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纽约６月３０日电】联合国今晚报道，在世界各国中，１９５６年的工业生产量比１９５５年的工业生产量增加得最快的是日本和共产党中国。    日本较前一年增加２１．３％，中国增加２５％。联合国世界经济报告表明，共产党中国是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完成投资指标的唯一国家。    这个篇幅浩瀚的文件是在每年大约这个时候发表的。它在许多地方都提到日本。    报告说，日本的个人消费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扩展力量”，但是今年日本的经济可能遇到动力、运输和钢铁等主要供应品的限制。    报告说：“但是在西德和日本，增长的绝对数字大概仍旧会比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为高。    但是，日本在国际收支方面的赢余可能“大大减少”。    报告表明，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那里每小时的收入比去年有很大的增加）使物价上升的压力并不很大，因为生产率也迅速提高了。”    至于商品，报告说，去年亚洲天然橡胶的消费量增加１％强。“在亚洲，日本和大陆中国的购买量增加得特别大。”    报告还说，大洋洲和南非英镑国家输出的增加是普遍的，在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最显著的扩展是对日本的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羊毛输出的增加，同样的，对集中计划经济国家的输出减少也是羊毛贸易的减少。    报告说，１９５６年工业国家对农产品输出国家的输出比上一年增加６％。    报告继续说：“日本在农产品输出国家集团中主要增加的是对其他远东国家的输出。但是这并没有制止最近这个市场上相对重要性的下降：１９５３年它占日本输出总额的４２％，１９５４年为３６％，１９５６年为２９％弱。”

【路透社华盛顿６月２８日电】政府官员今天说，国务卿杜勒斯的旧金山演说是力图抵销国内要求改变美国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日益增长的明显的沉重压力。杜勒斯今天有意识地选择了太平洋岸上的旧金山来发表一篇重要演说。    有人说杜勒斯是对可能准备步英国之后尘而放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运的日本及其他国家，给予一个隐晦的暗示。这里的官员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们说，由于国会和其它地方某些人士纷纷批评美国和它的盟国步调走得不一致，所以这篇演说主要是为国内而写而发表的。    【路透社华盛顿６月２８日电】国务卿杜勒斯今天在旧金山说，美国不会改变它的对华政策。    相反，杜勒斯先生似乎抱着这种希望：中国人民将改变目前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他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    这是杜勒斯三年来第一次详细阐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这番谈话说明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仍旧像七年前一样大。他所以挑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演说，无疑是由于英国最近关于放宽对华贸易禁运的决定。英国的决定使杜勒斯感到失望。在某些美国人看来，英国的行动使中国共产党政府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这个行动还引起了国会对杜勒斯及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的批评，并要求审查这种政策。国务卿还由于拒绝让美国记者到中国大陆去而不断受到攻击。    【路透社伦敦６月３０日电】销路很广的“世界新闻报”今天批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的态度。    这家受人欢迎的独立的报纸说：“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方面的麻烦。但是，如果美国只承认那些完整无缺的国家，或是只跟这些国家贸易，它就必须跟许多国家互不往来。例如，在二三十年中发动两次毁灭性的战争的德国怎么啦？在半个以上的世界里横冲直撞的日本又怎么啦？    “看来杜勒斯……认为，只要拒绝跟北京进行外交上的往来，贸易或文化交流，他就能够堵住潮流。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不知名的南美共和国也许能够起作用，但是如何把这种办法应用于六亿中国人民的领导人（不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远非杜勒斯先生能够解决的难题。”

【法新社北京６月２９日电】李先念今天在关于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中国预算中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来，苏联对人民中国的贷款确切数字为五十二亿九千四百万元（约计二十亿美元）。苏联贷款情况以前一向是个秘密，这是第一次透露。    李先念接着谈到中国军事费用，他指出：１９５６年军费占国家总预算的２０％，１９５７年将减至占１８．３５％。    中国副总理又宣布：去年预算赤字约为７％，１９５７年和去年不同，预算将达到平衡，也许还会有结余，如果不发生农业灾害的话。李又说：最近几个月来遭到的唯一困难是某些行政部门开支过大和银行借出的款项太多。不过，他承认在各种日常消费品方面，生活费用最近涨了一些，他说，这种上涨是完全受到控制的，不过是不可避免的。    李接着宣布今年不提高工资，工资将仍然冻结在１９５６年调整之后的水平上。    李先念最后说：最近几年我们能够说：我们现在处在较有利的地位来依靠自己的资金积累发展国家建设。    【路透社北京６月２９日电】（记者：漆德卫）外国观察家说，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１９５７年预算是为了抵销１９５６年决算中反映出来的赤字的一个适度节省的预算。这位部长的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增产节约，以使中国能够顺利完成在１２月结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开一个好的头。    中国的计划人员把今年看作两个计划之间的一个分水线。去年，在１９５５年的丰收以后，建设事业飞速发展。    李先生承认像财政计划和组织不良的缺点，特别是银行贷款方面，还有工资增加过多，计划人员偶而看得不够远，但是演说的整个调子是充满信心的、轻快的。尽管中国的经济目前有困难，李先生还是给人充满信心的表面印象。    这里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李先生的整个预算演说，再一次着重说明了中国完全依靠农业作为它的整个经济的基础这个事实，以及对自然灾害引起的两年影响的越来越清楚的担心。    这些外国观察家觉得预算中没有多少新东西，因为李先生所说的大部分已经在过去几个月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过了，但是他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贷款的事实，据信，这些贷款是新的。

【合众社华盛顿６月２９日电】美国官员今天说，政府之所以采取反对同共产党中国发生关系的坚决立场，是为了要对遇到困难的北平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并且促使中国大陆上的共产主义垮台。    外交界权威人士说，杜勒斯认为，使中国共产主义失败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保持对北平政权的各种压力——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压力。    据悉现在北平政权正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总理在最近的演说中向中国人民表明，将来的日子只会更坏而不会更好。    杜勒斯希望通过美国坚决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做法，来继续对北平政权施加强大的压力，以使共产党的问题多到受不了。在某些外交人士中间盛传，美国快要走到将要改变它的对华政策的地步，但是国务院人士说，杜勒斯希望用事实驳倒这些谣言，他显然是要尽量使共产党的日子不好过。    美国官员说，杜勒斯的立场还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亚洲自由国家撑腰，这些国家正在设法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在世界那个地区的扩张。    但是在国会中，至少有一位参议员不喜欢杜勒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解释。参议员麦格纳逊说，“他们的态度是如此僵硬，因而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就有必要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    麦格纳逊是参议院商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这个小组委员会将自７月９日起开始听取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意见。重点在政府禁止同共产党中国进行任何贸易这个问题上。麦格纳逊说，美国不能永远有效地禁止同共产党中国贸易。    【中央社旧金山６月２８日电】旧金山的政治观察家立即看出国务卿杜勒斯今天早上在这里作的演说中有特别的意义。他们指出下列各点：    （一）这是杜勒斯最近几年来所作的最激烈的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演说。    （二）杜勒斯选择在旧金山发表这个重要演说，显然是鉴于西海岸的企业家对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和共产党中国贸易。    （三）杜勒斯的演说是在发生了台北暴乱之后发表的。因此观察家指出，杜勒斯今天在演说中不仅仅谴责中国共产党人，并且还乘此机会重申美国“完全忠于”中华民国。

【本刊讯】香港反动报纸“上海日报”在６月２５日一版二条的地位，报道了右派分子章乃器抗拒批评的消息。这条消息的标题是：“章乃器颇有种，不接受反批评，指章伯钧为投降将军”。消息说：    章乃器在各方的“反批评”之下，丝毫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本月１５日北平伪工商联和“民建”的常委联席会议上，章乃器曾指章伯钧的认错为“投降将军”。１７日的同一会议上，章乃器不但不接受反批评意见，而且责问此一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中共“整风”运动的精神？他用了平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责此一联席会议是不是“和风细雨”？并且表示他怀疑各地工商界开会批判他的言论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章乃器形容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而别人对他的围剿则是“想入非非”。    平共宣布：目前已经收到许多“民建”和“工商联”地方组织来电，要求给章乃器以“组织上的处分”。

【合众社纽约６月２５日电】“纽约时报”今天评论说，龙云“可能要遭殃。但是他指出了苏联对满洲的工业设施究竟作了些什么，这是很有用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官员却老着脸皮站起来询问赤色中国是否会得到赔偿。当然苏联老早以前就宣布归还满洲许多工业物资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赔偿，但是巨大的工业设备本身却没有偿还，有些中国人是知道这一点的。别的人现在可能也有机会得悉这件事了。龙云将军可能已经引起某些中国人的惊讶，单单这件事就是一件好事。”    【中央社纽约６月２８日电】（记者：林征祁）“纽约时报”在透露龙云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之后，发表了两封有关龙云的行动的信。这两封信反对该报在６月２４日把龙云说成是“前军阀”，并且说龙云是“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的”。    这两封信是分别由（龙云的儿子）龙缯勋和当年在龙云手下当过民政厅厅长的李培天的儿子李保均写的。    现任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的龙缯勋说，他“必须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的说法。他还否认“我父亲在任云南省长期间曾企图阻挠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所统一指挥的抗日战争的工作。”    更值得注意的大概是耶鲁大学远东语言学院讲师李保均的那封信。除了为龙云辩护，说他是一个“忠于正义原则”的人外，李还为一些住在美国的自称既反共又反蒋的人说话。李在提到龙云对北平政权的批评时说，“很明显，（龙云）将军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所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共产党政权的福利。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忠于正义原则和勇于说出真理，才使当年的蒋委员长决定要这位将军‘下台’”。    李保均接着谈到他的信件的主题，说，“目前侨居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中国难民，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根本性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毫无疑问是反共的，但是他们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回到福摩萨，那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龙将军是因为他的反蒋情绪，才不得已到共产党那边去的。”    看来是为了使美国垂青“第三种势力的中国人”，李又说，“我认为，我们在自由世界的人们现在必须认清共产党：在共产党同情者一方和龙将军这种人一方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自由世界如果能够容纳所有反共分子，那它的力量、地位就会发展壮大；但是如果它把像龙云将军这种人都赶到共产党集团里去，那它就会削弱。”

【自由中国之声６月２０日２２点４５分广播】广播通讯：台湾大学教授王金武（音）给北平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许孟雄等的一封公开信。    北平人民大学李景汉教授、许孟雄教授以及其他各位教授先生们：    我是王金武，我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台湾大学教授，今天由我们本校全体教授的推举来与各位讲话，我心里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愤慨。我所兴奋的是，大陆虽然在中共的血腥统治已经有八年之久，我们的民族正气不但没有消沉，而在惊涛骇浪之中更能显得他“浩气长存”的精神。这个精神尤其从各位这一次对中共的整风检讨充分发扬出来，使得自由中国一千万居民和海外一千三百万侨胞更加坚定的相信了“反共必胜、抗俄必成、中共必败、汉奸必亡”。我所愤慨的是，各位在大陆沦陷以前是社会上所公认的学者名人，然而中共糟塌人才，居然把各位安置在挂着大学的招牌、中学的内容、小学的教师这么一个不偷不类的所谓“人民大学”里面当讲师。这不但污辱了各位人格，同时也破坏了教育的尊严。我站在自由中国教育界的立场对各位表示亲切的同情。    我们今天对各位发言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第一，中共兴办教育，是把它当为政治工具，绝不是以造就人才为目的，就象许孟雄先生所说的，“人民大学”不象学校，到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人民大学”对于教授教条主义是有功的，这个功继续下去就会变成祸。什么是教条主义呢？那就是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思想盲目的硬要灌输到青年学生的脑子里去，这个“舶来品”提倡阶级斗争的谬论是万万不适合于国情的。而唯物史观的经济理论推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要必然崩溃，这与我国目前事实完全不对头的。大家只要张开眼睛看一看，谁还能够否认美国的经济繁荣比苏俄强过百倍呢？最近俄共头子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电视记者发表谈话说，你们每个人现在虽然不喜欢社会主义，可是将来你们的孙子也会实行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这句话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目前在美国行不通，另一方面则是要把这个渺茫的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将来。而他并没有想到波兰和匈牙利是搞了十年的社会主义，人们难受的味道都尝够了，结果呢，人们就非反抗不可。去年６月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与去年１０月的匈牙利抗暴运动也就是从这个因素而发生的。可是中共对于社会主义的毛病忌病讳医，硬说他是有百是而无一非，这是大家知悉的，这种教条主义心理的存在，那还有什么教育好办呢？难怪张奚若以身居教育部长的地位都要慨叹地说，中共鄙视过去妄想将来，形成了无可救药的病症，那还用谈什么“百家争鸣”呢？    第二，就是中共抱着宗派主义的宗旨，非共干不信任，党、政、军各界的主管职务都要安排共产党党员来盘踞要津。连教育界也不能例外，就象王德周先生所说的，我是一个六十岁的老讲师，但是在解放前我就已经是教授了。好几个讲师，仅仅认为他们是党员、文化水平并不高，教学质量也不好，可是有的刚从人民大学毕业立刻就当上了系的副主任，的确中共用人的标准是以忠诚可靠为原则，只要忠诚可靠，人才不人才还在其次。曾记得过去国民政府时代驻缅甸大使的吴永全与驻比利时公使的吴锡汉、驻巴黎大使馆参事孟继武等，他们投靠中共以后还不是仅弄个政协委员、研究委员这一类的事情这不是很明显的混日子吗？那里还谈得到被毛泽东重用呢？中共宁可派一个无名小卒到海外各地充当他的外交代表，反正每件事情都要看苏俄大使馆的脸色办事，不需要中共自己作主。办教育也是一样，反正是有苏俄的教材拿出来翻印以后照书念，还需要什么学者、名流拿出真的本领来讲课呢？中共最缺德也最不讲人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故意用蛮横的态度来虐待教授，正象李景汉教授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改造时期受到的粗暴态度的情景不只是不尊重人权，而且是污辱。我们要知道，中共之所以用粗暴态度来对付教授这是有他用意的，因为中共深深知道自己是一群打家劫舍、梁山作贼出身，不学无术生怕别人看出来，所以对于知识分子先扣上一顶旧社会人物的帽子，折磨各位的意志，污辱各位的人格，使各位心灰意冷，然后才好下来。毛泽东的用心是够阴险的。总而言之，各位今天内心的悲哀，我们是非常同情，但是奉劝各位不必太信共产党的话了，以免受到中共的报复，遭到更悲惨的结果。再见！

【新华社仰光６月２９日电】英文报纸“民族报”今天报道，中国军队和缅甸警察两个星期以前在克钦邦边境村落雷基发生过冲突。    该报说，缅甸警察前去检查一座据说是中缅两国村民的米厂，这时他们受到了中国军队的盘问，中国军队并且用自动武器向他们开火。缅甸警察还了火，双方互射了一阵。    “民族报”相信“中国军队开火是因为缅甸边境警卫队对非法越境进入缅甸方面的人进行的检查和逮捕使他们感到很恼怒。”    【路透社仰光２９日电】今天这里有消息说，缅甸警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两星期前在缅甸北部克钦邦边界上的雷基村相互开火。    没有报道死伤情况。这个村子位跨边界，国境线把村子分为两半，一半属于缅甸，一半属于中国。    消息说，缅甸警察搜查一家碾米厂，寻找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受到另一边中国军队的挑衅。中国人开火，缅甸警察还击。互射了一会以后，缅甸人撤回到他们的前哨地点。    雷基位于中缅争执未决的地区以南几英里。

【本刊讯】东京６月２８日消息：日本的四个重要产业界将派遣三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同中国的有关公司和机关就长期输入中国的原料问题进行洽商。以“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钢管”等七个主要钢铁会社和东京瓦斯、大阪瓦斯等会社组成的日本输入中国煤和铁矿代表团，将在下月６日左右访问中国。以日本苏达工业会、和旭玻璃、保土谷化学工业、日本苏达会社等组成的日本输入中国盐代表团，将于７月中旬访问中国。另有一个日本输入发电用中国煤代表团，也将在８月上旬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是以东京电力、中部电力和关西电力会社的代表联合组成的。像这样的日本产业的主要制造者直接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还是第一次。今天的“朝日新闻”说，日本经济界很重视这些代表团，他们认为日中贸易将要开始走向新的阶段。直接担任这些代表团往来的任务的日中输出入协会业务部长皆川郁夫说，这种现象证明日本的主要制造者已经下决心进出中国市场，并想进行与中国第二次五年计划有关系的长期贸易。皆川说，在过去态度犹疑不决的他们，竟采取这种行动，这是很大的决心，并且对其他产业界也将有很大的影响。

【本刊讯】“纽约时报”６月２３日以“北平电头，西方记者估计亲自采访的机会”为题，刊载休斯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加在这篇报道前面的编者按语说：派美国记者到共产党中国去进行采访究竟会有多么大的价值，这问题一直是在普遍地争辩中。记者们在那里能得到什么消息呢？理查德·休斯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最近访问过中国大陆，现在是伦敦“泰晤士报”驻香港记者。他在这篇报道中报道了他所发现的西方记者在亚洲共产主义首都进行采访的工作条件。    休斯的报道说：驻在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西方记者发现，在表面上，那里的情况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官方所表现的沉默而生硬的敌视态度显然不同，乍一看来这种情况的确是令人感到宽心和鼓舞的。可是在中国人这种无可非议的礼貌的背后，却隐藏着逃避不开的障碍和阻梗。    一般说来，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旅行，他可以随意拍摄照片，他可以在大城市漫游，访问集体农庄、政治监狱、学院和私人住宅，他可以参观满洲和辽远的西北的工厂和工业工程。但是，他会发现，他如果要求军方允许他访问蒋介石的据点台湾对岸的厦门，那末他这种请求就会完全不被理会，而且，在理论上对他开放的西藏，实际上也由于缺乏民航航线而被封锁的。他还会发现，他所进行的访问总是在外交部的监督下进行的，一般是在担任向导的译员的监视下进行的。这样，他所获得的印象就势必要受到影响。    除了毛泽东主席以外，他可以亲自同所有政府的部长、司长和党的领导人进行谈话。但是他休想这些人会丝毫不加考虑地透露给你根据目前北平的政策本来是应该坦白承认的那些在计划和执行方面的失败和“矛盾”。例如，如果西方报纸登有关于中国的重要消息，那末一个记者实际上是不可能采访到任何评论，哪怕仅仅是证实或否认的。他必须寻求官方受命发表的谈话，以便得知党方面的意见来核对他个人的印象和判断。但是他将碰到本身颇为说明问题的种种拒绝、阻挠和规避。    在街头和饭馆里，他将遇到能操英语的中国人来进行友好的交谈，他们很喜欢同他谈话，而且甚至于激烈地批评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内政方面的不当之处——虽然他们从来不提最高级人物的名字：好像父亲一样的毛泽东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    最后，西方记者可以报道他所亲眼看见的事。在街头上，在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在偶尔发生的事件中，在商店橱窗里，在食品和服装的质量和价格方面，总是会发现新闻的。    他可以放心，他的电讯决不会受到故意积压或干涉，不管这篇电讯吹毛求疵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中国的通讯设备很差，比苏俄的原始得多，但是对外国报纸消息并不进行检查——这是在所有的铁幕国家中仅有的事。    外交部新闻司阅读、研究并保存在中国的每一个记者所写的每一条消息——在外国的任何记者为重要报纸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每一条重要消息也受到同样的处理。但是说句公平话，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北平在知道任何西方记者曾经写过批评共产党中国的消息以后，在他申请入境签证时不让他进入中国，或者如果他根据前次的访问写了批评性的报道就延迟他的归期。    访问北平的记者通常住在专为外国旅客保留的几个旅馆中的一个，这些旅馆是新侨饭店，和平宾馆或北方饭店。他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访问和参观的要求，旅行社以合理的费用使他得到一位翻译，然后他每天早上等候指示，参加他所要求参加的会议或赴他要赴的约会。    如果这是在上午十五分钟工间操的时候，他大概会遇到年纪已经比较大，但是并不死板的欧洲司司长在菊花丛后面同他的秘书们很起劲地打着排球。无论如何，他会被领导到高大的、墙上?G着镜子的凡尔赛宫似的接待室中的一个宽敞的客厅中去，受到茶、烟、水果、坚果和糖果的款待，一直到新闻司代表进来为止，他深深地鞠着躬，为迟迟没有出来招待道歉，并且欣然表示希望有可能给予合作，使访问的报人所提出来的毫不客气的要求得以满足——这种希望总是大方的，尽管访问者可以明显地感到它是空洞的。

【合众社纽约６月２０日电】世界最大的消息总汇之一６月２１日就是它的成立五十周年了。这就是合众社。是它把这条消息发给你们的。    合众社每天通过它的系统迅速发出将近四百万字的新闻，这些新闻是报道从白宫到克里姆林宫这带区域情况的一万多男女所搜集的。    他们的消息和图片将刊登在美国的一千五百六十家报纸上。这些消息将在电台上广播，在电视上传真和向海洋的船只广播。这些消息译成了四十五种语言，将散布到七十一个外国去。    世界在这五十年当中变得小多了。同时，世界变得非常复杂，它需要这些人采访它的新闻。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合众社五十周年之际致合众社的贺电中说过这些情况。他赞扬自由新闻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最强大的资财之一。他并且说：“合众社通过在世界各地发出和收到源源不断的真实消息，它在使整个世界认识真相这一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且由于这样作而加强了自由世界和它的人民的力量。”    事实是没有一家报纸能够收集到全世界的新闻。只有通过报联社所建立的复杂的记者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记者网也就是通讯网——合众社单在美国就有４００，０００英里的线路。    合众社在过去许多年中以通讯社中最人格化的通讯社而且通常竞争最为激烈而闻名。拥有四千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神经系统非常复杂，以致来自香港的电报使得从迈阿密到西雅图的人们都活动起来。    合众社在第二个五十年中订户、收入、工作人员和发展速度都将达到空前纪录。    合众社今天的社长是巴塞洛缪。像合众社所有的社长一样，他基本上是一个记者，具有从１９２５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地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采访经验，他又是一个驻太平洋地区记者和采访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消息的记者。    巴塞洛缪在周年纪念讲话中保证合众社试用新的机械装置和电子装置，这种装置有助于解决关于报纸出版事业的日益增多的问题和复杂性。    【合众社东京６月２１日电】合众社在亚洲经营业务已有四十八年。“合众社”名闻亚洲各地。合众社在亚洲进行采访工作的四十七年中获得了公正、客观、迅速、有趣和准确的声誉。日本的最大报纸之一这里的“每日新闻”今天说，合众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通讯社”。    合众社记者每天从亚洲向世界的其余地方发出一百多条电讯。合众社高速度的电传打字机每天从世界各地收到７０，０００多字的新闻。一个地区性的用莫尔斯发报机发新闻的新闻网直接在亚洲国家之间散发当地的新闻。    【合众社纽约６月２１日电】合众社社长巴塞洛缪今天说：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亚洲及其邻近地区将成为将来五十年内对合众社最大考验。    巴塞洛缪在致亚洲订户的一封信中说：“毫无疑问，对新闻的最大需求将来自亚洲。我们正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和计划工作的基础上，准备大力扩大设备和人力。”

【美联社纽约６月２５日电】美前总统罗斯福夫人２５日在她的专栏“我的日子”中说，她已经申请去共产党中国的签证，以便同“那里政府中的一些人会见”。    美国政府迄今还没有允许任何美国记者去共产党中国访问。    罗斯福夫人说，“纽约邮报”曾经问她是不是愿意去访问。她说，她仍然希望国务院“觉得有可能，允许一切希望去世界那一地区采访消息的记者去那里采访消息，如果中国人允许他们入境的话”。    她说，她认为在中国可能比在苏联容易学到一点东西。她写道：“但是，我也渴望到苏联去。由于我现在不能到共产党中国去，我希望我能够在不久将来访问苏联。”    【本刊讯】“纽约邮报”６月２５日发表题为“笼罩着中国的幕”的社论说：罗斯福夫人今天在她的专栏中谈到她要求国务院批准一个记者代表团去赤色中国的努力归于失败的经过。他打算本着美国新闻界最优秀的传统利用这次旅行；她希望取得和发表尽可能的有关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国内生活的消息。这个国家可能掌握着人类前途的关键。    在她提出要求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国务院正打算修改它不准报纸自由报道中国大陆情况的禁令。    但是，禁令又重新肯定了。    拒绝罗斯福夫人的申请的行动令人痛苦地说明了国务院所实行的禁令的无用的、不攻自破的性质。    美国又一次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似乎说，让人民知道得越少，我们的外交家就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去制定政策，这是老的集权主义理论；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说来，这是完全不相容的。    现在从赤色中国发出许多令人感到兴趣的电讯。共产党政权内部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激动情绪；毛泽东控制下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批评者的来信。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发展，也不是说北京的专制制度正处于民主复活的前夕。我们是说，自由的人们对这些事件一定有很大的好奇心——一个民主国家居然不让自己直接从现场报道是非常荒谬的。    院外援华集团在新闻界的代言人们一再宣称毛泽东政权濒于垮台了。如果他们真相信这种说法，那么他们为什么设法保持阻止美国报纸采访这种消息的障碍呢？    【中央社纽约６月２０日电】国务院高级官员们今天强烈地暗示说，美国不考虑同北平进行任何贸易，也不会做出任何可能使人推测美国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的任何事情。    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贝丁在外国记者协会的午宴会上隐约地说出了上述意见。    在答复关于美国的护照禁令的问题时，贝丁说，国务院正在进行安排，以便让只有“受到严格限制的数目”的美国记者去中国大陆访问。贝丁强调指出有必要限制记者的数目。他说，否则，第一，国务院很难“禁止其他种类的美国人，包括工商业家和传教士”去那里访问；第二，这也会对“远东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可能给那个地区的国家这样的印象，认为美国正在改变它的对华政策。

【合众社维也纳６月２９日电】匈牙利共产党总理卡达尔今天使他的十八名追随者选进匈牙利共产党的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加强了他的地位。    布达佩斯电台说，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由三十七名扩大为五十六名。还选出了十名候补委员。    这里匈牙利问题专家们指出，所有十九名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除一人外都是卡达尔总理的追随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斯大林分子”是前教育部长雷瓦伊·约瑟夫。    著名的新任中央委员有现任匈牙利驻北平大使诺格迪·山多尔将军和政府新闻局局长西尔马伊·伊斯特万。    这里观察家们还指出，卡达尔显然计划想从匈牙利工会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被选入政治局的唯一新人物就是工会书记福克·耶诺。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由十名增到十一名。此外，工会主席绍莫吉·米克海什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有权势的职位。    据布达佩斯电台说卡达尔在今天的发言中号召代表大会代表“勇敢和警惕起来，以便组成一道防范敌人的牢固阵线。    他抱怨说，在任何部门的工作都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卡达尔承认，代表大会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可是他说，这是“很有用的”。    卡达尔对于红色中国主席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关于非党分子的批评的演说表示欢迎，并且强调思想意识问题的公开讨论的重要性。    会议的决议建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重新列为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必修课程。    观察家们说，在去年的骚乱中匈牙利学生们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修课程。    各大学目前的情况还不很明确，这门功课仍然在讲授，然而不是必修课，也不举行考试。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６月６日以“随时随地都需要思想的纯洁性和不调和性！”为题，报道了莫斯科作家最近举行的党的会议，摘要如下：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莫斯科作家机构的工作予以很大注意；对“新世界”杂志和“莫斯科文学”选集中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所表现的虚无主义倾向和创作思想的恶劣情绪进行了尖锐的原则性的批评。    因此，不久前召开的莫斯科作家党组织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联合会议自然而然地继续谈到了这些错误并谈到了如何彻底认识错误，将来不再重犯错误的问题。共产党员作家们怀着很大的关怀和不安的心情谈及了“莫斯科文学”编委会所抱的态度。党员们的发言表明了他们对文学发展和苏联作家——党在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的忠诚助手——的任务是持一致见解的。    符·塞京作了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    他说：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几乎所有发言的莫斯科以外的作家都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莫斯科作家也在大会的讲台上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    报告人接着说，大家知道，去年很多作家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发表了一些论点不正确的文章以及歪曲我们现实的作品。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如康·西蒙诺夫，奥·别尔格霍耳茨，维·古巴列夫都以党员的责任感接受了别人的批评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有些文学工作者却对这个问题采取轻率的态度。共产党员大胆而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党员的义务。不能不指出，非党作家谢·莫尔萨诺夫也严肃地考虑别人对他的长诗“一周七日”的批评，并说要彻底改作他的作品。    遗憾的是，符·杜金采夫和维·卡维林对待自己却是另一种态度。杜金采夫在莫斯科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次恶意的演说，拒绝了一切批评。就在这次会议上卡维林对待批评也表现了执迷不悟的态度。我们的机构和共产党员作家应该尽一切力量对这些同志解释他们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在我们党组织内进行思想整顿。近来，我们见到个别共产党员作家与另一些作家之间因为文学政治上的分歧意见而有宗派对立情绪。“莫斯科文学”编委会委员埃·卡扎克维奇，姆·阿里格尔，符·鲁德内，符·坚德里亚科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走上了与党和作家机构里的同志隔绝的道路。“莫斯科文学”的同志在莫斯科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积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不愿意听取正确的批评，其后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以沉默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是什么立场呢？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无边的民主”的立场，而归根结底是在思想上脱离了党领导文学和艺术的列宁主义原则。    接着发言的是埃·卡扎克维奇。他极其片面的讲述了“莫斯科文学”编委会的工作，坚决地维护了“莫斯科文学”第二集内刊载的作品。他的讲话很不直率也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一方面似乎驳斥“诽谤和吹毛求疵的激情”，另方面又说“我看不出对‘莫斯科文学’及其编委会委员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有任何根据。”因此不能承认他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埃·卡扎克维奇的发言没有表示出虚心承认错误的愿望，因此他没有满足大会的要求。    苏尔科夫发言对卡扎克维奇说：您在这儿以天真的惊异心情表示了态度。这不会为您的勇敢增光。思想上的斗争必须坦率。须知我们谈的不是怎样写和怎样措词的问题，我们谈的是思想问题，“莫斯科文学”编委会积聚起一种在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间还隐约存在的不很健康的倾向。现在就让我们认真地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为什么我们国外的敌人这样甘心情愿、这样过分“同情”地来保护您，为什么他们如此广泛推销和大吹大擂您所为之辩护的作品，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您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敌人从某些编辑部的某些没经深思熟虑的立场中作出多么荒谬的结论。思想斗争正在进行，今天我们所批评的错误，恐怕不是风格方面的问题，这是严重的、重大的错误。    “莫斯科文学”的同志们不能抱怨我们对他们关怀不够，也不能抱怨对他们的错误说明不够。但是，他们继续坚持，继续重复说“莫斯科文学”收入了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要知道，问题在于一些屡遭批评的作品反映出文集的指导路线，而不在于在其中收入的作家人数。现在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是存在宗派主义，同志们是有过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明确地、不符合党的文艺政策的文艺政治立场。    必须时刻记住共产党员作家的责任，他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还要为非党同志负责，要在思想问题上帮助他们明确是非。某些人不能再装作无所谓了。对“新世界”编辑部的同志们说来也是这样，他们应该肯定而明确地表示态度，因为西蒙诺夫的例子对他们暂时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莫斯科作家组织——基本上健全的组织的纯洁名誉。使它真正地成为苏联文学的先头部队。同时，应该记住作家力量的团结是政治思想上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争论才会发展和扩大，才有助于我国文学运动的前进。

【本刊讯】“苏维埃文化报”６月４日刊载一篇以“苏联文化部坚决改进电影业工作”为题的报道，摘要如下：    近来苏联电影业大大发展了，但是遗憾的是，影片在质量上的提高大大落后于数量的增长。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其他地方的电影制片厂近来摄制的许多影片，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很差。    苏联文化部部务委员会最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影专家、作家和电影制片领导人参加下举行了会议，会上讨论了迫切的创作问题和组织—生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改进摄制好影片的实际工作。中央影片生产管理局把１９５８年艺术片生产提纲计划草案提交会议讨论。    关于电影的题材计划草案在会上遭到尖锐和有理由的抨击。许多人指出，计划提出的我们现代最重要的迫切题材非常不够，这个计划脱离了国家生活，脱离了人民，它对现代许多为人关心的问题没有作出答复。在这个计划中，题材和创作申请显然是不够，而重要的和重大的题材特别不够。这个计划的重大缺点是：俄罗斯联邦电影作家的创作在计划中反映得很不够。在计划中没有我们许多著名的电影剧作家的著作，这是不妥的。    许多发言人在讨论会上特别指出，计划中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那一部分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这些题材大多数是狭隘的、偶然的，并且距离广大观众的真正需要还很远。    波利亚科夫说：“喜剧片很少，而讽刺片根本没有”。这点根本不对，要知道喜剧片是人民所喜爱的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中能够提出并且解决许多实际的重大问题。而我们的影片制造厂往往把喜剧片看作是次要的东西。显然，一些著名的导演和在这种体裁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剧作家现在已经脱离了这种体裁，这不是偶然的，而在提拔年青的喜剧作家方面，又作得不够。    米哈尔科夫指出，在计划中，儿童少年片非常少；甚至当时专门从事儿童主题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现在也离开这个工作。    在会上大家都指出把作家作品大量搬上银幕的计划所存在的严重缺点，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吸收我们的著名作家参加电影工作。    佩里耶夫强调指出，“总而言之，现在应当是热烈辩论一下的时候了：如关于作家在电影方面的地位；有个别作家和作家协会书记处对电影这门群众的艺术、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的不正确看法，对在电影文学方面所开辟的创作可能性估计不足。由此看来，在不久以前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没有提到电影事业，这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文艺杂志轻视电影艺术、没有刊载评论影片的文章，甚至对著名文艺作品搬上银幕也不作评论，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在银幕上几乎没有出现以真正重要的迫切现实为主题的优秀作品，许多影片在艺术方面是懦弱的、暗淡的和平庸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作为以共产主义教育劳动人民的有力工具的电影没有充分执行他的思想教育职能。    米哈伊洛夫接着指出，必须竭力扩大同其他国家，首先是同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共同拍摄影片。这类拍摄的计划应当扩大，应当慎重拟定题材，使我们的电影制片厂在这方面的直接工作活跃起来。    会议没有通过这个计划方案，并且委托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以便拟制１９５８年生产影片的新的题材计划草案。