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２日电】以下是杜勒斯今天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    问：国务卿先生，在你在旧金山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态度似乎基于你以这些话提出的前提：“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你能够稍微谈一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本身是一个要消逝的现象呢，还是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    答：我首先指的是现在由我们所谓国际共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共产主义。我认为，预言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内，不会有某种社会主义，那绝不是妥当的，因为共产党政权真是在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俄国并不自称要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说，实行作为一个实际可行的理论的共产主义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人们不能预言，整个世界不会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我的确相信，由严格地强求一致的做法和消除任何不同意见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统治——这不一定属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同样可以属于一种法西斯独裁——我并不认为这种政府和政权将长期在任何地方存在。    问：国务卿先生，那末，你是否认为，北平政权今天是与莫斯科严格地一致行动的？    答：当我谈到严格一致的时候，我说的是一个需要受它管辖的人们以严格一致的政权。    问：你谈的是内部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么？    答：我谈的是这样一个政权，它设法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使它们成为同一类型。我并不认为这是实际可行的，只要还有如我所说过的人类的天性。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和美国对华态度    问：先生，你觉得毛泽东的讲话或最近从中国传来的其他消息表明在这个方面有某些改变，或改变的迹象么？    答：我想，我上星期曾经说过，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自从那时以来，我以为看来已经十分清楚，这是一种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北平“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我这边的口袋里——说：“只有让毒草”——它们现在被叫做毒草而不是鲜花——“只有让毒草出土，才便于锄掉。反动的阶级敌人已经自投罗网。”    问：国务卿先生，回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对于你的讲话，作下列的假定是否正确呢？这种假定就是：在未看到一些自由主义化（如果在中国国内政治上发生这种自由主义化的话）之前，你的态度，政府的态度，仍然不会有改变，而且你并不排除自由主义化在称为共产主义的政权下发生的可能性，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到自由主义化。    答：我们政府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外交方面的行为。虽然对于对待人类的态度、人类的本性和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信念，但是我们主要并不把这作为我们的外交的基础，而是把这些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行为作为基础。我得说，如果任何政权在外交方面行为端正，那末我们的态度将与此相应。这同它们自己的国内政策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只要它们的国内政策是完全属于内部性质的，那末我们在决定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对待它们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些政策考虑在内。    问：国务卿先生，你２８日发表的演说和你今天上午所作的解释可能引出另外一个看法，我不知你是否可以把它澄清一下。你能不能说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态度是怎样的，根据我们政府的观点和公众的想法，是不是说，它是一个国际阴谋，它永远都是莫斯科指导的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全部。你的演说，特别是你前面的答复是不是说，情况看来不再是那样了，它不是一个世界阴谋，它正在变成各国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小星座。    答：不，我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有可能建立一个是共产主义的但根据我们判断不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的政府，例如，在南斯拉夫。就我们能够判断的来看，在中苏集团范围以内的国家都是受可以适当地称做国际共产主义的势力统治的，它是提供指导力量的一个单一的集团。人们似乎常常发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铁托总统表示，他认为有不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更趋向于民族主义的形式。但是，我并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估计和铁托总统的估计是一致的。说实际情况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观点不是在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为甚么你选择这个时候，选择这个讲坛来这样广泛地谈论中国问题？    答：许多年来，政府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正式的意见，总统和我认为发表这样一种声明是适当的，因为某些人似乎言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就表明了我们的基本观点正在改变，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问：国务卿先生，据你知道，我们的盟国是毫不推托地接受美国关于中国的看法吗？    答：你是说毫不推托吗？    问：是的。它们是否完全接受美国提出的看法？    答：我们有些盟国同意这种看法，有些不同意。    问：我们盟国的不同意态度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多大程度的消极影响？    答：这显然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并不像把个人都同意它那样有效当然，像我们所知道的，联合王国早在约五、六年（七）以前就相当迅速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我不知道是否曾对局势产生任何具体影响，因为实际上在外交接触方面，这种做法没有产生甚么结果。但是自然，在我们看来，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话，那更好。认为可以达成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怎么调和你的政策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裁军会议的？难道你能够取得一个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吗？    答：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的裁军协议。当然，如果不包括赤色中国在内就不可能取得裁军协议的话，那么从赤色中国得到保证也许可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种保证，即关于北朝鲜和越南方面的限制军备的协议和视察的协议，而这并不牵涉到任何外交上的承认。    问：国务卿先生，这些是军事安排。就在非原子核国家为避免得到原子核武器而缔结的协定的范围内，停止原子核生产这件事来说，如果不包括共产党中国，那么是怎样考虑呢？美国是否假定共产党中国会自动遵守这样一个协定呢？    答：我想，我们的假定是，中国政权极不可能在那方面从苏联得到援助，而裁军协定的规定大概的确会禁止这样做。当然，这本身并不就是说，协定的规定就会得到遵守，但是那种规避或破坏大概是会暴露的，如果暴露，如果有了这样的事情而暴露出来的话，那就到了废除整个协定的时候了。你知道，十分可能有这么一个协定建立在某种预先的假定上面。那些假定中有一些可能同共产党中国有关，而它又不是协定的一方。那么，如果那些预先的假定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协定就会废除。很可能是在那种压力下，特别是苏联在希望协定不断生效的时候施加的压力下，会产生中共虽非协定参加国，而在实际上遵守协定的结果。    问：国务卿先生，我们是否认为，中共如果没有帮助，就不能制造原子和核武器？这样说对吗？    答：我非常怀疑，他们靠自己力量，是否会进行那种生产。我不认为不能做到，但是那是一种化钱非常多的生产，大概要进行这种生产别人就非知道不可，而如我所说，我们的协定条文能够而且大概会安排一下，使得一旦发现进行这种生产，我们就能摆脱限制。    我认为，我们相信能够想出一个不一定要有中国共产党政权参加的制度，这个制度将说明某些条件、某些前提和对不参加的国家的某些假定。当然，可能不参加的不只有共产党中国，大概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不会参加。我们不能在这里达成一个全世界一切国家都参加为前提的协定。说还在研究美记者访华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我记得你在你的旧金山演说中没有提到记者到红色中国去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遗漏，或者这是否说不定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眼看就要发生什么情况了？    答：当你谈到“眼看就要”的时候，它使我回想起萧条的日子，你们记得，当时说萧条“眼看就要结束了。”不，我是有意不谈这个问题的，并且我并不认为，我所发表的任何言论意味着今后不可能把它当作一个特殊问题处理，如果这样作似乎是适宜的话，并且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妄谈中苏将发生“演进性”的变化    问：国务卿先生，我仍然弄不清你对目前中国共产党这种一时的现象所作的评论具体指什么。这种评论所预先假定的不是推测的而且也是蒋介石总统仍然积极推测的某种中国大陆上的某种暴动，或是中国政权更趋向于铁托式政权的改变，或是什么？    答：所预先假定的事情是这样：我们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专制主义将永久会获胜，那种响应人民的意愿而且容许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和自由的政府，才是有前途的政府。    现在，如我所说的，我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它成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行动、全部行为的基础。我说这是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但是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些事情的结果多得不可胜数。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并不认为，那种专制主义代表中国或任何别的地方未来的浪潮。美国的政策的执行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作为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就是，自由政府终久将获胜，而专制政府终久将破产。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问：国务卿先生，你认为同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通用于苏联吗？    答：是的。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的确，苏联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趋势，个人的自由比较起来稍微大了一些，表示意见的自由稍微大了一些，人民也稍微能够比较大的程度上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果实。人们已经可以看到那种趋向的证据了。我相信，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我认为，美国应当像我所说的那样接受这个关于那种趋向将会占优势的假设，使这个便于工作的假设成为美国的政策的基础。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思是，那时，赫鲁晓夫的孙子将有自由了，是吗？    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问：国务卿先生，在俄国问题上，你说过，这种变化大概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那么，共产党中国的这种变化你是否认为比较可能是演进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呢？你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表示过任何看法。你是否可以在那方面表示一些看法？    答：在目前，中国出现的革命因素看来比在苏联出现的要多，但是我不愿意人们把那句话解释成为一个说中国将要发生革命的预言。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结果。    问：国务卿先生，在你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假定中，你谈到的是会有某种改变的假定。但是某些时候你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谈到承认一个国家的尺度是看它的行动是否端正。在这两种观念的关系中，是否含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美国的承认共产党中国、或者对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决定于、或者主要决定于国际上是否会有这样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用来测量行动是否端正的尺度是什么？    答：的确，像我所说的，我们在同某一个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时候，我们并不以它在国内的行动作为主要的测验的准则，而是看它在国际上的行动如何。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测验。对待美国公民的态度也是一种测验，我们对这种测验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始终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看待。一个政府是否愿意和能够履行它的国际义务，是否愿意和平地生活和弃绝国际侵略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衡量的尺码。说他敌视中国的演说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完全同意    问：国务卿先生，总统在最近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很难像另外有些人那样强烈地感觉到对共产党中国全面贸易禁运的价值。对这个声明各种不同的解释是使得你和总统决定认为在这个时候是宜于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篇新的声明的因素之一吗？还有，你怎样使那个声明，那就是说他的声明，同政府的政策协调起来呢？    答：你所说的关于总统记者招待会的说法并不是这篇演说的原因。而且我可以说，在我发表演说以前是经过总统完全同意的，我想这种性质的演说总是可以这样设想的。

【美联社香港１日电】赤色中国星期一指责两个非共产党部长阴谋推翻共产党，但是说并不打算惩办他们。这两个人是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和交通部长章伯钧，两人都是民盟成员。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一篇斥责曾经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的“右派分子”的社论中提出了上述指责。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指名指姓的提出这两个人。报纸还攻击了章伯钧担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人民日报”说民主同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社论指责章伯钧和罗隆基对北平的六位教授说，批评运动可以“使共产党马上完蛋”。但是这家报纸说，进攻的“右派分子”——大约包括章和罗在内——将“不予办罪”。    至今为止，这家报纸还仅仅提到了罗隆基和章伯钧，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对政府提出批评的代表一些小党派的有名人物，包括粮食部长章乃器、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前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f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北平电台报道，星期一上午，章乃器在一群愤激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面前为自己作了辩护。    电台说：“章乃器在作了可耻的辩护以后，嘴含烟斗，眼朝屋顶，摆出一付傲慢的姿态听别人的批评。时而他站起来高声辩护几句。”    【合众社东京１日电】赤色中国今天承认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生纠纷，并且指责这些右派分子企图使整个国家“大乱”，以便从共产党统治者那里“篡夺政权”。    赤色中国说，这些敌对分子利用目前大陆中国的整风运动的机会，给中国共产党捣乱。新华通讯社所广播的北平“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大论的社论中，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攻击。    另外两家报纸也对大陆中国内的“右派分子”提出了警告。北平的“工人日报”说，这些分子“将把中国拖回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将把中国人民完全置于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控制之下”。“大公报”要求人民“击败右派分子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企图”。

【本刊讯】“芝加哥每日论坛报”６月２９日以“红色中国内部的吵嚷”为题发表社论说：毛泽东的讲话最近很受注意。有些往好里设想的解释，认为它表明毛泽东打算使共产党政权“自由主义化”，虽然毛泽东愿意给予的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人可以有偶而持不同意见的权利。    虽然这篇讲话并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它却适合于我国的一个忙碌的集团的宣传方面的需要。这个集团一贯是努力软化美国人，想使他们对毛泽东和他的一伙人采取一种较温和的看法。可是，奇怪的是：在共产党中国内部也已经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例如，来自香港的消息说：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将军的发言已经超出了常轨……    这位将军关于朝鲜战争代价的话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些话意味着，在那次战争中，俄国利用共产党中国作为爪牙，因此理应由它来付账。这种话由于是从龙云这样重要人物的口中说出来的，因此就能使人正确地看待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期在联合国采取的那一套煞费苦心的做法。在那时候，莫斯科经常装作是一个旁观者，有权批评美国是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    我们认为，这位将军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北平协议发生了任何真正紧张的状况，虽然可以指望那些想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的美国人会把这解释成为发展“铁托主义”的良好迹象。我们只是认为，这位将军弄错了信号，认为毛泽东正在鼓励人们自由发言，但是他想像中的自由程度超过了这位党领袖的本意。    使人更加有这种印象的是，龙云将军还要求“大大削减给外国的援助”，说共产党中国由于帮助邻国的共产党而把它自己弄穷了。

【自由中国之声６月２８日２０点２５分广播】想一想节目：向龙云鼓掌。    中共伪人代会代表、民革副主席、所谓民主人士龙云在帮助中共整风的时候，向中共的卖国主义勇敢地提出了挑战，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人民负担是不合理的。这笔钱是向苏俄借来的，十几年都还不清，并且还要付利息。中国是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却把这个大包袱加在中国人民的身上，更是不合理”。龙云又提出：“日本投降的时候，苏俄在我国东北拆走了工厂的机器和设备，苏俄究竟还不还呢？”龙云是做对了，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会同意他向中共卖国主义挑战的。假如你也承认真正的爱着自己的祖国，难道你不向龙云鼓掌叫好吗？是的，为了自己祖国的利益，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要向龙云看齐。让一边倒的中共拿话来说，为什么中国人民在朝鲜死伤了一百多万，苏俄人不提一个字呢？而抗美援朝花掉的钱也要全部由中国来偿还呢？难道抗美援朝没有苏俄的份吗？    中共头子们也应该交待清楚，苏俄把我国东北的工业设备全部抢走，是不是无条件的？会不会在抗美援朝的借款中分期扣除？听说关于龙云向中共提出的挑战，中共已经出而应战了。那是由“人民日报”作代表的。中共为自己的卖国主义作了辩护，并且污赖龙云的挑战是对苏俄的一大污辱，这就更加肯定了中共的卖国立场。它一定耍卖国到底，它也一定要为苏俄的利益服务到底。而站在爱国主义者立场的人们，对中共这种无耻的论调是应该表示愤怒的。如果对他们这种立场抱着怀疑态度，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在中共里面，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个卖国集团从来就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这几年来通过他们的手，把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送到苏俄去又何止千千万万呢？总比苏俄在东北抢走的机器多上几十倍吧！可是他们却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一边倒”，这就是国际主义。而今天，人们问他们，苏俄欠下中国这笔账要不要还？他们却以为这是对苏俄的一大污辱。你想一想吧，这在一个稍有一点民族观念的中国人听起来是个什么味道呢？究竟是中国污辱了苏俄呢？还是苏俄欺侮了中国呢？

【美新处华盛顿电】（本刊在２日上午收到）７月１日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消息表明，这个政权正在对“右派分子’’和其他被指责在批评中共领导时过于直言无讳的分子施加更强大的压力。    北平电台透露说，目前正在共产党中国全国进行一系列由共产党安排的群众集会和“讨论”会，对这些批评者进行斥责，作为手段来强调党的这一决定：批评只有在仔细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才是容许的。    党还表示，对于那些敢于采取反对这个政权的领导的明确立场的人，将予以严惩。    １日出现了进一步的迹象，表明对党的反对是一个继续存在的问题，在星期一，这个政权的检察长张鼎丞承认，他在去年不得不处理十九万“反革命分子”。    上周周恩来总理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议会会议上警告说，对所有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将采取强硬行动。这位共产党检察长接着在星期一对议会说，有一些“更加坚决和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他强调说，对这些人绝“不”能“放松”警惕。    在毛泽东最近的“百花齐放”讲话——它为有限度的批评打开了大门——显然已经使人们对共产党政策所怀的不满情绪发放出来以后不久，今天出现了党的比较强硬的立场。    目前由于党增加了压力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当中，是反对派领袖所作的一连串的“检讨”，承认他们试图发表这种强烈的批评是错误的。    在章伯钧最近对这个政权的激烈批评发表后不久，他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报纸上的尖锐的攻击的对象。北平电台要求“充分调查”章伯钧的言论，并且说，他必须要对由于他的领导而造成的“恶劣影响”负全部责任。章伯钧被指责发表反对政权的言论，其中包括要求非共产党人士对共产党中国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的这种“异想天开’’的要求在内。

【中央社台北２日电】美驻华大使兰金今日宣称，他预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对共匪政策不会有何重大改变’’。他继称：“美国期望继续支持自由中国”。    兰金大使在答复英文“中国日报”社长郑南渭的书面访问时，重新强调杜勒斯国务卿在旧金山演说辞中所强调的各点。兰金称，美国对共匪的政策，包括维持美国对中共之全面禁运，继续反对其进入联合国和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兰金在答复英文中国日报的一项询问时说，美国某些参议员及报纸主张对北平政权采取较温和政策之言论，将不会影响美国的长期政策。他说：“美国民众、议员及报纸自由表达其个别之意见，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过比较少数的人所持意见，而且与行政部门之意见直接相反者，可望不致影响长远政策”。他说：“美国视中华民国为自由世界的反共斗争中一个有价值的盟邦。”    这位自台北不幸事件以来首次接见报界的美大使，拒绝评论俞鸿钧院长对台北不幸事件所提出的报告，但他声明说：“中华民国政府极明白它对外交机构的人员和财产应负的义务和责任，我相信它已采取适当行动以防止任何类似事件之重演。”    兰金大使并未具体说明他所提到的“适当措施”，然而显然兰金大使一定想到自由中国正在展开中的一项广泛运动，以训练人民习知良好公民的要素，以及所已采取的迅速措施，对美国财产的损失予以赔偿及防范。    【中央社华盛顿６月２９日电】杜勒斯昨天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详细说明了他对红色中国的政策，受到了这里人们的极大注意和一些热烈支持。    华盛顿“明星报”说这篇演说是“重大的政策演说”，反对杜勒斯对中国的政策的“华盛顿邮报”说这篇演说是“声势浩大的，而且是不妥协的”，“华盛顿新闻报”说这篇演说是“有力的”。    几乎所有的华盛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杜勒斯演说的消息。许多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这条消息，许多报纸刊登了演说的全文或摘要。还有许多报纸超过了远东的范围，把杜勒斯的立场同英国所采取的立场作了比较，把红色中国同苏联的其他傀儡、特别是同卡达尔政权作了比较。    “华盛顿新闻报”今天表示充分支持杜勒斯，而且还进一步要求把卡达尔政权从联合国赶出去。这家报纸说，杜勒斯把反对美国承认红色中国或反对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的理由总结为两句简明的话：第一、要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会提高他们伤害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能力。第二、联合国不是接纳坏政府的感化院。

【本刊讯】巴黎“人道报”６月２６日刊载了“多列士对‘人民自由报’发表的谈话”：    我们多列士同志在回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驻巴黎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发表谈话如下：    法国工人运动今天的情况同匈牙利事件后不久的情况比较起来的特点    问：法国工人运动今天的情况同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以后不久的情况比较起来，特点何在？    答：法国资产阶级，它的报纸、电台和一切社会和文化组织，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时期，为了在工人阶级中引起混乱而发动的疯狂运动，的确影响了一部分劳动人民。今天，即使在这部分人当中，混乱已经完全消除。过去的几个月有丰富的教育意义：许多事态发展很清楚地反映出反动力量和民主力量在国际规模上的剧烈斗争；整个说来，现在所有劳动者都看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是帝国主义者竭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阵地、在欧洲建立侵略基地来使欧洲局势更加动宕不安、战争危险加深的大规模尝试。    工人阶级对于１０月、１１月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且从阶级观点对这些事件的原因表明自己的态度。它认为，苏联帮助匈牙利的真正革命分子粉碎反革命暴乱，就履行了一种直接的国际责任，既为所有劳动人民的事业又为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早在去年１１月初，法西斯恐怖分子匪帮以声援布达佩斯暴乱者为名，捣毁和纵火焚烧巴黎和外省的工人组织所在地，杀害积极分子。无产阶级群众立即予以反击。然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赞同匈牙利暴乱、赞同１１月间在巴黎针对工人的暴行的各政党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和加剧，这就使得法西斯匪帮更加猖狂。他们借助于政府的反动政策扩大了自己的行动。这些匪帮最近袭击了激进党代表在巴黎举行的大会。    法西斯分子得寸进尺，对法国越来越广泛的阶层进攻。基本自由受到了威胁。针对这种威胁进行斗争的我国工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庆幸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已经粉碎。    在１０月、１１月事件期间，我们党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它毫不迟疑地道破了真相，向群众指明方向。党的政治局１１月４日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劳动者毫无保留地同匈牙利无产阶级和苏联军队为阻止法西斯主义复辟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团结一致、肯定这种团结一致的正确。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目前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问：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目前对匈牙利１０月、１１月事件的看法如何呢？    答：法国知识分子目前有着迫切的责任和任务。他们积极参加我国人民的斗争，反对继续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在阿尔及利亚有计划地实施酷刑作为统治方法，反对镇压和监禁，反对在法国本身对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打击。若干著名的大学教授和法学家，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斗争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整个民主力量的艰巨战斗，反对教会愚民主义，争取恢复政府当局今天抛弃了的教育世俗化，争取针对梵蒂冈坚持文化独立、采取民族政策。    最后，知识分子在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争取裁军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法国科学家们已经起来反对原子威胁。    整个斗争的要求和教训，已经使得许多人看明白国际局势的真实情况，认清民主斗争的必要性和职责所在。虽然匈牙利事件确实曾经引起进步知识分子中某些脆弱人士的混乱，可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今天已能更准确地估计事物。    反动派曾经野心勃勃，企图通过它可能促使受骗的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来使工人运动发生混乱，可是它终于狼狈地一败涂地。    即使共产党和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工作关系，在一时期中受到过影响，可是这种关系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的经历澄清了怀疑，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种种谎言暴露无遗。法共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出的主要教训    问：法国共产党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答：第一，匈牙利事件证实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发生的变化所作的估计。面对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进展，帝国主义者从事各式各样的阴谋活动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它们的团结。他们在政治上进攻的同时，以思想攻势相配合，目的在于借口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化”而传播“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修正主义观念。反动派以为这个宣传运动的可能的胜利，是它称之为“解放东欧”的序幕。    从理论观点来看，“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的前提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实际不存在的矛盾。长期的决定性经验向法国劳动者说明，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贯背叛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捍卫者。对无产者来说，爱国同国际斗争中的团结当然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凡是足以加强各国团结的，同时也加强其中每个国家的生命力和力量。    第二，匈牙利事件更加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必须有一个统一而警惕的、同时又是强大而灵活的、既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来领导。    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决地认为，它的任务在于团结无产阶级队伍，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在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共产党越是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实行自我批评，革命事业的发展就更加迅速，更能彻底粉碎反动派的阴谋。不是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而是恰如其分安详地进行的认真冷静的自我批评，不会减少、只会增加群众对党表示的信任。    我们认为，这些就是我们党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法匈两党加强联系的意义    问：法国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最近加强了联系，其意义何在？    答：这种意义从文件本身就可以看出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我国的工人阶级，都非常重视我们两党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文件；这项文件是证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和思想团结，已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的证据之一。    它帮助了法国劳动群众和民主人士一方面更好地了解匈牙利事件的阶级意义，另一方面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日益重大意义、同身受共同敌人的最猛烈的攻击，而又是处于责任极重的岗位上的匈牙利革命劳动者积极团结的日盆重大意义。布歇—莫努里政府得到授权后法共和法国进步力量的任务    问：在布歇—莫努里政府得到授权以后，法国共产党和法国进步力量的任务是什么呢？    答：概括说来，法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是努力团结一切民主和民族力量，首先是争取实现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以求彻底改变法国政策。    资产阶级打算继续和加剧阿尔及利亚战争，强令人民承担随之而来的无法忍受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促使批准对和平和民族独立都将是不幸的“欧洲”条约，进一步打击民主自由。而国家要救亡图存，就必须采取同这种做法完全相反的政策，采取符合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日普选中的大多数人表示的意志的政策。    这个政策意味着通过谈判停止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权利，采取行动实现裁军，首先是争取立即停止试验原子武器，提高工资和改善社会保险，实行使富人纳税的捐税制度来制止通货膨胀和保护货币，保卫法国文化和科学，同时保护民主自由。    我们全体党员大胆力求实现的工人阶级一致行动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阵线，是足以改变法国政策的方向以利于人民批准的进步与和平纲领的杠杆。    我们党庄严地重申，它同过去一样，准备同愿意朝这个方向行动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集团共同努力。它始终准备支持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任何一步。    在争取经济权利、争取学校世俗化、反对法西斯匪帮等等的日常斗争方面，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已经开始实现。社会党和共产党基层组织赞成统一阵线的联合宣言越来越多。我们党将不遗余力争取团结事业在最广泛的规模上获得胜利，从而改变国家的政策。

【波兰通讯社华沙６月２８日电】波兰海军司令维斯涅夫斯基少将接见“工人通讯社”记者，谈波兰海军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以后所发生的变化。    这位海军少将说，民主化已经深入到包括队军在内的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已经澄清了以往远不是十全十美的气氛。海军已经恢复了充分的法制。    在谈到恢复过去被无故开除的海军军官的职务时，维斯涅夫斯基海军少将说，恢复名誉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洗清了被免除职务的军官的所蒙受不公正的罪名。    在评述海军军官和军士的标准时，维斯涅夫斯基海军少将说，海军目前拥有训练良好的干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专家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援助波兰。    维斯涅夫斯基最后指出，目前正在为波兰舰队的现代化而进行努力，要把这支舰队建立在同样能够建造战舰的本国造船工业上。例如波兰造船业去年把一艘完全由波兰建造的军舰交给了波兰海军。    【波兰通讯社华沙６月２９日电】“自由战士报”在波兰海军节（６月２９日）刊载了卡明斯基一篇讨论波兰海军的发展前景的文章。作者说，今后几年内，波兰海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将起重大的变化。除了进口像驱逐舰这样的大型船只外，波兰造船业也将要开始建造好几类军舰。    波兰机器工业不久就要开始生产为波兰专家设计的特别用于高速度船只的煤气涡轮。    卡明斯基最后说：“我们根据华沙条约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了同盟关系，因此我们就不但有可能协调我们的沿海防务并且对我们的装备进行标准化和予以有效地使用，而且，我们还有可能在海军的管理、训练和组织方面利用我们的朋友的经验。”

【本刊讯】“法兰西观察家”不久以前刊载题为“华沙打破了对匈牙利的长期沉默”的文章如下：（“法兰西观察家”编者按：哥穆尔卡的波兰在解决匈牙利危机中是否可以起有效的作用？华沙的名记者之一——奥斯曼契克最近作了审慎的肯定答复。    波兰报刊三个多月以来对匈牙利保持最严格的沉默。实际上，大部分的波兰记者和作家曾经同意不表示意见，以免阻碍哥穆尔卡旨在平息俄国人的政策的实施。哥穆尔卡一方面坚决拒绝承认匈牙利暴乱的“反革命”性质，一方面却在１２月间的莫斯科谈判中答应支持俄国人交给卡达尔的“正常化”工作。从那时起，波兰各报就避免同兄弟党报刊进行任何论争。    然而这种“外交性”的沉默在一小批波兰记者访问匈牙利以后被打破了。这次访问的最有意义的报道是奥斯曼契克在“文化评论”所发表的文章。）    匈牙利首都的物质情况在奥斯曼契克看来比他所想像的要好得多。    至于“普通人”的看法，奥斯曼契克指出，“这种看法时而反映出某种清醒的现实情绪，时而反映出麻木不仁，时而反映出对当局的敌意。”他说：“在我看来，在执行政府计划中非党员似乎比党员更积极。”    “我们在会见官方人士时，人们时常向我们讲到官方的说法，说是十月事件只不过是老早就在国内外准备好了的一次反革命事件。至于我们，我们有保留地接受这种说法，首先因为它似乎极端简单化了一系列悲剧性的复杂行动和事件；其次，因为这种说法使人倾向于忘记党过去的领导所犯的错误。”    奥斯曼契克还报道“反革命”这种说法在匈牙利是不大得人心的。“在非官方性的谈话中，只有很少的人向我们谈到‘反革命’。一般都说‘十月事件’。我们多次听到人说：如果有一位匈牙利的哥穆尔卡，这些事件的演变会迥然不同。”但是在一切人士面前波兰记者们总听说希望加强同波兰的联系。这也是波兰人的愿望，但是如何着手？    奥斯曼契克指出：“两国人民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况。波兰在十月纲领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正走上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相反地，匈牙利人民却处在更为困难得多的地位，因为匈牙利人民的十月事件没有达到革新，而导致了流血、破坏、报复和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非常状态。但是，匈牙利人民坚定不移的目的，仍然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革新。所以要是匈牙利得以尽快地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充满矛盾的非常状态，这对于匈牙利和社会主义各国都有好处。”波兰能够起的作用    波兰在帮助匈牙利方面难道不能够起不显眼和有效的作用吗？奥斯曼契克认为波兰可以起这种作用，他写道：“让我们明确细致地谈谈。我们对于匈牙利，可以在三种态度中选择其一：一种态度仅仅是凭我们对匈牙利人民的好感和对匈牙利现政府的非难情绪；一种是对于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政府采取同样友好的态度；最后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态度。    “我们应该摒弃这些态度中的第一个，因为它是感情用事和不合理的，因而它不能指导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这种态度还会使我们远离匈牙利，这是谁都不愿意的。另外，我们不久前经历的困难的月份，足够地显示了波兰和匈牙利都不会满足于纯形式主义的关系”。    因此，奥斯曼契克得出结论，必需执行“积极的友好政策”、“长期援助”政策，这种政策使波兰人可以帮助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共同努力消除过去的事件的后果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    “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从今以后将‘预先’接受匈牙利领导人的一切观点和赞同它的一切行为？当然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求我们的领导人的一切行为在匈牙利被视为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既然两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历史前途都有所不同，差别永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使我们团结的因素，而不应该强调使我们隔阂的因素。”

【美联社华盛顿２日电】（美联社新闻分析员：马劳）铁托元帅可能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共产主义毁灭的根源，但是从他星期日对爱德华·穆罗发表的电视谈话里是永远也看不出这一点的。    铁托自从１９４８年同斯大林决裂以后就一直接受美援，但是在这次谈话里他并没有说一句可以得罪俄国或者取悦于美国的话。    赫鲁晓夫在数周以前发表的电视谈话里，态度是轻松而热情的，谈话是中肯的。但是铁托并不这样。他很紧张，不断地吸烟，并且不正面回答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他正在玩一场左右逢源的把戏，他自己站在当中。两边的帮助他都要；而他确实得到了帮助，这使他很高兴。    由于这两边哪一边也不愿意让他和另外一边搞得火热，这就使得他处于一种很好的地位，可以尽可能地得到利益。印度的尼赫鲁也是愿意从双方都得到帮助的。铁托像他一样地充当了中立的角色。    他谨慎地避免有意地得罪冷战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尽管他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他终归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他星期日的谈话中的路线有一部分中立主义，有一部分俄国式的内容，但始终是共产主义的。任何人如果认为他可以倒向民主和资本主义，那就不是面对现实。    铁托说，俄国去年秋季镇压匈牙利的反共叛乱这件事做得对。为什么？因为反动分子可能把局面控制起来，并且通过外国（未指明是哪一国）的力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所以认为俄国人做得对，其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如果匈牙利人真地逐出了共产党人，那么他自己的南斯拉夫人也许要同样地对待他了。    铁托同斯大林发生决裂后，美国给他援助。这并不是对他特别好，而是因为，假如他同莫斯科决裂以后还能活下去，这可以鼓励其它卫星国家也试行一下。    波兰这样做了。它去掉了俄国的某些控制，并且通过放松对于宗教和经济的控制，改变了一下共产主义的道路——至少在波兰一国改变了一下。    匈牙利假使没有企图同俄国分裂并且抛弃共产主义的话，原是也可以得到一些独立的。    但是铁托同俄国分裂所带来的一连串连续不断的事件，最终可能造成若干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将采取各种不同的道路，而这些道路终于是会引导它们脱离共产主义的。    【美联社纽约１日电】“纽约时报”星期一说，南斯拉夫铁托总统星期天的电视谈话，“对那些曾经希望这次谈话会在南斯拉夫的方针方面谈到某种巨大的改变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失望。’’    该报的社论又说，“听众的整个反应很可能是，铁托在这次谈话中极怕说出某种使莫斯科不高兴的话来……    “我们可以来推测一下，为什么铁托对莫斯科的喜怒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是因为他仍然认为两个集团在为莫斯科的控制权而钩心斗角，而他的合作能够帮忙‘进步派’（大概是赫鲁晓夫）的缘故吧。是因为他，如他的敌人所说的，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是因为他担心南斯拉夫内部的形势呢？当然有些人会认为，他强调毛的思想是中国内部情况的产物。这一点表明，铁托除了一朵花或一套思想之外是不敢允许其他的思想在南斯拉夫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