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汉城１９日电】李承晚总统星期四说，如果中共撤出北朝鲜的话，那么他将要求美军撤出朝鲜。    李承晚对记者们说，大韩民国将参加一次为了讨论朝鲜的重新统一问题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他说，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他参加任何这样的会议。    李承晚说，如果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同意离开北部，“那我们就赞成撤退所有外国军队，”他所指的外国军队就是美国和联合国军队。    他再一次说，“如果北平的中国共产党人答应或是表示不再回来，那我就赞成外国军队撤退”。    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是个很微小的因素。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离开了北朝鲜，（朝鲜）共产党人就要逃走或是投降了。他们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无需战斗就可以取得统一”。    在一个问题上，这位总统说，使得朝鲜分裂的就是因为有外国军队，“它们使得我们不能统一”。    “我一直对我的朋友们说，和平统一朝鲜是办不到的。如果你们（美国人）不愿意打共产党，那就让我们来干吧。”    【美联社汉城１９日电】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星期五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离开北朝鲜的话，他将主张美军和联合国部队撤出南朝鲜。    但是，这位八十一岁的总统表示，他怀疑是否能够说服共产党人撤出这个分裂的半岛的北半部。    李承晚曾在同时接见美国两个电台—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时说这番话的。    李承晚说，对于最近北朝鲜所提出的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我不屑重视”。当记者问他南朝鲜是否会参加另一次讨论（朝鲜）半岛的国际性会议时，他回答说：“还没有人问过我。”    至于在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真正撤离北朝鲜的可能性问题上，他明确表示，他对共产党人的诺言毫无信心。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彼得·卡利斯撤是与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詹姆斯·罗宾森以及来访的该两公司新闻节目负责人一行多人共同进行访问的。卡利斯撤说，李承晚看来显然是要把他反对外国在朝鲜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意见记录在卷。    这可能是因为共产党的北朝鲜一直在就美军驻在南朝鲜的问题进行猛烈的宣传运动的缘故。

【德意志新闻社巴黎１５日电】消息灵通人士昨晚透露，十五个盟国的“中国委员会”已达成一致意见放宽对华禁运而只保留对其它共产党国家所实施的那种贸易限制。    把中国放在同其它苏联集团国家同等的水平上而又保持了西方的团结的这个解决办法受到了法国经济界人士的赞扬。    【美联社伦敦１８日电】中英贸易委员会在１８日宣布了今年为了扩大两国贸易而同红色中国互派贸易代表团的安排。    中英贸易委员会由对恢复英国在欣欣向荣的中国市场上的传统控制感到兴趣的重要商业、工业、制造业和其他商人集团组成。    委员会的声明说，已经邀请北平政权在初秋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英国来。那时将举行会谈，安排英国实业家在今年后一些日子到中国回访的事情。    红色中国驻伦敦的外交使团答应在那以前可以批准个别英国公司的代表去大陆中国访问，探讨两国贸易的可能性。    中英贸易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性组织，虽然它做什么事情贸易部和外交部很少有不知道或是不支持的。委员会的声明说：互派贸易代表团的安排是同红色中国驻伦敦使团的商务参赞磋商决定的。    外交部估计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量将会增加一倍，大约到一年六千万美元的水平；这个数目不到英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总量的１％。

【共同社东京１６日电】共同社的“经济评论”——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山田亮三的题为“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限制”的文章。摘要如下：    政府已经宣布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限制。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    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禁运已经变成一件有名无实的事情，这是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常识。在这个常识作为一种常识通行的世界里面，日本也前进了一步。不消说，这肯定是有利的。虽然有利，但是，只是取得了同西欧一样的条件。总之，事情取决于日本怎样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的努力和热情。坦率一点说，这个问题似乎不是没有相当值得怀疑的地方的。    政府对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一事的态度原来可以说是非常消极的，甚至是怯懦的。政府虽然跟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的后面，好容易开始放宽了禁运的限制，但是，政府对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究竟表示了多少的积极性呢？    拿这次宣布放宽禁运限制来说，自英国５月底越过禁运限制以来，节节取得成绩，与此相较，日本被远远撇在后面，而且公布的品目也只是解除了禁运限制的货单，没有象英国那样发表其余的禁运货单。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政府的软弱来。    在对于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对日本经济有无好处的估价是各种各样的。有很多论调认为，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不如同东南亚进行贸易，不如依靠美国的援助。其次，当前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即便禁运限制放宽了，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签订了，如果不改变共产党中国方面所主张的同类物资交换的原则，机器和金属类的出口也只是填补日方甲类物资入超的亏空而已，难望增加乙、丙两类物资的出口。这也是个事实。    再说，共产党中国本身也为国内物资供求关系紧张和物价腾贵所苦，目前正在采取着一种通货紧缩政策。西欧国家在共产党中国市场上展开了剧烈的销售竞争，这些情况都构成不容许对共产党中国贸易前途抱乐观的一些重要因素。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是，从今后远景来说，笔者认为不能轻视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的作用。我盼望政府放弃以往的消极态度，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前进。

【路透社巴黎１８日电】法国外交部长比诺今天对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说，他并不认为，法国应该立即承认共产党中国。    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他对他们说，他之反对立刻承认，并不是原则上的反对，而是时宜上的反对。他说，这样将不得不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他说，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是没有关系的。法国仍然能够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而不予以外交上的承认。    委员会曾经要求听取外交部长对戴高乐派议员雷蒙·德朗提出的一项动议的意见。德朗的动议要求法国政府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是那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委员会在听取了比诺发言之后，决定在夏季休会之后对德朗的动议进行表决。    【法新社巴黎１８日电】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今天以二十七票赞成，十八票弃权决定把就德朗的动议进行的表决延到今年１０月，在议会在夏季休会以后复会的时候进行。

【合众社悉尼１８日电】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蒙克今天要求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要求中国大陆同澳大利亚进行贸易。    蒙克刚对中国进行了七十五天的访问归来。他说，共产党高级官员们急于增加同澳大利亚的贸易。他说，“我认为不承认六亿人民或者不在政治上承认他们就像是企图把潮流推回去一样。”    他说，在他进行的八千英里的旅行（到了十个城市）期间，他“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迹象”证明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居住情况有了改善，社会服务事业有了增进。蒙克说，“不管国际联系和政治如何，我们对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有着深刻的印象。”    【路透社达尔文１８日电】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蒙克今天说，在共产党中国，资本家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说，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和纲领，这是不再有什么疑问的了。政府正在努力摆脱封建时代的生活水准，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计划工作看来是健全的。    蒙克说：“到处都在建立新工厂，但是在建立工厂的工作开始以前，就为工厂的工人造好了住宅。”蒙克在访问期间曾经因为脚病而在医院住了一些时候，他说，社会福利事业已经改善得“好极了”。    【合众社达尔文１８日电】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蒙克今天说，他相信大陆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蒙克在率领一个工会代表团访问红色中国之后于今天回到澳大利亚时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有５４％是共产党员，非共产党人士和右派政治家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    他又说，在访问期间，他“没有看到粮荒的现象，也没有看到压迫的现象”。蒙克还称赞红色中国的建设计划，他说，这种计划具有“很大的规模”。

【中央社纽约１８日电】华尔特·布里格斯从东京向“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去的另一篇电讯说，大陆上进行的批评并不预示要发生叛乱，相反地北平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将变得更加强大。但是，布里格斯没有具体地说出什么道理来支持他的见解。    布里格斯用很长篇幅叙述了毛泽东请人们提出批评的做法以及随后发生的大家知道的情况。布里格斯说：“虽然人们有不满和厌恶的心情，但是几乎没有观察家预料会发生大规模叛乱。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军队和警察有枪。整风运动可望要继续进行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似乎是一次决心纠正明显的错误的运动。人们也许对它不感到高兴，但是有理由认为（根据政权过去表现的效力），毛泽东和他的伙伴经过这次运动将变得更加强有力。”    【合众社香港１８日电】今天获悉，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党员内部的意见不合比作在匈牙利革命前发生的作家叛变。    现在在由于反党活动受到攻击的党员和由于思想意识上有缺点而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作家和编辑。    ７月１３日北平“人民日报”报道说，一个忠诚的控诉者如何把一个编辑比作去年秋季匈牙利革命期间的“匈牙利总理纳吉”。这个被揭发的人就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曾彦修。目前受批评的其他主要目标是北平和上海的报人。    他的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宋家修把他比作“匈牙利的纳吉”。“世界知识”编辑王济庚控诉他说他号召“党员叛党”。曾是共产党党员，他特别受到指责的是他在人民出版社黑板报上登载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党表示蔑视”。揭发他的人们指责说，曾曾写道：“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非常不满。”    有人揭发曾曾说过，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国民党政府同样腐化，因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为了要把持政权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７月１６日以“折花”为题发表社论说：三位部长昨天在北京承认了错误，他们强派自己担任了一场奇特的喜剧中的主角。过去两个月这场迂回曲折的演出一部分是共产党式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的。至少，这似乎是一场喜剧，因为还没有可怕的报复落在这些部长的头上，或者落在欣然说出他们的观点的记者头上。诱使说出真话，然后加以攻击的策略是对言论而不是对人。那些胆敢提意见的人并没有完全撤销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在得到可以随便提意见的可靠保证后才提意见的。他们一定希望，他们将受到的损失，不致于超过目前“整风”运动中的“和风细雨”的范围。他们只是替共产党的下次讲道提供了讲稿而已。    当然，在共产党领袖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关系上，有着某种显然是中国式的东西。例如，难以置信的是：罗隆基先生在１９５７年倒比１９４９年更加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更难置信的是：罗的主要抱怨、即共产党人在未经商量的非党部长背后操纵一切的说法竟并非完全属实，而且不是共产党人自己所熟知的事。然而，反复以诚恳的、甚至激烈的批评来再次强调党的权威，使个别几个人虽受打击而仍保留他们的地位，这样做法也不是第一次。    重申党的领导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出这个事件中属于共产党式的一面。毛泽东先生２月间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在６月月中发表，在这以前，公开的讨论和批评已经展开了好几星期。也许批评的界限就是毛泽东讲话中后来的补充，因为应请求发动的批评已经太过火了。他所提出的六点可以归纳成一点：批评应当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不要或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这样，门就砰一声关上了，因为，正像一位知识分子曾经大胆地说的一样，在中央集权制如此严厉的国家里，除非能够批评党，否则还有什么批评余地呢？在这次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中，大概不会有人头落地。共产党将继续通过说服的途径来设法利用和驾御中国知识分子。归根结蒂，这种做法是从１９５６年１月周恩来先生发表讲话后开始的，“百花”政策是在去年５月提出来的。现在，经过畅快的批评以后，又一次划清了是非界线、进行道歉的部长的意见不会白提的。党一定会注意对它所提的意见。    【本刊讯】７月１４日的“观察家报”以“中国笔记本，用说服办法使自己当权”为题发表诺克斯的香港消息说：……当共产党掌握中国政权的时候，党和军队实际上是一致的。国家的数量很少的工业人口是容易组织的。但是人民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大部分仍然相当远离共产主义。农民是因为他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懂。    在两种情况下，共产党都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压制批评的盖子已经掀掉，共产党要人们相信，他们的看法是值得听取的，并且将受到尊重。很自然，这个试验在农村中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来得成功。大体上，北京可以说，农村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    党在知识分子方面进展较慢。在过去，它碰到了一两次不幸的小冲突。当今年年初毛泽东终于决定“百家争鸣”时，他和他的顾问们显然没有料到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那么激烈。从前认为已经被说服因而没有害处的非共产党批评家不仅攻击了党的行动和个别党员（这是许可的），而且还对中央“人民民主”的正确性本身表示怀疑。    这似乎是中国顽强的知识分子的最后机会。他们现在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不然就要消失在为“人民敌人”留着的深渊中。    毛泽东正在十分谨慎地攻击反对派的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堡垒。由于需要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得不稍稍削弱他的地位。他一定曾经希望过，批评他的人已经达到了那样的认识阶段。除这些保留以外，任何学派显然都可以发展。    毛泽东在谈中国的“矛盾”时，只不过是说明了每个国家都有的一个真理而已——并不是所有的人总是喜欢政府的。尽管如此，他们必须接受它，这是毛泽东现在正在向知识分子阐明的道理。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碰到了新奇的、非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也向蒋介石和西方世界宣布，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将长此存在下去。    【本刊讯】７月１４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窦丁１３日发自香港的一篇电讯，题目是：“右派批评惊动北平”。电讯说：    这里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共产党中国最近迅速展开批评所暴露出来的不满情绪的程度已成为北平共产党领袖意料之外的不痛快的事情。人们认为这就是目前对“右派分子”进行势不可当、高压性质的反击的原因。陆定一星期四在北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强烈谴责“右派分子”活动只是在反对对共产党政权进行批评的运动中的最近的一个集中表现。    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发表的讲话中详细谈到“右派分子”运动，严厉地拒绝他们的批评，反驳了他们的意见。较小的人物和报纸几星期来一直在骂“右派分子”。宋庆龄出来帮忙。    昨天共产党人再拿出宋庆龄这个武器。她发表在北京人民日报的一篇长文号召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人显然对这些毁谤者认真了。    国家元首毛泽东在下令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以后已解放出较共产党人所期望为多的郁积的不满，现在的问题是使批评的人信誉扫地和孤立他们。    但是这里研究中国情况的人并不认为“右派分子”的喊叫对共产党政权是一种严重威胁。人们相信，勿宁说是它造成了一种不应有的纷扰和阴黯的印象。    观察家确实也不信“右派分子”意图阴谋反对或威胁政权。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断言只被认为是毁谤和糟塌批评者名誉的方法。    “右派分子”运动所显示的幻想破灭和不安的普遍性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学生和旧知识分子中间。然而，人们相信，共产党人仍旧很好地控制着局势。

【路透社台北１８日电】美国驻台湾司令海军中将英格索尔今天在这里说，明年美国驻在这里的军队的数目将作“相当大的裁减”。    但是他在对“中国新闻”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这并不是美国减少关心——相反这是承认中国军事的进步。”    此外，美国第七舰队台湾海峡巡逻队、第十三空军特遣部队和驻台湾迈多尔式导弹部队人数将不减少。他说，人员裁减将限于军事援助顾问团。    英格索尔海军中将在这里驻了十九个月以后定７月２６日启程前往美国改任他职。他说，国民党军队“在使用现代武器、使用现代装备和吸收新的训练方面”有了“良好的进展”。    台湾并没有失去它的战略重要性。但是这个地区国民党和美国的空军足以应付“共产党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他警告共产党说，如果他们企图夺取沿海各岛，他们将会“得不偿失”。但任何时候总有发生进攻的危险，军事计划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中央社华盛顿１７日电】美国国际合作署的一位高级官员已经证明台湾的中国政府在使用美国的援助款项方面是诚实的。    在最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秘密听取会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克来门特·扎布洛基曾经问国际合作署远东区署长雷蒙德·莫耶，关于台北不适当地使用了某些美元款项的指责是否是事实。    莫耶答道：“我们已经核对了过去提交给我们的一切报告。台湾的情况是少有的清白。有很少几次，发生了某些可能是不适当地使用美援的情况，但是完全加以纠正了。就使用援助款项来说，台湾的成绩是出色的。”    莫耶在答复另一个问题时还证明，某些接受美援款项的远东国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莫耶说，以台湾为例，台湾从１９５２年以来收入增加了约１３９％。    莫耶说：“这种增加已经使中国政府可能把它的军事预算增加１５９％。这就使美国可能把它对台湾的援助从总额的１９％减少到１６％。”

【合众社华盛顿１７日电】这里许多外交官员们认为，美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作为中东地区政治目标的阿拉伯—以色列和平了。    他们是从美国的中东政策最近趋势和杜勒斯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即席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杜勒斯说：美国根据保卫中东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负有特别的任务，因此其他国家可能更适宜于担任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调解的任务。    有人问这里的许多外交官员怎样估价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这反映了自从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今年初通过以来美国政策的重大改变。    外交观察家们指出，在这之前，国务院几年来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办法，以便“改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气氛”。    当时人们普遍地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要改善美国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的心目中的地位，这样，这些国家就会接受美国在逐步缓和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进行的斡旋。理由是，只要中东由于巴勒斯坦问题而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仍然容易受苏联的侵害。    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追求它的目标，曾经作出特殊的努力，以便使约旦河流域发展计划得到接受。回顾往事，许多外交官员认为阿拉伯国家以政治理由拒绝约翰斯顿计划是一个迫使国务院重新考虑其政策和制定新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行动。    这里许多人认为，这项新政策是美国已经放弃设法使双方和解的政策——至少在目前是这样。外交官员们说，由于埃及和叙利亚日益倾向俄国，美国已经不再设法使中东每个国家都感到满意，而且采取了英国的“支持你的朋友”的旧政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拉拢并且——希望——争取沙特国王站到它这一边来。它还在努力加强同约旦和黎巴嫩的关系，而且正在更加靠拢伊拉克和巴格达条约。    绝大多数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这使得美国更加难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在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看来，美国的作用更加可疑了。积极干涉像亚喀巴湾地位之类的阿拉伯—以色列问题，将损害美国最近取得的同“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许多人认为，因此国务院已经决定集中力量，提供心理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以保卫整个中东，防止共产主义的侵入——同时希望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争端不会再发展成为战争。    同时，如杜勒斯昨天所说的，国务院打算“经常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并且仍然同“我们的中东朋友们保持联系，每当看来可以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做，虽然也许是……比较静悄悄地去做”。

【合众社洛杉矶１８日电】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今天说，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对于红色中国的成就感到“一定程度的骄傲”。然而，他怀疑他们是否希望成为共产党人。    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次电视访问谈话中说，在中国境外，他看不到什么迹象，表明共产党的影响正在亚洲增长，或者共产主义的思想在那里深得人心。    他又说，“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在增长。的确，华人对他们的祖国感到一定程度的骄傲。但是当人们看到华人在新加坡和曼谷的兴盛情况，人们就会认识到，这些华人根本不希望成为共产党人。不幸，中立国正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而人民不认识他们正在感受的共产主义思想。亚洲人民不会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会受他们可能得到的物质帮助的影响。”    这位总理说，当东南亚的华人回到中国，看到了生活水平的差异后，他们自己就会不想成为共产党人。他说，“例如在新加坡，他们通过做生意享受很高的生活水平和其他的快乐。”

【合众社芝加哥１８日电】美国出席苏联发起的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非正式代表团团长二十三岁的巴巴腊·佩里今天说，她将作为一个旅行家在明天早上动身前往苏联。    佩里小姐组是要求美国派遣一个正式代表团出席联欢节的运动的领袖。她想使美国国务院批准这次旅行的努力失败了，她说这是“因为国务院觉得，如果美国人正式出席联欢节的话，这只会有助于共产党的宣传”。    佩里小姐说，她将在纽约和另外二十一个美国青年会合；这一队人在赴联欢节途中在欧洲各地继续吸收美国学生参如。    她说，预料，美国出席联欢节的总人数大约是一百五十名，全部是“旅行家”。她说，这次旅行每人大约要化七百美元。    佩里小姐和队里的其他成员说，这些美国人没有一个和共产党有任何关系。他们说，他们希望，交流思想可能会导致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势。    【中央社纽约１７日电】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于杜勒斯在禁止签发护照方面“逐渐让步”一事感到满意，事实上，这家报纸还要求准许北平运动员参加１９６０年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    由于杜勒斯明天将举行报界代表会议谈论美国记者赴中国大陆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国务院“似乎已经发现这一点：为了保护国家荣誉或促使它的政策实现而严格执行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修改规则对国家荣誉和这些政策的损害更大。”    这家报纸还谈到另一个引起争执的问题，即是否准许北平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问题，这家报纸说，如果不让他们参加，可能“损害”美国的威望。这家报纸最后说：“让我们希望，这种可以灵活变通的明显发现能够继续在华盛顿发展下去。在国际自尊方面，还需要这样的发现。”

【美新处华盛顿１７日电】下面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记录摘要：谈苏共中央新领导说同朱可夫有过十分令人满意的交情和友谊    问（“美国广播公司”爱德华·摩根）：总统先生，杜勒斯国务卿昨天在评论最近克里姆林宫里的争权夺利的事情说（我想他原来就是这样说的）：“灵活的现代主义者像是战胜了手执铁棒的原教旨主义者。”    假如同时还看到，另外一个日趋显赫的人物是你在战时有密切接触而且是你所尊敬的人——朱可夫元帅，那就可以看出，当前情况显然可能是令人鼓舞的。    先生，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现在克里姆林的领导确实是灵活一些的？假如是的话，你将来会不会考虑邀请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人到美国来？    总统：嗯，这是个比较长而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想我可以这样来简单地回答它：    克里姆林宫的改变肯定是由于这个国家国内的某些根本的压力的结果。现在，下台的那批人显然是那些是、可以被叫作是传统主义者的人们。他们是那种旧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坚硬的核心，而那些留下来的、并且现在似乎在占上风的人显然就是那些促成分散工业管理那一类事情的人。    因此我想，认为他们正在设法使他们自己变得灵活、以便满足他们的人民的要求、渴望和需要的那种想法，似乎是正确的。    你提到了朱可夫将军，我必须说，在我同他熟识的那几年里，我曾经同他有过十分令人满意的交情和友谊。我想他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我们曾经就我们各自信奉的主义进行了许多次长时间的讨论。我想有一天晚上我们谈了三个钟点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制度——我们的两种制度——对于个人有什么意义。而当他坚持说他们的制度合乎理想主义者的心意、而我们则是完全合乎物质享受主义者的心意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为难。并且我曾经费了很多力气来设法为我们的立场辩护，因为他说：    “你们对一个人说，他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们以人类的一切自私的本性去迎合他，然后你们却对他说，他必须为国家而牺牲。”    他说：“我们有一个十分困难的计划要去宣传。”因此我所要说的是，我相信他非常诚挚地相信他们的主义的正确性并且是个诚实的人。自从那时以来，我同他极少接触，你们知道，我只在日内瓦遇到过他，而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在那里的这件事情本身就能造成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会面的理由，虽然我说我们过去在柏林曾经有过一段良好的努力合作的历史。关于邀请朱可夫访美问题    问（“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茨）：总统先生，你曾说朱可夫元帅来进行一次访问可能是有益的，你这番话所根据的是否是你和他个人的相识，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国防部长，还是由于认为红军现在在苏联有了一种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新作用？    总统：不。问题是两个国防部长的会晤是否也许会促成一些事情。我说，当然，这是很可能会的，因为你不断在考验的是言论，然后是这些言论用可以证明的行动来实现和支持的可靠程度。    现在，如我一度说过的，我再说一下，朱可夫元帅和我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密切。我看不出两个国防部长之间的会晤会有什么害处，如果能够安排这种会晤的话。承认无法辩驳共产主义理论    问（“纽约时报”詹姆斯·赖斯顿）：你是否想使人得出一种推论：民主比起共产主义来更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是要想为这一命题进行辩护，是困难的？    总统：很好，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当你同共产党人谈话时，你会感到有些困难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你说一个人可以挣他所喜欢挣的、节省他所喜欢节省的，用这些来购买他所喜欢购买的东西。现在，我相信这点，因为我相信为了——你不妨说——由一亿八千万自由人民形成的一支统一力量为福利的力量。但是他说：“我们对人们说：‘你们不能有这些东西。你们必须把它们交给国家’。”而这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们要求这些人相信：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满足是在于为国家牺牲，对国家有所贡献。换句话说，他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并不强迫作这种贡献，他们在教育人民来支持这种贡献。    因此，当你起来反对这种事时，赖斯顿先生请注意，我认为你可能遇上这样的人，你很难使他们相信太阳是热的和地球是圆的。我是说，碰到这种思想信仰，你就是碰到一些几乎使你喘不过气来的论点，你不知道如何去对付。

【路透社莫斯科１８日电】塔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苏联的领袖们今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乡村别墅中举行了一次“同志般的会议”。    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霍查，南斯拉夫副主席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日夫科夫，和苏联共产党领袖赫鲁晓夫。    【法新社莫斯科１８日电】密切注意苏南关系发展的人士认为赫鲁晓夫今天接见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证实了这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党之间的关系在最近几天内将有新的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同一方面人士追述说，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丘诺维奇在同苏共第一书记会谈以后曾前往黑海滨的苏契，南斯拉夫的两位领导人在那里休假，在这次旅行之后卡德尔和兰科维奇才到莫斯科的。在他们访苏的日程上事先并没有拟定前往苏联首都。    观察家们还强调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赴布拉格的前夕，赫鲁晓夫同兰科维奇的会谈以后，人们相信兰科维奇曾坚决地表示主张彻底地改善两国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特别希望肯定地结束“毒害两国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此外今晚人们还获悉赫鲁晓夫同南斯拉夫两位领导人的会谈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合众社华盛顿１８日电】一位苏联外交官员说，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将会欢迎请他访问美国的邀请。    二等秘书果尔谢内夫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俄国，赫鲁晓夫愿意作一次回访。这位经常旅行的共产党领袖在过去暗示过他愿意访问美国。    美国对于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加以任何鼓励。然而，在昨天艾森豪威尔暗示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访问可能受到欢迎后仅几小时，苏联二等秘书就对首都一家电台发表了这个谈话。    政府官员们今天说，总统正在进行一个坚决的真诚的运动来打破美国和苏联互不信任的障碍，并且实现世界和平。    艾森豪威尔昨天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防部长威尔逊和朱可夫的互相访问可能是有好处的。    苏联大使馆通常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肯评论，现在却立即说这是个好主意。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将建议由国防部长互相访问。但是在过去，这样一种无意的开端有时导至重大的发展。    【合众社莫斯科１８日电】西方观察家今天说，朱可夫元帅可能建议举行一次新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议，作为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举行任何会议的前奏。    这里观察家们追溯了朱可夫在两年前对前往访问的美国记者所说的关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接触的话。朱可夫当时说，他赞成苏联和美国之间有广泛的联系。但是他承认：“在目前冷战的条件和相互关系下互换军事代表团是没有用处的。”    这个意见是在１９５５年２月表示的，两天后朱可夫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几个月后举行了苏联、美国、法国、英国首脑聚首的日内瓦会议。    观察家们注意到，由于朱可夫的地位，艾森豪威尔对于他跟这位苏联元帅，他的战时朋友举行任何正式会见的意见采取显然冷淡的态度。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指在最近的改组中朱可夫升入了苏联共产党主席团。他们仍旧保持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私人友谊。    【路透社华盛顿１８日电】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今天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昨天说的话付诸行动，他昨天说：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之间的互相访问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这家报纸在一篇社论中说，个人的接触并不能代替在讨价还价的会议桌上所达成的有约束性的协议，完全不能认为朱可夫元帅的访问具有太多的意义。    这家报纸说：“首先，今后数星期内在伦敦裁军谈判中发生的事情对于同苏联达成有限和解的机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以后这两位抱着不同信念的军事朋友之间的个人接触要大得多。    【德意志新闻社汉堡１８日电】西德有影响的独立报纸“世界报”今天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关于朱可夫和威尔逊会谈的建议是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的。”    “如果这两个世界强国的国防代表一道举行直接的会谈的话，伦敦裁军谈判就会得到新的帮助。”这家报纸说，“这种直接的会谈将会消除美国的欧洲盟国摆在美国派往伦敦的代表史塔生先生面前的障碍。”这家报纸说，“也许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值得赞美的建议本身就是由于担心这些障碍而产生的，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伦敦会谈失败的危险是所有危险中的另一次最大的危险。”

【美新处华盛顿１８日电】国务院发言人今天说，他不知道目前有邀请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访问美国的计划。    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说，“就我目前所知道”，还没有向苏联官员表示过朱可夫访问的可能性问题。    【美联社华盛顿１８日电】美国在１８日完全让苏联去决定采取下一步骤，如果要安排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来华盛顿访问的话。    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林肯·怀特说，他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去探询苏联政府以便发出关于访问的邀请。    怀特说，他不知道苏联已经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路·汤普森表明了任何反应，他也不知道给予汤普森任何训令实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    【美联社华盛顿１８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老朋友、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访问华盛顿，看来是很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自己１７日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同朱可夫会谈可能有助于改善苏美关系和缓和世界紧张形势。    苏联大使馆至少在一次评论中反映了一种一般赞同的态度，美国两党的好几个参议员都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美国官员们说，到现在为止，甚至还没有采取过任何步骤来为这样一次访问进行初步安排，他们也不能肯定，如果采取这样一个行动，那末可能在什么时候采取。会晤究竟是否可能，很可能取决于莫斯科对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话的正式反应。    在莫斯科，苏联通讯社塔斯社用一条简短的电讯报道了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令人注意的是丝毫没有评论或者批评的气息。    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是经常批评他所说的政府缺乏主动性这一情况的。他说，朱可夫和威尔逊举行会议的一个重大结果将是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举行会议，又说：“正如总统所说，这将提供一个机会，来考验俄国所说它愿意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言论。”    参议员斯巴克曼说，他认为应当“敦促”艾森豪威尔“鼓励互相访问”，又说，“总统同朱可夫的友谊是我们同俄国的最好的联系”。    参议员史密斯同意“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对我们来说是好处多坏处少。这可能为取得某些进展作好了准备。”

【美新处华盛顿１６日电】（记者：盖·菲奇）经济学家们要比较各国之间的增长率时一般都很小心。而他们要把美国和苏联两国进行对比的时候尤其审慎。    一方面，苏联的统计材料少而不完全；但是关于美国的经济却有大量材料。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极不相同，以致甚至在基本定义上——例如，什么东西组成一国的货物和劳务的总产量——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苏联领袖们往往热中于这种对比。特别是在最近，他们一再宣布，他们要“赶上”美国的经济成就——它本身就是对美国办事方式的一种赞扬。    不可避免的，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自觉地卷入了这种对比的比赛。所以他们常常试图在适当的地位对这两种经济作一次现实的观察。上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在这里公布了这种观察的最近结果。    这个报告的主要结论，以长达１４９页的经过审慎编纂的统计表和解释作根据，基本上同在几年前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一样。    结论仅仅是这样：在过去几年中，苏联经济的增长率比美国经济为快，但是两国经济之间的“绝对差额”——以实际数字计算的货物和劳务的产量差别——仍然在美国领先的情况下扩大。    理由很清楚。苏联经济的数量约为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美国经济每年增长２％或３％，比苏联经济增长６％或７％还要来得多。换句话说，目前的苏联经济看来是大约四十年前的美国经济。    但是苏联专家们说，我们在三四十年中赶完了美国在一百年中完成的事情。    这一点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同苏联目前的制度无关。据×××报告指出，事实是，到苏联经理们开始执行他们自己的工业化计划的时候，比较先进的国家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工业革新。因此他们能够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先进成就。甚至今天，他们对于ＣＤＭＳ技术革新还很感兴趣。    许多经济学家说，事实上，苏联如果处在一个多少是比较自由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可以设想会有更快的发展。    相反的，苏联领袖们却一心想保持一种集中控制的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生产，就顾不上消费品和农业。苏联老百姓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缺乏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个人自由。    把美苏两国作任何对比时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此。因为两种制度所依赖的价值实际上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同苏联的国家严格管制的方式显然不一样，美国自由经济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私人的主动性和人类需要和需求的满足。而苏联独裁政权对此是完全不顾的。在美国，最有效地制订经济发展道路的人，是那些具有不断发展的“便宜行事”权力的普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