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澳大利亚《先锋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题为《同两个超级大国作斗争，但是重点必须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逼得我们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争取澳大利亚独立的斗争中，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它身上。这是革命的澳大利亚人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    过去，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美帝国主义。随着英帝国主义势力在澳大利亚的衰退，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大举打入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生活各方面都处于控制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美帝国主义当作主要敌人是对的。    澳大利亚当前的情况是，澳大利亚是一个正在走向独立的第二世界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家权力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但是美帝国主义正进入衰退时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衰退，衰退相当迅速。新冒出来准备赛过美帝国主义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认为澳大利亚人民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这种旧的概念再也不能成立了，因为这是静止地看问题。现在正确的态度是重点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日趋衰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取而代之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说我们应该不分重点而对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样进行斗争，这也是不对的；这与客观现实和我们基本任务的制定也是相违背的。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重点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问题引起了若干其他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最近说，我们即将有一些奇怪的伙伴，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以及如何联合他们吗？我认为我们知道如何保持我们对他们的独立，但是，在如何团结他们方面，我们就比较差了。例如，如果反对苏联扩张的情绪是由于反共态度所促成时，我们还欢迎这种情绪吗？人们对此是有些犹豫的，因为看不出其运动和变化中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么我们就能好得多地解决在联合阵线内保持我们独立的问题，既不左也不右。    在历史上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必须动员能动员起来的一切力量来反对主要敌人。    安东尼同弗雷泽对抗并强调必须保护和发展同社会帝国主义的贸易——甚至建议把我们的铀卖给他们，安东尼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必须确实牢牢地把握住这样的事实：背叛者阶级的本质是出卖国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苏联进入澳大利亚的危险。    当前，国内国外形势大好。我们完全能开展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把侧重点放在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上。我们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努力研究实际问题，提高斗争水平！

【美联社安卡拉七月二十四日电】土耳其报纸星期六都以最显著的地位，头条新闻标题报道土耳其海洋研究船“霍拉”号起程开赴爱琴海的消息，爱琴海目前是土耳其和希腊因石油勘探权而闹不和的地方。    《自由报》在第一版实际上已占了全版的一幅这艘海洋研究船的图片上宣称：“霍拉来啦！”《最后消息报》的标题是《愿真主为你开路》。    希腊已经作出威胁，如果这艘船在爱琴海侵犯了希腊认为是它的权益，就会用武力消灭它。土耳其的答复是，他们将对任何干涉这艘船的任务，给予以牙还牙的报复。    土耳其专栏作家埃利尔在星期六写道：“霍拉号所要达到的主要结果，是使希腊认识到他们不能把爱琴海变为一个希腊湖，并迫使他们到会议桌上来。    “如果能以不发生武装冲突来了结是最好的，土耳其人民并不想要战争。”    《国民报》专栏作家伊辟克施在纪念洛桑条约五十三周年的文章中，表示了一种意见：由这一条约建立的爱琴海的平衡已被推翻。    洛桑条约签定于一九二三年，承认土耳其现在的边界，爱琴海北半部的海岛在它们保持为非军事化的条件下转让给希腊。    伊辟克施说，希腊不单只违犯了这一条约，集结部队及军备在这些海岛上，而且还以这些海岛为基础制造了今日的大陆架和石油勘探权的争端。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七月十一日刊登詹·蔡斯写的一篇文章，评乔治·鲍尔所著《拥挤的世界的外交》一书，题为《对代表大会的看法》，摘要如下：    在争夺下届国务卿的几次竞争中，鲍尔仍然在大力进行活动。鲍尔曾担任过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的副国务卿，并且被认为是约翰逊政府中反对越南战争的首要分子，他现在是对外政策部门最能说善辩的成员之一。他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一位政界元老。鲍尔不但善于思考，而且也擅长写作。鲍尔的新著《拥挤的世界的外交》生动地说明了，基辛格玩弄的进行操纵和勾心斗角的新俾斯麦主义的手法既是不道德的，最终也将自招失败。单方面作法一直是基辛格式的强权政治的标志。鲍尔正确地觉察到事情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中，一直存在一种信念，就是认为美国“不需要盟国的帮助；它可以自行其是，而不必作出妥协”。    鲍尔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部纪录都是悲惨的。摆脱越南战争花了很长时间。尼克松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才提出了一个有希望成功的同河内讨价还价的立场。在中东，紧接着一九七三赎罪日战争之后，基辛格在使美国回到这个地区的问题上最初是取得了成就，而这种成就以后被值得怀疑的“穿梭外交”所代替。这种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玩弄花招的作法只起了分裂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这些策略伴随着要把苏联从中东赶走的企图，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取得全面和平解决办法的可能性。    就连取得的一些明显成就——象打开中国关系——这项成就本来可以在华盛顿不必使日本人生气的情况下取得。虽然东京战后对华态度大部分是以同华盛顿协调立场为基础的，然而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是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建立的。    政府以同样傲慢态度对待西欧。鲍尔对此感到气愤，这是正常的。欧洲人在一九七三年基辛格的“欧洲年”里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是一个“新大西洋宪章”，而是“一种表明美国愿意不仅仅把欧洲看成它自己的政策的附属品的行为准则”。基辛格对于欧洲在政治上迟疑不决，坚持要在同华盛顿磋商以前先取得一个共同看法的情况感到气愤。因为基辛格所要的是要保证欧洲人在华盛顿赞成任何决定以后才能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这证实了戴高乐关于美国会怎样行事的说法。简言之，华盛顿“打算不是作为联盟的领导者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来开展外交，而对这个超级大国来说，联盟只是一种对它有用和方便的东西”。    在鲍尔对基辛格时代的整个批评中，始终贯穿着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恶化的问题。但是后果同样不堪设想的是：基辛格开初没有能够看出国际体系的本质正在发生恶化，尽管鲍尔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基辛格仍旧热衷于“高级政治活动”——玩弄均势外交和国家间的竞争这一总的手法。在对外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是“低级政治活动”——对货币改革、人口增长、能源、粮食、原料和世界贸易给以不那么大事炫耀的然而却是必要的关注。当今对外政策制定者的才能在于能够明了这两种有时微妙有时又是冷酷的“政治活动”方面的相互作用。    鲍尔的一个功劳是，他并没陷入战后时代的那些过去的优先考虑的泥谭中。在这本书里，十分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外交手法代替不了这种长期的外交积极性，即减轻一个受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不断增长而食物供给不断减少的观点的幽灵所笼罩的世界的压力。国际体系要关注那些不属于先进工业世界的国家。不管是象伊朗那样富有金钱而缺乏技术的国家，还是象孟加拉国那样实际上毫无力量的国家，穷国对富国的要求是不大可能消除的。其中充满着穷国对富国、对它们以前的主宰者前殖民国家怀有的忿怒情绪。要求富国对过去的不公正行为给予赔偿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设备、资金和市场，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以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    乔治·鲍尔对于在寻求传统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是否能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表示怀疑。他认为：现实主义要想有效，就必须得到敏锐的道德眼光的支持。“当前这种进行操纵的外交活动时期已经成为不合时代精神的了，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尼克松时期以后的时代的尼克松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眼光。

【本刊讯】香港《经济导报》周刊七月二十一日摘要刊登美国《时代》周刊六月二十八日发表的评论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的经济政策的文章，题为《卡特的立场：民主党的正统观念》，转载如下：    在一系列的演讲、文件和访问中，领前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卡特发表了他对所有的主要的和一些次要的经济政策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了就业、物价、税收、能源，甚至货车运输的条例等等。没有一个留意他的人会忽略他的倾向，他是民主党中倾向于执行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一员。他的基本主张是：主要地依靠政府刺激私人经济，大力降低失业。    现在，由于卡特看来将获得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计划将无可怀疑地受到重视，并且也需要加以充实。卡特曾经保证，一旦当选总统，他将采取稳定的、可预测的政策，而避免突然的摆动，像共和党那样从自由市场一下子变为工资物价管制，一下子又恢复原状。卡特的主要经济主张如下：    就业卡特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将目前百分之七点三的失业率降为百分之四点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将依靠民主党政策中的传统法宝，扩大政府开支，他并且将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拨出更多的金钱用作就业训练和资助发展如太阳能等新技术，借以刺激私人企业增加雇用工人。卡特的另一个建议是：同美国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如果一家企业计划裁减工人（例如裁减百分之十），政府则要求它改为采取缩减工时的办法来保留全部的雇员，而政府则分担因此而付出的额外开支。    物价卡特相信，即使将失业降低，通货膨胀率长远来说也可以压低至每年百分之三左右。他认为，花费更多的金钱来创造就业将不会加剧通货膨胀。    然而，卡特的顾问却担心，当失业率跌破百分之五时通货膨胀将会再度加剧。为了压抑物价上涨，卡特提出了一揽子标准的民主党药方：一些改善劳动生产率的计划和撤除造成高物价的政府管制条例。    税收卡特认为目前漏洞很多的联邦税制是“人类的耻辱”。他建议进行一次全面的检讨和削减及豁免行动来代替只是将税率降低。    能源卡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能源计划，而只有一些具体设想。他说，如果阿拉伯国家宣布实施一次新的禁运，作为一个总统，他“将会认为这是一场经济战而会迅速地向他们采取抵制行动”。财政预算虽然卡特提出当选总统后增加财政开支，但他坚持到一九八○年将可以使财政收支获得平衡。理由之一是随着经济的扩张将增加税收的收入。    共和党人肯定会指责卡特忽视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他的就业计划将导致物价上涨，而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是不足以制止这种上涨的。此外，现在立刻增加政府开支和希望八○年获得收支平衡是两个目标，坦率地说，这两个目标是很难吻合的。

【美联社波士顿七月二十五日电】昨天有消息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说，如果他当美国总统，只有在他深信美国的安全与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卡特的这番话是在会见赫斯特报系的负责人和记者时回答问题时说的。    美国从来没有明确地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可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力量的设计思想是为了进行第二次打击而不是为了进行第一次打击。    有人问卡特，他当了总统，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卡特回答说：“我认为，要确切地说明究竟什么情况会使我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他说：“我只能作的一般的答复是：如果我深信，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或者生存受到威胁，在那种情况下我将使用原子武器。”    卡特说，美国在欧洲签订有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他并不打算“在没有取得一些国家的同意情况下”，在那里使用原子武器，“这些国家将由于对苏联采取报复性的核行动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关于防务问题，卡特说，他认为能够节省五十亿美元或七十亿美元，在“我们国家的整个防务机器中”核动力潜艇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布拉格之春可能重演》，副题为《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不投降》，摘要如下：    一位布拉格搞地下活动的科学家在一九七四年二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捷克斯洛伐克的“潜在反对派”占居民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可是，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几千人”）有勇气积极从事反对现制度的工作。翻印私下出版物，散布反对派的杂志、传单、号召和国外出版的东西。更加小的一部分人敢于坚定地、十分坚决地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讲出自己的反对态度，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五月进行的第一百七十三次政治性抄家证实，这种人不到二百人。潜在的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五十一万八千名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人和二十万被开除公职的人的一部分所组成。    撇开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被警察局解散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不谈（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反对派集团），从反对派的初期活动（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九月）中可以看到四个特点：一、没有任何组织的自发性；二、它不是通过入侵本身，而是通过胡萨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接管政权后实行的重新专制化产生的；三、非匿名的合法性；四、同失败的改良运动有着直接的人事和思想上的连续性。这时期的反对派声明几乎全是向党的新的领导发表意见，他们试图同党的新的领导建立对话。在地下入侵一周年时（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捷克警察对群众游行的血腥镇压以及一九六九年底实行大规模清洗才促使改良派共产党人放弃不离开合法地盘这一当时已是天真的意图，并决心组织地下反对派。    改良派共产党人的重新思考过程比较复杂和长期。温和的和激进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之间的讨论，拖延了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一九七○年夏天才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立而采取了这种决定性的步骤，该运动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宣言和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小行动纲领”中宣布了它的目标。    这个组织不久就成了最强大和居领导地位的反抗集团。它并不自称是单纯的共产主义集团，而自称为多元的一社会主义的集团。    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反对派已组织到敢于同现政权发生第一次公开对抗的程度。它认为一九七一年底的议会选举是公开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大好时机。由“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主义运动”起草、有另外四个反抗小组签名的、解释公民的宪法权利（秘密选举：不参加选举；划掉候选人）的号召书在一九七一年九月至十一月在全国所有大城市散布了十万份。虽然号召书的散发是以非法形式进行的，而内容却完全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但是现政权的回答是发起一个逮捕的浪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二月），这个浪潮导致了一九七二年夏季的公开审讯。尽管如此，鼓动是有成效的：百分之十的人弃权，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投反对票，尤其在工业中心是如此，这个数目大致相当于“潜在”反对派的实力。    现政权一九七二年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虽然使反抗活动瘫痪了几乎一年；但并没有把反对派消灭掉。反对派想要什么可以理解，反对派首先要求撤走苏联占领军，以消除那种外来的强权政治因素，这个因素曾使得窒息改良运动和倒退极权主义成为可能。这种要求的提出并不是出于狭隘的主权考虑，而是考虑到欧洲裁军的更广泛的前景，这种裁军将使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撤退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当然，苏联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将不会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的范围。    对于反对派来说，要苏联撤走只是为了达到另一种新的改良的目的，这种改良是通过制度的深刻的演变来建设另一种结构。定时引信在政治上，反对派是代替现制度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可能性：通过其七年多的存在和继续存在，它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它担负了一种定时引信的作用，这个引信可能有一天引起一种突破，以解决官僚主义的权势阶层和受束缚的社会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

【本刊讯】奥地利《新闻报》七月十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坚决主张在经互会内部搞分工》，摘要如下：    苏联方面要求迅速扩大经互会内部的分工，以便保证尽可能合理地使用投资。机器制造业方面进一步专业化以及为扩大苏联采掘原料的工业而采取共同的财政措施，被认为是迫切的任务。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苏联向经互会地区提供的燃料将比上个五年计划多百分之四十三，铁矿多百分之二十三。这一点越来越迫使经互会国家在财政方面进行共同努力。为此将在一九八○年前在苏联投入约九十亿可转移卢布，其中一半来自经互会伙伴国。    相互提供的机器将由前一时期的二百九十亿卢布增加到四百五十亿卢布。苏联向经互会国家出口的机器增加得更多。克里姆林宫想通过这种方式大大提高出口机器的收益（机器很少出口到西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提供的拖拉机、小卧车和农业机器将特别明显地增加。    越来越缺少劳动力，也是迫使要通过机器进口使苏联工业进一步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劳动纪律的普遍松弛使苏联经济界感到特别忧虑。一九七四年，据说由于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而失去了六千万个工作日。换算一下，就是说，在整个苏联有二十万个劳动力实际上有一年没有工作。    在这一背景下，搞分工和集中在业已表明特别有利的方面搞进口，这一切是要减轻苏联工业的负担。今后为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针织品工业和食品工业供货，被认为是今后从经互会进口的主要方面。    越来越多的共同投资应支持苏联在原料和燃料方面增长着的供货。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苏联打算向经互会国家出口四亿吨石油和石油产品。莫斯科人士在谈到价格政策的原则时说，在大规模的长期的生产联系中必须适当地考虑内部的支出。机关刊物《计划经济》概述了苏联对燃料供应价格的立场：“限制价格必须以世界市场价格和内部支出的变动倾向为出发点。这就是说，在把世界市场价格用作确定经互会里外贸价格的基础时要包括这些价格经常的长期的提高，这一提高使供货国可以补偿它的开支。”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五日电】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今天抵达这里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访问活动包括同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的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弗雷泽是从蒙特利尔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后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他曾出席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会谈。    被人们视为太平洋地区最亲美的政府领导人之一的弗雷泽将于二十七日开始他正式访问的活动。    他将利用明天的时间为他同福特、基辛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财政部长西蒙以及众议员和参议员分别举行的三天会谈作好准备工作。    这是这位四十六岁的总理自他去年十二月利用保守派在澳大利亚得势的机会上台以来，第一次访问华盛顿。    福特政府和弗雷泽政府对大多数重要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雷泽经常攻击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并且希望西欧加强它自己的防务以同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保持力量均衡。    弗雷泽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加强了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同福特的看法一样，他也认为中国是一支抗衡苏联力量的重要力量。    弗雷泽还认为，美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作用是至为必要的；他说，要不然，印度洋就将变成“俄国人的海洋”了。    预料弗雷泽在同美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将谋求这样一种保证，即美国打算继续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强大而坚定的力量。    【本刊讯】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七月二十三日以《在弗雷泽会见福特时》为题就弗雷泽访问美国发表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弗雷泽在华盛顿的会谈中，防务问题将占突出地位。    一位总理要求同美国国防部首脑会谈是少见的。    弗雷泽将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解释他最近所说的这番话：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一旦战争爆发时无法保持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航道畅通无阻。根据那种估计，大海可以立即把澳大利亚同其最强的盟国隔离开来。    弗雷泽还将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霍洛韦上将最近对国会一个小组所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目前，美国军舰是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容忍”下在日本附近海面活动的。    据悉，总理深为关注，俄国对汤加的主动表示是要在南太平洋获得立足点的第一步行动。据说，弗雷泽还很想知道美国的三叉戟弹道导弹潜艇什么时候可以在太平洋投入使用。    弗雷泽将急于知道，美国是不是准备加强它的海军力量（特别是印度洋西北部的海军力量）来赶上苏联的印度洋舰队。    【本刊讯】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弗雷泽在堪培拉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题为《弗雷泽：今后同中国关系将加强》，摘要如下：    总理昨天说，澳大利亚今后同中国的关系将大大加强。    弗雷泽昨晚在启程访问加拿大和美国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几次强调政府要加强亲华态度。    弗雷泽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说，同其他国家交流意见是很重要的，而且是需要培养的。    在过去，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谈起来一直没有什么共同之点，但是澳大利亚耐心地、缓慢地创造了条件，使得同中国之间有了比过去为好和比过去为充分的意见交流。    弗雷泽说：“这需要改变过去那种不问世事，不愿同中国谈话，并且伪装看不见中国的存在的态度。”    现在应当认为那种态度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打破。    他说：“澳大利亚当然要尽自己的本份，做到使我们和中国之间能有更充分、更直率、更经常的讨论。”    为了扩大这种加强对华关系的方针，他指示他的部长们回国以后访问北京和其他历来要去的东方城市。外交部长皮科克九月份将在联合国会见中国外长，发展这种关系。

【路透社槟榔屿七月二十四日电】马来西亚总理和泰国总理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谈，会谈的中心问题是泰国提出的缔结一项新的边界协定。    一位泰国官员说，协定草案要求两国的治安部队在对付共产党游击队等这类共同敌人方面进行更有效的合作。但是他又说，协定草案产生的一、两个问题是必须由领导人来讨论的。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加扎利·沙菲出席了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和泰国总理社尼·巴莫今天的会谈。    社尼（他兼任他国家的内政部长）是今天早些时候到达这个休养岛屿进行二十七小时访问的。同他一起参加会谈的有泰国外交部长披猜。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也参加了会谈。    这是自从马来西亚今年五月应泰国的要求把五百人的准军事部队撤出泰国边界城镇勿洞以后，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首脑第一次举行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说，泰国提出的新协定草案要求两国进行合作对付正在自治或独立的泰国穆斯林分裂主义叛乱分子，据泰国当局说，这些叛乱分子既在利用泰国的领土，也在利用马来西亚的领土，因此构成两国的共同威胁。    这些人士说，缔结新协定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旧协定中所规定的两国治安部队进入对方境内达五英里“穷追”的权利问题。    社尼和侯赛因还讨论了越南和东盟国家未来的关系。    出席社尼和侯赛因的会谈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官员都强调说，会谈除了讨论新的边界协定外，还讨论了两国作为彼此需要对方合作的兄弟邻国之间发展关系的问题。    他们说，彼此会发生争论是必然的，但是合作的需要压倒了这一切分歧。    【美联社曼谷七月二十五日电】社尼·巴莫结束了在马来西亚的两天会谈后今天回到曼谷，他在马来西亚说，两国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就对付泰马边界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达成一项新协议。    【美联社槟榔屿七月二十五日电】社尼表明，他和侯赛因没有就马来西亚提出的关于准许它“穷追”游击队进入泰国境内的要求达成协议。看来这两位领导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就是泰国要求增加新协定的内容，包括共同对付泰国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五日电】据开罗法塔赫办事处收到的一封紧急电报说，新的停火协议实施了一个小时以后，贝鲁特交战的各方在今天九点又开始了战斗。    电报说，叙利亚军队支持的孤立主义者部队在今天九点钟用大炮和机枪向贝鲁特西部地区射击。纳巴阿和特勒扎塔尔营地遭到了射击。电报说，由于叙利亚坚决不让步和要求继续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涉，目前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会谈正踏步不前。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南非的“通行证制度”》，摘要转载如下：    南非重新发生了流血事件，这是种族歧视政策的必然后果。    黑人生活在南非，可以说是永无宁日。他们在街头，在住处，随时遭到检查、殴打、逮捕、控告，就是在白人家里作工，也经常在夜晚两三点钟，被警察叫起来盘问。只不过，警察来时不使用主人住宅的前门，而只敲开黑人平日出入的后门，其分别仅仅是如此而已。    警察无分昼夜、四出查缉的是“非法非洲人”。这个特别名词，指的是在某一时间停留在某一地区内而并未持有合法证件的成千上万的南非黑人。晚间突袭黑人住处进行检查，在南非是司空见惯的事。警方常常三更半夜把黑人全家从床上叫起，逐一核对他们的姓名，并且搜查每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窝藏行为。    这样的事情说明，在南非市镇上居住的黑人，仍然有“通行证制度”。    所谓“通行证制度”或“通行证法”，就是规定黑人在城镇中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寻职证”、“迁移证”、“纳税证”等十多种证件。每逢警方突击检查，身上如未携带这些证件，就会立即被捕，判处徒刑，再由监狱“出租”给矿场主和农场主，从事强迫劳动。    由于这种制度的残暴超过了纳粹暴行，在世界上为十手所指，南非被迫于一九五二年通过“班图法案”时宣布废除“通行证制度”。话虽如此，这一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变相存在着，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新的办法是每个黑人要随身携带一册参考簿。它把十多种证件化零为整，综合在一处，里面包括姓名、号码、照片、种族、雇主姓名和地址、缴税情况。这本簿子上的一切都已登录在南非首都人口调查的电子计算机记录中，随时可以查对。凡是黑人，而且凡是年满十六岁者，必须随时随地将簿子带在身边。因此尽管“通行证制度”号称在一九五二年已告废除，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本“闫王簿”仍然被称为黑人的“通行证”。因为白人、其他有色人种、亚洲人都没有这一限制。    南非有八个“黑人区”那里完完全全没有一个白人居住，就是“黑人区”的领袖要去白人区办公，也要随身携带参考簿。他们曾经向南非的白人总理沃斯特提出要求，将成为种族歧视标志的参考簿取消，始终得不到要领。    “通行证制度”对于南非黑人的生活有着深远影响，情绪上、社会上和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它经常迫使夫妻、上下两代分开居住，以致造成了家庭生活的破散；这种制度随时可以追使黑人离开工作或离开某一地区，某一处房屋，黑人从来就没有生活上的安全感，这就使得社会都由此而不时发生动荡。    号称为非洲黑人谋福利的“班图法案”，其实是黑人手脚上的另一套枷锁。法案第十条规定，一个黑人如果不是生于某地而且为该地某白人雇主连续作工十年，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在该地停留七十二小时以上的时间，他的妻子、未结婚而年满十八岁的儿女，也不准停留。就算一名黑人而自出生以来就居住某地，他也并不见得一定能在该地区继续长期居留。    过去两年中，南非当局面对着外界的纷纷责难，极力宣传它正在“努力减除对种族的歧视”，甚至声称，“通行证制度”的实际执行也有所缓和。    在表面上看来，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例如，南非当局对于白人家庭黑人女佣的夫妻同宿问题已经眼开眼闭，过去则是全力取缔黑人丈夫到其任女佣的妻子的住处过夜。又如，南非当局宣称，违反“通行证制度”的案件，已由一九七○——七一年的六十一万宗，减至一九七三——七四年的五十一万宗。（这类案件占南非法庭案件的四分之一，每天约一千四百宗。）    话虽如此，开普敦大学的威尔逊博士根据他对“通行证制度”进行的调查，却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南非妇女组织主席邓肯夫人也说，“我要向声称‘通行证制度’已有所放宽的人进行挑战，请他告诉我，到底是哪一个地区放宽了？”    南非班图行政部也承认，目前的制度对南非黑人形成了很大不便。但是，它并没有意思对制度进行彻底的修改。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载一篇文章，题为《旧中国与奥运会》，摘要如下：蒋介石不想花钱中国体育组织正式和国际奥运会发生关系，时在一九三一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了我国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协”）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蒋介石很高兴，但表示他仍不能为此花钱，授意手下去捐派“开投”。    由于旧中国蒋介石的一切依赖洋人，国际奥委会虽在一九三一年承认中国奥委会，但在一九二二年，国际奥委会中已选出了一个中国委员，他是王正廷，因基督教青年会关系被选的。    因此一九二八年间，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第九届奥运会时，王正廷便请蒋介石在事前作好准备，组团参加，蒋的答复很简单：“所有的钱要用来买军火、增军队‘剿共’，你要参加可以找外国人捐钱”。王正廷没办法，最后由体协派了一个人去参加奥运，他是宋如海，名义为“观礼员”。    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时为一九三二年，体协这回决心派队参加，很早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支持，但拖到五月下旬，蒋的教育部才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藉口，正式宣布不派运动员参加奥运。    在如此情状下，体协十分气恼，凡是有钱可筹的地方，蒋介石早就“筹”过了，体协无处可以获得费用，只能再派一个人去“观礼”。是次所派者是体协的总干事沈嗣良，作为王正廷的代表出席奥运会。    一般人都在愤懑时，突地消息传来，由日阀一手造成的傀儡“满洲国”，却要被送上国际舞台，参加奥运，骗取承认，而所派选手也已决定，那就是刘长春和于希渭两人。这个消息使全国愤怒，紧接着消息又来，说国际奥运居然已经接受“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如火上加油，全国大哗！张学良慷慨解囊举国同胞热爱祖国的感情，感动了刘长春，而刘长春的爱国热忱，又鼓舞了举国同胞，只是尚在大连的于希渭因路远迢迢，当体协找人劝他入关时，他也同意，可惜在将成行前遭日阀监视，脱身不得，称病在家，拒绝代表“满洲国”出席奥运，两名将态度一致，日阀阴谋失败。    但是，体协等各方希望刘、于二人代表中国出席奥运的愿望，还是不能达成，于希渭失却自由，刘长春分文不名，体协也负担不了一个人的路费。体协于是想办法“激蒋”，公开发表声明，把刘长春的事情提到“打击日阀阴谋”的高度，以为蒋介石经人一“激”，不批路费是不行的。想不到蒋介石最怕日本军阀，给体协如此一提，半点回讯都没有。而时间紧迫，东北大学体育系同人就找到“少帅”张学良求助，当真拿到了一千美元的旅费，但于希渭不能入关，刘长春不懂英语，一个人不能出门。    最后张学良再次慷慨解囊六百美元，作为东大体育系教员宋君复伴刘出国的旅费，两人也终在奥运开幕前夕赶到洛杉矶，这对日阀阴谋来说，是一项重大胜利。    是届奥运会开幕入场式中，代表中国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名，持旗前导，在他后面则有四个工作人员：宋君复、刘雪松、申国权（朝鲜人）、托平（美国人），斯情斯景，还是蒋介石所不愿见的。忽然肯花钱却是为纳粹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蒋介石忽然肯花钱了。蒋的变化很大，于是人人称奇，以为四年前那一次太惨，这一届想有所挽回，其实非也，蒋此举为了向希特勒作进一步勾结。    大叫“体育与政治无关”者已有大量事实证明它是欺骗。当年蒋派团到柏林，正是希特勒上台后开始疯狂的时期。他妄图以奥运会来陪衬他的不可一世；炫耀实力、宣传法西斯主义，并向各国大事拉拢。而蒋介石正在设法勾结纳粹，进行法西斯统治，因此在体育名义下组团前往。此外，又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交给希特勒“培养”。    基于蒋介石参加奥运的动机，他不可能使选手受到应有的照料和愉快的生活。这支队伍于六月二十六日自上海坐船到意大利，再转火车到德国，七月二十二日才抵柏林。选手坐了二十多天的船，也呕吐了二十多天，安定后的休息时间只有一星期，而且是生活状态不佳的一星期，人人失常态，个个没气力，除了符保卢的撑竿以三米八十跳获得参加比赛的资格外，其余所有的运动员都在预赛中遭受淘汰，这种使人愤慨的情况，并非选手造成的，国民党的腐朽有以致之。    然而，这种使人痛心的现象并未结束，等到比赛完毕，中国代表团无钱再住世运村，迁入柏林，挤进小旅馆时，不但膳宿费有了问题，回国的路费竟无着落，那个“国民政府”干脆不理，体协中人焦头烂额，最后由当地华侨、学生等募捐，加上南洋华侨汇去足球队的部分门票款项，勉强回国，幸免流落。如此分摊筹经费蒋介石筹募第十四届奥运会的费用，由于一九四八年他的昏庸朝廷已入危局，干脆“开投”，谁出钱就对谁有利，而他就有了“面子”。    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规定三分之一由政府拨付，代表团于二月十八日发出呈文，但这五万美元并无下文。张伯常和王正廷多次向行政院长张群猛催，到五月十日才批准半数，五十亿“法币”，但六月四日拿到这笔钱时，美元牌价已提高了一倍，两个对折一打，代表团事实上有腿难走。    经费的三分之一是“向社会人士捐款”，但筹募委员会中的不少“财神”也不肯解囊，三月间上海联华篮球队主持人、公裕行总经理钟玉亭表示愿捐篮球队出国费用，但条件是随同代表团自费出国。不答应就没钱，于是以钟为顾问，三人为随员。    代表团的又一个三分之一经费来源是华侨捐款，当时把希望放在胡文虎身上，因此他也被选为筹募委员。胡派他儿子胡好出面，讲明必须为胡家成药作宣传，并把胡主办的星岛足球队作为代表队骨干，一共十二人，但整个足球队才十八个人，代表团感到不妥，最后由王正廷致电胡文虎商量，胡终于同意垫拨足球队出国时的费用，胡好则出任代表团的顾问。

【本刊讯】英国《卫报》七月十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火车向西开行》，摘要如下：    今天，在赞比亚的铁路终点站卡皮里姆波希，中国人将正式把坦赞铁路移交给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政府。这标志着北京最大的援建项目比计划提前一年多完工。    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铜带之间的一千一百五十五英里的路轨要穿过非洲某些最难进入的地区。在坦桑尼亚南部，路基高达六千英尺，人们削平了山腰，在悬崖上修起了桥梁并在山中打了隧道。这项工程使用了一万五千多名中国人和四万五千名非洲工人。    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向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中国在六十年代中期表示愿意修筑这条铁路。北京认识到同非洲的新兴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性，这条铁路提供了抢在美国人和俄国人前面的机会。    最初，非洲人认为中国人的作风同他们熟悉的西方专家的作风大不相同。中国人总是成群活动的，他们生活在简陋的营地里，从不追求当地的少女。中国人很快就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一位赞比亚工人说，“如果殖民主义者象中国人那样地同我们工作的话，非洲就不再会是不发达的”。    铁路的完工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这两个非洲国家的辽阔地区由于缺少运输方便而仍然受到忽视。人们希望在这些偏僻地区修建一条铁路将有助于鼓励发展。    在坦桑尼亚，沿铁路线建立了一连串集体村。中国工程师们目前正在帮助通往有煤矿和铁矿的西南方的支线。    去年八月，作为安哥拉内战的结果，赞比亚现有的通海铁路被切断了。两座主要桥梁被摧毁了，铁路看来在明年以前不可能恢复通车。幸而坦赞铁路的基本路段已完工，已经开始试通车，运输量正不断增加。    目前，从两头每天对开一列火车，每列火车约运一千二百吨货。赞比亚其余的外贸是通过公路运输的。一旦这条铁路完全运转和在达累斯萨拉姆港口提供了足够的方便，赞比亚货物的三分之二大致将由坦赞铁路来办理。

【本刊讯】《多哥新闻报》七月十七日发表一篇题为《坦赞铁路：第三世界的胜利》的文章，摘要如下：    西方和苏联一九六五年拒绝资助修建坦赞铁路时没有料到中国、没有料到这个决心使自己的声音响彻世界的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中国人民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一工程。    坦赞铁路问世了，并正式交接使用，它几乎完全是中国人修建的。    技术上还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相信自己的双手，她向工业化国家发出了不公开的挑战：帮助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促进它们的发展。    中国通过这项成就在非洲政治棋盘上想要抵消资本主义在大陆上的已经很明显的影响，或者要在南部非洲排斥它永久的敌手苏联，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提供一千亿非洲法郎（约合四亿六千万美元），从一九八三年才开始偿还的无息贷款是一种非常慷慨的行动。    中国在国外从未实现过的这一巨大工程，远非象西方国家所估计的在坦赞人民的生活中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它解决了坦桑尼亚在东非共同体和赞比亚在南部非洲所遇到的大量交通问题……    坦赞铁路使卢萨卡同印度洋上的达累斯萨拉姆港直接连结起来，在费用和有效性上为赞比亚的进出口提供了可靠的和有竞争能力的通海口，并将为建设农—工企业来开发赞比亚北部和中部地区作出贡献。    这个轴心是中国对西方世界的真正挑战，它将使赞比亚避免从属于罗得西亚白人，并且开创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之间更有效合作的新纪元。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相当密切。

【安莎社北京七月二十一日电】由各政党党员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军方人士在内所组成的一个葡萄牙代表团第一次在中国访问。这个代表团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到这里来的葡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迄今为止，只有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所派出的两个葡萄牙代表团到过中国，那是中共中央去年请来的。    这个代表团这次访问从七月十四日开始，预定在游历华南以后到八月四日结束。    这个代表团目前在北京，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两国之间在葡萄牙大体上结束了它的非殖民化计划以后准备打开对话之门的第一次接触。    代表团团长是经济学家卡洛斯·里卡多，在有人问他里斯本和北京建交的可能性如何的时候，他回答说，此事在将来有可能的事情范围之内。    这次访问以后，还有别的人来访问，可能是新闻记者、医生、商人等等的专业代表团。葡中友好协会说，它希望有一天能在里斯本接待中国朋友。    代表团里有一位葡萄牙工业家协会的代表，因此有理由认为葡萄牙也许会参加今年秋季的广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