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从美国报刊评论看来，美国政府内部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存在着两派分歧意见。大体说来，两派都认为在埃及战争、波匈事件以后，时局已发生变化，美国在裁军、欧洲安全和对苏关系等问题上必须改变作法。但是对如何变，何时变，两派意见不同。以史塔生为首而得到艾森豪威尔较多支持的一派，认为同苏联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现在就谈，这样来减轻美国军费负担，并打开向东欧的“渐进”之路。以雷德福为首的一派反对现在就谈，担心谈判会打乱现有军事联盟体系，影响实力政策。    目前，主张同苏联认真进行谈判，以求达成一个“第一步”协议的一派占着上风。但是美国政府和统治集团中反对达成裁军协议的力量也很强大。现在这两派正在进行着紧张的争论。    在苏联４月３０日裁军建议提出后，随着美国谈判代表史塔生两次回国商谈，美官方人物和报刊纷纷表示对谈判“乐观”。据６月７日“纽约时报”说，华盛顿再度弥漫乐观气氛，犹如二年前“日内瓦精神”产生时一样，认为有希望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又据报道，美国务院和白宫“工作级专家”认为美必须采纳某些同中苏共处的措施，过去他们不敢讲话，因为国会和军方反对，现情况已变。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支持史塔生，坚决主张谈判第一步裁军协定。同时，美舆论风向赞成在裁军问题上谋求协议，艾森豪威尔驳斥雷德福反对同苏达成协议的话在公众中反应良好。民主党重要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汉弗莱等赞成裁军。裁军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成为股票市场上经常必须估计在内的因素。又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调查，答复问题的人中，赞成大国停止核武器爆炸的人去年１１月时仅为２４％，今年６月初已上升为６３％。    另一方面，反对同苏联达成协议的力量仍很强大。雷德福公开叫嚣不能信任苏联，反对就裁军或任何问题同苏联达成协议。据说雷德福得到国防部副部防部副部长卡利斯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的支持。又据报道，国会共和党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在裁军问题上谋求协议。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公开说，史塔生是共和党多数所不信任的，他从伦敦带回的任何协议，都将受到最“挑剔性”的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谈判有了结果，也难通过国会这一关，会使艾森豪威尔遭到前总统威尔逊以来最大的失败。    综合各方报道，反对和赞成在裁军问题上走“第一步”的主要论据如下：    （一）反对者最常使用的一个论点是，不能信任苏联会遵守协议。雷德福５月１９日就提出这个论点，反对同苏联达成裁军协议。过去美国政府人士、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一贯以不存在相互信任为借口，阻挠在裁军问题或大国会议等问题上取得妥协，而坚持要苏联按照西方条件解决德国统一等东西方重大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表明苏联的“诚意”。今天艾森豪威尔和史塔生等已经改口，说东西方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可以改变气氛，创造信任，有利于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他们还说，并不存在单纯“信任”苏联的问题，伦敦会议将产生“必须实施”的协议。在这一点上，美官方改变了过去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来阻挠那怕是初步裁军的作法。    （二）反对者说，在裁军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将使军事开支难于维持目前的水平，从而使美国经济繁荣失去大量军事开支这个支柱。他们还说如东西方就裁军达成协议，共产主义世界就获得时间整顿内部，加强经济。但据报道，美政府内部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军费负担对美国也太吃力。按照“新新面貌”军事方针，既要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以全面向新武器转变，但在过渡时期内又要维持相当强大的常规部队，这就必然使军费增长的趋势有加无已。如不“相当大量”的裁减，军事开支在五年内会高到使美国“破产”的地步，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应冒风险达成裁军公约。事实上，美政府已采取一些限制军费无限增长的措施。据美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透露，１９５７年度军事开支已超过预算（３６０亿美元）２０亿美元。因此国防部长威尔逊前已下令三军在１９５７年内节约五亿美元，最近又下令三军今后不得用赊购办法签订合同。据空军方面估计，仅１９５８财政年度中，空军就必须少订总值计达４２亿美元的合同。    同时，近来在美国有代表性的商界人物和出版物中，“美国不怕和平经济”的论调也有增长。据“纽约时报”报道，“奇异电气公司”总经理柯迪纳在一次有三军高级将领出席的集会上说，军费为经济繁荣必要因素之说应加以唾弃。按艾森豪威尔最近曾要求柯迪纳出山接替威尔逊为国防部长。“华尔街杂志”和“商业周刊”最近都表示削减军事开支是必要的，美国经济可以吃得消。工商界没有理由害怕关于和平的谈论。持久和平当然会对美国经济发生深远影响。没有理由认为，不能把现在用于军备的金钱和资源用在有关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活动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改组。“商业周刊”说，改组的时间是有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裁军有好处，可以加强西方经济力量，以对付苏联贸易攻势。英国事实上已经这样作了。    （三）反对者另外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同苏联就裁军达成协议，特别是在欧洲建立视察区，就意味认可欧洲政治疆界现状。这将使美失去论价还价力量；促进共处趋势；接受德国分裂；使东欧现状成为定局。    对此，赞成达成“第一步”裁军协议的人提出如下的论点：    （１）“第一步”裁军方案中不包括双方撤兵，不会重大影响双方现有军力对比和部署。美国方案将要求任何进一步的进展须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２）１９５５年四国首脑会议承认的军事僵局继续存在，看来不可能发生使一方取得绝对优势的突破。美国实力政策的基础已不存在，苏联能给美国同样打击，大规模报复的理论已无力。因此除竞赛性共处外别无其他出路。美开始改变实力政策，第一步裁军就是离开实力政策的第一步。这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第一次改变对苏政策，不要苏联事先同意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果。    （３）达成裁军协议有利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渐进”政策。在核子僵局下，美国放弃一部分实力地位，希望可以使“共产主义警察国家”从内部遭到破坏，因为如形势缓和，外部无侵略威胁，难于保持“警察国家”。又各报多数认为美考虑在欧洲建立视察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认为这将有利于东欧的“演变”。

【中央社旧金山讯】一个研究美国同远东关系的学术性会议接到人们就美国在承认共产党中国、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贸易和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中国大陆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提出的建议。    这个会议叫作“关于美国与远东问题的西部地区会议”，是由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人大会（编者注：美国人大会是艾森豪威尔在１９５０年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发起的，参加大会的有不少美政界显要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历届大会决议经常和艾森豪威尔论点接近或反映出美国正制订中的政策。）的合作下主办的。这个会议最近在洛杉矶附近的阿罗赫德湖举行了四天的会议。    据“洛杉矶时报”所刊登的独家报道说，这次会议在共产党中国问题上通过了几点主张：在共产党中国具备了五个条件以前，会议反对美国承认北平政权。提出的五个条件是：（一）共产党中国愿意履行它的国际义务；（二）尊重美国和其他国家国民的人权；（三）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放弃使用武力；（四）对邻国采取一种有助于和平共处的总的态度；（五）停止阻挠朝鲜统一。这个会议又主张时时重新研究美国所采取的不承认政策，以便“根据改变的情况”对它予以估价。关于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会议说：从北平政权的表现看来，是“不应该容许它派遣代表参加联合国机构的”，但是，会议又预言，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意见有一天会同美国的观点相左，结果就会使共产党中国得以进入联合国。会议认为，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仍然应该作联合国的会员国，即使是联合国不顾美国的抗议把席位给予了红色中国”。关于美国对共产党中国所实行的禁运，会议认为：“应该根据本来的宗旨和目的来重新研究这种禁运”，并且认为，美国如果同中国共产党人恢复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就会获得某些利益。因此，会议建议“在利多于弊的时候修改目前的贸易限制”。会议也要求国务院修改它所采取的禁止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的那种政策，它说：美国新闻记者、学者和其他人士，如果有正当的理由而希望访问中国大陆，那末就应该允许他们自负安全责任前往中国大陆。    会议的声明也提到了自由中国，它说，会议同意，应该维持自由中国的政治完整和领土完整。

【共同社北京４日电】周恩来总理在星期三告诉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说，他希望日本会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当调解人，并且起“太平洋上的和平桥梁”的作用。    周在星期三晚上接见中将远藤三郎和另外十八位前日本军事领袖约一小时。远藤三郎和他的访华团应北京政府之邀于６月２日离开东京前往北京，在中国作为期一月的旅行。    这位中国总理说，北京强调需要促进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友好联系以便迫使美国改变它的“战争政策”。他说，这不是为了抵制或与美国为敌。    他指责说，只有美国才想在亚洲发动战争。他警告说，如果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话，美国一定会把日本拖在里面。他强调说，如果没有日本的话，美国是打不起仗的。因此，如果在日本掀起反对为美国打仗的舆论的话，就不会有战争。    他说，北京不怕美国，并且又说，他的国家准备随时向美国应战。    周在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说，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的话，这会大大地有助于促进和平。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编者注：这个杂志一般是支持英国工党右翼领导集团的）６月２９日在题名“百花齐放理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最根本地抛弃了斯大林主义。    这肯定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还要彻底。尽管赫鲁晓夫口气很激烈并且揭露了那样可怕的事情，他仍然只是纯粹消极地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错误”和“滥用权力”进行谴责——他并不曾批评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概念。而毛泽东是对斯大林的整个经济管理和治理方法加以批判的。    他是用中国旧时官场的慎重和圆滑的办法，仅仅含蓄地作出这种批判，而着重在提出一种和斯大林主义不同的积极办法来。他显然希望不过分冒犯莫斯科的斯大林继承者。同时他也希望不要让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再受到像赫鲁晓夫给它的那种震动。    毛泽东实际上是要重新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概念，把斯大林时代之前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所赋予它的意义恢复过来。因此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主张决不是独创的；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它在政治上的巨大的重要性。在苏联，社会主义、极权国家和磐石般的党已经变得如此成为一体，那些在斯大林主义学派中培养起来的共产党人，连想也没有想到彼此可以独立存在。反之，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而且必须同极权国家分开来，因为极权国家基本上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共产党要想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和有效，也不需要在思想上“清一色”。而这正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即使在现在，在他们大力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俄国实行改革和“自由主义化”以后，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只应该镇压“反动的阶级”和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而不应该剥夺工人农民的民主自由，甚至不应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提醒说，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会遭到被当作异端的命运；主张党应该让任何同明显的反革命态度不同的异端，有机会有时间来考验自己；并且主张党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时刻注意，以免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身变成一种迷信。    例如，在艺术方面，他没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布为共产党作家和画家必须遵从的信条；他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哲学方面，甚至在政治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应该自居于垄断的地位。在革命以后同在革命以前一样，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同其他意识形态展开公开斗争，通过斗争来取得优势；如果不议其他这些意识形态自由表达出来，它就无法实现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是宣布了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或者，不如说，他宣布，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中国不曾有战时共产主义——已经“认真地而很久”就确立了，有如列宁谈到俄国新经济政策时就说的那样。毛泽东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确实和列宁的相同，虽则在运用上有重要的新特色。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应当在多种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部分”应当用“和平地”改造和逐步合并“私营部分”的办法来不断扩大，而不是像俄国当时那样用暴力毁灭或镇压它。    虽则毛泽东现在正为中国宣传“逐步办事的不可避免性”，他的那种新经济政策比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９年斯大林和布哈林指导下在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要无可比拟地左得多。    他没有歼灭资产阶级或没收他们的企业，但是他谨慎地、逐步地然而是冷酷地买尽他们的财产，这种办法同大资本家公司企业并吞小的家庭企业的做法无大区别。中国国家现在已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大股东。私有主除了作为国家雇用人员获得薪津外，还按他们的资本额取得利息或分得红利。资产阶级这样就免除了突然无所归宿和社会地位下降的震动，有时间使他们适应新环境。而国家因利用资产阶级的管理经验和才能而得到好处，这部分力量在俄国当时是大部分被浪费掉的。    同样地，农业集体化也以缓慢的步骤和微妙的过渡办法在进行；避免没收财产和避免采取强制手段。目前已包括大多数农民的合作社的主要基础是劳动力的汇合——土地、农具、耕牛的合并打算在后几个阶段实行；这个过程要许多年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希望用这种方法逐步养成农民集体工作的习惯，改变他们的思想，使适应新经济形式，避免使农民愤怒，避免驱使他们走向暴动。    人们记得，斯大林从姑息和放任富农的极端转向“消灭”他们的另一极端。毛泽东似乎急于避免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结果还不能肯定，毛本人也没有予以肯定；但是由于避免俄国新经济政策所犯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领导的党可能的确比斯大林当时的党能够避免同农民发生大变动式的冲突。总之，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主张，在中国进行了它的第一次切合实际的大规模试验；在列宁自己的国家里，它从未付诸实行。    毛泽东在劳工政策方面采取了最惊人的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他率直地、毫不含糊地说，工人有权罢工，煽动罢工的人绝不要予以惩处。如果工人有不满，不干活了，错误照例在于官僚主义；就罢工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而论，甚至可以欢迎罢工。毛泽东的理论在这里也跟列宁的理论有联系，列宁用更微妙的话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他说：“工人有责任保卫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也应当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国家的危害”。    如果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可自由地对国家施加压力，国家就必须在它的经济政策中比迄今为止更重视消费者的利益。毛泽东实际上说，中国不必像俄国过去那样多地依靠强迫节约的办法来筹措投资费用；而轻工业和重工业必须维持更适当的比重。如果这样做的结果，工业化不以快得厉害的速度进展，它将在比较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浪费就较少，人民受的苦也就较少。毛泽东还抛开了斯大林主义所凭借生存的训导人的谎言，他非常强调地说明，天堂不在咫尺之间，中国要过“几十年”才赶得上先进的国家。    当初俄国共产党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形容这个行动是运用刹车引导革命“从陡立的山坡驶下去”。也许有更好的理由用这番话形容现今共产党世界的情况。非斯大林化运动对各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制动刹车下坡，不过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是走很陡峭的山坡，有的是走较平缓的山坡。    毛泽东走的是相当平缓的山坡，他到现在一直比赫鲁晓夫更有技巧地控制着刹车，并且更镇静。赫鲁晓夫没有用刹车从陡峭的山坡滑下了一段路或两段路。当然，毛泽东的态度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特点。    红色中国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俄国在三十年的期间那样，成为一个“被孤立和被包围的堡垒”，而苏联的援助也便利了中国的进展。因此，中国的经济虽然是从比俄国低的水平开始的，但是革命以后仅仅七年所取得的进展，却似乎可以同俄国直到经过十一、二年的布尔什维克统治才取得的进展相比。    这种情况一部分是由于这两个政权的命运有着很大的不同的缘故。布尔什维克是首先夺取了政权，然后不得不打内战和抵抗外国干涉。而中国共产党人则相反，他们先打了内战，然后夺取政权，因此当他们一旦上台的时候，他们就多少可以放手从事于经济建设工作。这种不同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任何一个被苦难和绝望所迫而进行革命的国家，都满怀希望和迫不及待地指望获得革命的果实，它并且以这些果实是否很快地到来来衡量它的新统治者。如果在革命以后就打起内战，这些果实是不会很快地到来的。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也就是他们夺得政权的七年以后，仍然两手空空地面对着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已经能为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自豪了。因此中国很少经历过革命后的俄国所特有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群众的希望破灭和群众对共产党统治者离心的情况。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对这些情况的反应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的感觉，对人民极不信任，以及决心粉碎一切反对者和建立一个极权国家。    毛和他的同事们似乎多少得以免于这种困扰和不信任的情形。他们的政府制度尽管在建立的过程中曾经带有恐怖，但是它却从来不曾有过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大规模的、机械的、可怕的暴虐行为。他们的党并没有被任何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那样戏剧性和厉害的内部矛盾所动摇和分裂。    因此，为了各种原因，中国人在极权方面所走的道路还不到俄国人所走的一半那么多。这使得他们现在比较容易退回去，改变方向并设法建立一个非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全部撤回，因为他们陷于任何一党制所固有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两难之处是在于：如果允许各种社会利益在一定范围内施加压力，如果允许或甚至鼓励不同的意见，这是不是会造成一党制的垮台和若干政党的产生呢？大多数共产党人还认为一党制是保存革命的条件。    看到毛泽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令人惊奇的。他首先提出，在中国有些人已经在遥远的匈牙利发生暴动以后受到了影响，要求“采用西方的两党制度，在那里是，一党执政，一党在野。”他很断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名义上不是一党制，因为它允许各非共产党政党有名无实地存在，所以毛泽东说，应该允许中产阶级表示它的政治意见，“应该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它们甚至应该像共产党“监督”它们一样“监督”共产党，然而下管怎样，“资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像一个反对党那样行动，争取执政。    如果说，这一切只是假仁假义，装装样子的，毛泽东只是想以傀儡政党来装门面的话，这样说法大概是错误的。他真正要的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中间的东西。他希望非共产党政党的行动像一个真正施加压力而且甚至大力施加压力的集团，而不像起而代之的政府那样。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这样半真半傀儡的政党想要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在共产党似乎失去了控制，或只是放松了控制的时候，取得血和肉，变成真正觊觎政权的政党。毛泽东和哥穆尔卡都已发现他们被迫向他们的非共产党或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严厉的警告。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讲演几乎不会像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那样使共产党世界的人们吃惊和思想混乱；但是他的讲演肯定地有助于结束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和统治方法。

阿根廷：摆脱庇隆统治后的恢复时期    【本刊讯】下面是美国“现代史料”月刊４月号介绍拉丁美洲情况专号中的第三篇。作者阿瑟·普·惠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教授。    文章的摘要如下：    阿根廷的一千九百多万人民在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仍然在走向民主政府和经济宽裕的艰巨道路上斗争前进。自从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９日推翻了庇隆的历时十年的专政以来，这种斗争一直在进行。    在政治上，似乎已经达到中途，因为临时总统阿兰布鲁将军年初宣布，恢复民主政府的选举将在今年年底举行。    经济也在恢复，特别是农业和畜牧业。在庇隆的错误管理使它们减产以前，它们使阿根廷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食品出口国之一。由于气候帮忙，这次小麦作物比庇隆时期的平均产量增加三分之一，过去一年，向阿根廷最大主顾英国所输出的牛肉也增加了一倍多。    但是，不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国家的情况远不是健全的，最严重的考验还在前面。新政权    推翻庇隆的主要是武装部队，他们立刻接手控制政府，他们至今还控制着。解放革命的领袖洛纳迪将军作为总统领导临时政府，解放革命的主要海军英雄罗哈斯将军任副总统。    洛纳迪执政不到八个星期。他的革命伙伴立即由于两种原因而竭力反对他。第一，他在对付被打败的庇隆分子方面太软弱了，第二，在他的政府内，反动的天主教徒的势力太大。    于是，洛纳迪就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１３日被迫下台，由另一位将军、阿兰布鲁来接替他的职位，罗哈斯将军仍然任副总统。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阿兰布鲁改变了洛纳迪的路线，大大加紧铲除跟庇隆政权有关的人物和措施，改变了倾向教会的趋向。在其他方面，他尽力遵守洛纳迪所规定的解放革命的纲领。这包括发展私营企业、节制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减少臃肿的官僚机构，立即恢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尽速恢复立宪的文官政府。他还继续跟洛纳迪一样反对庇隆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大大地得罪了甚至是庇隆自己的许多信徒，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下台，这项措施就是庇隆几乎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签订成功的关于在阿根廷开采石油的合同。新政权的问题    至今，阿兰布鲁的军事委员会已经击败了一切企图推翻它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很多，没有理由可以相信不会再进行尝试。他的政权的力量基于这些事实：第一，这个军事专政受到陆、海、空三军的支持，三军享有推翻庇隆的威信，而且几乎垄断了阿根廷的全部武器；第二，它受到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因为它们认为这样的看守政权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阿兰布鲁政权的弱点主要在于这个事实：它的中间路线受到左右两派的许多阿根廷人的斥责。武装部队本身就存在着这些分歧，在武装部队内，除了正常的部队之间和个人的竞争以外，同时还有一大批较年轻的军官、即“大金刚”，他们似乎也对阿兰布鲁的温和感到不耐烦，正如他以前对洛纳迪的温和感到不耐烦一样。    甚至在“忠诚”的政党的基本党员中也有许多反对派分子；庇隆主义还很强大，特别在工人阶级中；共产党党员虽然不到１０万，却据说正在增加；而在另一方面，极端天主教徒并未宽恕洛纳迪由于实行教权主义而被驱逐下台这件事情。    结果，自从阿兰布鲁迫使洛纳迪下台（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证明了新政权是不稳定的）以来，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某种新的震动的。非庇隆化运动    显然已经立即实施了某些非庇隆化政策。当然，首先是解散庇隆主义政府，这种清洗也很可能迅速扩大到教育系统。阿根廷的教育系统一度是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后来成了庇隆分子的大规模宣传机器。因此，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系统的各个部分都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于是很快便把庇隆派的教授和行政人员解职，起用在庇隆统治下被解职的人，重编教科书，改订课程。    在通过法令清洗了庇隆的最高法院以后，新政权很快便着手通过法令废除１９４９年制订的庇隆宪法，恢复了１８５３年制订的阿根廷宪法，加上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条件，即“在这个宪法同解放革命的目的发生冲突时则无效”。这项条件所引起的重大问题当然是：由谁决定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归根结底，当然是由阿兰布鲁的军事委员会来作这种决定的。    对总工会、或者更广义地说对阿根廷工人进行非庇隆化的任务似乎在战胜庇隆的初期所认为的更加艰巨。仍然有许多迹象表明一般工人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是由于留恋庇隆时代的“好日子”，还是由于猜疑现政权的政策倾向。劳工局势极为混乱，其发展情况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阿兰布鲁政府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作法而定，这些问题都是在国际上有重要的关系的。经济问题在阿兰布鲁政府所面临的许多迫切问题中，除了使自己继续当权这一个问题以外，再没有任何问题比恢复阿根廷的遍体鳞伤的经济更加重要的了。这问题一方面是补救庇隆当政期间所造成的深重损害这样一个短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当新政权上台的时候，运输系统几乎完全破坏，事业由于过分重视工业化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害，用以换取进口货的农业出口锐减，而象燃油和汽油这种进口品却更加需要了，同时，国外的商债累累，比索贬值，信贷缺乏，外国投资者由于一遭吃了亏就加倍缩手缩脚起来了。    困难是明显的，但是，究竟新政府应该运用什么补救办法，关于这个问题阿根廷人之间却不能求得一致意见。新政府曾经试行的办法在人民中间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巨大潜力的一部分人——工人阶级中间激起了特别强烈的反感，他们猜测，他们将在政府将通过的节约计划之下遭受主要的打击。    这项计划基本上是由劳尔·普雷比希草拟出来的，他在庇隆当政期间流亡国外，担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这项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坚决主张，必须制止工资和物价的接连不断的膨胀性的上升，因此除了生产有了提高而增加工资以外，不应该再提高工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它建议征收工商业利润税，以便为恢复工作提供资金。    正像１９５５年底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十分坦率地所说的，至少在今后两年内，在恢复方面的主要负担，势必要由劳资双方担负。这项计划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它对于农业有所偏厚。结果，在作为庇隆主义的据点的劳工中，不满情绪增长了起来，而在庇隆当政以前就早已存在的阿根廷农、工业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发尖锐起来。    政府很慎重，它没有在增加工资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１９５６年初，它命令工资普遍提高１０％，随后个别工会也分别同雇主方面零零星星地谈成了另外的一些增加。政府迫于环境，不得不有所变通。政府首先宣布恢复自由企业和劳工自由，但是它仍然继续保留一些控制，例如对物价和进口的控制；同时它仍然通过“仲裁员”（政府指导员）来控制一些工会，这些人员中间许多人都曾经担任武装部队的军官；它告诉工会它们什么时候可以罢工，什么时候不可以罢工。    此外，新政府从一开始就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它又规定石油工业例外。恢复民主    阿根廷当前的政治问题是恢复民主政治的问题。准备工作目前已经接近完成。政党法规已经通过；新的可以认为是公正而精确的登记选民的工作也已经完成；阿兰布鲁总统已经宣布，这一过程将由要在今年年底举行两次选举来完成——其中一次选举是选举制宪会议来修改１８５３年的宪法，另一次选举是选举总统、副总统和国会议员。国会大概还会是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阿根廷人民彼此之间分歧很深，派别众多，因此现在要来预测这两次选举中的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就是十分轻率的了。最大的政党是激进党，它在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３０年期间在阿根廷执政，它是反对庇隆的主力。它也拥有阿根廷最强有力的政治家，这人就是沉默寡言而深具灼见的阿图罗·布朗迪西，他过去坚持不懈地反抗庇隆，但是现在却拼命为前庇隆分子拉票，这也许是一件表面看来荒谬的事。但是，激进党又分裂成为许多派系——其他大多数党派也是那样，如老大的国家民主党（保守党）、新进的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除非是它最近已经消除长期以来的内部分裂）。只有社会党看来倒还是团结的，而它却是一个小党派。    虽然有这种内部倾轧的混乱局面，阿根廷的一般政治气氛却是平静的，这种平静是不自然的，以致使人感到它成为不祥之兆。阿根廷的新闻自由所受到的最流行的一种批评是：虽然可以说它是完备的，但是却很少用它来对临时政府目前正在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进行评价……    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比起庇隆的外交政策来是更加开明，更加具有合作态度的。这种政策是符合它的国内政策的精神的，而且也是符合阿根廷的民族利益的。阿根廷需要广泛的外援以执行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新政权参加了一些专门性的国际机构，例如庇隆所抵制的世界银行，并且终于批准了１９４８年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１９５６年８月，它邀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同它一道配合着泛美防御委员会的计划成立南大西洋防御体系。到撰写本文的时候，也就是说六个月以后，还没有为建议要举行的这种会议规定下日期来。据说所以迟迟不决是由于巴西主张实行它自己所倡导的区域性防御计划；假如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末这种解释就表明，阿根廷和巴西两国之间的由来已久的矛盾，目前仍然是存在的。    美国已经把英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占了一个多世纪的第一把交椅拿了过来。这一点可以帮助说明新政权为什么希望同华盛顿建立友好的关系（华盛顿也表现了同样的愿望）。友好关系的结果之一就是向阿根廷贷款一亿美元。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华盛顿之间的亲善时期会延续多么长久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个时期并不是从这一个把庇隆赶下台的政权开始当政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开始于庇隆本人当权的最后两年，而且，庇隆的被推翻，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同美国融洽和好这种情况触犯了阿根廷国内为数众多的反美国佬的人们。    这一派人依然存在，而且在左翼激进党人和前庇隆分子以及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中间拥有最强大的势力。两国之间今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在１９５７年底的选举中（假定选举如期举行）所取得的成就。

【合众社罗马７日电】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今天说，俄国政府的变动为苏联以外的共产党走它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道路。他把这称做是这次变动的最重要的结果。    陶里亚蒂在党机关报“团结报”上写道，这次变动“已经清除了各国按照它自己的特点探求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有道路的障碍——而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出自这位共产党领袖的一种不平常的说法：他的党从来没有被指责为离开莫斯科党的路线。这表示陶里亚蒂可能在准备放宽它自己的党的策略，使党恢复元气。他的党在去年秋天的匈牙利起义被粉碎以后曾经遭到挫折。    他把这次变动称做是有利于“一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和平共处的政策”的行动。现在，他说：“全部力量在苏联将集中在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方面。”    他说，这次变动“给了保守主义和旧的教条主义的力量一个严重的打击”。    【美联社罗马６日电】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星期六晚间解释说，最近莫斯科的人事更动乃是一种“保障”，可以防止重复斯大林时代的“错误”。    这位老资格的欧洲共产党人是在为星期日的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写的一篇长达三千字的署名的社论中向他的意大利的党人解释这种新的事态发展。    他的社论没有指名提到这些垮台的俄国领袖们，而是提到了“某些同志”和对他们进行的“谴责”与对他们采取的“措施”。    陶里亚蒂说，这种谴责是“绝对必要的和完全正当的”。这次更动之所以正当是由于这一事实，就是“被谴责的同志”威胁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出现的苏联领导机构的政治团结。    陶里亚蒂说，这些“同志企图恢复不仅为党而且为全体苏联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公开拒绝的陈旧做法。这次人事更动的实质就是这一事实，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在苏联人们一直在设法弥补和改正他的最严重的错误。我们都了解，在有关对过去的错误的谴责和不可或缺的改正的问题上是存在着抗拒情绪和误解的。也有必要防止重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目前采取的措施看来是最好的保障。”

【新华社平壤７日电】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发表题为“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牢不可破的列宁式的统一”的社论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次根据列宁关于党的生活的原则一致通过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克服反对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企图削弱党的思想一致和行动统一的宗派行为，维护党的纯洁性的正当措施。这一措施强有力地显示了苏联共产党的钢铁般的列宁式的统一和党与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    社论说，我们相信，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路线的照耀下满怀信心地前进；在庄严的共产主义建设和为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在进一步巩固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社论强调说，朝鲜劳动党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全面利益，为了朝鲜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将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并为着不断加强以伟大的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和统一而作最大的努力。    社论说，朝鲜劳动党经常根据列宁的原则巩固自己队伍的统一。潜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宗派分子不止一次地企图从我们党的内部瓦解党，但是这些企图都及时地被揭发和粉碎。朝鲜劳动党在解放后的各个时期的斗争中锻炼成为钢铁队伍。反党宗派分子在党内没有立足之地。    “民主朝鲜报”今天发表题为“伟大人民的统一和团结的力量”的社论。

【美联社纽约２日电】苏联报纸正在殷法增加读者对它们的兴趣。如果今天斯大林复活的话，他是会很难辨认出某些以前一贯以大部篇幅歌颂他的报纸的。    这些革新包括：刊载一些富有人情趣味的材料，登载较多吸引人的照片，扩大使用漫画和速写的范围，诗篇增加了，比较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铅字，用新形式来刊载新闻和宣传。    “真理报”大致跟过去差不多，仅仅略有改变。但是苏联青年报“共青团真理报”却在竭力使自己生动起来。    举最近的一份“共青团真理报”为例：刊载了一张苏联钢铁工人的照片，他正在揩额上的汗，脸上带着笑容。苏联报纸上一向登载许多工人照片，但是这些工人总是面部毫无表情。一个大广告，介绍了一个波兰话剧团的工作，有一张照片上照着一位漂亮的波兰姑娘。在过去，苏联报纸上很少刊登标致的女郎的照片。    背面那一版上刊载一个标题说：“你会讲英语吗？”这个标题是用英文写的。它说，乌克兰有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特别小组。旁边有一篇文章刊载了两个中国孪生儿的照片，他们是以去年访问过上海的两艘苏联巡洋舰为名的。    有一篇附有照片的消息报道了在爱沙尼亚装设特殊设备来接收赫尔辛基的苏芬足球赛电视节目的情形。    包括“共青团真理报”在内的一切报纸仍然刊载苏联宣传机器发表的单调的社论和刻板的新闻。但是莫斯科的大多数报纸都比以前生动了。

【本刊讯】“观察家报”６月１６日发表题为“加拿大希望削减对美国的贸易”的文章说，可以预计，一个加拿大的保守政府将比前任的自由党政府更加努力来把这个国家的贸易重点从美国转向其他国家——特别是英联邦。    预计，它在外交上可能设法避免过于密切地同美国的政策联系起来。这些变化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感觉到的。在此一年间，迪芬贝克将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    预计，进步保守党人也将宣布展开一个发展国家落后地区的强大运动。他们将考虑出售世界市场所能买的加拿大储存的小麦，接受外汇付款，用以购买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货物。    进步保守党的纲领很可能是大胆的，一则因为迪芬贝克先生的个性，一则因为进步保守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在议会中为了保卫深得人心的问题而遭到失败，然后到全国去，赢得绝对的多数，这对他们的政治是有利的。他们现在占了二百六十五个席位中的一百一十个席位。    迪芬贝克先生在议会取得多数以后，他将花很大的力量使得加拿大在经济上少依赖美国。他要求美国购买加拿大的成品，而不是主要购买原料或者半成品，他也可能要求美国对加拿大的制品降低关税率。但是，进步保守党人虽然对加拿大目前在经济上的依赖强烈地有所不满，他们并不要求停止美国资本——大约十亿美元一年——的流入。    在一个进步保守党政府之下，外交政策不像会有改变。外交部长皮尔逊在实质方面并没有经常受到进步保守党人的攻击，他被攻击的只是他使用的方法而已。

【共同社大阪５日电】一个目的在于促进日本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的官商联合组织将在７月中旬在这里开始工作。    建立这个组织的计划是大阪通商局和日中输出入协会倡议的。    这个计划中的组织还将包括大阪海关、神户海关、大阪府政府、市政府、大阪商工会议所和日本银行大阪分行。    这个组织将研究日本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目前进行的情况，研究关西地区的商业在日中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并且研究发展日中贸易的办法。    【中央社东京６日电】日本政府贸易专家相信，即使放宽对中国大陆输出限制，日本与匪帮贸易的大量扩展当不可能。各该接近通商产业省的专家们透露称，此间当局即将宣布放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限制到对俄国与东欧国家的同样程度，然而他们对目前与匪帮往来的若干日本公司所存乐观心理提出警告。下列各点为阻碍日本与匪帮贸易扩展的因素：（１）预料于８日开始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将集中讨论对匪帮输出二十种项目问题，其中包括售予俄国和东欧的机械和发电机，然而日本不仅不能适应国际竞争输出此项重机械，而且日本已对中国大陆输出的某些“特许商品”不包括在二十个项目里面；（２）１９５５年日本与匪帮贸易总数曾达输出六千七百万美元和输入七千万美元，输出部份所谓“特许项目”仅占１０％，或者说约六百七十万美元；（３）最近日本曾对中国大陆输出约一千吨的此项“特许项目”，包括钢铁等，但这不能解释为日本即能适应国际输出竞争；（４）估计匪帮贸易幅度每年约四十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但在其中８０％必须与俄国和东欧往来，因此匪帮对自由国家的贸易每年不能超过十亿美元。

【德意志新闻社斯特拉斯堡３日电】昨天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起的新闻学研究所——“新闻学高级课程国际中心”。    这个研究所将供给新闻科学的高级教程和新闻学教员的训练计划。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布鲁塞尔新闻学院院长斯蒂戎博士当选为斯特拉斯堡这个中心的负责人，他的第一助理将是丹麦亚胡斯大学的芬克教授。

【美新处联合国６月２９日电】据联合国称，去年国际间的私人投资达到了战后的最高记录，大大地超过了１９５５年的水平。    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是促进这一增长的主要国家。联合国的报告说，美国的私人投资两倍于１９５５年的总额，达三十亿美元。１９５６年联合王国的海外投资低于１９５４年的总额，达六亿美元；比利时和瑞士投资额仍然很高，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投资则继续迅速增长。    报告称，增加的资本投在发达国家的也有，投在新兴国家的也有，尤其是在石油工业方面。美国和德国在工业方面所增加的投资多半投在拉丁美洲。投向亚洲、中东和非洲的私人资本依然增加得不很迅速。    报告说，投资者所属国家减低了对输出资本的税收，这可能鼓励了资本输出。这项报告是由联合国秘书长起草的，将在７月２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