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星期日获悉，国务卿杜勒斯正在准备取消他的禁止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的禁令。    杜勒斯希望使新闻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几个领袖支持关于到共产党中国去采访新闻问题的一项折衷方案。他将在星期四下午在这里同他们进行会谈。    如果在星期四的会议上一切顺利的话，到下一个周末杜勒斯大概将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关于长期来发生争执的这个问题的新决定。    这个政策的改变，看来是对于牵涉到美国还没有与之建立关系的共产党国家的护照问题采取比较灵活的处理办法这样一种趋势的一部分。    一年多来，杜勒斯一直在受到报纸主笔和发言人的沉重压力，要他取消禁止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的禁令。在中国共产党人在１９５６年８月取消了七年来一直存在的禁止美国记者的禁令以后，这种要求改变的压力愈来愈大了。共产党人当时给了十五个记者访问大陆的许可证，但是国务院说，这种访问会违反美国的政策。三个美国记者曾不顾这个禁令，国务院扬言要取消他们的护照，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杜勒斯原来坚决反对改变政策，而现在他已经在逐步让步，他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在新闻采访问题上采取折衷办法大概是适当的。他说，美国仍然坚持它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抵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报纸编辑协会通过宣言    要求自由采访新闻    【中央社旧金山１３日电】美国报界人士今天产生了认为国务院可能很快就取消禁止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的命令的极大希望。    这种希望是由于国务院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出了邀请而产生的，这个协会自从星期四起在这里举行年会。    但是，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主席琼斯警告不要过分乐观。他说华盛顿会议可能不一定意味着国务院的政策有所改变。他说，会议的结果尚待等着瞧。    同时，现在在这里集会的报纸编辑们明白表示他们反对国务院禁止记者进入中国大陆的政策。“旧金山新闻”星期四向与会者征询意见的结果表明，其中有９２％以上的人希望国务院取消禁令。昨天下午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原则宣言，要求有“不受政府阻挠”自由采访新闻的机会。就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采访而言，这显然是对国务院政策的一种抗议。

【共同社东京１２日电】外务省在今天向驻在东南亚和中近东二十二个国家的大使、公使和总领事发出指示，要他们迅速调查“共产党中国伸张经济势力的情况”，提出报告。    这是因为外务省把以往收到的片断的调查报告综合起来看，感觉到共产党中国在这些对我国很关重要的市场伸张经济势力的情况已经不容忽视，于是发出指示，要驻外人员进行详细的调查。    据外务省人士说，共产党中国伸张经济势力，几乎都是通过华侨来进行的，因此，按地区来说，在华侨势力达不到的中近东地区，共产党中国的发展不大，但是在东南亚各国却是非常活跃的，共产党中国正在那里同日本、英国、西欧各国的商品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合众社东京１３日电】这里收到的消息表明，北平特别是增加了它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利用华侨商人在市场上取得立足点。红色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缝纫机、钉、纸、棉布和自来水笔，这些商品已经开始在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同日本产品竞争。    据这些消息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也出现了红色中国的货物。    （中国）运出国的商品的数量还没有大到足以损害日本的贸易，但是人们承认，红色中国能够很快地发展成为日本在轻型消费品方面的一个严重的竞争者，这种消费品在亚洲以及近东和中东是有广泛的市场的。

【新华社雅加达１３日电】据“大印度尼西亚报”今天消息，外长苏班德里约在接见在印尼的阿拉伯人设立的“亚洲通讯社”记者说，尼赫鲁最近在荷兰发表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谈话使印尼政府和人民感到非常快慰。他说，在承认印尼全部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印尼愿意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和荷兰谈判以解决各项问题。    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他说，尽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仍然是印尼政府的方针之一，为此，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在亚非国家间创造一种政治气氛，作为召开会议的“精神准备”，然后才进行组织上的准备。

【中央社纽约１２日电】“纽约时报”军事编辑鲍德温说，加强对金门炮击意味着，沿着大陆上台湾对面的“入侵海岸”已经开始了共产党活动的新阶段。    在今天“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中，鲍德温说，华盛顿“初步认为最近的炮击不是立即发动进攻的一种预兆，而是一种”具有军事、政治、心理作用的“警告”。    鲍德温在回顾了共产党最近沿着整个入侵海岸改善他们的军事部署的情况后，他写到，“这些事实明白地意味着，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更加需要警觉和更加不稳定的阶段。、从拥有现成的机场和必要的供应线可以向沿海岛屿和台湾发动攻击的观点来看，共产党人过去在军事上是没有准备好。这些困难现在已经克服了；今天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了。    “因此必须强调说明，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群岛，太靠近大陆，这的确表明共产党人是能随时登上这些岛屿的，而且比过去成功的可能要大得多”。    鲍德温说，共产党炮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特别是在小金门。

【路透社北京１４日电】（记者：漆德卫）对于过去几星期来成了激烈攻击的对象的三名共产党中国“右派”部长来说，明天将是他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面前公开承认思想错误的最后一次机会。    昨天有几名次要的“右派分子”作了检讨；其他某些被控攻击共产党的人大概将在明天特别延长的一次会议上请求饶恕。    据认为，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这个差不多代表中国社会一切阶层的代表大会肯定会通过一项决议，猛烈谴责“右派分子”，并且重申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    如果这三位部长（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和粮食部长章乃器）在明天作出充分的检讨，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大概就满意了。这可能就意味着这些“右派分子”不会有形地被清洗，虽然在思想上他们将通过重新教育和思想改造受到清洗。    这里的大多数观察家相信共产党人希望能够不通过逮捕和镇压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因为逮捕和镇压可能会伤害“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团结”，而谋求这种团结是过去几个月来他们一贯的政策。    据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今年中国的其他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要提高效率，使中国更快地变成统一富强的国家，而且也是要提供公开批评这样一个安全活门。    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清楚地知道会提出什么样的批评，也知道谁会提出批评。    但是他们却不准备接受更多对基本结构、共产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国家等等的攻击，例如像“右派”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两党政府制、结束共产党的至上霸权和恢复资本主义等等建议。    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同苏联友好的重要性等等这样一些真理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按说应该是不言自明的。现在共产党竟不得不起来为这些真理辩护，这似乎说明那些反对方面的异端思想存在得多么广泛。    因此，可能现在已经用比较冷静、比较说理（虽然仍旧同样强硬）的态度来代替早先攻击“右派分子”时所用的那种尖刻、谩骂的语气。    这似乎表明目前掌握政策的是比较“开明的”一些领导人。但是如果“右派分子”还不作出检讨来，这些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将会不得不屈从他们那些比较性急的同事，用清洗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法新社北京１４日电】（法新社特派记者）预料，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三位中国政府部长中的至少二人将在明天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进行公开“检讨”。    粮食部长章乃器和交通部长章伯钧已经写好了书面声明，预料他们将对大会宣读这个声明。    现在还不知道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是否也要进行“检讨”。    这里观察家们认为，如果罗隆基也作检讨，在一个月左右以前开始的对右派分子领袖们的清算可能结束。这次清算是在中国“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公众大事批评共产党之后开始的。

【法新社莫斯科１０日电】苏联报纸“莫斯科新闻”今天强调了在解决世界问题时“东西方领袖间接触”的重要性，它说，苏联外交政策在赶走了四名高级领导人之后并未改变。这家反映政府意见的报纸说：“要是认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不管怎样总是影响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那将是个根本的错误。尽管有着这个集团的抗拒和错误，但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    它说：“政治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相互了解，并且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说明为什么东西方领袖之间的接触构成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普遍地改善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巩固世界和平最好的办法之一”。    这家报纸说，在苏联同日本和西德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来说非常重要。它说，“这些就是在苏联政府倡议之下同西德总理阿登纳和前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谴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的反党活动的决议又一次有力地强调说明苏联坚持不渝地遵守和所有国家合作的政策。这个集团否认在苏联领袖和其他国家领袖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系是适宜的。”    这家报纸说，苏联“与任何国家进行谈判的大门敞开着，并准备与一切国家进行合作”。这家报纸说，苏联“坚持不渝地争取与西方国家的领袖建立密切联系”。

【合众社罗马１４日电】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今天公布的一篇演说中支持莫斯科的清洗，可是警告说在意大利党内不要进行类似的激烈的改组。    他在昨天向中央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这个警告。他的这些话今天登载在党报“团结报”上。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批准了陶里亚蒂的政治报告，完全支持莫斯科的各种行为——从在匈牙利进行镇压到清洗陶里亚蒂的前保护者莫洛托夫。可是，陶里亚蒂在闭幕词中警告不要“机械地”在意大利搬用莫斯科那种清洗。    他说，“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匆忙地采取公式化做法。按照那种做法，在那个国家（苏联）和它的共产党内发生的事情必须在工人运动的所有其械地他部份机械地和几乎是自动地得到反映。”    另一共产党领袖马里奥·蒙塔尼亚纳支持陶里亚蒂的论点。蒙塔尼亚纳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危险上：苏联的事件可能被我国的修正主义分子解释为他们重新抬头的论据”。

【法新社柏林１４日电】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今天说，四个高级苏联领袖的解职将会给予苏联缓和国际紧张的努力以鼓舞力量。    乌布利希是在萨克森—安哈特的哈雷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说，莫斯科的决定已经巩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关于裁军问题，这位东德领袖指责西德总理阿登纳企图在伦敦裁军会议看来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时候破坏这个会议。他抱怨说，在苏联建议从欧洲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同时，西德却对英国驻德军队的任何削减提出了抗议。    乌布利希说，“这一点证明，西德的军事领袖如果没有英美军队是不能长期当政的。”

【美联社莫斯科１４日电】在参加法国大使馆今天为庆祝７月１４日国庆日举行的招待会的客人中间有新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福尔采娃和柯西金。苏联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出席的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就最近人事更动问题发表意见的唯一苏联官员是前“真理报”国际新闻主笔、新任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尤里·茹科夫。他并不认为最近人事变动怎样重要。    他说：“人们不应该太看重最近的事件。这些事件完全是党内问题，对政府并没有引起重大变动。”他对一个西方记者说：“你们非常重视在苏联发生的任何事情而不管这种事情如何的小，这只是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苏联。”    福尔采娃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同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热烈地交谈着。

【路透社伦敦１４日电】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今天推测，在这个星期的裁军会议上可能达成一项停止原子弹试验十八个月的折衷协议。    其他的西方委员国都与美国一致主张停止十个月，同时要达成关于谈判停止原子武器生产问题的协议。苏联主张禁止试验两年或三年，而这要完全同裁军问题的任何其他方面无关。    美国的史塔生先生一度声明，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十个月，要么是根本不停止试验。俄国的停止两年或三年的主张是美国不能接受的。苏联的佐林先生反驳说，美国提出的是最后通牒，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尽管有这种非建设性的气氛，观察家注意到史塔生先生和佐林先生两人发言中的两段没有大加宣传的话，这两段话使人有理由推测终究是能够达成一项折衷协议的。    美国代表团指出，史塔生先生曾说（不管他以前说的是什么话），十个月并不是一个不可加以修正的“魔术数字”。观察家说，言外之意是，美国人可能准备把这一期限延长到十八个月的样子。    佐林先生在小组委员会上次会议上说，他并不是以“要就要，不要拉倒”的精神提出他的停止试验两三年的建议的，而是做为谈判的基础提出来的。人们认为这是表明他可能愿意把期限减少到十八个月的样子。    史塔生先生在这个星期可能要谈谈美国建议的其他方面。佐林先生曾要求他提出他对空中视察区的看法。

【合众社华盛顿１３日电】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建议国务卿杜勒斯访问“他认为到那里去可能有用的”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曼斯菲尔德是在参议院发表的长达４９页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提出这个建议的。他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政府，但是他为政府最近谈判给波兰以贷款问题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东欧国家作为一个关闭的共产党集团封锁起来而只是发发我们自己的道义上的愤怒，这对自由的事业和我国的利益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做只是闭起我们自己的眼睛而一味地自以为是。”    他建议“采取不抱成见的态度和有批判地、有区别地加以判断”。    曼斯菲尔德说，作为第一个步骤，杜勒斯“在他的国外旅行中宜于访问他感到到那里去可能有用的国家，并且在回来后向人民报告那里的实际情况。”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两国特别重要。“除非这两个国家重新得到安全的和独立的民族生存，否则就很难了解现在如何能建立起欧洲的和平。”    他又说，除非它们同西方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否则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仍然同苏联发生密切联系。    他说，“好久以来，政府所制订的政策非常强烈地反映了可怕的……如果我国的领导机构要准备开始登上通往国际稳定的漫长而痛苦的阶梯，那末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础的恐惧必须让位于信心。”    曼斯菲尔德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任命更多的民主党人担任国务院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决策职位；“在作出各种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以前”，同国会领袖们进行更多的磋商；统一规划国务院中的一切外交活动。    曼斯菲尔德还要求结束苏联对美国驻苏代表的行动所实行的“无聊的限制”，以及“我们对苏联驻美代表的行动所实行的同样的限制”。他说，如果“两国的成熟的官员坚持在这种小问题上像小学生那样行事的话，如何能期望他们处理战争与和平这种复杂的问题呢？我希望看到我国政府有信心、有气度地率先设法在互惠的基础上把两国官方代表的待遇恢复到应有的合乎礼貌的程度”。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林顿·约翰逊赞扬了曼斯菲尔德，并且说，他“在帮助策划出美国人能够遵循的一个坚定有力的政策。”    约翰逊说，“应当日复一日努力使人们透彻了解的部分就是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第一个因素的恐惧应当让位于信赖”。    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泰伊为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领导作了辩解。他说，这种领导“在把世界导向我们全体所祈求的那种和平”。    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巴达克曼说，曼斯菲尔德的看法就是没有战争，而只有一种“不安定的”和平。他说，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条保证持久和平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说，国务院不准许这里的苏联大使馆官员家庭使用离首都大约四十英里的折撒比克湾一座房屋的命令“不仅很幼稚，而且非常小气”。他说，下这道命令是因为苏联官员限制美国外交人员在莫斯科以外旅行。    曼斯菲尔德说，“我们如果必须在这种基础上从事活动，那么世界的前途就很危险了。”    共和党参议员前驻印度大使库柏也为政府作了辩护他说，它在外交政策上曾采取了许多“建设性的措施”。他对于曼斯菲尔德所谓在外交事务中参院曾起了主要领导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他谈到了去年的中东危机，他说，虽然美国如果采取了“另外的方针，那么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就会大大缩小”，但是“国会并没有支持”政府的行动。

【路透社莫斯科１３日电】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今天在“文学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国家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面临着“尖锐的斗争。”他接着说：“苏联作家必须记住要随时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位部长指责某些作家只强调苏联生活的“阴暗和消极的”方面。批评苏联生活的个别方面是允许的，但是只有在不让它发展成为对整个苏联生活的歪曲的条件下。    米哈伊洛夫说，苏联的剧院存在一种“很坏”的情况。    他写道，人们在他们到家以前就把所看的剧忘记了。    “结果，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西方作家的戏剧，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区别……坏的外国剧本和进步的好的外国剧本。”    在“文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警告作家们扩大与外国作家的联系时，绝对不能“与反动的西方观点调和”。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３日电】南斯拉夫的一个经济代表团不久将去莫斯科访问，讨论执行去年苏南两国政府签订的投资协定的问题。这个协定主要是关于苏联和东德资助南斯拉夫工业和矿区中的大规模工程的，但是，由于苏南关系的恶化，这个协定没有执行。    这里的某些人士认为，恢复谈判表示这种关系有了改善，并使苏联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本星期在布拉格对南斯拉夫的批评降到适当的程度。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１３日电】今天有消息说，南斯拉夫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将于最近动身去莫斯科劝说苏联继续进行在南斯拉夫铝工业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六千二百万英镑）的投资。    半官方的“南斯拉夫通讯社”说，职位相当于对外贸易部长的政府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布尔基奇不久就要动身“去同苏联代表讨论已经签订的投资安排”。    这家通讯社没有提到开采铝矿的计划，但是，这是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唯一悬而未决的投资协定。根据原来的计划，苏联和东德将要帮助南斯拉夫开发在门的内哥罗的铝资源，以期最后每年能生产一十万吨铝。    苏联在今年２月说，由于它自己的经济困难，它要把这个计划延到１９６０年执行。南斯拉夫政府回答说，延期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之后，南斯拉夫曾经极力要求莫斯科至少是执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建立三个肥料工厂和动力厂。    外交观察家说，布尔基奇计划中的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显然在于迅速利用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变动和利用苏联重新提出的同南斯拉夫友好的意见。

【本刊讯】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５月１３日到１９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怀着严重的忧虑注意到，我国愈来愈严重的粮食危机在很多邦的广大地区内已发展成为饥荒。严重的缺粮情况以及在各种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后接着发生的谷物价格的高涨，已经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痛苦，同时饥饿正在使无数人民陷入绝望的境地。    这份刊登在印共中央办公厅５月２０日发表的公报上的决议指出，政府向人民炫耀粮食增产的统计，这些统计构成了对实际生产的巨大夸张。政府并没有及时购买足够的粮食，使各个邦有充足的储备。政府并不曾为组织充分的救济或者为在足够的规模上以合理的价格适当地分配粮食进行准备。    现在已很清楚，在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情况下，所有用乡村发展计划和全国乡村推广计划以及其他这类措施来解决粮食危机的说法只不过是主观愿望而已。    在这种缺粮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了自由市场政策，从而为囤积居奇者和投机商创造了乐园。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愤怒进一步指出，联邦粮食部部长曾发表谈话说，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政府一定知道：失业人数的增多，生活费用的增长，洪水所造成的房屋和庄稼的大量损失，以及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这一期间农产品价格的低廉。所有这些因素都大大地减低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    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税收的不断增加不是在充实劳动群众的荷包，而是在对他们使用卑鄙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千百万人的困苦才空前剧烈，而目前由于粮食危机这种困苦更形加剧了。联邦粮食部长错误地把银行支持粮食投机商的这种倾向说成是给农民的贷款，并不是所谓农民的购买力已经增加了，而是投机商业的囤积力量加强了。    因此，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采取下列紧急措施：一、大量开设廉价谷物商店，按照各地区较贫困的消费者的购买力规定这些商店的价格。二、在各缺粮地区开设试验救济工厂。三、在各缺粮地区免除应向农民征收的租金、土地收入、用水费和其他贷款。四、政府在国内进行大规模采购，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赶紧储存粮食和防止价格猛烈上涨。五、有效地禁止银行在粮食方面给予投机商以贷款。

【路透社印度喀拉拉邦特里凡得琅１２日电】南印度喀拉拉邦的首脑四十八岁的南布迪里巴德是印度任何邦的第一个当选的共产党首席部长。他是印度共产党的宠儿，又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执政党国大党的注意中心。    南布迪里巴德是一个质朴的人。他以前是西海岸最有钱的富翁之一，又是一个尖锐地批评那些权贵的人。南布迪里巴德还必须习惯于负责部长的新任务。    这里的政治观察家相信，南布迪里巴德在今后几个月所做的事情将对印度共产党的前途产生远大影响。他们说，如果他解决喀拉拉邦的问题成功的话，那末一定会提高共产党在印度公众中的威信，如果不成功的话，当然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但是喀拉拉邦的新的共产党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击败了两个政党，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曾经设法寻求解决办法，但是没有成功。    共产党人是由于作了一系列其他政党所谓的“不负责任的和狂妄的保证”而在喀拉拉邦重新得到政权的。他们保证规定有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工资，大大增加工资低的雇员的薪水，改善住宅条件，耕者有其田，每一个身强力壮的成人都有工作做。    共产党人说，他们有决心履行他们的竞选保证，他们的困难是到那里去找履行这些保证的钱。    责任已经使共产党人希望进行根本改革的一些最初的热情受到了抑制。由于他们下令制止收回佃户租地而引起的一个事件已经使得喀拉拉邦的各部部长小心起来。    制止收回租地的命令，目的在于保障已经拥有土地的佃户的权利。但是这个命令起了反作用。几家无地家庭搬动了全部所有物后停留在最近的空地上，拒绝迁走。最后不得不叫警察来强迫他们搬走。    共产党人所作的竞选保证之一就是把这个邦的所有为外国人拥有的种植园收归国有。在这里，他们又碰到了一个障碍。德里的中央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    共产党控制的喀拉拉邦和德里中央政府在见解和政策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公开。目前有一种不稳定的停战状态，共产党人宣布他们打算按照宪法规定办事。    这种不安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违反宪法规定的任何行动会使中央政府有借口接管行政权和结束共产党在这个邦的统治。喀拉拉邦以前曾经有两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共产党人目前有决心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他们的立足之地。    最使他们头痛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邦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在印度全国，喀拉拉邦识字的人口比率最高，人口密度最大，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也最多。想要增加就业人数，就需要在邦内建立新的工业；但是邦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而私人工业家也都避免向共产党控制的邦里投资建设新企业。    但是党的重大的考验是能否贯彻他们答应过的土地改革。他们的竞选宣言答应使耕者人人有其田，并且规定个人地产限于很少的几亩。    喀拉拉邦有数十万的小土地私有者，他们对自己土地的依恋几乎到狂热的程度。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要想夺去这些人的祖传家业，不论用钱买、给予补偿或者其他方法，都是要出乱子的，并且会使共产党人失掉很大一部分目前“中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喀拉拉邦的土地也不够所有无地的农户每户分一份。    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掌握了政权，这使总理尼赫鲁先生和他的国大党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尼赫鲁先生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不必要地障碍喀拉拉邦政府的工作，因为假如这样，共产党就变成了“殉道者”，而给他们反对总理的宣传以有用的把柄。另一方面，尼赫鲁总理也并不想积极帮助共产党人巩固他们在喀拉拉邦的地位；假如这样，他可以答应他们的请求，把中央政府的收入多分一些出来，供他们建设喀拉拉邦。    共产党人懂得，只要他们按照印度宪法规定办事，无论尼赫鲁先生或者中央政府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既不超越宪法的规定范围，同时又能实现他们许诺给喀拉拉邦人民的一些重大的改革。    还有一个使共产党人发愁的原因是，他们在邦议会里只有微弱的多数。全部一二六个席位里共产党控制着六十席。他们所以能组织邦政府，是由于五个非党人士的支持；哪怕有两个人退出这个联合的局面也足以使邦政府倒台。邦议会表决的最初两个议案是以三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的。    摆在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面前的这些问题和其它问题，使得南布迪里巴德先生作这个首席部长并不是高枕无忧的。虽然一般承认他是印度目前最重要的一位共产党人，但或许也是处境最难、忧虑最多的一个。

【本刊讯】贝尔格莱德消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尤罗·萨拉伊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５日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南斯拉夫生产者自治的经验及其发展远景”的报告。下面是报告的初稿的摘要：报告人说，在过去的七年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发展得很普遍的统一完整的工人自治机构，其中工人委员会、生产者院和企业联合会是这种统一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个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复杂机构在目前条件下表现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    工人委员会和生产者院是工人阶级直接参加管理的一种机构，它是我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通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机构和在目前条件下以最民主的方法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机构最突出地体现出来。工人委员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条件下保证直接生产者的一个主要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代表社会独立地管理企业，因为社会把一部分公有财产委托给它们管理。    萨拉伊说，随着工人委员会的建立，生产者直接参加管理企业，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使用剩余劳动的过程就开始了。国家直接管理经济职能的真正逐渐衰亡的过程，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直接结合的过程开始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条件下逐渐克服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的过程开始了。    工人委员会和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整个管理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同官僚主义危险作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工人委员会这种形式可以表现出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的利益是每一个社会制度的推动力量，而且社会主义的进步也要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个人的物质、道德、创造和社会利益成为推动力量的程度如何。生产者对于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劳动集体活动的关心，是以往我们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一切其他制度所不可比拟的。    报告人说，直接集体管理经济的制度可以加速消除当前世界中社会矛盾的过程。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把工人作为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它体现着消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矛盾的意志。在生产力发展和全体劳动人民教育制度改善的过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也在消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力的因素就是在管理方面脑力劳动和生产工作的结合。    在谈到南斯拉夫经济管理制度的发展时萨拉伊说，在战后最初几年中，也就是当取消集中制，建立工人委员会和让经济规律更自由地起作用的条件尚未成熟以前，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是必要的。由于国家集中管理经济，我们才能够集中生产资料，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和着手迅速发展经济。国家机关在管理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引起了若干消极的后果。它必然会抑制群众的首创精神，造成国家机关的独断独行和某些官僚主义的倾向。    报告人说，工人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坚决地采取了我们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针。工人委员会成了管理的最好的学校，成了我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教育的最有群众性的学校。在整个革命变革中，工人委员会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它促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成为工人阶级最必需和不可改变的关系，使劳动群众再也不会同意任何其他制度。    报告人接着谈到了最近七年来南斯拉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实行工人自治。他说，工人委员会的推行表明，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可以成功地代替资本家和国家机关，来直接管理整个经济。他说，自然在工人自治制度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毛病的。这些也反映到很多企业的生产和经济商业活动中，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成为制度发展的阻碍。这些毛病常常是经济制度不完善的结果。    报告人说，在南斯拉夫尚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工人，他们的生产者的权利被轻视和否认，常常不让他们参加或甚至违反他们的意愿而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还有一些单位，它们的职工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常有这样现象发生：忽视管理方面的民主准则以及只是在形式上满足劳动人民关于参加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存在幼稚地无政府主义地理解民主、纪律和秩序的现象。必须指出，独立支配巨大的物质资料使某些工人委员会和领导者产生了一些不现实的意图和过多的幻想，使他们走上了浪费的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看来似乎是本位主义的现象。毫无疑问，由于实现许多集中的职能，本位主义和利已主义必然会给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在某些工人委员会中出现过技术至上主义，表现在过高地估价技术、投资和机器的作用，而对人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人的需要关心不够。还常常为了企业关系中有不规矩的现象和不履行合同而发生营业上的争吵。还有违法乱纪的作风，这同由工人自己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的制度是不相容的。    萨拉伊引述了一些材料证明，由于选举工人委员会的经济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工人委员会委员的数目也不断增加。在１９５０年，直接参加管理企业的有十五万五千一百六十六人，１９５２年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四人，１９５４年有二十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１９５６年有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七人。    在工人委员会会员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在１９５２年占７６％、１９５３年占７７％、１９５４年占７８％、１９５６年占７４．２％。    萨拉伊说，劳动人民参加企业管理的其他形式还没有足够发展。有很多企业内生产者没有定期举行会议，有些企业根本就没有举行会议。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很少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情况。劳动人民没有很好参加工人委员会的会议，这一部分是受会议本身组织的限制，一部分是由于秘密会议过多。    萨拉伊指出，虽然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不断地改善民主方法，但工作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作为防止官僚主义的有力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并没有完全避免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严重威胁。他指出，使选举出来的机构脱离选举人，并且对选举人的需要和要求采取忽视的态度是工人管理机构中最常见的官僚主义形式。这种倾向也同样表现在那些活动脱离所属地区的企业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的生产者会议的工作中。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工人委员会的委员某些地方享有特权，把他们调去担任工资高的工作，参加会议也有报酬，在工作时期召开不必要的会议，给予各种特惠，使工人委员会主席脱产等等方面。    萨拉伊说，为了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必须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不仅生产和组织方面，而且还在经济方面加强这种独立性。从前在处理企业总收入方面的限制，在企业间分配和转移基金方面的限制，联合会和合作社中缺乏刺激和经济鼓励，经济中某些行政措施的残余等都是工人委员会常常得费劲地加以克服的障碍。在以公有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者联合会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商品经济的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要求各企业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所指的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迅速工业化和其他客观上的经济原因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生活水平暂时还很低。萨拉伊指出，除此之外，失业人数的增长也是后果，虽然这主要是由于自立居民的增长，而一部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各企业中剩余的劳动力缩减了的结果。低下的生活水平和失业现象，从工人委员会的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消极因素。    报酬制度同自治制度的抵触至今已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工资制度尽管逐年改善，但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实现按劳取酬的原则，没有做到飞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独立性。    公社在行使若干权力时也给许多企业及其管理机关制造了许多障碍。公社的机关常常干涉工人委员会有全权处理的事务，同时还对企业施以经济和非经济的压力。毫无疑问，应当强调指出，这些缺点的产生不是由于公社和地方领导者的主观态度，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管理制度和资金分配制度方面所处的客观地位。如果公社作为生产者的基本团体今后能越来越大地发展、公社预算和公用费方面的收入就越能与生产者和其他公民个人收入联系起来。    德·萨拉伊强调指出，经济系统的不完善是顺利发展工人委员会的严重障碍之一。此外还有经济重点的经常改变，年度的公共计划迟迟作出，也会引起各方面的困难和市场的不稳定等等。工人委员会除经济以外，在其他方面譬如在调整生活和劳动条件方面的权力和职能的限制是严重的障碍和阻挠。    在建立工人委员会系统方面，陈规旧套太多，千篇一律的东西很多。    应当考虑到，这个复杂的管理制度和重大的责任落在年轻的工人阶级的肩上了，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高，并且是在革命熔炉中得到锻炼和团结起来的，但是缺乏特别的技术和工业知识素养，缺乏足够的经济和普通知识。必须克服这些主观的障碍，消除所有者观点和经营农业的个体方法所产生的障碍，这种方法在形成并不久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萨拉伊谈到进一步发展工人自治的问题。他说，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最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生产者把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看成是未来社会的基础，关于这种基础，马克思说过，它将成为一种结合体，在这里，个体的自由发展将成为整体发展的条件。    萨拉伊指出，经济计划制度和经济方针应当保障劳动集体进行生产和事务活动的巩固范围，使各企业有足够的机会在经济上自由地发挥主动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我国的计划制度作了很大的改革，这表现在从详细的集中计划过渡到社会远景计划。这决不意味着破坏经济制度的统一及其发展方针，虽然某些工人委员会违反了计划方面的纪律。我们的生产者所关心的是：在不破坏自由生产者的独立性，也不限制他们的主动精神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经济中的计划方针，改善计划方法。    在给予直接生产者自己领导他们所关心的一切事务的权利的同时，必须为培养生产者对合作社和联合会的兴趣创造经济条件，不要让工人委员会制度同社会发展的一致去破坏独立性和自治。如果工人委员会能领导这个进程，就将作为足以成为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承担者的力量，作为在最发展的经济结构下的管理方式而越来越加强。    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正在成为南斯拉夫社会和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基本因素，它们使经济规律自由地起作用，它们在分配，计划方法，经济和其他许多也会影响到社会政治民主化的性质和速度的因素等方面建立起新的关系。直接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其他民主方式的发展将取决于直接生产者的自治制度。工人委员会，公社以及从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正在成为人们之间愈来愈自由的关系的基础，成为越来越自由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直接民主的方式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制度民主化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实力的一个决定性的泉源，它们的成熟是说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和工人阶级能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