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华盛顿７日电】参议员汉弗来今天说，美国“肯定地应该鼓励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并且“考虑修改”目前对北平共产党人实行的贸易限制。    这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说：“重新审查我们对北平的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说：“在中国大陆上，新的力量活跃起来了，这就表明政治局势可能向更大程度的独立行动方面发展而不再那末听从苏联的摆布。”汉弗来又说，美国应该设法利用这种情况并且应该考虑把共产党中国包括在任何裁军协议中。    汉弗来是在为一份长达三十七页的关于裁军和东亚与南亚安全问题的研究报告写的序言中说这番话的。    他说：“我们肯定地应该鼓励美国记者访问共产党中国以便报道那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使关于美国的消息得以透过竹幕传给中国人民。”    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还说，美国“应该考虑修改像贸易禁运等其他限制，这种限制迫使中国与苏联集团保持比以前更加密切的关系”。    最后他还说，“在早期阶段就使共产党中国参加任何裁军体系是重要的”，因为“只要没有对共产党中国的军备限制，这个国家就将自由自在地继续加强它的巨大的军事机器。”    “在没有把共产党中国包括在裁军体系中以前，这个体系就会有漏洞，苏联可能利用它背弃由于裁军协议而承担的义务。”    汉弗来说，朝鲜的事态发展使他相信，“在停战协定完全破产以前，我们应该对这个协定加以修正，从而使它符合联合国裁军谈判的最近趋势。”    他建议“授权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新的军事安排问题向共产党军司令部建议举行谈判，这种安排要规定裁减停战线两边的武装部队与军备和进行有效的相互视察。”    专家们在研究报告中说：“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武器限制谈判不应当忽视南亚和东亚。”他们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公开的敌对行动都是发生在南亚和东亚的，这个事实强调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减少再发生战争可能性。”    他们认为“既要使军备受到限制又使政治问题获得解决的双重目的态度”“对促进该地区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汉弗来在他的序言中说，“消除亚洲武装力量和军备负担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能使资源得以用来加强它们自由和独立的物质基础。    这位明尼苏达的民主党人说，美国要减少亚洲人对核试验恐惧心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应当给亚洲人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说，有原子核力量的国家应该设法阻止它传布到其他国家去。    然而，汉弗来说，三个拥有原子核的大国——美、英、苏——，除非它们自己愿意限制它们自己原子核爆炸物的发展和试验，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期望其他国家摒弃原子时代的这种武器的。    他说，“一切国家，无论大国和小国，从普遍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做法中所获得的好处将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经得起忽视这样一种协议的可能性。”    【美国新闻处华盛顿７日电】参议院外交小组委员会今天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包含的结论说，在计划武器监督和进行裁军谈判时，应当把东亚和南亚包括在内。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公开敌对行动是在东亚和南亚发生的，这一事实强调表明需要作各种努力以减少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由于使各种敌对行动停止下来的协定，这个地区已经×××世界在军备监督方面的有限经验中的极大部分。此外，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表示了强烈反对大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情绪，它们渴望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    据指出，除非找到解决朝鲜、越南和中国这三个分裂的国家所造成的问题的办法，否则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存在。而由于共产党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亚洲任何监督和裁减军备的广泛体系都必须包括中国。    小组委员会主席休伯特·汉弗来（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也表示认为，应当使共产党中国在任何裁军体系发展的早期参加这个体系。

【法新社台北６日电】前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司令兰尼兹尔将军在今天启程赴美时说，目前远东的整个形势和这些年来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    在今天早晨的机场会议上，兰尼兹尔将军除了说他很“愉快地访问”了蒋介石总统和夫人并向他们告辞外，很少讲话。然而中国官方的新闻公报却说总统和贵宾就加强远东中美军事合作交换了意见。这位将军在访问中曾同蒋介石总统作了数次谈话，但是没有公布谈话内容。    这位将军今天早晨同蒋氏夫妇共进早餐，向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讲了话，并且拜访了中国军事领袖。    兰尼兹尔将军将绕道冲绳岛和檀香山去美接任陆军副参谋长新职。    【中央社台北６日电】前任联合国驻远东军统帅兼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兰尼兹尔上将夫妇已于６日上午离台北飞往琉球取道返美，中国军方曾以隆重军礼欢送，蒋总统夫人亦曾亲赴机场送别兰尼兹尔夫人。    兰尼兹尔于离台前一小时曾赴国防部拜会俞大维部长和王叔铭参谋总长，他们并曾举行重要会谈，就当前台湾海峡军情和中美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兰尼兹尔将军登机前曾告诉记者们他这一周来的行动日程。他说：“这是我离开远东前最后一次访华，但我出任陆军新职后希望还能再来此访问”。    这位前任联军统帅拒绝透露总统和他谈话的内容，他对于“美国在海外驻军地位协定是否会因哲腊德上士杀死日妇的案件而有改变”一事，也不愿发表任何评论。他只说：“哲腊德案件正由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中，关于美国在海外驻军地位协定一点，我最好不发表意见”。    当记者询问他从“他今年１月间访华后有无发现此间情势有何转变”，兰尼兹尔上将微笑说：“天气略有转变”，这位四星上将并认为从他初抵远东到今天离去“这个地区的一般情势大致未变”。    蒋总统暨夫人于５日下午八时在官邸接见前任联合国驻远东军统帅兼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兰尼兹尔上将夫妇并设宴款待。宴会前后总统曾就加强在远东军事反共合作问题与兰尼兹尔将军作广泛交换意见。    【合众社檀香山４日电】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斯图普海军上将已经为驻有美国军队的各个地区任命了一个高级军事仲裁人，以防止像哲腊德案件这样的纠纷。    仲裁人将设法消除美国军事当局和本地当局由于处理涉及美国军人和平民的案件所产生的纠纷。    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在这些国家中已经发生了裁判权纠纷。    斯图普是在从东京回来以后宣布他的计划的。他在东京时接管了太平洋地区全部军队的指挥权。    斯图普说，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保证“对管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事人员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更好地创造和睦关系……”。    在日本，第五航空队司令史密斯中将已被任命为斯图普在这些事务方面的代表。在台湾的代表是台湾防御司令英格索尔中将。在菲律宾的代表是驻菲律宾海军司令克鲁斯少将。

【新华社雅加达６日电】印度尼西亚通讯社消息：东南省四十七所华侨中、小学已全被当局封闭，据该省外侨教育督察局局长说，这是根据当地军政长官第二十六步兵团团长的命令。    被封闭的华侨学校计有?Q厘的十一个小学、两个中学；龙目的七个小学、两个中学；帝汉岛的九个小学和一个中学；柿巴岛的四个小学和一个中学以及佛罗列斯的五个小学。    据二十六步兵团新闻官说，封闭华侨学校的原因，是因为很难监督那些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否合乎印尼民族的教学计划，事实上华侨学校学生有８０％为印尼籍公民，但他们却不注意为他们设的印尼国立学校。    新闻官说，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已送交雅加达，华侨学校的最后命运仅等待中央的决定。关于华侨学校是否有复开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华侨学校需履行一些国内的条件，例如教课的语言问题和印尼历史课程问题。

【印度报业托辣斯伦敦６日电】据联邦总理会议人士称，由于印度提出反对，联邦总理会议昨晚发表的最后公报中，已把赞成艾森豪威尔中东主义的部份以及就匈牙利事件对苏联进行的“挖苦胜的攻击”删去。    事实上，这些人士说，最后公报是参加国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才达成的折衷结果。最后的草案据说完全接受了印度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    关于匈牙利事件，印度认为，它对匈牙利人民的同情并不下于其他国家，但是它认为，如把一些会使苏联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的话放进公报里面去的话，那么这并不会有那么实际的用处，而且实际上可能伤害匈牙利人自己的感情。    早些时候，在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和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等人的帮助之下，以所有方面认为满意的方式修改了一些草案。    像几乎所有的国际会议的情况一样，公报的有些提法（比方说，对联合国的职能，对“有关的联邦国家政府在远东和东南亚缓和紧张局势和维护和平稳定以及政治自由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等问题的提法上）是能够加以不同的解释的。但是印度代表团接受了这些措词，因为无论如何，不管拟定公报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公报的表面上是没有暗示批评任何人的地方的。

【本刊讯】法共“人道报”７月５日刊载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摘要：    用不着我再来强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重要性。    政治局已经在昨天讨论了这个决议。问题归纳起来，是这样的：这是一场为了贯彻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而进行的坚决斗争。    我们同意这条路线。我们在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及在大会进行期间都贯彻了这条路线。    究其实质，这条路线考虑的是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这种矛盾由于殖民制度的危机——甚至可以说是崩溃——以及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从帝国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广大和平地区的出现而愈益严重了。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三大主导思想就是这样来的，这三个思想对于我们说来并不是陌生的，在它们里面我们找得出我们过去的某些言论。这三大主导思想涉及：    一、关于在现代在已经出现的新情况下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二、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异问题；    三、在解决国际工人运动团结问题方面，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展开的前景。    去年秋天所发生的事件，帝国主义者为改变事态发展而作出的挣扎（特别是从匈牙利外部发动的反革命尝试，和法国、英国同以色列借口苏伊士运河问题而向埃及进行的侵略）没有改变我们的认识；相反地，这些事件证实了我们的认识正确，加强了我们的政治结论，特别是关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平地区各国的力量、全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终于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苏伊士问题上知难而退。    此外，我们提出的可以采取更大胆的步骤促进团结的论点也已经证实是正确的。在埃及遭受侵略的时候，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世界上一切社会党——除掉在社会党国际中完全孤立的法国社会党之外——之间事实上的团结。    这样，我们的论点就得到了证实。还有，社会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就象最近这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证实的，表明我们党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因而，我们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只能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基础是为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路线、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的一个领导人小集团的派系活动而进行的斗争。根据这个决议的辞句，这个小集团从宗派主义、因循守旧和保守的观点出发反对（党的）政治路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这种派系活动、这种反对党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在“党采取了坚决的方针来纠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向国内外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胜利的斗争的时候……”发生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早在１９５６年３月，也是在伊符里，我们曾经表示同意而且展开了既反对以修正主义态度、也反对以机会主义态度解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工作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    例如，我们在２月间谴责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形式主义、因循守旧、教条主义，谴责了在生活中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抄袭已经过时的公式。    因此，我们赞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方针以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带来的各种纠正错误的措施，因为我们了解这些，因为我们自己的创议也并不总是受到赞同的，因为我们某些想法、某些论点有时被人误解，甚至遭到反对。我愿意再次提到我们的关于“战争不是必不可免的”这一论断和１９４６年的这一论点：我们宣称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一定非同俄国同志们的道路一样。因为这些论点，我们受到过痛苦。我们党感到过沉重，这些都无助于促使人们考虑我国特殊需要和愿望的政治路线。    假如对苏联共产党所确定的任务加以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些任务是十分巨大的。昨天有一位同志向政治局说：“这些任务不仅涉及那里的人们可能谈到的改变，从方法、计划性、经济领导的观点本身来看，也是农业方面、工业方面、劳动者培养方面的天翻地复的大变动。”    这种大变动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发生的，是在号召群众发挥创造性和热情，同时也考虑到已经取得的成绩的情况下发生的。实际上这条总路线和这条路线在各方面的执行，都是正确的，正如１９５５年６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说明的那样。    而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上和苏联境内已经发生的变化。为了确定经济和工业管理的新形式，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这里不仅涉及发展工农业和军事力量的问题，而且应该充分实践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准则，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一切都是密切联系着的。这里也涉及纠正错误和缺点，使党不致重犯这些错误，从而使党得以完成一切任务、得以领导人民，同时关心人民的物质处境，关心苏联各工厂、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的物质处境。    最后，在国际方面，应该积极斗争，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保卫和平。这个斗争要求正确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这就意味着在各方面采取大胆的对外政策，提出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大胆创议。    莫洛托夫同志的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恢复同南斯拉夫较好关系的问题、同奥地利订立条约的问题和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    还有，在裁军问题上，特别是在禁止试验核武器方面，苏联对外政策的主动已经获得良好的结果。    这是一种大胆的政策，这是一个感觉到自身强大的国家的政策，这个国家相信自己的原则牢不可破、信任自己的人民、信任一切国家中支持苏联的人民群众。    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能够正视新情况。他们始终做了过时的公式和陈旧方法的俘虏。他们表示过赞成党的路线，例如他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的演说中就表示过，但是他们虽然在总的方面表示赞成，却在细节方面加以反对。    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外交政策方面的各种措施的。他们批评外交政策的新的方式方法，批评各种声明和访问外国之行，例如印度之行。    当然，经济的改组使得那些比较重视字面、不大重视精神、因而看不出这些改变所以必要的人们不知所措了。发展农业生产是绝对必要的，对工业本身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赫鲁晓夫提出了开垦生荒地的主张。应该象过去列宁做的和后来斯大林做的那样做，他们都曾号召人民、号召青年组成阵线反对反革命。这样做是可能产生直接结果的。全新的生活诞生了。这是一种正在实现的伟大思想。但是同时，还应该关心集体农庄。    关于民族政策也是如此。全体同志都很了解：如果要从根本上发展共和国的经济，这种任务不仅提出了责任，而且提出了要求。为了发展各共和国的经济，就必须对这些共和国更加信任，在行政和政策方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这是一个必须贯彻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    另一个问题：这个小集团反对同进步政党和社会党建立新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例如关于法国社会党的莫斯科之行，我们早在１９５４年就认为：此行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    因此，大家都看得清楚：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并没有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得出上述种种结论，也许我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大家现在已经更了解了：反对个人崇拜斗争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在遭到多少有些直捷了当反对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此提出来是很不容易的。看来，为了克服这些反对意见而采用的办法似乎是向代表大会、向全党发出呼吁，是消除某些同志的迟疑。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措施，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党的组织内讨论。他们甚至于进行了小集团活动。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步调。他们的派系活动威胁到党内团结。而党内团结对一切共产党人来说，特别是对领导苏联这个大国的党来说，却是最宝贵的东西。党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因此，当中央委员会知道了这些人进行派系活动的时候，委员们十分愤慨。中央委员会内部没有丝毫的迟疑。中央委员会甚至想过把这个小集团的同志们开除出党。    但是，必须说明：如果反党集团的尝试得到成功，就会导致一种宗派主义的狭隘方针，导致有害于苏联共产党政策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行动。而这对于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惩处是严厉的。小集团成员被取消了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我们完全理解而且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过去也曾遇到过这种试图；对于那些想要进行瓦解党的派系活动的人，我们给予了打击，今后还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打击。“真理报”社论及时地提醒了我们：在党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进行讨论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但是，不容许动摇经由民主方式作出的一切决议的执行，不容许制造派系活动。    资产阶级报刊以及敌视我们党、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当然将像惯常那样地大事喧嚷。但是，他们终将不得不承认：涉及的问题是坚决执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依据缓和国际局势、保卫和平、尊重革命法制、恢复国际工人运动团结（这些都是一切国家千百万劳动者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向执行这个方针。    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告诉读者：这不是一时的政策，已经作出的决定是符合群众利益的。    这就是说，甚至于他们也将不得不注意我们所认为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根本要素，即，关于在现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团结的看法。尤其因为如此，我们将更加大力地开展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宣传。    也会有人说：“苏联立国已经四十年，怎么能够还有分歧，还要制裁？”我们回答说：“你们不是总在说：苏联没有争论么？”现在，苏联正是在争论。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奇怪。如果经过那种变化之后没有争论，那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过去曾经有过没有争论的时期。提出相反意见的人遭到了行政措施、官僚主义措施的排斥。现在，有了争论，而且作出了结论。因此，这是恢复正常生活。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毫不迟疑地一致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在应该提出它的意见。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引导讨论，启发和教育积极分子。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将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有利于和平与进步事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一定会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有利的结果。

【法新社索非亚７日电】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星期六晚上发表一    项声明，宣布它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所作的决议。    声明说，这个决议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苏联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

【法新社开罗６日电】比利时通讯社记者报道：“开罗报”今天宣布阿拉伯各国首脑大致将在下月间举行圆桌会议，以便协调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并且结束最近约旦事件以后某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现在存在的紧张局势。    报纸指出：５日任命担任负责联合国事务的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舒凯里（前任阿拉伯联盟副秘书长），目前正在访问阿拉伯各国首都，以便试探各国政府对举行拟议中的上述会议的意见。    “开罗报”接着说：今天到达埃及首都的舒凯里带来沙特国王给各国首脑的口信，这个口信等于邀请参加上述会议。

【本刊讯】波兰“政治周刊”（１９５７年５月第十一期）以“党和报纸”为题发表了格罗什克维奇的一篇文章，文如下：    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马上说，在党内，在一定的时期，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简略称之为报纸问题。如果回顾一下不很久以前的几年，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从早就确定的作为党的建设问题来看，报纸的作用以及它对党的关系永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报刊的作用受到过去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党的限制。的确，报刊对于形成政治和党的生活的事业的独立和创造性的贡献受到了限制。简言之，过去报刊的职能就是重复已经形成的论点和思想。因此，引用别人的话，以及和这种作风分不开的“乾巴巴的语言”得以盛行。这样的报纸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不理会这种报纸。在很早以前（我说的是人民波兰的情况），党的积极分子就认为，报纸是与党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虽然有过这样的年头，当时报纸顺利地完成了领导机关的每个指示，表面上说，成为党同群众联系的可靠的纽带，党同报纸的关系可以说是值得夸奖的。那时，还是有许多人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不避免的坏事（现在也是如此）。都是由党的机关中出来的人做报纸工作，很少不是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遍忽视党的宣传和教育任务而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更深刻的根源。同时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党机关对自己的报纸采取忽视的态度，随着社会不重视报纸，而使报纸逐渐失去了作为社会舆论的组织者和代表的正确作用。过去不须要十分注意报刊，因为它完全处于各级党机关的支配之下。许多人对于在形成舆论方面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困难和失败置之不理，认为没有什么大意义，完全依靠命令和指示。    恐怕就是在这几年发生了对于进一步发展报刊来说最危险的现象。发生了把记者、特别是评论家的职责同党和社会活动家的职责分开来的现象。同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和波兰革命运动以及马克思列宁时代的优良传统相反，我们党的活动家抛弃了政治活动同政论活动相结合的做法，放弃了宣传工作，忽视这一工作，并且把这项工作完全推到专门做宣传和报纸工作的人的身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草创时期，曾有个这样的时候，当时中央编辑部的作用同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差不多。如果回顾一下波兰共产党，那今天就很难确定，当时党靠什么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锻炼，靠“新评论，还是靠全党的文件和材料。这里我不打算把党的领导和对党员的教育的两种形式作某种对比。相反地，我想指出两者的有机的统一。在争取政权的年代或是在今天必须日常地注意国家大事和人民群众的事情的时候，也不应当单纯地把党的领导机构的职责和义务加以对比。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由上面指出的事实产生的有害的后果。    另一方面把社会活动家的职责与记者，评论家的职责分开，可使得报刊工作干部开始接着任何一种其它职业的典范编制。很多年来报刊的编辑部里所招的人，虽然是大学毕业的，但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实际上没有经过应有的训练，不能完成自己重要的政治职责和党的职责。谁也没有发现党的旧的形式和领导的行政命令方法，（对报刊的领导也是这样）存在了多么久。在斯大林死后情况发展的基础上报刊对自己的工作做了批判性的分析，而不再愿意继续按老一套方式工作，只到这时候，才纷纷吵嚷起来。    应该指出，在这动乱和争取革新的几年中，报刊起了极重大作用。它在争取改革自己的面貌和社会职能的斗争中也如在推动党内部，国家内部和人民内部整个变化过程的发展一样，有着绝对的功绩。当然，错误和有害现象也是有的。很多报纸杂志在与旧的腐朽的东西作斗争的时候，常常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党的全面领导作用，尤其是党对报刊的领导作用处处提出怀疑。不少的作者跑到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不能改变对波兰报刊的全面的正确的估价和在我们困难重重的两三年的新的历史中它所起的创造性的作用，也许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不再敢断言说似乎是报刊引起了波兹南事件或去年的十月事件了。对于１９５６年发生的十月事件，今天必须客观地指出，在那决定国家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报刊在原则上，在自己的读者中，在自己主要的环节上是忠实地靠着党的，积极地帮助党掌握情况和实现党的指示。    但是我们要谈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不久以前在记者中还引起了怀疑，并且至今还在使彻底整顿报刊内部的工作发生部分的困难。    不久以前，在记者会议上，在编辑部里热烈地讨论了报刊在组织和反映社会舆论方面的任务问题。曾经有人企图从第二个任务中得出它与第一个任务在原则上相对立的结论；第一个任务似乎本着党的政策精神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很多记者认为，反映社会舆论会给报刊工作中带来某些不能与党的当前政策相一致的基本因素。有些人就由此而把报刊看成是与党，国家和国家机关同样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波兰新闻工作者协会华沙分会会议上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论调，这些论调企图把整个这一问题系统化，并仿照孟德斯鸠关于分裂国家政权的原则提出关于为正确地实行国家的职能所必需的第四部分的论点，即关于报刊的论点。（由于这些怀疑，许多报刊编辑部都想把报纸从委员会机关报改变为全党的报纸）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但是，实际上组织和反映社会舆论的职能对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的。问题本身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对作为社会舆论代表的报刊多年来所受到的压制的抗议，大家知道，由于这种压制，破坏了报刊在社会上的威信和作用。因为从党的需要和党的政策的观点上看来，报刊反映社会舆论的任务在重要性上并不低于组织社会舆论的作用。党要想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很好地了解社会舆论。如果不利用报刊这个良好的反映群众意见和他们的动摇和疑虑的工具，从党的领导方面看那才是愚蠢呢。况且，报刊不能起这项重要的作用，它就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也就不能完成按着党的政策的精神组织社会舆论的任务。    痛苦的经验和悲惨的事件（如像波兹南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它们是党不了解群众意见和党脱离群众的结果，这种说法已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报刊反映群众的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托给它的任务。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可是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可以，而且应该一并完成的，也只有在一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情况下，报纸才算完成了它应有的职责。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没有任何必要使作为某一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必须不再成为机关报才能起社会舆论的代表这种作用。我完全了解，如果这样判断，我们就会停留在纯理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不会看不见报纸在实际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时所产生的无数困难。但是，在没有原则性矛盾的情况下，当前困难的解决又另当别论。    让我们再从原则上来看看这个问题。难道在阶级社会中，报纸的独立和它的完全自主是完全可能的吗？没有必要回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所享有的那种臭名远扬的独立或自主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报纸往往代表大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报纸也不可能起独立和完全自主的作用。报纸即使拥有宣传一定的政策或者是号召为了一定的原则而斗争的必要资金，它独立也无法来实现它的那怕是最正确的口号，报纸不能够独立地形成生活，形成生活的是一定的社会力量，报纸可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可以创办报纸来为一定的社会力量服务。一个自己提出任务来要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政党，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它利用报纸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的任务。在工人运动史上报纸的重要作用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歪曲和降低报纸的作用，仅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而对这种倾向并非完全听之任之）。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难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同党有联系和为党服务的报纸应当像过去一样摆出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死板板地“传达”党的决议和指示。显然不是这样。无疑，报纸比党的一切其他环节更为有权利和有义务创造性地完成党交给它的任务。报纸在党政策的指导下应当有可能独立地在党的每个其他的环节中，阐明它所碰到的问题。在遵守了这个条件之后，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来发表意见，并且还要有更加适合读者兴趣的体裁。在这方面可以把新闻和评论同创作一样看待。从报刊负有反映社会舆论的义务的观点来看，它的独立性具有很大意义。剥夺它这种权利就会根本上破坏它的地位，使它受宠或失宠于以狭隘的准标评价报刊的批评的人们，结果是与党的基本利益和列宁对报刊作用的认识背道而驰。为了党和党的报刊的利益，应该造成相信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能完成他们所负的义务的必要的气氛。应该相信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挥必要的独立性，就像党员为了全党的共同事业所做的那样。    现在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使报刊能够为全党的斗争事业作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贡献，应该做些什么？今天已经无须证明，如果每个党活动家要能按新的方式起作用，他们的职能就不会与从前一样只是作为指示和命令的执行者。    在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有允许它至少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党的政治方针的条件。这一原则应当属于政论家和编辑（在这一点上，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逊于党的负责活动家）。同样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所有积极分子，他们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创造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经常认识到拟定党的具体决定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必须使他们经常自动接受就具体问题或一般问题所做出的合理的决定。总之，在以前的党的活动家没有能力供自己的一般职责同政论活动结合起来，同时在报刊号出现了新的政论和编辑人材的新情况下，必须把评论员和编辑培养成为党的活动家，必须达到这样一点：按照列宁的方式从新理解党活动家的职能和新闻记者的职能相结合。必须尽量少让那些置身党生活的主流之外，因而陷于仅用自己的话去重复和解释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正确理解的估计和法令的人们，去评论关于国家或党的重要事务。有些人的思想意识已脱离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矛盾，党的路线和各个决议已被他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虽然他们不怀恶意，但也可能不愿意接受党在目前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在党的生活中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对积极的评论员有时会产生有害后果。必须承认，靠党章的有关的条款或借助共产党员行动一致的原则来解决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分歧，这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作法，而且对党的实际要求是毫无保证的。在我们已从个人崇拜的死胡同和个人无谬误的神话中转出的今天，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的讨论成为党的力量及其团结的重要因素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这并不是说每个问题都应当预先讨论和广泛交换意见。在评论员精辟地评论一般问题和正着手解决的困难时，在创造必需的信任气氛时，许多问题，甚至连未讨论完的问题都会得到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阐明。    很奇怪，正当报刊作用大大增长了、消除了党和报刊间在过去所积累起来的隔离状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去诱导积极分子进行积极的活动，而是在党的生活和领导事务中有这样一种有害现象，这种有害现象不是别的，就是从党的机关中排挤报刊工作人员。某些省份甚至任意把新闻工作者从党的机构中剔出去。只有在某些地方报刊编辑和报刊的负责人员才被选入政权机关，这是事实。但是，数年前这方面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这种现象不能用编辑人员水平降低来解释，而只能说潮流是完全逆转了。报刊的基本干部在主要的斗争和各种观点的争论的火焰中成熟和成长起来。说实话：在以前没有阻碍党报编辑列席省委会主席团，他是完全听命于这个主席团的。现在人们不愿在党委员会的领导中或是在它的全体委员中有一个散布怀疑和喜欢争论（有时叫做“发牢骚”）的人。自己必须明白，继续从党的机构中排除新闻记者，就不能帮助党领导报刊，同时使报刊难以实现党的路线。    由于以下事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即组织性质上的个别变化，是在对待整个报刊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攻击和神经过敏等不愉快的气氛中发生的。应该承认，有很多对于报纸所提出的责难是公正的，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神经过敏和攻讦的气氛，对于向错误作斗争并无帮助，并且反而会使得整个报刊立场、路线的经常在进步着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阻碍。应该痛心地指出，这种气氛是这样一些人造成的，他们对于十月政纲和八中全会路线的实质不怀好意，并且渴望着摧毁报纸以挽救他们政治上的失败。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内，发生了生气蓬勃和日益巩固的进步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亲眼看到了党和报纸之间之分歧日益增长的有害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令人难以相信，甚至是一个悲剧，这常常是因为，在党所领导的、并且在中央委员会八中全会上最后得到了胜利的革新过程中，实际上除了工人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外，波兰报纸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很明显，可由此得出简单结论，即在党和报纸相互关系上所出现的分歧和困难，不会巩固十月的胜利成果，而只会削弱这些成果。一切自觉的拥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革新的人，拥护我们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作艰苦的斗争的人，都应该竭尽全力来消除一切有碍于这个共同事业的现象。不能忘记，这些困难内部敌人是要加以利用的，对于他们说来，民主化也给他们向社会主义作斗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而我们的国外敌人，一看到这些争论，也在磨拳擦掌，梦想着我们会要垮台。    八中全会以后六个月的经验，可以用来分析某些结论。拥护八中全会行动纲领的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整顿他们的工作，校准他们的火力，使得他们的工作成果能够更加巩固十月的胜利。我们的报纸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引导波兰及其经济前进的积极行动计划，并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承认党的行动纲领并信任八中全会所选举的党的领导的同时，报纸却并没有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一切政治结论，并且不会如领导上所有权预期的那样，支持它的各项措施。在过去这段时期内，报纸杂志篇幅上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文章要写得更好更尖锐些。党也有权利期望波兰的政论作品在探讨未来道路上作出创造性的大有裨益的贡献。党有权利期望自己的报纸更充分地吸引广大波兰人民群众参加恢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的斗争，反对一切企图利用我们的困难进行投机的敌对势力的斗争。党和非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应该更积极地保卫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在党和政府的决议暂时还不大受群众欢迎的时候，也要向社会公众解释政策。在这一方面应该作进一步的努力，说服全体党员，使他们相信，波兰报纸，像在争取十月胜利的艰苦斗争时日所曾表现的那样，是可靠的同盟军和战斗的讲坛，用以动员千百万人经常、艰苦但很必要的努力，来实现唯一现实和正确的经济和政治纲领。这并不表示要取消报纸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的权利，也不否认报纸有代表我们社会的进步舆论的义务。报纸可以在其日常活动中得出实现这两方面任务的必要的综合结论，同时也可以从那些肩头担负着发展和领导十月事业重任的人身上，取得信任。    另一方面，今后也应该改进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方法。应该吸引优秀的评论家和编辑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必须按照共同的原则，使他们对于应被通过的决议及其实现方法，有可能表示意见。必须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党的机关的工作。有可能，很多这样的同志一开始会显得修养不足，或许还不够成熟。但是，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纠正过去在领导评论家方面所犯的错误。    如果谈到党的机关和报纸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经常感觉到有分歧意见和困难存在，但是，消除这些分歧和困难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尽管报纸版面上出现过动摇和错误，但是不能否认，在张纸岗位上还有着一枝相当大的队伍，他们是在思想上有很深刻的认识并且终身和社会主义、和党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的人。这些人可以说服，可以吸引到党的方面来。而且，他们还不只一次用正确的行动证明了，他们了解自己应该站的立场。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６月２７日以“两位尼赫鲁的苦恼”为题报道说：在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的同时，他的亲戚、印度财政部常任部长布·克·尼赫鲁先生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印度总理关心跟他同名的这位亲戚的访问结果甚至可胜于关心他自己的访问结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在以前一直没有受到挑战的他个人的地位遭到威胁的时候前去伦敦访问的。他可能是希望布·克·尼赫鲁先生将带回足够的关于财政支持的保证，以便抵销德里的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布·克·尼赫鲁先生的访问看来可能大大落后于德里的梦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地位和布·克·尼赫鲁先生的访问可以分析如下：    甲——总理：尼赫鲁先生由于他在国内外的失败或者失算，目前正在遭到批评。例如：    （一）在国外：批评他的人说，（１）他使印度同共产党集团发生过份密切的关系；（２）由于许多年来的反西方说教，他在联合国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时候使印度陷于孤立（只有俄国给予令人难堪的支持）；（３）由于在匈牙利问题上含糊其辞，由于粉刷了梅农先生的错误和支持了纳赛尔中校，因而破坏了印度的中立；（４）对五项原则抱着幻想。俄国对匈牙利的干涉和中国对尼泊尔的干涉已经使这五项原则变成了笑柄。    （二）在国内：尼赫鲁在国内所遭到的谴责更加严厉，对于任何政界人士来说，国内政治根本上比外交事务更加重要。主要的批评是：    （１）据说省邦重新划分问题处理不当，从而导致了孟买和奥里萨的骚乱，这两个地方在选举中都拒绝了国大党。    （２）经济困难。缺乏外汇的情况是严重的。预算已经向印度人表明，第二个计划意味着牺牲，他们正在怀疑尼赫鲁先生是否应该要他们执行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３）物价上涨、粮食缺乏（据说比哈尔接近饥荒）。    （４）选举和争权夺利，这两者已经暴露出国大党是一个腐败，醉心权力和阶级重重的政党。    （５）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胜利。据认为，如果国大党领袖当初作过更大的努力，这种胜利原可以防止的。    （６）据说为了世俗的利益而偏袒穆斯林少数民族，以各种改革“打破了信奉印度教徒的传统的生活方式”。    正统的力量——普遍承认是由内政部长潘迪特·潘特领导的——现在看来正在利用目前关于尼赫鲁先生是否应该退休以便重新加强他的政党——像吴努在缅甸所作的那样——的谈论作为一个逐步排挤总理的狡猾运动。由于工作过度而筋疲力尽的尼赫鲁先生是对付不了这种挑战的。    乙——财政部长。世界银行将要给予印度的国营铁路一笔贷款。各种安排将在布·克·尼赫鲁先生下周离开华盛顿以前，予以解决。当“外事报道”出版的时候，贷款的多少还未决定。世界银行表示愿意提供７５，０００，０００美元，但是印度人希望得到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但是甚至这个数目都会远远落后于德里的期望。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一直在设法安抚两位尼赫鲁，他暗示在一两年中可能再提供一些资金。    在谈判中，印度人对于世界银行偏袒私营企业的偏见表示不满，布莱克先生大概对于印度关于外国私人资本的法律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表示不满。的确，世界银行去年给了巨大的塔塔钢铁公司一笔贷款，拒绝给予被收归国有的钢铁工业的贷款，而包括铁路在内的公用事业是有资格得到贷款的。的确，目前还在进行谈判，要求得到贷款为孟买港和科伊纳的动力工程提供经费。然而，印度人很不愉快，因为他们为了为印度经济的私营部分筹集足够的款项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    事实上，目前印度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来源寥寥无几。至于大量的支持，它只能指望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由于世界银行已经证明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印度人目前正在指望从拟议中的为数二十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得到款项。预料国会将作为援外计划的一部分通过这笔基金。但是日本、几个拉丁美洲国家、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国家正在争夺第一位。

【合众社伦敦５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报道说，美国代表史塔生准备提出新的欧洲“开放天空”计划。西方希望，这个计划博得苏联改组后的领导机构的同意。    这些人士说，这个计划规定对广大的欧洲地区——从西方的西班牙到莫斯科以东很远的地方——进行空中视察。    据这些人士说，西方将要求苏联相应增加它所开放的领土。这些人士说，法国坚持这一点，作为它同意对它的全部领土进行空中视察的交换条件。    【合众社伦敦５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西方国家已经一致同意考验苏联最近发出的和平号召，它们要求克里姆林宫开放从波兰到乌拉尔山脉的全部苏联欧洲领土，以便进行空中视察。    拟议中的视察区将从西经十度一直伸展到东经六十度。这将包括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其它一些一直到西伯利亚边界的重要苏联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