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九日电】（记者：迪萨布隆）由乔冠华率领的人民中国第一个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已于十四点离开这里去纽约。    到机场欢送他们的有周恩来总理、四位政治局委员和大约三千名群众。他们说这是“毛主席外交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    虽然机场上悬挂着红色的横幅大字标语“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但是，今天的场面带有一种家庭的气氛，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人人都显得很高兴。    在场的还有在北京驻有外交使团的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往常只有在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时才邀请各国外交官到机场去。    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微笑着同在机场的红卫兵握手，还同其中有些人拥抱。    乔冠华率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在一排民兵和军人前面走过。民兵和军人们都拿着《毛主席语录》。    在无数次的“一路顺风”声中，代表团成员们接受了各国外交官的祝贺，同中国各位领导人一一拥抱，然后向人群挥手告别，上了飞机。    【南通社北京九日电】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胜利万岁！”的标语下，中国愉快地送别了它的第一个到联合国去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机场上一片口号声、锣鼓声，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男女儿童跳着舞。    以乔冠华为首的代表们和工作人员共约五十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专机。在机场上为他们送行的规格是最高一级的国家代表团的规格。在机场上聚集着几千名兴高采烈的儿童，还有三个军种的部队和民兵列队站着，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总理和几位政治局委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高级领导人到机场送别代表团。到场的还有各国外交使团的首席代表，其中有许多人是同乔冠华认识的。    两星期以来，中国报纸上天天都刊登世界各地祝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大量来电和来信以及报刊评论文章。从这种情况和今天的送别情景中可以看出人民中国对自己在联合国取得席位一事之重视。    这些天以来，中国已几次指出，中国在联合国要起的作用是维护他国的独立和自由、促进世界和平和扩大国际合作。姬鹏飞代外长前两天曾说，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协商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因此，可以认为这将是中国要在联合国宣传的原则。    【路透社北京九日电】（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尔）有大约几千名中国人穿着民族服装，挥动着旗帜和花束欢送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家属（其中有一些孩子）聚在周总理周围。周总理同孩子们有说有笑。    随同代表团前往的有五位是女的。    乔冠华时时愉快地笑着。他同带头为使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斗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热烈拥抱。他在回答智利大使乌里维的话时说：“我们要一起战斗”。    周先生笑容满面，显得很健康，精神很好。他看到了二十二年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被孤立的局面结束了。    将要动身的代表、外交官以及记者们的家属在飞机旁边围在中国领导人身旁，一片高兴的气氛。    【合众国际社渥太华九日电】北京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代表黄华将在今天动身前往巴黎，在那里同北京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会合，然后同他们一起前往纽约城。    【南通社华盛顿八日电】在这里的政界人士中引起很大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先遣队今天像预料的那样在纽约出现了。数天来，中国代表团的即将到达一事，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的人士中，一直是普遍关心的，引起各种各样的估计和猜测的议题。在这方面，有许多不得而知的问题，其中人们猜测的有进入这个世界组织的人民中国的代表团对当前的世界问题中哪些问题最感兴趣。

【共同社东京九日电】题：报界扑了个空，平静地进入纽约    纽约八日消息：中国出席联大的先遣队一行六人，已于八日到达那些警察和报界人士团团转的肯尼迪机场。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反华游行，一行平静地进入了纽约。在机场大厅里，上午十一时许，就挤满了带着电视摄影机和录音机的报界人士，共有一百多人。他们正在等候着二十年来首次来自中国的访问者。    在迎送大厅里，报界人士东奔西跑。他们难以了解这一行人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呢，还是立即就上车？好不容易才得知他们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从海关的出口到停车处，摄影记者围了一层又一层。派出懂中文的记者，或配备了中国人译员的记者团，后来以一种全靠照象机采访的表情，退了下来，跟着看热闹。    由于是外交官待遇，因此免除了海关检查。他们只向海关人员出示了红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尽管记者团中有人问话，他们仍然缄默不语。好不容易才上了车，由亮着红灯的汽车作先导，沿着高速公路驶向市区。    【美联社纽约八日电】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六人先遣人员在警察的严密保卫措施警戒下今天中午到达纽约。    这批人受到十多位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欢迎。这批中国人在下午约三点半拜访了在联合国总部以北大约四十个街区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总部。    这批人在下午五时三十五分离开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总部，一位发言人说，他们回罗斯福饭店去了。    可是这批人在相隔大约十个街区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总部停了下来。这批中国人后来离开罗马尼亚代表团总部返回他们住的饭店。

【德新社联合国八日电】（记者：格哈德·门宁）联合国大会为了等待中国人的到来，在过去几天仅仅以一半的马力进行工作。    许多“第三世界”的代表正热切地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辩论中同他们的北京“战友”进行合作。即使中国人暂时不采取主动或大事宣传，单是他们的出席就是一种具有无法预见的重要性的心理因素。    许多观察家认为，他们的到来可能起一种触媒作用，会引起政治上的特别反应，使潜伏的愤慨情绪活跃起来，对某些倾向产生影响。    因此，由于中国的出席，第三世界本来已有的一种愿望将具有一种比较具体的形式，这种愿望就是不让两个超级大国自己决定世界的政局和把它们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世界其余地区。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埋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反对富国在国际上实行“金融独裁”的时候可能得到北京的支持。    许多国家还可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盟友，这个盟友在国际裁军对话中将会帮助它们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激进的阿拉伯国家    ——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由于有中国撑腰，在即将举行的中东问题辩论中可能用更加尖锐的语调说话。    巴基斯坦如果在安理会同印度发生冲突的话，肯定将依靠它的北京盟友。    黑非洲国家可能要加强他们同南非白人政府的政治斗争，因为它们知道，中国积极支持黑人“自由战士”反对“白人殖民统治者”的斗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里的观察家怀着一定程度的期待的心情等待着中国联合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相信这样一来，联合国将成为一个比较“有生气的世界议会”和世界政治方面的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讲坛。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十一月八日刊登了《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坦纳从联合国发出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联合国焦急地等待着新中国的人员》，摘要如下：    当代表们等待着共产党中国代表团到来的时候，上周在这里人们的心情是一种不安和忧郁交织的心情。    带有讽刺地说，这里的有些不安情绪是由于曾经为接纳北京最卖力的许多外交官并没有真正想到它会在今年实现——由于美国竭力设法保全国民党中国的席位。当这场战斗突然结束的时候，这件事几乎太重大，以致无法令人相信。    确实，联合国也许不会是世界的中心。乔先生在龟湾的出现也不会改变美国、苏联、西欧和亚非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是，乔先生的出现将象征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作为一个积极的、看得见的力量来到世界舞台上。    一些年来，主张接纳北京的鼓吹者们一直在说，代表八亿人民的政府、亚洲最大、最强的国家和一个核大国的政府必须在这里有代表——在没有北京参加的情况下要讨论裁军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说法听起来总是遥远的和没有现实意义的。    突然，在上星期三，这种论点成为现实了。当墨西哥的代表阿方索·加西亚·罗布尔斯建议把裁军辩论等到中国到达之后再进行的时候，苏联代表作为在裁军辩论时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刚刚在联合国讲完了话。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问道，是否有任何代表团反对推迟。经过很长的时间，他和在主席台上挨着他坐着的联合国法律顾问康斯坦丁·斯塔夫罗普洛斯环视着安静的大厅，注视着一排排的代表们。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动。马利克的小槌放下来了。辩论推迟了，代表们离开了会议厅到处闲逛，他们得到了预料不到的闲暇时间。    当没有人说“坚持我们的议程”的时候，大会上的片刻肃静极为戏剧性地表明了世界大家庭的下述信念（现在是一致的信念）：无论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讨论或谈判实质性问题都必须有北京参加。    无论中国人可能决定要另外做些什么，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他们将支持小国的权利。他们肯定会对关于殖民主义的一切问题采取强硬的态度。曾经能够很容易在这方面的辩论中取得胜利的苏联代表团可能发现他们自己不仅是傲慢的，而且是受到攻击的。

（续昨）    “就边界问题来说，中国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都还有一些未定的边界，但是中国从没有、也永不会利用这种情况，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去对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作任何改变。无论在边界划定或者没有划定的情况下，中国都准备同自己的邻国，同心协力，……使彼此不为边境问题发生疑惧或冲突。”（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本刊注）    中国在同包括印度在内的邻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严格遵守那项保证。就中印边界来说，中国和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英国或任何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现代国家需要做的划出边界线的任务留给继承国家来做，也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建议以现状为基础来解决——因此，使台湾的国民党大为愤怒，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对麦克马洪线下面那块土地的要求。（注九）中国建议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以现状为基础来划定，然后标出相互满意的边界。但是，印度在英国人离开后不久就决定，谈判解决边界不符合它的民族利益；因此它拒绝谈判，其唯一可能找到的根据是，边界已经由历史和传统的自然进程所划定，因此只需要标界了。这样，印度实际上要求有权单方面确定中印边界总的走向，而让中国只参加第二阶段标界的过程，标界时可以对印度所要求的边界走向作微小的调整。当印度政府一九五四年在其地图上划出北方的已定界时，它对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了要求，该地联结西藏和新疆，虽然荒无人烟，但对中国却很重要，中国人至少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就认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一年他们通知英国人说，该地区是他们的。结果是陷于僵局，印度企图在一项“前进政策”的指导下，用军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在历史上对阿克赛钦曾有过的含糊的要求，以解决这个僵局。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的攻击就是对那种军事挑战的回答。    中苏边界问题则不同，其不同在于边界的大部分已由条约划定，而在有些地段并已标界。虽然中国人把这些产生边界的条约说成是“不平等的”——只有克里姆林宫雇用的历史学家们才会争论此点——但是中国人从未说条约是“非法的”，也没有拒绝那些条约。相反，中国人一直建议，应该以那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人们要问，如果条约都有效，有什么必要来谈判边界问题呢？回答是存在争端，不仅中苏两国地图划法不同，一九六○年周恩来曾称之为“很小的差别，容易解决”，而且对这样重要而又爆炸性的具体细节有争议，如在边境河流中边界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在中国人主张的主航道中心线上还是在俄国人说的中国河岸上？换句话说，旧有的条约是不够的。这种条约措词模糊，又以初级的或原始的地图为依据，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划出清楚的边界线的要求，即使在荒凉地区也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中国的态度是明确和一贯的：以那些条约为基础谈判一项全面的详细解决办法，如那些条约不能解决问题，就根据现状，对局部的争执达成妥协。在这样解决之前，双方协议维持现有的位置；凡已发生冲突或显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地方，双方对等地从争议地区撤出一切军事人员。    苏联同印度一样，拒绝采取这种态度。莫斯科只同意“讨论对个别地段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问题”——而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个别地段”需要“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其上下文表明，莫斯科的想法是这种决定应由苏联来做——或至少俄国人对哪些地段不应当讨论有否决权。这种态度对中国人说来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再现，只不过俄国人用手中挥舞的核火箭代替了沙皇阿穆尔河舰队的炮艇罢了。    就边界问题来说，中国的记录表明，有五次友好的、相互满意的解决；有两次危险的僵局。但这两次争端的实证，都不能支持认为北京曾经采取行动蓄意制造或甚至恶化争端的结论。的确，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说中国在边境上奉行沙文主义、统一版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这种流行的指控就不能成立了。    另一个指责是，中国作为隐蔽的和公开的革命输出者，对其邻国和亚洲甚至对世界的稳定都是一个威胁。似乎西方研究中国的人并不听取中国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而是只听他们自己的心声，说些他们臆望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话。    中国共产党人主要经验——因此也是主要信仰——即：革命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靠你自己干”的过程。    那末，中国对其他革命人民的支援实际上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来自“东方红色天空”的支持，即中国自己革命胜利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地具有巨大的意义。还有，这种帮助还来自毛的教导——或许特别是来自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他怀着这样的乐观主义宣传革命能够成功。除此之外，虽然中国人欢呼世界局势中在他们看来好象隐藏着革命潜势的每一个发展，但他们向革命运动提供的实际援助却是极为微薄的，这里指的是物质帮助即枪枝和金钱而不是榜样和鼓励（注十）。当然，中国一直在援助北越；但是中国对在其门口所发生的战争采取的行动却表明它是极端克制的。    一九六三年陈毅就中国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态度作申述（注十一）说：世界革命的问题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假使这些国家革命尚未成熟，那末中国也无能为力。然而，中国支持反帝和反压迫的革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幕后操纵一切革命：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你不能责备中国要对古巴起义成功负责。中国不是支持每一次起义的罪魁祸首。中国不能为所欲为地煽动或熄灭革命。中国只能管自己的事。革命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但是中国将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别国的革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伤害了美国、或者甚至赫鲁晓夫先生的感情，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不能拿我们同被压迫人民的友谊来作交换。但是必须记住，中国的军队不会越过边界去推进革命。    中国同其邻国的关系证实陈毅表达了北京的政策。这些可以被看为是严格对等的：影响北京对邻国政府的态度的，不是该政府的政治面貌，而是该政府的行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适当例子。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中国人，但是自六十年代初以来——经过五十年代一段十分冷淡关系之后——巴基斯坦已作为朋友同中国接近，而中国则相应回报。当然这是简单的说法；印中争吵和中苏争吵这些因素对次大陆有强烈的影响。但对等格局仍可看得出来。    中国对其它的帝国邻邦的态度——在香港的英国和在澳门的葡萄牙——也应加以研究，而且或许可以把中国这种态度同帝国在亚洲的残余地盘，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和果阿等地所发生的事恰当地联系起来看。法国人在新德里经久不断的外交压力下，被说服放弃了本地治里——而从北京方面却没有这种压力要赶走葡萄牙人或英国人。当外交压力未能使葡萄牙撤走时，印度人干脆采取军事行动拿下了果阿——中国则对在其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外国飞地既未使用武力，也未进行武力威胁。赫鲁晓夫曾嘲笑中国人没有象印度人对付帝国的前啃点那样采取行动，从中国人对此所作的答辩中，人们可以推断在北京的考虑中还涉及到一个因素，即承认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来纠正历史是极为危险的。中国人曾说道：“对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诸如香港和澳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一旦条件成熟，应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在解决之前应该维持现状。”作象这样的分析，对最恶意地解释北京行动的一般趋势进行挑战，容易过份偏向另一面；但是，最近所做的关于中国遵守国际协议的最详细的研究报告已把其研究的结论寓在报告的小标题上，这个小标题是，“对遵从的研究”。（注十二）    上面摘引过的那位对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作了判断的美国学者也认为，北京政权的看法是武力在对内和对外方面都是实行政策的正当的工具，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可以最容易地为这种看法提供的证据    ——其特点是从中国人的言论而不是行动中得出来的证据——是从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格言中得出的。人们很少考虑到毛泽东讲这话的上下文。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摆开战场，同日本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共产党内部有些人对毛泽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是革命的道路这个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教导提出挑战。    毛说道，“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成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毛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对共产党人说来，如果看不到兵权至为重要，那就太天真了。但是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继续阐述这方面的另一重大原则说，“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毛只是简洁地表达了一个确然的自明之理，即如果革命者放弃武力并把武器留给敌手，就是退让认输。毛并没有把他的格言运用到国家间的关系中去，而且白从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北京的行动中无以表明中国人认为它能这样运用这个格言。就象任何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当北京判断国内出现某种需要动用武力的情况时，它即会使用武力；就象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当对方使用武力或明显地进行武力威胁时，北京将会（而且曾经）使用武力——中国人一再地宣布，他们决心最强有力地抵抗对他们国家的任何进攻。但是在中国的言行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种见解：即除了对武力作出反应之外，北京认为在对外事务中使用武力是实行政策的一个正当的工具。    认为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是残忍的这种看法，还伴随着另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无情轻率已达到丧失埋性的程度，竟然不顾核战争的后果。然而中国人确实认为，中国在一场核进攻中仍能生存，坚决表示在这种威胁下面决不屈服。由于苏联公开警告说，假如它遇到战争的话，它将使用核武器；同时也由于美国人平静而公开地讨论他们如何才能以最经济的支出对中国取得最大限度的破坏，（注十三）除了投降，很难看到他们再说什么别的了。苏联在发展它自己的核武器之前，斯大林在另一有名的格言中对美国原子弹采取了和毛非常相同的态度。“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九四九年八月当已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及关于美国人向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毛这样回答。毛在这里对核武器表达了他的革命哲学的根本看法——不管敌人看来有多强大，革命一旦爆发就是不可战胜的。毛强调并坚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革命者不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么他们怎么能希望取胜呢？如果政治上的计算主要是以对双方火力的估量为根据的话，那就不再会发生革命了。这一点，在三十年前的一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调查报告中即可看到：    “反革命以前通常依赖于在技术上和智力上对革命力量来说都处于劣势的反动力量的支持。这情况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业已改变。现在，每一场革命都会遇到现存的最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最无情的机器的攻击。”（注十四）    但是，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实际上是经过思考的、现实而谨慎的——肯定比华盛顿的态度更是经过思考的、更加现实而谨慎，很可能比莫斯科的态度也更是经过思考的，更加现实和谨慎。把中国，特别是把毛，描绘成无知而鲁莽地挥舞核武器的形象，可能又部分地反映出那些使某些中国观察家受到影响的内心之声的作用；然而这也是——部分地是由美国握有炸弹和导弹的集团，而最积极地是由苏联——故意散布的。阿瑟·赫克很好地归纳了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    “（中国人）为自己对核武器的立场辩论时既谨慎又含蓄。他们不认为一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不大可能发生。他们不想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充分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他们在核试验后一再重申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此来向世界再次肯定他们的意图。……”（注十五）    莫顿·哈尔普林教授提出同样的论点。和主要是俄国人传播的那种完全虚假的形象相反，他说：“假如人们实际上看一看中国人所说的，看一看中国人在各种危机形势中所作所为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楚，中国人的观点是，核战争……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灾难……”    中国对核武器所采取的态度既不威胁别人，也不是鲁莽从事。除了保护民族利益之外，中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充足的理由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今的俄国或德国的战争经历能否超过中国的战争苦难和持续时间之长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只要有可能的话，就应避免战争——但以不出让重要的民族利益为限。中国关于战争的所有讨论都明确地是关于防御战的范围。“人民战争”的全部概念在战略意义上是防御的——把入侵者淹没在武装起来的战斗的中国人民群众之中。    所以，本作者的结论是，在领土和边界问题、支持革命和核武器等方面——这是对中国害怕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国并不是象它被描绘的那样。中国不是扩张主义的、没有侵略性、不残忍、也不危险；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谨慎的、切望保卫自己的边界，而不是扩大边界——中国受到威胁，而不是一个威胁。（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注一：引自述林《俄国在亚洲的崛起》注二：同上注三：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在华盛顿对全国记者    俱乐部的讲话注四：见注一注五：哈尔普林所说，载于巴肯所编《中国和亚洲    和平》（一九六五年伦敦出版）注六：《美国对外关系，一九四三年；中国》（一    九五七年华盛顿出版）注七：库克沃拉所著《国际上边界争端的解决》    （一九六七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    十八页注八：见作者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伦敦一九七○    年版和纽约一九七一年版）；一九七○年七月    号《太平洋大家庭》上的文章《俄国和中国：    压制不住的冲突》注九：国民党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重申    了它对麦克马洪线的不变观点：“所谓麦克马    洪线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时期片面主张的线。    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接受这条边界线，并强烈反    对英国的主张。”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思潮》    杂志（伦敦）注十：见阿瑟·赫克著的《中国的安全》一书注十一：指陈毅接见狄克逊和罗伯小姐时的谈话注十二：季卢克特著的《中国和国际协议》一书中    “对遵从的研究”一书注十三：例如，据报道，前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先    生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参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    曾这样说过：“相当小的数目的武器（较之对    付苏联所需要的少得多）炸五十个中国城市，    将会毁灭城市人口的一半——五千多万——并    毁灭一半以上的主要的政府、技术和管理人员    以及大批技术工人。”注十四：诺姆·乔姆斯凯《美国的权力和新官吏》第    ２４７页。引自博克诺所著《西班牙内战》注十五：赫克，同上，第６５页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中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遭受一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欺负、掠夺。现在，这些国家纷纷起来反抗“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第三世界”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浪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部长会议，反映了“第三世界”的这个动向。“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西方通讯社往往称之为“不发达国家”。这些亚、非、拉国家过去一般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经济大都非常落后，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萎缩衰落。现在，这些国家大多独立，它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欺负和掠夺，一方面力求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民族工业。因此称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的国家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是一九六七年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当时参加的国家有七十七个，所以称为“七十七国集团”会议。    最近在秘鲁利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次部长会议，参加国已增至九十五国，所以有些外电称为“九十五国集团”会议。（转自香港《文汇报》）

【拉美社利马七日电】“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今天通过了第三世界在即将在智利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纲领性文件——《利马宣言》，从而结束了十四天的活动。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九十五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从十月二十五日起在利马举行了会议，目的是统一对富国的看法。这个任务不是容易的，《利马宣言》尽管不是惊人的，但如果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差异的话，那么这个宣言是一个成功。    《利马宣言》包括四个部分和五章，即：原则声明；行动纲领；关于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的措施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采取的措施的联合声明，以及这次会议后七十七国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    无疑，最突出的政治原则是，规定不发达世界有权支配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认为从外部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作为对收回被割让的国家财富的报复的任何做法都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种威胁。    在宣言中还说，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的措施。一些拉美国家提出的要求明白谴责美国最近采取的违反国际发展战略的保护主义措施的一项动议没有得到通过。    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的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确认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自由支配在本国管辖范围内的海洋资源。实际上，尽管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这是默认二百浬领海的主权。    向不发达世界传授技术是《利马宣言》中的另一个问题。宣言说，传授技术应是在合理的方式和条件的基础上的国际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向会议提出这个问题时，原先的用词更为明确。原先说，科学和技术是全世界的遗产，因此，应该向发展中世界自由传授。这个建议引起了争论，直到采用目前这个不太明确的形式。    七十七国（实际上是九十五国）就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会议决定提出对它们有利的措施，并在日内瓦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使命是提出一份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的名单（目前是非洲和亚洲的二十五国，加上海地）。    “七十七国”集团还商定在日内瓦建立一个文件和档案办公室，作为该集团走向成立机构的第一步。    尽管在这类会议上有不可避免的分歧，但是《利马宣言》是统一的象征。它承认组成第三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在利益上基本上相同。    【拉美社利马八日电】“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今天凌晨闭幕，秘鲁外长梅尔卡多·哈林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会议正式通过名为《利马声明、原则和行动纲领》的文件。    秘鲁外长强调指出，“同《阿尔及尔宪章》一样，《利马宣言》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我们反对不平等、非正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方式的斗争。”    梅尔卡多·哈林说，会议的结论是重申要密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友好关系。    他说，不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单一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它迫使我们的经济专门出口有时在我们自己之间进行竞争的某些原料。    【法新社利马八日电】九十五国代表采取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利马宣言》全文。    明年四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时，发展中国家将以《利马宣言》为基础，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    秘鲁外长哈林在他的闭幕词中说，《利马宣言》谴责强国之间的武器竞赛；谴责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侵占领土和外来的压迫手段。    大多数代表认为，《利马宣言》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团结的重要步骤。    “七十七国集团”的第三届会议地点，选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法新社利马七日电】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九十五个发展中国家会议的代表今晚通过一项“行动纲领”，要求第三世界“充分参加改革世界贸易和货币制度的任何事先的磋商和决策。”    会议通过的这项最后文件要求这个国际大家庭“运用国际机构迅速实现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革，特别是在贸易、财政、航运、无形项目和技术方面的改革。”    在会议上，拉美代表团和非洲代表团在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水平最低”的“特别措施”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建议“这个国际大家庭履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措施计划。”    它谴责“维持象军备竞赛、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对任何国家领土占领等某些讨厌的趋势和政策的做法。”    参加会议的三个地区集团的分歧如此尖锐，以致会议不得不延期整整一天，有时会议要开到深夜。    这种内部争吵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工业国的不同的结盟。

【合众国际社巴黎八日电】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今天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进行会晤以后说，她使法国对“印度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甘地夫人从蓬皮杜那里得到了什么保证，据说由于印度同西巴基斯坦的冲突以及数百万东巴难民给印度造成的负担，甘地夫人曾谋求得到这种保证。    有人问在印巴危机中法国官员是否同意印度的观点，甘地夫人回答说：“法国认为必须为东巴危机寻找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也这样认为。”    在她同蓬皮杜总统举行这次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前，政府官员说，她将谋求法国增加政治和财政方面的支持，以帮助她处理东巴难民问题和对付同西巴发生战争的威胁。    早些时候，甘地夫人对记者说，印巴冲突的任何解决办法要是“不能为东巴人民所接受”，那是不行的。    蓬皮杜在为甘地夫人举行的一次午宴上说，印度次大陆的这场危机“最初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因此必须采用政治解决办法。这首先必须得到牵涉到的所有的居民的同意。”    蓬皮杜说，法国已经在参加联合国为减轻逃脱西巴军队控制的难民的负担的努力，但是“要解决这场危机，仅仅有这些人道主义的努力是不够的”。    然而蓬皮杜重申法国官方采取的在亚洲保持中立的立场。    在卡拉奇和新德里之间的最近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时，法国对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然而没有同时停止在财政和政治上对新德里的支持。    【法新社巴黎八日电】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今天上午在马提翁大厦同沙邦—戴尔马总理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这是只有正式译员合作的秘密会谈。    甘地夫人在会谈结束后说，会谈是“有盒的”。这位印度总理明确地说，同法国政府的第一次接触谈的是形势的各方面情况，主要是双边问题和边界上的形势。

【美联社华盛顿八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说，美国已完全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    发言人布雷说，美国已同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规定从八日上午起，剩下待运的武器的一切出口执照将取消。    从三月二十五日东巴内战爆发时起，美国已暂停发给执照，后来一直没有发过任何执照。    但是布雷说，在三月二十五日以前订了合同的武器的运输一直继续进行，根据这项协议，价值十六万美元的军用品零件将运往巴基斯坦。    他解释说，这些零件已运往纽约待运，但是由于目前东海岸码头工人罢工，就耽搁了下来。    他说，在上星期甘地夫人到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以前已把这个决定通知印度政府。    布雷不肯定把这个决定同目前印巴之问的接近于爆炸的关系联系起来。    他接着说：“我不想把这件事同为了使印巴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作的尝试联系起来。”    他说，其所以把这项决定通知印度，不是因为印度提出了什么意见，而是因为这同印度有关。他不肯谈巴基斯坦的其他武器来源，也不肯谈现在巴基斯坦有一个高级代表团呆在北京的事。    他说，目前切断援助的原因是“我们同巴基斯坦政府一致认为继续运输不会有任何用处。”有人问道，过去曾说过美国需要继续提供武器，以便继续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这种说法同上述决定如何能协调，布雷说这没有什么矛盾。然而他不愿说美国是否觉得它现在有其他手段影响巴基斯坦政策。    他接着说，国务院将经常研究经济援助问题以及将来向巴基斯坦运送军用品问题。经济援助在三月二十五日的骚乱以后也停止了。

【美联社西贡八日电】十二架美国战斗轰炸机在七日和八日空袭了北越一些位于空军基地附近的高射炮阵地，其中有一次是袭击了非军事区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一个高射炮阵地，这是今年以来最深入北越内地的一次。    美军司令部说，在这些高射炮阵地开火射击无武装的海军和空军侦察机之后，进行了这种空袭。    美军司令部说，轰炸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三架侦察机和十二架护航的战斗轰炸机没有受伤。    至此，美军司令部所报告的今年以来对北越境内的空袭已达七十三次。    美军司令部的加德纳少校说，他不了解那三架侦察机执行任务的情况。显然，这些侦察机当时是在拍摄北越空军基地以及那些基地上可能有的北越米格截击机的情况。    【合众国际社西贡八日电】军方发言人说，美国军用飞机今天又两次轰炸北越境内的机场，这是接连第二天在非军事区以北进行“保护性反应”轰炸。    美国海军的鬼怪式喷气机今天下午轰炸了荣市机场的一个高射炮阵地，美国空军的鬼怪式飞机袭击了七号公路沿线的关朗的另一个机场。发言人说，关朗位于非军事区以北大约一百八十英里，是今年袭击的北越境内最北的目标。    发言人说，星期日和今天的袭击的结果“不详”。    【法新社西贡八日电】美军司令部今天说，四架美国鬼怪式喷气机俯冲轰炸了保护非军事区以北七十五公里处的北越具有战略意义的洞海机场的一个高射炮阵地，这是今年第七十一次“保护性反应”轰炸。    七日下午，在高射炮对一架正在拍摄该机场附近的军事设施的无人驾驶的鬼怪式侦察机开火射击以后，这些超音速喷气式飞机袭击了它的阵地。    司令部一位发言人今天说，每一架飞机都向这个高射炮阵地投下了炸弹，但结果不清楚。没有一架飞机被击伤。驻在洞海机场的北越的苏联造米格飞机在过去有时袭击侵犯北越领空的美国军用飞机，但是美军司令部说，这一次它们没有干预。

【安莎通讯社伦敦五日电】伦敦《泰晤士报》今天分析了联合国驱逐蒋政权之后的台湾的前途。这家报纸说：    为了北京而把台湾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可能已使中国代表权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仍然没有解决这个有一千四百万居民的岛屿的最后地位问题，这个岛二十多年来一直由蒋介石总统治理，而现在它在法律上的地位已被人遗忘了。    投票赞成驱逐台湾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无疑准备承认北京提出的对这个岛屿拥有主权的主张。但是另外有些国家，其中包括象英国和苏联之类的国家，迄今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苏联有充分理由不公开鼓励中国实现民族统一。）    据认为，只要台湾由一个自称对中国拥有主权的角逐者所占据，联合国要是反对中国要吞并台湾的尝试，那将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但是，如果台湾政府放弃它对大陆的主权要求，并要求被承认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可能性显然引起了重视，而且最近已成为北京大叫大嚷的宣传所针对的目标。    蒋总统今年八十四岁，在目前这个任期于明年春天届满时可能退休。可以设想，军事领导人内部对未来的政策或蒋总统继承人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许会促使一大部分台湾军队进行叛变。台湾人在军队的普通士兵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连级军官中也许只占百分之二十。必须承认，他们的革命潜力看来并不特别有希望。但是它足以成为一种威胁，使当局在目前政治制度范围内把警察镇压、赋税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情况减缓一些。    最近，台湾独立运动的三名主要成员从他们流亡的东京返回台北，他们对这件事曾经想大肆宣传。    在东京的一些谴责这次变节事件的台湾人士说，这三个人是受骗回国的，当时他们曾经得到保证说，要讨论修改宪法，其中包括放弃对大陆的要求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他们说这是国民党人为了取得台湾人的支持而耍的一个“花招”。    在东京的观察家几乎没有人相信国民党人是认真考虑独立的。但是，这样却可以符合他们的这一目的，就是使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捉摸不定。在这个期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发展，而对大陆的正式要求也将保持。    人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国民党人在将来同北京的任何和解中，可以从某种实力地位进行讨价还价。

【本刊讯】香港右派《新生晚报》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国际姑息分子搞台独活动》，摘要如下：    国府被迫退出联合国，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需要克服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台独”运动趁机四出活动，外国通讯社曾报导由于联合国这一变化，“台独”已得到新动力，他们今后的活动，至堪注意，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国际姑息分子发号施令。    国际姑息分子认为中共统治大陆是既成的事实，而国府并无能力反攻，但他们又不想中共得到台湾。因为台湾是西方防共党势力扩张的重要一环，如果台湾落在中共手中，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必退至夏威夷与阿留申群岛地带，到时西方在太平洋的藩篱尽失。到时，不但美国受到威胁，日本更会受中共挟制。要搞一中一台阴谋台湾地位既如此重要，不可失去，美国一再重申决履行“中美联防协定”，也是为了其本身利益。姑息派担心国府守不住，而为防止台湾遭共党占据，国际姑息分子便开始鼓吹他们的主张，暗中推行他们的活动，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的谬论。照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要国府向中共低头，进行“国共和谈”，设法使台湾在名义上成为中共统治下的地区，但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保持独立。不过，他们知道国府一定会断然拒绝这个“办法”，因此便又支持“台独”活动，一面向国府“要胁”，迫其让步，接受“一中一台”的安排。一面积极进行建立‘“台湾国”的阴谋。    “台独”近年来的活动与美国推行其与中共交好的计划，在时间上不谋而合。当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于一九六九年年底向中共送秋波之后不久，在美、加及欧洲的“台独”分子在纽约开会，组成“台湾独立联盟”，不到一个月，被这批青年“台独”尊为导师的彭明敏，竟能摆脱国府保安当局的监视，逃出台湾，先到北欧住了一个时期，而美国务院不顾国府的反对，批准他入境，于去年十月在密执安大学执教，此事显出绝非寻常。当彭明敏于去年四月静悄悄地到加拿大活动时，‘“台独”分子黄文雄及郑自才在纽约行刺蒋经国。他们要暗杀小蒋，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宣传，借此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因蒋氏谋求消除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隔阂，破格重用许多台湾有为青年，因而使他们的活动受到沉重打击。频与美国官员接头“台独”活动的重心在美国，他们鼓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使台湾脱离中国而成为一个“自治的独立国”，而在幕后操纵的姑息分子也呼应这个论调，其中以参议员贾维茨及众议员贾烈沙最为卖力，屡次在国会内发表演说。据“台独”“外交负责人”陈隆志透露，他们曾与许多美国决策官员（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参众两院等）接触，而这些人表示“台独”在岛内外对其本身力量有实际表现之时，就会在适当时期提出支持他们的方案。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务院发言人布雷于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仍属未定”的声明，其动机如何，不问可知。同时，“台独”也拉拢美国新闻界及透过公开场合的演说，发表有利他们的言论，制造支持他们的舆论，使人产生一种他们势力壮大的错觉。他们在九月初，于彭明敏策划下，又成立一个“台湾研究所”，作为他们今后活动的“司令部”。    在台湾，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迄未能展开活动，因此，他们便改变策略。过去，他们表示在“台湾独立”后，就要把非台省人“‘关在监狱或解返大陆”，但现在他们强调凡反对国府者，不论什么人，只要愿意，都是“台湾独立国”人民。岛内活动也靠外人不过，他们在台湾的活动主要还是靠外国人支持，及负责联络工作。如几个日本人，带着“台独”宣传品被保安当局发现后，驱逐出境；一对美国教师，也因嫌疑帮助“台独”，因而被令离境。几名美驻台军人与中央情报局官员，教授制造爆炸品及使用方法，经国府提出抗议后，美方乃将他们调返国。在这种外国人支持下，“台独”显然曾在台湾放了二三个土制炸弹，不过总括来说，他们的活动微不足道，所可顾虑的，是他们的背后，有“大老板”撑腰，还会找机会进行其颠覆活动的。    国府对如何应付他们已有一大套周详计划。

【中央社台北四日电】日本民间反共领袖?G川良一，今天建议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世界上非联合国会员国及反对阿尔巴尼亚“排我纳匪”案的友邦，成立类似联合国的世界性组织，继续从事反共斗争的工作。    ?G川良一昨天再度来华访问。    这位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说：联合国已无存在的价值，今后中华民国可将省下的大笔经费，用在发展国内经济、扩展国外贸易及其他有意义的事务上。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八日电】共和国总统铁托成功地结束了又一次和平使命，今晚返回贝尔格莱德。从十月二十八日铁托总统踏上这次征途起，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回国途中，对英国进行了一天友好访问。    【南通社伦敦八日电】铁托总统在离开伦敦之前发表了讲话，内容如下：    虽然这次访问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同首相和外交大臣举行了全面的、长时间的会谈，会谈的中心包括一些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我可以说，我对我的美国和加拿大之行是满意的。我们的关系正在得到最顺利的发展。至于国际问题，自然会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我可以说，我们有共同的地方。尼克松总统正在努力设法摆脱目前的处境，尤其是在远东的处境。我们一致认为，应该避免在印巴关系中出现新的对峙。    【路透社伦敦八日电】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英国首相希思今天一致同意，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应根据互相尊重和友好合作的原则继续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希思已经接受了铁托总统提出的要他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    铁托总统今天在白金汉宫同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午餐。    公报说，铁托总统同希思先生研究了欧洲的事态发展。他们还讨论了一些其他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中东问题、欧洲最近的事态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局势。    公报说，这些会谈表明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许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或者相近的。    消息灵通的英国人士说，铁托总统和希思联系到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反复提出的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研究了欧洲的局势。英国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已表明，一俟目前进行的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谈圆满结束，它们就准备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开始进行多边的准备工作。    这些人士说，希思对铁托总统对欧洲的事态发展所发表的看法特别感兴趣，这尤其是因为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最近接待了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进行的一次访问。    这些人士说，总统和首相还联系到希思最近在这里同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进行的会谈以及南斯拉夫领导人最近对新德里的访问研究了印巴的局势发展。    铁托总统对中东局势的看法使希思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同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就在不久前对开罗进行了访问。    希思和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则可以把英国拟议中的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行动后英国—南斯拉夫贸易的影响告诉铁托总统。    【南通社伦敦八日电】今天在距离伦敦九十公里的契克斯举行了南斯拉夫—英国会谈。    会谈中对讨论的问题表现了观点相近或一致。像人们推测的那样，大部分时间是讨论欧洲的政治局势。    英国首相特别感兴趣的是南斯拉夫对于欧洲事态发展的看法。有资格的政治人士强调说，希思首相就此指出，英国准备积极从事努力以改善这个旧大陆的局势，因而它也支持为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进行筹备的活动。    铁托总统在会谈中提出了他对近东事态发展的看法。南斯拉夫方面强调指出了埃及政府为了解决目前危机所作的努力的重要意义。    会谈中，南斯拉夫方面还提出了这一点：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印象，就是那里的公众反对压力政策和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政策。铁托总统还谈论了经济合作的各方面，并且就此提到了欧洲的目前局势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目前为扩大欧洲经济合作而进行的努力。    英国首相在谈到欧洲局势时指出，在柏林问题解决以后，就为顺利完成欧洲安全会议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可能性。他还提到德国在中欧的地位以及波恩对东方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