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每日邮报》社论    【本刊讯】《赞比亚每日邮报》一月十日发表一篇评周总理逝世的社论，摘要如下：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产生为他们的国家和全人类服务的伟大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是典范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灿烂的明星。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有幸产生了两位伟大的领袖，他们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改变了当代的历史。他们就是毛泽东主席和一月八日逝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先是在为中国人民服务、然后是在为全人类服务中度过的。他是一位革命者、一位献身的共产党人、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政治家。    他作为一位革命者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岁月，并把自己锻炼得能够帮助领导他的人民经历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次革命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且结束了人对人的剥削。    作为一位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在早年以及在以后他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负责帮助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纯洁。    周恩来是一位献身的爱国主义者，当中国人民遭到日本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设法劝说蒋介石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周先生将作为一位政治家而载入世界史册。    作为一位总理，周先生在担任总理期间和他同西方的交往中，都树立了最高的政治家风度的标准。西方的领导人们对他的明达磊落和政治家风度怀有最高的敬意，并不是偶然的。    就非洲而论，周先生将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中国人而受到追念，因为他为朝外看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这项政策使非洲同中国发生密切的接触。周先生晚年很注意非洲问题。他总是号召中国人民慷慨地提供他们的经验和金钱来帮助非洲人民，只要中国人民真地认为他们能够帮助的话。他的说法是：帮助非洲发展中的国家是中国人民的国际义务。直到他快要逝世的时候，他还在筹划如何帮助非洲人民。    就赞比亚而论，周先生将永远作为一个在我们急需的时候来援助我们的真正朋友而活在我们心中。不是象某些国家今天在非洲所做的那样。他并不是为了收买我们而来援助我们的。    周恩来同志去世了。中国人民今天痛悼他与世长辞。全世界人民今天也痛悼他的逝世。    周先生将作为一个树立真正友谊的最高标准的人而受到非洲人民的追念；他将作为一个真诚和持久的友谊的象征而受到非洲人民的追念；他将作为一个从心底里热爱非洲人民的人，一个为和平和非洲人民的真正独立而努力的人而受到非洲人民的追念。南斯拉夫《战斗报》评论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一月十日以《革命的缔造者》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中国革命的不知疲倦的建筑大师之一周恩来，在与不治之症进行了两年的斗争以后逝世了。虽然不满七十八岁，但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他一生中却“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了六十个年头。    在当代世界上，这样杰出的人物是很少的。    周恩来就是在国外也享有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风度谦恭谨慎之人的信誉，他是多年来毛泽东主席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精力充沛、目光敏锐、机智灵敏、杰出、饶有风趣——这仅仅是那些不同的对话者和朋友们——但是也包括那些并不赏识他的国家的人——在评价他时所用的一些形容词。    对中国革命的一切考验、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复杂而蓬勃的发展所遇到的所有障碍和陷阱，周都几乎是“不留痕迹地”克服和通过了。除毛主席外，周恩来大概是中国唯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威望和影响总是在不断增长和加强。    周恩来在他任国家首要管理者这一艰巨而责任重大的职务的二十六年时间里，清楚地证实了他的始终不渝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精神，但也证实了他直至最后所享有的信任。挪威《工人日报》评论    【本刊讯】挪威《工人日报》一月十日就周总理逝世发表评论说：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栋梁之一。自一九四九年革命以来，他同毛主席一起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带路人。直到最后，他彻底献身于中国的政治，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治。周恩来为打破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进行了艰巨而长期的斗争，其中包括中国进入联合国。    周恩来在中国政治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本刊讯】拉瓦尔品第消息：巴基斯坦新闻部一月十一日发表布托总理的声明如下：    周恩来总理逝世使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感到深切悲痛。    我有幸非常熟悉周恩来总理已有十五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那一年我去北京缔结划分我国北部四百英里长的边界的巴中边界协定。周恩来总理在谈判中表现出深刻了解地理政治因素，很有气魄，使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把中巴关系置于持久友谊的基础上。    中国在我国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危机时给予巴基斯坦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总理坚决恪守国际行为的崇高原则以及他尊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我国历史一九七一年战争后的阶段，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的毫不动摇的支持，有力地帮助清理了那场战争造成的后果。    在周恩来总理指导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年头里，两国建立了牢靠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时代的变迁。我认为，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将持续下去。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可靠的朋友。他对我国人民的不断关心，他对巴基斯坦的事业的大力赞助，使他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心中。巴基斯坦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哀悼他们遭到的巨大损失。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时代的杰出革命家之一。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各国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一个反帝战士，他在当代伟人中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中国在各国大家庭中的突出地位确实雄辩地证明了他运用自如的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逝世，是一个既令人悲痛而又无可弥补的事件。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感到深切悲痛。巴基斯坦人民同我和我的政府一道对怀念中的一位伟大世界领袖表示敬意。

【路透社北京一月十日电】（记者：戴维·罗杰斯）周恩来总理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让人们瞻仰，但不让外国人观看。    政府部长、党的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列队从旁边走过，中国就这样开始了为这个帮助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家举行的七天的悼念活动。    首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主要的大街增加了交通警，汽车载着参加吊唁的人到北京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向这位自共产党中国诞生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人表示他们最后的敬意。    在公开场合下，中国人保持着他们训练有素的形象，没有流露出他们的感情。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里许多人认为，周的逝世从个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为外国服务的工作人员在谈到总理时有时哭了。已经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周无私地献身于他们的国家表示极大的尊敬。    中年人，特别是老年人都清楚地了解，总理即使在他同癌症作斗争的最后几个艰难的年头，还担负着大量的工作。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日电】（记者：比昂尼克）北京医院外边，拉着窗帘的黑色红旗轿车从今天上午九时开始一直不断抵达，送中国领导人向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    到首都中央的这个医院中去向周先生表示敬意的不只是乘红旗轿车的领导人。军人、工厂工人和人民公社的农民的一些代表团，一直坐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官方车辆不断到达。他们被选出来代表亿万坚持进行日常工作的中国人。    周的遗体安放在这家医院的一间房间里。据这里获悉，周的遗体将于星期日晚上火化。    当载着吊唁的人的大轿车开出医院时，外国人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非常的情景：中国男女脸部露出忧伤的表情，他们脸上泪痕未干。    【美联社东京一月十日电】日本记者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消息今天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中国军人捶胸痛哭，教师和学生掉下眼泪，人们排长队争先恐后地购买报纸。    《东京新闻》驻北京记者说，八亿中国人民获悉周总理逝世时极为悲伤。    消息说，“我是同一位中国官员乘火车旅行时听到扩音器广播这一消息的。这节车厢坐满了中国军人，当这一消息开始播送时，车厢里立即死一般的沉寂，接着这些军人悲痛地捶胸痛哭”。    消息说，“甚至连这位通常不爱动感情的陪同我们的外交部官员也开始抽泣了。”    “在北京，卖报摊挤满了排队买报纸的人，好几百人则围集在大街上的贴报栏前。看来所有的人好象还不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    “在中小学里，眼含热泪的教师对学生们说，尽管总理去世了，我们要继续建设我们的国家。所有的教室都充满悲哀和沉痛气氛。看来是无法照常上课了。”

【共同社东京一月九日电】题：罕见的伟大政治家——日中议员联盟会长藤山发表谈话    日中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的谈话：    一、周总理是世界政治家、外交家，无论对中国或者对世界都是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惜的人。尤其是非常了解日本，是抱有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对日中两国和亚洲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信念的伟大政治家。我想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是按照现实，胸怀理想而前进的罕见的伟大政治家。我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伟大政治家。    二、中国当前已建立了集体领导制，毛泽东主席健在，可是失去了周总理这一巨大的力量。    三、日中邦交的恢复是有了周总理的决断才实现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应该更早就签订，我想借助于周总理的力量是能够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感到非常惋惜。    四、我最后见到周总理是去年六月。那时我探询了中国方面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明确见解，转告了三木首相。我想，这已经是作为日本人见到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同社报道《中岛谈话：诚实的政治家》    【共同社东京一月九日电】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发表谈话：诚实的政治家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发表谈话说周总理是整个二十世纪中最杰出的政治家。同周总理见过十几次面，从个人来说，也是很亲密的。他认真地考虑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丝毫也不含糊。二十年来从事于文化、学术、体育等代表团的交流。还很关切日本内部发生纠纷。时事社报道《对艺术了解的人》    【时事社东京一月九日电】题：对艺术了解的人    真山美保（作家、导演）的谈话：一九五七年，我作为日本话剧代表团的一员应邀访华时会见了周总理。通过这次会见，我知道了周总理很了解艺术，成了我最尊敬的人。这次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实感悲痛。失去那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时事社报道《我的人生之师》    【时事社东京一月九日电】题：我的人生之师    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说：一九六二年以来，我曾二十三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最初我是怀着会见中国总理的心情会见他的，但后来我却是怀着周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的心情会见他的。我的心情难过至极。时事社报道《山崎说，使人感到亲近的人品》    【时事社东京一月九日电】题：松山芭蕾舞团山崎敬子说：使人感到亲近的人品    在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扮演女主角喜儿的松山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山崎敬子，九日在东京谈了如下的话。    在迄今三次访华公演中都见到了周总理。在六四年第一次访华时，鼓励了我们全体团员。在七一年第二次公演时，我滑倒在台上，观众席上的周总理突然站了起来，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七三年公演时，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偶然相遇，然后当他到芭蕾舞团来看望的时候就亲切地对我说，“我们见过面了”。    报纸和电视报道了周总理的健康不适，我一直在担心，现在得知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由于周总理的人品使人感到亲近，因此我的心就象是撕裂了一样。

【波斯通讯社德黑兰一月十日电】伊朗首相胡韦达昨天接见了官方的波斯通讯社记者，高度赞扬了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政治家风度。    胡韦达首相说，周总理是一位政治家，他用他对国际局势的渊博知识为他的国家的政治历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胡韦达说，这位中国总理在“实现那一国家的民族目标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他还说：“在他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在最终取得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解放战争中，在长征期间和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的时期中，他所表现的渊博的修养和无比的现实主义风格，过去是，今后仍将是这个共和国人民的榜样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胡韦达说，在他陪同伊朗皇后法拉陛下访问中国期间，他得以亲自瞻仰了周总理的“政治家风度，出众的组织才能和令人尊敬的高度的理解力”。他说，周总理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最为优秀的领导人之一。    胡韦达最后说：“周恩来总理的卓越领导作用对中国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刊讯】布鲁塞尔消息：比利时法语电视台一月九日晚，播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的答记者问，谈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摘要如下：    他的沉着、他的幽默感、他的才智、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一个半小时里我有机会见到了他。他对我谈到了欧洲与苏联的关系，他也对我谈到了大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谈到苏联时，他对我谈到了阿登纳回忆录。他对我说，在这本书中，阿登纳说，在他会见赫鲁晓夫时，俄国人对他谈到了共同对付黄祸的行动。    他说，看！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友好关系的时候还在谈黄祸。由于有这样的活跃的思想，我承认，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本刊讯】《自由比利时报》一月十日发表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的谈话，摘要如下：    当我去年四月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见时，他的人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中国和中国政府失去了周恩来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今天世界失去了一位政治家。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九日电】（记者：约翰·巴顿）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们认为，已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是使北京同西方国家关系保持稳定的重要人物，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能够替代他的。    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现在担任这里亚洲学会分会会长的巴尼特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位促使稳定的人物，使他的国家一直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的领航员去世了。”    巴尼特说：“人们都会惦记他。他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简直没有什么人能替代的。”    巴尼特说，这位总理的去世对“中苏局势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同美国的关系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    【合众国际社波士顿一月九日电】亚洲事务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说，周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显然是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和有所感受的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有阅历的人”。    【本刊讯】美国长岛《新闻日报》一月九日刊载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人们将再也得不到周恩来总理的经验和他对全球的洞察力。    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接见记者时说：“我要对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位伟人——的逝世表示悼念。我们不会忘记，伟人不管在哪里都是伟人，失去他，我们都受到损失。他在一九一七年到过日本，一九二○年去过法国。他是国际上的伟人。”

【本刊讯】《墨西哥太阳报》一月九日发表题为《周恩来》的社论说：    每当想起中国，革命的中国的历史时，脑子里马上会出现毛泽东的高大形象。然而同他在一起的，沿着同一条道路走过来的另一个人    ——周恩来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周恩来是共产主义革命初期的老战士，他更擅长的是与对手谈判。在他外表腼腆的后面，隐藏着一种非凡的坚定和能战胜其他政治家的一种力量。周恩来已载入史册。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九日刊登该报前驻北京记者秋冈家荣的文章，题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在国际政治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誉，革命外交路线的实践者》，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增强发言权，同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所占比重之增大，形成了一体。一九七一年，戏剧性地实现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此举也是在第三世界的发言权增强这一伟大的时代潮流下实现的。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形势，坚决表示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允许别人谋求霸权，并同第三世界一道，对抗美苏的控制。中国外交的最迫切的目标之一，是防止新的美苏战争。    中国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存在着缓和，并且警告说：把架空的东西拿来大肆进行鼓吹，把它说成是什么时代的潮流，这是美苏两国互相欺骗和麻痹对方，如果美国信以为真，就只能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恢复日中邦交以前，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能给国际政治那么大的震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支持。勿宁说，周总理被评价为是一位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路线的出色的实践者。应当认为，在外交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的配合，正是表现了周总理的能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周总理的声誉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得到确立，是在同已故印度总理尼赫鲁之间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以及通过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的活动。而且，周总理从那以后马上下决心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推进这一路线的周总理的态度来看，我们切实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周总理作为一位革命家也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周总理住院前，同外国客人的会谈常常是从深夜开始到天亮。对于一位高龄的人来说，显然是使身体过分劳累。但是，支撑他这样做的，难道不可以说是经过三十年代长征考验的不屈的革命精神吗？周总理逝世了。巨星刻下的生涯，作为基于国际主义的伟大的爱国者的行动，将长久的名垂青史，这是确定无疑的。

【本刊讯】法国《人民日报》一月十日    ——十一日刊登法共（马列）总书记雅克·儒尔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周对欧洲问题无所不知》，摘要如下：    与二十世纪的伟人之一周恩来会晤是一种特权，一九七○年初，我同另外几个法国共产主义战士一起享有了这种特权。在观看一次现代革命京戏时，我们碰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在休息时，我们的代表团在一间大休息厅里被介绍给周恩来，我们都对周恩来的俭朴印象非常深刻，他对我们说了几句法语，立刻就使我们感到轻松了。接着他通过翻译，对我们说：“现在，我们老了，我们将消失，要由年青人接过火炬继续革命斗争。”在以后的几分钟里，他同我们交谈了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蜕变。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在几小时里，我们不仅谈到了政治，也谈到了他在法国时的情况，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当我们告诉他法国报纸对他在雷诺工厂的情况所作的一些轰动一时的透露时，他放开嗓子大笑起来。他夫人也在场，对这些追忆也笑了。那时他气色很好，非常松快。我们知道，那时，就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他一天工作十八    ——二十个小时，实际上只是在清晨五、六点钟左右睡觉。在这次谈话中，他向我们解释了欧洲将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的关键地方。他提出了一种以对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各种问题了解非常全面、非常深刻为基础的政治性论据。我们从二十二点或谈到凌晨三点钟才离去。    最后，我们进行了第三次会晤，这是在一九七三年，时间更短一些，我激动地回忆起的正是这一次会晤。这一次，我们发现周恩来有点瘦了，面容更疲倦了，在他庄严的脸上出现了老年斑。在他眼里还保持着我们在前两次会晤中已经注意到的充满非凡活力的目光。从那时起，肯定病情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但是他尽一切努力进行工作，因此他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这种荣幸，不仅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而且因为我们是法国人，因为他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的国家的代表。    俭朴，谦虚，能够迅速而少有地分清会谈的主要问题，不知疲倦，同样意识到他将离去，但完全相信青年一代，周恩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    他的一生和工作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同毛泽东的一生分不开的，也就是同使人类四分之一多的人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分不开的。

【本刊讯】英国《卫报》一月九日刊登约翰·吉廷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患癌去世》，摘要如下：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周恩来昨天在北京去世。    不管对不对，许多西方政府都把周本人同一九七一年以来北京的“向西方开放”政策联系起来。    对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消息将不会引起政治猜测，而是表示悲痛。人们将真诚哀悼他的去世。    他始终表现出完全忠于毛泽东的在中国建成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设想和战略。    看来他一直特别关心长期经济计划。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可能比他的许多同事更能应付自如地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尽管这个政策是由毛制定的。在四十年代末期，周曾经长时期同美国进行了谈判，并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进入外交舞台。    他仍然认为永远不应放松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他在一九七一年最后一次接见威廉·欣顿时谈到国内的政治，他警告说，中国的“工业管理人员”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谈到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的现象。    周瘦瘦的面孔，浓黑的眉毛，令人望而生畏，但也有富于人情的东西，他同人紧紧握手，经常流露着微笑，对老熟人保持着长时间的热诚的记忆。来自国外的敬佩他的许多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及中国的千百万人将怀念他。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有六百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还纷纷拥到国际电报局拍唁电》，摘要如下：    九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沉痛消息，这一天，东京南麻布的中国大使馆，到下午，前来吊唁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他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到参加十四日的正式吊唁仪式了。    大手町的国际电报局，由于要求拍唁电的人一齐拥来，所以，增加了国际电报的线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痛悼念巨星陨落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大使馆截至下午五点半结束接受吊唁为止，政界、财界等各界人士约有六百人前往悼念周总理的逝世。    在大手町的国际电报局一楼窗口，从中午前后起，贸易公司、友好团体等人士为了拍国际电报陆续来到电报局。到下午，人还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能把汉字原封不动地传送出去的国际传真电报。

【路透社联合国一月九日电】为了哀悼中国故总理周恩来，联合国旗今天下半旗，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没有升起。一位联合国发言人说，这种哀悼方式将持续「数天」。    在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一位重要的国家政治人物举行葬礼的日子下半旗。布托下令全国下半旗三天为周总理逝世举哀    【巴联社拉瓦尔品第一月九日电】政府今天宣布，从今天起到一月十五日在北京为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丧礼那天止，全国举哀。    布托总理已经下令，在今天、明天和一月十五日举行丧礼那天下半旗三天。    自由克什米尔今天下半旗，为已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志哀，以表示对这位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的伟大支持者的尊敬。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一月十日刊登著名的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写的一篇回忆他和周恩来总理会见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是一九三八年在汉口，当时他正负责与蒋介石政府联系。我那时刚刚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并想反映反法西斯战斗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长时间地向我询问了有关西班牙战争和人民参加反对佛朗哥分子和他的盟军的斗争。他对我谈长征谈得很少，而是热心地向我叙述他的国家的形势。我相信决定性的行动是从延安开始，因而我决定到延安去。蒋介石的特务们对我进行阻拦。然而，我终于秘密地拍摄了有周恩来参加的八路军首长们在一所教会学校举行的会议。我们的关系从有保留的关系变得友好了。我们一起唱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及个人的问题。    二十年以后，我又看到了总理周恩来。他关心每个人的健康，并要求对看护、药物和大夫作明确说明。他继续向他的对话者了解情况。    周恩来对电影也感兴趣。关于中国电影工作者，他认为他们拍摄领导人太多，而拍摄人民不足，农民和工人被描绘成默不作声。    当我在一九七一年又到中国时，他责怪我没有带机子来。他对我说，应该拍摄文化革命的成果。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他坚持不要把中国拍成“十全十美”，而是如实地拍摄它有矛盾的现实。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革命的。

【合众国际社一月八日电】（原电无发报地点）周恩来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    周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人物。    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为他所称的“新中国”制订主要的政策方针，但是他依靠周加以贯彻执行。    在现代，象周那样经历这么多的政治风暴并且能够获得朋友和敌人双方这么高度尊敬的人是极少的。    他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曾经同周相处过的人几乎都对他的魅力、智慧、机敏和精力有深刻印象。    英国战时英雄蒙哥马利勋爵在一九六○年访问北京同周会晤后说：“人们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很有才智和非常聪明的；我要说他的脑力是超等的。他是一位敏捷和清晰的思想家，有非常令人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总的来说，他是一位有高度才智、非常令人喜爱的人物，而且有动人的风度。”    在比那时早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当时年轻得多的周身上获得基本上是同样的印象。    另外的几十个人    ——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一直到报纸专栏作家赖斯顿——在周的晚年给予周同样的评价。    斯诺在一九三七年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他肯定具有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看来是由腼腆、个人的魅力和进行控制的十足信心这样奇异的结合产生的。”    “他显然是中国最罕见的人物，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他的行动同他的知识和信心非常协调。他是一位由学者变成的造反者。”    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他是总管一切的人。    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周和他的夫人过着简单的、相当俭朴的生活。    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很晚才进晚餐。同他会见的客人甚至到他去世前几年还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周有精力，而且非常乐于——有时热切希望——把晚餐后的会谈一直继续到早晨的太阳照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他在文化革命的狂热时期显示了同样的精力，常常同没有耐性的红卫兵举行耐心的谈话从日落一直到日出。    周在去世以前很少生病。    在一九七一年春天，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而震惊了全世界。周把“乒乓”外交归功于毛，但是，正是这位总理领导了同美国和解的进程。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同周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结果是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了中国。虽然尼克松会见了毛，但是进行美国官员们称之为“实质性”谈判的是周。    一年以后，周在北京同基辛格会谈时建议两国在华盛顿和北京设立“联络处”。    周打开同美国的关系不过是他发动的新外交攻势中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步骤之一。中国赢得了联合国的席位并打开了同日本、西德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    在对外关系出现所有这一切状况的同时，周又在国内推行一项集中于促使经济较为迅速地发展的计划。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一九七六年新年特大号刊登该刊国际部编辑中泽孝之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第十二年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内政、外交难题堆积如山》，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由于内外政策上难题堆积如山，又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健康情况纠缠在一起，可以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的更替早晚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在去年十月就已经上台十一周年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一九七六年将是怎样的一年呢？当然，难于作出确切的预测，但是，课题太多，正因为如此，似将成为重要的一年。    因为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内外政策，又同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情况纠缠在一起，所以可以认为，已经老龄化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更替，即首脑人事的变更是早晚不可避免的。因此，就这些方面探讨一下问题的所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第三次党代会    去年十二月一日召开的党中央全会决定了在今年二月份召开第二十五次党代会的议事日程。根据这一决定，继一九六六年春的第二十三次党代会和一九七一年春的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之后，确实将按预定计划举行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第三次党代会。但是，如果以上次党代会为例，那么，在召开之前八至九个月就决定了大会议事日程和基调报告人，这次却推迟到只有三个月就要开会时才决定，原因是什么呢？虽然完全是揣测，但是可以想象，可能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健康情况、选定接班人、以农业萧条为主要原因的经济严重停滞，以及由勃列日涅夫访美进行美苏首脑会谈的时间表大大推迟等等问题有关。    看来，勃列日涅夫政权在内政外交上存在着不少困难的问题，因此，在西方已经出现“党代会可能因领导集团内部的对立激化而延期”的议论。农业萧条的责任问题回顾勃列日涅夫政权十一年多的施政情况，公平地说，要找出象赫鲁晓夫那样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事例是困难的。而且，乍一看去年的大歉收，就令人想起赫鲁晓夫政权末期农业政策的失败。但是，在追究勃列日涅夫农业政策失败之前，问题是天灾所造成的灾害太大了，所以，反而也有迹象表明，也可能最终不去追究某个特定领导人的责任。    当然，在党代会之前召开或者之后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也许会暴露出来谁要对农业萧条负责任。谁要对农业萧条负责任的问题是否真的会公开化？如果公开化，被更换的领导人将是谁？这可能是今年党代会前后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搞一致意见的政治家    其次，如果再研究一下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政治作风，那么在外交活动方面，他有可以认为是我行我素的地方吗？从勃列日涅夫身上也可以看到象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把他的女婿作为私人使者派到波恩去那样的独断专行吗？    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外交，还不是在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的吗？其中包括被西方称为所谓鹰派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即使肯定勃列日涅夫是缓和外交的热心推行者，却也不能说他在与对手进行外交谈判时，甚至无视与美国或者西欧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客观状况的变化而胡乱地不断挥舞“缓和”的旗帜。可以认为，他的行动，出于他本人保守而又慎重的维持平衡的现实主义的性格，同时，也决不是超出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一致同意的范围的。    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相比，重要的不同之点，大概就在于他是搞一致意见的政治家。    只要没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下台的可能性，假如与赫鲁晓夫相比，看来是小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党组织、军队、克格勃中安插了可以称之为第聂伯派的亲信，这一点大概也是在考虑下台的可能性时应该加进去的因素。但是，既然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要下台而辞职的可能性，那么，党代会之后也必须进一步密切注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活动。等待中国的变化    只要福特总统主张奉行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实力地位出发的对苏和对华外交，苏联方面大概也就不得不应付这种局面。当然，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外交并不是在轻视本国安全的情况下确立的。缓和外交的进展也好，停顿也好，毕竟要由和对方的相应关系来决定，单凭苏联领导内部的鹰派和军方抬头这一面（而且几乎没有具体的例证）来议论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的后退，看来未必妥当。    勃列日涅夫在党代会上的基调报告，当然不得不谈到对华关系。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看，由苏联方面提出旨在改善关系的划时代的方案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等待中国方面起变化，而后采取相当的措施，这个历来的原则大概不会改变。但是，现实是，中苏相互间舌战的激烈程度，与去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所谓勃列日涅夫设想，即实现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报告中大概也不会谈到，然而，在严峻的中苏对立的现实面前，大概不能不缺乏说服力。    总之，会不会提出强调今后五年外交的基调的新东西来取代上次党代会的“和平纲领”呢？常言说：“对外政策是内政的直接继续。”即使从内政的基本方针上来说，对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外交部分也是特别要注意的，但是，似乎不能预料其政策会有划时代的改变。只要勃列日涅夫政权继续下去，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认为他的奄奄一息的权位将在一两年内结束，似乎也没有多少余地可以怀疑以往的勃列日涅夫路线会不会继续存在，或者会不会得到继承。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日电】题：在领土问题上各持己见，苏联方面提出睦邻条约    宫泽外相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第一次日苏外长会谈，十日上午在外务省国际会议厅举行了大约三小时。这次会谈的议程几乎完全集中在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上。进行日苏和平条约谈判是葛罗米柯外长访日的最大目的。会谈没有能够取得具体的成果。对于和平条约的核心北方领土问题，双方的主张合不拢：日本方面要求一揽子全面归还；苏联方面则认为“改变现状是不可取的”。    在会谈中，首先，宫泽外相从历史事实、条约关系等观点出发详细地论述齿舞、色丹、国后、择捉等北方领土    ——归还这些领土是缔结和平条约的前提——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强烈要求早日归还。    对此，葛罗米柯外长强调了优先考虑现实的必要性，表明了不接受日本的归还要求的态度。    葛罗米柯外长联系到领土问题申明了这样的立场：“应该积极地发展日苏关系，而不要为和平条约能不能缔结所束缚。”并且重新提出了“日苏睦邻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去年二月致三木首相的信件中倡议缔结的。这位外长没有谈睦邻合作条约的内容。    他预先声明“无意强加于日本”，却又探询了日本方面的意向。    宫泽外相向他转达了日本方面明确地予以拒绝的态度，说解决领土问题以后缔结和平条约是先决条件。    而且，就象日本方面预料的那样，葛罗米柯外长在会谈中涉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就霸权问题表示了“不满和担心”，还要求日本方面说明日中谈判的进展状况。    对此，宫泽外相说：“日中谈判的目的是，根据日中联合声明增进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日中联合声明已经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日本政府对待日中谈判的立场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要求苏联方面理解。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九日以《三木首相再次强调不改变北方四岛一起归还的立场》为题报道：    三木首相一月八日下午在东京南平台的私邸，分别会见了自民党的石田代理干事长、植木总务长官，以北方领土问题为中心交换了意见。    三木首相在席上就北方领土问题说，“不一揽子归还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四岛，就不能缔结日苏和约”，强调根本不改变这一一贯的立场。    另外，三木首相还表明，即使葛罗米柯提出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的提议，首相将表示“那是不值一提的”，从而表明了不予响应的方针。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日电】题：三木首相说，领土问题需要年限    三木首相十日下午在步入官邸的时候，对记者团的问题“日苏谈判可以抱有期望吗？”回答说：“不能期望领土问题会有进展。再需要一些年限。”

【美联社洛杉矶一月十日电】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访问中国后今天回国，他们带来了中国的生日蛋糕，这是中国政府给前总统尼克松的礼物。    艾森豪威尔夫妇从上海带来这块蛋糕，装在一个盒了里，外面系着红丝带。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上海市革委会在他们离开中国时送给他们的。    他还说，每个市政府都送给尼克松一件表示敬意的象征性物品，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物品。    他们两人是在去圣克利门蒂参加艾森豪威尔夫人的父亲庆祝生日的宴会时路过这里的。    但是这位前总统的小女儿拒绝在机场会见记者。她的丈夫说，在长途旅行后感到不舒服，她感冒了。    艾森豪威尔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妻子在离开中国之前两小时，知道中国的总理周恩来逝世了。    他说，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在一般居民还不知道这件事之前就打电话告诉了他们。    艾森豪威尔说，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中国人知道了逝世的消息，在中国，人们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又说：“一切都在照常进行。”    艾森豪威尔说，人们多次对他和他的妻子说，欢迎尼克松再到中国作客。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他们肯定希望他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停留他们就明显地作这样的表示。他们极其希望他去。    “他（尼克松）在中国很受到尊重。人们认为是他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来打开一种他们希望使之继续下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