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写的报道，题为《中国发射第六颗人造卫星，显示了科学和军事力量》，摘要如下：    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用横贯第一版的大标题报道了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这次发射是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第六次。在积极开展反修防修运动的情况下，这次发射具有显示中国科学、军事技术进步的重大政治意义。第六颗卫星的重量、轨道和倾斜角等都未公布，但是，据当地的军事人士认为，比去年发射的又进一步，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射时，首次回收成功，因而可以预料，这次是在上次基础上使技术方面的精度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射人造卫星的有美、苏、法、日、中等五个国家，但是有回收能力的只有美苏中三国，由于中国发射第六颗卫星，可以认为，大大超过日法两国了，更加接近美苏的水平。    中国发射卫星与该国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有密切联系。政治上的意图是为了打破美苏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体制和牵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特别是同苏联有六千公里的边界，百万大军继续处于准备打仗的紧张状态。苏联一方面在中东、亚洲、太平洋进行军事扩张，一方面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等以扩大其影响。因此，正当这个时候发射第六颗卫星，其效果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美国共和党总统福特提出维持美台军事合作，对华政策有明显后退，这次发射卫星就包含有对今秋总统选举进行政治示威的意义。    从国内方面看，说明军队现代化正在稳步前进。连续发射人造卫星并提高了诱导的精确度，这是肯定无疑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全面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也强调了加强军事。可是，与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相联系，因邓小平下台，许多人认为军事现代化可能会停下来。这次发射卫星的结果是，用事实反击了外国的这种看法，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挥了增强国内团结的效果。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一日载文说：美苏平均每月发射两颗到四颗侦察卫星，可以认为，为了对抗美苏，中国也表示它拥有定期发射卫星的能力。    总之，可以肯定，旨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中国，通过发射六号卫星，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份量。    【法新社北京八月三十一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昨天又发射一颗卫星，这是一九七○年四月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的第六颗。    观察家们普遍一致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一个月前唐山发生地震后坚持贯彻这一计划，是为了让人民放心：尽管发生了这种巨大自然灾害，中国将排除困难，继续前进。    除此以外，这次空间行动有助于证实毛主席的一条重要指示：“人定胜天”，自从唐山发生大灾以后，这句话已成为一种反复强调的口号。    中国最有意义的空间试验是一颗卫星在发射一周后于去年十二月二日软着陆。这次试验引人注目地证明，经过只有六年的研制工作，中国在空间科学上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三十一日电】关于中国昨天发射到地球轨道上的一颗新的人造卫星，还没有公布任何技术材料。但是，和以前几次一样，关于发射这颗人造卫星的公报充满了政治术语。公报说，这一胜利是“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的。    中国发射的这颗新卫星引起了在北京的观察家们的注意，因为，这颗卫星的发射证实了中国在成功地继续实现自己的宇宙计划。    中国加入宇宙竞赛比较晚，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每一成功都引起特别注意。在这方面，它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以布博士来代替基博士吗？》的评论，摘要如下：    据报上所说，总统候选人卡特的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的建筑师。    如果布热津斯基博士取代基辛格博士成为国务卿或者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将赞成什么政策？    从布热津斯基的文章中可以判断，他的对外政策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布热津斯基象基辛格一样显然认为，美国不可能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代中的力量地位。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外交季刊》上写的文章中说：“新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以及不发达国家内的各种巨大的革命变化，完全排除了美国一度在世界上所处的那种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并不认为苏联是全球性的威胁力量。他说：“目前看来，它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大陆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    布热津斯基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外交季刊》上写的文章中，认为出现了“全球性的人文主义”。他还说，如何对付共产党世界“可能不再是”美国的“主要问题了”。但是苏联人越来越咄咄逼人，显然决心要取得军事上压倒优势。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必须减少在拉美的霸权。”人们不知道代替它的将是什么——是古巴霸权吗？    只要读一读布热津斯基的几篇文章，现实主义者就有理由感到担心。他想象的世界并不是现实主义者所看到的世界。例如，他在谈到苏联和美国时说：“在两个社会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主要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    如果布热津斯基博士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建筑师，他建筑的大厦对美国人民来说大概是不安全的。

说美如从内政原因出发，急于同苏鉴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就失策了；苏在中欧裁军谈判中的短期目标是减少美在欧驻军，长期目标是防止西欧防务共同体形成，西方不能上当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十八日以《我们不应吞食莫斯科的诱饵》为题，刊登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同该报记者库·莱斯勒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现在有迹象表明，福特总统的政府可能在大选前在同苏联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还都是猜测。但是鉴于目前美国的形势，我怀疑苏联人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迅速取得进展是否感兴趣，除非达成一项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协定。如果我们单纯从内政原因出发现在过于急迫地要这样做，那我们就失策了。这样我们就使自己受到时间上的压力。这样作就会再次出现“短时间谈判长时间后悔”的典型事件。    问：在竞选中，福特的共和党对手里根指责福特和基辛格，说美国今天落在苏联后面，还只是第二大国，其责任在他们身上。福特和基辛格为自己辩护说，美苏之间大体上的力量平衡就足以维持西方的自由。您对今天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是否有一种危险在逼近？    答：一段时间以来的发展趋势对西方不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大体上的力量平衡”是指平均力量对比。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考虑到，有许多人就是淹死在平均只有半米深的河里。“大体上的力量平衡”这句话丝毫没有表明我们会受到伤害的方面。    但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过去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遥遥领先，它可以对苏联可能的冒险性起遏制作用。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没有了，这就是说：遏制因素也小了。    如果人们看一看苏联周围的常规力量对比——在西欧，在近东，甚至在东北亚，那么就会看到，优势一直在苏联及其盟国方面。美国在西半球是最强大的力量，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会受到伤害的那些地方。    问：那么今后的前景如何？国会多年来第一次对今年的国防预算没有作重大削减。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是只是今年大选年的一个现象？    答：一部分原因在于大选年出现的一些独特因素。但主要因素是公众舆论在军备问题上的情绪变化。舆论表明，它希望看到我们的实力地位的消蚀能够停止。这是主要因素。也许明年我们会看到国会内削减军费趋势的复活。但不会达到过去年代里那种大刀阔斧削减的程度。    问：在关于核均势问题的讨论中，最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这一方还是另一方可能的“第一次打击力量”或“对付军事力量的能力”。这说的是，例如苏联是否能在可望及的时间内建成足够的核打击力量，以便能通过一次打击就毁灭美国的威慑力量或者使之受到如此程度的削弱，以致在苏联看来是可以冒这一风险的。您对这种形势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双方距离“第一次打击力量”都还很远。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是幸运的。但使我担忧的是，苏联正在如此大力地提高它的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命中率，在装配多弹头，如此等等。由于这种技术上的改进，在四至五年内就可以造成对我们的还击力量的巨大威胁。（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但苏联人还一直不能使我们的导弹潜艇失去战斗能力，我们的轰炸机力量完全有可能保留下来。尽管如此，苏联人的力量的加强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但即使如此，苏联人还不能冒险进行第一次打击。    问：联邦总理施密特曾谈到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如果在罗马共产党人上台的话，人们就不再向意大利提供经济援助。这种手段合适吗？    答：是否合适，我不能断定。但是，不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态度有任何怀疑，但愿对我们将来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怀疑。苏联人及其盟友们说得非常明确，他们说，他们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政策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我们不应该允许：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联盟各国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角逐场来对待，另一方面我们向他们保证在那些共产党人执政或有可能上台的所有地方继续维持现有状况。    问：我们已经把赫尔辛基给了他们，但是难道我们还能再把罗马给他们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怀疑，我们在赫尔辛基条约中所付的代价是否合算。我们不能再多给了，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如果赫尔辛基条约被当作是维持现状的手段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遵守它。但是，人们不能保证铁幕一边的稳定，而允许在铁幕的另一边继续削弱。    问：最近在西方联盟内对此有过不一致的看法。现在一些西欧盟国对联邦共和国产生了恐惧，因为它变得太强而有力了。终有一天它可能会谋求霸权地位。    答：我们的其他一些欧洲盟国可能产生这种恐惧心情。但是，我既不能有这种心情，也不能对这种心情表示理解。    联邦共和国自战争结束以来所采取的态度可为表率。它支持了欧洲的联合，它避免出风头，它一直是拘谨的，它总是一起承担负担。    而另外一些盟国却不太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这些盟国愿意减少德国相应的贡献的话，那么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即它们应该自己做它们所许诺的事情，这样就要做更多一些事情。    问：一种恐惧心理是，如果北约组织（例如南翼）继续削弱的话，美国可能转而同联邦共和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双边合作。    答：我认为北约组织有被削弱的危险。如果这种削弱达到在某些猜测中所担心的那种地步，那么加强美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双边联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不希望这样做，但是情况强迫我们这样做。    问：您前面提到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的问题。这些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缓和政策的这一方面是否完蛋了呢？    答：如果苏联人不马上接受西方提出的某些标准的话，那么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完蛋了。我们不应该受到任何压力的驱使，去再缔结一些糟糕的条约。从前，桑塔亚纳曾给狂热者下了一个定义，说狂热者是一个越没有目标干得越起劲的怪人。我认为用这一定义来说明我们在过去几年如何同苏联人举行许多次谈判是非常恰当的。如果这一定义也适用于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会谈，那我就非常担心。    在过去两年内，从欧洲撤军的迫切要求在美国不见了。因此，我们现在不受任何压力。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参加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所抱的目的：通过增加北约和华约之间战线上的均势的稳定性来加强西欧的安全。我们既不应由于内政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而牺牲这一目标。    我对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忧虑大大超过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忧虑。由于我们占优势的技术，我们能够不受一项也许并不是每一方面都是完善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之害。但一顶糟糕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协定却会削弱西欧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疑，西方联盟是否能够幸存。    苏联人一直追随两个目标：他们企图把联邦国防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企图阻碍向着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西欧防务共同体的进展。这些就是他们的长期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们在维也纳向我们伸出了据说是短期的诱饵——大概是迅速裁减美国军队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吞食这一诱饵。    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谈判。我们应该带着实现双方等量这一目标进行谈判，正如我们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所规定的共同限额一样。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等量的原则。    苏联人一方面在西方占有优势的战略武器问题上要求实现等量，但另一方面，在他们占优势的方面却企图保持他们的优势。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种做法是不能促进稳定的。    问：卡特州长在他的关于将来的防务政策的讲话里说，“美国在国外的驻军太多”。他谈到了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问题，也谈到了节省防务预算的问题。这是否是暗示呢？    答：我认为这不是暗示。我确信，卡特和民主党今天完全支持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他们也许想在作战部队同供应部队的比例上改变我们军队的结构。但我不认为普遍的担心是合适的。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九月六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报道，标题为《原子战争——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摘要如下：    在俄国统治者看来，核战争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只是不可公开谈论罢了。不过，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说，克里姆林宫现在设法要在这个“不可想象”的事情上做到以下几点：    ——在战略武器上取得对美国的明显核优势，在中欧在战术核武器上取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明显优势；    ——保持一种能经受得住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性袭击，或者能经受得住中国可能发动的破坏性最大的袭击的民防体系；    ——在西方各地助长一种认为核战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和不能接受的态度，办法是热心地促进政治缓和以及千百万人签名的要求裁军的“和平”请愿书等。    五年来，苏联几乎没有几个军事目标——如果说不是根本没有的话——比扩大核力量这个目标占更优先的地位。甚至连控制很严的苏联报刊也披露，苏联在研制精确度更高的新式导弹，以加强一支已比美国更强大的力量。    不仅如此，在一九七二年年中签订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后不久便进一步强调民防的重要性，莫斯科观察家们说，仅从明显的事例中便可看出：费用大增，有更高级的官员参加这项工作，他们的参谋人员也增加了。电影、宣传画、小册子以及指导性材料要比几年前普遍得多。西方分析家强调指出，在民防官员完全控制之下贮存食品、药品以及其他供应品。    虽然有上述种种因素，莫斯科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苏联现任领导人绝对无意发动一场原子战争，即使他们取得他们所期望的并牺牲其他东西得来的核优势。尽管这有可能在出现对峙的危急情况下，使他们情不自禁地要采取某些更大的冒险行动，但是他们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消除对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遏制美国的能力的任何怀疑。

【合众国际社伦敦八月三十日电】《新闻晚报》今天说，不久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莫斯科河游泳时突然发病，由于他的警卫反应迅速，他才免于淹死。    这家报纸在一则没有电头的电讯中说，在「据说」柯西金「病得太厉害而不能会见一个访问莫斯科的日本代表团」之后，这个事件才为大家所知道。．．    这家报纸说：「然而，据说柯西金的病况不严重。」    柯西金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会见一个来访的阿尔及利亚部长的时候。    今年八月十一日，日本人士说，官员们曾对一个日本工业家代表团说，柯西金病得太厉害，不能会见他们。当局没有说明他患什么病，也没有说明他的病的严重状况。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三十日电】著名的苏联军事活动家、苏联元帅彼得·科谢沃伊因患重病于今日在此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科谢沃伊从一九六九年起任苏联国防部总监。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八月三十日电】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斯·多兰茨今天接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安德烈，他是应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邀请前来我国作短暂的工作性访问的。

说苏为把在荷兰发生的贝恩哈德事件变得对自己有利而展开的活动，已在荷兰国内产生了广泛的恼怒情绪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三月十五日一期刊登文章，题目是《粉红色的奥兰治家族》，摘要如下：    洛克希德贿赂丑闻可能证明是荷兰君主国自议会一八四八年从威廉二世国王手中接过有效的执政权力以来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荷兰人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们指责朱丽安娜女王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从洛克希德那里拿了一百一十万美元来影响政府在荷兰空军使用的喷气式“星式”战斗机问题上的决定之后，这位深受爱戴的女王是否会退位？如果她退位，这个君主国将落入朱丽安娜的女儿贝阿特丽克斯（三十八岁）及其丈夫克劳斯亲王（四十九岁）的手中。    使许多荷兰人感到不安的是，贝阿特丽克斯和克劳斯政治上的左倾是出名的。实际上，荷兰一些人是担心左翼会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把奥兰治王室变成一种粉红色的家族。    左翼报纸在开头有些克制之后，正在有力地攻击这位亲王。到目前为止，最恶毒的攻击是来自共产党记者维姆·克林贝赫，他说，贝恩哈德曾经是希特勒的冲锋队的成员，欧洲人的闲谈中也充满了关于他同法国社会党人埃莱娜·格兰达（三十二岁）的友好关系的消息。    一名主要的反贝恩哈德的宣传家是威廉·奥特曼斯。他自称支持已故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扎伊尔的卢蒙巴这样的进步领导人。奥特曼斯同苏联在海牙的外交官的友好关系引起了荷兰的联邦调查局——国内公安局的兴趣。    许多人认为，他的反贝恩哈德的言论是一个严密拟订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使舆论支持退位。一名荷兰官员说：“如果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在幕后策划的话，他们在莫斯科至少会感到高兴。”    至于克劳斯亲王和贝阿特丽克斯公主，自从他们一九七二年访问苏联以来，他们同苏联大使罗曼诺夫的关系相当亲密。罗曼诺夫是德拉克施泰因（克劳斯夫妇的别墅）的常客。出生在德国的克劳斯曾在希特勒军队中服役，被保守派和贝恩哈德亲王的支持者称为“红色军士”。    最近在海牙的一次外交宴会上，人们听到贝阿特丽克斯指责一位外交官对苏联粮食歉收发表讽刺的话。她说：“为什么老是强调苏联的缺点呢？”    要避免任何眼前的问题，一个办法就是朱丽安娜女王干脆拒绝退位。从宪法上讲，没有谁能迫使她退位。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不管在当前的危机中发生什么情况，她将继续保持王位。在现在领导着联合政府的工党中，已经存在一种反北约倾向。现在，如一位荷兰官员所说的，“出现一个粉红色的奥兰治家族会完美地适合荷兰政府和议会中的反北大西洋联盟的需要”。    从长远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许多荷兰人认为是莫斯科为把这令人痛苦的贝恩哈德事件变得对自己有利而展开的活动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广泛的恼怒情绪。    保守的《电讯报》发表社论说：“俄国人是否希望我们搞掉贝恩哈德亲王？他们是否由于克劳斯和贝阿特丽克斯访问俄国之后所表现的热情而更倾心于这对夫妇？正告苏联大使馆的先生们：不要干涉我们的王室事务，让荷兰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美联社海牙八月三十日电】荷兰首相登厄伊尔今天告诉议会说，他的政府将提交一项法案，旨在更严密地监督王室人员为国家进行的活动，因为贝恩哈德亲王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作了交易。    登厄伊尔答应，他的中左联合政府即将提出的法案将明确规定除女王外王室其他人在政府的职责，现在只对女王的职责作了规定。    【合众国际社海牙八月三十日电】登厄伊尔说，政府同意几位议员的意见，他们要求议会有权检查荷兰的武器采购政策。

【本刊讯】美国《号角》周刊八月三十日一期发表题为《自从入侵捷克以来的八年》的文章，全文如下：    八年前的本周，苏联坦克和上万名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占领那个国家并确保苏联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它的控制。虽然这在当时被苏联修正主义者说成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但是八年之后，苏联的坦克和军队仍然赖在那里。    对许多人来说，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一事首先暴露了这个一度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特性。它依靠暴力入侵了一个主权国家。跟它的美帝国主义同伙在越南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样，苏联声称是应捷克政府的“邀请”采取行动的，关心的只是“维护自由”。    但是在已经过去的八年里，苏联不仅让军队仍然呆在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丑恶嘴脸。在去年，安哥拉遭到了苏联和它的雇佣军的入侵，遭到了屠杀和破坏，安哥拉成了一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仍然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占领和控制。今天，苏联和古巴军队声称呆在安哥拉仅仅是“暂时的”，这同他们八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法何其相似。    今天捷克人民的状况怎么样呢？他们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社会”受到苏联入侵者的“保护”了吗？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在莫斯科的牢固控制下受到窒息。大多数重工业产品以低价向苏联出口，而新沙皇对捷克经营工业所需要的石油，索取为原价三倍高的价格来剥削捷克人。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罪过是宣传摆脱苏联控制而独立。    虽然苏联修正主义者大肆宣传“缓和是不可逆转的”，欧洲正在实现“和平与安全”，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其他国家都受到苏联战争计划的严重影响。捷克工人不得不为苏联的军事扩张支付代价，而他们的国家则是矛头对着西欧的进攻性的苏军的一个武装兵营。    这种情况有力地谴责了仅一年前举行的虚伪的赫尔辛基欧安会。自从这个“和平”会议结束以来，欧洲的不安全和战争的危险明显增长。    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说明苏联在搞帝国主义的一个孤立的事例。就像越南战争不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意外事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不是苏联领导人的“错误”。这是苏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果。    但是，这种侵略和入侵的历史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捷克人民。他们曾在一九六八年在街道上同俄国坦克英勇作战，他们今天还在继续斗争。他们表明，就像美帝国主义一样，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必定，而且正在遭到人民群众的抵抗，它们最终是要灭亡的。

【法新社约翰内斯堡八月三十一日电】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肖费勒在南非广播公司今天广播的一则接见记者的谈话中说，必须通过谈判实现罗得西亚的多数人统治，即使史密斯总理不参加也罢。    肖费勒和负责经济事务副国务卿罗杰斯在同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    ·马谢尔及其内阁成员在马普托会谈后，昨晚在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稍作停留。    他说，美国政府主张罗得西亚实行多数人统治，但是这种统治必须通过谈判实现，即使史密斯不希望参加这种谈判也罢。    这两位美国官员的莫桑比克之行是应国务卿基辛格的要求同南部非洲领导人进行的一系列磋商的一部分。    基辛格的这两位高级助手在这个约翰内斯堡机场的一个要人休息室同美国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鲍德勒磋商了一个小时，然后乘预定的班机启程前往伦敦。

【路透社莫斯科八月三十一日电】黎巴嫩驻莫斯科大使馆今天发表了一项措辞激烈的声明，驳斥苏联对黎巴嫩事件的说法，暗示俄国人民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巴勒斯坦对黎巴嫩的“侵略”。    这项声明分送给了苏联外交部和一些新闻组织，这一异乎寻常的外交行动是在莫斯科半官方的亚非团结委员会指责黎巴嫩冲突背后有“反动分子”之后采取的。    声明说，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竟“支持制造这次戏剧性事端并企图使此事件永久化的那些人”。    大使馆声明说，这个苏联组织称之为“反动势力”的是拿起武器“保卫城乡抗击巴勒斯坦侵略者”的黎巴嫩青年。    大使馆说，黎巴嫩人一向把巴勒斯坦人看作兄弟，但是巴勒斯坦人却不去打以色列而发动了一场“野蛮战争”，企图充当黎巴嫩的主人。    声明说，叙利亚军队——苏联官方评论员现在要求叙利亚军队撤走——抵达黎巴嫩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援助苏联。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三十日刊登发自莫斯科的一篇专稿，题为《莫斯科要求叙利亚离开黎巴嫩》，摘要如下：    苏联已开始公开逼迫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出它的军队，同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左翼分子进行合作。这个要求是由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今天在它的国际问题评述中提出来的。    《真理报》的评论说：“为解决黎巴嫩危机，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同它的反帝斗争的天然盟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黎巴嫩的全国爱国力量——进行合作将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有助于重建和加强阿拉伯力量阵线。”

基辛格呼吁南部非洲问题有关各方，寻找一个共同点来结束暴力行动，在该地区实现多数统治同时保证少数享有权力    【美新处费城八月三十一日电】题：基辛格要求和平解决非洲问题    国务卿基辛格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要求南部非洲问题有关的各方“消除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寻找一个“共同点”来结束暴力行动，在这个地区实现“多数统治和少数享有权力”。    基辛格八月三十一日在费城机会工业化中心向主要是黑人的听众发表一次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讲话。    在发表这次讲话后只有三天，他就将动身到瑞士去会见南非总理沃斯特。    基辛格在机会工业化中心向听众说：“外交的任务是在大批有关国家和集团的分歧的目标中寻找共同点。”    他说，同南非以及同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和莫桑比克之类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的磋商，“使我们确信存在着共同点”。    基辛格告诫说：“但是各方必须消除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各方必须记住，要想一下子把一切都做到，就可能使现在也许能够取得的重大进展落空。”    基辛格这篇讲话虽然比较乐观地认为外交在南部非洲有取得成功的机会，然而却提出了大量警告，告诫人们“时间就要来不及了”。    他说，自从他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卢萨卡的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关于南部非洲和平变革的十点计划以来，已经取得了“清楚的进展”。他说，但是“阻挠通过谈判取得解决的障碍仍然是非常大的”。    在具体谈到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时，基辛格说这两个地区包含着“引起更大冲突的种子”。纳米比亚以前是德国殖民地，南非现在控制着这个地区，而不顾国际法院关于它必须撤出的裁决。他说：“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这些紧迫的问题上，一个复杂的谈判进程正在进行中。”    基辛格说，自从他十周前同沃斯特会谈以来，南非“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公开宣布“南非支持在罗得西亚实现多数统治”。    基辛格指出，八月十八日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温德和克召开的立宪会议曾建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日子。    他坚持认为，这个步骤承认了“独立和多数统治的极其重要的原则”。    他又说，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办法和过程仍然必须由有关的各方去商订，但是纳米比亚不久将独立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基辛格对南非的种族暴力行动有所加剧也说了一些话。    他说：“最近南非全境的黑人城镇、大学和学校继续发生冲突，我们深感悲痛。这些冲突引人注目地证明南非的黑人对于剥夺了他们的地位、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制度感到沮丧。”    他警告说：“不时导致动乱和暴力行动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公正的或可以接受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本刊讯】日本《国际贸易》七月二十日刊登题为《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发展》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去年以来，各国访华的经济代表团增加很多，从中国公布的材料看，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团占大多数。    很多访华的代表团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主要就今后扩大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到中国参加技术交流、个别商谈和参加小型交易会等的经济人士也急剧增加。    在过去六个月中。签订的贸易协定、贸易议定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公开公布的就有二十三件。中国对外贸易是按计划执行的，因此规定每年同各国的贸易计划的这些协定是很重要的。这些贸易协定都规定要扩大贸易额。    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年度贸易协定也有增加。中国参加各国国际博览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加。    从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统计看，中国同西德和英国的贸易都不亚于去年，都在继续增加。从整个西欧来看，同中国贸易的增加是在预料之中的。    第三世界各国同中国的贸易、经济交流也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贸易、经济交流经济援助正在稳步发展。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月刊八月号刊登该刊记者访问尤伦的谈话记录，题目是《澳大利亚工党副领袖谈访华印象》，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澳大利亚工党副领袖、国会议员托马斯·尤伦先生于七月初应中国政府邀请，作为期两周的访问。七月十六日，尤伦先生（以下简称Ｕ）在回国经港途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当时在座的还有他的随行人员特雷先生（以下简称Ｔ）及Ａ小姐（以下简称Ａ）。席间，他们畅谈了今次访华之行的观感。）中国进行的试验    问：请问各位对这次访华，抱着什么目的？    Ｕ：就我来说，此行目的是从教育、城市计划等几个侧面看一看中国的政治情况。讨论的内容着重于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及中国是否正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我多次担任政府的阁员期间，我曾亲身体验过官僚主义，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特别感兴趣，这对我们国内的好些问题都有启发。    Ａ：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略有所闻，但大家都很想知道究竟中国的人民群众怎样理解这场大运动。他们是怎样在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中，特别是教育制度方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政府和党是利用什么机器来保证这样的革命将会继续不断。    问：你们此行访问了几个城市？与那些官员会过面？    Ｕ：我们参观的城市包括广州、北京、大连、沈阳、南京、扬州，而上海是最后的一站。    除了纪登奎、王海容等高层领导人外，每到一地方，接待我们的不是外交部的人员便是当地的革委会副主任。可以说，接待我们的都是比较高层的官员，而整个旅程都洋溢着友好亲切气氛。    Ｔ：陪同我们的除地方革委会负责人外，通常都包括城市规划及污染控制部门的负责人等。    Ｕ：在大连，我们还参观了该城市的地下防空洞。    问，你们对今次的访问感到满意吗？对于希望解决的问题有所收获吗？    Ｕ：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在中国现时正在进行的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大战后，很多国家都进行了革命，但最后都被官僚主义所摧毁，建立了另一新的垄断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同意中国的说法，即苏联实际背叛了革命。中国就是要防止这种叛变发生，而我想他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    Ｔ：在中国的社会面貌方面，我的感受最深。最深刻的印象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等。最令我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个如此开放，安全的国度。    在北京，我们碰到一位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的人员，他告诉我们说北京是世界上唯一最安全的城市，任何人住在这里都不用担心会被劫或袭击；而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真实反映。在我们逗留期间，我们感到他的说法一点也没错。    许多西方的评论家总喜欢说中国没有这样，没有那样，但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受到平等看待。当然在西方的国家或者是香港，生活水平相当高，但在同一环境里却存在着很低的生活程度，而差别是吓人的。    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决心在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中使社会的整体都得益，因此改善的措施顾及城市的每一角落。    踏入中国的城市，你会觉得犹如置身在花园之中，而这些从前是尘埃满街，又闷又热的地方。目前政府正大量植树，以南京为例，树木的数量由解放前的二千株，增至今天的二十万，达一百倍。这样大规模的植树，除了美化城市，对于减低空气污染和热度，都很有帮助。    谈到控制污染的问题，中国也有它独特的做法。西方的企业家从来不考虑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而只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安装些设计来排除烟尘。中国则务求消除污染的来源，不惜把整个制作过程重新设计，例如改善燃料的氧化程度以减少废气；有时甚至改变制作的机器设备。    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方面，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私家车的，而重点放在公共服务上。    整个来说，整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对比起西方的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却是愈来愈隔膜。    Ａ：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原本已有些认识，但大家都不很了解党如何在社会每一阶层中展开这个运动。令人震惊的是，所用的机器是那样大规模。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工作很有启发。    在中国，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上的阶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生活是那么的协调。互相掠夺，互相竞争的心理完全被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心态所取代。七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比较    问：尤伦先生曾在六十年代到过中国，可否比较当时和今天的情况？    Ｕ：我在一九六○年访华的时候，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情况当然不能跟今天比较。现在普遍的家庭的物质都较丰富，当然还是不能跟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水平相提并论。    不过，应该指出不仅是物质方面大大跨前一步，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精神面貌，特别是相互服务的精神，充满整个国度，这实在是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卓越成就。中国走着上坡路    问：从你们的谈话中，似乎你们的印象是中国的制度很完美，一位巴基斯坦大使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或者说你们对中国的制度十分推崇；但中国自己却宣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你们怎样理解这个问题？    Ｕ：必须指出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东西的。我们只是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我们对它的进步感到极其难忘。说实在他们自己都不认为目前的制度很完美，还不断批评自己哩！    至于走资派就在党内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要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    Ａ：我们所高度评价的不是制度的完美，而是目前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有生命力的政策。    Ｔ：当然在我们的角度来说，那些对我们社会有利的政策，我们是特别重视的。我同意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运动。实际上，中国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例如城市管理的某些方面就应该可以改善。但我认为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和水平来批评他们是不适当的。    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不断进展，依照目前的道路前进，中国人民将会解决所有困难，而我们西方国家所走的方向却只会使困难愈来愈多。就象两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由下坡走向上坡而西方则由高点走向低点。    中国所走的道路将最终把问题解决而使全国人民得益，而西方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只能是一小撮人受益而大多数人民受害。晶莹明亮的宝石    问：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精神面貌跟西方妇女有那些差异？    Ｔ：中国的妇女就象晶莹的宝石。在每一岗位都可以看到妇女担起工作：驾驶火车、管理公社、工厂、翻译。总之是每件工作都有她们的份儿。所以我在上海的宴会上说：除掉风采和美貌，中国妇女所表现的高度的毅力、勇气和决心使我们相信中国的革命前途是有保证的，而她们是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Ａ：单凭观察和感情下结论可能不很科学，但信心和尊严是不能掩盖的。在中国给予妇女的平等是容许她们参与每一个岗位，并得到同等的待遇。明显地，社会是决心把妇女在家庭所挑的担子例如抚养子女等责任接过来，而让她们无顾虑的投身工作。此外，全国妇女协会负责把妇女组织起来，推动她们并给予投身革命的信心。    特别是文革以来，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当男人们投身于大运动时，妇女们也参加了。同时文革把男人对妇女的传统看法改变了过来。    Ｔ：在访问公社和区委的时候，我们常听到解放前的革命故事和解放后的种种进步。但最感人的是老年妇人叙述她们的经历。虽然我们也读过这类故事，但总没有象亲耳听她们讲述怎样在解放前被卖掉、失去孩子、丈夫、四处行乞等遭遇，触动那么大。她们都不是干部，只是普通的群众。看来她们所受的痛苦比男人的还要大，而很明显地，她们今天的生活是好了千百倍。这在西方社会的人看来，又是多么难理解。教育革命与现代科学    问：你们觉得中国进行的教育革命是否能适应现代科学的需要？这样的改革有那些利弊？    Ａ：这主要决定于每个人对什么才是知识的问题所持的不同理解，以及知识是怎样发展和积累的。最重要的是怎样把抽象的理论跟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所推行的这个基本概念是能迅速有效地发展知识的，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他们同时强调全民的教育和全面的教育。    至于在推动尖端科学的领域，我不大清楚，不能下结论。不过有两个说法：有些人抱怀疑的态度，认为中国已逐渐失去了动力，他们需要吸入更多新的科学知识，但他们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已认识到需要赶上现代科学的前列，并且开始采取步骤。    我们离开广州，在往九龙的火车上、碰到一个美籍华裔的太空物理学家，他指出这问题已经被掌握起来，他对中国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巨大的成就，非常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