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用比较顺利地接任领导职位一事向全世界显示了这个国家的成熟和稳定；毛主席对华主席极为信任，人民显示出同毛主席的想法是一致的    【本刊讯】孟加拉国《星期六邮报》十月三十日发表题为《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稳定》的评论，摘要如下：    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用比较顺利地接任领导职位一事，向全世界显示了这个国家的成熟和稳定，西方世界原先一直表示怀疑。接任领导职位一事驳斥了西方世界的所有种种猜测。    看来中国已经确立了它自己的体制，使在权力过渡时不发生毛本月初逝世后西方报纸所暗示的那种动乱。西方报纸刊登了各种各样的消息，说中国的坏话，正象在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做的那样。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发展是惊人的。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国家，而以帝国主义国家为首的世界其他国家则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不让她兴盛起来。他们嘲笑中国奋发努力的做法，低估中国的进展。    领导中国人民四分之一世纪的开国元首们所留下的真空是很大的，很难轻易地将此真空填补起来。中国的新领导没有费很长时间就安顿了下来。也象任何别的国家政府会做的那样，中国把少数几个人拘留了起来，因为他们企图发动政变。共产党根据毛主席的愿望选定华国锋担任党的领导。    在天安门广场群众大会上所作出的决议打消了人们对新的领导以及对新领导是否得到人民拥护的任何怀疑。毛对华极为信任，人民显示出他们同毛的想法是一致的，据说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    在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被告诉说，“四人帮”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分裂党。这四个阴谋家妄图把党政军内一大批同志打下去，以便由他们接管领导权。反党“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本刊讯】澳共（马列）《先锋报》十月二十八日发表题为《阶级斗争在每个共产党内都有反映》的社论，全文如下：    毛泽东主席实际上在每个方面都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包括建党理论。他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问题。    各国革命者的任务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发现、阐明和发展了的普遍真理同本国情况相结合。    我们已经指出，虽然各国马列主义党和组织之间有着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但是一国的马列主义党不能解决别国的马列主义党的问题。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每个共产党内都有反映。毛泽东主席多次指出，阶级斗争包括同就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有着光荣的历史和革命斗争的纪录，它一直是由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由于这种情况以及由于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各种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注意。    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决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结合。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冒昧地代表他们讲话。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向有着紧密、亲切的兄弟般的关系。这包括它的领导人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亲切的个人关系。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亲切的兄弟关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业必然胜利。    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将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为解决澳大利亚革命问题而进行他们自己的斗争。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中国人民对打烂“激进派”兴高采烈》，摘要如下：    中国在过去一周所发生的大事在人们记忆中是最为戏剧性的，对中国人民来说，显然也是最为可喜的。    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或者说是“四人帮”——的清洗使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感到愉快、轻松。犹如把压在人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块突然搬掉了。    外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似乎大为吃惊。甚至连江青是“反党集团”成员这个事实也不影响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地举行庆祝活动；相反，这反而使庆祝活动更加生气勃勃。    决不应该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毛主席的不恭。    华国锋主席由于粉碎“激进派”运动而大得人心，他已经开始在运用他的声望了。    【本刊讯】扎伊尔《埃利马报》十月二十九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的有力人物》的评论说：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多年就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毛主席及时发觉了他们的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尽力教育他们。    中国处于历史上一个严重的时刻。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深渊的边缘。因为，如果这些激进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毫无疑问，中国将会背弃毛主席的遗志，歪曲毛主席为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治措施，停止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们在中国领导中只是一个人数很有限的集团，这个集团必然不得人心。党、政、军代表和工农兵代表上星期六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就说明了这点。

【共同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记者：福原）三十日早晨北京电台正式广播，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替换他们的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分别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第二书记兼第一副主任，第三书记兼第二副主任。广播说，上海市委二十七日晚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热烈欢迎党中央的这个决定。    【路透社香港十月三十日电】新华社报道，北京《人民日报》今天颂扬党中央撤销“四人帮”中三人的一切职务的决定。    今天《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文章说：“这是党中央对上海军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得到上海军民的热烈拥护。”    【时事社东京十月三十日电】无线电通讯社消息：据三十日北京广播，新华社二十九日公布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任命彭冲同志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无线电通讯社注：最近作为“四人帮反党集团”被捕和遭到谴责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中，除江青外，公布三人的具体处分这还是第一次。    【法新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中国官方报纸今天第一次证实，已倒台的“四人帮”内的激进分子在上海的领导职位已经另外派人担任。据说，上海的街上昨天起又开始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新领导人就任。    这些更动包括革除张春桥的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接替。    张的副手姚文元和王洪文也已革职。今天的报纸消息证实，接替他们的是倪志福和彭冲。    《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了新华社一则上海电讯，说上海这几位新领导人的任命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    新华社在叙述上海的庆祝情况——包括举行群众集会和张贴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时提到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出席了一次集会。周兼任上海市委书记。三位上海新领导人也出席了这次集会。苏市长在讲话中提到上海和一千一百万上海人民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文化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运动。他谈到，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观察家认为，从这些话看来，在上海不会进一步进行清洗。    看来，上海因企图夺取中央权力而在本月被捕的上海激进分子所形成的政治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十九日刊登伊丽莎白·庞德的一篇专稿，题为《一个小心翼翼的超级大国企图扩张》，摘要如下：    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已不再认为同资本主义西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尽管搞缓和，苏联人还是试图扩张他们的势力，特别是在发生“民族解放”战争的地区里。然而他们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一般是避免发生任何超级大国的对峙。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俄国目前力图在世界上发挥更大影响是因为苏联享有了新的超级大国地位，它具有一副活象一个暴发户的粉刷一新的帝国面貌。苏联在过去十年里在紧急地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它的军事开支庞大，估计大大超过西方军事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到十三，这些都支持了上述看法。    中国人认为，苏联谋求同美国瓜分世界，在两个超级大国中，莫斯科更危险，因为华盛顿已在越南感觉了它的限度。    克里姆林宫则认为根据历史的阶级“规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最终必然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莫斯科的大多数西方外交官的解释大概会同基辛格的不同，他们认为莫斯科要扩大其势力的欲望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控制不住的。他们大概还会强调苏联的谨慎和保守的强烈态度是对这种欲望的抑制。    实际上，对外政策是过去二十年内苏联意识形态大大改变的一个领域，虽然几乎没有几个苏联官员会承认有了变化。    意识形态上的跃进是赫鲁晓夫搞的，这个跃进对于缓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宣布，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毕竟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种观点认为需要有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个概念同列宁提出的短期和暂时的“和平共居”有很大的不同——的不确定的时期。    在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由于达到了在军事战略力量上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地步，由于基本上认识到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赫鲁晓夫所阐明的思想得到了支持。战略力量相等意味着苏联第一次可以认真地谈判限制军备问题，它既可以要求也可以接受在军备上实行同美国大致相等的限制。    苏联从未公开接受西方认为搞热核战争等于是自杀的观点，有些美国军事分析家认为，苏联在私下也从未表示接受这种观点。但是，西方外交官普遍认为，苏联内部的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是接受那种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是愚蠢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克里姆林宫有扩大势力的强烈欲望，但是苏联最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还是态度比较克制的。    古巴导弹危机的后果，由于莫斯科紧急地加强它的导弹和海军，最终有助于使战略平衡稳定下来。这种可以看得见的平衡为一九七二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由于这两种情况，加上令人头脑清醒的美国—中国和解以及苏联决定进口大量西方技术，同西方搞缓和已在苏联领导层中被一致商定成为一种制度。    苏联关于“和平共处”的观念仍然假定，共产党国家最终会在理论上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观念并不排斥对真空地带，特别是在有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地区里，进行风险不大的军事试探。这同西方关于国际稳定的观念极不相同。安哥拉局势是一个说明观点有矛盾的主要例子。    但是即使按苏联的定义来看，世界上剩下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为数不多了。    在安哥拉之后，克里姆林宫知道，它卷入罗得西亚或南非的游击战会使它在搞缓和方面付出高昂代价。由于南部非洲的趋势无论如何在变得不利于同西方结盟的白人，莫斯科是能够通过不象军事干涉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手段来促使达到其目的的。    此外，在具有超级大国对峙之真正危险的变化多端的地区里，苏联的确一直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谨慎地不让被别人拉进黎巴嫩的战争。    超级大国关系中的其他危险点包括战略武器和南斯拉夫的继承问题。    在西欧，东西方关系最近几年总的说来平静无事，预料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它的威慑力量，这种关系将继续这样下去。    总的说来，预料苏联的亚洲政策（除印度洋以外的亚洲）将反映苏中竞争而不是苏美竞争。    在亚洲北部，莫斯科目前相信日本不会同中国签订一项影射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反霸”条款。    由于苏联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固执死板，苏联在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的影响往往被缩小而不是增涨到最大限度。    而这种关系有赖于比军事力量更微妙的某种东西。某些西方观察家认为，苏联在非洲博得部族的忠诚和结盟方面成效甚少。    这些情况加起来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莫斯科的巨大的战略力量和大肆吹嘘的远洋海军（这支海军只是在这个十年里才可驶到全球各地）只能取得有限的政治效果。    西方外交官认为，居斯蒂纳在几乎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指出的俄国人要扩张的意志现在仍然存在。而这个意志现在又用基辛格博士担心的新的全球军事能力武装起来。但俄国人对核毁灭的害怕使他们头脑清醒，他们也不愿因在国外冒险而可能丧失他们得来不易的国内正常生活中的各项成果，因此他们的意志也有所克制。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防务记者霍林沃思的文章，题为《卡拉汉扬言减少驻德部队是“卑鄙的愚蠢行动”》，摘要如下：    “卑鄙的愚蠢行动”和“可耻的不负责任态度”是影子国防大臣伊恩·吉尔摩在昨天谴责人们认为是卡拉汉的一种威胁时所用的词。卡拉汉曾扬言，英国可能不得不撤走现在部署在德国的部队。    卡拉汉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全景》节目中，谈到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法迫使英国经济走下坡路以作为提供新贷款的条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时讲这番话的。    撤走驻在莱茵的英国陆军和部署在德国的皇家空军中队将意味着大西洋联盟的结束。而且，正如吉尔摩所说的，这对英国的危害将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这将把外国对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的那一点点信任完全消除。“将打开大门”正如所有军事专家一致认为的那样，这还会使英国贸易受到苏联的威胁。这种做法将为俄国入侵和最后在军事上占领西欧打开大门。    正当俄国人正在增加他们的防务开支的时候，工党政府已经减少或计划减少七十四亿英镑（约合一百三十亿美元）的防务开支。    在中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警告每一个来访的欧洲人说，苏联在搞“声东击西”。    在法国、比利时和西德的军事专家担心，如果英国撤走它驻欧洲的力量，美国将会逐步撤走现在驻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十九万人。    人们认为，“联盟完结后，俄国人将接管”，而且，也不再存在美国对西欧的核保护伞了。关键的入侵路线自从一九四五年以后俄国对西欧的威胁开始出现以来，五万五千名英国部队一直守卫着从东方到西欧的关键入侵路线之一，因为俄国的坦克可以非常迅速地越过平原，用从北面和南面进行的钳形运动使鲁尔这个工业地区不能发挥作用。    人们认为撤走英军所造成的比军事损失更为重要的损失，将是对联盟其余成员国的士气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俄国人将无需作战，只要逐个威胁西欧国家就可在最后达到他们的目标。无疑，他们在一些国家中将得到当地亲莫斯科共产党的帮助。由于陆军航空队已被削减，谈不上在威胁迫在眉睫时派援兵去德国的问题了。

【塔斯社莫斯科十月二十八日电】题：送回空中强盗    一九七六年九月，苏联公民Ｂ·Ｎ·佐西莫夫犯了劫持苏联航空公司的一架安２飞机逃往伊朗的罪行。    经同伊朗方面协商，并根据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签订的苏联和伊朗关于防止劫持民航飞机合作协定，佐西莫夫于十月二十五日被送回苏联。此间宣布，飞机也即将交还给苏联。    【路透社莫斯科十月二十八日电】莫斯科电台今天宣布，伊朗将上个月驾驶一架小型飞机越过边界谋求去美国避难的一名俄国驾驶员交还给了苏联。    在周末，苏联前独裁者斯大林的女儿（她在一九六六年逃往西方）斯维特兰娜·彼得斯打电报给伊朗国王，请他不要把这位驾驶员送回。

【路透社伦敦十月二十九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今天，波诺马廖夫明确表示，他认为现在的气氛不适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英国。    这个题目是在波诺马廖夫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的会谈中提出来的。    这位苏联官员详细地谈了从他昨天到达英国之后处处遇到的激昂的示威游行。    预料在他访问期间，英国政府将向苏联共产党党魁勃列日涅夫先生发出邀请。但是，一些人士说，波诺马廖夫明确表示，他认为，考虑到他自己的到来所引起的骚乱，目前勃列日涅夫访问是不合时宜的。    这些人士说，波诺马廖夫先生对克罗斯兰说，他在欧洲各地进行的其他旅行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象在英国出现的如此强烈的抗议。    正当这两个人会谈期间，正在举行抗议的犹太人妇女裹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在外交部的外面游行。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据说在苏联遭到殴打的五十五名犹太人的名字。    人们计划在波诺马廖夫在周末访问苏格兰时将再举行示威。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月二十九日电】波诺马廖夫今天在外交部同克罗斯兰会见了一小时。外交部的这位发言人说，对裁军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他说，克罗斯兰认为，采取削减军费的步骤是可取的，东方集团的这种开支好象多于西方。    【法新社伦敦十月二十九日电】外交部发言人说，克罗斯兰先生表示了英国对苏联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受虐待的“一些广为宣传的事例”所感到的“深切的和真诚的关注”。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十七日刊登其特派记者小林发自悉尼的一则电讯，标题是《面向亚洲、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外交》，摘要如下：    澳大利亚向开展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投入力量是很明显的。这事的背景是，认为苏联向印度洋、南太平洋扩张会破坏均势，而且对本国的安全也是威胁，所以有戒心。    弗雷泽总理三月以来相继到新西兰、日本、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其目的在于强调苏联扩张并重视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势力的作用。    在签订的日澳友好条约中，在访问中国时都重申了“加强美、日、中、澳四国的紧密合作”；在同美国首脑会谈中也以联合公报的形式主张保持美、日、澳三国的紧密关系，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支持扩大在印度洋的美军基地。对这些都应该从澳大利亚感到危机这种角度来理解。    在印度洋问题上，支持“和平区”的印度尼西亚和认为“和平区是一种理想”的澳大利亚的意见并行不悖。但是联合声明中却说“在实现印度洋和平区以前，保持起码的均势是必要的”。    弗雷泽总理认为他的主张得到了苏哈托总统的理解。    联合声明几乎完全没有提到中国问题，这说明双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而留待今后解决。    据说弗雷泽总理认识到了苏哈托体制的稳定状况。    在帝汶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澳大利亚和印尼的关系大体上消除了矛盾，其意义是重大的。    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弗雷泽总理也讲到了苏联的威胁和中国的作用，计划在美澳新联防条约的三国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组成联防条约的基础上，让澳军继续留在两国。    东南亚各国都希望澳大利亚加强援助和扩大贸易。    同这个地区的贸易是澳大利亚出超。纠正这一点是加强同东南亚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弗雷泽答应要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石油就是纠正出超的一种措施。新加坡也强烈要求澳大利亚及早解除进口的限制。

【本刊讯】泰国《星暹日报》十月二十八日报道：    泰内政部长助理差罗十月二十七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内政部甚注意学生和政治家潜入各府进行宣传活动。”他说，“自政府宣布要迷途参加共产党的人自首以来，自愿向政府投诚者甚少。因许多学生怀疑政府是否能给予安全保证，更由于行政改革委员会公布对危害社会分子的二十二号命令，更使走入歧途者不愿投诚自首。”    他说，“部分学生已一心信仰共产主义而再也不愿回心转意了。”    【本刊讯】泰国《每日时报》十月二十四日报道：    泰军方获悉，曼谷许多大学生和洛坤师范大学的部分学生，最近逃往洛坤府兰沙加县的坎北山、西里瓦山和考乔山，在当地配合异动分子，挑动群众对政府不满。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月二十三日电】泰国新的主管政府今天遭到左翼政治家的反对。    根据泰国军事管制法已被宣布为非法的泰国社会主义党的四名成员在曼谷收听到的一家秘密电台的广播中说，他们要同共产党结盟。    昨天在共产党办的“泰国人民之声”的秘密电台的广播中收听到了前议员、社会主义党的副党魁凯盛·素赛发表的长篇讲话。今天已得到了讲话稿。    曼谷流行着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凯盛·素赛是反对二十二日任命的泰国右翼文官内阁的流亡政府的首脑。    凯盛·素赛在秘密电台的讲话已证实了一些泰国人士以及驻曼谷的外交官的担心，他们早就认为左翼学生和左翼政客会同共产党人搞联合。    政治上的左派转向共产党人使共产党第一次在知识界和城市有了基础。    凯盛·素赛在广播中说：    “我们决定同人民在一起坚决展开武装斗争，直到人民取得真正的胜利。”    他用了“人民”这个词，再加上用共产党官方的宣传工具来发表广播讲话，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党人已经同共产党人结成联盟了。

【法新社曼谷十月二十六日电】今天两名武装部队的重要人物被选为临时立法机构主席和副主席，这证实了军人在治理泰国方面仍然起重要的作用，尽管已任命了一个文官政府。    被选为临时机构主席的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甲蒙·德差东卡空军上将，副主席是助理最高司令江萨·差玛南上将。这两人都是由二十四人组成的总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南通社曼谷十月二十六日电】泰国军政权只不过表面上把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实际上自己仍然完全控制一切行政机关。    这个军政权现在把它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总理顾问委员会”。归根到底，这意味着将领们将进一步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通过他们任命的文官来办，而文官得在他们控制下行事。    可以看出，军事独裁名誉不好，军政权不能指望得到人民广泛和持久的支持，因此这个军政权才指定组成了这个文官政府，实际上这个文官政府是为军政权统治这个国家的一切做法披上合法外衣。这个政权的出发点是极右和反共的，那就是制止一切要求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来作根本改变的倾向。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尤其是左倾政党，都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从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泰国新政权即使宣传要采取消除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弊病（如贪污腐化、经济不稳定和犯罪）的坚决行动，那是因为这些现象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但是宣传要采取的这些行动是否能解决问题，还是个大问号。

【法新社曼谷十月二十九日电】共产党游击队昨天以迫击炮、火箭榴弹和各种自动武器同在泰国北部同老挝接壤的边境上的保安部队激战了一天。    战斗是在黎明后不久开始的，当时大约有一百名叛乱分子同时对各边境哨所发动了攻击。    这些人士说，部队的武装直升飞机对共产党阵地进行了猛烈的扫射，但是并没有能击退叛乱分子。    据说，寡不敌众的守军进行了猛烈的抵抗，正在派边界巡逻兵前往增援解围。    看来这是自从十月六日军人接管政权以来最激烈一次战斗。

说在南部非洲种族关系形成的棘手问题下面，非洲问题是苏联的一种武器，矛头指向美国    【本刊讯】美国《圣迭戈联合报》十月二十二日刊登罗纳德·里根的一篇文章，题为《非洲问题是苏联的武器》，全文如下：    罗得西亚问题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旨在建立一个过渡性政府的高级会谈计划正在执行。与此同时，某些黑人民族主义者说，他们不会坐等两年的过渡期，另外一些人继续进行游击战。    许多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最近在非洲采取的主动行动看作是我们要在国内实现种族平等和消除不公平现象的愿望的继续。这是事情的部分真相。但是如果把它说成是事情的全部真相，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在罗得西亚实现多数人统治是一个争端，但并不是唯一的争端。罗得西亚和南部非洲其它地方的冲突不单单是黑人同白人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同一种族内的人民之间。在罗得西亚的游击战中和在安哥拉，黑人正在屠杀黑人。实际上安哥拉至今没有过上和平的日子。非洲的历史是部落四分五裂和进行许多世纪的战争的历史。昔日的深仇宿怨仍然存在。    我收到了罗得西亚一位反对多数人统治的参议员的信。他在信中说，罗得西亚黑人居民分成两大部族。这两大部族要是没有史密斯政权所起的缓冲作用的话，就会互相残杀。当然，人们会说，这是一个试图保持现状的白人参议员的看法。事情并不如此。这位参议员是一个黑人，而且是这两大部族之一的首领。他说，罗得西亚参议院中半数参议员是黑人。    对这位罗得西亚领导人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共产党支持的暴动的冲击，而暴动的唯一目的是推翻我们的宪法、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最重要的自由。”    不言自明，民主、多数人统治和权利平等是每个地方都需要的。但是象我们所作的那样有自由进行选举并在竞争的政治党派之间作一选择，这在非洲近五十个新国家中并不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一个以上政党的国家只有五个——包括罗得西亚和南非，尽管他们有缺点。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里，令人悲伤的是，一人一票的情况似乎只出现过一次。无论谁当政都要取缔反对派。那些从古代部落时期遗留下来的仇恨和敌视态度不会仅仅由于纸上的民主代替了殖民主义而被消除掉。    莫桑比克是恐怖分子袭击罗得西亚的集结地。它是一个极权主义式和共产主义式国家。宗教信仰是非法的，它的成千成万的人民（包括一位美国传教士）被关在集中营。    当你下次读到来自莫桑比克关于它为帮助“解放”罗得西亚而进行“斗争”的华丽文章时，请记住这一点，同时也记住莫桑比克是一个受现代殖民国家——苏联保护的国家。    俄国人对非洲的这种局势必须说些什么呢？莫斯科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利用黑人权力“从经济上扼制帝国主义者（就是美国）”。    《真理报》清楚地阐明了苏联人认为非洲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最好予以注意。    《真理报》概括地说明了“他们希望使美国受到的损失”，它说：“在美国的进口品方面，从非洲进口的战略原材料的份额是：百分之百的工业用金刚石，百分之五十八的铀，百分之四十四的锰（用于钢的冶炼），百分之十六的钴（它是飞机引擎和制造高强度合金所必需的），百分之三十三的石油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用于生产装甲车、飞机引擎和炮管的铬。”    在那种种族关系形成的棘手问题的下面，非洲问题是苏联的一种武器，矛头指向美国。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象新中国这样发动群众，在农村地区大规模兴建水库及水电站，成功地解决农村灌溉及电力供应问题，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在世界上可说史无前例，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创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助理李我焱博士对我国的农村水利和电力建设，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李我焱博士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小水电考察组对我国访问了三个多星期后抵港，畅谈了考察的结果。    李我焱博士说：“我们一行考察了北京、林县、郑州、上海、长沙、韶山、湖南省桃源县、广州及广东省的从化、顺德、新会和花县等地，参观了五十六个小水电站和有关水利工程。经过这样广泛深入的考察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成功地发展农村水利及电力的宝贵经验，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镜。    “在过去，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大型水利及水电工程，才合乎经济效率原则，但从这次考察里，我们得到了新的启发，就是每个国家的水利及水电事业的建设，必须结合该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发展。中国水利和电力建设的发展经验是：两条腿走路，中央及地方建设同时并举，大中小型水库及水电站同时兴建。中国建设了大型的水利和电力工程如新安江及刘家峡水利电力枢纽工程，但中国同时着重在县、公社、甚至大队的层面上兴建小水库和小水电站。因为，要兴建一个大型水库和发电站需时六至十年，而兴建一个小型的则一两年便可完成，而且建大型水库和电站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处处有，但建小型的则处处可建。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山区多，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建设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为动力，因此，能创造出大量的人间奇迹，使小型水库和小水电站星罗棋布的遍布全中国。例如，我们参观湖南桃源县，那里有八条河流，该县人民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兴建了四百六十多个小水电站，象这样大规模发动群众广建水利和发电工业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这样大规模的建设自一九七一年开始，到去年为止，全县水电站的总发电量已达三百万瓩，等于五个新安江发电站发电量的总和。现时，该县每年兴建的小水电站总发电量达五十至六十万瓩，差不多等于一个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量。一个县能够创造出这样骄人的成绩，令我们赞叹不已。    “我们考察组的成员亲睹中国的经验后，感想良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能学习到中国的宝贵经验而感到兴奋。加纳的代表说，加纳兴建了能发电一百万瓩的沃尔特水电站，全国就只有这样一个大型水电站，若要把电输送到农村去，必需建很多高压电站，以加纳的经济情况来说，根本无法这样做。结果，该水电站的发电量未能充分利用，而要把电售给隔邻的上沃尔特。因此，中国人民实践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来发展农村小水电站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的代表对中国的经验也有很深刻的体会，这位加拿大代表是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的主管，他曾替该机构负责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兴建大型水电站。他说，经过这次考察后，他将把中国大小型水利电力建设同时并举，发动群众兴建大量小水电站的经验，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李我焱并畅谈了中国水利及电力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变化。他说：“中国农村建设大量水库，不但起到防洪作用，更主要的是使大量农田得到灌溉，农田因而旱涝保收，例如，在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鼓舞下，湖南桃源县兴建了大量水库，使全县农田得到灌溉，很多农田一年三造，亩产已达三千斤。而且，水库还可发电，加速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带动农村五小工业的发展。”

【共同社东京十月二十九日电】题：中国拒绝贺电不足为奇，《真理报》却在头版刊登贺电    莫斯科二十八日电：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发的贺电，被中国方面以目前两党之间没有关系为理由拒绝了。此间并不认为这是特别值得惊奇的现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唁电也以同样的理由被拒绝了。    这次贺电于二十七日特意由塔斯社预告说将登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二十八日的《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个贺电。电文虽然简单，却登在头版，这表明，它同以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名义发的这个贺电一样，是一次重要的正式行动。    但是，许多人认为，虽然这是在继续向中国试探关系正常化，但是根本不能想象苏联是期望能通过这一举动而得到中国方面某种良好反应的，而是苏联所作的包括国内对策在内的一种姿态。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二十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希普勒十月二十八日发自莫斯科的专稿，题为《苏联再次遭到中国人的拒绝》，摘要如下：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虽然中国并没有暗示它准备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俄国人似乎仍然怀着一种等待、注视的心情试探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苏联的最新试探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华国锋就任党的主席给他发去的一封简短贺电。勃列日涅夫称呼华先生为“同志”。    北京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封贺电和苏联集团其他党的贺电都已经退回，因为“我们同他们没有党的关系”。    苏联的立场多少有点暧昧。注视苏中关系的一位外交官指出，尽管莫斯科口头上讲得好听，包括唁电和贺电，但是它并没有采取有助于改善关系的具体步骤。莫斯科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努力解决边界争端、削减沿边界一带的苏联军队和为改善贸易关系和其他方面的交流作出新的表示。    边界谈判长期陷于僵局。迄今莫斯科没有公开作出要恢复谈判的姿态。它没有让它的代表、副外长伊利切夫回北京。    苏联继续在中苏边界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说，苏联有四十三个师在那里，比在整个东欧的部队都多。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作出认真努力来克服这些分歧，甚至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分歧。”    另一个人甚至说，苏联党发出那两封电报是希望电报遭到拒绝，以后可以作为例子证明北京在莫斯科表示友好的情况下采取顽固态度。这位外交官说，不然的话，莫斯科本来可以私下先问北京这样的电报是否可以被接受。这是在微妙的局势下通常采取的外交上的做法。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十月二十九日刊登题为《苏共伸出“试探之手”两度扑空》的评论，摘要如下：    苏联与东欧集团各国共产党，祝贺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电报，送到北京后，遭北京政府“打回头”去。    北京政府外交部解释：此举是由于中共与苏共以及东欧集团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往来。所以，苏联以共产党名义打给中共的电报，北京方面不加接受。贺电打回头毛泽东于九月九日逝世，苏联共产党也曾打电报到北京吊唁。    那次的唁电，就受到北京“打回头”去。    北京采取了这项行动，相信并非单纯为了两党没有往来这么简单。这是牵涉到整个的“路线”问题。即中共与苏共的思想之争。    中共指控苏共所走的政治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逝世之初，特别是在北京最高统治阶层近期发生变化之后，有一个课题，就是中共会不会与苏联“重修旧好”？试探失败照现在的事实看来，则北京的新统治集团，还无意与苏联修好。    莫斯科已一而再的，向北京伸出“试探之手”，而北京依旧将两手放在口袋里面。    苏联的试探，也一而再的扑了一个空！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六日电】题：中国对进口谈判取积极姿态，广州交易会会期已过三分之一    广州二十六日消息：秋季广州交易会的会期到二十六日已经过了三分之一。在这次交易会上，出口谈判显得有些落后，但相反地进口谈判已经开始，这是最近没有过的现象。有很多贸易方面人士指出，这种现象显然是反映了中国“政局变动”的情况，是值得欢迎的。    中国方面对进口谈判的姿态是非常积极的，甚至关于进口日本钢材（特殊钢）、小型机械等的谈判，有些已经成交。    中国方面在进口谈判中采取积极姿态，在会期刚过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很快成交，这是最近根本没有过的事情。日中贸易方面人士说，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的影响，准备工作受到了限制，但现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表现得非常明快。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巴特菲尔德二十七日发自香港的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据说，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先生曾告诉来访者说，中国将在一九七八年恢复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尤其是购买成套设备。    中国新的当局本星期在一篇重要社论中说，他们将重新实行今年一月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五年初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规划。周先生当时号召分两步作出努力，到一九八○年时实现工农业的相对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时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    社论说，这一规划是毛主席提出的。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特别是外贸方面的指标，过去显然成了辩论的一个对象。然而，在毛逝世以后，随着高级“左派”人士本月的突然跨台，形势引人注目地扭转过来了。    据在北京的这些外交人士说，官员们已表示，虽然五年计划耽搁了，但是他们希望到原定的五年期间结束时，即在一九八○年实现计划的全部目标。    尽管李强先生说一九七八年将恢复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但是这里的美国实业界人士和专家们估计，除非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有改变，否则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是不会有很大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