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伯特说超级大国应停止向安哥拉运武器    【法新社蒙罗维亚一月三十日电】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昨晚在这里呼吁超级大国停止向安哥拉运送武器。他说这一行动造成了“非洲人的大批死亡”。    托尔伯特刚刚结束了对乌干达的五天国事访问，托尔伯特返抵时讲话说，非洲人不应因为超级大国图谋扩张它们的思想意识和权力范围而送死。    这位利比里亚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激动地呼吁外国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他没点出超级大国的名字，他问：“任何一个杀死了我的兄弟的人怎能期望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呢？”    他说，极其严重的是由于超级大国积极参与的一场苦难深重的战争，非洲人正在被迫逃离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并且正在遭到灭绝。    托尔伯特还说：“非洲今天需要的是关注之手，而不是从事破坏和制造痛苦的军备。”博卡萨说苏联对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感兴趣    【本刊讯】乌干达《乌干达之声报》一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卡通巴的一篇题为《终身总统简介》的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次特别会议期间，我有机会同中非共和国博卡萨总统谈了话。    博卡萨总统（他曾在一九六五年主持了非洲防务会议）说，就安哥拉问题来说，他预见到了非洲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态，因为白人从不让我们自己单独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说，特别是，如果有人谋求帮助的话，除非当时在进行战争，某些国家并不愿意给予帮助。总统认为，就非洲的社会发展来说，苏联是一个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的国家。“非洲对在友好国家援助下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进行发展甚感兴趣，但是苏联没有提供这种极其需要的援助。相反，苏联对其扩张主义政策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哥拉，对其中的一个运动提供武器，以便使它可以消灭另外两个运动。”肯尼亚报纸社论《苏联插手非洲》    【本刊讯】肯尼亚《民族日报》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苏联插手非洲》，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的人员对于提供军事援助、武器和顾问那么慷慨，而对于提供经济援助却不怎么慷慨。    苏联给非洲国家提供的百分之七十一到七十五的军事援助等于大约二十亿美元，而经济援助只等于六亿六千万美元。得到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国家有安哥拉、索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马里、尼日利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    次序的先后是不正常的，证明如下：索马里，实际上是一片沙漠，它却得到了估计三千二百万美元军事援助。估计那里有一千名俄国顾问，五十名古巴顾问。另一个沙漠国家马里得到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其他国家有：几内亚，三千九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九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安哥拉，一亿零八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乌干达，四千八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埃及，十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阿尔及利亚，八千九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尼日利亚，三千九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因此产生了问题：为什么克里姆林宫要去武装如此多的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福利却几乎是等于零。    值得怀疑的原因不胜枚举。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二月号发表余从哲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周恩来的一生所想到的》，摘要如下：雨花石    记得在一九六五年的夏天，笔者到江南一带旅行。有一天，同朋友一起到南京的梅园新村参观。梅园新村，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周恩来，就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十一月的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内，和邓颖超一起住在梅园。事隔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梅园三十号的接待人员，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向我们讲述周恩来在那儿生活的故事。她指着卧室的棉被说，“这床棉被就是当年总理盖的。他一直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经我们一再要求，去年他才答应把它送给我们陈列。总理的生活是一贯艰苦朴素的。一床棉被用十几年，甚至一双皮鞋也穿十几年。”这个女孩子还提到，邓颖超最喜欢雨花石。在他们的客厅里，经常有一个小瓷碗，里面用水供养着色彩绚烂的雨花石。当时，这厅子里的常客之一是郭沫若，他曾为此题诗，结尾的两句是：    “雨花石的鲜明、爽朗、坚定、忘我；    正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又过去十年了。今年一月，正是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南京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整整三十周年，而周恩来也就在这时候因病停止了呼吸。    几乎全世界的人民，绝大多数的国家领导人或政治领袖，所有较为负责任的国际舆论，都对周恩来的逝世同声悲悼，众口一词地赞扬他的一生。一切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士，都对他留有良好印象。任何对国际政治、对人类历史、对现实世界稍有认识的人，都对周恩来怀有敬意。其中一些政治领袖称赞他，并不一定是他们对他有特殊好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因此不得不在这方面反映人民的意愿，至少是不违背人民的意愿。此外，周恩来一贯执行“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外交路线，一些面临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政权，它的政治领袖显然不会喜欢周恩来，但他们仍在谈话中不得不对他赞扬备至。这实际上是不得不反映人民意愿的表现。（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在一片悲悼和称赞声中，不同的人所选取的角度也不同。大多数言论能把周恩来放在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当中，从他所从事过的所有活动，去评价他所作的贡献；但也有少数的言论，抽离了他从事活动的历史舞台，甚至抽离了他所经历过的事件，孤立地去评价他个人的才能、品格、道德、智慧等等。在这种言论中，周恩来虽被推崇，但实际上被塑造成像中国古代的诸葛亮、美国近代的罗斯福那样的人物。历史舞台    周恩来一生的活动，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密切不可分的。在中共建国后，周恩来是执政党领导人之一，由党提名去担任政府的领导工作，又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党会谈。特别是苏共蜕变后，周恩来更多次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苏共及其他国家亲苏共党的领导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在外交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更为显著，也是世界各国较为熟悉的。但是，许多人谈到他的外交成就时，都只是突出同美国和解这方面。事实上，周氏在从事二十多年的中共的外交活动中，最着重推进的就是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五十年代的亚非会议，六十年代周恩来对亚非十多个国家的访问，长期以来对一些未能摆脱外来势力的经济控制的国家的援助，对朝鲜和越南的无偿支援，都说明周恩来执行的是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所以他的外交舞台主要在第三世界，目的在加强第三世界的反帝、反霸团结，促成第三世界兴起的形势，结束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就算的世界局面。在同苏联的关系中，特别是中苏发生分歧之后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寻求和解，毋宁说是面对面的尖锐斗争。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讲话，讲话完后，全场鼓掌，而在主席台上就有一个人神情严肃，没有鼓掌，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在接着的发言中，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党代会上对另一个国家的党进行攻击，是“不郑重”的态度。会没有开完，周恩来就提前回国了。这件事充分表现周恩来的反修的原则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周恩来所从事的活动，概括起来就是：建党、建军、建国、统一战线、新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外交。这六个方面都同样重要，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周恩来的活动范围可能会较偏多于某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周恩来的赫赫功绩是与历史同在，不可抹杀的。理想和不朽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使人不禁惊异于一个人怎么可能做这么多的事。当然，他的能力是超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从事这些活动当中，通常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进行的。他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的活动往往不是他个人的活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活动。而他所做的一切，或则是由中共中央所制订的，或则是得到中共党内支持的，并且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当然，他在决策过程中也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不可想像，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没有党的决定和支持，周恩来怎样去解决西安事变；也不能想像，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及支持，周恩来怎样付得出对坦赞铁路的援助。他是执行中共党纲、严守党纪、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他毕生所作所为，都是在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的推动下去从事的。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外事务中，他对任何事情的考虑，都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都以无产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为原则。即以内外谈判为例，他有灵活性，但更为人称道的是原则性，从不肯为了狭隘的政党利益牺牲民族原则，也从不肯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牺牲共产主义事业的原则。他又是久经考验的。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争，特务包围下的地下活动，在敌人威胁下进行的谈判，他都经历过，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坚定沉着地奋斗；在中共建国以后，在胜利面前他也能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抗拒腐蚀，的确经得起考验。    就周恩来的个人品德方面，他的人格高尚也是极为少见的。邓小平在悼词中称赞他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担负重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无私忘我，对敌坚定，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维护团结，联系群众，对人热忱，满腔热情，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坚韧不拔。几乎最好的美德都表现在他身上。而且几乎每一个赞美的词语都可以找到事实注脚。    据说，周恩来每逢参加一些大会议，他总是千方百计同普通代表接触，连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在专为首长而设的小饭堂用饭，而总是在普通代表的大饭堂用饭。他吃饭时，一定把碗里每一粒饭都吃干净，这是他成为习惯的节俭美德。    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乒乓球队戏剧性地被邀请访问北京。这就是导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乒乓外交”。当时，美国乒乓球员中有一位长发披肩的“嬉皮士”问周恩来对美国嬉皮士运动的想法。周恩来表示，也许今天世界上的年轻人都对现状感到不满，他们尝试各种活动，应该容许他们以不同的途径探求真理。因此，周恩来说，他了解青年人的想法，他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接着，他又勉励这位青年人说，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不是全然正确，他就应该懂得如何去改弦易辙。“最后，你的想法必须和大多数人达成一致。”    以上所说，只能反映周恩来个人品德的一些小小的侧面。但即从这些小事也可以看到，能够使他个人品德如此突出的，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动力。是什么使他坚持同群众联系？是什么使他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什么使他在七十多岁时还显得那么年轻，并能充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满腔热情地去启发年轻人探求真理？    这强大的动力必须从他的生活目标去寻求答案。如果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目标，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地无私、这样地忘我、这样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    就以统一战线来说，如果不是认识到这样远大的理想，必须联结其他阶层的人士，联结世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共同奋斗，才可以实现的话，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胸襟、度量，求同存异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    不论你是否喜欢共产主义，周恩来的一生，的确如邓小平所说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而决不是为了个人地位，为了名垂青史，或者只是如诸葛亮那样为了蜀国能战胜魏吴、如华盛顿那样为美国的独立而奋斗的一生。尽管诸葛亮、华盛顿有历史的局限，对他们也应有正面的评价，但周恩来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却更加远大，简直不可比拟。    古往今来，多少人追求不朽！但可惜人生有限。目光极其远大的人，虽然知道理想尚遥远，道路也漫长，但他既然确信这理想是正确的、美好的，他就以一个实行家的态度，尽其生命所可以贡献的一切。到了晚年，他的经历已极为丰富，而他的神态仍使人感觉到是如此纯洁，就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人。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生命的不朽，但他确信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尽其所有之后，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尸体化为灰烬，并把骨灰撒在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他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他啜饮这里的江河水长大，今天，他回到江河土地中去了。    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这自己的重要，他也从来不追求自己的不朽。他自自然然地做着为实现他的理想所应该做的一切。结果，他将永垂不朽。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霍尔农的一篇文章，题为《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国家奉行莫斯科的严格的方针》，摘要如下：    莫斯科几乎未被人察觉地在非洲建立了一个新的卫星国：这就是西非的一个国家达荷美，不久前称为贝宁人民共和国。    虽然这个人民共和国（尽管它位于大西洋岸边）不能提供好的港口，但首都科托努的机场算是非洲最现代化的机场之一。苏联的空军对机场的质量有深刻的印象。在北约称之为“逆火式”名字的战略远程轰炸机的试飞中已四次飞抵科托努机场。这种类型的轰炸机曾使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于停顿。    达荷美的改名不只是改一个名字。这个国家脱离了法语非洲联盟。在克雷库总统（他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以来任职）的领导下，贝宁加入了由莫斯科指挥的非洲国家集团。克雷库（在布拉格逗留了四周后回国）首先排除了所有的对手。他宣布了他的“民族独立的政策”，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织“人民革命党”，这个组织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准绳的。    还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克雷库就让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旅馆、航运以及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国有化。国家最重要的出口物资（棉花、棕榈油和花生）现在都由一个国家贸易组织掌握。    有这么大的改革热情，可以很快得到社会主义的兄弟般援助。在管理方面、经济方面和军队里的法国教官被解职了。波兰、捷克和苏联专家现在在帮助建立国家的计划经济。    苏联的军官在训练部队。贝宁的军队（迄今只有十辆装甲汽车）通过从奥得萨到罗安达的安哥拉空中桥梁得到了新武器。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克拉贝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安哥拉战争正在结束》，摘要如下：    安哥拉战争的正规阶段正在结束。在北方，反共的防线在两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在苏联坦克和由古巴人使用的多管发射筒的袭击下崩溃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部队有几千人被俘逃跑或者是越过边界逃往友好的扎伊尔。    但是，安哥拉正规战争的结束还根本不意味着整个斗争的结束。萨文比在他得到人运的建议之前要开始打游击战，解阵也同样宣布，它将继续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安盟是否能打游击，它还必须加以证明。对解阵来说，机会并不坏。甚至于有这种猜测（但是这种猜测看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说解阵撤出正规战争的速度比必要的更快，是为了引诱人运——运特别是外来的古巴人跌入陷阱。因为解阵游击队在安哥拉北部，在巴孔戈人民中就象鱼在水里一样。毫无疑问，解阵将窥视对手，以便从埋伏中发动突然袭击，给它造成损失，但是不可能事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罗安达政府可以维持下去并且管理这个富庶的国家，即使北部不安定还在继续。当人运用苏联的坦克和古巴的士兵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游击运动进行兄弟般的援助和向西南非进军时，谁应当去阻止它呢？联合国肯定不会谴责这件事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莫斯科会谈：美苏重新调整的前景遥远，重要的结论都留待今后作出》，摘要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访苏举行的美苏莫斯科会谈，于二十三日结束了。但是，围绕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协议没有达成。“会谈不顺利”的结果对今后的美苏关系产生了影响。本社就此问题询问了本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看法。    问：人们曾经期望通过这次会谈，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上找到突破口。是否取得了成果，怎样估价整个会谈？    莫斯科分社：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方面，基辛格国务卿要把它作为今年秋天美国总统选举的对策；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要度过一个月以后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因此，双方都想达成基本协议，炫耀缓和外交的成果，这是确实的。美苏双方对于打开核裁军谈判的僵局热情都很高，曾经煽起了世界对美苏莫斯科会谈的期待。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未能达成基本协议，世界大失所望。    现在，莫斯科的美国有影响人士认为：“这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已告失败。”但是，克里姆林宫对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保持沉默，美国参加会谈的人却自吹自擂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本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样，各自的立场不同，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评价也就有很大差别，这是现实。美苏会谈整个说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在现阶段很难作出估价。    问：美苏的分歧在哪里？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搞法和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    莫斯科分社：美苏围绕着如何处理成为这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焦点的美国巡航导弹和苏联新型逆火式轰炸机的问题存在分歧。这个分歧在于，是否把这些新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包括在前年十一月美苏首脑会谈达成的，把核武器运载工具规定为各自拥有二千四百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本刊注）协议的范围内。苏联方面主张美国巡航导弹应该算在这个“范围内”；而美国方面不让步，主张应该把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都算在“范围之外”，终于未能达成协议，这似乎是事实真相。    基辛格说，将把苏联提出的让步方案带回华盛顿，在同福特总统研究后，通过外交人士进一步深入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是，只要这个至关重要的“范围之内”还是“范围之外”的问题得不到处理，那么问题就将一步也不会向前进展。如果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不成协议，那么，即便召开美苏首脑会谈也没有什么意义。美苏首脑会谈，目前似乎将继续处于冻结状态。    问：在这次会谈中，使苏联方面采取强硬姿态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内部有什么情况？难道推进缓和的勃列日涅夫路线发生变化了吗？    莫斯科分社：缓和路线是得到克里姆林宫全体领导同意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石，虽然这次美苏会谈没有象期望那样取得明确的成果，却也不能认为苏联会轻易地摘掉这块招牌。作为苏联来说，同美国总统选举牵扯起来，大概会加强攻击“反福特派”的调门，就是说它大概会攻击美国国内的鹰派束缚福特政权的政策推进，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问题上，阻挠基辛格采取更灵活的姿态。    苏联在内政上，由于处在粮食歉收这样的经济危机时期，因此，本来就处在“忧愁的季节”中的克里姆林宫，现在又加上了安哥拉问题、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可以认为，离重新调整美苏关系的前景好象还很遥远。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消息灵通的政府人士今天说，国务卿基辛格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在今后三个星期之内可能再度前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更多的会谈。    这些人士说，基辛格是否成行，决定于五角大楼是否批准他于二十五日从最近这次访问莫斯科所带回来的关于武器的建议，人们预料，五角大楼将会批准这一建议。    上述人士说，基辛格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项建议：允许苏联保持逆火式轰炸机而不把它计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所规定的限额之内。作为交换条件，将容许美国拥有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不得拥有拟议中制造的从潜艇发射的这种型式的导弹。    作为建议而实行的协议的一部分，携带巡航导弹的美国Ｂ—５２和Ｂ—１轰炸机将列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中为潜艇发射的导弹所规定的一千三百二十枚的限额之内。    这些人士说，新的协议将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就导弹和轰炸机所规定的限额减少二百件左右。    他们还说，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可能意味着国防部的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中的雷达监视飞机的计划将会大大加强。    这些人士说，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能够侦察到敌国领土以内数百英里地方的物体和活动，美国可以利用这种系统作为有效地对付逆火式轰炸机的袭击的一种力量。    【合众国际社纽约二月一日电】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副总编辑昨天说，预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明显地将在“两、三周”内再去莫斯科，以结束为达成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法新社巴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苏联农村人口外流日益增长，正在形成严重的人口问题。    虽然苏联报刊很少提到这种现象，但是苏联新闻工作者的机关刊物《新闻工作者》在最近一期透露了这件事，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    在一九五九年至七○年期间，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千六百四十万，平均每年增长大约一百五十万。    但是近几年来增长率提高了，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每年流动的人数达到一百九十万。目前的估计是，苏联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该刊指出，必须从全国的角度客观地来看待农村人口的外流。主要在中亚，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有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另一方面，譬如在西北部、中部和西伯利亚等其他地区劳动力就不足。该刊指出，“问题不在于外流本身，也不在于外流的规模有多大，而事实是人们总是离开那些劳动力不足的农村地区，而通常总是呆在劳动力过剩的地区。”    大家都知道，苏联农民离开家乡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当他复员时，就尽一切可能呆在他所在的地方而不再回他的故乡。    《新闻工作者》说，新西伯利亚的社会学家进行了一次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住在农村地区的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想离开农村到城市去。    《新闻工作者》认为，即将在整个苏联农村地区颁发国内身份证将可以稳定农村人口外流。    但是《新闻工作者》承认，外流的人口仍然不断增加。并写道，“有效地控制这种流动是必要的”。真正解决问题是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    ——在苏联农业遭到最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困难的。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六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接见了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保加利亚临时代办、古巴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在谈话过程中，葛罗米柯向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代表介绍了苏共和苏联根据和平纲领采取的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总路线的某些对外政策步骤。

【美联社维也纳一月十六日电】奥地利通讯社今天说，苏联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乐队指挥和作曲家奥甘·杜梁认为，在苏联他的艺术创作和自由受到了压制。他希望留在西方，并已向奥地利当局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要求。杜梁五十三岁，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巡回音乐演奏会。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二日电】（记者：克·卡特林）正当苏联全国都在为下月在此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头目纷纷下台。    这次制裁的目标是指向象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土库曼这一些相距遥远的共和国中的散漫腐败的党的官员。    象往常召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一样，地方党组织都急于在政治上及时清理一番，以赶上党代会。    到目前为止，最突出的受害者是弗·杰格佳列夫，他现年五十五岁，是权力很大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七一年曾在党的上届代表大会上发过言。由于犯了一系列的政治罪过，杰格佳列夫于本月被免去拥有大约五百万人口的乌克兰顿涅茨克矿区党的第一书记职务。    西方分析家说，他在顿涅茨克被撤职说明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政治局的日子不长了。    一般是针对俄罗斯影响的民族主义，是去年在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解除数名地位较低的党的官员的职务的原因。    据说，象杰格佳列夫一样，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和一位地方党的书记去年八月被解除职务，因为他们把不称职的人提拔到负责岗位上去。    在邻近的格鲁吉亚，该共和国的共产党第二书记、俄罗斯籍的亚·丘尔金去年四月由于未加说明的“严重错误和缺点”被撤换了。本月早些时候，格鲁吉亚主席格·卓切尼泽六十五岁就引退了。正式的理由是，他想集中精力从事他作为地质专家的学术工作。    但是，西方分析家把格鲁吉亚的这两项人事更动同进行党内缓慢的清洗联系起来。自一九七二年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瓦·姆日阿瓦纳泽因贪污腐化被解职以来，党内清洗一直在进行。    近几周来，从哈萨克和土库曼也传来了政治人事更动的消息。据说，在哈萨克的两个地方党组织里进行了人员大变动；而在土库曼，那里的总理由于“在工作和个人品行方面存在严重缺点”，上月被解除了职务。    不过，西方分析家认为，大部分免职是每次举行（党）代表大会之前的惯例，而且某些分析家对没有罢免更多的人感到意外。    在最大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人事变动。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俄罗斯确实没有发生人事变动，大概是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内会发生什么事。”

【路透社新德里一月三十一日电】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总统今晚发表了一项公告，宣布解散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杜邦的邦政府，由新德里对之实行直接的中央治理。    官方的一项公告说，在这个邦的邦议会的五年任期还有一个多月届满之前解散了该邦的邦议会。    现在在印度，反对国大党的政党只在两个邦里掌权，其中的一个就是泰米尔纳杜邦。    公告说，总统确信“已出现了这个邦的邦政府不能按照印度宪法的规定继续工作的局面”。    公告说，这个决定是根据这个邦的邦长    ——他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的报告作出的。    泰米尔纳杜邦邦政府是由一个地方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领导的。中央政府的这次行动可能在印度引起自从去年六月英迪拉·甘地总理关押反对党领导人并在印度国内实行紧急状态以来最大的政治对抗。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一直要求在三月份按期在这个邦举行选举，并且公开警告说，它将反对对这个邦实行总统治理的任何行动。    对甘地夫人来说，另一选择是让议会在延长人民院（它下周将就延长任期一年一事进行表决）的任期的同时，也延长泰米尔纳杜邦议会的任期。    但是，人们认为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政府任期的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它采取了强烈反对紧急状态和监禁反对派政党人物的立场。    甘地夫人本身经常在所谓法治问题上以及以经济为由抨击该邦政府。    国大党主席巴鲁阿上周在对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进行最猛烈攻击时说，这个联盟的地区政策对印度的统一构成了巨大威胁。    他说，泰米尔纳杜邦首席部长穆图韦尔·卡鲁纳尼迪企图欺骗人民，把他的党取得的成就吹嘘得非常大，他还说，“政治把戏取代不了艰巨的经济努力。”    印报托说，据传泰米尔纳杜邦邦长告诉总统说，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政府有一系列治政不善、贪污和滥用权力以达到党派目的的行径，从而嘲弄了一切正义和平等准则。    它无视中央政府有关紧急状态的指示，滥用紧急状态法权力。    据印报托报道，这位省长说：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要求邦自治的幌子下一直在鼓励分裂主义活动。    主张给印度二十二个邦以更大自治权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还受到这样的指责，说它窝藏逃避逮捕的政界领袖和不采取行动对付反对中央政府的秘密刊物。    这个联盟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于泰米尔纳杜邦掌权的。    西部的古吉拉特邦政府自从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后也遭到类似的指责，自称为人民阵线的反对党集团是在去年六月于古吉拉特邦掌权的。    关于泰米尔纳杜邦政府被解散的报道立即受到了预先的新闻检查，检查官命令在今后二十四小时里所有新闻都得送去仔细检查。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三十一日电】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第一次在邦里执政是在一九六七年大选后，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选之后。    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近在访问邦首府马德拉斯期间指责以卡鲁纳尼迪为首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政府自去年六月宣布邦的紧急状态以来一直接自身利益行事，而不是按国家利益行事。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一月三十一日电】据印度记者说，新德里政府解散根据宪法成立的泰米尔纳杜邦政府之举可能引起该邦人民的骚动。

【路透社达卡一月二十八日电】官方的孟加拉国通讯社今天在这里说，持枪的暴徒攻击了达卡北面印度边界附近的米门辛格（纳西拉巴德）的两个警察局，绑架了一名警察和他的家属。    该通讯社说，暴徒是在一月十九日发起进攻的，但他们被打退了。被绑架人员的详细情况眼下还不知道。    【法新社达卡一月二十九日电】一些官员今天在这里宣布，孟加拉国步枪队和保安军击退了袭击纳西拉巴德县边界哨所的匪徒，缴获了大量步枪、冲锋枪、迫击炮弹和手榴弹。    他们说，这些匪徒是从孟加拉国东北的孟印边界进入孟加拉国境内的，一月十九日和二十三日袭击了内特拉科纳分区的边界哨所。    据说，当地孟加拉国居民挨了打，他们的住所遭到抢劫和焚烧。    官员们说，武装的匪徒趁着黑夜袭击了孟加拉国的那个地区。    【合众国际社达卡一月二十九日电】政府的通讯社今天报道，来自印孟边界印度一侧的大约一百名携带武器的人袭击了达卡西北约二百公里的一个边界哨所。孟加拉国通讯社说，准军事部队昨天反击了对贾马尔普尔的这个哨所的袭击。孟加拉国通讯社说，“这些匪徒约有一百人，带着新式武器”，但是他们被迫退到边界的印度一侧，留下了两具尸体。

【印新处新德里一月三十一日电】外交部正式发言人一月三十日在新德里发表声明如下：    印度政府对于孟加拉国报纸上又爆发反印宣传感到意外和痛心。看来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印度军队集结并且构成干涉威胁的消息没有说服力，于是编造新的消息，这些消息说，印度支持孟加拉国一个县的一小部分地区的几小股歹徒的活动。印度政府明确申明：关于印度对这类歹徒提供武器、训练经费或庇护所的说法是完全捏造，是没有根据的。印度政府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印度有牵连的说法是出于国内的强制或有某种其他原因。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拉丁美洲记者詹姆斯·纳尔逊·古德塞尔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古巴的军队十分之一以上在安哥拉》，《这个岛国的军队在十个国家进行活动》，摘要如下：    据这里的人士说，古巴已把它的军队十分之一以上投入安哥拉战斗。    这些人士说，随着古巴卷入的程度继续上升，目前在这个被分裂的非洲国家里的古巴军队已大大超过一万名。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要放慢向安哥拉运送军队的速度。据估计，现在每星期有一千名军人被空运到那里，另有一千名古巴军人乘船到那里。    据各方面的情报界人士说，几年来，古巴军队曾广泛地在非洲其它地方和中东进行活动。他们除了部署在安哥拉以外，还曾经部署或仍然部署在叙利亚、南也门、几内亚、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前葡萄牙殖民地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他们在那些地方或者作为战斗部队，或者作为军事顾问小组。    人们认为古巴人参加安哥拉内战是苏联支持的人运最近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八日刊载了该报驻拉美记者詹姆斯·纳尔逊·古德塞尔发自加拉加斯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古巴插手安哥拉内战引起了这里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不安。    委内瑞拉高级官员在这里私下说，这种干涉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它危及委古两国之间刚刚恢复一年的关系。    巴巴多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官员也都表示了类似的忧虑，它们全都同古巴卡斯特罗政府有外交关系。    一位加勒比外交官说，这些国家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古巴部队源源进入安哥拉，据信现在总人数已接近一万二千人。    他们感到忧虑的根本原因在于，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说明了，它有能力在远离本国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    一位委内瑞拉官员说：“如果卡斯特罗能在远离本国的非洲这样干，他也能在加勒比任何地方干这种事。”    这种可能性是委内瑞拉至感关切的，因为委内瑞拉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是争取维持加勒比地区的安定。    古巴在加拉加斯维持一个庞大的大使馆，尽管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接触并不太多。古巴大使馆至少有人员一百名，而委内瑞拉驻哈瓦那大使馆只有五个人。而且，古巴人最近派来了十名石匠，在加拉加斯古巴大使馆周围筑起一道厚实的高围墙。    加拉加斯一位多年研究古巴问题的人士说：“这一切形迹十分可疑，大使馆中许多人象是担负情报任务的。”    大使诺维托·埃尔南德斯·库尔维洛曾在卡斯特罗政府中负责情报工作，在加拉加斯人们对他没有太多好感。    但是，古巴驻这里代表团人员的膨胀是千真万确的。

【本刊讯】《墨西哥先驱报》一月七日刊登了戴维·博纳维亚的一篇文章，题为《在安哥拉的古巴人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去的雇佣军》，摘要如下：    在大西洋彼岸，距共产党古巴六千英里的西非的安哥拉，有一支侵略军。这支侵略军到目前为止由六千一百名古巴士兵组成，由五名将军，一大批上校和其他军官指挥。    这些部队由苏制飞机和英国的布里斯托尔飞机运送，此外还由一些古巴舰只运送。所有这些运输工具除运送部队外，还运去了苏联自一九六一年以来提供给共产党古巴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这些古巴士兵已能熟练地操纵由苏联提供的飞机、坦克、自动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等。这一军事努力的全部费用每天已达二百万美元，由苏联支付。    据了解，卡斯特罗的部队已经有将近一百人死亡、负伤或被俘，死者和伤兵已运回共产党古巴。一名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古巴中尉在被俘后，当问到他们是否自愿去安哥拉时，他坚定地回答说：“在古巴没有自愿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强迫征召去侵略安哥拉的。    一些评论家说，在安哥拉的古巴部队是雇佣军，也就是苏联的臣民。

【本刊讯】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美国中文杂志《惊蛰》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台湾杂技观后感》，摘转如下：    看到校园里的海报，知道（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台湾综艺团”要来礼堂表演。据《中央日报》说，这个“综艺团”已在美国西部、南部、东部巡回表演了快四个月，所到之处“轰动”得很。既然来到明城，我自然不放过机会去目睹一下。    在整个表演的节目里，有些节目象转碟、踢盘、耍棍、顶缸，演员们以他们熟练的技巧，轻巧地表演，获得观众们许多的掌声。    但是对表演的内容来说，其中有几个节目，使人看了感到十分的窒息。“直上青云”的叠椅表演，十个椅子陆续叠上去，最下面只用四个汽水瓶支撑着脚椅，表演者没有任何的安全设备，让人看了为他捏一把冷汗。只要有一丝大意，便会发生轻则摔伤，重则断肢，甚至摔死的危险。    “睡玻璃和钉床”与“喉顶矛锋”更是让外国人看了目瞪口呆。一个光背的女子躺在一堆碎玻璃上，上面压着一个男子，再上面覆盖着一个钉床，最上面再站着一个吹笛子的男子，一曲终了，这二个有“气功”的男女身上没有一点伤痕。一个会“功夫”的人，运过气后可以用他的喉部顶弯一根有着尖矛头的矛杆；这时再在他的背上放上三块红砖，另外一个人手持大锤，“轰隆”一声，将红砖锤碎，他丝毫没有受伤。这两个节目又是这样子的令人看了又刺激又紧张。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以为这就代表了我们的中国文化。    武术功夫原本是强身自卫的术道，中国人自古以来用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民间运动。由于这几年来，电影电视上的渲染，已经使外国人误解，认为中国的武术功夫就是打来打去，甚至刀枪不入，是不可思议的事物。“综艺团”实不应该用紧张、刺激，甚至残忍的节目和不顾演员生命安全来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误解。沈阳杂技团、中国武术团来美的演出，我也看过。在所有的高空表演节目里，演员的身上都一定别有安全钩，保证演员万一失手也没有生命危险。武术的表演也不是以“演员的忍痛”，而是以灵巧、优美的动作赢得观众的喝采。为什么同样是表演杂技武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对于表演的内容和对待演员的安全却有着这么不同的态度？

【本刊讯】去年十二月出版的美国中文杂志《水牛》刊登光父的一篇文章，题为《看两个杂技团的表演》，摘转如下：    三年前在纽约看了沈阳杂技团的表演，记忆犹新，最近又陪七岁的孩子在电视上看了台湾杂技团。乍看之下两者似有小同之处，仔细一想，发觉两者大异。所小同者，两个杂技团全是这一代的中华儿女，骨肉兄弟。所表现的技艺出于一源。所大异者，一个发扬了源远流长，丰美多姿的人民文化；另一个久浸于低气压的酱缸之中，在风格和情调上，不由自主地流露了洋钱臭味，毫无泥土气息，所代表的文化，姑名之为“买办文化”。    电视上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一群青年表演跳火圈，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比较年老的华侨，唯一突出的地方是这批青年的齐眉长发，不中不西，半男半女，使人联想起二十年代上海出产“双妹牌”花露水的商标。    另一个使人摇头的地方，是那位大力士的功夫表演。铁锤痛打之下，面不改色。记得小时候在城市广场看杂技，这类的节目很多，穷困的江湖卖艺人挨鞭打，吞铁丸，用肉体的痛苦换取地主商人们的半碗稀饭。如今时代变了，怎么又捧出这类把戏呢？（以上均转自香港《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