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罗马８日电】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格·博法今天报道，被免职的四位苏联领袖在他们下台前两星期曾经进行驱逐赫鲁晓夫的大胆尝试。    这位记者说，在６月１７日或１８日，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要求举行苏联主席团紧急会议讨论为列宁格勒市建城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讲演。    这位记者说，会议召开了，有三位主席团委员缺席。会议一开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另外两位“反党”领袖就对赫鲁晓夫大事攻击，说他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    他们要求改选党的书记处，改组政府，并提出了已经拟订的候选人名单。    这位记者又说：“虽然以前这个集团的成员们之间的分歧是不少的，但是他们这次却完全一致进行攻击。他们大概由于已经采取的步骤而满怀信心，因此要求马上表决，指望由于三位委员缺席而获得多数。因此，第一场战斗是防止主席团全体委员出席以前就进行表决，因为问题性质是极其重要的。从他们的表现和他们在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四个人事先是订有计划的。甚至在三个缺席委员赶回莫斯科以后，这个集团还坚持他们的要求。”    记者又说，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提出，问题只能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反党”的领袖们回答说，他们并不惧怕中央委员会；但是他们要求立即由主席团作出决定，并且立即在报纸和电台上发表。    他们要求责成谢皮洛夫起草一项政治声明，和主席团的这项决定一起在报纸和电台上发表。他们要求，在主席团的决定发表以后再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团结报”记者说：“关于这一点，战斗至少持续了三天之久。但是在这时候，关于这次极其严重的争辩的消息在经常住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当中非常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所有这些委员当中造成一种可以理解的激动。“这个最高领导机构（党中央委员会）的十八个成员在主席团正在开会时来到门口，要求准许他们进入会议室，并且要求告诉他们会议情况。    “但是这四个人反对他们这个请求。其中的一个——我们相信是卡冈诺维奇——甚至说他们对主席团施加压力。另外一个人冒火了，说这表明不信任主席团。有人说了一些表示真正轻视中央委员会本身的话。回答是：是主席团要向中央委员会负责，而不应该颠倒过来。”    这位记者说，“在外面等着进去的那些人说，他们要为党的政治路线对党负责，因此他们不能不参加作决定，因而他们要求立即召开最高领导机构会议。    “在那一天，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同主席团的某些委员进行了短时间的会谈。然而第二天，当主席团还在举行会议的时候，住在各省的中央委员开始来到了，他们全都决定立即召开全体会议。单在那一天，就有一百○七名中央委员集合在一起。    “这四个人面对着这样的抗议，再次企图延期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最后只好同意在所有党代表面前进行辩论。    “就这样在第二天——６月２２日——开始举行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像平常一样，参加会议的有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没有固定的议程，只是研究在主席团内进行的斗争。    “苏斯洛夫同志简单地向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报告了实际情况。    “据了解，后来这四个人相继发言，提出了改变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的要求。当时，这四个人仍然在进行全面攻击。但是他们不久认识到他们已经完全陷于孤立。    “在历时七八天的会议上，要求发言的二百二十五个委员中的绝大多数委员都登台发言，其他人则提出了他们的书面发言，要求列入记录。没有一个人支持这四个人。    “在讨论过程中，这个集团不得不几次插进来发言。但是在一致反对的情况下，他们开始退却，并缓和了他们的要求。    “但是中央委员会并不满足于他们的退却，而要求完全暴露。这时担任原告角色的是党的代表了。有些人说，现在我们认识到，在党内哪些人在进行工作和尝试，哪些人只是在阻挠我们的劳动。会上举出了不少事实来证明，这个集团的成员的整个态度是想使党瘫痪，而不是帮助党继续前进。    “在许多人提出了这四个人开除出党的要求以后，就作出了大家已经知道的决定”。    这位记者说，这个“集团”内部是有分工的，“莫洛托夫主要是政治上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马林科夫则是组织者”。    记者格·博法又说：“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理由说：关于已发生的事件的这种说法是目前的统治者提供的，因此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这种反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知道，各党组织可以得到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的讨论的全部速记记录，尽管这种记录篇幅很多，因为它们包括了几天的不间断的讨论。”    【路透社华沙９日电】波兰共产党报纸“人民论坛报”驻莫斯科记者今天报道，上星期被清除出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三位领袖，曾计划由莫洛托夫代替赫鲁晓夫，由马林科夫担任总理代替布尔加宁。    这家报纸说，在解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职务之前进行了三天争吵，这三个人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    他们还要求由主席团解决这种改组，而赫鲁晓夫坚持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记者米哈乌·伏茨基的报道说，主席团会议是马林科夫要求举行的，为的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市二百五十周年问题。马林科夫要求讨论党领导机构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工作。据说布尔加宁主持了这次会议。    据说马林科夫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总攻击。他批评了在牛油、肉类和牛奶的生产方面赶上美国的政策，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从工业为开始。报道说，马林科夫争论说，不能够提出这样的口号，因为苏联还没有在主要的生产上赶上美国。    该记者引述“列宁格勒真理报”的话说，马林科夫说国家和党目前采取的路线是右倾路线错误。据谣传，他说这种政策是右倾农民路线错误。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协调一致，显然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计划行事。“列宁格勒真理报”说，主席团会议的进程表明，他们利用有些委员缺席的情况，试图在主席团内组织一个暂时的多数。    当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听说发生的情况以后，他们要求举行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在６月２２日召开了。三人集团在全会上发现自己陷于孤立。在三百零九位委员和其他有发言权的人当中，有二百一十五人报了名要发言。有六十多人发了言，其余的人作了书面发言。

【新华社雅加达９日电】印尼“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昨晚在三宝垅的一次演讲会上，回答出席者的询问说，关于马林科夫等苏共领袖的被解职，对于印尼共产党人来说并不足以惊奇。他说，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苏联在内，虽已没有资本家、地主以及其他剥削阶级，但是真理和错误之间，新的事物和旧的之间，进步和保守之间的斗争是还存在着的。艾地还提到马林科夫等进行了反党的宗派活动，而且拒绝和违反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这说明他们不能跟随国际和苏联国内情况的发展而落在时代的后面。    出席这次演讲会的有三宝垅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艾地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印尼国内形势的。

【新华社香港９日电】曼谷消息：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总书记、议员乃克莱在６日对此间报界发表谈话说，苏联最近宣布撤除马林科夫等四名高级人员的职务，如果是为了加强苏联同各国的和平共处和加强同各国之间的相互谅解，那么，这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乃克莱认为，苏联最近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是真正需要和平的。他说，苏联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已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它的和平诚意。例如，苏联敢于公开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对西方国家作了种种让步，这些都表明，苏联确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而尽了最大的努力。    乃克莱还指责美国始终坚持制造国际紧张的政策，他说，现在苏联已伸出和平和友谊的手，但是白宫至今仍没有伸出同样热望和平的手来。    乃克莱呼吁泰国政府也应该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他说，继续执行“反共条例”，逮捕访问中国的泰国人士，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等，都是已经过时的措施。    社会主义联合阵线主席、议员乃贴·触的努七也于５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说，苏联撤除四名高级人员的职务，将会使苏联更加适应目前的局势，，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相互间的谅解。

【美联社香港９日电】印度尼西亚前总理韦洛坡博士在星期二到达这里时说，共产党中国领袖毛泽东最近在上海和他谈话时“表现出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    韦洛坡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的议长。他又说：“我们具有同样要求和平的愿望。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在他的十天停留期间，他和总理周恩来以及刘少奇委员长商讨了“很多问题”。    韦洛坡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并不是代表大会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他说，共产党中国的工人的情况比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要好，农民的生活水准也有“适度的改善”。

【本刊讯】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归国后，６月７日起连续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文章谈访华观感，文章总的题目是“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本刊摘要译载如下：一、茶，面带笑容的译员，体谅人的海    关人员——革命的中国不    带革命气味地迎接了我    这不是真正的边界，而是一条线。    这里，是从中国到中国。这是分界线。    两个警察岗棚标志着一小块预禁地；经过这里之后，公路变成了窄道。    越境脚夫来转运行李了。很奇特，他们戴着双重帽子：所谓“苦力”式的大圆草帽和标着号码的红色的骑师小帽。小帽套在草帽的上面或下面，反正一样。    车站、海关和检查站之间是一条陡削的小道。    把我们同琛圳分隔开来的是一座铁道桥梁。    桥尽处有一道铁丝网。一头站着两个武装兵士，另一头有五六名头戴黑帽的警察。一个军官看了看我们的护照和签证。稍后几步是三位身穿浅色中山服的人——李先生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们进入了人民中国。    李先生是一个态度和蔼的外交官。他在伯尔尼任过职，因此多少懂点法文。他是以外交学会的名义从北京来迎接我们的。有一位贾先生跟着他当译员。“第三个人”是本地的一位青年官员，据我理解，他又充作我们的那两位响导的译员，因为他们不懂广东话。    同人们可能设想的相反，琛圳这个小站根本不是一个等待着绝无仅有的外国旅客的空荡荡的没精打采的车站。它是十分热闹的一个中国车站。    在一间大厅似的房间里，那些长椅上挤满了旅客，堆满了行李；许多人在兴高采烈地谈天，有几个少妇在抽香烟。    我听说：这是从香港到广州去探亲的中国人。这是共栖政策的再一次表现。看来，内地中国人想去香港，过境是困难得多。    革命的中国按照礼仪、不带革命气味地迎接了我们。在一间新落成的房间里，墙壁、平板椅子、独凳和茶几，都装饰着自然纹理的大理石板（这是中国到处可见的传统装饰品），送上了茶。    一个海关官员走来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说：我被免除了行李检查，因此“临检就此结束”。剩下来要做的只是填写用中文、英文和俄文印成的汇兑表格，领取一捆捆两元一张的钞票，这种钞票名叫“人民币”，称为“元”。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车站里，宣传似乎是极为慎重的。看不见伟人肖象。我请人解释了标语口号。一张谈到和平，另一张是主张依据平等基础、不加歧视地做生意，还谈到其他同样合理的事情。    火车有软席和硬席之分，走道在中间，两边的椅子数目一样。有人好心好意地把扩音器给我们关上了。不过，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地听见隔壁车厢里傅来中国戏剧的音乐声，不时插进一段说话，我未能找到人解释给我听，因为我的旅伴们自己也听不懂。    每个旅客面前都有一杯茶（中国绿茶或锡兰式红茶），茶叶徐徐沉下……小杯盖上套着一张采色漂亮的圆纸片——一毛钱收据。    一个兴高采烈的列车员不停地走动，提着一大壶热水。    以每小时平均二十五公里的速度，南方的首府广州向我们迎面奔来。二、广州：中国的自产自售等等    在爱群饭店十三层楼上看到了广州全景。珠江上停歇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往往奇形怪状的船只，珠江所以叫做珠江，一定是反喻。沿岸水上作为住家的船密集着，形成了一种人口六十万的水上城市。    城市本身有两个标记：佛教寺院的一座六级浮屠和１９３３年建造的一座天主教堂。这是太平天国的城市，孙中山的故乡，第一届革命政府的首都。    我原先望文生义，认为“爱群”饭店是新政权的典型名称。其实它已经建造了三十年。    广州尽管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起过家喻户晓的革命作用，最近叙述它的情况的人却多少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在广州没有发现“红色中国”的特点，他们说：“这是南方，不是中国”。他们说：共产主义狂热在这里似乎温和一些。    姑且说：南方人是非正统的。    广州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商业极其发达。可以认为这里的商业顺次分为四级：国营大百货公司；规模不算小的商店和店铺；最小的店铺或货摊；最后是流动摊贩，他们挑着必不可少的扁担贩卖茶叶、零食等等。“买主市场”    不仅零售商业在中国很发达，甚至所谓“自产自售”现象也出现了，出现了一种“中国的自产自售”现象，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这是引人注目的。由于这种情况，中国根本没有遇到苏联相当流行的那种种小困难。看不到商店门口排队（不过肉、蔬菜之类某些食品方面有例外），看不到特别拥挤的情况，看不到售货员忙不过来或者发脾气的情况。一切所需商品都容易找到，质量好，常常种类繁多。做生意的人总是表现得很和气、甚至十分热心地要作成交易。    象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买主市场”，而不是“卖主市场”。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等于俄国人。实际上恰恰相反，还差得很远。这里应该提一提“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之间的区别。表现生活水平的是工资和物价，而表现生活条件的是各自按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到各种物品的或多或少的方便。    分配过程在中国比在苏联来得方便、令人满意。简单说来，事实就是这样。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商业没有社会主义化，部分地也是由于分配面广、由于中国工资水平较低。    广州对自己的大人物——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崇拜之至。孙中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杰出人物：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相反，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往往是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施加影响的）。    在国外，也有景仰孙中山的人，尤其是在法国。赫里欧主席生前常爱转述孙中山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大致如下：    “战争往往以达成交易结束。那么，为什么不从交易做起呢？”    华侨    广州的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华侨区。区内有许多别墅，都是用华侨寄回来的外汇建造的。华侨还出钱在城市中心兴建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他们对故乡的投资还不限于此。开设了一家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存款，利息为８％，存款定期十年。至于假定应该以硬足外汇投入的存款到期后可以取回外汇，还是只能够收取中国货币，这个问题我还不能肯定解答，据说可能以可转让的商品的形式取回存款。    我同我的旅伴们（全是共产党员）研讨过这个问题。这种投资制度不违背社会主义学说么？    他们说：“不违背，因为我们目前处在过渡时期”。    我觉得：这种做法很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灵活性和中国的极其独特的情况。在广州就象在香港一样，我们看见了祖国和无数散居国外的华侨仍然联系密切。    我们具体体会到中国人的深刻爱国精神，体会到这种爱国精神在世界各国的行动力量。（明日续完）

【美联社华盛顿９日电】商务部长威克斯今天作证说，政府“不会”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取消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用国家的安全来进行赌博。”    这位部长在参议院州际与对外贸易委员会上说，鉴于英国决定放宽向赤色中国出口的控制，政府已经加紧研究东西方贸易问题。    对于那些担心美国可能会由于拒绝把货物运往竹幕那边而在贸易上受到挫折的人，威克斯说，“进行控制以前的时期的贸易统计并没有证明有理由希望在中国获得一个能够推销大量货物的市场。”鉴于同极权主义国家的出于政治目的和受国家控制的贸易的不稳定，自由世界同共产党中国的可能的贸易完全没有把握会像某些人预期的那么大。    “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维持它自己的全面禁运，因为共产党中国政权继续构成对远东的安全的一个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路透社华盛顿９日电】威克斯今天在这里说，他相信日本“一定会在非战略物资的纺织品方面”增加它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    威克斯说：“日本已经答应限制它们向我国输入棉织品五年，限制在二亿三千五百万码一年或者是它的等量数。日本人的这个保证是在１月宣布的，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同我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和衣服制造商开过会。我相信，他们对我国的棉织业很放心。”他承认商务部在密切注意日本是否超过了它对美国的自愿出口限额。    参议员索孟德说，他获悉，日本可能在中国大陆上为它的棉织品出口找到一个销路，这将会缓和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竞争的压力。他说，如果作出一种安排，根据这种安排日本可以购买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把它加工工然后卖给共产党中国的话，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威克斯笑着说：“我愿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代理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斯马特斯（民主党人，佛罗里达州）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在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和同苏联贸易之间划出区别来。他说，“一个是狮子，一个是豹”。    威克斯说，这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商务部必须接受总统和国务院的领导。    参议员布里克（共和党人，俄亥俄州）说，和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进行贸易是否会加强它们的独立的意志。    这位商务部长回答说：“我认为和它们进行贸易会加强它们的意志，而不是削弱。”

【路透社北京９日电】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中—缅边境问题的特别报告。    报告的全文已于今晚在这里发表，其中主要是报告过去一些同这个问题有关的事件。    他没有暗示这个问题可能及早得到解决，他只是说：“中缅两国政府”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周先生把引起争端的原因归之于英“帝国主义”者，但是他又说，中国在近代的封建时期内疆界很不明确。    【合众社东京１０日电】共产党中国９日说，它和缅甸在今年３月就它们麻烦的边界纠纷问题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承认两国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遇到了困难。    周采取这个不平常的步骤就这个争论向全国作正式报告，是为了解释原来预料在今年年初可以解决的事情方面的拖延。    周没有解释是些什么障碍。但是在小小的中立的缅甸，关于缅甸总理吴努决定把领土让给红色中国的消息引起了对它的强大的红色邻国很大的敌视。    但是周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赤色中国在某些方面正在要求缅甸作更大的让步。在这个问题上，吴努上星期在仰光说，他正等待着周的答复，并且说，谈判的下一步要看北平了。    周没有详细说明和吴努“在总的方面取得的一致意见”，但是早些时候的消息表示，吴努接受了北平的大部分要求。

【本刊讯】台北出版的亲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６月２０日以“怎样挽救当前的危局？”为题发表社论。社论内容集中攻击蒋经国的“执政团体”，同时并提出改组台湾蒋帮政府的要求。    社论首先引述蒋介石的“六一文告”，然后提出“为什么六十年前义和团的意识与行动复见于台湾”的问题。社论认为台湾所以发生“台北事件”，是由于这几年来社会上流行空疏的“革命”口号，“战斗生活”，以及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所造成的后果。    社论接着攻击台湾的“执政团体”最近散发的名叫“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对“自由思想”的“领导者”胡适等滥肆抨击。社论说，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可以这样胡天胡地的秘密颁发指示，歪曲中伤，犹如旧社会帮会的作法，焉得不造成５月２４日又一次类似义和团的恶果呢？    社论同时又抨击去年１２月间，蒋帮中央宣传部门的机关报“中华日报”社长曹圣芬鼓吹殴打“自由中国社”的旧事，说这是国民党公然鼓吹群众暴动的事例。    社论又直接抨击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说这个团体的活动，“徒然浪费学生进德修业的时间，影响学校行政的一元化，学生入团，表面上是出于志愿，实际上是硬性规定。明白事理的学生，对此敢怒而不敢言。表面敷敷衍衍，于是造成人格分裂。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办法。亟宜予以取消”。    社论又公开提出所谓“改革”的办法，认为必须把台湾蒋帮政府改组成为一个“有责有权”的“名实相符的民主政府”。在这个前提下，社论提出蒋延黻当蒋帮“行政院长”，认为“如果蒋延黻担当这个工作，对内对外可以一新耳目”。    同时，社论认为除了由蒋廷黻担任“行政院长”外，还要改变现在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长必须能够指挥军队、宪兵、警察和特务人员，而不是“被人在背后提线”。    社论最后说，要达成这样的改变，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要国民党退居普通政党的地位，把党务与政务截然分开，今后要走民主国家的政治路线。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讯】据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的调查报告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取得了“重大进展”。    调查报告在估计计划的全面结果的时候说：国民收入增加１７·５％。这种增加总的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４年间和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５年间的增加是大的，因为主要是农业生产增加了。在第三年结束时，国民收入增加了１３％之多。但是在其后的两年中，增加的速度降低了。在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增加的速度是很小的。在整个计划期间，每人的收入增加１０·５％。    在纺织工业方面，工厂布匹产量从三十七亿一千八百万码增加到五十一亿零两百万码——增加了３７．２％。在自行车工业方面，生产增加４２９％４２９％。在计划结束时，自行车的生产数量是五十一万三千辆，而计划开始时，．自行车生产的数量是九万七千辆。    在社会服务事业方面，调查报告说：医院和医疗所的数目增加是“不大的”，但是控制疟疾和丝状虫的大规模计划已经实行了。    每年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二千二百人增加到三千七百人，得到文凭的人从二千七百人增加到四千人。一万四千多名乡村的工作人员和一千八百五十名管理人员受了乡村发展计划的农业合作和有关活动的训练。    关于在私人企业部门的投资，调查报告说：现有材料说明，在这方面投资（本来估计约有二十三亿三千万卢比）已经达到了最初所预期的数字。    在分析计划的资金来源时，调查报告说：税收和铁路的赢余共资助了七十五亿二千万卢比。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单是中央加税的办法筹集的卢比数目有十七亿五千万。出口税还不包括在内。铁路由于增加车票价格和运输费用，获得十亿卢比。而邦政府通过加税办法只得到八亿卢比，而它们的目标是二十三亿卢比。计划的其余是由以下的办法资助的。这些办法有：市场借进二十亿五千万卢比、小额储蓄、短期债款的三十亿四千万卢比、其它资本收入九亿一千万卢比和外来援助十八亿八千万卢比。

【本刊讯】７月５日的“纽约邮报”以“波恩和北京”为题，刊载了威廉·理查逊从斯图加特发回的电讯，电讯说：美国就西方同共产党中国扩大贸易这样一个问题所发出的叫喊，并没有在西德获得同情者。    关于修改对北京贸易的严格限制的决定一经作出，西德的一些主要的工业家就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计划在今年秋天向这个新开放的中国市场出售货物。    在西德工业联合会主席阿默朗格的领导下，他们在彼德霍夫举行了会议。用波恩政府外交部对外贸易司司长希普博士的话来说，这些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显然是在半官方的赞助下的德国工业界名流代表团将在今年秋天前往北京，看看毛泽东希望买卖些什么。这个代表团大致上将和几个月以前由博伦率领的周游东南亚的代表团相同。    这里的英国观察家对于德国随时准备进入由于有了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新的可能性而产生的积极活动感到烦恼。英国人曾经在处理对华禁运问题的巴黎委员会中进行好多月的暗中活动。现在，当他们的一切努力收效时，德国人却随时准备进入他们的市场——正如他们从中东的真空和东南亚的混乱状态中获得利益一样。    有一位英国外交人士指出：“在战后的德国，希特勒的旧的‘闪击’观念已经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闪电式商业攻击的观念”。    最引诱人的是同中国贸易。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代表鲁尔工业家们的一个议会集团一直在坚决要求取消禁运。德国政府的发言人说，德国政府本身并不打算采取片面行动来取消对北京的禁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今年夏天同俄国的谈判的结果。虽然如此，大部分西德制造商和投资者们知道；同北京进行贸易只是时间问题，而他们是不甘落在别人之后的。

【美联社德国米滕瓦尔德７日电】从纳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防军的灰烬中正在慢慢地成长起一支新的德国军队。在很多方面它将是原封不动的东西。    按照美国方法帮助训练这支新的战斗力量的驻德美国军官们并没有担心它可能会攻击它的创造者的样子。    驻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这个地方，防备苏联可能越过中立的奥地利来进攻的德国第一山地师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它的军官和骨干士级军官是第一山地师的老军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波兰人、西方盟国以及俄国人作过战。并且打得非常出色。    今天，根据为美国人所宽容的一项西德政府决定，他们可以佩带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战争勋带。传统的服装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纳粹空军式的单排钮短上衣，和仿造旧德国的过膝长统靴，只是作得比较适合于行军。旧第一师老军人汉斯·布赫纳准将现在指挥这个师。    美国陆军的拉夫纳将军现在负责领导三百名左右的精选出来的美国士兵，他们是帮助德国人训练的。他的总部设在波恩，他有三十七个小队散布在整个西德。这三百人现在在逐步减少，到１９５８年的时候将全部撤走，让德国人继续自己训练自己。    德国人在规定建军五十万人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快证明是过高了）以后，现在正在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十二师军队。预料军队的数目是三十万人到三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一个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一支原子世纪部队和一支小规模的海军。    德军参谋部负责作战和训练的首脑德迈齐尔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记者们说，在新年以前，军队可能达到十三万五千人。现在陆军人数是六万五千人，空军是一万八千人，海军是一万一千人，边防警卫军是五千人。在这九万九千人中，除了一万人是征兵外，其余的都是自愿人员。

【新华社卡拉奇航讯】“今天报”６月２７日刊载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为题的一篇评论说：    “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许多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健康的征兆。任何一个诚实的、赞成民主的人，不论他对经济制度的看法如何，是会欢迎这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理论的变化；二、行政的变化。    在理论方面，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个人威权’和理论的垄断，甚至使共产党关于集体领导的概念逐渐消失，使正义的某些普遍价值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某些重要条件不能保全。现在这个概念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是同民主原则协调一致的。无疑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必定是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一个被承认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完全可以存在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而且这些分裂应该只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中国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标志着这个理论上的变化。第二个大的变化发生在‘苏联所采取的道路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理论上。这种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准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正在承认：虽然他们的目标和俄国革命的目标相同，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不同，每一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传统来进行斗争，完全追随苏联或者照抄苏联的办法是不必要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它不仅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到头来还会影响国际政治。    行政上的变化里最重要的大概要算是打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统治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利的，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承认这是坏事。现在这种统治已经在削弱了。官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已经有一个时代，苏联在这方面的变化是用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取得的。官僚主义的结束（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将不但是行政上的一次巨大的改革，而且将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作用。第二个显著的行政变化是过度集中的结束。过去，许多在原则上应该交给各省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这种方法现在正被逐渐放弃；在苏联，甚至重工业都在交给省议会去管理了。    这些改良当然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没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不是改良了。但是这些变化是很重要、很真实的。即使匈牙利事件也没有能够阻挡这些变化或改良的进展。但是假如另外一方用诚实的态度去研究这些情况并且不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些变化只会有利于国际政治。例如不久以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意见时故意不谈这些变化，而说：‘苏联和中国政府正在瓦解，自由国家应当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持自己的决心和道义上的压力，这样做对于造成这种瓦解是有帮助的。’这种意见在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面临着瓦解的严重危险的政府是不会做出让步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会使用压迫和无情的手段；而且还因为这些话会加深国际上的误解，增加中国和苏联对于美国意图的顾虑和怀疑。如果目标是和平和共处，这些看法就永远也不会有用。”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赫鲁晓夫先生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正在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今天在日利纳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    苏联党代表团乘专车在契尔纳越过边境。他们在去日利纳的路上还在科息斯逗留，在这儿，一个群众大会欢迎了他们。    赫鲁晓夫对日利纳的人民说：“我们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决不放弃，我们以理性和对我们的主张的信心为指针。我们为了这、为了人民的团结而需要和平。美国富人坐在他们装满黄金的皮袋上，但是他们心中并不平静。劳工将会征服世界。我们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来达到目的。会不会有战争呢？我们正在竭力反对战争，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避免战争。我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有人民，一支精锐的军队，还有好盟友。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将由彼此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地来守卫。如果有谁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我们一定保卫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好像保卫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决不把我们的实力用于战争，只是用来对付侵略者，正如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者进攻埃及时我们使用实力一样。我们不能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接着转变话题，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并且赞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过去五年中的贡献。他说：“如果哥特瓦尔德的党跟我们在一起——我深信它的确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团结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任何风浪都吓不倒我们。”    赫鲁晓夫说：“拿匈牙利的反革命为例。有些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会走匈牙利反革命的道路。”当他说这话时，人群中发出大笑声。    布拉格电台报道说，村中的全体居民——其中有许多人穿着多种色彩的民族服装——都出来站在科息斯到日利纳的道路两旁。    据说，当赫鲁晓夫看到铁路旁边的人群和他们的后面是高耸的塔特拉山脉时他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多么健康的人民！”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对隆尼策峰上八千六百二十英尺高的欧洲第二高的气象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还就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贡献提出了很多问题。    当他们到达契尔纳边境点时，苏联领袖受到了捷克党领袖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等的欢迎。亨德里赫先生上个月提出一项党的正式报告，号召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采取行动，人们广泛地认为这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方针强硬化。    诺沃提尼先生在欢迎词中说，“我们整个党完全一致地同意”苏共中央最近作出的决定。他说，这些决定“很坚定地、以对原则的尊重巩固了我们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诺沃提尼先生还保证他的党拥护苏联党的“伟大榜样”以及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主张”。    赫鲁晓夫先生的答词不时为一阵阵的掌声和“苏联万岁”的欢呼声所打断。这位苏联领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今年１月到苏联的访问，他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并不是要解决一些争执问题和误解。我们有完全的一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共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据阿罗木次火车站的广播说，苏联代表团今夜到达阿罗木次。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今晚在阿罗木次一次集会上说，苏联根本不打算让人片面地把它解除武装。他问道：“你们西方先生们想怎么样呢——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使你们能够像空手抓鹧鸪或野鸡似地把我们抓走？”    他在激动的欢呼声中又说：“喔，不，你们难道不觉得你们大错了吗！”    他对群众说，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切共产党人的责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学习俄国的榜样，夺取政权。    赫鲁晓夫接着转向在场的西方记者，并且说，他们大概不喜欢他所说的话。他问道：“但是你们又期望我说什么别的话呢？”

【新华社柏林８日电】民主德国的“柏林日报”，７日在第二版的“公开谈”栏里刊载了该报编委斯台凡·海姆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文章写道：“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听到人们大谈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今后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无疑会听到更多有关的谈论。为了不致于一知半解地参加讨论，我想解释一下对抗性这个词的意义，它出自希腊文，最恰当的译法是不可调和性，辞典上说对抗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只有以暴力通过高级对低级的消灭，新对旧的消灭才能得到解决’。”    “与此相反，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而且应该通过批评和说服教育来解决。用锤子是不合适的，它甚至有使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的危险。”    “今年２月间当代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我请读者们学习一下这篇报告。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所以也是容易懂的。”    作者接着写道：“毛泽东报告中的新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知道的非对抗性矛盾综合起来，并且发现了它同我们生活中某些并不老是令人愉快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了解决时常使我们头痛的问题的方法，同时也感谢他浅明而直率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民主。”    文章说：“毛泽东亲自说，寻找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奇的事。但是，他问道：‘为什么有些人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呢？’他又亲自回答说：‘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换句话说，当房子起火时，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就是次要的问题了。”    作者说：“依我看来，民主德国和中国情况的不同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度里。德国人民及其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这里既有垄断资本也有社会主义；有剥削者也有人民；有的要原子战争有的要和平。这个巨大的矛盾在德国不仅在阶级上而且也从地理上表现出来，而这个矛盾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一种行政上的延误，任何一种简单的不满，如果不立刻加以解决，而阶级敌人又插手进来的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阶级敌人是一定会插手的”。    文章接着说：“因此，我们在民主德国必须解决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其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地扑灭德国的经常潜伏着的火焰。我们在解决自己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必须一只眼睛注视着敌人，使其不致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作者最后说：“但是除了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外，如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呢？我们如何减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民主和集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强反对阶级敌人的阵地呢？毛泽东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就此展开讨论——就在‘公开谈’栏内展开也可以，可能很快就会展开。”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赫鲁晓夫先生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正在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今天在日利纳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    苏联党代表团乘专车在契尔纳越过边境。他们在去日利纳的路上还在科息斯逗留，在这儿，一个群众大会欢迎了他们。    赫鲁晓夫对日利纳的人民说：“我们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决不放弃，我们以理性和对我们的主张的信心为指针。我们为了这、为了人民的团结而需要和平。美国富人坐在他们装满黄金的皮袋上，但是他们心中并不平静。劳工将会征服世界。我们深信工人阶级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来达到目的。会不会有战争呢？我们正在竭力反对战争，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避免战争。我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有人民，一支精锐的军队，还有好盟友。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将由彼此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地来守卫。如果有谁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我们一定保卫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好像保卫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决不把我们的实力用于战争，只是用来对付侵略者，正如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者进攻埃及时我们使用实力一样。我们不能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接着转变话题，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并且赞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过去五年中的贡献。他说：“如果哥特瓦尔德的党跟我们在一起——我深信它的确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团结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任何风浪都吓不倒我们。”    赫鲁晓夫说：“拿匈牙利的反革命为例。有些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会走匈牙利反革命的道路。”当他说这话时，人群中发出大笑声。    布拉格电台报道说，村中的全体居民——其中有许多人穿着多种色彩的民族服装——都出来站在科息斯到日利纳的道路两旁。    据说，当赫鲁晓夫看到铁路旁边的人群和他们的后面是高耸的塔特拉山脉时他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多么健康的人民！”    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对隆尼策峰上八千六百二十英尺高的欧洲第二高的气象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且还就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贡献提出了很多问题。    当他们到达契尔纳边境点时，苏联领袖受到了捷克党领袖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等的欢迎。亨德里赫先生上个月提出一项党的正式报告，号召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采取行动，人们广泛地认为这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方针强硬化。    诺沃提尼先生在欢迎词中说，“我们整个党完全一致地同意”苏共中央最近作出的决定。他说，这些决定“很坚定地、以对原则的尊重巩固了我们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诺沃提尼先生还保证他的党拥护苏联党的“伟大榜样”以及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主张”。    赫鲁晓夫先生的答词不时为一阵阵的掌声和“苏联万岁”的欢呼声所打断。这位苏联领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今年１月到苏联的访问，他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并不是要解决一些争执问题和误解。我们有完全的一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共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据阿罗木次火车站的广播说，苏联代表团今夜到达阿罗木次。    【路透社布拉格９日电】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今晚在阿罗木次一次集会上说，苏联根本不打算让人片面地把它解除武装。他问道：“你们西方先生们想怎么样呢——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使你们能够像空手抓鹧鸪或野鸡似地把我们抓走？”    他在激动的欢呼声中又说：“喔，不，你们难道不觉得你们大错了吗！”    他对群众说，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切共产党人的责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学习俄国的榜样，夺取政权。    赫鲁晓夫接着转向在场的西方记者，并且说，他们大概不喜欢他所说的话。他问道：“但是你们又期望我说什么别的话呢？”

【新华社卡拉奇航讯】“今天报”６月２７日刊载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为题的一篇评论说：    “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许多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健康的征兆。任何一个诚实的、赞成民主的人，不论他对经济制度的看法如何，是会欢迎这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理论的变化；二、行政的变化。    在理论方面，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个人威权’和理论的垄断，甚至使共产党关于集体领导的概念逐渐消失，使正义的某些普遍价值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某些重要条件不能保全。现在这个概念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是同民主原则协调一致的。无疑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必定是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一个被承认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上完全可以存在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而且这些分裂应该只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中国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就标志着这个理论上的变化。第二个大的变化发生在‘苏联所采取的道路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一理论上。这种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准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正在承认：虽然他们的目标和俄国革命的目标相同，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不同，每一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传统来进行斗争，完全追随苏联或者照抄苏联的办法是不必要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它不仅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到头来还会影响国际政治。    行政上的变化里最重要的大概要算是打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行政上的统治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利的，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承认这是坏事。现在这种统治已经在削弱了。官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已经有一个时代，苏联在这方面的变化是用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取得的。官僚主义的结束（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将不但是行政上的一次巨大的改革，而且将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作用。第二个显著的行政变化是过度集中的结束。过去，许多在原则上应该交给各省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这种方法现在正被逐渐放弃；在苏联，甚至重工业都在交给省议会去管理了。    这些改良当然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没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不是改良了。但是这些变化是很重要、很真实的。即使匈牙利事件也没有能够阻挡这些变化或改良的进展。但是假如另外一方用诚实的态度去研究这些情况并且不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些变化只会有利于国际政治。例如不久以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意见时故意不谈这些变化，而说：‘苏联和中国政府正在瓦解，自由国家应当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持自己的决心和道义上的压力，这样做对于造成这种瓦解是有帮助的。’这种意见在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面临着瓦解的严重危险的政府是不会做出让步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会使用压迫和无情的手段；而且还因为这些话会加深国际上的误解，增加中国和苏联对于美国意图的顾虑和怀疑。如果目标是和平和共处，这些看法就永远也不会有用。”

【新华社柏林８日电】民主德国的“柏林日报”，７日在第二版的“公开谈”栏里刊载了该报编委斯台凡·海姆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文章写道：“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听到人们大谈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今后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无疑会听到更多有关的谈论。为了不致于一知半解地参加讨论，我想解释一下对抗性这个词的意义，它出自希腊文，最恰当的译法是不可调和性，辞典上说对抗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只有以暴力通过高级对低级的消灭，新对旧的消灭才能得到解决’。”    “与此相反，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而且应该通过批评和说服教育来解决。用锤子是不合适的，它甚至有使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的危险。”    “今年２月间当代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我请读者们学习一下这篇报告。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所以也是容易懂的。”    作者接着写道：“毛泽东报告中的新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他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知道的非对抗性矛盾综合起来，并且发现了它同我们生活中某些并不老是令人愉快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了解决时常使我们头痛的问题的方法，同时也感谢他浅明而直率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民主。”    文章说：“毛泽东亲自说，寻找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奇的事。但是，他问道：‘为什么有些人感到这是一个新问题呢？’他又亲自回答说：‘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换句话说，当房子起火时，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就是次要的问题了。”    作者说：“依我看来，民主德国和中国情况的不同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度里。德国人民及其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这里既有垄断资本也有社会主义；有剥削者也有人民；有的要原子战争有的要和平。这个巨大的矛盾在德国不仅在阶级上而且也从地理上表现出来，而这个矛盾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一种行政上的延误，任何一种简单的不满，如果不立刻加以解决，而阶级敌人又插手进来的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阶级敌人是一定会插手的”。    文章接着说：“因此，我们在民主德国必须解决救火人员之间的磨擦，其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地扑灭德国的经常潜伏着的火焰。我们在解决自己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必须一只眼睛注视着敌人，使其不致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作者最后说：“但是除了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外，如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呢？我们如何减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民主和集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强反对阶级敌人的阵地呢？毛泽东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就此展开讨论——就在‘公开谈’栏内展开也可以，可能很快就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