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经过二十年之后，中国在星期六（二十五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分裂正式公布于众的几年以前发表的攻击苏联政策的报告。    报告的日期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中包括毛指令立即研制原子弹的一段话。他写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非发展这个东西不可。”    通过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播发的这个长篇报告，概述了苏联共产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制度之间的种种立场分歧，严厉地批评了莫斯科领导的大量缺点。    中苏争端是六十年代初期公开化的。然而新发表的毛的报告表明，中国人至少从五十年代中期已开始对苏联的政策和办法存有戒心。    毛说，中国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方面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他是以苏联粮食产量低为例说明他的论点的。    他指责莫斯科把苏联农民“挖得很苦”。苏联的制度“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毛写道，中国用比较轻的农业税以及保持实行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来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他告诫：“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毛所列举的不该仿照苏联的作法的单子中还有莫斯科高度集中的作法，他说，这种作法造成的影响是“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他还写道，中国应该接受莫斯科处理少数民族的作法的教训。他称苏联的政策是“不正常”的，但是他没有对此细说。    新华社报道，毛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讲的，题目叫《论十大关系》。    毛谴责那些在斯大林死后任意宣布这个苏联领袖全部决定都是错误的人是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    毛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公正的。”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中国通讯社消息：新华社北京二十五日电和北京电台二十五日广播，报道了已故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论十大关系》。    据北京电台报道，这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论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弗利波）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今天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谈国民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    这篇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文章，是今天格林威治时间十二点广播的。这篇文章的发表正好是已故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毛主席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中国韶山。    这篇长文支持中国当局目前开展的加快发展工农业，以使国民经济在本世纪末之前位于世界前列的运动。

【本刊讯】斯里兰卡一位友好人士最近撰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题目是《热情怀念》，全文如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尊敬的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只能在毛主席身后纪念这次诞辰，因为他已在今年九月与世长辞。    毛主席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全世界亿万人民，包括群众组织和著名政界人物，都哀悼他的逝世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点。斯里兰卡人民极其沉痛地哀悼毛主席的逝世。这些悼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敬爱的伟人。这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尽一切可能援助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独立、解放和革命的共同斗争。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斯里兰卡后，各群众组织和各阶层的许多人立即以各种方式表示悲痛，全国下半旗，屋顶上飘白旗。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全国志哀一天。    岛上许多地方举行了集会悼念毛主席。当地人民真诚地参加了这些集会。集会介绍了毛主席的伟大生平，他对发展斯、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贡献，他毕生致力于消除全世界人民的苦难。这些集会上几乎都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配有红色花环，还醒目地悬挂着中斯两国国旗。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时候，我们斯里兰卡人深切怀念他，怀念他为加强斯里兰卡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主动采取的行动。无论是已故的毛主席还是已故的周恩来总理，都特别关心我们两国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已故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任职期间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在发展。特别在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上届和本届政府期间，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中国方面，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已故的周总理，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关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毛主席始终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相互支持的。斯里兰卡人民的斗争同中国人民的斗争有许多共同点。有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外国侵略的斗争的长期经历和传统的斯里兰卡人民，今天在为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而斗争。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也在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斗争，从而极大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国人民的斗争支持了我们的斗争，反过来也是一样。    在我们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毛主席给了我们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合作，在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与日俱增。每当我们的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和政府就来帮助我们。他不但热忱地支持我们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而且也热情地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这表明毛主席是如何支持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在纪念他的诞辰之际，我们不能不表示我们对他的深深的感激。    我们斯里兰卡人在惊悉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朋友逝世的悲哀消息时，产生的就是这种极度悲痛的感情。在我国非常悲伤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以最深刻的手足之情和革命之谊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政府和我们的战友中国人民，表达了我们的无限悲痛和最深的悼念。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都是毛主席以他无比的智慧和天才缔造和领导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以坚强的毅力进行了曲折的革命斗争，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辉煌胜利，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情给亚洲和全世界的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深信，毛主席思想的光辉将继续照耀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作出了无限的贡献。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贡献，对全世界各个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贡献，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包括斯里兰卡人民，无限敬仰毛主席，衷心热爱毛主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对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斯里兰卡人民决不会忘记，而且将永远铭记毛主席对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国际主义和最亲切的感情。他的最崇高的革命品质和模范的革命生涯，对我们斯里兰卡人民象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是一个榜样。在纪念他的诞辰的时候，我们再次悼念世界革命运动的杰出伟人毛主席永垂不朽。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纪念毛主席的诞辰的时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在他逝世后不到几个月，就在执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取得了新的胜利。这些胜利中最重大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就是任命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阁下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粉碎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的反党反国家阴谋。这四个人为了追求自己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目的而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华主席能够粉碎这个害人虫集团的反革命阴谋，证明了他是毛主席最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它充分证明了华主席有能力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中国人民取得的这个历史性的胜利给纪念毛泽东主席的诞辰增添了特殊的意义。

【本刊讯】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的《无产者》月刊今年十二月号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载如下：    《无产者》向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表示最深切的悲痛。毛泽东同志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反对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只有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才能得到自由解放。他因此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他坚决相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力军必须是农民大众，而且这支力量应当由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来领导。他向中国人民说明，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短期的斗争而是一场要经历几个阶段的长期斗争。他说明，在主要矛盾存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段，矛盾必须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随后的矛盾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应当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来解决。    毛泽东同志彻底驳斥了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生产手段归社会所有以后阶级斗争就归于消失的论点，他揭示，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阶级。毛在这方面保卫了社会主义，并且继续发展了它。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夺取了权力的赫鲁晓夫集团抛弃了马列主义，宣扬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他们散布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说什么在苏联没有阶级矛盾，苏维埃国家是全民国家。毛泽东同志对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并且澄清了马列主义，保卫了马列主义。他还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发动的文化革命，目的就在于保护中国革命，防止修正主义，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可以认为这场按毛泽东思想发动的斗争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揭示，在社会主义社会，斗争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整个时期内始终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能引起退化，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因此，在这里，考虑一下斯里兰卡修正主义党在毛泽东逝世时所发表的声明是必要的。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确实有如天壤之别。修正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赞成马列主义。如果他们拥护马列主义的话，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修正主义了。背叛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修正主义者仇视毛泽东同志，因为他发展了马列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不论修正主义者如何自吹自擂，但是全世界正在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它们的追随者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的强大的斗争武器。

【本刊讯】尼日利亚《非洲视界》杂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期刊登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经济学讲师埃斯科尔·托约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和非洲》，摘要如下：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出现了许许多多对他的伟大进行评价的文章，这是很自然的。    一个人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的人格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对他的时代的历史的洞察力和他面临的抉择方面。他的抉择越少个人利益的考虑，越是同他那个时代的全人类和他的人民的进步斗争相一致，这个人就越伟大。    除了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外，所有亚洲人民都面临着一个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意味着，在国内建设方面遵循帝国主义政治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合作”和“合伙”的口号。现在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就意味着继续做一个世界帝国主义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亚洲的某些领导人——当地的资本家、地主、官僚和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这条被他们标榜为“自由”的道路。然而，伟大的十月革命向人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即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场革命使被压迫人民懂得：（一）被剥削的群众可以在革命中从他们的剥削者手中夺取政权，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即城乡劳动者的政权；（二）人民是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国家的，也能够摧毁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三）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它非走不可的道路；（四）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创造。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某些亚洲领导人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或者是在经历一个犹豫徘徊和躲躲闪闪的时期。虽然如此，另外一些领导人却选择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后者中就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创始人。    了解这一背景是必要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只是在那些至少在名义上还是独立的国家，选择道路的问题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政治问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直接进行殖民主义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普遍崩溃之后，对于几乎所有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之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一选择都变得至关重要了。现在的问题是，象印度、中东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所做的那样，沿着原始的资本主义道路慢慢爬行呢，还是走上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今天已在名义上实现独立的所有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英明的领袖，如果说他伟大，那是因为他是一位革命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当一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需要革命来推动时，伟大就在于投身革命以及这种投身革命的才能。    毛泽东的讲话都是革命的讲话，他的诗词都是革命的诗词，他所作的政治分析都是革命的分析。毛泽东已被世界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分析家，他并不标榜无聊的“无党派”倾向。    非洲的学问家和学者们必须彻底摒弃所谓只有无党派才能做到客观和科学之类的错误思想。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科学只有通过倾向鲜明和互相驳难才能发展。理论必须经得起争论，实践必须经受无情的批评的考验，研究人的科学必须参与人的斗争，这才是达到真正客观的道路。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象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并不是生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有足够的智慧，又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疾苦和斗争以及他们解放的道路又是十分关心的，那么他迟早必将找到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由于自己寻求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要比别人灌输给他好。    毛泽东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的远景才能激励一个民族完成伟大的业绩。象博瓦尼和桑戈尔这样的非洲领导人，他们说，他们是在为黑人的解放而战斗，但同时却采取了反共的立场，他们的过错就表现在这种最为明显的矛盾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的沙文主义，其中包括种族沙文主义，才能消灭。因为只有在阶级寄生现象消灭的时候，部族、民族或种族才将停止不平等的发展，并且只有那时，真正的种族平等才能变为事实。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阶段：人民大众争取摆脱阶级、民族、性别和种族剥削的渴望已经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公开地揭示了其它剥削与阶级剥削的联系。在非洲，甚至象尼日利亚这样名义上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民族解放仍然是不彻底的，更不用说性别、民族和部族方面的解放了。至于阶级剥削，它的新形式反而是相当发展的。在本大陆的大部分地方，新的寄生现象、新的不平等以及新的压迫形式现在正在抬头。共产主义是当代不仅反对这种或那种剥削的理论，而且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的唯一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即用马克思的科学的洞察力和方法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才是当代真正了解各种形式的压迫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思想家和领袖。因此，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哲学就成为我们时代的被压迫人民大众用以求解放的唯一适用的哲学。在这方面，它超越并代替了政教分离论。对比之下，政教分离论已成为一所把人民束缚于糊涂思想之中的破网。    毛泽东通晓中国古文，但是极力反对那种文学式样的刻板形式；他熟诣中国诗词，但是发展了革命的诗词，创造了一种服务于人民和人民革命的新颖而朴素的风格。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但是却从历史中吸取中国人民的进步和革命的传统，帮助他们开展一个以最先进的政治科学为基础的新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深通中国政治，但是这仅仅是为了对政治进行革命。就是说，他致力于最彻底地摆脱中国政治的保守、专制、愚民政策和剥削的目的和方法，而他自己就是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的。毛泽东是一位学者，他赞赏世世代代进步的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的劳作。但是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象某些不负责任的，或愚蠢的非洲知识分子（这些人本身就是过时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奴隶）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不适用于中国。相反，他和其他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道，寻求掌握这个新的革命工具，并努力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进展就是衡量他们成功程度的尺度。    毛泽东是一位英勇强毅的领导人。在非洲，我们就是生活在世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军人们证明是具有发动一次政变所需要的那种暗杀行刺的勇气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表现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公开对抗所需的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尼日利亚前国家元首——本刊注）那样的勇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的勇气来源于革命，来源于最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民的无限信任——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勇气。    毛泽东象每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一样，在人民和他们的压迫者之间的斗争中他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在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中，他是拥护民主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中，他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在反动和进步的对抗中，他是支持进步的；在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中，如果一方面是改良主义和妥协，另一方面则是革命和抵抗，毛泽东就选择革命和抵抗，不管它将带来种种的牺牲。他知道，中国人民或亚洲人民不做出牺牲是不能向前跃进的。但是如果领导人只号召人民作出牺牲，而他们自己是不能牺牲的，那就得不到人民的响应。    这些就是今天摆在每一个非洲人面前的抉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骑墙的态度是不能成为伟人的。凡是在这些抉择面前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他们自己决不会是伟大的，也不会引导他们的人民成为伟大的人民，不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给多少街道和城镇命名。    在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领导下的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就能激发革命的创造力的风暴、高涨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正为公的热情、普遍的自信心、强烈的自豪感、深刻的希望、勇往直前的勇气以及战胜一切的信心。

【本刊讯】《中肯》杂志（国际）十二月二十日一期刊登沃尔的文章，题为《北约决不应放松警惕的地方》，全文如下：    虽然南大西洋和南印度洋不在北约地理界限以内，它们对于联盟却至为重要，主要原因有二：通往波斯湾的石油路线和在南部非洲发现的战略矿物。    正如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基德海军上将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的北约议员会议上所指出的：“联盟各国依靠非洲、中东、南美和太平洋国家来得到原料。进口石油占西欧所需燃料的百分之九十七，占北美所需燃料的百分之三十三。世界上的铬有百分之九十六在非洲。    “磷酸盐、矾土、铝、锰和硫磺要从以北回归线为界限的目前北约地区以外由海路运输。如果没有粮食和原料，北约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经济生命力就会减少或者停止。如果苏联在南部的海运线上驻有处于控制地位的军事力量，北约的生命线就会受到威胁。”    每天在印度洋的水域有二百只西方油船，在大西洋上的西方油船大概还要多。苏联的基地现在从索马里共和国的伯贝拉到莫桑比克、在大西洋则从科纳克里到安哥拉包围了这条路线。光是由于这个原因，北约也使自己对于在北回归线以南进行作战的这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作好准备，是十分重要的。谁控制了南部非洲，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矿物的很大份额。如果这种控制权通过象现在统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而落入苏联手中。那么苏联就会控制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铂、百分之八十的黄金、百分之七十五的铀和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铬和铜、百分之六十的钻石。因此，俄国就会有力量通过切断供应或管理从这些地方的输出，来破坏西方的经济稳定。对盟国的重工业或军备工业采取这样的行动将是灾难性的。    根本不存在扩大北约的界限问题，因为这要涉及重新谈判北大西洋条约，但是有某些行动是联盟能够采取的。可以加强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执行紧急计划的权力，可以提供通讯联络，可以举行演习。    这种建议象以往一样，是左派议员和右派议员之间的争论的问题。左派议员认为，这将涉及与南非建立联盟，而他们是仇恨南非的种族政策的。（事实上，在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反南非的决议。）    但是在军事委员会中据指出，这种联盟并不是必需的，而各国的军舰已部署在北约地区以外，如果更好地进行协调，这些舰只能够成为一支制止苏联进一步向这个敏感地区推进的事实上的力量。一般的看法是，苏联愈来愈在利用非洲的民族主义来反对西方。    用一致通过的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如果南部非洲脱离西方，我们不仅得不到主要矿物，而且我们失去了对我们的利益至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力量对比将大大改变，欧洲将孤立，并要准备接受苏联最后的控制。”    除报告外，还通过关于加强力量的建议，而关于增加给予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有关计划和保护重要航路的权力的建议则只遭到四名（荷兰及挪威）议员的反对。成员国的公众逐步开始认识到，它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南回归线以南的事件，对所有西方国家是具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是，由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苏联现在已掌握了主动权，联盟是否有决心作出反应？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皮克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者猛力攻击交换》，摘要如下：    苏联决定用布科夫斯基交换科尔巴兰（从而含蓄地承认它有政治犯）引起了一股风潮，西方共产党进行了愤怒谴责。    它们攻击苏联不尊重人权，并告诉俄国人，他们无权自称自己是共产主义信仰的保护人。    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党都对交换进行了攻击，用比过去更为强烈的措辞批评苏联不允许进行公开的民主辩论。它们还强调了它们同苏联党的分歧，重申了它们赞成言论自由和民主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人最直言不讳。布科夫斯基释放后不久，党报《团结报》就发表文章说，它强调说明了“经过一次革命的一个大国的紧张程度，……它的任务是要把它的成就扩大到现在仍拒绝给予的个人自由行动权方面”。昨天，批评就更直接了，《团结报》头版社论说，“人们由于犯了发表意见的罪而被关起来是不能允许的”。    它说，对集体和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也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对持异见者不论是关起来还是逐放，都是不能接受的。发生这种事情不仅有损于苏联的社会发展，而且使苏联和各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威望罩上了阴影。    意大利共产党人感到不悦的是：苏联竟同意同智利独裁者进行谈判以及苏联自行把一个象科尔巴兰的共产主义“自由战士”同布科夫斯基等同起来。意大利人说，这次交换强调说明“苏联现在存在着限制自由的现象，这使得苏联有可能搞这样的交换。在这次交换中可隐约看到拘留布科夫斯基的政治动机”。    法国共产党人也同样感到气愤。乔治·马歇就是那些发起运动要求释放布科夫斯基中的一个，他说，布科夫斯基是“由于发表了同苏联政府相反的意见”而被关起来的。他认为，“一个法西斯政府同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进行交易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他的不悦主要由于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谈判是因为它剥夺了它的公民的人权。法国共产党人正为“在自由问题上不作妥协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英国共产党争辩说，释放布科夫斯基说明苏联制度有缺点。《晨星》杂志昨天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政治差别的结束。”    它最后说，社会主义“会由于下述情况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即停止使用镇压和行政手段（包括流放）来对待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当局一直不让人民知道兄弟党的批评。甚至昨天晚上还没有告诉他们关于交换的事，他们只知道智利领导人获释，而且将住在苏联。    昨天在莫斯科计划中的庆祝胜利的公众集会不得不推迟，表面上是由于天气不好。但是，苏联晚报《消息报》在头版刊登了照片并配以“欢迎科尔巴兰同志”的新闻标题。    共产党集团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活动要求释放科尔巴兰，塔斯社欢呼他的释放是“全世界民主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塔斯社简单地解释了科尔巴兰的获释，它说，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智利政府同意让他走，把他赶到苏联。

【合众国际社苏黎世十二月十九日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今天说，他在西方的生活将致力于争取苏联人权的斗争。    布科夫斯基，三十三岁，在苏联监狱和精神病院住了十二年，他昨天获释是为了换取智利共产党领导人科尔巴兰的释放。    布科夫斯基面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竭，今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准备不久访问英国，然后接受到荷兰莱登大学学习的建议。    布科夫斯基说，“我在西方的未来首先取决于是否利用一切机会帮助留在俄国的政治犯。”    他说，“在苏联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信仰自由。”    布科夫斯基的母亲尼娜·布科夫斯卡娅站在他的旁边。布科夫斯基说，当他从莫斯科监狱被带到机场，以便飞往苏黎世时，苏联当局给了他一个有效期五年的护照。他笑笑说，“这使我感到好象是一个在度假的政治犯”。    他说，“我不能排除再回到祖国的可能性”。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十九日电】题：路易斯·科尔巴兰抵苏    前已报道，在世界舆论压力下，智利当局从监狱里释放了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并把他驱逐出境。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表示愿意给他以十分殷勤的接待。    路易斯·科尔巴兰和夫人已于十二月十八日到达苏联。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十二月二十日刊登军事记者霍林沃思的文章，题为《五角大楼对勃列日涅夫的姿态表示冷淡》，全文如下：    勃列日涅夫最近向美国当选总统卡特作出的姿态，就五角大楼的顾问们而言，很可能充耳不闻。    这个美国军事机构不大可能建议他们的新总统对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作出热情的响应。    美国的许多高级军官认为，除非苏联愿意作出一些重大让步，否则缓和已走得够远了。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由于许多参议员，其中包括参议员萨姆·纳恩（佐治亚州人，他可望于不太久的将来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推动，美国已经在重新估计它的基本战略设想和有关北约在欧洲打一场战争的应急计划。    主要的问题是：是继续为打一场于二十到三十天前发出警告，尔后进行两三个月的战争作准备，还是应当料到将发生一场短期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将不允许有时间从美国或英国向西德空运增援部队或物资。    华盛顿收到的情报表明，华约国家已习惯于卫星经常拍摄它们的武器和装备，同时电子装置监听它们的军事调动。    三四天苏联近几个月来采取的措施表明，万一俄国在欧洲全境发动一场闪电战，预警时间将不是大约三十天，要是北约国家能在三四天前估计出莫斯科的意图，那它们就算是幸运的。    五角大楼现在正在研究霍林斯沃思中将在对驻西德的美国北约部队进行了深入的视察之后，向陆军参谋长韦安德上将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    霍林斯沃思是前驻南朝鲜的一个军长。他声称，现在至为重要的是要准备打一场短期的激战，对于这样一场激战将只有几天的预警时间。    霍林斯沃思不是建议“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强烈建议北约国家采取一种他所谓的“倾向前沿的战略”。    虽然参议员纳恩和霍林斯沃思将军都同卡特接近，但他们的见解代表五角大楼的见解。    在霍林斯沃思将军看来，能够向敌人的坦克和火炮发射集中和猛烈火力的部队应部署在德国边界的前沿阵地，以防止华约国部队越过边界把这个联邦共和国变成战场。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题：福田首相首次会见记者，表示重视日美欧关系，希望迅速举行首脑会谈；说景气对策不靠减税而靠发展公共事业    福田首相二十五日举行了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他谈了以新内阁人事和经济为中心的内政和外交的基本政策以及对今后政治日程等的想法。首相说：“明年是经济年”。强调了把稳定国际经济和恢复国内经济作为最重点的政策的基本姿态。特别在外交方面，首相表示将重视“日美欧关系”合作关系；他说：（一）我想早日举行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不拘泥于要在东京召开；（二）在举行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之前，有必要举行日美首脑会谈。这番话暗示了首相要早日访美的意向，但是否定了在明年一月末国会例会复会之前访美的可能性。    还有，作为刺激经济的办法，首相表示要通过迅速编造出一九七七年度预算使经济活动活跃起来。他透露了将设法通过“不是减税而是发展公共事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方针。此外，关于洛克希德问题，首相强调了“彻底查清，并将其结果向国民报告”的基本态度。    首相就二十四日建立的新内阁的组阁工作表明，他重视了处理国际、国内经济对策的外相、藏相和通产相以及关系到查清洛克希德事件的法相，同时还说：“在组阁时，对预定入阁的人的周围情况全部进行了调查，没有应该被责备的事，才录用了。”    另外，在外交问题上，首相表示最重视日美欧关系，同时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说：“我期望在过去外长商谈的基础上能够迅速造成使双方都满意的条件。”对日苏关系也说：“双方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并不担心。”然而，首相避免具体地谈日中、日苏关系。关于福利问题，首相说：“我打算，不仅包括社会保险问题，而且生活环境问题也包括在内，一起考虑。我尤其最关心住宅问题。”同明年度预算问题联系起来，他说：“福利预算的增长率不会高。”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四日电】题：财界欢迎福田一大平体制，给予高度评价，有了“稳定感”    财界对于二十四日成立的福田内阁，认为“重要职位都配备了老手，将会顺利地渡过难关”（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语），高度评价福田内阁给人带来的“稳定感”。“希望造成内阁的一体感”（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佐佐木直语），“希望实行有信心的政治”（土光敏夫语），都强烈希望发挥福田政治的领导作用。    在前田中内阁辞职后不久财界就悄悄地盼望由福田首相、大平干事长这样的领导人建立“举党体制”，因此，现在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组成了政府，建立了党的机构，这是财界所最高兴的事情。    因为福田首相的政策，特别是他推行经济政策的手腕，“让人放心”（长谷川周重语）。    对于主要阁僚的人事安排，认为鸠山外相“经验不足，在外交处于重大时期，有点令人遗憾”（樱田武语），表示有些不放心。此外，认为“福田、大平两人都是靠得住的，所以这次的人事安排无懈可击。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五日电】题：美国对福田内阁表示欣赏    华盛顿二十四日消息：美国国务院人士二十四日就福田新内阁的成立发表谈话，表示欢迎，说“这是一个以经济外交为重点的清新的班子，给人以好感”。    这位人士强调经济问题是世界外交的最重要的课题。他认为福田新首相起用大藏省的下级鸠山威一郎任外相，也是和明确了重视经济外交方向的美国卡特新政权一致的。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二十六日电】题：鸠山新外相会见记者，外相说要在参议院选举前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对开展“经济外交”劲头十足    鸠山威一郎外相二十五日接受时事通讯社的采访，谈了他就任外相时的抱负和对今后外交的基本想法。    问：请你谈谈今后外交应该怎么搞法。    外相：今后，经济外交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主体。福田首相大概也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搞经济外交吧。    问：美国也将成立新政权，请你谈谈今后的日美关系。    外相：最好是首脑们尽快地会晤。因为存在国会会议，参议院选举（明年夏天）等情况，所以到参议院选举以后（会晤）就太迟了。    问：在日苏关系方面，当前，明年就轮到在莫斯科举行定期协商，你有访苏计划吗？    外相：不好说具体地将在什么时候去，不过将不拖得太远。我认为，日苏关系在经济方面是友好的，可是讲到北方领土问题，就相当困难。    问：你打算怎样解决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你没有访华的想法吗？    外相：（访华，也）终有一天要去的。我还没有同首相充分磋商。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鸠山外相同该报记者的对谈，摘要如下：    问：今后推进日本外交的基本态度……。    外相：外交尤应尊重国家利益。同任何国家都要友好。    问：有人指出福田政权鹰派的形象很强烈。    外相：首相对于这种提问也认为是“奇怪的提法”。    世界形势逐渐变化，共产党国家的问题主要的也不是考虑意识形态问题，而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进行考虑。我无论韩国、台湾、中国都没有去过，完全是一张白纸。在外交方面，不打算纳入自己的主义。外交上的大问题是整个内阁的问题，是应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问题。

“我反对，我不准许这样。”那俄国女医生反对道。    黎巴嫩医生惊讶地瞪着她说：“女士，你不知道这个人会因严重失血而死掉吗？”    “我反对任何一种麻醉。”苏联女医生固执地说，因为她担心高米亚科夫在麻醉后半清醒状态会把克格勃的秘密暴露出来。    黎巴嫩医生严肃地望着这个克格勃特务医生说：“我以一个医生对待另一个医生的身份告诉你，如果你不答应用麻醉药，那么你就得强迫这个病人接受输血。”苏联医生用俄语同高米亚科夫谈了好一会，后者同意接受输血了。    在凌晨一点，黎巴嫩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简报。宣布逮捕了高米亚科夫、华西列夫和巴达维三人。不久后，官方一份详细公布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原来马他耳中尉是一个爱国的黎巴嫩人，当他第一次同巴达维见面，巴达维提出偷蜃楼式飞机之后，他就向反间谍机关报告了这件可疑的事。黎巴嫩军方的第二局是反间谍机关，他们为了要引出巴达维幕后的主使人，就指示马他耳佯作答应偷机，扮成一个只要金钱不要国家民族的人。他们还在他的衣服上装配了一个十分细小而高度灵敏的偷听器，把他同俄国人所有接触和谈话全部录了音，为了要使俄国人更信任他，马他耳提出逃往瑞士，而要求支票是取得实物罪证。马他耳中尉对这个反间谍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    相反，俄国特务由于他们对阿拉伯人盲目地抱有藐视和成见，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首先他们依赖一个象巴达维这种无耻的人，就是一种失策，其次，他们约马他耳到俄国人居住的公寓见面，竟大意到没有对他进行电子侦察，以至让他带有偷听器，录下了所有的谈话。第三，他们对马他耳没有进行反监视，相反却同意马他耳的要求开支票给他，而且不用外国银行，竟直接开莫斯科人民银行的过户支票。最后的错误是明知一败涂地，还首先开枪，挑动一场枪战。    这一场间谍战，俄国人可以说是全军尽墨，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克格勃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立即匆忙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活动。施加压力强盗逻辑    十月一日早晨，克格勃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黎巴嫩、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亲苏人士，散布出一种谣言，硬说整个偷取蜃楼式飞机的案件，是美国的挑拨，旨在破坏黎巴嫩和苏联的关系。苏联新闻社发出大量稿件，列举苏联是如何支持阿拉伯人民，同时克格勃派到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军官符拉迪斯拉夫·彼得络维奇·崔可夫到黎巴嫩外交部，提出抗议，威胁黎巴嫩政府，如果继续将这事件公开，就赶走所有在莫斯科的黎巴嫩外交人员，也就是说断绝外交关系。    上午十一点，苏联大使阿兹摩夫会见黎巴嫩总统，正式提出苏联的要求，必须立即将被捕的两个俄国人释放，撤销一切控罪，还要求惩办黎巴嫩反间谍军官，公开向苏联道歉。这真是强盗逻辑，苏联还要贼喊捉贼，要黎巴嫩政府声明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炮制的事件”。这很明显是恃着大国欺负小国，黎巴嫩政府顶住了这种公开的挑衅，拒绝了苏联全部要求。    苏联就指使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对黎巴嫩施加压力，相继发出信件，要求立即将蜃楼机事件停息，并将“俄国友人”松绑    。    十月二日，压力继续增加，到了中午，小国黎巴嫩在强大的阿拉伯邻国的压力下屈服了。黎巴嫩政府发了一个对这案件继续揭发的审禁令，不准外国记者再报道它。审禁令说，再进一步报道这一案件将“对黎巴嫩最高利益极为有害”。克格勃这一下是成功了。    但是，苏联阴谋偷取蜃楼式飞机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世界。事实终归是事实，克格勃利用强权来压迫小小的黎巴嫩，但却不能制止全世界正义的舆论。    十月四日，一架苏联航空公司的特别客机在贝鲁特机场降落，停泊在机场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就象不想被人看见似的。华西列夫和高米亚科夫被搬上飞机，后者是用担架抬上去的。    马他耳这一位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两百万美元之上的军官，被提拔为飞行队长。克格勃恨不得宰了他，由于这种威胁，黎巴嫩军方把他派到秘密地点，严密保护，他的同僚十分敬重他，把他当作民族英雄。但是马他耳队长得时时警惕：很可能明天克格勃会派一个特务来实行高米亚科夫的保证：“我们会关照你下半辈子——要你的命！”——他警惕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