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沙二十八日电】波通社昨天自北京报道，一名波兰记者和一名匈牙利记者在北京被中国警察当局拘留了六个小时，所谓的理由是，他们进入了北京某一公园的禁区。    波通社说，波兰共产党的《人民论坛报》记者齐格蒙特·斯隆科夫斯基及其妻子和十四岁的女儿同匈通社记者巴拉奇·德雷什一起被中国当局拘留起来了。    波通社说，“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越过这个北京公园的禁区。”

【本刊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周刊一月三日一期刊载雷蒙·加蒂埃的文章，题为：《一九七零到一九八零年》，摘要如下：    一切使人认为，苏联在今后十年之内的欧洲政策将是保守的。它将通过与西欧各国和睦相处来促使美国摆脱义务。它铁面无情地转向亚洲，转向中国的威胁。    远从中国革命开始起，中苏冲突就列入了自然规律之中。    如果六十年代的升级在七十年代仍将继续下去，那末就会看到中国和苏联虽不说打起来，至少是频于战争边缘。一切因素都表明冲突在加剧。    俄国人自然会拒不承认说他们考虑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指控，但是说计划已经就绪并不会错，说俄国人图谋使美国人承担工作，这更不会错。中国大概在十年内会拥有弹道导弹，而纽约和莫斯科将用弹道导弹来保证他们的安全。那时，中国可能用威慑使核威胁失败，以便从满洲里起，发动一场撕毁不平等条约的陆战。俄国将处于它在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时的境地：被迫横跨西伯利亚在它的尽头同一个立足于自己基地的敌人作战。一条铁路不象海上那么自由，苏联军队的处境将比美国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处境更加艰难。    面对中国，俄国的处境目前是难于解脱的。它不可能既要从意识形态的争吵中退却，而又不承认自己犯有路线错误的过失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阳光当今照耀着北京。它不敢抢先突然加深冲突，那样它就注定要造成反对自己的机会。基于人们认为会在它的政府中发生分裂，它最可能采取的态度将是，既向西方也向东方谋求和平共处。不过，向西方是容易的，向东方就困难了，因为除了民族斗争之外，又有凶残的革命和种族革命。

【本刊讯】巴基斯坦《新时代报》主编哈米德·马哈茂德在我国庆二十周年期间，作为巴政府代表团团员来中国访问。《新时代报》十一月十三日刊登了他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我对中国的访问》，摘要如下：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到中国作了五、六天的访问。我回国以后，人们开始把我当作“老中国通”。现在有许多人要我讲讲中国的情况。所以我在这里讲讲我的中国之行。    在出国前几天，我接到一名官员的电话说，到中国去的代表团中有我，并问我有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我说，我不反对。他又说现在已经有些人在指责我是共产党人，所以我应当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这些人将更加能够越发肯定地提出这种指责。我告诉他不要为此担心。    如果说我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的话，我这次访问回来的时候，倒的确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巴基斯坦人、好穆斯林。我有机会在中国呆了仅仅五天。在这短短的五天期间，他们就给我们参观了中国的五个城市。关于中国的情形，人们已经讲了或写了许多东西，以致我不知道我能够向你们谈点什么新的东西。我只能谈一些混乱的印象。    各位读者也许一再听说过，人们访问中国时，会感到惊讶。我也有证据证明，访问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确是会感到非常惊讶的。每走一步，你会先是惊讶得睁大眼睛，随后又不禁羞愧地低下头来。    我访问回来时，只不过是带回一些感触，就是羞愧、自卑、羡慕，甚至还有嫉妒。    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警句：“生活像地狱或者是生活像天堂，这是由实践创成的。”在二十二年的实践中，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在进行实践，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幸运地有这样的一些领导人，给他们施了魔法，他们像一个人一样致力于建设他们的国家。可是我们的魔术师们（领导人）却给一亿二千万人施了魔法，而他们自己却忙于搜刮大量财富。    我们的领导人曾给我们指出了团结、信仰和纪律这个目标。可是万能的真主从我们这里夺走了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把所有这些理想同他一块儿埋葬掉了。然而伟大的真主却赐给他们的领导人以长寿。他铸成了大团结，并把七亿中国人民变成了一个人。他教诲他们对于他们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他培养他们有了高度的纪律性，使得全世界今天都害怕他们。但是应该记住，使这个国家变得如此伟大的人本人，无疑是非常伟大的。    这个国家正在借助于三种成分来取得进展，这三种成分就是工、农、兵。中国工业的进步是谁都知道的。这是工人阶级的成就。农业取得很大的进步，人们所到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庄稼。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打仗、执行警察的职务、修建公路和桥梁、修工厂、种田地。今年，有一个兵营把那里的战士的全部工资退给了政府。这些士兵从他们办的工厂和农业中得到很多的收入，足够为他们发这一年的工资之用。    中国拥有一亿受过训练的部队，有谁能够抵挡这么大的一支力量呢？中国的优势在于它兵力众多。这个优势，大约十五年前在朝鲜，仅仅几年以前在东北边境特区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部队不必带着武器调来调去。    中国军队似乎并不神气，他们的军服看来也并不整洁。当我们谈到在现代军队要打胜仗主要靠技术教育和训练时，而他们对我们说，假如士兵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甚至没有武器他也能够战斗。他们使得每个人都相信这个道理。但我们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每人各弹各的调子。非常缺乏一致的意见。而他们的情形，则是全国人民抱着一个精神。每个人都完全沉浸在一个美妙的曲调之中。七亿中国人民协调一致地随着一个伟人编的曲调跳舞。每当挥手向谁表示敬意，或向谁欢呼时，人们手臂的动作是有节奏的。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喊得很齐。毛泽东是最受崇拜的英雄。    现在让我向你们谈一谈我们看到的国庆游行的情形。除非亲眼看见，否则人们几乎难以相信这一切。大约有二十万人参加游行，却有七十万人观看。到处纪律性都非常之强。这次游行是这样地丰富多采和欢乐，安排得如此周密，可以说在其他任何国家的独立日，人们都很难看到类似的盛况。（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检阅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显示它们的军事实力或武器优势。马路上没有坦克开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以表示敬意。晚上放了焰火。场面非常吸引人，焰火放得很巧妙，使我们惊叹不已。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上，款待大约五千人，而且甚至是在一个大厅里。但是安排得非常完美，没有出现一点儿紊乱现象。    中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它几乎已能制造一切东西。它最新生产的有潜艇和载重三十二吨的卡车。我们参观了北京地下铁道。一个能够制造氢弹的国家，什么别的东西也能制造。但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不使用甚至是一个进口的配件。每个另件和配件都是中国自己造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进口量几乎是很微小的；中国的出口量是很大的，它们收货款只收英镑。因此每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架满载黄金的飞机从欧洲飞来中国。这表明它的货币是稳定的。中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国家储蓄银行的存款总数比国内流通的全部货币多一倍半以上。这些银行的业务仅仅是收存储蓄，而且储蓄是不休息的。中国没有筹集任何贷款，不论国内贷款、还是外国贷款，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例如我国，其经济基本上是建筑在借内债或外债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说中国没有苍蝇，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五天之内，我们只看见两只苍蝇，而且这两个苍蝇还是在宾馆里我们来自达卡的一个同伴的房子里发现的。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极有可能是我们随身从达卡或拉合尔把苍蝇卵带去了。人们也几乎看不到乌或牛。奶牛或肉牛都养在农场里。    文化程度是很高的。在中国，哲学家少，但是科学家和熟练工人多。他们不授学衔和学位证书。在中小学校、学院和大学，学完规定的期限，并且在教师帮助下使之达到一定的水平，就被认为是足够的了。    商店里各种商品和布类等很丰富。购买量很大。但是没有看到一个人穿那些衣服。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人们整天都是穿制服。我们问起这个问题时被告知说，那样的衣服是在家里或在假日才穿。在那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化妆，因此不售卖化妆品。可以在任何一家商店买到酒，但人们很少喝酒。一位最近四年一直呆在中国的巴基斯坦朋友说，在整个四年期间，他没有看见一个中国人喝醉酒。其秘诀就是政府不喜欢人们饮酒过度。结婚和离婚都要履行严格的手续。离婚的事情是很少的。正在开展计划生育的运动。    人们普遍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没有乱搞两性关系的问题吗？事实的确是中国没有性的问题。但是并不禁止男女自由交往。如果你傍晚到一些公园去，你会看到一对一对的男女。但是他们并没有乱搞的问题。只是那些在结婚之前正在用两年的时间互相进行了解的人才到公园去。    在中国，诗歌、文艺作品、电影、戏剧、音乐和美术都不反映爱情的题材。只有一个题材，就是爱国主义和群众的胜利。在这样一个社会，儿童在没有恋爱事件的气氛中长大，他没有受到性的诱惑，在这样的社会中，谈不上他们会变成堕落的人。    全国人民，不论男人和女人，都一样穿制服。但是工人阶级的制服是最好的。没有人停下来或躲开来给汽车让路。汽车是很少的。享有“行路权利”的是骑自行车的人和步行的人，而不是汽车。路是给普通群众走的，而不是给上等人走的。公家才能有汽车，私人不能有。    我的一个朋友说，“你总是赞扬中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会同意在中国定居吗？”我认为我根本不会那样做。首先，要在中国生活，需要经受过特别的教育和训练，而这个我是没有的。还必须习惯于一种特别的环境，而我是不习惯的。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爱国的、真挚的、正直的、称职的，而且充满着革命热情。我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现在中国人是不信真主的真正的穆斯林。他们有真正的穆斯林的一切高尚品格。在那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偷盗、撒谎和背信弃义。他们确信讲团结、守纪律、有信心和不断进行实践等原则。他们很清楚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积极的。个人利益、自私和贪婪已经消失了。他们的眼光集中在国家利益上。访问中国之后，我不得不相信，中国人一手拿着红书，一手拿着枪去征服世界。中国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在全国虽然也没有等级差别，但是在武装部队中，人人平等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在武装部队中没有军衔。士兵和指挥官穿一样的制服。在肩上、胸前或衣领上都没有表示军衔的符号。我们搞不清楚，每天同哈米德见面的人到底是中国军队的副总司令，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当他从汽车里出来时，很难分别出谁是司机，谁是官员。我在中国的期间里，我整天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在我去睡觉之前，我的心里总是在想，这是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目的的人民，他们的目的在他们眼前是清晰的，他们决心征服全世界。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完全为他们的国家而生，为他们国家而死。    我回国的时候没有弄懂在不进行任何压制或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所有这些成就，其秘诀在那里。但是在我们回国那天，我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这个秘诀。这天正是联合国儿童周的第一天。沿路挂着许多标语。我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写的是：“最好的实践是正确地教育和训练儿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获得成功的秘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们按照这样的方针教育所有青年人和老年人，使得他们现在全都开始向他们认为正确的一个方向前进。    这里我还要提一个问题给读者考虑。要使人们作出努力必须有刺激，这是事实。在西方，这些刺激就是财富、奖金和人世的舒适；在伊斯兰教中，这些刺激是在天堂得到崇高的奖赏，而在一个共产党社会，则体现为受社会和群众的尊敬。中国所试验的生活方式（我把它只说成是一种试验，因为它只是在不多年前才实行的。），看来在背后没有任何刺激。读者们或许知道苏俄和东欧的文职和军界领导人胸前都挂着不少勋章，或者被授予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至少他们也要得到他们各自的职业的英雄称号。但是在中国看不到任何这样的例子。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刺激，这个社会是怎样成功地繁荣起来的呢？答案大概是，虽然在共产主义中，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目标，而毛泽东在中国试验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他试图把唯物主义和道德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非常之好，使人们不得不赞扬它。仍然要等着瞧的是，共产主义终将显现出它的真正的可怕面貌，因为这个试验缺乏神灵的力量。正是根据这个论点，可以确认伊斯兰教比西方文化和共产主义都优越。    我以为我有义务在这里作一个重要的澄清。在我们回国后，得悉全印电台一直在宣传说，巴基斯坦的代表团在中国遭到冷遇，在代表团回国的时候，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谎言和诬蔑。中国象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而且比它们更甚，是非常讲究礼仪的。甚至今天巴基斯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虽然我国代表团是我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率领的，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代表团，他两次到机场，先是迎接我们，后来又为我们送行。这充分表现出了巴中友谊。在官方举行的仪式中给哈密德·汗将军安排的位置也表明中国把巴基斯坦当作它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十月一日游行时，他被安排在毛主席右手第四位。    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我决定今后再也不到当地任何一家中国餐馆去了，它们的价格太过份了。看来这些饭店供给的食物同在中国供给的食物是无法相比的。

【法新社香港一日电】北京在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对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人身攻击，并暗示对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战争将继续进行而不会减弱，而不管目前的中苏边界会谈会有什么结果。    中国官方的主要报纸在社论中对历时十年之久的中苏论战表示称赞，并说明，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一舌战为今后年月中的“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    相当于重要的政策声明的这篇元旦社论把苏联领导说成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并预言他们的运气不会比苏联前领袖赫鲁晓夫更好一些，而赫鲁晓夫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渣滓”。    这篇文章暗示苏联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则居于第二位。    在中苏边界会谈预定恢复的前夕对勃列日涅夫的人身攻击，虽然可能是暗示微妙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也符合北京的这一政策，即在力图缓和边界紧张局势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作为理论原则问题的论战。    譬如在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上，社论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审慎，它间接谴责克里姆林宫的“社会帝国主义”，并再次号召军民加紧战备工作以防止“社会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    这篇文章只有一段谈到中国的外交总政策，这一段是，“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这里的一些观察家仔细斟酌了这段话的措词，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对美国说的，是对尼克松总统最近对北京作的和平建议的审慎答复。    他们说，把台湾问题同和平共处联系在二起的意思只能是华盛顿是心目中的听众，因为经常被指责为“侵犯”或“占领”台湾的只有美国。    如果这些观察家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北京就已明白表示，台湾问题将继续是将来中美关系有任何正常化的压倒一切的因素。    【法新社香港三十一日电】北京电台今晚广播的元旦社论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但是中国决不能容忍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这篇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在美国建议同北京改善关系之后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即将访问台湾前夕发表具有新的含义。    【美联社东京一日电】共产党中国暗示，它在北京就有争议的中苏边界问题同俄国恢复会谈时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这种含蓄的提法出现在元旦社论中。

【美联社西贡一日电】美国副总统阿格纽今天抵达西贡同阮文绍总统举行会谈并在元旦访问美军。    阿格纽是第一次访问越南，但这是一九五三年以来美国副总统进行的第五次访问。    在机场迎接阿格纽的有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美国大使邦克、越南美军副司令罗森将军。    【合众国际社西贡一日电】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在新年飞抵越南并访问了共产党从柬埔寨渗入的路线上的两个炮兵基地。他对大兵们说，“国内的人由于你们而感到非常自豪。”    阿格纽是从菲律宾乘白宫的喷气式客机于中午以前不久抵达此间的。在天黑之前，副总统已经：    ——在总统府与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其他官员举行了会谈。    ——在新山一空军基地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听取了汇报。    ——乘直升飞机到了西贡西北的两个火力支援基地，其中一个是美国和南越在作战区联合建立的第一个炮兵基地。    下午三点，阿格纽乘直升飞机飞往建（ＫＩＥＮ）火力基地，这是西贡西北三十七英里、离柬埔寨边界约二十英里的美国和南越的联合前哨阵地。这个基地被认为是所谓的“越南化”计划的模范。    同他一起去的有美国大使邦克、美军副司令罗森、西贡周围十一省十万美军的司令尤厄尔。随行的还有阿波罗十号宇宙航行员切尔南。    阿格纽还访问了另一个火力支持基地——西贡西北二十二英里的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的前哨阵地。阿格纽在五点三十分左右返回西贡。    【合众国际社越南建火力基地一日电】在这里，一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美国士兵问这位副总统美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国。阿格纽说，“我希望你们能快些离开，但是我不知道‘快些’意味着什么。”    阿格纽还对这位士兵说，他不知道第一师是否算在明年四月以前“第三阶段”撤出越南的五万美军之内。    许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国？”阿格纽则避而不直接给予回答。

【合众国际社西贡二十八日电】美军司令部说，今天清晨共军袭击了西贡附近的美军一步兵哨所。在这次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六个多星期以来最惨重的一次。    发言人说，第二十五步兵师在这次冲突中至少有七人被打死，有五人受伤。这次战斗是在来溪西南偏西十二英里和西贡西北二十四英里的一个夜营爆发的。这次战斗只进行了十分钟左右。    据晚间的战报说，昨天和今天清晨，别的地方只有零星的战斗。

【本刊讯】华盛顿《明星晚报》十二月十二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和苏联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处于关键地位》，摘要如下：    对越南问题谈论最多的不是预测只是美国军队何时全部回国，而是在完全撤走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南北越之间将会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一点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苏联的合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决定越南前途的关键不在于西贡，或者河内或者巴黎，而是在于华盛顿和莫斯科。    因此使和平得到保证的唯一途径是由美国和苏联进行协商并同意利用它们的影响来防止新的冲突发生。这样做的一个办法是对北越讲清楚，任何侵略行动都将是不能容忍的，美国和其他七国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所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权的原则必须受到尊重。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因而有必要从巴黎改到莫斯科和华盛顿去进行。在幕后可以作出许多工作来使敌对各方走到一起，并向北越人民及南越人民保证将尊重他们的权利。    苏联为什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同美国合作来解决那些已经产生的关于欧洲及亚洲小国的问题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美国和苏联一起来制止可能引起另一次大战的行动，那么维持大规模军队的费用就可以大大减少。苏联如果看不到把大笔钱花在小规模战争上是不明智的，它现在就不会讨论限制战略军备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无需用军事行动就可以加以解决的，但是建立一个国际维护和平的组织可能是必要的，这个组织也许会通过联合国来建立。

【路透社西贡二十八日电】南越官方通讯社今天报道，阮高其副总统说，一九七○年将是决定南越命运的一年。    阮高其昨晚在纪念第一期预备军官训练班十八周年的集会上讲话时号召武装部队明年做更大的牺牲。    他又说，现政府决不同意南越组织联合政府。南越新闻社援引他的话说，「只要我不死，南越就不可能成立联合政府。」    有人还引用了这位副总统圣诞节前夕在岘港对南越军官的讲话，说他批评了美国对越政策。据说他批评美国企图用大规模加强兵力的办法赢得这场战争。    这位副总统说，他当总理时曾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加强南越武装力量和向他们提供装备，但是当时他的建议被忽略了。

【路透社开罗一日电】中东社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今天抵达喀土穆对苏丹进行访问。    【中东社喀土穆一日电】纳赛尔总统今天在这里的群众大会上说，阿拉伯人已处于同以色列进行一场摊牌战争的地步，他还说：    我们已在前线部署了五十万人，我们正在把军队的力量增加到一百万。    纳赛尔是今天早些时候抵达这里参加苏丹独立日的庆典的，他在喀土穆体育场的六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    他在一篇战斗性的讲话中说，阿拉伯人决不放弃一寸领土。    他拒绝了美国的解决计划，认为它是要分裂阿拉伯世界的，他指责说，目前中东出现这样的局势要由美国负责，他还说，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这样就鼓励特拉维夫保持顽强态度。    他说，阿联、苏丹和利比亚达成的的黎波里协议是共同斗争和行动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    他说，想要分裂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阵线的企图已经失败，我们能够及时地统一我们的队伍。东线现在同西线完全合作了。在今天进入一九七○年的第一天时，我可以说，局势不同了，阿拉伯军队能够坚守，在以色列和美国认为巴勒斯坦已经从地图上完全消灭时，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纳赛尔总统说，要不是苏联的话，我们本来是会被弄得山穷水尽的。    他说，要不是苏联的话，以色列和美国本来是能够统治我们大家的。    他说，苏联拒绝了停止向阿拉伯国家供应武器的要求，向我们供应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    纳赛尔总统还感谢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集团、伊斯兰和非洲国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团结在阿拉伯一边。    他还赞扬法国要求以色列部队完全撤出阿拉伯领土以支持阿拉伯国家。他说，我们认为法国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的。

【本刊讯】《青年非洲》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以色列人不安》，摘要如下：    前线的形势、在外约旦、在加沙地区、甚至在以色列的城市中袭击行动的加剧、经济的困难，这一切使得以色列居民和以色列政府的不安情绪不断增大。    其实，十一月八、九和十日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防务理事会会议之后埃及加强袭击行动一事，被特拉维夫看作是阿拉伯国家在纳赛尔上校的倡议下进行的消耗战的新的升级。埃及蛙人在埃拉特港内破坏以色列的两艘军舰，接着阿联突击队对西奈北部以色列总部进行袭击，这些被一位以色列官员说成是“一次有意地挑衅”，这说明了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些事件很重视，但是，这种重视的程度似乎同所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是很不相称的。达扬将军亲自去现场领导调查。    在占领地方和以色列居民点“恐怖活动”的加剧，是以色列政府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国防部长不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行动，特别是法塔赫的抵抗行动，在人民当中日益得到同情。正是为了阻止敢死队的威望的发展，达扬将军宣布了要“对周围负责的”著名原则，不仅对所有帮助“恐怖分子”的人威胁要进行报复，而且还对所有被怀疑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地方但又没有揭发他们的人以及所有的“住在发生事件附近的人”威胁要进行报复！在经济战线上，形势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军事开支消耗以色列银行的储备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使储备已达到其警戒线，即达五亿美元，因为这个数目被认为是以色列镑的稳定的最低数字。在特拉维夫，人们谈到必须实行节约政策，这一政策可能又一次引起失业。

【德新社贝鲁特二十七日电】阿拉伯的游击队员反对使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非军事化”。“非军事化”是最近在开罗达成的协议。    据今天透露，阿拉伯联合作战指挥部（这个组织领导着大部分游击队组织）的代表在试图执行要求在难民营内部停止军训的协议时遭到了武力的抵抗。    据贝鲁特报纸今天报道，在指挥部的代表和在黎巴嫩南部蒂鲁斯附近的“拉希基耶”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相互射击时，一些人受了伤。    在黎巴嫩的港口——特里波利城，游击队在参加一个已牺牲的同志的葬礼时公开携带武器，并在埋葬时鸣枪。    在离贝鲁特国际机场很近的“布德什布赖奈”难民营，难民们不顾禁令仍在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人们看到无数的游击队不顾禁令，全副武装着。    黎巴嫩内政部长琼卜拉特正在尽力履行同游击队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游击队本应在难民营内停止军训，不得公开携带武器，在为已死的同志举行的葬礼上不得开枪并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界沿线的某些地区。

【法新社巴黎三十一日电】法国政府发言人利奥·阿蒙今天就五艘快艇的出售和离开情况进行调查的初步结果发表正式声明说：“内阁根据总理和国防国务部长的建议，决定立即停止国防秘书长卡兹尔将军和国防部国际事务司司长路易·蓬特总工程师他们两人的职务。政府决定要求以色列召回驻巴黎外交使团中以以色列政府的名义担保合同有效的人。    “共和国总统强调指出，这个事件丝毫不会改变法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原则和政策方式。    “政府重申其政策原则不变。    “尤其是，法国将不改变关于限制出售武器的规定。”

【本刊讯】苏《农村生活报》八月七日载文谈墨西哥选育抗锈病小麦和抗疫病马铃薯方法，摘要如下：    我国科学家培育出了不少作物，它们抵抗许多病害的能力都很不错。但是，在春小麦品种中，具有这样能力的品种就很少，因此，在锈病大量传播的年代，我们就要因为这种病失去许多粮食。而且，差不多我们种植的所有小麦都具有另一个不良特性，这就是高大性。它们经常在产量达到每公顷二十五公担和二十五公担以上时就要倒伏。    国际玉米和小麦育种中心，已在墨西哥工作几年了。    与我国一样，里西哥的小麦经常罹患三种锈病，这就是秆、叶和条锈病。严重的是，这种病发生在雨量大、空气湿度高和天气暖的年月。而在墨西哥中心，在托卢卡盆地，天气条件几乎每年都是如此。这里的小麦作物受到各种各样锈病的非常强烈的传染。我们观察到：这些地方的无抗病能力小麦品种患染锈病严重到完全不产粮食的程度。这种情况被当地的育种学家利用上了。他们十分迅速而成功地分离出抵抗锈病的原始小麦单系品种，培育和选出极为珍贵的品种。    墨西哥育种学家使用了专门为进行杂交选出的品种，他们在强传染环境，在土湿肥高的条件下选择作物，这就帮助了墨西哥育种学家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培育出高产和抗锈病的短茎秆不倒伏春小麦品种。其中有一种早熟小麦“列尔马罗霍”，穗大粒多，茎秆短而坚。在灌溉和施以高剂量矿肥，如氮肥的条件下，这种小麦每公顷产量为七十五公担。在国际试验中这个品种名列前茅。    墨西哥培育出的其他小麦品种也吸引着世界上的许多作物栽培学家。这首先是白穗红粒的“索诺拉—６３”和“索诺拉—６４”，它们高产，能抗各种秆锈和叶锈病。这两个品种甚至在产量达到每公顷九十公担的情况下，也是“站着”成熟。    墨西哥在种植这些小麦和与其类似的品种以后，春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公顷八到十公担提高到二十六点六公担。在施以高剂量矿肥的条件下，这里大面积的产量是每公顷三十五到五十公担。应当指出，我国一些培育春小麦品种的主要科学中心，目前还没有优良的常设传染环境来检验育种材料对各种类型锈病的抵抗能力。因此，对这种材料的鉴定要拖长许多年，而且不是都能成功的。显然，应当在那些每年都出现锈病，而且十分严重的地区，建立效果高的传染环境。    另一种重要农作物马铃薯，也常罹患多种疾病，但是最大的病害，便是疫病。    从苏联植物学家由南岸引进野生马铃薯的三十年代起，我们进行着连续育种来培育抗疫病品种。依靠这些野生品种，疫病减产程度有所降低，然而，减产额还是相当大。而近几年由于产生了甚至可以感染抗病品种的更富于攻击性的新的真菌属型，疫病的出现越来越多了。    因此，便有必要来了解墨西哥研究马铃薯的科学家的工作情况。因为墨西哥是疫病的老家，而墨西哥州的托卢卡盆地则是这种真菌的生态学——地理学中心。    于是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的马铃薯品种送到这里的专门试验站来鉴定其抗病能力。可以说，在抗疫病方面在本国获得了不坏的评价的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品种，都经受不住严格的托卢卡考试。    墨西哥在山坡和在海拔两千到三千八百米的高地种植了茄属的栽培马铃薯品种安季根努姆。当地的居民通过长期的选择从这种马铃薯的许多无情繁殖系中培育出不大容易感染疫病，从而在栽培方面是比较珍重的品种。有抗病害能力的所有野生马铃薯，都具有栽培价值低的特点。它们的块茎小、蔓茎长、产量低。不能直接用来种植。然而，可以把它们作为极珍贵的原始材料来杂交和培育产量高，同时能抗疫病的育种品种。    墨西哥育种学家十分广泛地使用大量马铃薯品种，通过野生马铃薯与当地栽培品种的蔓茎杂交来培育新抗疫病品种。这种来源的杂交品种不容易感染疫病。近几年来，墨西哥育种学家培育出了非常珍贵的品种，我们无论在种子繁育场和一般农场都看到了。这些品种每公顷的产量为二十到二十五吨。

【路透社海法三十一日电】五艘从法国瑟堡开出的炮艇今天下午驶进了这里的海法港。    数以百计的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影师看着这些炮艇公开驶进了这个外港，他们是应邀来报道炮艇到达海法港消息的。    【美联社耶路撒冷三十一日电】权威的政界人士说，据说外交部长埃班已告诉法国大使弗朗西·于尔说，上星期四（二十五日）偷偷从一个法国港口开出的五艘以色列炮艇将用于民用方面。    埃班星期一（二十九日）召见这位大使进行协商。    这些人士说，他们讨论了“炮艇事件”的各个法律方面，埃班认为，以色列通过中间人获得这些船并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规定。    【法新社的黎波里三十一日电】今天这里援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话说，遗憾的是：法国部    队未能“夺回”这五艘开往以色列的    炮艇。    据利比亚通讯社今天发表的消息说，阿拉法特昨天对利通社记者说：“我们不懂法国的地中海舰队以及法国空军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夺回这些炮艇。”    据报道，阿拉法特说，如果以色列的“海盗行为”有着法国官员的共谋，阿拉伯世界希望巴黎“对此采取措施”。    【美联社阿尔及尔三十一日电】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今天召见了法国大使让·巴斯德旺，表示阿尔及利亚对炮艇事件和表明法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正在改变的其他迹象感到不安。    外交部人士说，阿尔及利亚十分严肃地看待炮舰事件，因为这是不能与影响到法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其他因素分开的。    这些人士举例说：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即将访问巴黎，瑞士的一位工程师向以色列出售法国海市蜃楼式战斗机设计图纸，法国没有有效地实施不准向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零件的禁运，以及法国的态度有了改变，而允许开始欧洲共同市场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

惊呼很少有哪一个十年像六十年代那样「在如此广泛方面引起如此剧烈的震动」，美帝苏修遇到了「种种麻烦」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十一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火山爆发般的十年》，摘要如下：    今天六十年代结束了，这个十年也许可以称之为“地震年代”。在人类的全部有纪录的历史中，很少有哪一个十年像这十年那样在如此广泛的方面引起如此剧烈的震动。特别是在较先进的地区，首先是美国，过去的这十年使人们、制度、信念、传统、偏见和满不在乎的心理受到了几乎是空前未有的震动。    像一场还在发生的地震的影响一样，六十年代的影响大部分仍然是不可测量的。人们只有时过境迁以后，才能判断过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十年引起的人类事务和想法的变动究竟有多深。只有那时人类才能站在一旁衡量一直在浮现出的不可思议的好的和坏的因素的全部意义……    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上的一些最庞大的东西遇到了多种多样的麻烦。在美国，出现了一股包含着多方面的不满情绪、疑问、造反行动和暴力行动的浪潮。在俄国及其帝国，出现了更大的要求自由的呼声，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预示的那样威胁着这个帝国的存在。    在较大范围内发生的这些震动，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正在出现的无数挑战中的比较容易认识的挑战而已。    另一方面，争取改善状况的力量在六十年代得到几乎是空前的推动。如果我们暂时只看一下美国，我们就会看到：发生了一场民权革命，人们愈来愈决心消灭贫穷和饥饿，人们突然尖锐地认识到人类是怎样弄脏了地球和所在的环境，出现了一种因越南战争而引起的强烈的反战情绪。最后，在这个十年结束时，两个超级大国坐了下来，看来是在认真地努力限制战争武器。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只会使任何有头脑的人感到羞耻。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增加了，在美国的三位领导人被暗杀时达到了最高潮。道德标准遭到轻率的破坏，人们幼稚地沉溺于色情文学。持不同观点的人粗声粗气地断然拒绝倾听反对者的意见。这一切都威胁着实现一种更幸福、更美妙、更有价值的生活目标。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十一月九日刊登了南联邦执委会副主席亚·格尔利奇科夫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确定一九七○年经济政策方针的主要依据是今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生产的蓬勃发展，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和就业的进一步增长，整个出口、特别是在可兑外汇地区的出口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今年积极发展的规律。    生产者价格、零售价格和生活费用上涨，一般消费和预算消费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部门再生产能力削弱了，进口超过了可能性，收支平衡中出现了赤字，亏损增加了，财政纪律松懈了，背离了以收入为基础的营业政策原则，缺乏清偿能力——所有这些都是今年消极发展的规律和表现，同时也是在一九七○年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十一月四日报道说：    经济恰如其份地增长百分之七左右，稳定市场和物价，调整已被破坏的营业和财政关系，以及在分配国民收入方面实现较恰当的关系——这是明年经济政策的四个基本目标。    联邦经济计划局总局长里·什塔伊内尔昨天在议会各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从物质生产的观点看，一九六九年是整个战后时期内最有利的年度之一。”    什塔伊内尔接着说，在取得所有这些积极成果的同时，还出现了消极倾向：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财政关系动摇了，市场和物价不稳定，收支赤字大大增加。今年还充满着许多矛盾情况。譬如说，生产和收入大大增长，但是缺乏清偿能力也达到了顶点；银行去支持那些没有前途的生产而不去鼓励最先进的劳动组织；在商品和劳务的出口（特别是向可兑外汇地区的出口）达到顶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收支赤字……    经济进程中的消极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联想起改革前的情况。譬如说，经济的再生产能力甚至比改革前更加缩小了。资本的周转也减少了，据什塔伊内尔说，这“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什塔伊内尔根据这一切情况总结说：“在经济政策和实现经济政策的机构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例如：我们经常谈论并在所有政治文件中都写着应该减轻经济部门的负担，但是经济部门的负担却越来越重；我们经常谈论要预算和一般消费增长得慢些，但我们在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带着什么进入一九七○年？    什塔伊内尔说：“带着积极的趋势，带着繁荣的商情（虽然有些缓慢的迹象），但也带着比改革后任何一年都更大的不稳定性，带着实现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度和机构方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什塔伊内尔说，我们把至今最大的不稳定性带到明年去。    今年生活费用和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八。如果满足目前的全部要求，这一增长率明年就会达到百分之十。

【本刊讯】铁托三十日向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就新年发表谈话，摘要如下：    在我国的某些劳动组织中曾由于有些缺点而产生了很多的不满，这些缺点不是由于某些客观情况，而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员的主观错误所造成的。在有些地方走上了建立所谓经营委员会的道路，这些委员会撇开自治机构作出决定，这使我感到不安。    几天以前我们曾举行了南共联盟主席团会议，会上对共产主义者在企业中应采取什么态度谈得很多。譬如，今年在里耶卡港发生的严重过火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共和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停工。但是，这些停工中的大多数不仅是由于恶意的煽动和敌人的勾当所造成，而且也是由于工厂的领导人员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    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不是乐观主义者。形势不好。我们是背着世界上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沉重包袱进入新的一九七○年的。甚至，在对解决国际问题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的那些人身上，我看不出有足够的善意，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现在，苏联和美国在芬兰就限制战略军备问题进行对话。我们认为，他们开始谈判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两个最大的核强国拥有大量原子弹和氢弹。他们应该会谈。自然，只是不要进行有损于那些最不该受到损害的国家的会谈。我们是从来都不会甘心让各大强国有权自己决定其他民族命运的。    至于说对中国，现在看来已有点缓和了。但是，在谋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是它的合法权利——的方式和可能性方面做得很少。我认为，应该加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组织成员国的活动。因为，这是人类的四分之一，这个国家应该参与，应该对世界公众负一部分责任。    我们同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良好。尽管我们曾多次不得不就（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方面的某些事情提出批评。我们必须这样做，并必须平静地、耐心地努力使他们明白他们在指责和攻击我们的许多方面是错误的。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三十日电】铁托今天对世界局势表示感到关切。他说，“世界形势不好”。铁托把越南战争和中东危机列为世界最严重的问题。

【德通社柏林三十一日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在七十年代即将来临时今晚在他的传统的新年文告中说：“我们决心同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同全世界的兄弟党以及与我们友好的新独立国家一起，使用我们全部的力量和精力，以使和平、安全和各国人民友好的美好事业在今后的年代中获得成功。”    “我们将努力使欧洲安全会议能够在我们欧洲大陆各国人民和政府实行和平共处与建立睦邻关系的七十年代的初期举行。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复仇势力，新纳粹主义以及鼓吹使用武力的那些人还没有被击败。但是，尽管与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为敌的人在进行活动，欧洲人民实现其共同利益是具备有利条件的。”    乌布利希继续说：“我们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能按照国际法缔结关于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条约。”“我深信，在七十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扩大它的国际关系，并根据国际法同另外一些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复仇主义的哈尔斯坦主义将遭到新的巨大的失败。”    乌布利希说，那些促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从波恩政府下台、并且组成一个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西德选民，表明“他们对恢复军国主义、新纳粹和垄断资本主义所受的罪已经受够了”。“愿西德进步势力斗争的结果，会出现一项和平政策，会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放弃联合控制核武器，军备开支削减百分之五十，停止任何战争宣传和复仇活动，不再支持美国对越南人民的战争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现在是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人和一切进步民主势力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兄弟关系的适当时候了。”    乌布利希称“德苏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更加紧密了……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我们也加强了友好关系和发展了合作。”

【合众国际社柏林一日电】东德主席乌布利希昨晚预言，东德将在一九七○年在外交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乌布利希在一篇由东德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新年文告中，欢迎勃兰特总理的西德新政府的当选，认为这是民主力量的一个胜利。    他要求勃兰特政府签订一项正式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西德条约。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了霍夫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德国正在谋求与过去的敌人建立新关系》，摘要如下：    实际上，整个东欧对德国人的感情、对于同两个德国的关系的想法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外国旅行者感到很惊讶的是，在整个东欧，通行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俄语。甚至在波兰，这个在纳粹占领期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灾难、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人们不忘战争创伤的国家里，懂得德语的是有用的。    西德旅行者在整个东欧都是受欢迎的。既然主要的旅行季节已过，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招揽西德旅客了，但是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旅馆休息室里，仍住满了到处花马克的旅客，同时西德的旅行者也充满了华沙、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只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同波恩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所有其他东欧国家在西德都驻有半官方的贸易代表团，其使命同大使馆相仿。    如果波恩与华沙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就会立即效法。    但是，通向这种和解的道路肯定是漫长而艰巨的，而且东德政权要求，在波恩与华沙达成的任何交易中，必须正式承认东德政权，这就使这个任务复杂化了。    然而，东欧外交官们私下说，由于勃兰特提出了建议，新的局面已经开始，并且强调指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波兰对于它的西部边界奥得—尼斯线的态度有了变化。华沙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与波恩会谈的结果必须是西德正式接受这个边界，但是东欧的一致意见是，波兰现在准备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强硬的要求来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华沙与波恩之间的直接谈判为所有其他东欧政权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此以前，莫斯科实际上声称它拥有代表苏联集团与西德打交道的垄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