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07-10

第 1 版

1. 路透社和法新社记者评述“人民日报”8日社论

【路透社北京8日电】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再次警告“右派分子”说,他们“必须悔改以前的一切错误。”    这家报纸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斗争正在开始向深入发展。”只有在现在,“全国范围的章罗联盟正在开始暴露。”    今天的社论说,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右派分子仅仅是“中间分子”。“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了,因而转移了目标。”这家报纸说:“为了说服这些人,必须完全揭穿右派的阴谋。”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攻击,是目前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这包括对工作方式的批评和对过去错误的揭露。在这个运动开始时官方号召要直言无隐地大胆鸣放。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现在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右派分子表示温情,虽然社论再次说悔改的人将不受惩罚。    另一种倾向是“对斗争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望速战速决”。这家报纸说:“进行这个斗争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批判要依靠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说理,揭露要依靠经得起检查的事实。”    虽然可以认为这段话暗示着目前的攻击的猛烈程度可能要稍杀,但是这里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仅仅意味着批判和揭露将变得更为详尽,从而或许导致更多的使右派分子负罪的关于他们过去活动的“揭露”。    【法新社北京8日电】(法新社特派记者:洛甘)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北京“人民日报”今天对一些小“民主”党派目前“清洗右派分子”工作加以克制。    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词谨慎的社论来分析反“右派分子”的运动,社论对过多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保持中立和保留他们的见解表示遗憾。    这家报纸说,这些人中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要整风和自由讨论运动了,因此它宁愿进行一次反右派运动”。    这家报纸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还说,应该完全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让大多数怀疑党的目的的人民得到教训和了解。

2. 法国舆论对于承认中国日益感到兴趣

【法新社巴黎6日电】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可能在下星期三讨论一项请法国政府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提案。    由社会共和党(前戴高乐派)议员德朗提出的这个议案,将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交法国议会讨论。法国实业界人士和法国舆论对于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日益感到兴趣。    今年6月“中国委员会”贸易限额制度的大加放宽,在建立于共产党中国周围的经济和外交的围墙上打开了第一个不小的裂口。由于法国和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贸易上实行不是那么严格的限制,所以它们立即就碰到对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    最近,一些法国主要的政治家公开出来主张承认共产党中国。其中有访问过北京的前总理富尔和独立党(保守派)参议员波特曼和罗谢罗。罗谢罗曾经在1956年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到中国去。    在承认北京政府的运动中这些和其他政治家所持的论点是:一、从政治上说,对中国歧视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大陆中国的政权是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相似,而法国对于后者是承认的。德朗议员在他的建议中又说,支持那种认为台湾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唯一代表的理论,那就是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德朗抗议法国政策的这样一种态度。    二、从经济上说,法国尽早地同有六亿居民的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是有重大意义的。虽然某些非官方的经济代表团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商业上的成就,但这些代表团的非官方的性质会妨碍这些成就的发展。

3. 埃“晚报”说苏共决议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步骤认为这些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帝斗争不变

【新华社开罗8日电】埃及“晚报”总编辑毛希丁昨天在“晚报”上写道:苏联三个领袖的被解除职务,“无疑疑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的步骤,从南斯拉夫、波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应来看,这是很明显的。”    他接着又说,“当然,我们阿拉伯人欢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步骤,因为这些国家支持我们目前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这一步骤也受到了像印度这样一些中立国家的欢迎。它们认为,这是走向和平和民主的步骤。    他说,苏联所发生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对待方法,但是,很显然,由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的老同事,他们赶不上新的发展。他们固步自封,并且顽固地坚持采用与社会主义进展的利益背道而驰的陈旧的行动方式。    在举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除职务的其他理由后,毛希丁说,苏联领导机构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对阿拉伯政策的改变。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加强的趋势,也不是意味着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将放弃它们给阿拉伯的支持。过去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帮助其他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是它们的职责。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和和平的利益的。    毛希丁最后说:“苏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共处所采取的新步骤决不是向后退的步骤,倒是保护我们不受任何危险的一个前进的步骤。”

4. 埃叙报纸连日刊登苏共决议消息并驳斥西方的谬论和挑拨

【法新社开罗6日电】所有的大报今天上午都在第一版刊登苏联人民普遍支持苏共中央关于撤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的职务的决议的消息。    大多数报纸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通讯社播发的关于中国支持苏联的决议的消息。“人民报”的标题是:“人民中国支持撤除这四位苏联领袖的职务的行动,中国宣布:这次清洗巩固俄国共产党的团结。”    “人民报”昨天发表了第一篇报纸评论。“人民报”说,解除这三个人的职务的决定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不能认为这是苏联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突变或根本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次行动是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态发展的一个环节,这些事态发展到目前阶段是正常的过程。”    报纸继续说“但是在中立人士的评论中,对问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看法。这些人士把这些事态发展同和平事业连系起来了。他们认为,这是在恢复正常形势的正确道路上所走的一步,像尼赫鲁所指出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于这种看法是特别感到兴趣的,因为他们从和平共处倾向的巩固、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国际谅解气氛的建立中得到了好处。那种倾向会把冷战和军备竞赛变成争取和平的竞赛。这些撤了职的苏联领袖们被指责为阻挠这种倾向。    “此外,有些人士(包括西方人士在内)指出,俄国已经拟订了一项广泛的国内经济计划,这项计划只有在和平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中国领袖毛泽东估计和平的期间不少于十五年。据说,苏联政府机构中的许多事态发展同这项计划是有密切联系的。经济趋势和世界和平事业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促使我们更加关心苏联最近的事态发展。”    【新华社大马士革6日电】叙利亚首都各报4日都登载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决议的消息。“光明报”和“阿利夫巴报”还登载了莫斯科群众大会支持这个决议的消息。    “光明报”引叙利亚议会副主席巴舒尔的话说:“我们认为这个内部问题只同苏联政府有关,而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并不是联系在个人身上,而是同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联系着的。”据“阿利夫巴报”说,叙利亚政治家和议员们大多和巴舒尔抱有相同的看法。    “光明报”还发表了社论。社论说:“阿拉伯国家人民信任苏联根据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冷静而明智的政策,他们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赞成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所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个措施不仅表明了苏联仍在坚持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坚持保卫和平和支持阿拉伯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也表明,苏联在把这个分裂集团赶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苏联政府以后,就更加能够越发有力地和极其坚定地继续执行这种有益的政策了。”    社论还驳斥了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苏联在清除了分裂集团以后就要改变政策的说法,它指出,解除谢皮洛夫的外交部长职务并没有使对阿拉伯问题的政策有所改变。

5. 乌布利希指责:西德企图把波罗的海各国当成军事跳板

【本刊讯】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今天在罗斯托克庆祝体育节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乌布利希在演说中谈到国际政治生活中许多迫切问题。    乌布利希在谈到德国情况时指出,西德联邦议院最近几次会议表明,西德统治集团打算把原子武器交给法西斯战犯。乌布利希接着说,尽管苏联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欧洲国家,但是西德政府甚至仍然反对裁减英国驻扎在西德的军队人数。乌布利希提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欧洲国家。    乌布利希接着指出,德国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对波罗的海各国蕴藏着严重危险。德国军国主义者想把这些国家当作军事跳板和原料供给地。    在这方面乌布利希主张在波罗的海各国之间建立真正的共处关系。他强调指出,这些国家和平共处会有助于巩固欧洲和平。    乌布利希详细地分析了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和文化等方面关系的可能性。

第 2 版

1. 艾尔索普报道: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7月7日刊载艾尔索普从华盛顿发的题为“有消息说,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的报道如下:    美国政府现在已经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苏联已经成功地试验了他们的第一个实验型的非常远距离的多阶段的弹道导弹。    当然,苏联的实验型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次试验成功是一次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在技术上的成就可以比之于1949年苏联的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和1953年苏联的第一次氢弹试验。人们可以预料到它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影响将同上两次苏联技术上的胜利是同样的重大。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最后的武器”,因为一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防御它的办法。    苏联至少要有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能够对美国进行决定性的奇袭的洲际弹道导弹网。可是,苏联实验型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试验成功,就是一    个清楚的警号,告诉人们说,那样的时候必将到来。主要要看美国在那个时候是否有能力以牙还牙。    苏联试验它们的实验型洲际弹道导弹比美国第一次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稍为早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竞赛中得胜了。可是,我们已经得到明白的警号:我们在竞赛中可能会失败。苏联这次弹道导弹试验只是在即将提出的报告中将要谈到不断增加的大量证据中最新一件证据。这些证据证明苏联在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苏联这些胜利是在美国的导弹工作为了节约和为了服从预算最高限额而大大减少的时候取得的。正因为如此,显然已经决定要把危险说得轻一些和掩盖苏联第一次实验型试验的证据。可是试验还是进行了,这严重地震惊了最高官方人士。

2. 美联社宣传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新部署

【美联社珍珠港1日电】美国在半个地球上的军事活动的中心和首脑星期一正式集中在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太平洋海军基地上。    珍珠港已经成为在美国和共产党海岸之间担任守卫的差不多五十万的美国士兵、七千多架飞机和四百艘军舰的司令部。    太平洋美军司令斯图普的辖区包括七千五百万平方英里。这个辖区同八千英里的共产党海岸线接界,大约等于欧洲铁幕长度的四倍。它包括了世界上好几个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区像赤色中国、朝鲜、和越南,还加上像日本、台湾、和菲律宾这样一些麻烦的友好地区。    除了美国部队以外,斯图普还领导着一些美国军事顾问团,这些顾问团掌握着太平洋友好国家的一百七十万军队的训练工作。他也是有七个国家参加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美国首席军事顾问。    斯图普拥有由七个人组成的参谋部,他在华盛顿的批准下,可以确定美国在太平洋的广泛的防卫行动。这个参谋部由两个海军上将、两个陆军上将、两个空军上将、和一个海军陆战队上将组成。    海陆空军的详细情况似乎是这样:    海军:有四百多艘军舰,其中包括十二艘航空母舰和五十艘潜水艇。有六千多架飞机。大约二十万人。力量集中在远东海面的第七舰队和以美国西海岸为基地的第一舰队。斯图普仍然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但是由他的副手柯兹海军上将指挥舰队的活动。    空军:有九万人和一千一百多架飞机,其中90%是喷气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部分飞机以日本为基地。其他以朝鲜、冲绳、菲律宾、和关岛为基地。新任整个太平洋的空军司令卡特将军是以前的远东空军部队司令。    陆军:大约有九万军队。这包括在朝鲜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四师、在日本的人数不足的(五千人)第一骑兵师和在夏威夷的第二十五师。新的太平洋陆军由以前驻日本和朝鲜的第八军司令怀特将军指挥。    十六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从日本撤到朝鲜。这个司令部由新任第八军军长德克尔将军作为一个单独的工作加以领导。    海军陆战队: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海军陆战队战斗部队(六万五千人加上支援的飞机)是由波洛克中将从珍珠港指挥的。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包括在加利福尼亚州班德尔敦兵营的一个师和以夏威夷、冲绳、和日本为基地的特种空中—地面战斗部队。    斯图普的五十一岁的参谋长乔治·安德逊海军中将说,这“有一点像把通用电气公司合并到通用汽车公司里,并且有点像同时把一个动物园、一个水族馆、和一个飞禽养殖场合并起来。但是,他又说,在节约和机动性方面一定会有所改进。    统一指挥也带来了高级军官集中这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一架战斗飞机以这个岛作为基地,但空军在这里却有十三个将军、八十个上校、一百个中校、和一百五十个少校。陆军和海军方面的情况也大体上一样。

3. 印共中央在5月中旬举行会议通过了反对政府赋税政策等决议

【本刊讯】据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事处5月20日发表的油印材料报道: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3日到5月19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并且通过了下列各项决议:一、关于中央政府的赋税建议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它最近的预算建议中企图强加于人民的新的经济负担。    对茶叶、咖啡、食糖、植物油、火柴和烟草征收消费税,对已经很高的火车费征收附加税,增加邮费和电报费,把所得税扩大到一向正确地免收所得税的某些集团。所有这一切只能严重地打击群众的利益,增加他们的困难和痛苦。    这种不公正的苛捐杂税在今天的经济情况下看来是应该加以谴责的。除了在中央和各邦逐步增加的现有赋税以外,我国的物价目前正在毫无限制地上涨,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广大地区缺粮情况很严重,甚至发生了饥荒。当穷人和灾民正在大声疾呼要求减轻赋税和其他经济负担的时候,政府竟然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发动了这种新的攻击,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印度共产党一向要求最迅速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全部国家建设目标。中央委员会在重申我党的这种立场的同时,拒绝这样一个看法:除非征收上面所说的那些赋税,否则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已经很清楚,人民群众反对这种赋税的正义行动将被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来要求削减五年计划的目标。    中央委员会认为,扩大公营部分,使它马上产生收入,根本改变财政和赋税措施以便利用富人的财富,这样就可以找到五年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在这方面,今天非常迫切的是,立即把外国人拥有的种植园之类和某些工业收归国有,通过限制红利和限制把红利汇到国外的办法动用利润,扩大在对外贸易方面至少是在进出口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公营部分。二、关于喀拉拉邦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欢迎喀拉拉邦政府——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政府。中央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喀拉拉邦政府的执政不仅得到喀拉拉邦人民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印度全国人民群众的充分的善意的同情。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喀拉拉邦政府已经采取了赢得了全国好评的强有力的措施。它下令完全地、无条件地禁止从土地和农场上逐走租户,停止前顾问政权对高级官员所批准的较高的薪金立即增加农村官员的薪金,取消粮食的销售税,对工人的合理要求采取同情态度,迅速解决劳工纠纷,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喀拉拉邦政府对人民所采取的有力行动的少数几个例子而已。    中央委员会意识到,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喀拉拉邦政府必须对付反动的既得利益集团破坏这个政府而加紧进行的尝试。只有民主运动和全国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们的警惕和支持才会击败这种尝试。    因此,中央委员会要求全国所有的党组织宣传喀拉拉邦的措施和活动,作为它们的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帮助巩固和扩大全国人民群众的善意和支持。三、关于奥里萨    中央委员会同意奥里萨邦党委员会在政治局的帮助下和劝告下所采取的立场,那就是,不同意成立一个民主大会党—人民社会党和印度共产党联合政府,也不同意同奥里萨民主大会党所组成的政府发生任何联系。    国大党已在奥里萨组织了政府。但是鉴于各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地位,局势是不稳定的,国大党和民主大会党的富翁企图用重重的赂贿和其他方法来拉拢其他政党的党员。共产党对于这种权力政治的把戏不感兴趣。它的唯一兴趣在于保卫人民的利益和促进这个邦的民主发展。    因此奥里萨的党将集中力量于发展和加强群众民主运动和加强它的团结。议员们应该充当人民利益的坚决的和不妥协的保卫者,把他们的活动同外面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

第 3 版

1.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摘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雷德·华纳·尼尔(原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57年3月号)原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的一章写成的。书中大部分材料是1954年作者作为美国大学考察团团员在南斯拉夫工作的时候搜集的,考察团准许他引用该团在那时候所编写的各项报告。    1948年以来,南斯拉夫最使人感兴趣的变化是共产党的新的理论和作用的发展。一、决议的影响    毫无疑问,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的党的决议对南共发生了巨大影响。最初南共的首脑们吓得目瞪口呆,又不知道下层党员的反应如何,就极力向苏联表明忠诚。一年以后,皮雅杰和德热拉斯、卡德尔等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拟订新的路线,这个路线大部分是消极的,偏重对苏联理论和方法的批评。等到积极的观念出现的时候,这些观念的中心内容是地方分权,借此作为走向更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手段。    党需要人支持它的新的立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就意味着更加依靠人民阵线,——一个在1948年已拥有七百万人的群众组织。虽然党在人民阵线的统治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是一个刺激人心的因素,有许多共产党员往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炫耀特权。    其结果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950年秋季所作的决定——取消党员的某些物质的特权,特别是关于特殊配给和住房权利的某些特权。    这种作法,作为一个原则来说同政府和经济中的改革、或在南斯拉夫思想领域方面越来越多的对民主的强调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实际上,官方对于党在南斯拉夫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却保持了引起人们注意的缄默。但是关于社会的新的理论与一个高度集中的共产党的独一权力地位之间的对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新的运动的一部分,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在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里,也包括对共产党以及政府的作用的批评。1952年春,四中全会终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1952年6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不仅开始对党组织实行地方分权的原则并且明令限制党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二、六月指示    根据6月指示,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必须放弃作为地方政府组织(即人民委员会)的首脑地位。根据同一论点,6月指示训令地方党的官员限制他们对经济管理的干涉。虽然工人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沾染政府的官僚主义,但是党的干涉有时也会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而且必须予以制止。    6月指示也给地方党组织相当的自治权力,目的是“在思想和教育工作形式下”扩大党内民主并消除党内的官僚主义。根据新的指示,虽然宣传活动当然还是按照党的总计划进行,但是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时候,地方党支部就可自行决定工作的内容和工作方法。指示中强调指出了下级党组织的责任和权力。    这些都是重要的改变。影响是好坏不一的。以基层党员来说,其结果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兰科维奇曾说:有些共产党员在解释什么是党内民主的时候过左了,有时又嫌不够,有这样的事实,例如有些党员甚至认为不必参加党的会议或交纳党费。三、党的新理论    在许多方面,1952年是南共领袖对民主的热忱达于高潮的一年。他们与西方的关系正在发展,对苏联的反对达于顶点。美国的经济援助使生活水平不再继续下降。经济和政府的改组无疑已经得到人民的良好的反响,制订新党章的计划也已着手进行。11月3日到7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据兰科维奇说,是“使党的工作与新的改革中发生的变化互相协调”,并“制止党内官僚主义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不仅进一步大大推进了党组织的地方分权的工作,而且明白宣布今后党的活动将只限于政治和思想教育,不再以直接的命令强使政府和其他方面接受它的意愿。党员不靠党的地位,而只是以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进行活动来发挥他的影响。    甚至党的名称也加以改变了。党以后称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再起“领导作用”只发挥“自觉的作用”,因为党现在要“在良好工作成绩和全面了解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争取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单靠一纸命令自行决定,党是领导的政治力量。”此外,党不再自认为是“南斯拉夫人民斗争的创始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是更为谦逊地认为党“将以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动员和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因此使它成为领导者的是它的斗争和成就。四、新党章    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现状下建设党的基本原则。”新党章的改变包括下列各点:    (一)党的一切活动都应公开。    (二)应鼓励非党群众参加基层党组织会议,基层党组织应尽可能地在群众的监督和参加下开展活动。    (    三)取消党在政府的行政部门以及工会和青年团体等“社会团体”内部的特别党组织。在这些机构团体里,党员个人应为实现党的纲领工作,而实际的党组织必须根据生产和地区的不同为基础。就是说,只有在工厂或根据街道、区、村等划分的居住区内可有共产党的组织。    (四)1948年党章曾规定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只有决定策略路线的权力,现在它拥有在它的地区内根据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决定党的政治路线的权力。    (五)党的高级机构不再有权力对基层党组织指定具体的活动任务,只能制订一般的政策路线并提供一般的建议以供执行。    (六)中央委员会不再有权对特别地区指派党的组织者。    (七)取消“只有参考价值投票权利的”候补中委。    (八)取消下级党委会党干部的常设机构。党的任务现在交给党员个人执行,虽然下级党委会仍然保留一个不超过五人的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    (九)基层党组织可不请示上级开除党员。    (十)基层党组织可不请示上级吸收新党员。取消十八个月的候补期的规定。    此外,政治局改名为执行委员会。五、保留一党制    所有这一切都不表示党将失掉它的统一和团结。兰科维奇对那些经常谈论必须使党成为群众组织并强调扩大党员队伍的党的工作者提出了批评。据说,党的新作用是意味着它对政治的垄断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一党制的改变。铁托强调说:多党制只会“使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遭到有组织的破坏”。六、社会主义联盟    1953年2月人民阵线第六届代表大会响应铁托的号召实行改组。作为新组织总书记的卡德尔宣称,人民阵线改变为社会主义联盟,是我国近几年来实行的社会改革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是“对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实行一般的思想领导,而社会主义联盟的任务是处理具体的政治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简言之,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开会时,共产党人制订一般的总的政策,然后,以个人的身份引导社会主义联盟把这个政策贯彻在具体的事务中。七、“党的消亡”    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直把国家的消亡当作终极的目标,但是从苏联建国初期以来,就不曾讨论过共产党的前途问题。现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认为“国家消亡”正在实际进行中。铁托甚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第一次公开提到“党的消亡”的概念,但是在大会结束后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所著的铁托傅记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才在基层党员中展开讨论。铁托在大会后回答某些年青的共产党人关于党未来的作用的时候,再度提到这一概念。    甚至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南共各级党员之间显然就已存在思想混乱的情况。政治局向党提不出一个正式的党纲。密洛凡·德热拉斯解释说:因为“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看来还不够清楚。”从领导人物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四中全会的自由主义化的指示已使基层党员产生前途方向不明确的感觉。代表大会的行动加上“党的消亡”的新的提法,使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更为严重,并在党内造成危机而引起了数月以后发生的德热拉斯事件。八、党的地方分权    南共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所发生的主要的组织上的改变是对党的职责实行地方分权并缩减各级党的机构。兰科维奇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的八百六十个同志现已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1952年11月,市委会和县委会共有九百零一个党的专职干部,就是说每八百八十五个党员才有一个专职干部。各级党组织都在裁减人员,主要是通过减缩党的工作来裁减人员。例如一切正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对妇女和青年等团体的监督,统统移交给社会主义联盟。关于党干部的工作以及所谓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则划归地方党组织。    贝尔格莱德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取消了宣传鼓动部、文化部和军事部。可是它附设了一个监察委员会,任务是执行执委会和中委会的决定,检查下级党组织,发现严重的思想偏差。    书记处下面还殷有贝尔格莱德高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在1948年到1952年中间,有五百六十人参加高级党校,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人参加初级党校,另有三千二百八十多人(多半是地方党的负责人)受到其他正式党课的教育。    党的活动固然实行了地方分权,但是关于下级党组织自治权力的意义却不很清楚。地方党委有权决定吸收或开除党员,这在理论上说来至少是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个重要的权力。但是南斯拉夫却认为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权力具有“深刻的意义”并且说这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尖锐地”显示了苏南两党的不同。九、党员    1952年在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党员人数达到最高点,共有七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二人。次年纪律加强使被开除的人数大大增加,到1954年初,党员人数减少到七十万零三十人。(编者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现有盟员六十二万人以上)1952年党员在南斯拉夫成年人中占8.43%,或者说占总人口的4.72%。1948年农民在党员总数中约占50%,工人尚不到30%。1952年党的领导下令大力提高工人在党员中的比例。到1954年初,南共的工人党员第一次稍稍多于农民党员。在1948年妇女党员占20%,1952年只占13%。1954年约占18%。    使党的领导忧虑的不仅是党员的思想水平不高而且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很低。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48年只有不到22%的党员有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到1954年,有63.2%的人有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在这个期间文化水平的百分比提高是增加新党员的结果,但大半是在党内推行成人文化教育的结果。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党员文化水平较高。十、党的统治地位    全体党员都属于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它在1954年共拥有盟员约八百万人。    社会主义联盟完全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联盟不仅是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为党工作,它也是党以外的大多数有组织的团体的活动的协调者。联盟的新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政治宣传、社会主义联盟所属各委员会特别注意选举工作,对盟员在投票人会议上应采取的步骤提出指示。“战斗报”本来是党的机关报,现在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十一、工会和军队    工会和军队的活动不属于社会主义联盟之内,这两个组织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南斯拉夫二百万工人中,有一百七十万人加入了总工会的组织。所有的工会干部都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员。工厂雇用的党员必然都是工会的成员,而工会又是党控制工人委员会的工具。此外,工会还在政府中起重要的咨询的作用并推行广泛的教育计划。    虽然工会是社会主义联盟的附属机构,它的高级领导也在党内担任要职,并与中委会的书记处以及下级的党组织发生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政府和经济既已广泛实行地方分权,没有工会作为党在工厂中的发言人,党就无从促使各个生产组织接受党的意志。    军队是特殊的一类。像其他高度集权的政府一样,这是执政者的权威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也永远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支强大的久经锻炼的军队是铁托对苏联实行独立的一个因素。铁托说军队是“我国人民保持独立的主要支柱”。同时,军队又是苏联力图对南斯拉夫进行颠复活动的大本营。因此,党在军队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使军队中树立对铁托政权的忠诚。在1948年到1952年之间,党从军队中吸收了九万零九百四十八名新党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军队中的党员已达十四万零一百九十三人。    党每年为军事人员组织约六百五十次党课,另外还组织了一百万次政治演讲,成立了七十万个政治讨论小组。十二、新的党的制度的实践    南斯拉夫党的新的观念是:党的决定不是由党组织作为集体加以执行,而是通过在各种非党的组织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联盟工作的党员个人来贯彻的。实际上,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责任很难分清。    也许在关于地方政府方面的活动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联盟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例如1954年在克拉古耶伐次,据说人民委员会办理任何重要问题,没有不是先在社会主义联盟中讨论过的。虽然社会主义联盟就其组织而论,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但是它在允许盟员个人在表达本人信仰上来得比较宽容。例如。党对党员的宗教活动采取不赞同的态度,但是据卡德尔说:“对于社会主义联盟及其盟员,宗教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人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宽容的尺度如何仍是一个疑问。常有消息说,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由于不适当地批评了党或政府或从事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而被开除出盟。例如,波斯尼亚的卡辛多尔城的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1954年8月开除了四个盟员。其中有一个人的罪状是“利用(共产党人)个人的错误公开……批评我们的领导和某些措施……”,另一个人的罪状是“开始诅咒和谩骂人民的代表……”,第三个人的罪状是“攻击那些拒绝尊守教会假日的妇女”,这些人被开除的决定,像社会主义联盟大多数的行动一样,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    共产主义者联盟与社会主义联盟的整个关系有力地表明,社会主义联盟只有通过它的共产党员才能发挥重大作用。十三、混乱和反应    1953年春,看来明显的是,并不是说南共没有新的作用,问题是许多党员不清楚新的作用倒底是怎样一回事。    他们听说要以个人的工作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党员身份进行工作。他们必须与社会主义联盟共事而不是控制这个联盟。他们不得对政府发号施令只能批评它的行动。他们必须强调民主并容忍各种意见。党不能再独断独行地制定政治路线。而他们准备毕生以赴为之鞠躬尽瘁的党将告“消亡”。但是同时,时常几乎是出于同一人之口,他们又听说党必须保持甚至加强它在整个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必须与一切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对国家的活动作斗争;他们切不可相信发表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他们必须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巩固的地位。    到1953年夏天由于这种思想混乱的结果,铁托在布里俄尼召开了中央全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被称为布里俄尼全会,它立刻决定普遍加强党的纪律并重新强调民主集中制。布里俄尼全会认为纪律松弛使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增长”以致党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革命的气息。它进一步提出批评说:    所有的对前途模糊不清的情绪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纷纷出现了。为思想和政治的团结所作的斗争是非常软弱的。    这些“消极的倾向”应归咎于共产党人中间的两种基本的错误。一方面,有些共产党人认为“民主的办法就是除了演说以外他们再不能对党有所贡献。”他们都变得消极起来,漠视党的纪律,吸收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而未能与“外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表现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有些党员仍然认为“党的方针根本没有改变”觉得新近强调民主不过是一种“鼓动宣传的策略而已。”    虽然这两种错误都要纠正,但是布里俄尼全会集中火力打击前者。显然他认为那是更为有害的。为了使人不要再对“党的消亡”的观念有所误解,中委会说这只是关于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到那时候共产主义已经完成而思想领导的问题将不存在。它解释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巩固的力量的共产党,在南斯拉夫仍是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说布里俄尼全会产生一次正式的“清洗”运动可能是太过分的话,但是在1953年确有七万二千四百六十七人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中大多数是在下半年开除的。    虽然四中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决定并没有通令废除,但是领导说得很明白,共产党没有权力不同意反映党的意志的一切政府的政策,对政府的批评因之大大减少了。十四、德热拉斯事件    布里俄尼全会表明党领袖纵使不想扭转党的地方分权和民主的趋势,至少想要对这种趋势加以箝制。但是甚至在高级领导中间,思想混乱情况也未得澄清。密洛凡·德热拉斯特别觉得布里俄尼全会所作的决定是“片面的,它忘掉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不仅不同意布里俄尼全会的决定而且认为应作某种纠正。他于是就在1953年秋季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主张使党不再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组织的力量,认为它应与社会主义联盟合并而消亡,而党员个人则与普通市民合流。    德热拉斯并且相信南共已经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概念。因为真理不是通过辩证法得出来的,而是通过自由讨论得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放弃民主集中制而准许在党内成立彼此可有不同意见的“特别集团”。既然如此,党作为一个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的抉择就是仅仅根据党的领袖的个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既然这可能不是万无一失的,就必然会产生作出错误决定的危险。十五、德热拉斯受到处分    1954年1月“战斗报”宣布说德热拉斯的文章与其他中央委员意见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将在三中全会上提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审讯。铁托说:“德热拉斯的观点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引起可怕的模糊不安的情绪。”德热拉斯被解除党内一切职位并得到最后的警告。后来他自行宣布退党。十六、德热拉斯事件的影响    反响大半是消极的。例如,一个共产党领袖约在一年以后承认南斯拉夫各地的“知识分子都避免撰写马列主义的文章………”,一个克罗地亚的共产党人说:“我们不会去反对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保留了一些新的看法,等到将来许可的时候再拿出来。”一个斯洛文尼亚的党的干部甚至作出这种令人吃惊的发言,他说“意识形态是无关重要的”。十七、德热拉斯第二次的邪说    在监察委员会上只有中央委员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为德热拉斯辩护。他甚至超过后者。他在1954年12月中旬,在监察委员会开会期间退出会场,把情况透露给西方记者然后又接见了“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时候,“纽约时报”记者去访问处于“光荣的孤立”状态的德热拉斯。德热拉斯这次提出了比一年前更为惊人的和叛离正宗的看法。他说党内如果没有真正自由的讨论,南斯拉夫就会实行两党制。他认为应成立一个“新民主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竞争。铁托当时正在印度访问,卡德尔毫不犹豫地要求对他们的敌意宣传提起公诉。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四版)    审讯在1955年1月开始。两人都被判刑。德热拉斯被判处十八个月徙刑,杰吉耶尔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南共再一次表现了它的新的矛盾的特性。虽然审讯的结果无疑会使一些脱离正轨的党员归于一统,但是它没有作什么工作来解决南共面临的根本问题:归于什么样的一统呢?十八、结论    南共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引导到一条不那样集权的道路上并且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和理论方面成为开路先锋。这可以说是它的功绩。它的这种情况是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由于铁托在1950—54年间与西方关系密切,更加速了这种演变的过程。但是不论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受到客观上多大的影响而被迫采取这种新的立场,他们似乎是真诚地坚持了这种立场,没有什么事情表明在过去两年内由于他们与苏联关系的冷热而使他们在这方面有所摇摆。南斯拉夫经验的重要性,可以从它对东欧其他各国的共产主义的毫无疑问的影响中看出来。    然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呈现出来的整个面貌是它的思想混乱和方向不明确,这是由于它一方面要维持共产党专政,一方面又要强调民主并主张在政府和经济中实行地方分权。铁托和党的其他领袖显然是想通过人民的支持和参与而不是依靠党的操纵来发展他们自己独创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又担心得不到足够的人民的支持来完成这个工作。    一    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是,党能否无限期地停留在这个模棱两可的立场上而不回到传统的共产党操纵一切的道路上,或者不会丧失它对南斯拉夫社会的控制。德热拉斯事件表明领导看到有必要加强党的纪律并表明自由在南斯拉夫是有限度的。但是尽管最初促使南斯拉夫采取新方向的敌视苏联的情绪消除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明表示南斯拉夫已经重新拾起斯大林的观念,把党看作“政府的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