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金沙萨一月十六日电】扎伊尔通讯社今天报道说，十日在扎伊尔边境作战的人运指挥下的古巴军队，放火烧了连接安哥拉和扎伊尔的主要铁路和公路桥，并且使扎伊尔的一座城市迪洛洛遭到了苏制导弹和火箭的一阵轰击。    这座桥梁横跨在连接卢本巴希和港口城市本格拉与洛比托的东西铁路干线上。    据扎伊尔通讯社报道，扎伊尔政府认为人运的这个行动是“可以作为开战的理由的”（军事挑衅），并指出，人运的这一行动在扎伊尔平民中引起混乱，造成损失。    到达金沙萨的消息今天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昨天亲自视察了迪洛洛大桥。    【美联社金沙萨一月十六日电】扎伊尔政府十六日说，如果得到莫斯科支持的人运胆敢再侵入扎伊尔领土的话，扎伊尔就要对它宣战。    一项官方的声明说，人运的部队一星期以前袭击了扎伊尔同安哥拉接壤的东部边境的一个小地方。    政府说，“这就是一种开战的理由”，它是可以导致战争状态的一种事件。可靠的比利时人士十六日在布鲁塞尔说，扎伊尔和人运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危险正在增长。    据正式宣布，扎伊尔今天就“为人运作战的古巴军队轰炸”扎伊尔边界城市迪洛洛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扎伊尔还就“对一个主权国家一再进行侵略的行径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向苏联和古巴提出严重警告。    在总统蒙博托今天自迪洛洛回到这里之后，政府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十六日电】一些美国官员今天说，古巴已派出约九千五百名军队参加安哥拉内战，另外还有一千名军队已在赴安哥拉途中。这些官员说，最近几周大部分的激烈战斗都是在北部进行的，一旦在北部取得了完全的控制，古巴将在南部地区发起进攻，预料古巴军队迅速加强力量就是发起这种进攻的序曲。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三天在《“周以后”的时代》的总标题下，连载该报驻北京记者石川、驻莫斯科记者平野和驻华盛顿记者石丸分别写的一组文章，摘要如下：中国外交的去向，以同苏联较量为支柱——驻北京记者石川    世界各国现在都注视着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中国外交的去向。肯定将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为背景，推进反对“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一贯的路线。    周恩来外交的特点之一是准确地认识国际形势，忠实地捍卫“革命外交”，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采取现实姿态。第二点是，周总理具有经常把戏剧性地改变外交政策同内政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实行的政治能力。围绕着印度支那战争，曾经对美国表示了严峻的较量姿态的中国提出了同美国和解，这也是抽掉了周总理的政治力量就不可理解的。中国外交的这种做法给亚洲形势带来了重大变化，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今后的外交路线将以什么为重点？这里的观察家认为“同苏修较量的比重将越来越大”。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如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所表明，未必能说是顺利的。中国正要同美国改善关系，接近欧洲各国，使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自己。但是，印度支那解放后，苏联向亚洲扩张使事态复杂了。中国处于对苏联向这个地区的扩张“寸步不让”的地位。    加强对苏姿态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目前在内政方面正在进一步加强推进无产阶级专政。据认为，最近批判《水浒》和教育革命斗争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各个部门的社会主义化。其政策同苏联的路线完全相反。从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的观点看，中国的立场是绝对不能对苏联妥协。中国现在开始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希望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代化国家。    中苏对立的今后，作好冷战扩大的精神准备——驻莫斯科记者平野    莫斯科已作了精神准备，准备中国的反苏运动将进一步高涨。莫斯科在一年前就觉察到在中国领导人内部有迅速偏向对苏联采取强硬姿态的预兆，采取了对抗措施。    苏联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加剧同中国的冷战。对于中国“挖洞、积粮、备战”，煽动对苏联的敌意，苏联嘶哑着嗓子大叫“要从理论上、政治上粉碎毛泽东主义”。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也处于破裂状态。    苏联的缓和外交有着遏制中国的目的；而中国以巧妙的远交近攻的反苏外交有效地进行了反击。特别是中国称苏联在欧洲苦心经营的欧洲安全保障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是“第二个慕尼黑”，邀请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申述要警惕苏联。苏联至今仍对西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束手无策；它不能面向亚洲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在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战中，在对安哥拉的支援中，苏联以量取胜。但是，问题在于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的形势。在这个地区，中国占了地利，因此是按中国步调行事。中国正要设法接近美国和日本，阻止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外交南下。    苏联所害怕的正是中国的这种结成反苏统一战线的动向和美国的“新太平洋主义”以日本为中枢结合起来。与欧洲不同，亚洲是动荡的。苏联已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把掌握着亚洲安全保障的关键的日本的关心吸引到苏联一边来。在这种意义上说，周总理的去世同葛罗米柯外长访日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是具有象征性的。    这次葛罗米柯又是在福特总统访华之后不久访日的。而且，福特总统在回国途中于夏威夷发表“新太平洋主义”，给了苏联以巨大的冲击。苏联认为这是得到中国的默契后提出的越南战争以后的对苏联—亚洲一太平洋战略。    在这一年里，我在莫斯科感到，在苏联的世界战略中，如果说对美关系是“第一战线”，那么，对华关系越来越强烈地带上了“第二战线”的性质。而且，随着对华关系的比重增大，在苏联看来，对日关系就越来越加强了可以在苏中对抗的延长线上考虑的倾向。对太平洋的影响，坚持正常化的方针——驻华盛顿记者石丸对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美国政府一再表明美中关系不会有变化。    对福特总统来说，对华外交因为周恩来总理逝世而发生变化，美中关系正常化产生裂痕是不可取的。    在新太平洋主义六个原则中，核心显然在于美国的力量、日本、美中关系这三点。万一美中关系出现倒退的事态，那么不仅新太平洋主义可能失败，而且大力借助于美中关系推进的同苏联的缓和也将受到重大的影响。并且，冷战的风暴将不可避免地再次袭击亚洲和太平洋。    亚洲问题专家斯坦利·卡诺说新太平洋主义是亚洲政策，然而指出，它注意到不使用亚洲这个词，而称为太平洋，这是把过去美国一贯固守亚洲大陆的亚洲政策，移到了太平洋的重要宣言。但是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使美国的亚洲政策转移到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大洋洲等亚洲的海洋地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亚洲历史所产生的国际形势的现实反映，不是个人的产物。    这样看的时候，新太平洋主义就是立足于超出个人的国际形势结构上的现实的长期设想。美中和解将不致因为周总理的去世而轻易地动摇。    美国政府大概只能一面推进同苏联的缓和，一面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加强和日本的同盟关系，维持亚洲、太平洋的均势，同时在这个范围内对朝鲜半岛问题慢慢地进行政治解决。    对于将通过十一月份大选选出来的下届美国总统来说，现在，解决台湾问题，使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将成为重要的外交课题。

【本刊讯】斯里兰卡《每日新闻》一月十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外交中的重要人物》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于斯里兰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斯里兰卡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就格外感到悲痛。我们既失去了一位国际友人也失去了一位个人朋友。因为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他同斯里兰卡领导人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斯里兰卡的国名还是锡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多半通过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向我们提供非常慷慨的援助。    中国那时对一个正在争取摆脱殖民主义在贸易方面束缚的亚洲小国显示出来的豁达和谅解，在周恩来于一九五七年访问斯里兰卡并同已故的班达拉奈克结成深厚友谊之后，就发展成为持久的友谊了。在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领导下，两国确立的协调一致已扩大和加强了。中国的礼物——庄严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大厦    ——是对两国人民之间现在的亲密的个人关系的一种恰当称颂。    周恩来几乎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卓越的谈判家，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从革命斗争的洪流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涌现出来，成了地位仅次于毛主席的民族领导人。高职位从未使这位献身于事业的革命家趾高气扬，他始终如一的美德是忠诚和随时服从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    他作为八亿人民的可信赖的发言人，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也许是他最大的贡献了。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了一九五四年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西方产生了影响。日内瓦协议的成功签订，他有很大的功劳。在这之后不久他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是这位卓越的中国谈判家本人的又一次外交胜利。在印度，周恩来同尼赫鲁一起创立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式，发表了潘查希拉原则，虽然中国和印度后来疏远了，但是潘查希拉原则广泛传播，终于成了万隆会议的基石。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最出色地发挥了他的善于交朋友和影响人的才能。靠了周的冷静和机智，会议才免于分裂。除了这位中国政治家同尼赫鲁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外，周又加了另外五项原则，使得各种敌对的力量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协议。    周对于同西方展开坦率和互相适应的对话所作的贡献，人们谈论得很多。美国的福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现代外交史上的这位中国杰出人物的称颂足以使我们相信：失去了他的无与伦比的才智确实是一个损失。    【本刊讯】《多哥新闻》周刊最近一期刊登多哥新闻和邮电部长夸奥维·贝尼·约翰逊撰写的一篇题为《一位有才智的革命家之死》的文章，悼念周总理逝世，文章摘要如下：    死神的灵车停下来，把一位不愿意停止工作的人物——周恩来这位二十世纪最有才智的政治家接走已经整整八天了。从周恩来逝世的第一个夜晚起已经八天了，八天中，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成千成万的中国人面色沉重和庄严……他们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道认为：伟大的毛的卓越战友“你不能死”。    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们随同由埃亚德马将军派往北京的由翁莱代外长率领的多哥代表团，荣幸地会见了周恩来。我们整个代表团都为这位有才干的外交家所感动。我们当时就写道，中国总理无可置疑地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最有智慧和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他表现出对非洲的问题了如指掌，完全不用去翻阅他的案卷。他谈非洲时，日期，事情，估计是惊人的准确。    我们忘不了对我们的接见，他在拥抱我们之后说：你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国越强就越想统治世界。弱者捍卫的是强者要嘲弄的正义。    周恩来是一位有罕见才干的谈判家和调停家。他是主张中国同美国这两个客观上不可和解的世界接近的人物。主要是他粉碎了非洲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敌人在非洲和亚洲之间筑起的“竹幕”。他的令人放心和惊人的个性使得那个过于知名的“黄祸”的说法破产，这种说法实际不过是一阵烟幕。    人们可以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同进步人类的其他人一起都请求周恩来再生，因为象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因为他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实现的事业是永存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盖尔布一月十五日报道：    美国已向苏联提出一项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新建议，这一建议是试图解决在如何对待引起争议的苏联轰炸机和一种美国导弹的问题上所陷入的僵局。这项由国务卿基辛格于十四日晚交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建议，将要求苏联把它的新逆火式轰炸机的一部分，计算入新协定所将许可拥有的二千四百枚导弹、发射器和轰炸机之内。    进攻性核武器的最高限额是二千四百枚，这是福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会谈期间在原则上所商定的限额。    按照美国的新建议可以允许，有些逆火式机不计入这一限额，但是要受到一些限制。逆火式是北约组织给这种轰炸机所起的名称。因此，这项建议表明，它比美国在去年九月提出的建议来得强硬，那一建议已遭到苏联的拒绝。那项建议本来规定允许莫斯科在二千四百件最高限额之外，部署最多达二百七十五架逆火式飞机。但是苏联人认为，逆火式不是一种战略轰炸机，根本就不应当计算在最高限额之内。    造成僵局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巡航导弹，那是一种制导的、无人驾驶的飞机。苏联的立场是，凡是航程在三百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巡航导弹就应当计入二千四百件最高限额之内。    新建议将对这种导弹的数量和航程施加进一步的限制。因此，这项建议表明，美国在这一问题的立场是较前温和的。    政府官员在谈到这一新建议时强调说，这是一个试验性的建议。他们说，福特总统还必须决定，应当允许基辛格具有多大的灵活性使他可以背离他曾经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基辛格预订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他届时将会第一次看到苏联的新建议。白宫人士都说，福特现在认为，一项新的控制武器协定对他本人说来，将使他在政治上获得重大好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二日刊登评论家松冈洋子的文章，题目是《死得重于泰山，缅怀周恩来总理》，摘要如下：    五年前的元旦那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日语说“晚安”来欢迎我们“在基地斗争的日本妇女代表团”一行。我看到他的衬衣袖子，已经洗得褪了色。他笑容满面，充满了对亲密友人的深厚情谊。    当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例证，自然谈到了当时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军阀》和《山本五十六》等影片。据说，为此，总理曾在那天清晨一时半看了放映两个小时的《军阀》。本来，象周总理那样的人是没有必要为了同我们十名日本妇女谈军国主义而进行如此周到的准备的，可是他做了，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而且，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周总理完全平等地对待我们。    在这些影片中，多次出现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镜头。总理问道，“你们知道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看”这样的镜头的吗？我不得不作出回答。但要说知道吧，他一定要问我一些什么。    于是我就拼命地说：“不知道。”    总理说：“你们以为我们是不进行抵抗就被杀的吗？”    仅仅这几句话，就具有使我动弹不得的份量。    据说，中国在战争中的牺牲者少说也有一千万，其中有名副其实不能抵抗的婴儿和直不起腰的老人。但是，这一千万人被杀的根本原因是抵抗。这是历史的主流。正因为进行了抵抗，所以才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能够是今天的中国。    平等，这是一件何等无情的严肃的事情。    周总理对我们每个人都很了解。他同我们一行中的学生谈学生运动，掺杂着谈他学生时代的体验，说不同工人、农民的运动相结合，就不可能坚持斗争。    总理也谈到了死。他援引了毛主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说不允许为侵略而死，要为革命而死。    这是在我的心灵中点亮了永不熄灭的明灯的一个夜晚。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月十五日刊登一篇专访，题为《永远难忘的周总理》，报道一些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人，回忆周总理在广州、香港的往事，专访摘要如下：    中午时分，十一名流露着哀伤的老人，踏着沉重的脚步，步出中国银行大厦。他们刚参加完周总理的吊唁仪式。    他们大都是七十多岁了，最老的八十多岁。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在广州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其中一些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课。在广州期间，他们都见过周总理，有些曾是周总理的学生，有些还替周总理工作过。因此，这些老人对周总理都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他们获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悲痛。他们表示，从他们接触周总理的印象中，周总理确是中国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特别是他们都经历过黑暗和苦难的旧中国，对周总理致力于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繁荣强盛贡献了一生，表示非常敬佩。    六十九岁的赵泮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我是一名工人，因此，也参加了罢工，还在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任小队长。那时，我经常在广州的农讲所听周总理讲课。后来，我们有好几百人被编入国民党的财政部缉私卫商团，当时，周总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人通常在星期天都放假休息，但周总理却不辞劳苦，每星期日下午都在省农会为我们军人作国际政治形势报告。周总理对政治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但令我最难忘怀的，是他在一次讲话里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出嫁了，将来你们在国民党当官时，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老家。’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工人纠察队被迫编入了国民党里工作，但工人们却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阶级，必须饮水思源，时刻记着为中国劳动阶级的前途而奋斗。这反映了周总理从年轻时起，心中所想的，是怎样为祖国和祖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他确是中国一位伟人，值得中国人民的景仰。”    七十多岁的叶尚真说：“我当时任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队长和训育员，在广州期间，我曾多次见过周总理。后来我被派去担任国民党第四军政治指导员。因为我是担任政治工作，因此，经常有机会跟周总理见面。周总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非常敬佩他，甚至被国民党派去暗杀总理的特务，私下对总理也很佩服。这是由于他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    七十二岁时阮峙恒说：“省港大罢工时，曾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见过周总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周总理曾来到香港。接着，广州起义爆发了，我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员，起义失败后，我也到香港来。来港后，我曾到石塘咀保德街十二号二楼的共产党联络站见周总理。周总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准确，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回去，要改派我们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因此，周总理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确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七十岁的罗锡宝和六十九岁的陈伯康表示，他们当时在黄埔军校任交通员，经常替周总理送文件。来回黄埔与广州农讲所之间。罗锡宝说：“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工农群众非常热情，对待我们这些职位低的交通员，也象兄弟一般。”    七十岁的包少庭说：“我也是省港大罢工时期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队员。当时，周总理经常到东园纠察部来视察工作，并参加开会。由于他对工人非常热爱，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我经常见到总理。他当时的生活艰苦朴素，衣著简单整齐。”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五日刊登戴维·希普勒十四日从莫斯科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目是《非洲统一组织陷入僵局使莫斯科感到高兴；俄国人看到，非洲的僵局使他们在安哥拉的力量加强了》，摘要如下：    鉴于非洲统一组织在安哥拉局势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议，苏联看来保持着一系列的选择余地，一些外交官认为，这些选择余地将使得苏联能控制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的事态发展，也许能决定那里内战的结果。    在本周早些时候四十六位非洲国家元首在亚的斯亚贝巴聚会之前，莫斯科就作出了可以适应非洲首脑会议可能会采取的任何立场的姿态。    克里姆林宫以先进的武器、顾问以及几千名古巴军人支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控制的罗安达政府。苏联还开展了相当成功的宣传活动，以便使罗安达政府获得同情国家的外交上的承认。苏联还谴责其它两派，说它们是外来侵略的庇护者。    同时，通过官方的报刊以及与西方人士的私下交谈，俄国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愿意考虑一项不那么激烈的方针：成立一个三派都参加的安哥拉政府。    很显然，莫斯科原来准备让非洲首脑会议在形成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党报《真理报》在一月三日的社论中使用了象一位苏联问题分析家所称为的“故意含糊不清”的措词，要求结束外国干涉。这位分析家说，这篇社论旨在保持莫斯科的灵活性，并且在非洲首脑会议万一赞成这样的撤军时能够挽回面子。    在有经验的外交官们看来，亚的斯亚贝巴的僵局，非洲统一组织不能达成意见一致，这并没有改变莫斯科的选择余地，而只不过是听任克里姆林宫来采取下一步行动。    一位了解内情的苏联人解释说，如果这次非洲会议承认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那么俄国人就可能赢得了一次表面上的外交胜利，但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使他们坚持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方针和继续他们的军事卷入。    象一些苏联分析家们所概括的，现在摆在他们自己面前最大的调和可能性是，南非撤退它的军队，古巴人也要相应地撤离。    据私下向西方人表示温和观点的苏联人认为，这样的撤退将是旨在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即包括交战各派的联合政府的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    一些苏联分析家描绘克里姆林宫是渴望达成这样一项妥协的，他们对此提出了几个理由。据他们所说一个理由是安哥拉问题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处于外围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另外一个理由是，只要南非军队参战，就会有在南部出现军事僵持局面的危险。    一位苏联分析家解释说：“你们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在安哥拉花不起没完没了的大笔钱。我们不希望结局是出现另一个古巴。”    现在还不清楚这是否能准确地反映最高阶层的政策。官员们在同样一些谈话中对于是否能接受一个联合政府附加了一个很大的条件。他们断言，要是对立派别的现任领导人不撤换，和谈大概是不会成功的。    一些外交官认为，莫斯科并不特别急于造成这种结局。南非的卷入有利于苏联在黑非洲的宣传，它无意地、但是引人注目地促使俄国人扮演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角色。一些外国分析家认为，莫斯科也许愿意沉醉于扮演这个角色一段时间。    他们还推测，随着安哥拉人民运动自身的军事实力增加，苏联也许能够减少援助而又不危及它的地位，从而最终支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人运占支配地位，南非人撤出去，俄国人就得到光彩未减的忠实盟国、和平缔造者和种族主义的征服者的形象。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一月十四日发表题为《俄国遭到反对》的社论，摘要如下：    一些非洲国家认为俄国帝国主义的野心是最大的威胁。其他一些国家则由于南非卷入安哥拉而更为惊恐。    对我们当中那些确实把苏联在非洲的捣蛋行为看成是当前最严重的威胁的人来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未能达成协议只能是一种宽慰。会议没能纠集一个多数来承认苏联支持的人运派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尽管自信的预言与此相反。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失败。    虽然苏联在非洲的意图还没有被阻止，但遭到了反对。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七日电】权威人士今天说，印度新闻部已拟订了一些计划，把这个国家的私营通讯社合并为一家与政府发生关系的新闻社。该部在向议会提出这项建议后几小时，就把它拟订的让两家全国性英语通讯社和两家较小的印地语通讯社合并的计划草案，发给现有的通讯社的资方和工会。    从新闻部长舒克拉那里收到计划草案的人士说，部长告诉他们，他希望在二月一日把这项合并建议付诸实施。    虽然官方人士过去曾坚持说，拟议中的机构将是独立的，但是计划草案中规定政府在这家新闻社的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    这项方案必须提交议会通过，根据计划草案，该新闻社将是“法人团体”，由印度总统担任最高负责人。    根据计划草案，总统将任命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长和十五名董事。    董事会将由记者、其他新闻业的行家和著名人士组成，它负责指导这个机构的工作。    然而，计划草案规定，如果总统“确信这个机构不能有效地工作，他在作出他认为是应该的查问后，可以要求董事会采取也许是适当的措施”。    提供消息的人士说，这项建议使政府——通过总统——取得对这个机构的实际控制和否决权。    虽然这项合并建议也涉及两家印地语的通讯社，但其主要影响将是结束两家主要英语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和印度联合新闻社——的独立身份。    批评者指责这一计划是政府在去年六月宣布紧急状态以后又想要进一步控制报界的努力的一部分。    新闻界人士说，政府为了想逃避国内外的批评，曾在十二月份要印度报业托拉斯和印度联合新闻社的董事会作出决定，“欢迎”合并，但是两家董事会把这件事拖了下来，未作赞同的表示。这些人士说，政府的邮电部门后来又对这两家通讯社施加压力，要它们还清欠款，否则就要切断它们的电传打字机电路。

【美联社吉隆坡一月十六日电】拉扎克总理的遗体已经于十六日安葬在国家清真寺的陵园里，仪式简单而又隆重。    先由五千多名穆斯林诵经，然后，移走盖在棺木上的马来西亚国旗，把棺木缓缓放进陵园里的墓穴。    【法新社吉隆坡一月十四日电】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今天在伦敦突然逝世。他是在正当马来西亚最需要他领导的时候去世的。因为这个国家不仅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共产党叛乱又卷土重来。    使局势更糟的是，他的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正在发生内部危机，并且很可能发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巫统和政府都一直这样想，即，身兼总理和党主席职务的拉扎克还能活好几年，所以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来培养接班人。    副总理侯赛因·奥恩今晚在电台和电视台宣布拉扎克逝世时，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他是明显的人选，而且可以非常肯定是下一任的总理。    侯赛因性情文静和孤僻，很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他既没有拉扎克那样的魄力，也没有前总理拉赫曼那样的魅力。而且这位五十五岁的副总理自己身体也不好，总想今年就退出政界。    但是，他很可能被说服接受总理职务，以免发生公开争夺这一最高职务的事情。    所要争夺的将是第二号职位，因为谁夺到手，就可以盼望在侯赛因·奥恩下台时担任总理。    去年，拉扎克明确提名和支持三位党的杰出领导人担任巫统的三个空缺的副主席的职务，这就表明了他希望顺利接班的计划。可是他思想上对未来的想法是含糊和不具体的。    在这三人中，农业和乡村发展部长阿卜杜勒·加法尔·巴巴当时是统治集团中的第三号人物。他在拉扎克去年出国和侯赛因·奥恩请假治病时曾短暂代理过总理的职务。但是，他将遇到党内一些有势力派系剧烈的挑战。    另两个人，是教育部长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石油公司董事长拉查利·哈姆扎。虽然他们两人是党内的激进派欢迎的人，但是人们认为他们太年轻，不宜担任这样高的职务。初级产品工业部长穆萨·希塔姆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也在受到培养。    主要的挑战将来自哈龙·伊德里斯，他是得到巫统激进派的广泛支持的一位富于魅力的马来族领袖。但是，目前有人在最高法院控告他贪污，因此被认为是无法竞选的。    有些消息说，前任总理拉赫曼可能想要再担任一次这个职务，但是这种消息看来是非常靠不住的。    过去，巫统曾显得是有能力渡过危机的。拉扎克有能力把党团结在一起（如果情况允许时，他可以变得独裁和圆滑）。他甚至能把一些反对党拉到他的一边，组成了一个民族阵线政府。然而，他的去世使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政治不稳状况即使不是在很近的将来，就是在不太远的将来都不会结束。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不幸的。通货膨胀和衰退给这个国家    ——世界最大的橡胶和锡生产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马来西亚元的币值在逐步下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贬值百分之五以上。拉扎克的新经济政策离实现还有很大距离。他的新政策旨在让马来人（土著穆斯林）在华人主宰的经济中成为主要部分。    更为担忧的是国内治安情况。    好几年来一直限于在边境地区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人，现已渗透到内地，并在城市进行恐怖活动。共产党人自己内部分裂成两三派，竞相搞恐怖活动，这就使情况复杂化。    拉扎克曾制定过一项广泛地建立治安军的计划，以扑灭恐怖活动。虽然任何新政府都会奉行同样的政策，但是，人们不大相信任何一个现领导会象拉扎克那样用他的权威、热情和决心来支持这些政策。    对外关系不大可能发生变化。拉扎克逝世立即产生的后果可能是推迟了预定下月在巴厘（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东南业国家联盟最高级会议。泰国国内政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转折，已经使人们不相信这次会议能开成。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十五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首相决心尽早访华，也可能于四月份实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摘要如下：    三木首相十四日下定决心，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将亲自访华。从中国访问归来的自民党议员久野忠治十四日向首相进言说：“应尽快采取行动”，催促首相在霸权问题上作出决断并建议首相访华，对此，首相表明决心说：“一定那么办。”关于首相访华的时间，今后将通过外交途径磋商。可是，首相的意思是在本届国会中，也可能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之前的四月份实现访华，以努力实现缔结条约。    外务省根据三木首相的决心，可能在中国对故去的周恩来总理的吊唁活动结束以后的下周，通过驻中国大使小川商谈恢复谈判的问题。据说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政府在日苏会谈中，坚持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反驳了苏联方面对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指责，从而贯彻了自主性的作法，给予好评。三木首相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下定决心要亲自访华，是因为通过在周恩来总理刚刚去世之后同李先念副总理等人进行了会谈的久野，确认了中国在对日姿态上没有大变化，除此之外，（三木首相）希望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推进亚洲外交。    另外，首相认为，一九七六年度预算及有关法案成立后也可能面临预料中的解散众院和大选。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可以提高三木内阁的形象，会使自己在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尽管首相满怀热情，可是，外务省内却有人认为：“日中谈判还是冷却一段时间为好”，另一方面，自民党内以鹰派为中心反对首相亲自访华，认为“应该在缔结条约有了眉目之后再实现访华”。主张慎重的也很顽强。因而，据认为，首相访华能否实现，今后说服党内及选择时机将起很大作用，尚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七日报道：    据日本政府人士十六日透露，为了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三木首相准备最近邀请中国驻日代办米国钧到首相官邸，通过井出官房长官等人转达希望早日缔结的真意。这与在北京小川大使会见乔冠华外长的同时，在东京也用表明三木首相自己的意思的形式，以求得中国的理解。据认为，会见时将说明葛罗米柯外长来日时的日苏会谈的内容，同时还将涉及到成为日中条约谈判无法进展原因的“霸权”问题的处理方法。    据政府人士谈，三木首相本来想在葛外长离开日本就立即恢复同中方的接触，但是，因周总理逝世，才延期到吊唁结束之后。如果可能，将于国会复会以前的下周的前三天内邀请米国钧代办前来首相官邸。    关于成为问题的霸权条款问题，据说三木首相已经确定，宫泽、乔冠华会谈时所表示的四项内容（即一、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二、不意味采取联合行动等）也可以不写进条约中去。因此，政府内部多数人认为，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十五日发表题为《日苏东京会谈提出的严峻课题》的社论，摘要如下：    随着葛罗米柯外长来日而举行的日苏东京会谈，以双方的主张处于分歧的状态而告结束。然而，如果把视野放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形势中来看，这次会谈提到的问题的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必须重新加以认识的是，苏联政府在这一时期派葛罗米柯外长来日的目的或意图。在苏联的亚洲和远东战略里，对日、对华政策以及所谓印支以后的东南亚政策，均以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形式包括在内。    在促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紧张缓和的名义下，想要在军事上超过美国。对于苏联的对日政策，也只能从这样一个脉络中才能掌握。正因为是这样，对日中关系采取实际而踏实的措施更成了紧急课题。    这次日苏东京会谈，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没有前进一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承认日本政府是领土问题的谈判对手的一种态度。苏联方面把它一贯的主张——亚安体系设想和一年前提出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又提到这次的东京会谈上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苏联外交的值得警惕的一个方面。葛罗米柯访问日本，坦率地说，这是（苏联）对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出现的松动表示了恐惧或疑虑，才派遣葛罗米柯外长访问日本的。这就使人们看到，苏联外交的基本的模子是：你如果接受苏联的战略或立场，就跟你谈，但是，对于提出怀疑——哪怕是丝毫的怀疑的国家，就强硬到底。    从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基础来看，那种想象的美中苏等距离外交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在恢复日中邦交时，在联合声明中明确地写上反霸条款，这应当受到评价。我们一向主张早日缔结包括反霸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六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的看法是，日中条约谈判迅速进展的希望很小；中国方面仍对（三木）不信任：三木首相的积极发言，只是先表示一下热情》，摘要如下：    三木首相自从新年以后一再表示要推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并没有透露对恢复谈判的具体蓝图，在政府和自民党内许多人认为，首相的一系列发言，与其说是准备具体办法的发言，倒不如说更多的是首相先表示一下“热情”。    尽管首相有这样的言行，可是在政府和自民党内，没有掀起“日中”高潮的趋势。可以说，“不可能期望（日中条约谈判）会有迅速进展”的空气，已成定局。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基因工程使科学家们的意见发生分歧》，摘要如下：    一位科学家想把母牛身上的一种基因移植入细菌，以产生比较便宜的乳酪。但是政府不让他这样干。    申请批准通过基因移植创造一种能够生成大量凝乳化学酶原——通常在母牛的胃里找到——的新细菌的要求，由于其潜在危险而遭到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拒绝。    把允许母牛生成凝乳酶原的这个基因移植入细菌似乎是无害的，可是那种革命式的基因工程可能会产生未知危险——其中包括创造抗药的细菌菌株和释放出新的致癌物质，这一点使许多科学家感到惊恐。    但是其他一些实验者担心，已经草拟的太严格的准则将会阻碍可能有益于人类的重要的研究进展。    例如，用这种基因工程所取得的第一批实际成就之一是，通用电器公司一位科学家已经创造了一种能够吞噬浮油的新细菌。这种新的超级虫是由四种不同的细菌结合而成的。    在另外一个可能有益于人类的危险性小的实验中，全国科学基金会给了哈佛大学的奥苏贝尔博士十四万美元，以试验把允许豌豆和豆科植物将空气中的氮转变成植物的食粮而不需要化肥的那种基因移植入胡萝卜。这样一来，胡萝卜就可以从空气中吸取养分。    可是，在全国其他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把一些实验推迟到全国卫生研究所特别委员会告诉他们需要些什么安全措施才能获得联邦基金时进行。    这个委员会是在今年三月在科学家们表示了下述意见之后成立的。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对这种革命式的基因工程——创造地球上所没有的新的生命形态——施加某些控制。今年二月在加利福尼亚阿西洛马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就主要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将允许这些实验在根据其潜在危险所确定采取的适当的防护措施下继续进行。    可是，自从那时以来，争论和分歧意见——有些是属于个人之间的，有些是属于科学上的——破坏了要草拟具体准则的尝试。    全国卫生研究所特别委员会成员将必须解决科学家们之间关于不同种类的实验所应当需要的安全程度的重大分歧意见。    一派认为，在安全得到证明之前，需要有严格的准则，另一派则希望在危险表露出来之前准则放宽一些。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埃克尔斯博士说：“向阿西洛马尔会议提出的要求，着重强调了潜在的危险和需要极其谨慎。”    他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戈尔茨坦散发了有四十七人签名的一份请求书，要求全国卫生研究所要严加限制，特别对使用哺乳动物的基因物质的实验——如使用母牛的一种基因素生产便宜的乳酪——更要严加限制。    他们说，来自想要全速进行新实验的科学家们的压力，引起了准则草案的放宽。    但是，其他一些科学家则认为，过高估计了可能的危险。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埃杰尔博士说，“仅仅因为有可能造成重新组合的脱氧核糖核酸会引起小的或者甚至全球性的灾难的一种局面而指控这些实验是危险的，这是不充分的。没有这个工作同样会导致小的或者甚至全球性的灾难的局面——例如，世界范围的饥荒导致秩序混乱、战争和原子灾难以及文明的毁灭，通过基因处理作物这些本来是可以加以防止的。”他说：“除非能够收集到关于严重危险的有力论据”，否则这些实验应当“被认为是无害的”。    威斯康星大学的巴西尔斯基博士同意，“所有的危险都是高度夸大了的。”    这个革命式的基因工程是在大约五年以前由下面这个发现而产生出来的：被称谓限制酶的某些化学物质能够在某些特定点把叫做脱氧核糖核酸的基因物质的扭曲链断裂开。    科学家们从一种有机体身上取一些脱氧核糖核酸，把它移植入一个简单的、生长快的单细胞有机体，例如细菌的基因物质体内，从而创造新的生命形态。    在这个领域最早搞实验的人之一斯坦福大学的科恩，最近报告了把鼠细胞的基因物质移植入了细菌——这是第一次用热血动物做实验。    虽然这个技术是新的，而且可能包含着莫大的益处，可是它们基本上是容易操作的。工具简单，酶随时可以获得，这个技术现在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