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九日刊登关宪三郎的文章，题为《周恩来——罕见的革命家》，摘要如下：    享尽七十八岁的天年而结束了革命生涯的周恩来总理，将以唯一难得的革命家而名垂史册。他老早就被称赞为俊才并发挥了杰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在党内居于第二、第三的地位了。    他不谋求第一号的地位和权势，而一贯地在毛泽东路线的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的团结”发挥调停、说服、团结的作用而奔波，晚年则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这不是为了明哲保身，不是权势熏心的野心家，而是由于具有毫无私心的诚实而又富有容人的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他赞成追求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的毛主席，把理论指导和决定路线完全请毛主席担任。毛主席则对他的政治、外交手腕和毫无私心的品格寄予全面的信任，把执行毛泽东路线和指导实践完全付托给他。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反毛泽东路线”的领导人相继倒台，在居于最前列的领导人中，只有毛、周的合作未受到损伤而留存下来。只有这个合作才是一直推动中国革命的“车之两轮”。    可以说由两位革命家来分担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导的先例恐怕是完全没有过的。在中国革命当中，一旦毛主席开辟了独特的道路，周总理就一步一步地加固了它的基础。由两人分担领导，在自建国以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中建成了“第三大国”。    周总理在亚非首脑会议上成为“万隆精神”的光辉的旗手。同时提倡同美国对话并接通了美中大使级会谈的渠道。但是，美国没有解除“遏制中国”。随着进入七十年代，转机终于到来了，实现了尼克松的访华。“台湾问题”虽未解决，但却让美国承认了“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代表权。    可以说，世界已从“美苏两极时代”进入了“美苏中三极时代”。    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中国失掉了一位罕见的领导人。

【法新社联合国一月十二日电】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会，一开头称颂了上星期四在北京逝世的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    安理会主席、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回顾了周先生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们默哀一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发表了赞扬已故中国领导人的讲话。    中国代表黄华向安理会表示感谢。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十三日电】（高级编辑：史密斯）一月十二日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卫星电视转播节目中，中国当局放映了周末哀悼周恩来总理的彩色电视片。    这次电视是第一次由中国播放并向世界转播的，在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中，放映了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其他党政官员列队向停放在北京医院的周的遗体告别的情景。    周的夫人邓颖超站在她已故丈夫的遗体旁边接受周的中国同志们的吊慰，这些人都一直流着泪。    四十年前同周一道参加著名的“长征”的很多同志由于高龄身体也很差了，当他们向这位曾是中国红军将领的周的遗体告别时，不得不由别人搀扶着。    孙中山夫人、中国前副主席宋庆龄向遗体告别和拥抱周的夫人时也不得不由两名女服务员搀扶着。孙夫人今年八十多岁了。    中国共产党向外界展示已故中国领导人的遗体，这也是第一次。    【路透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记者：罗杰斯）中国电视台今晚放映了人们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的电视片，从电视中可以看到，周穿着毛式服装，安卧在白色灵床上，他的遗体上面覆盖着印有铁锤和镰刀的党旗。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二日电】题：肃穆的吊唁仪式，络绎不绝的市民行列    北京十二日电：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十二日在北京肃穆地举行。从今天早晨开始，在设置灵堂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到故人灵前告别的市民络绎不绝，沉默的队伍一直排到天安门前。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人们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周先生的遗像前默哀。周先生的遗像前摆满了党、政、军各机关和各国赠送的花圈。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几百名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今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庄严的吊唁仪式上向故总理周恩来的骨灰盒鞠躬志哀。    在吊唁仪式上，周先生的红漆骨灰盒安放在台上，覆盖着一小面党旗。骨灰盒上方挂着他的像片。    在中外人士经过骨灰盒前面的时候，两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持着上了刺刀的枪在旁立正守护。哀乐一遍又一遍地奏着。戴着黑纱的外宾和戴着小朵白花的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向骨灰盒鞠躬，默立片刻。    灵台左右排列着花圈，其中有党主席毛泽东送的花圈，放在第一排。    在北京的代表团和外交使团也献了花圈。大殿的黄瓦尖顶高耸在晴空下，殿的周围放满全国各地献的花圈。    参加这个悲伤的仪式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少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多数人从大厅出来时流着泪。    【安莎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骨灰盒今天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让人们吊唁三天。    多达十万人寂静地、但是显然是自发地列成长队向这位执政很长时间的政府首脑最后一次致敬，情景感人。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三日电】题：周恩来的守灵    已是午夜了，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痛心的哭声越来越多。一队年青的女中学生慢慢地离开了在昏暗中矗立在紫禁城对面、宽阔广场尽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她们哭泣着、弯着腰、挽着胳膊，她们悲痛，她们在哭周恩来。    自星期天以来，人群都到庄严的纪念碑前。在二十四个多小时之内，在四十米周围的底座上放满了几百个花圈。    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在工厂交班之后，过了午夜，工人代表团仍带来花圈。他们来向他表示感激，这个人曾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每一次二十来个人一组——男人、妇女、青年，他们分散在纪念碑的四面。每一次，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朗诵一篇颂扬死者的文章，并保证建成一个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强国”。    甚至在到达纪念碑之前，当他们通过昏暗的广场时，许多人就已经哭了。妇女和男人都一样。在大台阶下，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钮扣上带着白花，低着头，面对纪念碑，悲痛欲绝。两个梳长辫子的妇女向南朝前门走去，她们互相搀扶着。北京处在哀丧之中。各国外交官和在京外国人士前往吊唁    【路透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记者：罗杰斯）自从这个国家悲痛地悼念逝世者以来，今天第一次让外国人参加对已故总理的吊唁。各国的使节、留学生、记者和一些在北京定居的西方人在寒冷的院子里排着队，等待到周的骨灰盒前面站立几秒钟。    外国人进大厅之前先在来宾签名簿上签名，并由招待人员帮他们系上黑纱。然后，他们由礼宾官员陪着踏上两边摆着数百个花圈的台阶进入大厅，同一些接待他们的领导人握手。这些领导人中间有吴桂贤和乔冠华。然后，每一批吊唁者在那位已故政治家的像前肃立大约十秒钟。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十二日电】（记者：史密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代理主任和另外八名美国外交官今天向中国故总理周恩来、这位对中美“建立新关系”功劳最大的人物作最后一次致敬。    哈里·塞耶及联络处的官员们今天上午同在中国首都的其他外交官和外国人一起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人士说，美国人和其他外交官都在故总理的骨灰盒前默哀一分钟。    外交人士说，美国外交官在文化宫内逗留了将近一小时。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最厌恶的那个国家——苏联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今天上午向周恩来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去年十月，托尔斯季科夫曾在这里惹起了一起外交事件：他同六位东欧国家大使一起退出了一个正式宴会，以此抗议中国攻击苏联。今天他在周先生的骨灰盒前恭敬地低头站着。    同时，今天新华社播发了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唁电。在中国报纸至今为止刊登的唁电中，苏联的唁电最简短，它干巴巴地表示“哀悼”，并请中国政府“向逝世者的家属转达慰问”。    同托尔斯季科夫同去的有五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夫人、苏联使馆的公使衔参赞阿列克谢·勃列日涅夫和武官科洛尼尔·洛巴诺夫。

【本刊讯】法国《新观察家》一月十二日一期刊载卡罗尔写的文章，题为《世界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摘要如下：    虽然周恩来毕生为毛的“意识形态天才”鞠躬尽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共产主义五十年的历史上有他自己的特点。    时而是军人时而是谈判者的周恩来，他感到需要有一位更有威望的高级人物的庇护。    一切都证明：周恩来总是以一位能够立即解决棘手问题、并且从不否认他的讲话的最高领导人的信心进行谈话的。    我在我们的三次长谈中有机会证实这一点：首先是一九六三年在阿尔及尔，其次是在北京、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我在中国度过的六个月中。他善于在这些会见中使谈话轻松愉快，谈话时而被笑声打断，时而插进一些小故事。他从来不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词令。“中国共产党要这样。”“党将这样做。”他表达的方式使人对他作决定的权力之大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周恩来在谈到更加理论性的问题时，或在加重他的讲话份量时，总是提到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名字，他常常用这种严肃的说法：“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我们”或“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    在大辩论的浪潮落下去之后，在中国设法巩固前几年的政治成果的时候，一九七一年“五一”节时，我看到周恩来在距毛泽东之后很远地谦虚地走上天安门。但是，在放礼花时，当气氛变得更加欢乐时，人们正是在他的周围感到最大的乐观和快乐。这正是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时刻，是她恢复同外界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关系的时候，是她胜利地进入联合国和第三世界的时刻。整个这一事业，正是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并以他个人的活跃性利落地领导的，这种个人活跃性使所有的人把他推崇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推崇为外交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大师。    他铁一般的坚定地相信世界革命，相信中国在本世纪末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他满怀信心地和非常谦虚地跟随他的主席和朋友毛泽东到底。代替他将不是很容易的。今天，所有那些忘不了我们应该归功于这个人——四分之一人类社会解放和标志着我们大家命运的革命的最伟大的创始人之一——的那些业迹的人们，都在分担共产党中国的悲哀。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晚刊一月九日刊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文章，题为《悼念周恩来总理》，摘要如下：    接到中国周总理的讣告，使我回想起来感到无比悔恨和哀惜。前年七月初，我收到了周总理“欢迎访华”的邀请电。不巧，因正要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所以推迟了约一个月，于八月十日以后才去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向我转达了周总理的几点重要传话，他说：“周总理让我转告，很遗憾，医生禁止周总理会见任何人。”邓副总理说，“等周总理恢复了健康首先告诉你。”然而，周总理与世长辞了，确实不胜惋惜。    一九七二年七月底，我作为在野党的党首，就日中复交问题同周总理非常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北京逗留了四天，先后举行了七次会谈，历时十个小时。周总理对日中复交的决心是很大的。    会谈取得了进展，日中复交时的联合声明的梗概一拟妥，我一方面安排以田中首相访华为中心的具体日程，一方面向日本政府转达周总理对打开日中关系的热情与决心。我深切地感到，迅速地实现复交是作为超越党的政治家的使命。    最后，周总理说：“那么我来念一下中国方面的草案。”第一、第二、第三逐一念完草案。我一方面逐字逐句地确认其含意，同时，对继美中之后推动日中复交这一巨大潮流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巨人周恩来”的姿态感动万分，这是我难以忘怀的。    周总理同我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在人民大会堂握手时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是一位目光敏锐精悍的人物”。但是，实际上，他兼备伟大与亲切的品质。    曾有一次在一起进餐后我问起周总理的健康来。他回答说：“长征以来，有许多人为人民而牺牲了，我为了连牺牲的同志们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所以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在日本的政治家中，有年过七十还要把死去的人的那份工作也承担起来的政治家吗？我被作为一位革命家的严格要求所感动。此外，对昔日早稻田大学时的回忆也经常成为话题。    周总理是中国对世界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我对失去了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不可缺少的卓越的这位政治家表示无限的哀悼，同时，也不禁感到深切的不安。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月十二日报道：香港同胞深切悼念周总理的逝世，连日来，同胞们都关切地注视有关周总理丧礼活动的消息。不少同胞相见时都交相赞颂周总理忠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人民对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崇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四十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在南昌起义之后，曾路过香港，住于香港荷里活道的一间木楼之内。当时，住于木楼内的木匠工友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总理很平易近人，同木匠亲切交谈，后来没有几天就离开了香港。直到很多年之后，报上刊登了周总理的照片，木匠工友才恍然大悟，知道这位与工友一起的魁伟而随和的人就是周总理。解放以后，周总理在接见赴京参加观礼活动的工联会长陈耀材时，一再询问荷里活道那座木楼还在不在，并请陈耀材代向当年住在那间木楼的木匠工友转达他的问候。这些天来，不少木匠谈起这件事，都表示工人们对总理有深厚的感情。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一日以《回忆延安时代的周恩来，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为题，发表修斯多夫的文章，摘要如下：    周恩来是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物，他温文尔雅，心地坦诚，注意礼仪，但又和蔼可亲；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但并不畏惧；在行使他的巨大的权力时，我认为他一般是稳健的。    我虽然不能妄称非常了解他，但是在一九四五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美国观察组成员驻在延安，因而有机会正式地和非正式地会见他，同他谈话。我对他的记忆和印象仍历历如在目前。    见他并不困难。那时是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冬天的月光洒在陕西起伏不平的白雪覆盖的山丘上，当时人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尽管蒋介石不肯让步，还是可以找出一种办法来使动机纯洁、纪律严明的中国红军与盟军一道对日本进行最后打击的。    在蒋介石先生统治的中国地区出现悲观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之后，毛先生领导的中国地区则胸襟坦白和热情洋溢，令人振奋。美国人从延安政府的各级人士那里都听到直率的谈话，毫不含糊的回答，看到真诚兴奋的心情，因而感到很受鼓舞。可以由此看出延安的自信和干劲，而重庆却是萎靡不振的。    许多中国人当时确实在延安有名的山边窑洞里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有若干座独立式的土环砌成的政府建筑物，周的办公室就在其中一层建筑物中，他在那里接见了我。他的办公室不算太小，但是陈设很少：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几把舒适的椅子——全都是粗制的，黄漆漆得发亮。一个小火盆发出带烟的木炭味儿，其热度仅能煮一点淡黄色的清淡的绿茶。上午的阳光把房间照得很明亮，但是很冷。周先生穿着延安的冬季制服，就是不论男女分发的那种半军装式的蓝色棉衣和棉裤。虽然棉制服使得每个人都显得臃肿，但是周先生却显得整齐，甚至是优雅。那时他大约四十七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位富有经验和才智的革命家，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    我们通过一位译员用汉语和英语谈话。他向我讲了一些延安的游击队在华北日本占领的前沿地区的情况和他们促使日本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投降的策略。当谈话转向一般性话题时，他略微推测了一下将来的情况。在延安，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是走过了一条艰苦的道路，不远万里来到延安的，事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长征是值得的。最终他们从蒋先生手里，从日本人手里，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魔爪中夺得中国。这一切，他都是满怀信心地说的。周先生丝毫没有重要人物的那种优越感。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同他至少进行了另外一次会见和几次非正式会见。中共邀请观察组参加了许多当地的庆祝活动。我们在举行即席招待会时也邀他们参加。罗斯福逝世那天，他们涉过延安多石的小河来到、我们住的院子，以朋友的身份吊唁。    此后，出于许多原因，气氛变坏了。同延安的连系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激烈情绪和敌对。过了大约二十五年时间，尼克松才实现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本来可以实现的和解。当再次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时，看到另一代的美国记者和观察家象我过去一样发现这位既温文尔雅又坚决的人物的品质，我感到高兴。由于他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大家都是受益者。

说周总理特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尊敬，他的逝世尤其使第三世界人民悲痛    【本刊讯】墨西哥《国民报》一月十日刊登题为《周恩来：本世纪的巨人之一》的社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使该国成为当今世界变革的一种决定性因素的革命的创造者之一周恩来的逝世，使国际上所有的政治家和观察家感到震惊。毛泽东的这位最大合作者的去世，事实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    然而，除了不安之外，这一消息造成的普遍情绪是深切的悲痛，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墨西哥总统发表的声明完全表达了这种心情。    周恩来实际上特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尊敬。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居住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仅在人口方面是世界第一大国，而且以巨大的经济发展在最大的强国中占有一席，但他宣布，他的祖国同穷国没有区别，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他对受压迫和贫穷的过去所进行的斗争，他对人类生活的新概念和在他的祖国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做的贡献，如埃切维里亚所说的那样，是他付出所有努力而进行的大量工作的最好见证。

【法新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急电）关于安哥拉冲突的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今天在僵局中结束，当时四十六位国家元首决定把问题交给由非统现任主席阿明领导的执行局来处理。    非统组织的发言人、副秘书长奥努（尼日利亚）在最高级会议于黎明前不久结束之后宣读了一项简短的公报。公报说：“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在一月十日到十二日认真地考虑了安哥拉问题之后，已经决定让最高级会议休会，并要求第十二次最高级会议的执行局继续密切注意安哥拉问题。”    去年在坎帕拉举行的十二次最高级会议选出的由九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局，在去年九月安哥拉独立前不久曾同三个敌对的解放运动研究安哥拉形势，但是它的建议一直成为一纸空文。    【合众国际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二日电】非洲国家领导人警告说，他们的分裂正在给超级大国在非洲以可乘之机，他们今天谋求团结起来以一致支持一项折衷方案，它既不承认苏联支持的人运也不承认它的亲西方的对手为安哥拉的领导人。    肯尼亚副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说，出席非统组织安哥拉问题紧急最高级会议的代表们“正接近达成一项折衷方案”，这项方案将排除对两项互相抵触的方案进行表决。    折衷方案要求南非军队从安哥拉撤离，随即便实现停火。    拟议中的方案还要求结束对安哥拉的所有外来干涉。协议没有具体点苏联或古巴的名。    如果折衷方案通过，这将标志着人运外交上的失败。    这项拟议中的折衷方案把两个互相抵触的协议的条款合并起来提交表决。    【美联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二日电】非洲国家今天在为安哥拉谋求和平的最高级会议即将闭幕的时刻，仍然处于严重的四分五裂的状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非洲为对付其最严重的政治挑战所作的努力已经失败。    非统组织成员国正就涉及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和美苏的冷战干扰的安哥拉内战问题展开辩论。它们在有关如何制止这场战斗的两项决议问题上分裂为二十二对二十二的比数。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没有支持任何一方。    卡翁达对于谋求解决的努力显然感到沮丧与失望，他在最高级会议结束之前就提前回国了。

【本刊讯】扎伊尔《劳动报》一月七日发表一篇题为《俄国式的收买》的社论，摘要如下：    巴黎的《震旦报》在一月五日揭露，“苏联给了一些非洲领导人，特别是西非的一位总统二亿二千五百万法国法郎，来使他们承认安哥拉人运”。    不论苏联拿出的“调节精神”的贿款如何惊人，一个非洲之外的大国——目前是苏联——收买一个非洲国家元首来在非洲的一个内部问题上支持帝国主义大国的事业及其不可告人的利益，这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事情出在一个非洲领导人身上，这是对非洲的真正背叛，这使我们大陆蒙受耻辱。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光彩的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苏联说来，收买这位西非总统，完全是它在非洲的扩张主义野心的战略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苏联在东非和中非已经有了一些作为立足点的基地。剩下的就是西非。在那里克里姆林宫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以便能在安哥拉最后站住脚。    在这场无情的争夺中，经常干着蠢事和言行不一的莫斯科的笨拙的谋士们，不惜采取一切卑鄙和下流的手法。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八日电】白宫（内森）一月八日新闻发布会：    安哥拉——内森说，福特总统今天与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会谈了一小时，这位发言人推测讨论了安哥拉问题。然而，他告诫记者们对今天晚些时候安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不要作同样的推测。他说他不愿谈论这次会议可能提出什么议题。    记者问到福特对南非的撤出是否感到高兴时，内森提醒记者们说：“我们所赞成的是，所有的外国部队都从安哥拉撤出。”    当记者问到苏联两艘军舰在西非海域存在的问题时，他对一位提问题的记者说，华盛顿“继续注意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活动”。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九日电】题：肖费勒认为安哥拉问题是对缓和的威胁    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肖费勒说，如果苏联坚持它对安哥拉的干涉，那么它将威胁美苏搞缓和的局面。    肖费勒一月九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午电视新闻节目中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安哥拉问题具有两个方面——安哥拉本身的前途和美苏关系的前途。    这位国务卿最近访问了非洲五个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对安哥拉问题的看法。他说，他并不认为非洲人反对美国对安哥拉两派的援助象他们反对南非的援助一样。并说，“至少在私下”许多非洲人说，美国的援助有助于在那儿抵消苏联对另一派的援助。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九日电】国务院一位官员今天说，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在政治上将会是有好处的”，但将加强苏联所支持的军队的地位。    但是助理国务卿肖费勒重申白宫早些时候发表的讲话说，南非已表示无意撤出它的正在安哥拉同左派军队作战的估计约有一千二百人的部队。    肖费勒根据国务卿基辛格的指示，亲自去安哥拉了解情况后刚刚归来。他说，共产党人大概不能在那里取得军事胜利，尽管他们得到武器援助而且有大约四百名苏联顾问和七千五百名的古巴部队在安哥拉。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月十一日登载布鲁斯·劳登发自亚的斯亚贝巴的一篇报道，题为《愤怒的扎伊尔谴责苏联在安哥拉搞种族主义》，摘要如下：    昨晚当非洲统一组织四十六国领导人在仔细考虑结束安哥拉内战的办法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在“俄国的炮舰外交和帝国主义”问题上可能把非洲一分两半。    由于象扎伊尔外交部长布拉这样的一个非洲大陆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使人震惊的指责，非统组织这次决定命运的首脑会议便达到了最高潮。    我目睹了由于苏联干涉安哥拉而愤慨万分的布拉先生，如何愤怒地指责采访这次会议的塔斯社记者尤里·别斯帕尔科。    布拉说：“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它正在使非洲一分两半，你们是和南非人一样坏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当时，那位塔斯社记者变得面红耳赤。这位身材魁梧的，常被人们认为可能是蒙博托继承人的布拉先生吼道：    “当安哥拉的各个解放运动打葡萄牙人的时候，你们只送去了为数有限的武器，现在，在黑人打黑人的时候，你们却送去了最先进的家伙——这就是我谈的种族主义的含义。    “你们把古巴人送到安哥拉去打仗，好让卡斯特罗解决他国内的种族问题。因为，不要搞错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这些可怜的古巴人去送死，或者使他们被蚊虫吞噬。”    别斯帕尔科当时想为俄国在安哥拉的干涉辩护几句，但是这位扎伊尔部长却不愿意听。他说：“你们俄国人是和美国人一样的帝国主义者。”    他说：“在我们举行我们的首脑会议的时候，你们派遣苏联军舰到安哥拉沿海游弋。你们这样做是企图影响这次会议。这就是苏联的炮舰外交。它是对非洲的污辱。    “你们俄国人的目的是用安哥拉人民的鲜血为你们的大西洋舰队建立一个基地。”    布拉外长激动地倾倒出来的这番言辞激烈的话，第一次公开地表达了深深藏在非洲人内心的、对苏联作为“新帝国主义”在安哥拉进行的种种活动的愤怒。    很清楚，在这次首脑会议进行中，人们还会听到更多得多这样的讲话。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一月十二日刊登一则题为《俄国拉拢几内亚以便建立一个间谍潜艇基地》的消息，摘要如下：    俄国正谋求在西非沿海为它的间谍潜水艇建立一个秘密海军基地。    这一策略——克里姆林宫为了把苏联的影响扩大到远远不限于安哥拉的地方而进行的强大外交压力的一部分    ——正在西方盟国中引起愈来愈多的关切。    俄国人想得到的基地就是塔马拉，这是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六英里的洛斯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    其意义在于，如果苏联在该岛北端的弗图巴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俄国人就可以扼制西方国家在南大西洋的主要航道和监视过往军舰及商船的一切行动。    来科纳克里访问的苏联外交家和海军专家组成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强调了俄国想与杜尔总统达成一笔交易的迫切心情。    但是这位几内亚领导人、非洲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坚持最高的条件，目前正在不择手段地努力使对方接受他的条件。    俄国人现在行为谨慎，因为他们记得十五年前他们在几内亚遭受的第一个挫折，当时克里姆林宫在几内亚的行动过火了，苏联大使丹尼尔·索洛德被驱逐了。自那时以来，通过精心的培植，两国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密切的经济联系。    杜尔总统对这笔交易提出的代价是，他要求另修建一个供几内亚使用的海军基地，而把附近的一个地方租给俄国人。    他还坚持要俄国人交付米格式喷气飞机，用来训练几内亚驾驶员，以及用来从事一直使它的邻国感到恼火的侦察飞行。    杜尔总统最终将同俄国人合作，这几乎是无庸置疑的了。    这位几内亚领导人已答应让俄国人的远程间谍飞机从科纳克里的一个航空基地起飞。    要是在塔马拉建立海军基地，再加上这些空军侦察设施，那会使俄国人的谍报系统大大加强。    据说克里姆林宫为了这笔交易而献来的礼物的二部分，是送给这位五十四岁的总统一架新的专机——不用说，还跟来了苏联的驾驶员。    【法新社莫斯科一月十二日电】一家伦敦报纸今天刊登一条消息，说苏联即将签订一项在几内亚建立一个潜艇基地的协定。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今天否认了这一消息。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二日晚刊以《三木首相坚持“四岛一揽子归还”，并邀请勃列日涅夫访日，拒绝接受亚安体系》为题报道：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十二日上午前往首相官邸拜会了三木首相，双方进行了约两小时的会谈。    会谈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近一小时。会上，首相首先讲了下述两点：一、今年是日苏恢复邦交二十年，解决了领土问题再缔结和约；二、为了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再次邀请苏联三首脑，特别是邀请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日。    对此，葛罗米柯外长说，关于领土问题，双方的立场不同，谈判今后将继续下去。另外，关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访日问题，我传达总书记的话：因为苏联共产党（二月）召开大会，因此，以后再具体考虑。葛罗米柯外长还邀请三木首相访苏。    葛罗米柯外长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进展表示强烈关心，三木首相在明确地说明了日方的立场的基础上说，（这个条约）不是针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第三国，苏联也应该理解。    接着，葛罗米柯外长提及亚安体系设想，但是，三木首相说，欧洲和亚洲环境不同，欧安会的亚洲版是不行的，从而对该设想表示了否定的见解。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以《一九七五年拉丁美洲经济情况，阿根廷处于历史上最糟的一年》为题刊登拉丁社的一则电讯，摘要如下：    世界经济危机今年对整个拉丁美洲产生了不利影响，该地区以生产原料为特点，国际市场的落价趋势给予它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些国家脆弱的经济一般都依赖单一产品和单一市场，本来就存在着通货膨胀，现在更受到进口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例如乌拉圭和阿根廷的肉类、哥伦比亚和巴西的咖啡、智利和秘鲁的铜、巴西和中美洲的可可都发生了这种情况。    除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外，石油是本地区国家感到恼火的另一个问题。    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原料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关系在最近的将来如何安排的问题。    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经济详情如下：阿根廷所有观察家们一致认为，今年是它历史上最糟的一年。    一九七五年全年通货膨胀特别严重。    在一九七五年头九个月，对外贸易逆差估计为六亿零五百万美元，而非官方人士估计，国际收支情况到十月底的赤字达十三亿七千万美元。    国际现金储备去年十月三十日为十五亿七千二百万美元，到今年同一日期下降到五亿一千万美元。    在今年头九个月，出口额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进口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巴西今年的贸易赤字预料达二十七亿美元。    十月份，外债为二百一十亿美元，储备到六月份降至三十七亿九千六百万美元，而在五月份为四十一亿九千三百万美元。    通货膨胀的前景使国内经济受到损害，尽管通货膨胀率低于去年，但是仍然高于最初的估计，算起来全年将会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哥伦比亚对哥伦比亚来说，一九七五年主要的经济议题是咖啡和石油。    在石油方面，国家已从输出国转为进口国了，每日短缺约一万五千桶。    今年头五个月，咖啡出口比去年同时期下降了七千三百万美元，但是自从巴西咖啡遭到霜冻灾害后，价格上涨，前景变得有利了。智利尽管官方一再说智利经济形势已有好转，一些经济部门的情况否定了政府的乐观情绪。    今年头九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在圣地亚哥首都地区为百分之二百五十点九，而去年同时期为百分之二百四十二点六。    根据从九月起开始的每月持续下降的情况，非官方人士估计，年通货膨胀率在十二月份可能会超过百分之二百七十。    据官方数字，圣地亚哥地区九月份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十六点六，比前一月增加了百分之零点五。墨西哥政府大力推动对外联系，争取增加出口。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二十八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加勒比、美洲和欧洲的二十九个国家，做成了价值四千四百万比索（三百多万美元）的出口交易。    但是，整个经济金融情况并不太好。    根据公营部门经济研究中心的数字，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公营的赤字已达到二百七十二亿一千六百万比索（约为二十亿美元），比一九七○年高出三倍。    这种不平衡有增长的趋势。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今年造成了该国经济的大好形势，虽然它在不断增长，但是却遭到了反对派和专业人士的批评，他们就进口，特别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危险增长提出了警告。    委内瑞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进口量。在进口中，食品占相当高的位置，因为委内瑞拉消费的食品几乎百分之八十五需从国外进口。    中央银行警告说，如果不使出口多样化，使出口少依赖于石油，如果不降低进口速度的话，一九七七年将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

【法新社基多一月十一日电】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将军在四十八小时的混乱和各种矛盾的消息之后于十日深夜正式辞去了他的职务。    他把权力交给了武装部队的联合司令部，武装部队立即成立了由海军司令阿尔弗雷多·波维达海军中将为首的三人执政委员会。    【拉丁社基多一月十一日电】三人执政委员会今晨在颁布第一号法令时说，一九四五年的宪法仍然有效，将尊重所有的国际法律和义务。    之后，三人执政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提醒说，“将执行恢复宪法政府的计划，计划将在明年底交权”。    据对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方针的首次解释，将继续保持罗德里格斯·拉腊在他执政四年中所执行的中派政策路线。    新政府在全国实行了戒严状态，目前正在筹划组阁和制订解决居民反对必需品价格上涨的要求的眼前行动计划。    对于新政府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农村和实行土改的问题。从一月一日起，土改法第二十五条生效，该条规定没收有百分之八十生产能力的未耕土地。    沿海和森林地区的一些农业组织反对实行第二十五条，说它是“共产主义”式的措施。    【拉丁社基多一月十日电】在持续五天的一次运输工人罢工和造成两人死亡与六人受伤的事件以后，厄瓜多尔武装部队今天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局势。他们的罢工是要维护城市运输费用提高二十分。    学生用石块袭击了公共汽车，从而使公共汽车停止行驶。    学生要求废除关于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二十分和调整糖价百分之五十的决定。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一日刊登原外务事务次官西春彦的一篇文章，题为《北方领土明明白白是日本领土》，摘要如下：    我衷心欢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日本。日本最为关心的北方领土问题，是至今（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对两国和平来说，是极为关心的。因此，为了对这一问题取得进展多少做些贡献，我想以我直接参与过的事情等为中心，发表若干意见。    （一）一九四○年，在我作为大使，第三次在莫斯科任职时代，日本驻苏大使建川曾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对此，副总理兼外长莫洛托夫回答说：“如果日本将南桦太和千岛北部的几个岛屿归还苏联，这在苏联看等于恢复失地，因此不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后，莫洛托夫又自问自答道：“不可想象日本会在现在归还这些领土，因此不会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听到这一发言，“北部的几个岛屿”这句话深深印在脑底的人，不只我一个人。虽然没能深入探求这一发言的意义，但是，总之，莫洛托夫所指出的恢复失地的对象，不是指的南部日本的固有领土国后、择捉，这是很清楚的。    （二）一九五五年，在伦敦开始日苏谈判以前，我从澳大利亚转任英国，受命协助松本俊一全权代表和马立克大使进行日苏谈判。出发以前，我想起莫洛托夫的发言，相信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应以要求归还国后、择捉两岛做为最后坚持的据点，在伦敦谈判中一贯地采取了这种态度。    特别是有一天，得到松本全权代表的同意，做为个人的意见，我向马立克讲莫洛托夫的发言。可是（马立克）大使避开莫洛托夫的发言，说：“对日和约中，日本不是放弃了千岛群岛所有岛屿了吗？”    我回答说，不是，没有写“所有的”，只是写的“千岛群岛”，可是（马立克）大使说：“是吗？总之是同一个意思”，而支吾过去了。莫洛托夫的发言问题，在除此之外的日苏正式谈判中，似乎还没有提出过。我认为在今后应当提出并追究这一问题。    （三）苏联一月三日对日本的广播中，好象主张借去年固定欧洲领土的欧洲安全协定成立之机，要求日本固定北方领土现状，但是不能不看到关于东西方的领土问题有着根本不同。    这就是：希特勒最后战败自杀，德国政府崩溃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失败，但是政府依然存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条款，是媾和。日本国军队虽然无条件投降了，但是在其它问题上则根据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条款媾和。苏联在对日宣战时也参加了波茨坦公告。这一公告提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可以认为适用北方领土问题的有两条：“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和“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而国后、择捉并非日本依靠暴力和贪欲攫取而来的。这在历史上是很清楚的。    从这样的历史趋势看来，日本对于北方领土的主张是正当的。这是很明显的，我热切地希望日本当局向来访日本的苏联外长强烈指出这一历史事实，并要求其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