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柏林３日电】这里的“德意志广播电台”今晚十点三十分（中欧时间）广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今晚发表声明说：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祝贺苏共中央委员会击败由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同志结成的而为谢皮洛夫同志所支持的反党集团的胜利。    声明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项决定是苏共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表现，也是坚决贯彻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表现。    声明说：这个反党集团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的攻击，是对党的进攻和反对实施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表现。    声明在指出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后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完全赞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苏联在工农业方面和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证明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声明最后说：我们祝贺苏共中央委员会体现列宁主义思想的决议，我们坚决以全力支持这个决议。    【法新社柏林３日电】今天东德共产党明白赞成苏联共产党把四个党的高级领导人逐出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党的政治局所作的这项广播说，东德共产党的负责人过去就获悉关于造成这个决定的情况。

【新华社河内５日电】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今天在第一版刊载了苏共中央撤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职务和改选主席团等消息，并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人民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社论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等同志反对党的决议的宗派主义是损害党的团结、统一，违反了党的组织和领导原则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采取纪律处分是必要的。苏共中央决议是从党和革命最高利益出发的。    社论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不仅得到苏联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热烈赞成和支持，而且得到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热烈的赞成和支持。执行着大会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已领导全体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巨大的成绩。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保卫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了保卫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确的路线，必须坚决防止阻挠执行这个路线的一切行动。    社论说：宗派主义行动是违反党的原则的。对犯了违反党的原则行动的同志，不管他是在任何工作岗位和曾经作出怎样的贡献，都要严明地进行纪律处分。    社论说，对反对党的决议和犯宗派主义行动的同志们进行纪律处分之后，苏联共产党和他们的战斗力量一定会更加坚强。    “人民报”今天还在第二版刊载了列宁起草的苏联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的决议全文。    今天，河内的另外两家越文报纸“新时代报”和“河内每日报”也在第一版刊载了上述消息的摘要。中文“新越华报”以第一版头条刊载了新华社的有关消息全文。

【路透社巴黎４日电】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除莫洛托夫先生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职务的决定。    法共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的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所发表的决议里说，这些到目前为止在苏联共产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们，竟然组织危害党的团结并且进行宗派活动的集团，这一极端严重的事件完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处分。    决议说，“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不记取苏联共产党在关于党的切身利益的问题面前所提供的坚定的榜样——特别是因为１０月、１１月的匈牙利事件表明了一个被集团和宗派所破坏了的党可能遭到何种破产的境地。    “我们法国共产党在它的历史上每次在必要时进行的反对宗派和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总是加强了自己。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为了扫除在执行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道路上的障碍，并且克服抗拒情绪而进行的、并且胜利地结束了的斗争，是一个正当的、必要的斗争。”    决议说，中央委员会相信它能够代表全体法国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表示它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说，它同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路透社巴黎５日电】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昨天表示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除莫洛托夫先生和其他三位苏联领袖的行动，并且谴责这个集团的“宗派活动”。    这位法国共产党领袖是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市郊工业区伊符里举行两天会议的第一天向会议作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这篇报告刊登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    多列士说：“我们在过去曾经不得不对付这种企图，我们已经打击了并且将来也会毫不迟疑地打击那些要参加宗派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人。”    这位总书记肯定，法国共产党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他说，为了和解，为了和平，必须进行积极的斗争。“它要求确切地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    在多列士报告结束时，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它完全同意莫斯科作出的解除职务的决定。

【美联社罗马４日电】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团结报”星期四说，莫斯科最近的变动“看来像是党内一场长期政治斗争的高潮阶段”。    “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博法说，这个举动是党内冲突的必然结果。博法说，“这场斗争最初的一些事件早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就发生了，而最近却呈现了一种更加尖锐的局面。”他没有细谈更近一个时期的一些发展。    “团结报”一笔带过了莫洛托夫的被黜，它只是指出，莫洛托夫以前就处于一种困境中，特别是在奥地利条约和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这两个问题上。    关于马林科夫，“团结报”说：“他必须对那些已受到谴责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意大利党的领袖陶里亚蒂在一篇正式声明中说，他希望“莫斯科最近的事件将有助于我们的苏联同志们走向国际局势的缓和”。    在一项据一位共产党发言人说是在“意大利和外国记者大力坚持”以后才发表的措辞谨慎的谈话中，莫斯科训练出来的陶里亚蒂又说，这次变动“对于实现国际裁军以及禁止原子军备和禁止核试验和原子试验应当是有用的”。    这位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领袖还说：“意大利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更加靠拢的时候现在终于来到了。”

【波兰通讯社华沙４日电】“人民论坛报”今天就苏共中央决议发表社论说：苏共中央决议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所提出的指责，是在今天可能对一个共产党人提出的最严重的指责，这就是：他们试图把党拖回到受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斥责的那种工作方法上去。    今天我们值得追述一下我们在多年的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中学到的古老的真理：实践是衡量真理的最好的尺度。凡是一直在注意苏联在１９５３年以后，特别是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发展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苏联国内发生了多么重要和积极的变化。    党的发展的过程是斗争的过程，也必须是斗争的过程。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都能够抛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否定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而采取新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决议中所提到的领导人都是跟某个时代有密切关连的，跟某些行动方法和某些政治思想方法有密切关连的，事实证明他们是不能作这样的改变的。在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决议中提到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旧思想的束缚，他们脱离了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他们完全陷入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    因此，当党在最近几年把努力消除个人崇拜的不利影响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的时候，当党在国际范围内和苏联国内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当党竭尽全力推进缓和世界局势的事业和具有不同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事业的时候，这种努力遇到了保守分子的反对。这损害了苏联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党的方针路线战胜了保守的和教条主义的势力。党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有力，它将更加坚定地同领导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反对者，在反对党的正确政策的斗争中走上了分裂活动的道路。任何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消除分裂活动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这正是苏共中央对党内分裂活动展开坚决斗争的原因，这种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团结和党的正确政策。    这次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所表示的思想，表明了为争取创造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同样的思想的指导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它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党在确定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的思想；它们也是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具有国际意义的。这是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当中的作用、由于它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中的作用而产生的。凡是加强苏共的力量和团结、为苏联的创造性发展铺平道路的任何东西，都会加强社会主义的力量，加强和平。    我们党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并且认为这些决议是生气勃勃的、有创造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美联社东京４日电】日本共产党今天告诫它的十二万五千名党员不要放松党纪，并且由于苏联把四位高级领袖从主席团清洗出去而要求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个党的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在就俄国的清洗发表的一个声明里说：“苏联共产党领袖们妨碍了党的团结并且在其中制造了一个分裂派系，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对共产党说最最需要的东西是一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纪律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法则。“共产党人即使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必须忠实地执行党的决议。”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３日电】莫斯科最近的事件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并没有被南斯拉夫的舆论当作是一种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被当作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目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步骤。首先的印象是这样：已经发生的这种改变将必然有助于加强苏联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积极发展，这种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更快的发展和加强。这些事件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意义也是重大的。    这种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从国内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可以从国际关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对我们南斯拉夫人来说，也可以从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来看待。    从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可以看出，有一批领袖企图妨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人正是过去同斯大林的政策有极密切的联系的领袖，这一点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把这些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人，不能了解群众的利益和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教条主义者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排除出去，只会巩固苏联共产党。我们只能欢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克服了这个障碍，并且为更迅速、更和谐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道路。    从国际关系发展的观点来说，最近的更动表明了苏联确定地走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走向争取和平的政策、走向加强国际合作和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间的积极共处。因为苏联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期望世界上那些希望和平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的力量，将充分支持苏联最近的事件并尽他们的力量帮助消除冷战，其他国家也更有力地争取和平。也可能将有一些趋势，想把最近的更动解释为苏联的孱弱的表现，并且得出不正确结论来推行“凭惜实力地位”的政策。如果认为这些事件是苏联的孱弱表现并且根据这种臆断，来确定对苏联和对正在讨论的当前国际问题——主要包括裁军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和规定在战争中核武器非法的问题——的未来政策，那将是不合理的。    关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远景问题，最近的一些事件加强了这种信念，即：已经发生了的变革将更加迅速地消除掉在国际关系上的迟疑不决和消极的表现，这种迟疑不决和消极的表现在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在各个时期而且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这不仅是在１９４８年以后是如此，而且在相互关系正常化以后也是如此。我们期望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坚定地确定那些１９５５年两国政府宣言、１９５６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所依据的原则。我国人民对于相互关系毫无阻碍地积极发展是关心的，因为这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于和平的利益、以及加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利益。

【新华社莫斯科３日电】“真理报”今天发表了题为“不可动摇的团结”的社论。    社论说，党的团结一致是多年来在同许多敌人的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这种团结是由党的本质、世界观、目的和组织原则所决定了的。    伟大的列宁教导我们党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自己队伍的团结，无情地斗争反对那些在不同的借口下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    社论追述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命令解散所有派别集团和指定所有组织严格注意不允许任何派别活动；不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要被无条件的立刻开除出党。代表大会还给予中央委员会以全权，对中央委员破坏了纪律或者犯有派别活动的得采取党的处分的一切措施，直到开除他们出中央委员会或开除出党。    实现列宁的指示，我党永远制止无论任何的动摇党的队伍团结的企图，制止使党迷路的企图，不管这些企图是由谁产生的。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如此，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也是如此，在最近年代也是如此。    当发现这个或那个党的活动家没有实现党的决议或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就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央全会曾经严格地批评了一系列的党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其中包括一些中央委员的活动。某些工作人员辜负了党给予他们的信任，被撤销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苏共党章规定，保护党的团结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这个要求无论对普通党员或领导者都是一样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假如党想要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应当实行统一的纪律。实行对所有党员不论是领袖或普通党员一样的义务。对党来说，所有党员都是平等的，每个党员在党的面前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真理报”今天还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专文，题为“列宁主义的统一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泉源”。    文章讲到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团结的重要性，讲到了党的纪律必须为任何党员所遵守，讲到了列宁斥责普列汗诺夫和１９０７年斥责加敏诺夫的例子，讲到党的十次代表会，讲到了二十次党代表会反个人崇拜的情况。    文章接着说：党中央敢于批评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如果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反对任何以行动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这对党的事业只有好处。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已没有和不可能有发生党内反列宁主义集团和派别的社会基础。和党有同一的目的共同的任务和利益的苏联人民，在道德政治上的一致，决定了党及其领导核心的团结，但如认为我们就没有不同意党的路线的个别集团和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用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内外政策的问题，对马列主义表现了书呆子的态度。他们不能了解在近代条件下活的、在行动中的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的斗争就表现在贯彻二十次党代会的决议里面。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党员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码责任是坚决地执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加强各国人民友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改善工业领导，发展农业，制造丰富产品，开展住宅建设，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发扬民族文化，发展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些人脱离了党和国家的生活，成了落后观念的俘虏，看不见新环境，表现了保存主义，顽强地留恋过去的工作形式和方法，反抗生活提出来的为了发展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新事物。他们想把党拉回二十次党代会所斥责的不正确的领导方法上去。

【路透社伦敦３日电】莫斯科电台今晚宣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新主席团的任命名单。这篇公告意味着，主席团正式委员的人数已由十一人增加到十五人。    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已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第一副总理别尔乌辛已由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    主席团委员名单表明，第五位领袖萨布罗夫也没有选上。他曾担任第一副总理的职位，以前曾担任过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没有宣布他没有选上的原因，在批评其他领袖的公报中也没有提到他。    苏联高级领导中唯一的女成员福尔采娃从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和她同时提升的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勃列日涅夫。    在新任命的主席团委员中间，有好几个是主席团以前的成员，他们在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死后的政府改组中失去了职务，其中包括库西宁、伊格纳托夫和阿里斯托夫。    库西宁在１９４６年当过主席团的副主席。在１９５３年的政府改组之后他就不再是委员了。他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前主席。今年２月，他重新当选为各国议会联盟苏联代表团的主席。１９４７年，在他还担任主席团副主席的时候，他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在国家联盟和集团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和平的。１９５２年，他是为了修改共产党党章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阿·鲍·阿里斯托夫在１９５２年曾任主席团委员。在１９５３年改组时，他失去委员的职位，但是保持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位。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尼·格·伊格纳托夫最初在１９５２年是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后来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去年他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新俄罗斯局的委员。    被任命为主席团委员的尼·别利亚耶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是在１９５５年当选这个职位的。他的一部分生涯是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度过的，但是对他的活动知道得很少。阿·伊·利兹洛夫从前担任过农业和国家采购部长，还担任过国营农场部长，他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改组的时候被任命为国营农场部长的。在１９４５年，他遭到赫鲁晓夫的抨击，但是在１９５４年４月批准的新内阁中，他保持了他的国营农场部长职位。    新任的主席团其它候补委员是：杰·谢·科罗特钦科，１９５２年主席团正式委员，但在１９５３年改组时也选掉了。在１９５４年他的六十岁生日时，以“对国家杰出的贡献”而获得列宁勋章。去年，他是参加苏联领袖和南斯拉夫铁托元帅在雅尔塔附近会谈的代表团代表之一。阿·普·基里连科是共产党斯维德洛夫斯克区党委会第一书记，他是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共产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任命的。去年，他被任命为全俄中央委员会新政治局委员。符·普·姆日阿瓦纳泽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批判了贝利亚和他的支持者之后，在１９５６年２月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姆日阿瓦纳泽在第比利斯发生了拥护斯大林的游行示威（据说他在这个期间受到示威者的袭击）以后，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发表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的重要性的谈话。阿·尼·柯西金在五十诞寿时获得列宁勋章，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当了主席团的前身政治局最年青的委员。他在１９５３年被任命为日用工业品部部长。去年他被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部长衔的第一副主席，并且在今年５月，他被任命为苏联的一位部长。克·马祖罗夫的政治生涯大部分是在白俄罗斯度过的，他在１９５３年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的总理。    第一副总理兼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米·别尔乌辛从主席团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别尔乌辛现年五十二岁，他在领导重工业以后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份成为主席团的委员。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份经济委员会改组以后担任了这个机构的主席的职务。这个工作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担负减少计划方面的浪费和执行分权计划的工作。    从主席团候补委员提升为新的正式委员的这四个人中包括一名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妇女。福尔采娃女士（四十七岁，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主席团唯一的妇女委员，而且据说是赫鲁晓夫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她现在担任莫斯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个重要的职位。她在共产党内的生涯是在二十岁时开始的，但是直到１９５２年，她才突破困难而进了中央委员会。她是一个纺织工人的女儿，她最初是当一名纺织工人。朱可夫元帅自从１９５５年２月由于布尔加宁元帅提升为总理而接替他担任苏联国防部长以来，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他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成为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职业军官在党内担任这样重要的职位，这还是第一次。在苏联最受爱戴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的朱可夫元帅（他生于１８９６年，是农民的儿子），在战争期间担任过俄国陆军总司令，而且享有把这个国家从德国的侵略中拯救出来的荣誉。由于他很快地得到更大的权力，国外的人们把这看作是一个迹象，表明苏联军队在苏联政府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已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他过去是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改组的时候，他放弃了他的这些职务。在１９５４年，他被任命为哈萨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１９５５年他成了那里的第一书记。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后来在同年，他放弃了他在哈萨克担任的工作，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前主席什维尔尼克，六十八岁，现在重新担任主席团正式委员，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３年３月为止，他一直是主席团主席。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伏罗希洛夫代替了他的主席职务，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会工作者，他重新担任了他过去的工会首脑的职务。１９５６年他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的出身是一个五金工人，他是一位老牌的苏联政治家，是战前经过过去许多年的混乱而幸存的少数几个革命家之一。五十六岁的萨布罗夫是大家知道的苏联高级计划专家和组织人员之一。他在１９４７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１９４９年３月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他是关于五年计划的主要发言者。在斯大林时代末叶，他出任主席团委员，并且批准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１９５３年他担任机器制造部部长。他的计划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去年１２月由别尔乌辛继任。    （路透社注：还有另一候补委员当选，但在第一次广播中他的姓名没有听清楚）

【路透社莫斯科４日电】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今晚在评论苏联领导的变动的时候说：“事情将同以前一样——可能还会好些。”    他是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内举行的一次独立日招待会上向记者们说这番话的。所有的苏联领袖们都受到了邀请，但是只有米高扬、党主席团新委员什维尔尼克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会。    有人问米高扬，政策是否会有改变，他说：“他们（那些被撤除职务的人）就是希望改变的人。”他说，政府将遵循苏联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政策。    这是对于撤除那些反党的人的职务问题的第一个官方评论。    在米高扬同美国外交官员们交谈的时候，美国外交官员向他询问别尔乌辛降级的问题。据说他回答说：“他太年轻，经验不足。”    有人向米高扬询问谢皮洛夫的地位问题，他说，他没有什么要说的。    他说，在昨天宣布的变动中不再当选党主席团委员的萨布罗夫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米高扬同南斯拉夫大使交谈了一些时候。

【路透社伦敦２日电】中英贸易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中国当局和中英贸易委员会正在谈判互派贸易代表团的问题。    关于互派贸易代表团的安排还没有完成，这位发言人不知道这将在什么时候完成。报上的一个意见今天说，可能在今年秋季的某个时候。    一个月前，这个委员会邀请了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并且提议由一个非贸易性的小规模代表团访问中国。    贸易部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任何谈判将由这里的私人商业人士和中国政府当局举行。贸易部将不参与这件事，但是可以以顾问的资格行事。

【本刊讯】受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控制的“大印度尼西亚报”６月２６日以“中国的教训”为题发表社论说，坦白的说，毛泽东是值得赞扬的，他最近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着一些困难，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承认在共产主义极权政府统治下必须给其他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以存在的余地。    毛泽东是在共产党人在中国掌权许多年之后和中国的共产党独裁者消灭了至少八十万人之后作上述承认的。如果有鉴及此，那么，就不难想像对于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内部压力是何等猛烈。    报纸说，对于印尼说来，中国的教训是：人们不满足于肚皮的填饱，而向往自由的精神，极权制度最后必然要陷于失败的。    报纸说，在整个共产党极权世界中——从西方一直到东方——人民要求生活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气氛中的愿望日益强烈。毛泽东的供认是在共产党铁幕后——从匈牙利、波兰到中国——已经呈现的裂痕的迹象。不过，北京和莫斯科不同，它及早能够适应情况，以便克服国内增长的不满情绪。    报纸说，在印尼，人民不要受印尼共产党邀请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宣传的欺骗。印尼共产党所说的只是北京为了维持其政权而施展的策略的翻版。    印度尼西亚马斯友美党机关报“永恒日报”６月２２日发表题为“毛泽东的秘密讲演”的社论，摘要如下：    毛泽东在今年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２日的秘密讲演是中国共产主义趋向自由主义化的一步。这当然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    在政治上，毛泽东可能体会到人民没有基本自由是能造成暴动前的匈牙利的情况。毛泽东承认，当匈牙利发生暴动时，在中国有的方面也希望发生类似的暴动；但此事还没有发生，看来他想通过自由讨论来疏通道路，让人民发泄他们的怨声。    在经济方面，共产党人执政后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看来，并没有如所希望的即刻给人民带来繁荣。看来，他们忽视了人民需要的日用品，以致人民中产生了怨声。    毛泽东的秘密讲演中主张展开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和采用不用强硬方式而用说服来使人“觉悟”等走向自由化的措施，这对我们来说，证明了人的自由思想是不能永久被压制的。肚子可装得满满的，但是如自由思想被压制，发言自由被禁止，最后将发生不能阻挡的爆发。    对我们印尼人来说，毛泽东的讲演有其它值得注意的角度，即以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领袖们的认识那是多么的肤浅，他们竟认为在那边如天堂一样，赞扬那边的建设甚至要模仿。    国际杰出的共产党人的思想的改变如毛泽东主张进行批评和自由讨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法新社伦敦３日电】据消息灵通的贸易界人士说，尽管英国政府决定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但是同那个国家的实际贸易开始得很慢。向英国制造商订购的货物有两三宗，其中有一宗是价值十万英镑的奥斯汀重型卡车。    伦敦方面有人说，立即增加售给中国的西方商品的数量有两个主要的困难：    （一）中国的内部经济困难使它修改了它的五年计划，就农业机械化方面而言，这种情况大为显著；    （二）在西方的出口受到限制的时候，中国同苏联集团签订的贸易协定，使它承担了义务。    伦敦人士认为，在秋季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能对中国的进口需要有更好的了解，虽然毫无疑问从外国购货还会有一些限制，至少在新计划的第一年会这样。    无论如何，出口商承认，出口农业机器的前途还是乐观的。农业机器制造商协会发言人说，英国制造商正在准备大大增加对中国的销售量。甚至在放宽禁运以前，英国对中国的农业设备的出口在１９５７年的头五个月中增加了，总数达到了七十万英镑，而在１９５６年全年是一百万英镑。从年率来说这是增加了７０％，而所以可能这样，那里因为运用了“中国委员会”所通过的“例外程序”。    【法新社巴黎３日电】法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罗谢罗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说，他对于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输出的发展表示乐观。    他说，中国主要是企图进口先进技术的产品，对于这种产品，价格问题不是那末重要的。这主要是水力装备。罗谢罗强调了中国人口的惊人增加——一月一百万人——，因此中国有丰富的人力。他最后说：“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将比人们所想像的更为迅速。”

【本刊讯】下面刊载了两篇美国人谈论美国社会生活相的文章。都市乌烟瘴气    ６月１０日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莫里斯·弗里德曼一篇评论美国大城市生活的文章，题为“城市好？”摘要如下：    有一样东西是纵使最麻木不仁的纽约人（芝加哥人，费城人）也无法躲过的，就是：城市存在的本身，它的庞大体积、繁忙的活动、拥挤的人群、它的压抑和冷漠。日常生活的明显困难——从家里到工作地点的往返奔波、买东西、到剧院、音乐会或博物馆……的困难，迟早将使人们感觉不值得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以纽约为例。你不用想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从长岛各区到达纽约，而且这是一段很不舒服的旅程，不论你是驾驶汽车通过拥挤的街衢，还是乘坐长岛火车，还是站在从牙买加或佛拉辛往来于纽约的地下铁路上，歪歪斜斜、肘臂交错、汗流浃背。    在离开城市将近两年以后，我现在认识到人们采取何等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纽约的暴卒事件——一个女人在横穿先驱报广场的时候被卡车撞死，脑袋粉碎（我亲眼看见的）；飞机撞在帝国大厦大楼顶上（我就在对街工作）；有人在拥挤的地下铁路的月台上被挤跌在铁轨上，从大楼大厦上面掉下来的花盆和木栅栏打中一个老年黑人或打死一个司机；每天数不尽的殴打致死的事件，这类事情毫不稀奇，所以报上从不登载。我还记得近年来纽约发生的有引起严重不幸的危险的两次冬季大罢工，一次造成牛奶不足，另一次造成燃料缺乏。我也记得，有一次在国际政治似乎逸出控制的时候，横扫全城的草木皆兵的恐惧，当时每个人都在私下里变成一个临时的、志愿的民防人员，注视着天空，提防那架携带一枚小小的原子弹的飞机。    人们为了文化、矫揉做作的上流社会和工作而接受了都市的梦魔般的生活。说到文化，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年中，我只和我的妻子去过一次剧院。那一晚上，不太好的座位，使我们用去将近二十美元，并受了几小时的神经紧张的折磨。甚至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也是拥挤不堪。社会的地位由工作地位所决定，而工作地位又往往由向上爬的本领所决定。刺探内情、媚上欺下、阴谋诡计成为日常生活的手段。    越来越多的城里的人回乡去。美国公路上到处都有装载一家大小的附有拖车的旅行汽车。艺术家、作家、无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过去都蜂涌到大城市去，现在正在能满足他们渴望的愉快的乡间找寻住处。漠视公共利益    ４月１５日美国杂志“当前重要演说”刊载了纽约犹太教里佛达尔寺院拉比·查尔斯·舒尔曼在联谊会的一次演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富强，但是我们对于公共福利的资助和关怀却越来越少。我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我们的消费品数量很多。但是我们的学校却较前拥挤和破旧，我们的教师的薪水也更低，更不带劲。我们的运动场更挤更脏。我们的公园更无人管理。我们的执法机关更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奇怪为什么我们会变得比以前更自私、更有偏见，少年犯罪也更多。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不只关切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不只是?G溺于找个职业、一顿饱餐、一套新衣服、一辆汽车、郊区一栋房子，而应该在这个我们对左邻右舍都是漠不关心的时代中，思考一下个人的尊严和品质。我们如果要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下去，我们迟早必须遵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来对待黑人。

【本刊讯】美国的内容偏重学术性和立场反动的“现代史料”，在４月份出版了一期介绍南美情况为主的专号。其中包括以下八篇文章：（１）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２）新秩序下的哥伦比亚（３）阿根廷：摆脱庇隆统治后的恢复时期（４）巴西：一个问题繁多但有前途的国家（５）玻利维亚前途难测（６）今天的墨西哥（７）巴拿马：为了世界的幸福（８）乌干达的政治演变——一篇答辩    现在先摘要刊登其中的第一篇，其余各篇将陆续在本刊刊出。“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摘要）：    （原编者注：“美国睦邻政策的兴衰”作者英曼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上。从１９３３年起，他参加了历届泛美会议，１９５２年起，他在墨西哥大学任国际关系教授。英曼是１９５１年到巴西去的美国外交代表团的团员。）    睦邻政策大概是最近历史上大国对它的弱小邻国的态度一个最大的改变。这并不是由于一批抱着理想主义的新人物突然接管了华盛顿。这个新政策是从不景气产生的。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方面活动起很大变化    最近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每一个共和国只有它驻美国政府的大使作为它叁加组织得很松弛的泛美联盟的代表。联盟甚至不能讨论政治问题。    至于国际关系，南方各共和国非常热情地参加了国际联盟。然而它们不久就发现，由于美国的反对，国际联盟对它们没有多大用处。有些国家退出了，而其他一些国家冷落起来了。在成立联合国以后，所有的共和国变成了热心的会员国，现在在纽约驻有人数很多的常驻代表团。    在华盛顿，这种改变是同样令人注意的。在泛美联盟后身美洲国家组织中，每一个共和国有它自己的特使。从前对“泛美联盟是国务院的殖民部”的指责不再存在了。美国“睦邻政策”大大恶化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能鼓舞人心。然而不幸得很，在政治上的泛美主义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几乎像神迹一样迅速地发展——这大部分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需要进行共同防御的时候，睦邻政策大大恶化了。    首先，罗斯福、赫尔和韦尔斯三人领导消失了，第一个逝世了，其他两个辞职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庞大的、有影响的美洲内部事务调配局结束了，最热烈主张睦邻政策的人洛克菲勒辞职了。在这些人辞职以后，并没有人来代替他们，在这以后，由于世界日益缩小，美国和联合国组织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的“杜鲁门主义”要求立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愿意帮助认为它的主权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且宣布了重建欧洲的远大的马歇尔计划。    华盛顿突然丢掉了我们议员、将军、诗人、好莱坞电影明星和学者在最近的战争中热烈追求的黑眼睛的拉丁美洲小姐。……    但是我们的行动就像乡下情郎一样，不仅避免同他以前的情人碰面，而且还当不幸在咖啡馆闯见她的时候，表示不高兴必须由他付帐。政府报告说明，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４年美国援助欧洲３４１亿美元，亚洲—９７亿美元，拉丁美洲—１１亿美元。    如果认为财政问题是睦邻关系恶化的主要问题，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帕兹博士（庇隆曾经夺去了他热爱的“新闻报”并把他赶出他的祖国）说，“像密尔顿·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副总统那样的亲善使团没有什么用处，访问者自然是同高级政府人员在亲密的会谈，而不管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心里怎样想，表面上他们总是彼此赞扬，说对方是伟大的民主人士。受独裁者统治的人民的情绪是反对而不是赞成你们的政府的。拉丁美洲人以前羡慕这个国家，现在由于艾森豪威尔公开赞美像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将军和秘鲁的俄德利亚将军之流的军事独裁以及公开刊登副总统尼克松拥抱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摩林纳的照片，他们被激怒了。而你们认为，当助理国务卿霍兰德称庇隆为‘伟大的阿根廷人和伟大的美洲人’的时候，我们阿根廷人有何想法呢？”拉丁美洲国家不满美国召集的美洲会议    在１９５４年春季加拉加斯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同他的得力助手霍兰德利用了会议的头两周通过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决议。在拉丁美洲代表抱怨经济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的时候，杜勒斯建议，在几个月内，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财政部长经济会议。    对那些希望肯定恢复睦邻政策的全盛时代的人来说，加拉加斯会议是令人失望的。华盛顿的指示使得美国代表团不能在人权、经济合作、第四点计划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先进的态度。麦卡锡主义的暗影深深地笼罩着第十次美洲会议，小独裁者的代表们忙着擦山姆叔叔的靴子。最不满的是华盛顿扶植独裁者和只供给军火    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人士最不满意的两点是华盛顿同南部独裁者友好和它坚持给拉丁美洲政府军事援助。在讨论“美洲的可靠的自由”的哥伦比亚大学会议（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纽约召开）上曾提出过这一点。当时有六个前总统和其他五十个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开明领袖开会讨论美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差不多每一个代表都作证说，泛美关系正处于低潮。    拉丁美洲的反共旗帜正在变成海盗的旗帜。自由的最恶毒的敌人升起了反共旗帜并躲在旗的后面。只要指责民主的忠实朋友为共产主义者对独裁者是有所帮助的，就这样指责他们了。不幸，这种卑鄙的把戏在美国得到可悲的赞许。美洲国家间关系在走下坡路    巴拿马运河由于看来是美国的片面行动而保全了，虽然有泛美机构可以利用。就巴拿马运河而论，美国使外界毫不怀疑，美国认为保卫运河完全是它自己的责任。    经常听到有人说，美洲国家之间的友谊正在削弱。在对于这种说法的某些原因作这个简短的、批判性的分析的同时，也可以写另外一篇文章，论述这个有一世纪之久的关系的令人鼓舞的方面。这将包括影响深远的新四点技术援助计划，由于迅速的空中联系和现代化的旅馆而激增的互相访问，互派留学生和交换刊物，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墨西哥和巴拿马，贸易量激增，在这种贸易中，拉丁美洲代欧洲而成为我们在买和卖方面的最大主顾，而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有４０％是在拉丁美洲。    然而在仔细考虑关于美洲国家之间的友谊的正反面事实以后，本作者断定，走下坡路的趋势仍在继续中，尽管华盛顿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继续忽视我们的近邻——他们拥护我们的道义、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且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发展得快——而首先注意争取经常宣布他们反对新世界的理想的遥远的人民，是一种危险的荒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