大家都走进前客厅，靠在舒服的躺椅上，欣赏两岸越来越高的青山。    第二天深夜，江面笼罩着一片浓雾，东方红号缓缓驶进了三万人口的万县的码头，听说轮船要在这里过夜以后才开进三峡。    人们对我们说：“长江在夜里是危险的”。    次日清晨五时，汽笛叫了两声，在蒙蒙的细雨中，我们又启航了。    八点四十三分，由许多土房子组成的白帝城出现在眼前，三分钟以后，引擎慢了下来，于是我们进入了第一个峡。    瞿塘峡全长六公里，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    此刻只见千仞绝壁突兀眼前。偶可以看得到的零星村舍点缀其间，也可以看到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的人和在险峻的悬崖上悠闲地吃草的山羊。瞿塘峡号称“天险”，此话果然不假。这里江面宽度只有一百五十米。    还不到一杯茶的功夫，巫峡又朦胧出现于眼前，巫峡全长四十五点九公里。    十二座山峰直插江中，两岸各六座。巫山十二峰，峰峰有名，诸如：灯笼、松树、朝云、飞凤，每一座山峰都向你展开了一幅精工巧绘的山水画，草木苍翠，山势奇绝，那悬崖峭壁间的裂缝就像闪电一样。    三峡之中，西陵峡最为险峻。江水在航道两侧的礁石周围打旋，这里，两岸相距不到九十米    。    一位领航员告诉我们最后一峡已经到了。接着我们经过一个名叫“香溪”的村庄。    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个峡，在长达七十六公里的峡道中有几十处这样的峡谷。    重山复水，一掠而过，这个时候，大家几乎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    右面山坡上的一些窑洞引起了带照相机的人们的兴趣。一条羊肠小道曲折通向山顶。在汛期，江水便把居民们赶向高处。但是在五月份，江面一般要比这些窑洞低十二至十五米。在三峡的某些地方，到洪水季节，江水要上涨四五十米。    就在不多几年以前，当那些不牢固的木船逆水通过三峡时，也还要由苦力们背纤。无数的船只触礁沉没，但是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中国人做了大量清理河道的工作。沿江两岸设立了许多航标和灯标。    船长午饭后和我们聊天，并且表示道歉，说船过三峡的这一天他太忙了，抽不开身。    他在长江上已经工作了四十多年。他回答问题时干脆利索。他首先谈到这条有十九年历史的轮船的体积、装载货物的种类，他还几乎以一种道歉的语气说，这条船在来往于武汉与重庆的轮船中，并不是最大的一条。    他只笑过一次，那是当他说到食物不过是普通饭菜，而他的美国客人则表示异议的时候。    在三峡的某些地方，江水几乎深达五百英尺，但是他在回答问题时，只是简单地说“几十米深”。他赞扬了在已故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航运工作，他说，二十多年来，长江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沉船事故。    二百四十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武汉遥遥在望了。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建造了长江大桥。    下午一点五十五分，天又开始落雨了，这时东方红号减低了速度，倒转船头，随着轻轻的一震，便靠上了码头。    背着行李的中国旅客纷纷涌上台阶，去和他们的亲友见面。没有一个人回头张望。    有几个美国人稍停了一下，回过头来，凝视着这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不停地卷着中国的泥土奔向大海的河流。    在中国，人人们都知道它叫长江或大江，第一种叫法的意思是“长长的河”，另一个意思是“伟大的河”。    两者兼而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