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柏林６月３０日电】东德共产党的主要报纸“新德意志报”今天在它对于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演说的第一次评论中说，这篇演说所体现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不像西方记者所说的那样跟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    这家报纸在八天前刊载了这篇演说而没有发表评论。    今天它援引了这篇演说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说，凡是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算是正确的。    “新德意志报”说，“这一切标准都肯定了我们党和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

【新华社柏林６月２９日电】“柏林日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毛讲话了”的社论，全文如下：    当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倾听。毛泽东是当前健在的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受到了全世界的注视，西方反动报纸对这篇讲话喜形于色，它们把这篇讲话说成是好像毛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矛盾而要走自己的道路。他的关于“百花齐放”的话被它们有意地作了错误的解释。几天前这篇重要讲话的全文发表了。这样一来使得西方评论家空喜欢了一场。    讲话中说到了在今天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中还存在着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和反革命分子之间的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也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在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的某些矛盾。讲话中还说到了肃清反革命、农业生产合作社、知识分子、艺术的百花齐放和中国的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等问题。    “柏林日报”编辑部是很乐意刊载这篇在全世界报纸上正在进行讨论的讲话全文的，可是这篇讲话很长，它要占本报好几页的篇幅，因此我们只好请读者们参阅６月２２日“新德意志报”的加刊，还有（总理）新闻处发行的“苏联报刊摘要”第七十一号也刊载了这篇讲话。每一个对政治感到兴趣和关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人都应该读这个讲话的全文，而且他还应该把讲话全文转寄给他在西德的熟人。    西方报纸一直企图只给读者介绍一些断章取义的报道，而不肯说出这篇讲话的全部意义。可是毛的讲话是很明晰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毛泽东说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方面，这些话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些话使西方评论家清醒过来了。西柏林“快邮报”２７日在一篇关于周恩来报告的报道中写道：“这样一来就使西方从毛泽东主席今年二月的讲演中所作出的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的种种推测失去了根据”。敌人这一次（以及在哥穆尔卡访问柏林以后）所抱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离心力的最后梦想，也就由此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还有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在中国革命获得了胜利，旧制度的代表只能在美国军舰庇护下在一个小岛上苟延残喘。这个强大国家的元首讲的话是这样的。而在德国阿登纳和施特劳斯却不仅盘踞在赫尔哥兰岛（编者注：这是在汉堡北部的一个小岛），而且还从波恩出发控制着反动派强大物质基地的鲁尔区。因此毛泽东的建议就更适用于对待德国的对抗性矛盾。在这样的气氛下，某些在毛泽东的中国已经盛开的花还不能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毛泽东的讲演也是对德国斗争的巨大教训，驱逐军国主义者和康采恩大王是中国劳动人民已经完成了的事业。这一任务现在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德国要获得像中国一样的统一和自由之前所要做的工作。

【新华社布达佩斯６月２６日电】匈牙利外交部发言人贾罗什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匈牙利是否打算像毛泽东讲话中所说的一样允许自由辩论”问题作了回答。    贾罗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都在总结他们的经验，探讨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最有效的方法，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讲，也是很有教益的，其中很多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方法，可以作为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财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大部分已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为大家所知道，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中也提出要各国共产党注意不要机械地抄袭他判断中的东西……。    我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们常从某些共产党的声明中断章取义。    最近（特别是在反革命之前和在反革命事件中）在我们这里常常谈到一些特有的匈牙利的民族的道路，而特别是爱谈论这些事情的人们却又要求马上无保留地在匈牙利应用其他党的那些经验。    关于自由辩论，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我们匈牙利也有所不同，在经过由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革命事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像中国那样地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已经消灭了反革命力量，这的确是匈牙利的特点，它要求一些特殊的，适合匈牙利情况的一些方法。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阐明毛泽东讲话的本质。    关于匈南关系，他说，在１０月事件前已有了某些改善，但在事件后，两国对事件的估价方面有原则的不同，因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事件的真实情况不了解。从今年初以来，因两国领导人有着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故两国关系又有了改进。匈牙利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最近也看不到南斯拉夫方面发表对匈牙利起反作用的文章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内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发言人说，去年劳动人民７月决议已做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决议，这些决议是正确的。但１０月反革命事件的发生阻碍了决议的执行，现在工农革命政府及社会主义工人党还要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尽力保卫人民政权机关，并在群众支持下进一步发扬民主，但人民民主制度只给拥护社会主义建设者以民主，对反社会主义者是要加以制裁的。    贾罗什接着又谈到了某些西方人士对于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不满意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复辟没有成功，他们是不高兴的。贾罗什说，马勒特案还在调查，他们必须依法制裁。

【本刊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６月２２    日登载了中央社的一条电讯，标题是：“知识分子猛烈攻击中共    政治局是独裁领导；党统治一切做太上皇，人大政协泥菩萨而    已。”    中央社这条电讯全文转播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的反动言    论，并且在电讯前面加了很长的“附志”。现将“附志”及电讯    全文转载如下：    历史上，每当一个黑暗的时代，知识分子都遭受最残酷的磨折，因为知识分子在真理与正义之前，敢于面对暴力而不屈；这种磅礴正气，在中外古今历史上，已写下了许多血的壮烈的史诗。    历代的暴君们，可以用武力夺取天下，可以用暴力箝制所有的人，却不能征服知识分子那股正义的力量。暴君们深知知识分子是最大的敌人，所以非加以压迫不可；但历史告诉我们，暴君们终于在知识分子所发动并倡导的革命运动之下倒下来的。    大陆的知识分子经过了八年长黑暗的苦难时日，现在开始发出怒吼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五千多年传统的伟大而不屈的正气的迸发他们面对真理，面对正义，和黑暗的邪恶势力——中共展开斗争，他们准备接受更大更甚的迫害，为了负起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他们不惜准备以热的血写下中共的罪恶史，以生命铺平推倒中共伪政权的大道。他们那股舍身取义威武不能屈的勇敢牺牲精神，我们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的人们，应该予以最大的呼应和支援！    下面介绍的一则报道，是一个名叫张百生的对中共的抨击，其敢言与透彻，淋漓痛快，读之如闻其言，如见其人。我们对这位自由战士，应致万分的敬意。    中央社附志    （中央社讯）打开一旬来大陆各地的报纸，连篇累牍都是中共发动和授意的“反批评”的文字，不是说：“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就是说：“向非社会主义思想展开斗争”。极尽恐吓的能事。但久被压迫的知识分子，有些仍抱着舍身取义的精神，并未为这种充满杀机的论调而吓倒，继续发表斥责中共独裁暴虐的批评。如沈阳师范学院教师张百生，便继王尊一之后，对中共“党中央”提出空前激烈的抨击。他不但肯定“三害”的根源在“党中央”；还指出中共“政治局”的独裁，“党”是太上皇；不只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所谓“人代”、“政协”，不过是个泥菩萨和纸花而已。其论调的激烈，较王尊一更为激烈。（以下是张的谬论全文，从略——编注）

【本刊讯】香港的蒋帮军统报纸“自然日报”，６月２３日以“本报特讯”报道了民盟上海市委６月１２日举行座谈会的消息，标题是：“民盟群众要算旧账；八年受害冤仇似海；该‘盟’上海负责人大呼要砍中共政要的头”。全文如下：    在储安平剧烈攻击中共以后，其中发动反击所谓“右派分子”同时，“民盟”内部的群众情绪激昂，在同仇敌忾的情形下要求中共清算旧账，复仇雪恨，中共的对策企图利用一部“民盟”分子从内部搞垮该一靠拢党派并已喊出“防止三邪”口号。此为近日大陆各地报纸所综合透露者。    据本月１４日上海“解放日报”载称：“民盟上海市委”于本月１２日举行座谈会讨论所谓储安平事件时，除少数屈于中共淫威的“民盟”委员对储安平攻击毛周二酋的言论表示“遗憾”外。大部分委员及党徒均对中共对储安平的反击迫害极表忿慨。当时主持座谈的“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慷慨发言，指中共过去八年迫害该“盟”过甚，冤恨太深，要求在矛盾整风中清算中共的旧账，并大声疾呼要从中共政要中“挑出几个人来整他们一番”。    陈仁炳的呼声发出之后据谓“民盟”在上海的“盟员”群众情绪更为激昂，互相交谈之中，竟纷纷引用“冤有头，债有主”的民间俗语，大有同仇敌忾之慨，因此中共在该处的机关报，当即以“论算旧账”为题发表社论，厉声叫嚣，对主张向中共旧账者彻底算“反动”的“旧账”予以“消灭”。

【法新社伦敦６月２８日电】一群英国专家对于中国主席毛泽东最近发表的一篇演说——还有来自中国的第一手补充消息——进行了一番彻底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内的困难要比西方以前认为的严重得多。可是这些困难似乎在最近的将来并不是共产党政权的任何严重威胁，这个政权似乎的确是在它对于自身力量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执行这项新政策的。    英国政府最近着手对中国局势和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进行重新估计，同时联系取消对华贸易和对苏俄贸易之间的差别的决定。在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同时，英国外交家离开了北京，他不久将为阿希波德·威尔逊所接替（按指威尔逊即将来华接替欧念儒任英驻华代办——编者），威尔逊在此以前负责外交部研究司的工作，这个司是处理政治和经济情报的。毛泽东关于在中国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必然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外，预料现在发表的这个修改后的报告将在所有卫星国中增加反抗，并且使苏联对它们的控制不那么容易。这个讲话的大部分摘要在２月到６月已经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广泛传播。如果毛泽东的方法在欧洲卫星国家坚固地生了根的话，伦敦的人士觉得苏联政府就会被迫进行镇压了，苏联的卫星国将被责备采取用以“解决中国特别问题的”方法。    但是，伦敦的人们毫不怀疑，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有思想上的分歧，但是共同的利益将维护中苏轴心：中国需要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苏联需要它能够从中国得到的任何思想上的支持，正像匈牙利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尽管共产党保守派对毛的讲话和随后发动的“整风”运动所鼓励起来的批评的反应造成了挫折，伦敦的人们认为，中国的新理论必然会增长毛泽东在共产党集团中和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中的威信。它还可能对亚洲的不肯定的见解发生某些影响，因为这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看来是属于比较开明和高尚的这一类型的。英国的某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指出，不管毛泽东的理论的产生是由于什么原因，不管它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旧文明。以前，至少从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共产主义从来没有拿出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东西。    然而，英国专家们认为，毛的讲话和“整风”运动是由于中国国内原因产生的而不是打算对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作出贡献。据认为，促成新的中国试验的主要因素就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和群众的不满情绪，但是，甚至更主要的是，匈牙利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总的病症在中国、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讲话以及跟着发生的事件暴露了这些弱点：一、承认匈牙利革命已经促使某些中国人批评中国缺乏自由并且要求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形式。二、由于建立集体农庄而在农业生产方面遭到的破坏。三、官僚主义方法效率低下，某些工人和政府官员的工资跟农民的低生活水平之间的距离。四、毛泽东承认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再行时了”）和政治工作已不发生兴趣。五、承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错误”和“偏差”，毛泽东说在运动中至少杀了八十万人（这一点在修正的稿本已删去，但是在波兰传出的稿本中曾经提到）。    这篇演说和“整风运动”产生了各界人士对这个政权几乎一切方面的批评，这表明中国内部的局势比外国观察家开头看起来的要严重。因此，这说明在看起来一致化的平静的表面底下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英国专家们认为，虽然是这样，但是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的运动——在“百家争鸣”的理论中所表示出来的——是真正的：但是他们指出，进行可以容许的批评的范围是受限制的，批评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虽然这次运动终于可能产生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将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形式，甚至比现在同俄国的共产主义的距离还要大，但是伦敦认为中国领袖们不打算放弃他们极权控制的任何基本因素。如果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功的话，如果事实上它的确有助于中国从革命过渡到工业化的话，中国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将成为比俄国过去任何时候要可怕得多的力量，并且不仅是在亚洲而已。

【路透社北平６月２８日电】（记者：漆德卫）北京大学学生现在贴出色彩鲜明的墙报和漫画来说明他们的不满和建议，如同在发生苏伊士问题时，许多学生用同样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有秩序的反对。    目前，当局似乎很愿意让学生们说出他们所要说的话。    看来中国领袖们似乎认为，与其冒发生比据说在过去数月中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罢工和骚乱的危险，不如让牢骚和不满表达出来。    学生们似乎根据它的表面价值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许多批评是非常直率的，并且这个大学的成员现在比以前愿意得多地同外国人交谈，甚至透露他们的不满。    所有的大字报都签有学号，有许多签的是全班的名称。就像中国皇帝和族长通常用加上自己的评语和图章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同意某张绘画或书法一样，学生们是通过加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学号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同意的。    主要的一批大字报是贴在中央的饭厅门口，这些饭厅的大小和建筑使人想到全世界的陆军军营。大群的大学生包围着布告栏，他们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他们的饭（大米和蔬菜），一边读着这些最新的批评意见。同时不断地涌现出新的大字报。在一张大字报贴出一天左右以后，它要末是被撕下来以便贴上一张新的，要末是一张新的贴在它上面。有些布告板现在贴的纸已经很厚了。    有些学生对于大字报已经感到不满足，于是用白粉水粉刷起来。有一条路被命名为“真理”，还有一条被命名为“自由”，在另一条的当中用显眼的、白色的字写道：“难道还有比个人自由更宝贵的东西吗？”但是在俯视饭厅的一个宿舍的墙上，写着最大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必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写在那里的，它写道：“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批评，特别是攻击共产党在大学的领导作用的批评是非常直率的。但是党的作用和它在整个大学结构中的委员会体系，受到校长马寅初的热烈维护，他本人也没有逃脱个人批评。    许多大字报透露了过去几年办大学的狭窄方针。因此，在知道自由世界中的其他大学情况的西方人看来，这似乎更像介乎初中和兵营之间的某种东西。    许多人把造成这里大学的异常低下的教育水平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中许多人很年轻，他们统治着教授，并且鼓励学生用最凶恶的方式对他们的教师进行群众性的批评。    有些最优秀的教师放下了教鞭，从去年１月起，才争取了那些较优秀的教师，鼓励他们回来。在这以前，那些在西方留学并且形成最优秀的非党人物的核心的人们，被列为可疑分子。共产党说，懂“帝国主义者的语言”英语或者教英语就是“资产阶级行为”。结果是，在学了四年英语（法语也一样）以后，学生的水平还很低，而只能做做最起码的口译或者笔译。    那些批评表明，学习范围是多么狭窄，大概是模仿苏联的制度太厉害了。例如，一张大字报问道，为什么要让学生看过多的普希金作品，而不给他们看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另外一张大字报说，物理实验室和教室中完全采用苏联的方法，而排斥所有其他的方法，使得学生在毕业时实际上知道得很少。    第三张大字报问，为什么把全体学生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晚上十点半就关灯。他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减少监督，要求减少填鸭式的灌输，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由自己主动进行活动。    也有人对生活条件不满，生活条件无论用什么标准说都是十分苦的。六个学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冬天酷寒，夏天闷热难忍。安放了床就没有什么空间再来安放别的东西，学生们的作业大部分必须在户外或者图书馆里去作。学生如果生了病，通常也是必须留在原处，有一个学生说，有一个患肺结核的学生在他的房间里住了四个星期以后才入医院。    讲师或者助教的房间也是一样大，三个人一间，而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俄国人、印度人、波兰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却往往另外住着更大的房间。这就在中国学生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    但是，外国学生谁也不愿意在中国人的那种居住条件下居住，同时，在共产党人经常抨击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作父母的人哪一个也不会容许自己的儿女居住在这种条件之下。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６月３０日电】共和国总统铁托说，南斯拉夫的制度和苏联的制度之间存在着某些并不特别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是由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同于苏联的情况。铁托说，我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只是道路、那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不同。关于这方面，铁托说，几年以前，南斯拉夫采取了关于在经济和行政方面实行分散管理的步骤，南斯拉夫制度的特点之一在于工厂已经交给工人管理。    铁托总统是最近在布里俄尼岛时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时说这番话的。在和那家公司的一个记者爱德华·穆罗谈话中，他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南斯拉夫的政策和各个国际问题的问题。南斯拉夫主张共处原则，它不是任何集团的成员    铁托在说明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时说，南斯拉夫不是任何集团的成员，它主张共处原则。他还说，在说明和分析我们的外交政策，确定我们的态度时，那么，这必须符合我们不愿使同任何方面的关系恶化的愿望。    记者问他，南斯拉夫的不参加集团政策是否和他的朋友吴努及尼赫鲁的政策相同，铁托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铁托指出，他认为并没有必要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关系不很好而要修订巴尔干公约；巴尔干局势比几年前好得多；目前不存在任何迫切的危险。铁托接着声称，巴尔干协定具有一种永久的影响。铁托说，虽然它的军事性质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的性质更为清楚地表示出来，而且正是在这些方面，它证明是很有用的。    铁托着重指出，自订立巴尔干公约以来，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就有可能彼此更为熟悉，不理会那些可能使它们分开的因素，寻求那些使它们更为密切地团结在一起的新因素。    他说，我认为，这对于帮助缓和整个世界局势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一个在国际局势方面常常很有害的温床因而被铲除了。    铁托在着重指出应当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对待德国统一问题后说，这将是一个较为长久的过程，由于目前有两个其内部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的德国，情况就更加如此。他认为，必须记住这一点，而在这方面实行任何强迫措施可能带来预见不到的后果。全人类应该坚决起来反对继续进行核试验    提到核试验爆炸在世界上可能造成的后果，铁托说，要是认为这种爆炸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头脑太简单了。已经证明，这种后果是存在的。他指出：“如果不是一个、两个、或者十个炸弹试验试验就算，而是扔的是成千的炸弹的话，将是何种情景？世界在这种局面下能期望些什么，后果是什么？我想，每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够预见到这对世界说来将是一个浩劫，因此，全人类应该坚决起来反对继续进行这种试验。”美国势力正在渗入中东    说共产主义在渗入就是无稽之谈    铁托在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说，那里的情况比两年前要严重得多，当时尚有某些因素显示出世界那一部分的局势将能逐渐趋向正常。铁托着重地指出，在侵略埃及的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在这件事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没有找到缓和局势的正确途径。他接着说，今日中东的局势比过去更令人担忧。    铁托着重地指出：至于巴格达条约，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首先，它是使阿拉伯国家不团结的一个步骤，而在进攻埃及事件发生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不团结已经加深了。我认为，采用这种填补真空的原则，对阿拉伯国家是一条不幸的途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些消极因素却是主要的。摊出来的问题是：有什么真空应该填补？以前，英国在那里有一定的势力。对英国和阿拉伯世界说来不幸的是，这种势力已经结束了，现在这种真空正在重新填补，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势力正在渗入，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势力。    铁托在表示这将产生并且已经产生不利的后果这种看法以后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一向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阿拉伯国家本身之间现在也存在着摩擦和冲突。    铁托说，“据说，现在存在着共产党人和苏联正在行使他们的影响的危险。如果以这种方法，即存在着思想上的影响的危险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是谎诞不稽的。因为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内，封建关系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在那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在目前阶段，共产主义难道能够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渗入到那里去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如果在埃及遭受侵略以后一种共同的愿望，得到实现并且实际上予以满足的话，那就是说，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够得到不附任何条件的帮助来摆脱落后状态的话，这就会有用得多。这将是一种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或共产主义危险更好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总有一天这会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办法不能产生任何好处，因为这将总是危险的温床，正像欧洲的某些地方是危险的温床那样。”    铁托接着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处的必要性，他着重指出，他所谓的共处并不是那种相互容忍和各自生活的消极的共处，而是积极的共处，那就是设法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可能产生的一切争论性的问题。    他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说，在这里牵涉到两个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容许这两个制度以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器在内——彼此进行驳斥和摧毁？或者，是不是应该采取代替的办法，也就是唯一的代替办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积极的合作来共处，并且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各种问题。”    在问到他是不是意味着合作和相互竞赛时，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强调指出目前运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的办法，那就是在国家方面进行的思想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是不好的。    铁托说，思想斗争将要继续下去，但是，必须采取不会使目前的关系恶化到引起战争冲突的其他形式。例如我决不同意西方在各个方面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和把每一种进步思想都当作共产主义的作法。我认为这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认为不可能为全世界的社会组织创造出单一的形式    在谈到每个国家的内部发展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时，铁托说，必须放弃干涉这个和那个国家的内政的思想。他接着说：“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人们应该寻求使我们更加接近的其他因素，而不是使我们分离和使我们的关系恶化的因素。”    对爱德华·穆罗先生所说的大意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谈到美国人民的孙子将会在社会主义下过生活时，铁托说，他不能“这样假定（？）认为你们的孙子将会在社会主义下过生活”，并且强调指出美国人民为他们自己找到一种内部组织或者改变这种组织来适合他们的需要，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铁托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人类社会要求有新的组织形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不是用辩证的方法来看社会的发展。”    铁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各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各个国家会有各种内部组织形式。铁托随后说，他认为不可能为全世界的社会组织创造出单一的形式。对毛主席讲话的看法    关于最近发表的毛泽东演说，铁托说，他很高兴，“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毛泽东所述的观点并不矛盾，相反地，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铁托表示，他认为毛泽东以那次演说减少了西方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恐惧。    铁托指出，各个国家按照它们的具体条件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不同发展被错误地称为民族共产主义。他认为，波兰的例子就说明了人民按照他们的具体条件发展的趋势。关于这一点，铁托说，当某一个国家发生内部变化，并且想要走民族发展道路的时候，如果西方认为这个过程竟致要恢复旧制度，那是错误的。    铁托说，“期望任何这种事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企图从外界强加这种影响，那更糟。让我们举西方宣传和其他问题为例……这只妨碍某一个国家的正确的民主发展，具体说就是波兰。”    （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在谈到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时    铁托认为卡达尔正日益得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爱德华·穆罗接着说，在西方有些人士认为，铁托总统在写信给纳吉总理时，是担心匈牙利事件会进展得太过火、担心会有太多的独立，因为这可能变成传染性的而传到南斯拉夫去。铁托说，根本不是这么会事。    他又说：“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展有着另外的看法。由于旧时代分子、霍尔蒂分子和其他的人正在那里不断增加，因此，我们担心这事可能扩大到其他国家会进行干涉的这种程度，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冲突。因为大家知道，苏联部队驻在那里，而且更加肯定的是，苏联不会准许旧政权在这个国家复辟的。”    铁托接着指出，南斯拉夫全国非常的团结，它的制度非常的巩固，因而并不害怕任何外来的影响。他还认为，匈牙利总理卡达尔正日益获得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    当问到铁托在他所作的军事和政治的决定中，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铁托回答说，在军事决定中最困难的决定是，在１９４３年德国第四次攻势当中、即南斯拉夫方面的国族解放部队受到包围的时候，关于援救几千名伤员问题的决定。关于最困难的政治决定——正如军事决定一样，是有几起的——方面，铁托提到关于在１９４８年坚决抵抗斯大林的决定，他强调说，在那个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步骤的后果作出可靠的估计和最坏的打算。    铁托在回答在１９４８年以后是否有过一些时候他认为俄国可能对南斯拉夫使用武力这一问题时说，那时的情势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我不知怎的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斯大林似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无疑，有某些因素警告我们要警戒着……。”    在这方面，铁托强调１９４８年以后的情势产生了某种使南斯拉夫人民团结一致的影响。他说：“我们在那时的政策受到我们全体人民的一致支持，这是使得我们能够忍受一切困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南斯拉夫要存在一种两党制度是不可能的    铁托在答复外国人对南斯拉夫最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时说，外国人不能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是多党制度而是如他们所说存在着一党制度，是奇怪的。    铁托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个国家并没有一党制度，而是使我国全体人民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以建设我国而联合一致的一种体制。这看起来是，如果这种概念继续不变的话将使我们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最重要因素。”    铁托说，南斯拉夫要存在一种两党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的是一种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总同盟，变成了一个把南斯拉夫全体人民在一个目标下团结起来的组织。    至于国家和共产党的消亡，铁托说，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期的过程。同时，他指出，南斯拉夫已经建立了一些内部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如研究各种内部和一般性质的问题的选民会议。    谈到南斯拉夫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时，铁托着重指出，在南斯拉夫，教会和国家是分开的，但是，信教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到教堂去做礼拜。他说，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坏。他特别强调国家和希腊正教及伊斯兰教之间保有良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和在某些地区，同天主教下级教士及大多数高级教士的关系也是正常的。铁托说，有些教会还得到国家的某种帮助。他说，在国家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上，如果天主教会不在外国的指使下趋向于某种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纠纷。    至于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铁托说，他是按照南斯拉夫的法律判刑的，因为他同占领者合作过，但是现在已经把他释放，条件是他不能再担任南斯拉夫天主教会的最高人物。关于这一点，铁托说，天主教会的最高人物不能够了解，南斯拉夫国家不能在教会的高级教士面前投降，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文内插题是本刊编者加的）路透社报道铁托讲话    【路透社纽约６月３０日电】南斯拉夫总统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瞧吧”节目上播送的他同穆罗的会见，从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目标的演说——他说他对这篇演说没有异议——起一直到他所谓中东的“令人忧虑的局势”。    这位南斯拉夫领袖同他的妻子一起接见了穆罗，通过一个译员回答问题，虽然他自己不时也讲一些英语。穆罗问他：“关于匈牙利事件，西方有许多人觉得你采取了一种有点含糊的态度……许多人认为或许你是怕匈牙利人得到太多的自由和独立，以致这种事情变得有沾染性而影响到南斯拉夫？”    这位元帅回答说：“……就匈牙利的局势而言，谈不上独立太多的可能性……    “我们对这些事态发展的见解是人所皆知的，而且后来我们的见解并无一点变更。确实，我们担心这些事态发展会变得过分——这并不是说匈牙利人获得充分独立，而是说它可能引起新的世界大战。”    铁托总统又说，“也许在西方，他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两种危险，但是，它是存在的。你说，我们实际上是受到了东方和西方双方的批评——例如说在美国——，因为我们说，第一次干涉是错误的，而第二次干涉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不可避是因为否则的话整个欧洲就会遭到非常非常不好的后果。”    穆罗问铁托，他是否认为卡达尔政府得到匈牙利公众的拥护。铁托回答说：“我认为它今天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拥护。”    穆罗问铁托是否同意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那种见解，就是说在共产党国家里，领导和人民之间可能发生分歧。    铁托回答说：“几天前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在这篇讲话中，他谈到许多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当然，这种东西是作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一方面有着六亿人口，另一方面仍旧不发达的国家的特点而产生的。我很高兴能够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见解同毛泽东所提出的见解并无矛盾，相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西方对于共产主义所存在的恐惧。”

【中央社纽约６月２９日电】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在理论上说，是应当多少有助于澄清气氛和打消认为对华政策会立刻改变的普遍猜测的。但是很可能它不会这样。    这种情况是这里的报纸的初步反应中反映出来的。那些反对改变政策的报纸表示同意杜勒斯的立场，而那些主张改变政策的报纸表示不同意。尽管杜勒斯那样说，但是仍然有人怀疑艾森豪威尔可能还有别的主意。    例如，“纽约每日新闻”一方面称杜勒斯的演说是“澄清气氛的、是非常健康的”，同时又说，“我们非常希望杜勒斯和首脑艾森豪威尔（他有时表示出在赤色中国问题上犹疑不决的样子）会坚持杜勒斯昨天所说的话。”    同样，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报纸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说，杜勒斯为美国对北平的政策进行的“有力的辩护”本来是“应当会阻挠那些要改变这个政策的人的，但是不幸地是，将不会这样”。    好像是支持“世界电讯报”似的，“纽约邮报”仍然坚持说，美国对华政策是“既不现实也不和我们的盟国步调一致”。“纽约邮报”指责杜勒斯是不灵活、作白日梦，喜欢妄想，并且讥笑他的“现阶段”的理论。“纽约邮报”说，坐等北平走入歧途“可能是一个长久的冒险等待”，这家报纸重申它的让联合国来托管台湾的“合理建议”。    不论如何，人们对杜勒斯讲话的地点和时间一定给与了很大考虑。在杜勒斯讲话的时候，英联邦总理正在伦敦开会，尼赫鲁又在那里忙于充当北平的经纪人。

【本刊讯】罗马尼亚“经济问题”杂志１９５７年第四期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弗·伊·列宁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摘要如下：    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经济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根本改变，罗马尼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力量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阶级，地主和大工业资产阶级、财政和商业资产阶级都被消灭了。工人阶级——国内的主导力量——和劳动农民阶级成为国内的基本阶级。由于剥削阶级没有被完全消灭（还存在着富农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私商、未收归国有的小企业企业主），以及他们颠复人民政权的活动还得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大力支持，阶级斗争就成为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客观规律。    遵循列宁学说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已注意到公开和隐蔽的阶级斗争在现阶段有可能更加尖锐起来，它过去和现在都反对那种认为敌人好象已经俯首顺从听天由命了的机会主义者的幻想。因此，党注意到必须继续提高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警惕。    今天在我们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镇压社会上的旧势力方面所得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列宁关于阶级斗争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客观规律的学说是正确的，并且告诉我们，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共产党为首的劳动人民才能够取得对敌人的有决定意义和巩固的胜利。    列宁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小商品生产者在以农产品供应社会主义城市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富农投机分子尚未消灭，所以在商品交换方面的阶级斗争显得特别紧张。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最“紧张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考虑到了并且强调指出了列宁这个学说在现代是适用的。决议注意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若干社会经济成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在，在义务供应制改变以后，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成分的利益在商品交换方面，围绕着居民供应问题和确定价格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叉起来并且在发生冲突。目前，在这方面进行着重要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贸易政策旨在保证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劳动农民的利益正确地结合在一起，限制富农和资本主义成分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存在，并且在各个阶段中反映出来。而思想意识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规模特别大，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大收缩以后的时期里。思想意识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战胜了资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国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是说，敌对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从此绝迹了。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使各种异己的、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给宣传资产阶级意识提供泉源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流派获得广泛的活动余地。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献指出，党认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而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目前条件下，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间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毒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同资产阶级在文化问题上的客观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等等进行坚决斗争的指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说明，在思想领域中提高革命警惕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敌人在思想斗争方面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思想常常是用民主、自由等等这类好听的语句伪装起来的，因为，那些自以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却在进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站在修正主义或者站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人，在客观上就是在帮助社会主义的敌人。应该注意到，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国内的阶级敌人，常常利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暂时困难，来进行恶毒的宣传，企图破坏人民大众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信念。因此，他们尽一切力量来夸大建设新制度这一复杂而困难事业当中的缺点和错误，诽谤和否定被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正直的人们引以为荣的一切成绩，他们鼓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此而使用了非常明显反动的和最危险的一种方式——进行反苏宣传，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兄弟团结一致，使它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实现得不到保证。因此，此，非常重要的是，给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以坚决和迅速的反击，并且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要想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任何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